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2008）
1970年格拉纳达罢工
雷米吉奥·梅萨·恩西纳斯
公司的帝国
从苦难的土地里
话语升起
在沉痛的打击下
我们直白地提出证词 |
我们要讲述的是1970年发生在格拉达纳这座城市的斗争，它是在新一轮建筑业的协议谈判中，由格拉纳达劳动人民的新仇旧恨所引发的斗争。在这段阶级斗争的史诗所发生的城市里，过去三十年来，还没有出现过类似规模的运动。造成这场大罢工的原因有很多，最早还可以追溯到1936年的内战失败。由于武装起义的失败，格拉纳达自内战开始以来就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在三十年代上半叶的以城市和外省为主战场的社会冲突中，由于雇主得到了军队、国民警卫队和长枪党的有力支持，所以冲突具有异常严酷的性质。镇压的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在过去曾付出巨大牺牲的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在战后的几十年间，格拉纳达的工人阶级几乎不曾反抗过，或者说没有能力这么做。他们被打倒了、忍受着战胜者的恐怖统治。他们为家人与同胞哀悼，为了死去的人而饱受折磨。他们度过了悲惨的、受残酷剥削与羞辱的漫漫长夜。此外，在1947年间，尽管生活成本成倍增加，格拉纳达的公司仍然支付与战前相同的工资。
无论如何，盲目的反抗体现在了成千上万人移民出逃的本能上，他们的出走是为了远离如此深沉的苦难。毫无疑问，这也造成了农业的长期停滞。因此，在1950至1970年间，格拉纳达失去了将近30万人口，相当于总人口的一半。每年大约有15000名格拉纳达人拖家带口离开，他们大部分去了加泰罗尼亚，但也会去国内其他地区或欧洲更富庶的国家。同样，从农村到格拉纳达城市里定居的人也有很多。那些留下来的人必须在这个西欧外围的欠发达地区，忍受落后的严酷工作条件。因此，六十年代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解决该地区深刻的根本问题，而是让它变得更为野蛮落后。由于所有的弗朗哥国家发展计划都将它忽视了，格拉纳达在1970年不过是一个尚未工业化的农业城市[1]。它由官僚和办事员组成，其人口主要从事商业与运输业，他们都在各种小作坊中干活，在过去十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建筑业中工作。除此之外，格拉纳达和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一样，是消费其他地区所生产产品的市场。
在这座城市里，建筑工人占劳动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大部分是刚从农村来的。他们这一代人在生活条件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从乡村中被连根拔起，他们的生活更依赖工资，也更多样化。但是在这里，泥瓦工人的薪水是没有保障的，更不要说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消费水平相比了。在充足的劳动力和对雇主有利的立法下，建筑业的雇主最大限度地压榨当地工人阶级，只给他们勉强糊口的工资。事实上，格拉纳达建筑业的恶劣劳动条件有：工人每周只能拿1200比塞塔，包括工资、奖金和家庭补贴；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六天，还有导致高失业率的计件工资制[2]和加班的普及；合同的期限通常为4到6个月，但此前有15天的试用期。因此，除了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之外，工人也会频繁跳槽。一旦工人被解雇或者跳了槽，他就失去了固定工作，一直会保持临时工的状态。许多公司不跟工人签订合同，雇主还经常在社会保障中耍诈。工资单上填的从来不是真实的工资，一些公司甚至强迫工人签署收据，让他们说明自己欠公司的钱。公司的这些行为在地方法院面前是不会被追责的[3]。由于工作压力，工伤事故频发。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工作场所的秩序，工头经常会进行虐待和欺凌：
“我们从八点就开始干活。我当时是坑道里的矿工，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记得在1969年冬天，我们在斗牛场附近干活。当时下起了雪。老板站在露天的楼顶，我们在下面干着活，他身上裹着大衣，戴着皮手套、围巾和帽子，还撑着雨伞。他就盯着我们，看看谁敢跑到底楼去躲雨雪，或者向公司索要雨衣，这两样都写在了合同里。没有人敢这么做。”
[4]
此外，他们解雇或者不给抗议的人续签合同，还用弗朗哥国家的恐怖统治进行威吓。
准备斗争
这是我们的声音与斗争
是我们的血
如同辛苦的汗水
挥洒在无止境的工作中 |
在这些条件下，让工人们组织起来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座城市的商业规模是小庄园式的，几乎没有超过五名员工的企业。六十年代末，在格拉纳达积极活跃的组织只有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工人委员会，还有天主教行动兄弟会[5]。它们的斗争风格截然不同。自六十年代以来，共产党在首都和附近城镇的某些地区站稳了脚跟[6]。1965年，工委会出现在了格拉纳达，但是与国内其他地方不同，它并非是由于广泛的集会产生的，而是出于西共的政治决定，按照党的口号[7]所建立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为了利用独裁统治开始全面自由化的背景，同时为了进行改良主义的实践，共产党设法打入垂直工会。在1966年的工会选举中，他们包揽了工会组织中泥瓦工人们的代表席位。
兄弟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在比尔亨西卡（La Virgencica）的贫民区活跃开展了工作。这个街区是由一些相邻的、规模很小的临时建筑组成的。它位于城市的北部，起初是为了收容像是原先住在阿尔巴辛和萨克罗蒙特地下室——他们受到1962至1963年秋冬洪水影响——这些老街区里的人们。比尔亨西卡这里基本上住的都是工人，大多数男子从事建筑业，女子都做家政服务。这里的一些居民是共产党或者教会的积极分子，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是保持着高度自尊、没有加入任何组织的人们。尽管居住条件是临时性的，但环境恶劣的临时住处却变成了长期的居住地：由于房屋的水泥板结构只有十厘米厚，所以夏季非常热，冬季却非常冷。 此外，这里也严重缺少基础设施和服务，比如柏油路、照明、交通、学校与垃圾收集等。
这些情况导致了在1967年，在来自毕尔巴鄂的一些兄弟会积极分子的提议下，街区中开展了争取邻里协会（Asociación de Vecinos）合法化的运动，该地区的运动在全国是最先发起的[8]。协会的所在地是教区，每周那里都会举行集会，以便计划一些改善街区条件的大动作，妇女们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西共的人不同，兄弟会的积极分子对推动自我组织更感兴趣。通过协会，他们致力于提高人们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让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仅是在街区内，也要在他们工作的场所进行斗争；鼓舞他们，并向他们提供能够发展组织形式的工具，而且始终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即人们应当自己解放自己。
“在协会中，我们谈到了有关现存的不公正，现有的体制为什么存在，诸如此类的想法。而工人世界之所以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工人们没法团结和组织起来，还没能准备好与这种局面作斗争，让事情有所改变。”
[9]
在六十年代后几年里，这两个组织的男性积极分子都与组织外的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都是从城市的各个街区中，甚至附近城市来的建筑工人。在干活的地方，“点心时间”对于相互了解和引起政治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在牢骚和玩笑中，有时工人们会大声朗读报纸，并在聊天中回想起过去斗争中发生的一切，以及尚待完成的一切：
“这些工作场所是真正的学校，在这里我们年轻人学到了生活的意义，以及为了不一样的生活而斗争的理由。在点心时间、在早上十点还有午餐时间，所有的工人都围坐在篝火旁（如果是冬天的话），或者坐在水桶边上（如果是夏天）。在这样的小会上，我们能够畅所欲言，几乎完全自由地谈论。就和现在已经五十多岁的许多人一样，我们就这样树立起了反叛精神。”
[10]
这种气氛促成了集体意识的增长和对剥削的认识，并有助于积极分子们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推动省建筑业的集体谈判计划。由于弗朗哥当局把格拉纳达视为“安分”的地区，在那些年里，泥瓦工们就利用了该政权为了保持“开放”的门面所提供的许多合法手段，进行着有足够回旋余地的反抗。这基本上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工人中进行民意调查，以便让他们能够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以及在当地工会中开展便于交流的集会。
像这样，在开始协议谈判之前，社区里的社会部成员[11]就打印了问卷调查，其中涉及了有关工资、工作时长、加班、计件工资制、解雇、工资单以及编制等问题。这一套问卷打印了约400份，通过工会分发给了各个公司的工人，并将其作为讨论如何改善劳动条件的基础。一段时间后，许多接受调查的人为了准备集体谈判，开始在比尔亨西卡和其他城市的邻里协会举行集会。这些集会大约都有一两百人参加。准备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要求有：减少不同工种的工资差别、要求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八小时工作日支付240比塞塔、取消为了威慑工人和增加失业而实行的加班和计件工资制度，以此减少工作的不稳定和工人被解雇的数量。
在格拉纳达泥瓦工之间，为了谈判而进行的沟通工作，使得有组织的积极分子和参与进来的个人，都做好了将交流大会变成一场大型活动的准备[12]。这场大会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原则，即与雇主达成的协议要在大会通过后才有效。在另一方面，筹备1970年协议的积极分子们的目的不是要争取具体的某项协议，而是要推动能够使每年都进行新的谈判的势头，并以此作为提高格拉纳达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组织水平的基础。
在可以举行群众集会的情况下，群众正在形成争取协议的期望和压力。是的，工人举行集会，提出意见，看见自己有这么多人，彼此分享共同情感，并认识到他们可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消灭那么多的不公正，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想到的。这些都成为了直面冲突的最好武器。
格拉纳达的工人斗争
罢工如何产生
皮肤被刺痛，这一刻
悲伤男子的皮肤浮现
不在光明中，而从死亡里
在雨、阳光和睫毛之下 |
1970年6月17日，新协议的谈判开始了。面对资方的不妥协和他们与工人讨价还价的强硬态度，同月30日在工会大厅召开了首次工人交流大会。700名泥瓦工参加了这次会议。社会部（工会的社会委员会）要求在7月7日举行超过一千名工人参加的审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同时，召开一场新的大会。除了年龄比较大的人以外，没多少人记得格拉纳达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尽管有着善良的愿望，经验的缺乏还是导致大会在交流上出现了混乱。另一方面，危险已经浮出水面。秘密警察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事件的进展情况，守在了工会大楼前面恐吓工人。在这场交流大会结束时，人们决定在第二天举行第三次会议。这场大会没能开成，它被推迟到了16号，后来在20号举行了协议谈判审议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雇主们的态度相当顽固，很多人怀疑谈判很快就会破裂。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审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蔓延的紧张气氛，导致了谈判的破裂。意见分歧主要在于工资问题。工人们降低了最初每天300比塞塔的要求，现在只要求给泥瓦工们每天不折不扣的240比塞塔，但雇主们不愿意提供每天（包括各方面的福利在内）超过170比塞塔的工资。雇主们同样拒绝了工人们为了工作稳定提出的要求：将临时工转正的时间由六个月改为四个月。同样，工人们关于规定劳动时间、有偿加班、发生事故和职业病时能够得到赔偿，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尽管工人代表多次做出了让步，雇主们的强硬态度还是让谈判落空了。
在这种情况下，满足工人们要求的合法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按照当时的劳动法，如果双方之间未达成协议，仍有可能进一步谈判并对当前协议进行修改。如果这样也不行，那么还可以援引《强制性规定》。无论如何，工人代表的合法行动对谈判是毫无效力的，因为整个过程完全取决于弗朗哥当局。
在7月20日当天下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协议谈判破裂。面对上千名听众——他们挤满了工会大厅，还有很多人在街上等着——大会宣读了双方的要求，以及最终谈判破裂的会议记录。气氛中充满了沮丧和不满，在宣读决议时社会部主席一直受到台下的起哄。雇主留下的话是没有余地的，工人的绝望引起了强烈的愤怒。大厅中群情激奋。宣布谈判破裂后，有话想说的人都开始发言，人们纷纷提出要对雇主施加压力。所有人都认为谈判已经没用了，必须用其他手段来使雇主屈服。各个组织的积极分子都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他们建议工会发动两天带薪罢工，社会部主席反对了这一提议并再次遭到了台下的起哄。他们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在工人的要求得到有利回应之前，不要离开工会大楼，但激动的人们不会接受它。面对这些建议，大会还是果断地采取无限期罢工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许多积极分子没能看清楚局面，还花了很大力气来阻止群众的前进。他们从根本上怀疑格拉纳达工人阶级是否为罢工做好了准备，因为在此前所有的动员尝试中，人们都是无动于衷的。人们没有保留多少罢工基金，也没有做好应对长期斗争的准备。不愿罢工的大部分都是有着更多政治经验的人，他们选择了磨洋工，这样的做法对雇主同样非常不利，对工人们也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这些积极分子不能够、不希望或者不敢违抗集会的普遍意愿，因为人们在大会上热烈地为罢工欢呼。终于有时间进行思考，举手表决的时候到了。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决定：“罢工！明早八点把不在会场的人也都叫上，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上的活。”
大会在晚上十点半结束，开了三个小时。那时它已经成为了最高领导机关，与以前的所有集会相比，它举办得更迅速、有序和明确。自六月的鲜明教训以来，集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已经成熟起来了，它在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中，也让人们对会议上的决定产生了极大的集体认同。以下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谈判的破裂被认为是所有人的共同决定。毫无疑问，这是格拉纳达大多数建筑工人的协议，他们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用罢工推动它，而无惧承担这一决定带来的任何后果。大会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宣布罢工的消息在街区和附近城镇之间口口相传。那晚是一个不眠夜。
罢工开始
不止有如此孤寂的三人。我们
留在震惊的大地上
突然再次，发现
事物的隐藏原因 |
从第二天，7月21日星期一上午8点开始，工人们就集中在工会大楼前的林荫大道上，总共不下6000人：
“泥瓦工们在早上八点发起了集会，他们从格拉纳达的各处出发，一路上，昨天没有参加会议的人也加入了进来。想要人们加入，无需威胁，至少没有人见到谁有这么做过。很多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也都自发乘坐公交汽车来参加活动。”
[13]
罢工几乎遍及格拉纳达和周围的城镇，据估计有超过12000名工人参加了运动。考虑到此前从当局那里得到的便利，很多人相信这场运动是合法的。泥瓦工们和平地要求继续进行协议的谈判，并充分满足他们的要求。几乎所有人都打算在这里度过一天，所以，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篮子里放着食物的摩托车和自行车，而就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大群看守大楼的武装警察：
“所有在场的人都带有一种淳朴的气质。全部的人都加入了这场运动——这种事还是头一回，这样的场面也只有在书本里才能见到。我们大多数人都穿着休闲服，无不欣喜若狂地谈论起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功。我记得一些来自教区青年俱乐部（来自比尔亨西卡社区）的男孩，他们脸上带着喜悦和发自内心的激情。就像是经过圣火的洗礼”
[14]
那里积累了巨大的能量，人们也充满了激情，于是动员开始了。目光被首先转向了旁边的隆达大道（Camino de Ronda），这是为了让至今还未参与的地区，也就是当时建造大学新大楼的地方加入罢工。像这样，一支上千人的工人队伍和平地走上街头，停下了所有的工作并迎接了更多泥瓦工的加入。尽管游行队伍没有采取过激行为，他们没有阻碍交通，甚至要求一路上由国民警卫队护送，但警察还是勒令他们在三分钟之内解散。
为了避免冲突，并表明自己只是进行单纯的经济抗议，许多泥瓦工抬起双臂并开始喊“弗朗哥！弗朗哥！弗朗哥……”但这并没有阻止警察的干涉。面对打击，人群退回了堆满建筑材料的地方，并从那里进行了还击。石块向警察队伍倾泻而来，造成五人受伤。这场遭遇战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人们没有动摇，决定返回工会的大门口。在返回的路上，工人和警察双方都试图平息第一次暴力冲突后彼此之间的情绪。尽管如此，没有人能说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中间经历了短暂的和平。从早上9点到11点，泥瓦工们再次和平地聚集在了林荫大道上，一些人甚至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开始了交谈，并对刚才的冲突开起了玩笑，因为警察里面有他们认识的人，这些人和工人们住在相同的社区，也来自相同的镇子。在休战期间，人们要求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为了与敦促他们结束罢工的省劳工代表和工会当局进行对话，成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在大约11点，这一委员会的成员用警察那里借来的喇叭在人群面前喊话，要求人们立即解散，泥瓦工要在下午2点重新上工，同时声称委员会将设法为他们争取早上的工资，并保证协议的谈判会继续进行。这些提议被人们拒绝了。当时就有一个人抢来喇叭，号召人们继续罢工并在明早8点召开另一场集会，这个提议被人们接受了。那时，格拉纳达的泥瓦工们已经完全懂得了，雇主们不会接受他们的要求，只有通过罢工来展现出工人自己的力量才能争取到自己的要求。他们当然也很害怕，但他们知道自己参加的是格拉纳达工人阶级在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行动。他们的决定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证明：一个月后，在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下，他们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坚定地召开了集会。
虽然在早上的第一次冲突中，警察十分克制，但中午他们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警察先前的自制，是因为省长还在等待马拉加和哈恩（Jaén）的警察来增援。工人断然拒绝工会提出的条件后，维持秩序的警队后退，同时命令人群散开，如果三声警告后还不散去，就要开火。没有人听见第三次警告。当第二次警告响起时，进攻就开始了，工人们也被打散并分成了两队。
大多数工人撤退到拉卡莱塔（La Caleta）区，有一些人受了伤。当他们到达奥洛里兹博士（Doctor Oloriz）街的街角处时，碰到了一桩决定整件事情发展的偶发事件。碰巧有一辆装满建筑石材的卡车穿过街道，因为遇到人群而不得不停了下来。随即，几个年轻人爬上卡车，开始将建筑材料砸向路面，把它们摔成碎片。这些碎片和从街上撬下来的石块一起被工人当作了弹药，他们用这些石块发起了反攻，让警察先是撤退到工会，然后又到处逃窜。
烟雾弹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大多数都被泥瓦工们扔了回去。他们一路上掀翻并砸坏了看到的所有警车。在冲突中产生了激烈的暴力行为。在最混乱的时刻，有人喊道“保持冷静”，但没人听。警察追赶着分散在街上的人们，并且开了枪。即便警察已经开枪射击，一些泥瓦工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坚定地反抗着：
“在此之前，警察用警棍和烟雾弹袭击了我们，但很快他们就开枪了，一开始是往天上，后来就朝正在移动的人开火，我们有三名同伴被打死了。虽然听上去是在吹牛，一开始工人们并不害怕他们开枪，但看到同伴们沾满血倒在地上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所有人都开始逃命，在街上乱跑、向警察扔砖头或者被逮捕等等。”
[15]
并不是所有的射击都是对着人的，很多时候都是朝着天上开火。但这场极其混乱的战斗，还是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结果：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很多人是在腿部或者重要部位上中了枪。警察方面约有30人受伤，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除了因伤势严重必须住院的人以外，由于担心受到报复，大多数受伤的工人都在私人诊所接受治疗。一百多名工人被逮捕，有许多人是在秘密警察在工会门口等他们骑车回家时被抓的。
罢工仍在继续
我们没有流泪，是的。只因这份痛苦
装不进我们干涸的眼泪。
只有它被每个人分享
才会发生，并化为行动。[16] |
第二天，7月22日星期二，尽管格拉纳达充斥着沮丧和恐慌，罢工仍在继续。国民警卫队把守着通往城市的所有入口，在检查站阻止泥瓦工到附近的城镇去。根据省长的命令，前一天死亡的三人被紧急地秘密下葬，以免引起公众的争议。大部分的工人失去了方向。没有人能保证罢工会继续下去，有些人已经重新回去干活了。只是当马拉赛纳镇里有一名工人被谋杀时，人们才发起了总罢工。罢工是由格拉纳达大教堂里一些受兄弟会影响的工人发起的。他们在教堂给死者举行了葬礼，坚持已做出的集体决定，并举行集会，以决定如何继续斗争。工人神父和教堂教长一定程度上所起到的中间作用，对罢工的继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平息群众的情绪，并防止人们袭击对前天发生事件散布谣言的报纸，比如“理想”（ideal）日报总部和该市其他报社发起袭击，工人神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17]
教堂一整天都开放，人们也陆续前来。成千上万的男女克服了恐惧，参加了那里的长期集会。为了在之后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分成了讨论小组。在这些集会上，人们达成了一致，准备好了给媒体和当局的发言，最重要的是，准备好了给其他格拉纳达建筑工人的话。在大教堂中，洋溢着深入到每个人心中的、从斗争中产生的集体智慧与集体归属感，这一切让他们起而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所有参加集会的人都有义务向其他人介绍自己，并由他的同伴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确认身份。多亏了这样做，不止一名混入其中的警察只好悄悄溜走。他们所作的声明都署上了“教堂工人小组”的名字，以下是当时有意保存下来的一份副本：
- 我们在一起能保持团结一致、得知任何消息并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我们也欢迎妇女的加入。此外，整个格拉纳达正在了解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意愿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
- 如果罢工只在我们自己家里进行，那我们将被孤立，永远不会知道该怎么办。而在这里，我们相聚在一起，交谈、讨论，阐明我们的想法，做出我们的决定。
- 我们感受到自己肩上负有责任，整个西班牙的工人们都将目光投向我们，他们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以及将要做的事情。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于西班牙工人的历史将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晚上该关门的时候，一些人留在教堂里面，其他人都走了。矛盾的是，参加战斗的妇女也想留下来睡觉，但她们在集会上受到了重视，所以拒绝留下来。这是因为留下来的工人想做出表率，避免流言蜚语。然而，她们的谨慎没起到作用，媒体仍然撒谎说妇女和儿童在教堂里睡觉。
第二天，警察包围了这个地方，不让任何人进入，食物也不能送进去。警察是要让里面的人因缺少食物和补给而屈服。实际上，一些离开教堂去用募捐的钱买些啤酒的人，一走出教堂就被抓回警察局并且受到了拷打。即使省长施加了压力，教会仍然支持里面的人，不允许警察进去驱逐他们[18]。这场行动的自发性质以及它被众多人支持的事实，在一些工委会和西共领导人中引起了奇怪的反应，他们认为这是对其组织在工人运动中地位的严重威胁：
“集会发生的次数迅速减少，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工委会没有参与进来。我曾经目睹工委会一位出名的积极分子，他是怎样要求自己的儿子离开教堂的，因为里面的人都被神甫操控了……后来，同一位非常重要的工委会和西共的积极分子，在离包围教堂的警察不远的帕西加斯广场上分发小册子，然后导致了他被捕。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天里发生了好多这样的事。当时，他们还用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在小册子上署名。”
[19]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警察还保证不会对自愿从里面离开的人追究责任，在第二天，23日，很多人就从里面离开了。24日，最终大约离开了80人。
同时，在外界和当局的压力下，工委会的成员通过广播和报纸呼吁结束罢工。23日，警察允许他们进入大教堂去和里面的人谈话。经过对话之后，他们给当局写了一份文件，上面认为只要工人自愿返回工作岗位，就可以更方便地重新开始协议的谈判。但是罢工仍在继续。在（工会的）社会与经济两部的联合声明中，也要求重新开始商议。继续协议谈判的要求得到了劳工代表的支持，但是要以工人恢复工作为条件。然而，直到29号工人们才开始恢复工作。当建筑工人回去上班时，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并由一些工人写在传单上，在7月30日分发。简而言之，他们要求在一周内签署协议。如果在这之后仍未达成协议，他们就威胁采取新的行动。这就是说，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回去工作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但在另一方面，为了达成协议，工人们必须保持反抗的态度，比如只工作八小时、抵制加班和计件工资制，并且在开始工作前沉默肃立，为死去的同伴默哀一周。为了确保协议的后续进展，他们提出在那一周里让联络员代表他们，每天六点半到工会去。在没有联络员的地方，他们就会让两个同伴每天都到工会去。最后，工人之间彼此号召要在经济要求下团结一致：
“谁需要钱，就提出来。有钱的就把钱给缺钱的。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现在有些人失去了工资，还有一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我们不能忘记受伤的同伴和还关在里面的人。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但是没有人想过必须讨回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能，我们也必须相互支持。”
在那几周里，全国甚至整个欧洲，都为格拉纳达泥瓦工们的斗争进行了壮观的声援运动。人们募集了资金来帮助死者的家庭，还有伤者以及因为参加罢工受到报复而被解雇的人，以便将斗争继续下去。他们募集到了一笔可观的钱，埃塔还宣布从抢劫所得中，把那笔著名的“百万比塞塔”捐给死者的家属，但没人了解具体的情况。最后，8月3日清晨，在广场上签署了新的省建筑业集体协议。这条消息第二天出现在了报纸上。
赢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从字面上看，协议是很正常的。但协议里充满了陷阱。即使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在内，几乎没有任何能让雇主执行协定内容的保证。雇主们系统性地降低了所有的要求，尤其是与工资有关的那一部分。临时工仅能获得175比塞塔的工资。工人复工后就不能举行群众集会，再加上协议已经签署，还有解雇和失业日渐严重，工人没法继续等待下去，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工人的力量。让受兄弟会影响的人和自主积极分子们感到遗憾的是，这场斗争始终没有超出合法的范围。虽然围绕着新的建筑业协议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这次斗争还是不够大胆。他们主要的自我批评，不仅是对斗争的目标看得不够长远，缺乏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暴露出了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在21日那天，工人的激进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一点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或是提到过。尽管罢工从第一天起就受到了严厉的镇压，格拉纳达泥瓦工们战斗的意志仍然极其高昂，即使在几天后，当积极分子们都认为人们不能再坚持下去，并且提出复工时，工人的行动再次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工人们继续进行了很多天的罢工。最终，他们为了签署协议才回去工作了，尽管抱有极大的不满，但协议一经签署，他们就没有再提出继续罢工了。协议的签署，就相当于放弃进一步的动员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此外，协议还从后面拖住了积极分子们。他们认为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足够了，现实不允许他们实现更多的目标了。所以，现在的目标只有：签署协议并执行它，虽然1970年争取到的也只有这份协议了。很明显，对于这些积极分子而言，争取协议的签署从各方面来讲至多不过是一个前景，而决不应该成为斗争的首要目标。[20]
关于1970年罢工的另一个结论是，集会是决定性的地方，这些集会具有发展阶级意识与工人阶级动员的最广大的可能性。弗朗哥当局在允许群众举行集会后，便吸取了教训。这正是1970至1971年科尔多瓦建筑业新协议讨论期间，不允许进行大规模集会的原因。事实上，在格拉纳达地区，集会的缺失正是工人阶级失去力量的主要原因。当失去了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失去了交流、讨论和做出集体决定的地方，工人们的力量与团结程度就被削弱了。不能够召开集会，这就使得由少数工人参加的行动重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那时候，积极分子们重新变得重要起来，但他们的呼声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回应。即便经过了协调的尝试，兄弟会与工委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是恶化了。主要的分歧是在考虑采取更大的行动时产生的，例如8月21日、9月21日和10月21日的罢工。在这几天，举行罢工是为了纪念三名死去的同伴，巩固和扩大协议取得的让步（八小时工作日），并反对雇主的报复行为。
工委会的目的是利用泥瓦工人的斗争来实现西共政治鼓动的目标，以及服务于他们不愿与其他团体平等合作的恶意。于是，工委会与兄弟会的协调工作失败了。1970年10月21日的停工是恢复罢工的最后一次尝试，但它的广度与强度都无法与7月那两周相提并论。
由于格拉纳达的公司在组织结构上的分散，也由于不能举行集会或者在更大范围内把工人们协调起来，工人们开始尝试用公司委员会、街区集会和呼吁号召等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然而，建立公司委员会的尝试落了空。一旦失去了举行群众集会的可能性，公司委员会就无法提高组织水平，也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工人们建立这些委员会的尝试，还是能产生一些作用的。证据就是在大公司中，由于工人的集中程度较高，他们自己就能够争取到比已签署协议更好的一些条件。
为了对仍被关押着的人进行声援，有人号召罢工或者是采取其他手段施压，但这些尝试很少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格拉纳达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经过7月的罢工大大提高了，政治组织也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展起来。然而，1970年三位工人的死还是给人们造成了挥之不去的印象。也许正是这一点，再加上组织与经验的缺乏，就是当地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进行过声援泥瓦工人的总罢工的原因。
无论如何，这次罢工的经验对于随后几年是有用的，那时人们为了支持自己的需求，又重新用罢工来推动新的协议了。人们对于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泥瓦工中间，这一转变尤为明显。声援活动也变得更为频繁了：
“不仅如此，管事的人也懂得人们有团结起来的愿望和可能性。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如果是在以前，要是有人被管事的找上了麻烦，其他人只能默不作声往旁边看……我记得去办公室的路上放了一个筐，大家都默契地往里面放钱来支持受迫害的同伴。这里面的钱足够被赶走的同伴度过接下来的足足十五天时间了。”
[21]
由于工人所施加的压力，协议中的某些部分才从纸面上得到了执行。但对于格拉纳达的泥瓦工人们来说，他们应该能够有尊严地工作八个小时。由于加班和计件工资制增加了失业人数和移民现象，这项要求也理应被视为工人们共同的目标。像每天只工作八小时，还有消极怠工这样的日常做法保持了很长的时间，即使在罢工结束数周后也是如此，这是为了要求落实在协议中承诺过的条件改善。工人们所做的事情还包括了不在空白的表格上签名，以及到工会和劳工代表那里去检举。事实上，劳工代表们收到了大量有关资方出于报复而解雇工人的检举信。
在1970年7月，工人或许还不够精明，没能结合部分停工、降低产量乃至总罢工的方式施加压力，打破雇主的顽固态度。格拉纳达的泥瓦工人在没有任何组织进行指导的情况下，走上了充满荆棘的道路，并且承担了所有随之而来的后果。镇压的极端严厉，主要是由于警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人民爆发的怒火，而且在工业区和传统的运动中心以外的地方，一旦爆发民众集会与工人抗议的蔓延，弗朗哥政权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
在缺少工人组织的情况下，教会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此被报刊和当局作为“反弗朗哥集团”而备受指责。尽管他们也犯过错误，但他们在工人中的巨大声望和对工人群众的不断教育，这些对于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工人们的集会掌握了局面。而西共没能控制住群众的动员。没有他们的教育和分析，没有他们的布道，这场斗争就不会如此深刻地鼓动起每个阶层的人们。这些教会自主积极分子中的许多人都住在比尔亨西卡的街区里，现在他们又搬去了卡图哈（Cartuja）与阿尔曼哈亚尔（Almanjayar）的工业区。他们创建的组织也随之移动，不久之后，那里的工业区也建立了邻里协会。在那些年里，这些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例如在1975年，为了抗议教会反对罢工，他们占领了大主教的宫殿。这些地区同样也建立了建筑工人合作社。然而，那个地方本来是格拉纳达市最富战斗性的街区，最终却没能抵挡住不断与骇人的堕落。随后的毒品和犯罪，摧毁了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社区的构想。当时参加斗争最积极的人，最终都离开了。
格拉纳达工人斗争纪念碑浮雕
几十年后，格拉纳达建筑业的形势依然严峻。总体而言，它并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化：它仍是该省主要的经济支柱，人们对工作的不稳定和工伤事故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年，人们都会纪念在1970年7月21日那天被警察杀死的那三名工人。按照传统，那天格拉纳达不会开展建筑工作，大多数工会会借此机会开展活动，通常是在著名的拉卡莱塔（La Caleta）广场的纪念碑处，在他们被杀害的地方旁边举行集会。如果仔细观察纪念碑的浮雕，我们会看到这上边的工人举着标语，上面写着CCOO（工人委员会）、UGT（工人总同盟），甚至是CGT（总工会）[22]。这些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当时，格拉纳达既没有工人总同盟，也没有类似总工会的东西。1970年，他们也没有举起带有非法组织简称的标语，这主要是因为泥瓦工自己永远不会允许这样做。这些是与真正的历史不相关的错误。在纪念碑的另一侧，我们能读到大写的“民主”字样，但我们知道参加1970年罢工的成千上万格拉纳达泥瓦工并不是在政治口号下动员起来的，他们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才起来反抗的，并且他们成为了自己的斗争中唯一的主角。在此举中有三人丧失了生命。他们的名字是：来自马拉赛纳的22岁男孩，安东尼奥·韦尔塔斯·雷米希奥（Antonio Huertas Remigio），来自阿米亚（Armilla）的24岁的曼努埃尔·桑切斯·梅萨（Manuel Sánchez Mesa）；还有43岁的五个孩子的父亲，克里斯托瓦尔·伊巴涅兹·恩西纳斯（Cristóbal Ibáñez Encinas）。他们用血写下了格拉纳达历史的这一章。
2007年于格拉纳达
[1] 在格拉纳达省，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加上建筑业就是该省几乎全部的经济活动了。城市的工业组织仅限于中央牛奶（la Central Lechera，PULEVA）与阿尔罕布拉啤酒（las Cervezas Alhambra），此外在阿尔基费（Alquife）地区有一个采矿中心，埃尔法尔格（El Fargue）有圣芭芭拉（Santa Bárbara）国有公司，以及国家工业研究所在莫特里尔（Motril）设立的一家制浆公司。——原注
[2] 计件工资制是根据完成的工作来支付的。通常，雇主会给出要获得基本工资的最低绩效，以此来提高工作速度。——原注
[3] 安东尼奥·拉莫斯·埃斯贝霍（Antonio Ramos Espejo），《安达卢西亚农村的工作与镇压》，格拉纳达，阿尔希韦（Aljibe）出版社，1979版第19页——原注
[4] 何塞·加尼维特·萨尔科斯（José Ganivet Zarcos）的证词，见： A. Quitian, A. Aguado, J. Ganivet y M. Ganivet，《格拉纳达的工人神父》（Curas obreros en Granada）, 阿尔卡拉拉雷亚尔（Alcalá la Real），恩里奎·托拉尔与比拉·索雷尔文化协会（Asociación Cultural Enrique Toral y Pilar Soler），2006版第261页——原注
[5] 天主教行动兄弟会（La Hermandad Obrera de Acción Católica ，HOAC）是西班牙的一个天主教工会，1946年成立。这个工会的成立对西班牙工人运动的复苏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工人工会联盟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中译者注
[6] 其中尤其是马拉赛纳（Maracena），它被称为“俄国女孩”（Rusia la chica）——原注
[7] “工人委员会里也有天主教工人和无党派工人，但他们和共产党相比处于绝对少数。”拉斐尔·莫拉雷斯·鲁伊斯（Rafael Morales Ruiz），《1970年7月21至29日格拉纳达建筑业罢工的历史意义》，见Delgado, Santiago y Veléz，安东尼奥·何塞（coord.），《社会主义的未来》，格拉纳达，格拉纳达省理事会， 1996版第21页——原注
[8] 根据1964年的《结社法》，毕尔巴鄂的雷卡尔德（Rekalde）社区建立了雷卡尔德家庭协会，它是全国第一个协会。同样根据这项法令，在格拉纳达成立了比尔亨西卡邻里协会，它这是第二个合法组织。——原注
[9] 这段话出自安东尼奥·奎迪安（Antonio Quitian），他是比尔亨西卡当时的教区牧师、兄弟会的积极分子和建筑业工人。——原注
[10] 节选自佩德罗·奥尔特加（Pedro Ortega）的未出版的回忆录，他曾是建筑工人，参加过1970年的罢工，目前是总工会的成员。——原注
[11] 社会部成员由工人代表组成，而经济部成员由雇主代表组成。双方组成了审议委员会。——原注
[12] 那几个月的事件对安达卢西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鼓舞了共产党积极分子在塞维利亚发起的建筑业总罢工。罢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3月，第二阶段是在1970年6月底。这是内战后西班牙国家的首次建筑业总罢工。——原注
[13] 写于罢工后不久，匿名证人的未公开证词。——原注
[14] 同上，见何塞·加尼维特·萨尔科斯（José Ganivet Zarcos）的证词，第271页——原注
[15] 同上，见佩德罗·奥尔特加的故事 ——原注
[16] 路易斯·冈萨雷斯·帕伦西亚（Luis González Palencia）的《格拉纳达1970年7月》（Granada, julio 1970），安达卢西亚围垦地（Andalucía tierra cercada），“零号”（Zero）出版社,，1977版第91页。这首诗由匿名作者创造，共有五节，它附在了由兄弟会积极分子写的1970年罢工报告的开头。这份报告以及另一份在1971年由工人写的匿名报告，总结了罢工后一年发生的情况，并提供了口头证词和主要依据，这些内容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两者都对我们非常有用。——原注
[17] 《格拉纳达1970：三位死者》（Granada 1970: tres muertos），《伊比利亚之轮》，第26与27号，1970年8至11月，第99页——原注
[18] 当时的格拉纳达大主教埃米利奥·贝纳万特（Emilio Benavent）宣布自己支持工人的要求，并捍卫了工人神职人员的工作，虽然罢工的时候他正好在旅行中。——原注
[19] 同上，何塞·加尼维特·萨尔科斯（José Ganivet Zarcos）的证词，第270和274页——原注
[20] 所有这些思考，以及动员期间写作和被引用的文章，都被收集在自主斗争工人们于1971年编写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文件总结了罢工一年后发生的事。这份文件中的出处依据和口头证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发生了什么。它对我们起了很大的帮助。——原注
[21] 安东尼奥·奎迪安在证词中还提到大量工人对雇主提出了上诉。——原注
[22] 总工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CGT）是1979年由全劳联内部主张参加工会选举的一个派别脱离全劳联后建立的无政府主义工会，目前是西班牙第四大工会组织。——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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