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2008）
自主与反文化：过渡时期的工作、转变与日常生活
巴勃罗·塞萨尔·卡莫纳·帕斯夸尔
兄弟姐妹们，是时候来干大事了。我们这些人彼此作为兄弟姐妹，为了自由而在共同的斗争下团结起来。我们在自身的存在中认识了自己，因为我们享有共同的文化。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以相同的方式生活；我们听同样的音乐、感受着同样的事物。我们因相同的年龄、共同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走在了一起。我们也都希望着同样的事情：全世界的自由、自主、和平、正义与平等。
约翰·辛克莱《寄语伍德斯托克》
（Mensaje a la nación de Woodstock, 1970） |
当我们绘出六十年代欧洲新形式的冲突时，它总是向我们指出，为了解释这些明面上的分歧，关键的因素是观念上的改变。在改变了的环境与新的激进意识下，“地下”运动[1]的出现意味着对工人政治团体的全部经验，以及直至那时的集体行动的意义的重新诠释。由六八一代表现出的反叛现象，为更广阔和复杂的现象起了个头，标志着自前一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历史的新一座里程碑。这一新的分歧不仅让生产关系，也让生活方式陷入了危机。
在柏林墙两头，渗透战后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严密秩序，被一场大规模又无声的革命打破。这场从体制的底层爆发的革命，将家庭、学校、娱乐、政治与社会关系，从头到脚都拖入了危机。
在弗朗哥王国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这一新事实的文章。同时也很少有人去探究六十年代的西班牙年轻一代是怎样打破他们受到的文化孤立的。反文化[2]在弗朗哥时期意味着什么？西班牙的六八年代是什么？它特别在哪里，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我们的反文化”的这些问题仍未能得到解答。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从生活的视角与欲望的最深处，展现那些年转变与动荡的故事。日常生活所经历的深刻转变，让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去原来的样子了。
我们无法在这里解决有关这场地下革命的所有疑问，但至少能够理清它的主线。为此，我们将着眼于不同的时期与过程，以便对社会自主与反文化相融合的某些领域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将首次展示在塞维利亚与巴塞罗那——这些城市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进行的反文化实践具有稳定性——出现的反文化。在这两座城市中，我们能看到和嬉皮士相关的生活方式、“垮掉的一代”[3]的道德观念与新美学风格的构建，还能发现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新音乐风格与地下漫画的出现。
其次，我们能以七十年代为界，看到工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年轻工人——以及反文化理论拥有了新的背景。具体来说，我们将考察一些工人自主团体，这些团体将在后来的工厂斗争中逃避和拒绝工作。为此，我们将进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并加入他们为了摆脱工厂工作的枷锁而进行的“长征”。第三，我们将要来展现一些其政治、文化与首创能力的表现形式。
最后，我们将来分析被我们所称为社会反文化的、横向且去中心化的集体观念，及其在八十年代爆发的一些原因。
斯马施（Smash）乐队1971年专辑《我们要来粉碎这个时代》
《我们要来粉碎这个时代》 反文化、前卫摇滚与地下漫画
六十年代初期，弗拉门戈[4]虽然受到镇压和主流民俗的排挤，仍然在词句中保留了劳动的痛苦与对剥削的拒绝。迭戈·德尔·加斯托尔[5]这类人物周围聚集了许多不安分的年轻人，他们在此了解了弗拉门戈的社会与音乐根源。据传说，歌词中吉普赛人的哭声以及非主流和粗俗的风格，源于最流行的种族反抗的姿态，美国出版的一些旅行指南对它们有大量的描写。书中指出，塞维利亚及其周围地区是从其他角度体验生活的理想场所。多亏了这些宣传，在西班牙南部出现了“垮掉的一代”，他们就像是被魔法吸引一般，与安达卢西亚精神融为了一体。美军的莫龙-德拉弗龙特拉（Morón de la Frontera）驻军基地是这些道路交汇的重要节点，矛盾的是，一些逃兵从这个基地逃往了新兴社区。虽然受到当局的打压，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带来了蓝调和其他黑人音乐，这些是自由的旋律，体现了以民权运动与反越战活动为代表的、他们充满痛苦的经历以及黑人社区的反抗。
通常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下，年轻的大学生们、抽北非大麻的行家与来自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新潮流融合在了一起。的确，“垮掉的一代”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新兴社会意识。拒绝工作、性解放、吸毒，以及否定任何秩序，体现在了整个当代文学中。或许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6]、加里·斯奈德[7]和他们的自由意志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前辈肯尼思·雷克斯洛斯[8]在揭露社会秩序的本质，甚至在揭露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控制的新形式时，都是最敏锐最自觉的人。
但是，让我们回到塞维利亚的话题上。弗拉门戈的魅力打开了一道门，六十年代中期的先驱者从这里向西班牙的土地上迈出了运动的第一步。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像《晨星》杂志[9]这样专门的反文化刊物才出现，从那时候起它才普及开来。一些传记、诗歌和垮掉一代的思考以“羔羊的父亲”为标题得以出版。通过这些方式，自由的思想以新形式来到了半岛。它受到了轰动的欢迎。安达卢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地下运动吸收并混合了这些影响，从而发明了一种与弗朗哥治下的城市针锋相对的生活方式。
由于这些影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日常生活发生了爆炸性和强有力的革命，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人物登上了舞台。在这里只需举出两个例子：地下漫画的粗野漫画家纳萨里[10]，还有安达卢西亚裔的前卫摇滚的领路人斯马施（Smash）组合。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反文化的革命浪潮开始席卷整个西班牙社会。于是，塞维利亚的一些地方，像是西班牙广场和赫丘利大道上流行起了斯马施组合的成员们（马努埃尔、瓜达尔贝托、胡里奥、恩里奎与安东尼奥）的散乱发型与嬉皮士风格打扮。赫丘利大道还布置成了这一主题的风格。当时的大胆美学本质其实是政治上的反对。这些年轻人的出现和他们的态度，代表着对弗朗哥社会制度中最神圣与最沉闷部分的挑战。在《我们要来粉碎这个时代》（We come to smash this time）这首歌中唱到“我们要来粉碎这个时代，粉碎这个必须闭嘴的时代”。
在这个“大杂烩”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和团体。再举个例子，“无法分类的革命者”何塞·佩雷斯·奥卡尼亚[11]，就是我们的奥卡尼亚，1947年出生在塞维利亚的一个小镇，他以完全原创的风格成为了反文化的代表。喜欢把自己定义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奥卡尼亚[12]，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混血的可能性与深刻性以及六七十年代文化转向的最具启发性的例子。他的艺术形式与其存在本身——毕竟这两者无法分开——在打破性别观念上达到了统一，并在七十年代的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还有哥特式的小巷里发起了酷儿运动（queer）与同性恋（Angelote）的游行。
街道成为了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打破性别观念、表达自由，最重要的是对带有神圣光环的一切事物的颠覆，这些都表现出了对社会思想的反叛，这一现象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了整个现存的社会现实之中。无论如何，最初的反文化必须通过自己的侨民和聚居区才能蓬勃发展，这样的地方就是巴塞罗那。上文提到的纳萨里奥和奥卡尼亚，他们也都是被迫移居到这座城市的。前者是因为他的志向不在教书——纳萨里奥是一名老师——而在漫画上；另一位是因为他在出生的镇子上受排挤，过不下去了。由于这类“杰出移民”，巴塞罗那成为了一个新文化的实验场所。《火之玫瑰》（la Rosa de Foc）[13]之类的一些作品对于新形成的地下运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它引入了所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事物。
以这种方式，旅行、竞速、游戏、放纵和颠覆的紧张活动，改变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巴塞罗那经历着凯鲁亚克[14]曾梦想的背包客革命。这一梦想成真了，成千的带着散乱发型和嬉皮士风格的人走在街上，等着蹦去伊维萨岛（Ibiza）、梅诺卡岛（Menorca）或地中海沿岸的任何地方。捣蛋的巴塞罗那，六十年代中期地下文化的怪胎们从这里汲取了无尽力量。
“到处是这样的人，他们背着背包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逃离说教的游者拒绝遵守他们消费的、生产的，同时也是为了得到——消费现实不需要的东西——狗屎特权而工作的规矩……它们都是生产，消费，工作，生产……这个体制的囚徒。”
[15]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项运动源自成百上千摆脱弗朗哥束缚的年轻人的生活。那时常说的“消灭压迫”代表着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有着另一种生活和自我表达方式的社会，人们能够在其中以漫画、音乐或戏剧的形式交流。《雷霆队长》（El Capitán Trueno）和《面具战士》（el Guerrero del Antifaz）都是让人的生活方式摆脱控制的作品，但它们在这方面已经不再能让观众感到满足了。
从这些媒体中，也许是地下漫画中，也从六十年代的媒体以及《Bang!》和《Cuto》这些成人杂志的先驱中，曲折地产生了更为创新的风格。不管怎么说，在这一新潮中，最重要的地下创作集体工作室是巴塞罗那的罗洛（El Rrollo）和位于马德里的卡斯柯罗工作室（Cascorro Factory）。这些漫画中毫不拘谨的语气与同性实验的怪异部分，定义了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它以猎奇审美与挑逗言行来表达现实。
卡斯柯罗工作室（Cascorro Factory）
毫无疑问，西班牙地下漫画在它的每幅图片和每桩故事里，都向我们指出了那个世代的危机。这些年轻人原本被要求成为模范的父母、成为“敬畏上帝”的人，但他们最终离经叛道了。新文学的一些重要人物，例如罗伯特·克兰姆[16]的《怪猫菲力兹》（Gato Fritz）、由明星图书（Star Books）出版的凯鲁亚克的文学作品，还有特别是纳萨里奥的那些以布里达[17]这样的人物为主角的漫画中，通过同性关系的性之旅和成为唯一强制规定的滥交，对爱情与婚姻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在社会规范和所有社会阶层的行为上的改变，也同样渗入了年轻一代的工人阶级中。后者在新的生活方式下，将当时还把握着人们观念的、传统工人的劳动观念和社会基础卷入了危机。因此，在六十年代中期，作为分散的先锋队，首批地下文化在社会文化中打开缺口的同时，还在六十年代中，从像德国、荷兰、法国和美国这些迥异的地方引入了新的文化。
“拒绝工作”、自主和斗争：新的工人运动经验
“对于阶级，我将它理解为一个历史现象，就是说一系列不同历史过程和看似脱节的片段是统一的，无论他们是第一手现实材料还是意识现象。我要强调的是它是一个历史现象。我不认为阶级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种分类，而是在人的关系中实际发生的东西。”
[18]
危机与革命的倒退，极左翼的瓦解。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资本在结构上的重组和社会改良的协定，这些是导致七十年代革命被粉碎的原因。在这十年的前半叶中，工人运动自内战以来首次经历了组织集会、为了共同的斗争团结起来，并实现了难以计数的自我管理，但最终又在1977年的《蒙克洛亚协定》面前失去了方向。根据“社会代理人”（即雇主、政党和工会）的指示，工人运动不得不撤退到“冬天的宿营地”，接受了生产力至上的观点，放弃了提高工资，也放弃了过去十年间争取到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得不放下自己的骄傲、尊严与社会地位，放弃自己作为当前政治生活的主体地位。
还有那些获得权力和资本主义地位的人的背叛，而他们在短短几年前还准备投身血与火的斗争。怎么可能会遭受失败？为什么没能找到其他的革命道路？那些光辉岁月的激进运动在哪里遭受了失败？似乎所有对这场失败的分析都指向结构性的，或者说外部的因素，即与那个时代的工会和政党上层有关、与普遍的叛卖和腐化有关。但是，冲天的工人运动怎么会让胜利从手中溜走呢？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将带着这样一个假定：工人运动——除了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以外——还遭受了几代人的历史性的破产。其力量的主观基础在于：组织纪律、工作伦理以及工作与家庭的稳定生活，而这些都失去了意义。工人们在这一代经历了本质上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城市里的年轻工人通过叛逆和与主流观念的背离，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们对斗争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
在这一方面，为了理解整个欧洲左翼的结构所遭受的危机，应当指出一些关键的原因。这场危机是由极左翼政党与他们的新一代积极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所产生的。各种价值观，比如无产阶级化[19]，或者通过一个集中制的、有党纪的、主张劳动纪律的组织提出政治纲领来维护想象中的工人，这些形式都陷入了危机。这些极左组织的最大愿望，即无产阶级革命也同样失去了意义。最根本的是社会观念的改变，尤其是积极分子们也在主观上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他们生活的前景逐渐远离了那个时代写在政治纲领里的东西。
为了分析这一危机，我们必须结合不同的原因并指出这一过程的具体现象。因此，我们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工人自主运动作为出发点[20]，这项运动始于1969年，终于1977年。例如马德里自主团体（Grupos Autónomos de Madrid）、著名的工人自主小组以及圣科罗马的经验，都表明了作为当时斗争成果的政治模式，是如何受到我们前文所讲到的那些文化潮流影响的。从某些方面上讲，这些组织都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人委员会的斗争，以及争取工人自主的运动的高潮中诞生的，同时也是超出严格意义上的反文化运动和传统工人运动的例子。在流行的历史解读中，很少反映这一运动超出传统的特点。同时，为了理解什么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脱离了秩序，我们大致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他们在那时感到被困在工人主义亚文化（subcultura obrerista）中，且千方百计地从中逃离。
当时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它们共同引发了整个七十年代的文化转向。第一，是工人斗争进程的激进化和如火如荼的自主运动。其次，是想要在日常生活的组织与思想上的各个方面进行尝试的热情。
首先，七十年代上半叶的斗争所具有的激进性与力量，使新一代工人认识到了打破生产周期的必要，后者很明显就是弗朗哥独裁统治的缩影。福特制工厂及其纪律——基本上就是装配线——激起了工人对这种奴隶制的深刻仇恨，这种制度让人长时间在生产线上工作，并且无视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对这一主流生产模式的拒绝，导致了普遍的不守纪律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搞破坏、旷工和私下换岗。
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少，尤其是在生产线上搞破坏与违纪方面，但在这方面有无数的例子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纲领”[21]等组织就在出版物中发表了一些关于在生产线上“如何做错事情”或者“怎样不守规矩”[22]的内容。普遍的违反纪律的方式有：放慢工作节奏、用更舒适的方式工作或者直接生产劣质品，这些方法都流行得非常广。
我们有1977年瓦伦西亚的福特工厂的数据[23]，当时工厂的产量从每天1104辆汽车减少到了700辆，而这700辆中至少有50%由于零件放置不当或者损坏，因而无法使用。我们还了解到在1973年，在劳动科学组织[24]的高强度工作方法被普遍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节奏加快的过程中，纺织业等的雇主抱怨自己的公司出现了大量的旷工。但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工业组织学校（la Escuela de Organización Industrial）于1976年发布的数据，痛心地证实了在一年里，集体冲突造成了超过1.1亿工时的损失，旷工则超过了因罢工损失的工时的二十倍。[25]
“这些破坏行为不能说有组织，最好说是习惯性的，比方说，最典型的破坏行为就是脚踹机器配电盘，这样就不得不叫机修工或电工来修，但是在晚上，偌大一座工厂只有一名电工在值班……像这一类的事情是根深蒂固的……实行泰勒制后，我们就放慢脚步，故意多花时间干活，我们的部门也就是准备部门和纺纱部，经常不听领导的话，三次里面有两次我们都回答他们说：去你妈的……”
[26]
在全国的大中公司中不断发生的反抗，都源于拒绝工厂的剥削形式。这些行为是为了破坏工厂的秩序，接着冲突转向了另一层面，即日常生活：学校、家庭、性以及受到猛烈批判的弗朗哥文化。年轻一代工人积极分子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新的立场，尤其是在性和家庭问题方面，也同样使传统的工人运动——它既不了解学生，也不了解许多年轻工人的嬉皮士态度[27]——陷入了危机。
在这一方面，出现了所谓的城市公社[28]，例如马德里自主团体的一些小组，他们想尝试与自己的父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共享公寓中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这些实验的共同点是嗑药、恋爱自由和拒绝家庭。对此，我们想说的不是城市公社中的这些新的社会共同体是一个天堂，而是想说在旧的生活方式彻底陷入了困境，而处于危机中的地方，总会有建立集体生活并逃离传统的尝试。
关于“伴侣”的论战、公有财产的建立、所谓的“鞋盒”[29]、互助网络、为了支持不得不在国外堕胎的妇女而进行的集体旅行，以及在一些社区中举行的众筹，这些就是政治干预的新面貌。叛逆现象不仅体现在思想或者具有革命性的组织上，这些新形式的反对主流的力量来自个人的视角。日常生活的革命意味着追求充满激情、欲望与动力的新前景。
在这一背景下，七十年代的自主团体正处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在一方面，它的激进性很大程度上被框在了工人主义（obrerista）的运动结构中，但其着重于巩固有能力推动集会和独立工人运动的自主工人组织。另一方面，工人斗争的实践与智力上的需求，使他们脱离了工人主义的僵化模式。工作条件，甚至工作本身，有时都成为了无法忍受的东西。
很难确定转折是在何时发生的，平衡又在何时崩溃，但毫无疑问，1976年标志着工人斗争周期的转折点。维多利亚惨案[30]为整个生产关系敲响了丧钟。尽管全国工人的多次罢工与斗争的前进势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而且在1976年也排除了所有的困难，但从那时起，运动便陷入了普遍危机，它受到了一种政治意愿的桎梏——哪怕是最微小的工人自主要求，都会遭到坚决的压制。在福特制生产周期的心脏地带，在生产线上不再能进行激烈战斗，而罢工、冲突和不服从，已经成为了战斗精神的唯一来源。一旦战斗精神与工人斗争的关系破裂，关注于工厂就不再有意义。
因此，在1976年至1978年间开辟了新的政治舞台。大致来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条出路就是，一些积极分子离开了工厂与工人斗争，转向生态或女权主义。有成百的工人团体离开了工人斗争的周期，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投身于反文化并在农村开展公有制实验。于是，所有最激进的和各类的自主团体的工会，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比利牛斯山区和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农村公社。这并不是唯一的做法，许多其他组织也开展了小型的经济、合作与商业计划，试图将激进组织与社会实践融入经济生活，以此使他们不用回去工厂工作也能克服危机。酒吧、书店、印刷厂和小商店成为了成千上万工厂工人的退路，这些人都希望从劳动周期的危机中找到出路。
另一条出路是，至少在一些陷入困境的企业里，自我管理也被视为了一种可能。正如关于自主的政治思想中所说的那样，大部分自主的要求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远景，即工人能够（自我）组织生产、管理工厂甚至整个经济体系，而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危机中，一些工人集会面临雇主关厂时，便自己接管了工厂。正是这一如此矛盾又激动人心的时代，让若阿金·若尔达[31]拍出了《怒马克斯记事》（Numax presenta）和《二十年并非虚度》（Veinte años no es nada）这样的电影。这两部作品反映了危机后由工人实行自管的怒马克斯工厂的生活。在第二部电影中，若尔达收集了经历过这些事件的那些人二十年后的生活。贯穿两部电影的主线是员工自己组织的告别晚会——那是在接管公司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最终决定关闭工厂。怒马克斯的工人们在镜头前的道别时刻，它想要表达更深层次的含义，除了对工厂的管理方式的讨论之外，它还要说明该打倒的敌人是工作、是这个生产制度本身。用电影里一位工人的话说就是：“我很清楚，我再也不想工作了。”
二十年后，当时的怒马克斯工人没有回到工厂，而是去寻找更自主和独立的工作。在电影《二十年并非虚度》里，一些工人退休后回到了农村，一些人已经没在做个体或者非正式的工作了，还有一些人在做犯法的“兼职”。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离开怒马克斯都意味着结束工厂生涯，回到了学习中去，或者去追求更富创造性的、并能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生活方式。
纪录片《怒马克斯记事》（Numax presenta）
实际上，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危机是1973年爆发的全球性危机中最常被引用的两个经济概念，它们对工人阶级在主观上的重组，以及我们能够称之为新“伦理经济”（economía moral）的工人阶级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最年轻的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工人运动中有一部分最勇敢大胆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自主计划充满自信，甚至——就像若尔达在电影里所展示的那样——敢于挑战产业组织的衰落。面对一场导致大规模危机和就业调整的崩溃，他们在那些被自己的老板抛弃的工厂中实现了自主。怒马克斯或者CYFISA[32]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在这两座工厂中，工人不仅将占领工厂视为抗议的手段，还将其转变为了工人对生产进行控制的试验[33]。
简而言之，七十年代临近尾声，但即将结束的工人斗争浪潮冒出了改变周期的想法，产生了克服周期的意识。人们容忍工厂、装配线和工作的折磨，只是因为在政治上存在着通过积极斗争来赢得一个更富饶、更丰裕的世界的可能性。一旦罢工的周期结束，工作又暴露出了它凶残的本性。而除了可鄙的工作条件以外，工作本身也被拒绝了。由于不会再有像弗朗哥时期最后几年那样的斗争，在大多数工会、雇主与政府之间达成新协议的反攻面前，斗争也被打退了，工厂和工作开始变得难以忍受。逃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意味着生存。同样的寻找出路的需求，也为西班牙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除了一些主张之外，它还推动了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反抗，并以此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欧洲情境主义者[34]小组在整个欧洲的反文化运动的文学背景以及战略转向的需要下，在这些新的战斗场所中如鱼得水。这样一来，就走出了以往将工人作为斗争主体的观念。另一方面，表达对制度的反对，已采取了不同的角度，例如对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支持，反对纪律机构的斗争。这就重新划定了社会斗争的疆域，而在1977年，工人运动已明显疲乏了。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仍是模范与先锋的工人亚文化，被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取代了。这些形式已孕育了十多年，如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争取免费与自由堕胎的斗争、反核运动或反监狱运动，此外，各种文化传媒也进行了表达和美学上的尝试。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些社会、政治与文化表达新形式是如何诞生，并在七十年代中期工人主义与反弗朗哥左翼运动的旧世界中崭露头角的。
地下运动与反文化：社会自主的形式与潮流
“金斯堡的《嚎叫及其它诗》（Los aullidos）、从海特-阿希伯利（Haight-Ashbury）[35]发起的嬉皮士文化、美国1968年选举的狂欢——当时一头猪被选为芝加哥议会的主席，成千上万的人向那应许之地朝圣：神秘主义者、流浪汉、另一类工人、新的农民、手工艺者、合作社成员和极左派积极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带着对‘可能性’和‘可实现’的希望，抛弃了保障生活的工作。其他那些被边缘化的、那些仍在工作中的，但总的来说属于一种新的革命类型的工人，他们正在实践着并尝试着自己寻找方向，在看不见前途的艰难革命前景中开辟道路……”
“马克思已死，无政府当立”
（Marx ha muerto: Viva la anarquía）[36] |
我们在此回顾反文化以及最后无法实现的社会自主的形式与潮流。我们要以两种视角来予以全面考察。一方面，我们要指出，自由的或社会自主的空间，在更高组织化的层面上关乎反制度的斗争——社会边缘化、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反精神病学和同性恋运动，在很多情况下都保留和再现了大部分极左派的争论，可以说，它们都是纯粹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由的空间或者创造性自主，与剧院、漫画、文学和电影中诞生的自主所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它们也在不断融合。这种有点教条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反文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方面，它以社会最活跃的部分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的管理，其二则在于七十年代运动在整个文化创造领域的解放。
1977年7月22日，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古埃耶公园（Parque Güell），庆祝国际自由日。7月22日至27日，来自欧洲各地和全国的人们聚集在了巴塞罗那，提出新形式的行动和政治干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加泰罗尼亚全劳联和《蒜泥》（Ajoblanco）杂志成为了活动的主导者。通过参与活动的生态、女权和同性恋组织，它们汇集了从与工人斗争关系最密切的到最接近文化方面的，当时所有的另一类表达方式：剧院、漫画、电影和音乐。
《蒜泥》（Ajoblanco）杂志
从地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批评与斗争空间。通过每日的熏陶，这种斗争的文化意识在一些杂志中得到了最彻底的反映。首先是《自行车报》（BICICLETA）、《晨星》与《蒜泥》为各种团体和个人提供了参考和新的方向。从广义来讲，在这些杂志的影响下，尽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具体观点（图像或文字的，无政府主义或反文化的观点），还是诞生了许多与斗争的特定方面有关的出版物，也就是说，在题材上满足新兴运动需求的出版物。因此，为了建立地下和独立剧院，创办了《第一幕》（Primer Acto）和《草台班子》（Pipirijaina）；为了激进女权主义创办了《女权辩护》（Vindicación feminista）和《夏安娜》（Xiana）；以及为了绿色出路运动创办的《苜蓿》（Alfalfa）和《生态主义者》（El Ecologista）。
这些杂志在过渡时期的作用，至今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只要来看它们的出版量就能得知它们的巨大影响力了：《自行车报》、《晨星》与《蒜泥》从一开始的30000份增加到后来的70000份。在没有像八十年代的收音机那样更直接的媒体时，杂志就成为了协调新一代的颓废派、嬉皮士、地下流行文化与反文化的媒介。实际上，这些杂志中的每一本都传播得相当广泛，它们成为了在农村与城市公社的交流与协调手段。这些杂志被用来在全国建立许多公社，甚至帮助了许多协会的建立，比如总部在马德里的繁荣自由协会（el Ateneo Libertario de Prosperidad）。
这些交流手段还被用来打破运动的地域隔阂。通过与全国各个地区同样不满的人建立联系，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城市间的，当然也包括农村间的孤立。去中心化、建立交流的地下方式和提出新颖的意见，这些要求出版团队在交流与寻找题材方面——就像出版书籍与杂志一样——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从这些杂志中产生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其他观点和看法的出版者。与《自行车报》合作的星光图书和空旷地出版社（Editorial Campo Abierto）就是出版转向的两个例子。通过有关社会边缘化、同性恋、生态主义和精神病的文章，它们为当时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由此，西班牙反文化找到了一个社会化和进行表达的场所，并为社会思想提供了通俗的参考。各种书店、自由协会、公社、大学、广场与酒吧成为了充满实验激情的运动的新出发点。
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等概念，已从一些领域传播到另一些领域。地下漫画的格言是：自我出版、无视商业组织和审查而直接发行，于是我们能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发现它们，比如响板70（Castañuela 70）剧院、加泰罗尼亚导演与演员集会的《唐璜》（Don Juan Tenorio）和《蒙面罗洛》（El Rrollo Enmascarado）的儿童漫画（Tebeo）。独立和不羁的激情像火药一样点燃了地下剧院。像塔巴诺（Tábano）、格里阿多（Los Goliardos）、“吟游诗人”[37]以及快活的巴耶卡诺（el Gayo Vallecano）等小组开始打破了审查制度的牢笼。实际上，大学、高等学院、独立的节日、工厂和社区协会就是地下剧院的最佳舞台。这些现场表演——比如集体自主创作的响板70剧院与由斯玛施配乐的拉夸德拉（La Cuadra）出品的《安提戈涅》（Antígona）——都是反对一切暴政和权力的真诚呼吁，而早在1970年，在这些面世之前就产生了独一无二的集体创作。
响板70（Castañuela 70）剧院1970年代演出图
后来，导演与演员集会占领了巴塞罗那的狄安娜厅（Saló Diana），自行上演了古希腊戏剧《希腊人》（El Grec），并在1976年进行了将近两个季度的独立剧院的自我组织，这是当时戏剧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这件事因遭到审查和随后的控告而广为人知，在1978年，“吟游诗人”的作品《归还》（La Torna）标志着这次史无前例的创作过程的最后一次高潮。有趣的是，当戏剧在西班牙为生存而战的同时，在美国光是只出版西班牙作家作品的西班牙地下剧团就有大约十家。在包括路易斯·里亚扎（Luis Riaza）、弗朗西斯科·涅瓦（Francisco Nieva）、何塞·玛丽亚·罗德里格斯·门德斯（José María Rodríguez Méndez）和阿方索·萨斯特（Alfonso Sastre）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剧院本质上是打破社会常规的地方和表达政治不满的舞台。
因此，剧院提供了表达新的社会问题的道路，对民众开放了遭到禁止的领域。这些街头艺术、狂欢节表演和对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激烈批判，除了表现社会现实主义以外，戏剧形式还从室内剧院转变为了更具革新性的实验，让戏剧更接近工人阶级，也提供了进行社会批判和表达异见的空间。
无论如何，不管是剧院还是杂志，漫画还是音乐，它们只不过是在忠实反映正在酝酿中的深刻社会变革。直至那时，阶级问题一直是政治话题的重点，但新的批评声音不仅打开了对弗朗哥社会和资本主义批判的新领域，而且也作为特定的运动发展起来了。那以前，它们还只是与左派组织相伴生。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女权运动的诞生与围绕着性开展的斗争中，引发了围绕阶级斗争和工人作为政治主角的传统模式的危机。诸如堕胎、同性恋、对家庭的批判、离婚和妇女斗争之类的问题开辟了一些战场，它们允许了其他角色出现在反对弗朗哥和民主过渡时期的统治形式的斗争中。
以巴塞罗那为例，奥卡尼亚、纳萨里奥还有他们的同志卡米洛（Camilo）和亚历杭德罗（Alejandro）等人，他们在街头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即同性恋运动。由1969年的石墙事件在骚动的纽约引发的同性恋运动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38]。那间纽约酒吧所引起的反抗，代表了全世界反对性隔离与恐同的同性恋斗争，它在西班牙激起了广泛的回应。
这些事件发生不到几个月后，西班牙颁布了《社会危害法》（la Ley de Peligrosidad Social），其中将同性恋定义为犯罪行为。这是同性恋人群在历史上遭受的又一次迫害。但这一次，地下同性恋者懂得要作出回应[39]。同年，第一批同性恋团体诞生了。同性恋支持平权组织（Agrupación Homosexual para la Igualdad Sexual，AGHOIS）是第一个出现的，但很快随之出现了马德里的墨丘利（MERCURIO），在加泰罗尼亚、斯蒂利亚、巴利阿里群岛和瓦伦西亚地区的男同解放阵线（los Frentes de Liberación Gay），由此结成了团结的同性革命行动阵线。这些团体不仅反对独裁，而且也同样反对无论是激进还是温和的主流反对派——这些反对派都以最“善意”的态度，将它们的主张放在次要地位。更糟糕的是，在小资产阶级的胡说中，同性恋被视为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恶习。
1977年举行了第一次同性恋游行，但它并没有得到左翼各派别的真正支持。除了一些自由主义团体、全劳联和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之外，没有其他组织参与到被置之不理的、要求取消1970年《社会危害法》的运动中。
无论是在《社会危害法》还是其他更高级别的法律（例如《民法》或《刑法》）中，妇女都同样被继续排除在立法外。在立法机构中，妇女始终处于少数。例如堕胎、离婚、“通奸”或性自由之类的问题，都受到了法律的严重歧视。1976年3月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妇女节和1982年毕尔巴鄂对堕胎妇女的判决，也许是过渡时期女权斗争最重要的两座里程碑。
但是，在那些年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来自圣阿德里亚·德尔贝索斯（Sant Adriá del Besos）的玛丽亚·安赫莱斯·穆尼奥斯（María Ángeles Muñoz）的事件[40]。玛丽亚·安格莱斯在1976年被丈夫控告通奸。她的丈夫抛弃了两个女儿，在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生活了数年，还想用通奸的罪名把两个女孩从她身边带走。在该案的耻辱与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的积累之下，人们以大规模的女权运动的动员，组织起了抗议活动，准备了充分的法律工作来为被告辩护，并为取消《民法》与《刑法》中的歧视性法律进行了斗争。在“我也是通奸犯”的口号下，成千上万的妇女与玛丽亚·安赫莱斯·穆尼奥斯一起进行了示威，一年后她成功驳回了丈夫的控告。
以同样的方式，当代人的叛逆与敌对的反文化瓦解了传统左翼的旧组织机器，正是性别问题让阶级话题的核心地位陷入了危机。妇女的斗争、女权主义的话题与同性恋问题将这些人放在了政治的中心，他们远非理想中的“组织良好又纪律严明的（男性）工人”——绝大部分的极左派以不同方式将这些人作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主角[41]。事实上，在女权主义的实践中，有关劳动的观念明显地扩展到了从事家内劳动、家庭纺织或临时工的妇女群体中间。这些是在传统的劳动分析中不被承认的一系列工作。换句话说，在原来的性别歧视下，千百万在家中操作生产机器的女工们，都是被从斗争中排除的。
《女权辩护》（Vindicación feminista）杂志，1977年8月
因此，在这种氛围下，妇女组织为了逃离工人主义的二元论而组织起来，这绝非偶然。于是，自由女性（Mujeres Libres）、反权威革命反父权制联盟（Liga Antipatriarcal de Mujeres Antiautoritarias y Revolucionarias，LAMAR）、妇女解放阵线（el Frente de la Liberación de la Mujer）与《女权辩护》（Vindicación feminista）杂志捍卫了女权运动和妇女自主的立场。这是一场旨在支持和推动以妇女为主角的斗争的新运动[42]。
实际上，女权运动和妇女自我组织的经验也融入了工人运动，至少在女性参与度很高的冲突中，为工人运动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特别的意义。洛卡妇女的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们在加瓦工厂的罢工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位于工厂旁边的洛卡镇上，妇女们组织起来并给我们提供了为争取尊严和自主而斗争的典范[43]。同样在其他的冲突中，我们也能将性别问题的重要性看作决定性的因素，以及与传统工厂斗争相异之处。马德里的INDUYCO工厂是一家重要的纺织工厂，女工在罢工中的主角地位为这里的罢工赋予了别样的色彩[44]。在这些场合中，妇女组织走上了前台，使得关于性别的争论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在“手里的大棒”的镇压和心理学家提供的“材料”下，起来反抗的妇女们的斗争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除了诸如工资、工作日和企业卫生条件（尤其是在英格列斯百货〔El Corte Inglés〕的例子中）这些重要的问题之外，她们通常还要面对领导的性骚扰和心理学家的评估，这些是男性工人难以想象的。毫无疑问，这些条件也对罢工的目标产生了影响。
这是妇女在工人运动中扮演角色的一些例子。但是，只有把新的女权运动理解为严肃的要求，才能充分理解它。生态主义、争取同性恋与反社会压迫斗争，以及试图打破独裁统治秩序的另一类生活方式的出现，都是让弗朗哥政权逐渐无法统治的原因，并且它们也在接下来数年的重大斗争中成为了主角。
在统治无法维持且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除了用经济危机来给政权续命之外，只有在根本上进行政治和经济的重组才能挽回可能会危及议会政治的局面。
失败、幻灭与朋克：从过渡时期走向虚无
“失去希望，失去幻想，
问题没有解决，它还在那。
我们的生命耗尽，脑袋被破坏，
我们的身体像霉运一样倒下。
过去的已经过去，对他来说什么也不需要做。
失败是现实，看不到未来。
谎言是命令，谎言是感觉，
真相很无聊，他妈的没意思。
我更想懦夫般死去
懦夫般活着。
我们的生命耗尽，脑袋被破坏，
我们的身体像霉运一样倒下。
恐惧成为习惯，害怕死亡。
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死了……”
坏血病乐队《被破坏的大脑》
（Eskorbuto, «Cerebros destruidos», 1986[45]） |
1977至1978年，费利佩·冈萨雷斯[46]和安达卢西亚社会党仍与地下世界的朋友保持着联系。他们从安达卢西亚反文化的形式中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白白地出现在最好的戏剧团体和讨论圈子里。但是，这场闹剧从1977年开始就继续不下去了。斯马施小组的精神领袖胡里奥·马蒂托[47]（Julio Matito）与费利佩·冈萨雷斯断绝了关系。同年，在选举和高调的政治活动同时，他意识到整个极左翼，尤其是自主团体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们早已经有所察觉。政策都是在党的总部和金融巨头的宴会桌上制定的。“社会精华”们已经上位，没有地方留给革命和谈情说爱了。
毫无疑问，加泰罗尼亚的全劳联受到了最严厉的警告。1978年1月15日，在一部分统治阶级的命令下，通过警方的内线华金·甘宾（Joaquín Gambín）的策划，在一次全劳联举行的示威后，斯卡拉大厅（la sala Scala）被纵火烧毁了。此事疑云重重，但在这个大多数工人都是全劳联成员的地方，死了四个工人，这一事实对已经衰弱的无政府工联主义的组织几乎是决定性的打击。在媒体煽动的恐惧下——它们把全劳联叫做恐怖主义组织——大规模的会员退籍使得工人自主小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之间最后的进行融合的尝试——其目的始终为了在社会协定的过程中站稳脚跟——瓦解了。只有1978年的加油站罢工尝试着建立活跃且稳固的斗争阵线，但全劳联再也没能回到1977年它在加泰罗尼亚的70000名会员的规模了。
工人运动中的集会被肢解，或被驱逐到了更小的平台、协调组织和工会当中，尽管工人在一些产业和公司里还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始终处于孤立状态。法律的制定、七十年代末的危机，以及社会党政府在与大型工会的密谋下进行的产业转型，摧毁了形成自主斗争运动的最后机会。
已经参加了政府的体制内左派，他们的路线可以归结为：为了应对由于经济和政治转型带来的危机，工会的秩序对于体制结构来说是必要的。但当历史的火车头开过时，社会现实遭受了深刻的瓦解。失业人数[48]（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人数）以及民主的氛围，开启了政治的制度化时代，这一点也在前几年反映在了社会创造力的枯竭上。
在颓废的环境下，只留下了脱去内核的反文化和地下运动。马德里的莫维达（La Movid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已经不是一项进攻的运动了，而只是被雇主们控制着的、已经走出地下的荒诞而华丽的庆祝活动了。它只能让抛弃了受海洛因影响的街区和失业的年轻人的同一个马德里气急败坏罢了。无论如何，不管社会党的“进步”市长们怎么在全国兜售着自己的“幸福八十年代”，却还是被迫进入了摇滚的时代，他们并不能掩盖新一代青少年不得不经历的苦涩失败。
尽管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半岛的地下运动并没有结束在反文化运动的民俗博物馆里。1977年，特里亚纳（Triana）小组在视觉上反映了这场“灾难”，它出版了《烦恼（与痛苦）之子》（Hijos del Agobio 〔y del dolor〕），这首诗描述了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期。同样，在八十年代的马德里，尽管由阿莫多瓦和阿拉斯加（Alaska）引领的电影潮流，渐渐远离了大“繁荣”、科学技术协会和自由协会的时代[49]，在这里还是出现了一些虽然没那么专业，但在文字上更为激进并且更加接近生活中的绝望的社区团体。无论如何，在巴斯克出现了新时代的最好作品。比如，坏血病乐队[50]也带上了朋克的风格，传遍了处于整个欧洲社会边缘的工人阶级的子女中间。它没有采用莫维达那种纯粹艺术性的华丽风格，在这里，社会问题、愤怒和沮丧采取的是真正交流的形式。
坏血病乐队（Eskorbuto）
朋克打破了旧的范式，并朝着它们的反文化先辈，朝着与资本——它继承了自己的过去——共同坐在权力的交椅上的七八十年代的人们脸上啐了一口。于是，地下美学与道德之间的结合就破裂了。在人口最多的社区中，窒息的青年们陷入了失业、拒绝工作和毫无出路中。八十年代真正的新贫民窟不是由莫维达，而是由巴斯克激进摇滚（坏血病乐队、波拉唱片〔Polla Records〕或“疤痕”〔Cicatriz〕）、重金属音乐（奥布斯和红男爵） （Obus y Barón Rojo）、社区摇滚（rock barrial）和边缘摇滚（托波（Topo）、莱尼奥（Leño）和阿斯法尔托（Asfalto），以及加入了海洛因与监狱元素的混合弗拉门戈（班比诺〔Bambino〕、洛斯卡利斯〔Los Calis〕和春季托斯〔Los Chunguitos〕）将其表达出来的。
但是，在朋克中还具有别的意义，因为这场运动在新危机面前很好地找到了自己采取的立场。因此，朋克很快就成为了受诽谤和争议的话题。在主流的流行音乐杂志《振动》（Vibracion）中，在“现代的东西”一栏里，朋克在文章中和社会败类、谋杀者和强奸犯被列在一起。它始终都被指向犯罪。而《晨星》则相反，它很早就考虑到了朋克运动的“政治意义”，并给莫蒂默（Mortimer）、危险与河边菊乐队（La Banda Trapera del Río o Peligro）等团体提供了足够的版面。它是为了追随这种边缘激进音乐的新风格的足迹，这种风格让人们能够“在精神上活着”。
或许简要来分析其中一个团体，危险与河边菊乐队的发展历程就够了。它诞生于1978年，同年拉蒙辛与跨国EMI签约。在他们的队伍中也有曾是哈里·沃克工人的莫尔菲·格雷（Morfi Grei），他们全部来自康奈拉（Cornellá），那是巴塞罗那最压抑的社区之一。他们的格言是“减少对朋克的惩罚”，这是在七十年代末经历着危机的年轻人的明确态度。朋克也因此成为了反抗的方式，也许它也是为了习惯失败和沮丧、在危机中生存并找出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从体制的底层往前走而不是低下头的首批文化上的尝试。虚无同样也是面对失败的一种方式，它是生活在失败中的方式。
但是，这些年远非平静和安宁的时期。输掉了“最后的斗争”之后，大部分人都处在新的消极环境下，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考虑新的战斗。生态主义运动得以重组；他们还组织了第一次拒绝服兵役的运动；甚至在1979至1980年的学生运动中，有三名学生在反对新大学改革的抗议中死在了警察的手上。在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阿斯图里亚斯运动中心的工人斗争也不容忽视。在所有的这些场合，沮丧并不能阻止“小型起义”的发酵。旧的革命工具应当被其他的战斗武器所取代，如果说政党组织和工会陷入了危机，那是因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观念也使工人主体受到了冲击。
无论如何，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生活希望的破灭和绝望。因此，有必要再次提到朋克的“无未来”（no future）。朋克蔑视一切放弃了革命，还企图用危机、失业和海洛因来管教青年的人。八十年代初，在朋克中还带上了另类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这一文化现已进了博物馆。大城市里的社区失去了生活的标杆，也不遵守任何规矩和制度，这意味着到了在生活中创造新文化的关键时期。朋克是他们最好的武器，海洛因则是他们最坏的敌人。正如坏血病乐队在《城市之鼠》（Ratas de ciudad）中所唱，在危机和幻灭之间，新一代人同时面对着新的叛逆形式和海洛因上瘾。为此付出了数万人的生命。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没有人记得这些民主的牺牲者呢。
[1] “地下”是指作为社会潮流而产生的运动，具有去集中化的交流方式，在当时的社交网络（通常是家庭和社会阶级）下建立的秘密活动的公共组织形式。——原注
[2] 反文化（contracultura）即反叛传统的文化。——中译者注
[3] “垮掉的一代”（Beatnik）被认为是年轻人的浪潮，它体现在了垮掉（beat）一代的文学作品和诗歌中的伦理与思考方式中。这些思想的特点是强烈的、想要摆脱“绝望的”西方社会的冲动。在自由主义思想、东方哲学与黑人亚文化的重大影响下，“垮掉的一代”作为嬉皮运动和亚文化的直接前身而知名。——原注
[4] 弗拉门戈（Flamenco），是源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艺术形式，包括歌曲、音乐和舞蹈。弗拉门戈的形成深受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的影响，还吸收了大量罗姆人（吉普赛人）的艺术元素。弗拉门戈艺术中有大量的悲愤、抗争、希望和自豪的情绪宣泄，歌唱者的自然接近沙哑的发音方式也影响了西班牙其他的艺术形式。——中译者注
[5] 迭戈·德尔·加斯托尔（Diego del Gastor，1908年3月27日——1973年7月7日），西班牙弗拉明戈吉他大师。——中译者注
[6] 厄文·艾伦·金斯堡（Irwin Allen Ginsberg，1926年6月3日——1997年4月5日），美国作家、诗人。——中译者注
[7] 加里·斯奈德（Gary Snider，1930年5月8日—— ），美国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1975年获普利策诗歌奖。——中译者注
[8] 肯尼斯·查尔斯·马里安·雷克斯洛斯（Kenneth Charles Marion Rexroth，1905年12月22日——1982年6月6日），美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中文名“王红公”。——中译者注
[9] 《晨星》杂志（La revista Star）于1974年首次发行，并迅速成为西班牙地下文化（尤其是漫画领域）最重要的标杆。但是，诸如《新画面》（Nuevos Fotogramas）或《胜利》（Triunfo）等其他先驱早已经反映了全世界的异见时代。——原注
[10] 纳萨里奥（Nazario Luque Vera，1944年1月3日—— ），西班牙漫画家。——中译者注
[11] 何塞·佩雷斯·奥卡尼亚（José Pérez Ocaña，1947年3月24日——1983年9月18日），西班牙艺术家、平权活动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中译者注
[12] 参见文图拉·邦斯（V. Pons）的纪录片，《奥卡尼亚，间断的印象》（Ocaña, retrato intermitente），巴塞罗那，Teide与Zeta制片有限公司，1978出品——原注
[13] 纳萨里奥，《纳萨里奥和他的朋友们眼中的七十年代巴塞罗那》（La Barcelona de los 70 vista por Nazario y sus amigos），巴塞罗那，Ellago，2004年版——原注
[14]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年3月12日——1969年10月21日），美国“垮掉的一代”小说家。——中译者注
[15] J·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Los Vagabundos del Dharma），巴塞罗那，Anagrama，2004年版，第95页——原注
[16] 罗伯特·丹尼斯·克兰姆（Robert Dennis Crumb，1943年8月30日—— ），美国漫画家、音乐家。——中译者注
[17] 纳萨里奥与缇达（Tita），《婊子和病》（«Purita y los Morbos»），明星图书（Star），第25期，巴塞罗那，1977年11月版，第4-9页——原注
[18] 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巴塞罗那1989版——原注
[19] “无产阶级化”用来指学生、中级或高级技术人员在工厂进行工作的过程。其目的是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经历工人阶级的生活以便为他们的斗争提供掩护。这是极左翼政党的学生积极分子常用的策略。——原注
[20] 工人自主是一场思想上植根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和克服的运动。工人民主与阶级自主的概念被唤醒，并通过弗朗哥独裁最后几年的斗争得以实现。在哈里·沃克、布尔塔科、洛卡、马德里与巴塞罗那的美标公司，以及其他社区自主斗争的经验中，工人自主都表现出了重要地位。马德里比拉尔（Pilar）社区的“巴瓜拉是我们的”（La Vaguada es Nuestra）斗争与圣科罗马的“门诊斗争”（La Lucha por el Ambulatorio）就是两个绝好的例子。——原注
[21] “纲领”（Plataformas）是巴塞罗那的一个工人组织。它存在于巴塞罗那工业区的多家工厂中，按地区组织进行，用于协调各自主组织。——原注
[22] 来自2005年11月24日在巴塞罗那对马塞罗·洛佩斯·宾多（Marcelo López Pinto）的采访。马塞罗负责布尔塔科公司的工作计时（cronometraje），并负责给“纲领”的出版物撰写有关个人纪律的文章。——原注
[23] A·佩雷斯·科亚多（A. Pérez Collado），《亲爱的锁链：西班牙福特二十五年的斗争与失败；从马克思与巴枯宁到马克思与斯宾塞》（Queridas cadenas. Veinticinco años de luchas y derrotas en Ford España, mientras la progresía dejaba a Marx y Bakunin para entrar en Marks & Spencer），瓦伦西亚，AL MARGEN出版社，2001版，第33页——原注
[24] 劳动科学组织（Organización Científica del Trabajo，OCT）
[25] J·瓦维亚诺·莫拉（J. Babiano Mora），《移民、计时与罢工：关于弗朗哥时期工人与工作的调查》（马德里，1951-1977），（Emigrantes, cronómetros y huelgas. Un estudio sobre el trabajo y los trabajadores durante el franquismo），马德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FPM，1995年版，第319页——原注
[26] 来自2006年12月10日对安达卢西亚纺织工人协会（Industrias Textiles Andaluzas Sociedad Anónima，ITASA）的一名工人，路易斯·奥尔尼略·布利多（Luis Hornillo Pulido）的采访——原注
[27]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可以参考胡里奥·桑斯·奥耶尔（胡里奥·安东尼奥·迪亚斯）（Julio Sanz Oller 〔Jose Antonio Díaz〕）的文章，他在其中解释了一些工人运动中关于这个现象所引起的，尤其是与中年男性的矛盾。胡里奥·桑斯·奥耶尔，《在欺骗与希望之间》（Entre el fraude y la esperanza），巴塞罗那工人委员会，巴塞罗那，《伊比利亚之轮》，1972年，第35,41和97页——原注
[28] 城市公社是指由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小组所租用的房子，其目的是为了试验脱离家庭的生活模式。在这些公寓中曾一起住着工人积极分子、艺术工作者和失业者。这些公社是为了发展具有自由意识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社会生活方式。——原注
[29] 其之所以叫作“鞋盒”（caja de zapatos），是因为房子里的每一位成员把他们每个月赚的钱存在这个盒子里，其余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取钱。至少有两种鞋盒组织，一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也就是将所有的当月工资放在盒子里，并根据需要从中取钱，另一种方法则在马德里的乌塞拉（Usara）一些公社中被使用，其中的钱只能用在最重要的花费上：医疗、教育和交通，而剩下的部分则收到公共盒中进行单独管理。——原注
[30] 1976年1月，巴斯克地区工人举行罢工，反对限薪令，要求改善劳动条件。3月3日，工人在巴斯克地区首府维多利亚的一所教堂里召开誓师大会，准备举行总罢工，遭到西班牙武装警察开枪镇压，导致5名工人丧生、150多人受伤，史称“维多利亚惨案”（Sucesos de Vitoria）。——中译者注
[31] 若阿金·若尔达·卡拉塔（Joaquim Jordà Catalá，1935年8月9日——2006年6月24日），西班牙导演。——中译者注
[32] 由于其自我管理实验的激进性，它是最著名的工人自我管理工厂之一。冷热工业（Calor y Frío Industrial S.A. CYFISA）总部位于布尔戈斯，为了克服危机，前工人在1978年占领工厂。这次占领持续了几年。——原注
[33] I·加西亚-佩罗特·埃斯卡丁（I. García-Perrote Escartín），《占领罢工》（La huelga con ocupación de lugar de trabajo），马德里，akal，1981年版，第37页——原注
[34] 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一个由先锋派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这些人以社会革命家自居）组成的左翼国际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57年，解散于1972年，主要活动于欧洲。该组织被认为是对欧洲现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有极其重要影响的思想母体。——中译者注
[35] 海特—阿希伯利：又称“嬉皮街”，位于旧金山，原系工人住宅区，60年代起成为嬉皮士出入之地。——译注
[36] P·里瓦斯（P. Ribas），《公社往何处去》（De que van las comunas），马德里，镐头（La Piqueta）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原注
[37] 吟游诗人（Els Joglars）是西班牙的一个独立剧团，1962年成立。该剧团反对弗朗哥政权，多次被禁。1977年以后支持工人社会党，反对君主制。——中译者注
[38] 石墙事件（Stonewall）被认为是男女同与跨性别的骄傲的首次反抗，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里，平时习惯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易装皇后、疯子们、女同和男同（chulazo）们，他们决定打破警察对他们的其中一家夜店“石墙”的封锁。第一次，那些被虐待的、被骚扰的、受到侮辱和大规模逮捕的人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那天晚上，发生了首次由争取男女同性恋权利而发起的骚乱，并由此诞生了骄傲日。——原注
[39] M·索利亚诺·希尔（M. Soriano Gil），《过渡时期西班牙的同性恋移民》（La marginación homosexual en la España de la Transición），马德里，Egales，2004年版——原注
[40] M·A·拉伦维（M. A. Larrumbe），《过渡时期的女权行动与话术》（Las que dijeron no. Palabra y acción del feminismo en la Transición），萨拉戈萨，PAZ-EAZ，2004年版——原注
[41] 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参看B·温鲍姆（B. Weinbaum），《社会主义与女权的奇妙联姻》（El curioso noviazgo entre feminismo y socialismo），马德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78年版——原注
[42] 对于那个时代的争论，可以参看《女性劳动者的最初时光》（Primeras jornadas de la mujer trabajadora），马德里，1977年版；M·瓦庸（M. Bayón）与G·拉萨罗（G. Lázaro），《家内劳动者：第三阶级的女工》（Empleadas del hogar: trabajadoras de tercera clase），马德里Zyx，1976年版——原注
[43] 洛卡妇女，《洛卡女性的话》（Hablan las Mujeres de Roca），巴塞罗那，自由女性，1977年版——原注
[44] INDUYCO女工们，《INDUYCO女工讲述的故事》（Trabajadoras de Induyco cuentan su huelga），马德里，自由女性，1977年版——原注
[45] 参见D·赛尔丹（D. Cerdán），《坏血病：悲惨故事》（Eskorbuto: Historia Triste），马德里，火星出版社（ediciones Marcianas），2001年版——原注
[46] 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尔克斯（Felipe González Márquez，1942年3月5日—— ），出身于牧民家庭。1964年加入工人社会党。1965—1969年任社工党塞维利亚省委委员。1969—1970年任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71年因参加反对弗朗哥政权的游行而被捕。1974—1979年、1979—1997年任社工党总书记。西班牙民主化后，于1977—2004年担任国会议员。1977年以后带领社工党逐步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1982年在国会大选获胜后，于1982—1996年任西班牙首相。1989年1—6月、1995年7—12月任欧洲理事会代理主席。2004年退休。——中译者注
[47] 拉蒙辛（Ramoncín，1955年11月25日），原名何塞·拉蒙·胡里奥·马尔克斯·马丁内斯（José Ramón Julio Márquez Martínez），西班牙摇滚乐音乐人、演员、作家、主持人。此处胡里奥·马蒂托（Julio Matito）为昵称。——中译者注
[48] 1976年的失业人数为615240人，而在1981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00万，其中突出了青年的失业情况：在某些经过结构调整后，在没有就业机会的工业区中，失业人数的比例接近40%。——原注
[49] 在马德里的“繁荣”社区（El barrio de Prosperidad）是自由主义反文化的摇篮，在其中的街道里有科学技术协会（Ateneo Politécnico）和自由协会（Ateneo Libertario）、公社运动的典范、周边工作室（la elaboración de fanzines）和马德里朋克音乐的总部。在其他的街道中还能见到传说中的马德里朋克沙龙、CBGB讨论会（el CBGB del foro）的摇滚潮沙龙（la sala Rock Ola）。——原注
[50] 坏血病（Eskorbuto）是巴斯克地区的一支朋克摇滚乐队，也是西班牙最具影响力的朋克摇滚乐队之一，1980年成立。1999年以后停止活动。——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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