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 二、参加五卅运动 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领导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写有光辉的一页。五卅运动的策源地就是上海。 当时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工人刘华，经过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的学习培养，由党组织派往沪西小沙渡工作。他在内外棉纱厂、丰田纱厂、大康纱厂相继建立了工会组织。这引起了日本资本家极大的恐慌，他们要求日本纺织同业商会出面予以取缔。5月13日，内外棉第十三厂的日本资本家首先发难，开除了两名工人。这立即遭到了全厂工人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该厂工人的罢工。第二天，内外棉第五厂、第七厂的工人也相继罢工，声援第十三厂工人的斗争。 这时，内外棉七厂的资本家，却想混水摸鱼，趁机向工人反扑，撕毁2月罢工时与工人签订的协议，以停工关厂相威胁，无理开除工人代表，妄图与第十三厂的日本资本家相呼应，将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 5月15日，该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同其他工人代表一起与厂方进行交涉。日本大班（厂长）率打手竟当场开枪打死顾正红，并打伤多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上街游行示威。 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我接到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通知。组织厂里的工人，参加了5月24日在潭子湾工友俱乐部附近一块空地上举行的追悼顾正红的万人大会。在会场上我们拉着一幅写有“中华书局工人”字样的大横幅，非常的醒目。这次大会的总指挥是刘华。这期间我们不断听到有示威群众被捕的消息。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5月30日，在我们党领导下，以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公开名义举行了反帝游行示威斗争。但在南京路遭到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重伤10余人，被捕4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真是旧恨未了，又添新仇。当夜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决定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以组织全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 惨案发生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当晚，我们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工人正借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海大学的一间教室召开厂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邀请了印刷工人联合会负责人郑复他出席指导。会上通过厂工会筹委会章程和领导人名单。将要散会时；上海大学秘书长韩觉民气喘吁吁地来到会场，讲述了下午南京路上发生的惨案经过。大家立即愤怒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并当场决定第二天在浙江北路华兴坊印刷工人联合会集合，参加游行示威。 第二天（5月31日）是星期天，下着瓢泼大雨。上午11时许，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印刷厂的工人，冒雨带上自己花钱买的白布横幅、纸张、浆糊、铅筒和扫帚等工具，从印刷工人联合会出发，列队浩浩荡荡向南京路进发。大家把浆糊刷到大商店的玻璃窗门上，然后贴上白纸，再写上“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释放被捕学生、工人”等标语口号。从西藏路到河南路，参加游行的工人、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人山人海，交通被阻塞后，车上的乘客都被请了下来。巡捕房派出武装巡捕开始殴打群众，并开来消防车，用高压水龙头向群众冲击。但是，愤怒的人群并没有被吓倒，他们高呼“冲过去把水龙头夺过来，反冲巡捕！”有些人跑到了“日升楼茶园”、“同羽春茶园”的楼上，居高临下，用茶壶、茶碗、凳子为武器，往巡捕头上砸去。马路上的群众也同巡捕展开了英勇的搏斗。 我们对印度巡捕说：你们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什么你们甘心帮助他们镇压我们中国人？我们又对华人巡捕说：帝国主义打死了我们的同胞，你们是否是中国人，怎么还为他们做事？这样一宣传果然很有效果，印捕对我们不再那么凶了；华捕在我们开展罢工斗争中，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之下，也进行了“罢岗”斗争。 这时，上级指挥机关已决定立即实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群众要求各商店立即关门罢市。但是一些商店的老板怕做不成生意，推托说要总商会下令才能罢市。群众就高喊“大家都到总商会请愿去！” 真是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人怒吼着一齐拥向河南北路总商会，把总商会团团包围了起来。这时在场的印刷工人们推选我到总商会里察看情况。我进去一看，总商会的会场挤满了人，气氛十分紧张。只听到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林钧高声说：“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一致决定罢市、罢工、罢课。总商会必须马上下令罢市！”总商会的副会长方椒伯圆滑地说：“同胞们的爱国热情，兄弟是一向敬佩和同情支持的；但要我下令罢市，则兄弟无此权力。”他又说：“虞洽卿会长正在北京与段祺瑞政府商谈国事，关于罢市问题，等虞会长回来后再作决定。”群众代表听了气愤地说：“总商会如不下令罢市，我们坚决不走！”于是双方僵持着。游行示威的指挥者当即决定，组织临时纠察队在场内外维持秩序，防止坏人捣乱和总商会的代表溜走。这样一直坚持到晚上10点多钟，方椒伯才被迫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当场宣布：“各商店立即关门罢市！”会场上顿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于是，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人人喜形于色，陆续散去。 这些日子我因日夜参加运动，无暇洗澡和换衣，身上生满了虱子；但已顾不得这些，只是担心第二天的“三罢”能否实现。6月1日清早，我一起床便跑到南京路上，只见全部商店大门紧闭，罢市已经实现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马路上行人稀少，只有少数学生、工人仍在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由于清洁工人的罢工，马路无人打扫，纸屑、果皮等遍地皆是；成队的武装巡捕持枪来回巡逻。 早上8时，象往常一样，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工人按时进厂，“拿摩温”把马达推上，车间里的地轴开始呼呼地转动，但皮带轮子在空转，几十架印刷机却没有开动。工人们都聚集在议论五卅南京路上群众与英国巡捕搏斗的英勇壮烈的场面。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发现彩印车间竟然开工了！我们厂工会筹委会成员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即开会研究我们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如何全面执行罢工的指示。会议决定：下午1点工人上班时，用桌凳在厂门口搭成临时讲台，向工人宣讲罢工的意义，由工人群众选举厂罢工委员会，领导全厂的罢工。下午1点钟未到，工厂大门口已聚集了无数工人，路都被堵塞了。工人们听完演讲，情绪高涨，都赞同一齐罢工，并当场推选出厂罢工委员会成员；我和几位工人积极分子都被选上了。为了团结大多数，我们又提出了几个在工人中有威望的老工人和两个平常和工头关系较密切的工人为委员，争取他们和罢工群众站在一起。名单宣布以后，工人们一致鼓掌通过。罢工委员会则立即宣布：“中华书局印刷总厂从现在开始罢工！” 正当我们厂罢工顺利进行之际，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汪沛贞突然来电话说他们的罢工遇到了困难，要我们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立即去支援。中华厂的罢工委员会当即答应了他们的求援。许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向闸北宝山路，经过浙江北路，走到界路（现天目中路，因路南是租界，路北是华界，故称界路）时，大家看到前面有日商的“大学眼药”、“太阳啤酒”、“老头牌仁丹”以及英国烟草公司的“老刀牌香烟”等大幅广告招牌，不禁怒火中烧，便一拥而上，把招牌用力推倒在地，用脚踩得稀烂。 我们赶到商务厂时，他们的工会代表汪沛贞、徐洪生、陈醒华等人，正站在门口翘首等待。我们立即将带去的上书“中华书局罢工工人支援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的巨幅标语，用竹杆高高挑起，拉在商务厂的大门口。这时，商务印书馆放工出来的职工，对我们声援队伍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当即双方工会代表商定，第二天一早，由中华厂的罢工工人在商务厂门口，帮助说服该厂工人不要上班，共同罢工。 可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知道后即报告了警察局。第二天一早来了大批武装骑警，企图驱散工人。中华和商务两厂的工人乘机向骑警宣传说：“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屠杀中国人，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容忍吗？”工人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经过反复的宣传，武装骑警开始有所觉悟，对工人也不大凶了；相持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退走了。于是，商务厂的工人也实现了大罢工。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简称“上总”）宣告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会址设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同日，发表《宣言》和《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印刷工人联合会也同各报馆、彩印、墨印石印、装订等工会联系，积极响应“上总”的号召。 我当时是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中华书局总工会的秘书长，工会党团书记兼党支部书记和青年团书记。在这段时间，我经常被通知去参加“上总”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的地点不固定，时间都在晚上7点以后。有两次会议是在虬江路广东会馆和香山同乡会召开的，每次到会约四五百人。在会上作报告的有李立三、刘少奇、张国焘等领导人。每次会议只有一二人讲话，内容都讲政治形势和斗争任务。有一次讲到斗争策略时，一位领导人指出，罢工要断绝对外国人的物资供应，而电灯、自来水等涉及到干家万户生活的工厂，仍要照常上班开工，以保证水电供应不误。“三罢”期间，工纠队把沪杭、沪宁铁路每天运来的食用牛没收来，牵到宝山路口宝通路广场。牛吃的饲料由“上总”总务科向郊区收购稻草来解决。因看管牛的同志外行，把整捆的稻草给牛吃，牛吃不下，都给喂瘦了。 五卅运动期间，由瞿秋白主编的一份小报《热血日报》，每天下午都送到上海总工会由工人们去分发。日报刊登一些有关“三罢”的情况和社会上的动态，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五卅运动的进展情况，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汉口、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约有1700万人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阻挠和镇压，奋起响应上海人民的斗争。 “三罢”以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先后向租界当局提出，惩办杀人凶手，赔偿惨案一切损失，取消戒严令，释放被捕华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自由，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条件。但由于英、日帝国主义者各怀鬼胎，互相推诿，这些条件没有能实现。 在此形势下，上海总商会提出，罢市一天中国商家要损失30万元，主张开市。上海总工会认为商会可以下令开市．但要支持工人的罢工，为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费用，提出了“抽货办法”：仇货（外国货）按其所得的百分之五十抽，国货按百分之一抽；所抽款项作为罢工费用。商会满口答应，终于在6月23日开市。但是开市以后，资本家没有履行协议：本来应抽银30万元，可维持罢工工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但实际上只抽到4万多元。 开市以后，上海总工会根据党的指示，考虑到大批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以及为争取华商资本家继续支持五卅反帝运动的发展，决定除了“外商”办的工厂的工人继续罢工以外，“华商”工厂的工人可有条件地复工。这样，举世瞩目的上海五卅大罢工就此告一段落。 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党组织，根据上级关于民族工业先复工的指示，在罢工一星期后就派代表和资方谈判复工问题。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的条件大致是：一、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照发；二、不得开除罢工工人；三、关于五卅运动期间所印刷的宣传品，应免费；四、承认工会是代表工人的组织。资方由唐舵和王瑾士同厂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开始时资方态度强硬，谈判告吹，于是工人继续罢工；以后经过反复的谈判和斗争，资方才被迫答应了厂罢工委员会所提出的条件。至此，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在五卅运动中，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教育，并从中明确了斗争必须分清敌、我、友，注意斗争策略的道理。 事情是这样的：在五卅运动中，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青年工人，革命情绪很高，夜以继日地投入斗争。就在此时，以钱芝香为首的老工人按照历年的惯例，要发起募捐筹办“兰盆胜会”，请和尚念经消灾，举行会餐。当时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已有明显提高，对此议论纷纷。他们向我汇报以后，我立即在民厚里工会会所，召开厂党、团员和青年活动分子会议。上级领导人戴成本也应邀出席指导。大家坚决一致反对举办“兰盆胜会”。有人气愤地说：“参加五卅罢工的活人尚且没有饭吃，哪有钱去敬鬼神呢？”这时有人提出：“如果劝阻无效怎么办？”戴成本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受会议气氛的感染，便轻率地表态说：“要是劝阻不成，我就通知码头工会，组织三四百名码头工人去大闹一场，把他们准备的素餐吃个精光！”与会同志一致拍手叫好，表示拥护。 事后，我冷静下来，感到事情这样处理并不很妥当，便当夜赶到印刷工人联合会，向郑复他作了汇报。郑严肃地说：“你们这个决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如果按照你们的决定去做，势必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其结果是亲者痛、仇者快。”他还指出：“发生在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千万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明天一上班找原与会的青年工人，向他们讲清道理，取消原来的决定；二、约请老工人钱芝香到会所，由徐梅坤和他做钱的思想工作，让他自己取消举办“兰盆胜会”的打算。 我表示完全同意郑复他的意见，并说：“从我与钱芝香的交情来说，邀请他来是不成问题的。”两天以后，我陪着钱来到华兴坊会所，受到徐、郑二人亲切接待。徐梅坤态度和蔼而又诚恳地说：“钱先生对工人公益事业一向很热心，我们早有所闻，非常敬佩，希望以后能加强合作。”郑复他也坦率地告诉他，青年工人对他在国难时期搞“兰盆胜会”有些意见。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不要举办。经过推心置腹地交谈，钱芝香痛快地表示不举办这次“兰盆胜会”了，并且拿出两角钱作为会费，要求参加印刷工人联合会。事情就这样圆满结束了。当时如果按我们商量的办法去处理，就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这说明自己参加革命不久，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站得不高，缺乏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 经过五卅运动，上海印刷工会日益扩大。8月26日，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在南市老西门召开印刷工人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印刷总工会”，主任委员是徐梅坤，总务科长是郑复他，我任副总务科长。这里经过民主选举的，除原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都当选外，还增选了部分新的同志。会址迁到宝山路东方图书馆附近。在大革命时期，上海印刷总工会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七大工会之一，有组织的职工达20余万。由于地区分散，单位众多，因而在各区分设了6个办事处，以便加强领导和联络工作。 1925年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福利，而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罢工的起因是：1925年“江浙战争”停止以后，各地中、小学相继开学上课，为了承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竞争十分激烈。资方为了多赚钱任意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遭到工人们的反对。这次是邮电工人首先罢工，取胜后，接着商务印书馆工人开始罢工；他们复工后，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也开始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基本是厂罢工委员会的原班人马。 我们罢工以后，资方仍然派出唐舵和王瑾士这两人同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他俩讲了一大堆经济上的困难，说什么企业正在风雨飘摇之中，要工人体谅。王还拿出一叠资料，把商务印书馆同中华书局的营业情况进行比较，妄想以此来拒绝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据理驳斥，气愤地说：“我们每天从早干到深夜12点钟回家，连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不认识父亲！我们日夜如此辛劳，却收入微薄，连糊口养家也做不到。所谓中华书局是数一数二的‘东方文化企业’，这是徒有虚名！”唐、王二人态度十分蛮横，几次谈判都是争吵而散，毫无结果。 在谈判没有进展时，资方开始耍两面手法：一方面继续同工人代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背后挑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利用彩印车间的一部分常州、无锡工人的同乡关系，由车间工头出面，带领同乡工人上班，破坏罢工。厂工会得知这一消息以后，连夜召开工人活动分子会议，商讨对策。工会派代表到各工头家里，劝他们站在工人一边，支持罢工斗争；同时组织工人纠察队，在清晨到各马路口守卫，防止工贼破坏。 资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突然通知工人代表，要求继续进行谈判。但是没有想到，当代表们刚走进谈判室，还没有坐下来，突然来了武装巡捕，他们在厂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对工人进行威胁。代表们不禁大怒，立即向厂方代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必须先撤走武装巡捕，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坐到谈判桌前。经过较量，厂方只好乖乖地通知巡捕房，撤走了武装巡捕。 中华书局资方既看到工人代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度，又看到商务印书馆复工后的兴旺营业，垂涎三尺，急于复工赚钱，于是被迫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作出让步。在谈判中双方争执最多的、也是屡次使谈判陷入僵局的关键一条，是工人要求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资问题。资方权衡利害得失，终于在协议书上签字，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罢工胜利以后，我们在曹家渡的一个院子里，召开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工会成立大会。这天到会的约有3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积极分子。大会邀请郑复他出席指导。会议通过了厂工会章程，还民主选举出厂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工会主席是王鸿昌。这是中华书局印刷总厂最早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