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 八、迎接上海解放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后不久的一天，一架飞机载着张鼎丞等人从延安抵达太行山，随来的还有4位女同志，记得其中有罗克（张鼎丞夫人）、罗琼（薛暮桥夫人）和叶群（林彪夫人）等。 张鼎丞来后，给我们传达了党的七大会议精神，总的一点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没过几天，8月15日，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们大家欢欣鼓舞，同时开始做进城的准备工作。 不久，区党委决定让我去负责接管平顺县，并准备以此为试点总结接管经验。我去后，当地县委和政府已开始接管物资。因传说阎锡山的军队要回来，我们便马上组织人力把接管下来的大批粮食、食盐等运出城外，同时，也组织一些同志写经验汇报。第三天，忽然接到中央的电报，要调我到上海去工作。这时，正好有一批领导同志从延安经过太行到冀南去，组织上便决定我同他们一起走。我回区党委机关，办了移交手续，并安排好总工会的工作，带了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骑了一匹马赶往从延安来的同志们的住地。 这批中央来的领导干部也是乘飞机到太行山区的，其中有林彪、薄一波、陈毅、滕代远、萧劲光等10来人，都由我们区党委负责接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过去都认识。当时，冀南方面派了一个营的部队来接应，我们太行军区也派出了一个营护送大家过平汉铁路（此时日军还占据着铁路线）。大家住了一天便动身了。 我们经过涉县、任村、林县，在淇县准备过铁路。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吃了饭，然后稍稍休息了一会，便开始接近铁路。这时天渐渐黑下来了，当我们刚过铁路，忽然听到北面有“啪啪”的枪声打来。开始我们没有理会，后来为减小目标．大家只好下马行进。 我们很快来到了淇河边，正要过河，前面村庄又有手榴弹打来，部队只好暂停。据冀南方面来接应的同志讲，他们来时并没有发现这一带有敌人。后来经侦察，才了解到是村子里的民兵听到外边枪响，以为敌人来了，便开枪壮胆。事情倒没什么，但由于刚才的枪声，却使我们队伍内部出了点混乱。 当时林彪和叶群雇了一个民夫挑着担子，前边是行李，后边是他们的孩子（林豆豆）。当听到枪声，挑夫扔掉担子自己逃命去了，把孩子也丢了。我们正准备找孩子，可听来接应的同志说，这周围都是花生地，现在天黑很难找，等天亮了他们负责找到送过来，并让我们先与大部队一起过河。叶群当时哭着叫“豆豆，豆豆”，还坚持要先找孩子，不肯走。因情况不明，形势紧迫，林彪在一旁劝叶群天亮后部队同志一定能找到的，这样我们才开始过河。山里的几匹马见到河水死不肯过，我们正准备硬牵过去，冀南部队的同志劝我们，前面他们的骑兵有很多马，于是我们将这些马放弃了。过河后大家都骑上了新换的马，又走了20多里路才宿营。天亮后，部队的同志果然将孩子送来了。以后，在“文革”中曾有一篇署名林豆豆写的关于这件事的回忆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题目为《董叔叔》。其中一段描写叶群当时如何勇敢、如何舍弃孩子与敌人战斗，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来到了滑县著名的土特产集散地——道口。这里有一个码头，每天都有大量土特产品在此转运各地。不远处的滑县县城虽大部已被我们收复，但还有一部份伪军占据着县城的一个角落，我们部队正包围着他们，迫他们投降（最后被我军歼灭）。接着，我们来到了濮阳，见到了宋任穷，他是那里军区的负责人。此地比较富裕，我们住了几天，等待中央的指示。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到重庆的消息，大家都很关心。不久，我们便分头出发了，林彪等人去东北，我们去华东。我与张鼎丞先到淮阴，以后陈毅也来了。又住了几天，华东局派一位交通员高骏送我到四师张爱萍那里，然后经镇江到了上海。 当时上海还很乱，高骏带我来到一家作联络的裁缝店，见到了上海地下党的朱品方，他是这家裁缝店的主人。那两天夜里我就睡在裁缝的工作台板上。以后又见到了张祺（中共上海市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刘长胜（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后任中共上海分局副书记）。在一家饭店里，刘长胜要我大概讲了七大的精神，上海的同志们很受鼓舞。 根据组织决定，我被安排在中共上海市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工作。抗战胜利初期，工委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1947年1月中共上海分局成立后，于5月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具体领导上海学委、职委、工委等群众运动的党的工作。我去时工委的其他成员有：张祺、陈公琪、王中一、马纯古（不久调香港办训练班）。张祺是总的领导并分工负责棉纺行业；陈公琪负责上电和机器行业；王中一负责丝织、法电和市政行业；马纯古负责全市纺织业；我负责新闻、出版、印刷业，开始时主要是领导《生活知识》周刊，以后增加了印刷行业，如各个报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及印钞厂等，总之，当时凡上海印刷行业的地下党的工作都由我负责。 在上海，要站住脚，首先要有一个职业来掩护。先是在东台路找了一间二层楼的住宅，准备让我在一楼开个裁缝作坊。但第三天，忽有一个自称是“兰兰”的小姐，带了一位国民党空军军官的老婆和孩子来，说房子是她们租的。我问张祺是怎么回事。张说：“这所房子原来是我们地下党电台的一个工作站，后来曾几次被日本人破坏。日本人投降后，电台人员都去根据地了，房子便由我们接管下来，而现在明摆着国民党军队是来强占房子。”考虑情况复杂，张让我不要计较了。这样，我便搬到了陈公琪的住处。 陈住在大东门警厅路集贤坊一幢房子里。下面是会客室，陈的父母就住在二层楼上，陈的父亲在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看管一个仓库。陈住亭子间，我住在假三层，以后工委每次碰头，都在我的房间里。 安定下来以后，我首先是去家乡把爱人和3个孩子接出来。因为临来以前，周恩来一直很关心聂荣臻的女儿聂力的事，陈毅和曾山也告诉我快把孩子们送到根据地去。 回到家乡，乡亲们便告诉我，你出去这几年信息全无，家中非常苦。特别是日本人来后，你母亲饿着肚子去劳动，病了也没有办法去找医生。死后只能买口旧棺材（旧社会有些人偷偷把已埋葬的死人拉出来，把棺材拿去再卖）草草掩埋，就这样还欠了一大笔债。我说，我是个不孝之子，要是我在家的话，也许不至于这样苦。但我也对大家说明，我离家是为了抗日，为了打日本人，为了解放千百万父老乡亲，大家听后也对我表示理解和支持。 当时，聂力是3个孩子中最大的，已在纱厂上班几个月了，另两个孩子也都在念书。我把他们带到上海，并安排他们上了学，准备以后想办法送到华东根据地去。1946年春天，组织上通知有一条船要运一批物资去淮阴根据地，我就让3个孩子一起坐船去了。聂力到淮阴后转道去张家口她父母那里，我的两个孩子留在淮阴上学。以后，国民党进攻苏北，他们无法再读书便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在太行山敌人“扫荡”时，患了神经痛的毛病，到上海后时轻时重，有时简直是坐立不安，去找医生看，也始终查不出原因（解放后才查出是由于腰脊椎骨肥大压迫神经所致）。 为了工作方便，还必须有一个合法的身份。1946年春，刘长胜介绍我去一个小的中兴印刷所。没想到这个印刷厂原来的负责同志与我过去认识，叫陈祥生，还是我发展他入的党。他说组织上已决定要在上海创办《新华日报》，准备另外开办印刷厂，现正在申请出版手续。就这样，我以老板的身份把这个厂接了下来。厂里当时只有五六个工人，两三部小的机器。为了给厂里拉生意，组织上又调来了侯文华。这个人原来在交易所干过，熟悉的人多，能通过交易所拉到不少印表册的生意。侯文华把原来领导的一些关系转给我，我当老板，他当经理。侯当时还领导着上海铁路系统党的工作。 1948年1月，在铁路地下党召开的一次碰头会时，侯文华被敌人逮捕。被捕后，侯供出了铁路地下党的组织，但没有讲出印刷行业的关系和中兴印刷所的事，自首后敌人便放了他。他给组织上写了一个条子，通过他的父亲交给我们。上面说他被捕后什么也没讲，只说了些铁路工会的情况。张祺通过内线了解到他讲的与实际情况差不多，就决定由我约他谈一次话。 在侯的妻妹（在上海民航公司任接线员）工作的地方，我与他碰了头。我问了他关于如何被捕和被捕后的一些情况。我看他交待的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相似，就说：“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滑向敌人那边，一条是听党的话走革命道路。”他表示要听党的话，走革命道路。我让他等候组织上的处理。工委经过研究后认为，侯了解上海地下党的情况较多，不宜再留上海，要我再约他谈一次话，通知他立即到根据地去。当侯文华走后，工委又经过慎重考虑，根据侯的错误性质的严重性，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电告华东局。 我初到上海便接任《生活知识》周刊的领导工作。《生活知识》周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对这个问题，我要先从当时上海的政治与社会情况讲起。 上海人民在日本人统治时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浦东、闸北、南市的房子很多被破坏，穷苦的人们没有地方住，工人失业多，生活异常艰难。日本人投降后，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和平、民主、安定的社会环境。但事与愿违，日本人走后来了美国佬，汪精卫垮台，来了蒋介石。国民党派来的所谓“接收大员”，实际上很多原来都是敌伪时期的党政人员，他们现在摇身一变，却成了“地下工作者”、“党国要人”。他们你争我夺地抢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即所谓“五子登科”。他们还擅自查封工厂仓库，偷窃厂内的机器设备。人们为此非常痛恨，称之为“劫收大员”。再加上美国兵到处横行，一个诺大的上海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人民安居乐业的希望变成了泡影。全市绝大多数工厂都停了工。据当时《时代日报》估计，上海的失业工人在50万以上。 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便开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他们大肆搜刮民财，而复工遥遥无期，他们搞所谓配给“户口米”，使物价飞涨。工人就业难，人们“吃饭难”，广大劳苦大众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美国的剩余物资在上海倾销，使民族工业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民族工业受到打击的同时，上海的纺织工业却一度兴旺起来。导致这种奇异现象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量进口美棉。面对这种情况，上海的工人愤怒了，他们开始起来进行斗争，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迅速高涨。 我当时曾作过一项统计：从1946年1月至6月，上海共发生罢工215起，劳资纠纷651起，大约有77万工人加入斗争的行列。国民党当局面对工人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更加紧了其反动控制。他们派遣“工棍”对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工会进行“整理、改造”，妄图以此达到包办工会的目的。工人斗争日趋紧张，不断的请愿、罢工、游行正在威胁着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在政治上开始施展更大的欺骗手段，他们大搞假民主，用以转移斗争的视线。人民对于投靠美帝、镇压与欺骗人民的国民党法西斯政权更加不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为了加强对人民群众斗争的引导，特别是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创办了《生活知识》周刊。 《生活知识》周刊的办刊宗旨： 1、它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面向工人大众的刊物，是广大工人群众的喉舌。 2、通过对敌人搞假民主、真破坏工人运动罪恶的揭露，教育广大工人，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3、以各种形式宣传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宣传解放区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地位变化和生活改善的情况，激励国统区工人对革命胜利的向往。 4、总结上海工人的斗争经验，增强他们对斗争胜利的信心。指导工人斗争的策略，即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5、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动员更多的工人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 6、刊登的文章要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吸引更多工人群众的兴趣。 《生活知识》周刊从1945年11月12日创刊，到1946年8月31日休刊号止，共出刊39期，前后时间共10个多月。它是伴随着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民主运动而产生、存在、发展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生活知识》这个刊名，顾名思义，是对人们进行有关生活知识的教育，之所以这样命名，主要是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原来打算叫《职工生活知识》周刊，在正式出版时，把“职工”两字删掉了。它实际上是在中共上海市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刊物。刊物一经出版，不仅工人们要看，就连社会其它阶层的人士也纷纷订阅，发行量很大；不但在上海发行，甚至在国民党统治的其它大城市也都有代销处；不仅进步人士知道这个刊物是我们党在其中起作用，就连敌人也探悉到这个刊物是我们党领导的。 关于《生活知识》周刊的组织和编辑情况。 周刊由我总负责，纪康负责具体编辑工作。我和张祺、陈公琪、王中一、纪康、陆象等同志都经常为周刊写稿。我当时常用的笔名有“祁华”、“华”等。我们党的工运政策就是通过周刊向广大工人进行宣传，有时也用“上海工人协会”（这只是工委对外宣传的一个名义，并无实际组织）的名义在周刊上刊登文章。 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必须依靠工人群众，深深扎根在工人中间，既要代表工人发言，也要积极通过刊物组织工人、教育工人。我们动员工人群众踊跃投稿，我们有几十个工人基本通讯员，最多时达到过100多人，这些同志都是上海各个工厂中的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最能了解群众的要求，他们不但是《生活知识》周刊的通讯员，更是工人斗争的组织者。这些同志在解放后大多成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基本力量。我们还吸收社会力量参加编辑工作，请学术界人士撰稿。纪康还经常和中国劳动协会的左派同志联系，请他们撰写有关工运方面的稿件，使工人群众了解时事，了解国统区整个工人运动的情况。 当时在上海有一个国际劳工组织驻上海办事机构，其中的一位参赞是专管收集上海工人情况的。他对纪康说，在上海，一般的报纸上是找不到有关工人情况的真实报道的，只有在《生活知识》上才能看到工人的真实情况。 我们办刊物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经济上的问题。纸张无来源，就连一周出版一期都得不到保证。没有办公地点，同志们都是在家中进行编辑，由纪康把稿件征集起来，大家在一起商量研究后，再由他负责组织编辑，找印刷厂。我们的编辑人员共有6个人，而真正脱产的只有3个人，当然机构小更便于隐蔽。每期的发行工作主要是依靠我们所联系的工会。当时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我是周刊的主要领导人，还是中兴印刷所的“老板”，而生活待遇也只有一日三餐伙食和极少的零花钱，工资是根本谈不上的。虽然生活艰苦，工作充满着危险，但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大家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尽管我们的刊物开始几期政治色彩还不太明显，但国民党当局已对《生活知识》周刊的政治倾向有所察觉，他们最终没有批准我们的注册申请。随着《生活知识》周刊战斗性越来越强，作用越来越大，敌人也不断加紧了对这个刊物的侦察。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党领导的刊物，便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侦察我们机构的地址，侦察我们的编辑人员。就是在这种充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仍坚持每期周刊的出版。由于敌人越加疯狂的血腥镇压，致使上海工人运动暂时遭受顿挫，《生活知识》周刊也面临困境。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利用这个刊物作为线索对工人同志进行迫害，也为了隐蔽精干，迎接解放，经工委认真研究，决定在第39期出版后主动停刊。《生活知识》停刊之后，我们接着出版了地下油印刊物《劳动通讯》，用以指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生活知识》周刊从创刊到停刊，虽然只出版了39期，但它是在高涨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在尖锐剧烈的工人斗争过程中提高，确实起到了党指导工人运动的一个战斗性刊物的作用，它光荣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 战争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命，也影响到婚姻问题。在我到上海后，通过与广大工人们的接触发现，沦陷了8年的上海职业女工，许多已到结婚的年龄，却还没有配偶。据沪东几个工厂不完全统计，两万多名女工中，除了老年和青少年外，有7000多婚龄女工尚未结婚。就颐中烟厂来说，有百分之40的婚龄女工还未结婚，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以上。而沪西情形并不次于沪东。据一般估计，全市产业至少有4万婚龄妇女尚未结婚。她们为啥不结婚？ 我在经过一些调查后发现，大部分女工家庭负担重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对于乡下来的女工，她们考虑的是，结了婚就要另外“开门头”，娘家的开销谁来负担？一部分本地女工虽然家里主要经济不一定靠她，但她们认为现在一个人生活还可以，一旦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困难了，单靠丈夫不一定能维持。许多绸厂女工坦白地说，她们害怕丝织业危机，男女共同失业，无法生活，因而不愿意和丝绸厂的男工结婚。还有些是从兵荒马乱的农村逃出来或受不了做童养媳的苦而跑出来的，多年来因为打仗或受封建制度的束缚，耽误了婚姻。也有些女工，不仅在经济上要求自立，她们在婚姻上也要谋自由，她们要选择一位在思想上、生活上，像那些工会中的积极分子一样的人做丈夫，而这种人毕竟只是少数。 在敌伪统治时期，一些妇女唯一的愿望是结婚时，可以把父母姊妹兄弟带到工会来热闹一番，但是胜利以后，局势依然不明朗，尽忠出力的好人反被污蔑。有些人看到同事中意志薄弱的女工被那些不怀好意的流氓玩弄，最终没有好下场等等。这一切都是阻碍她们婚姻的原因所在。 为此，我在《生活知识》周刊第3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四万女工为啥不结婚》的文章，除分析了当时女工所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外，还给她们指出：“环境是受到了严重的约束，但我们不能让它长期等待。我们更不应走向反潮流的‘独身主义’。我们只有从适当的条件中考虑，比如在选择对象时，许多女工有高尚的理想固然很好，但如果脱离了现实而想找一位十全十美的爱人那是不会有的。这就如有钱的丈夫思想未必进步，而思想进步的未必有钱。我们看到不少的少爷公子，把女子玩弄后抛弃，使她们走头无路。对于那些根本瞧不起我们女工的男人，我们何必去苦苦追求？依我的意见，社会是发展的，前进的，今天我们是在艰苦的时代，选择一位人品忠厚，思想进步的职工，比嫁给一位思想落伍的‘小开’前途要光明得多。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打破依赖，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或半独立，只有这样，才能把妇女的地位真正提高起来。我们不应该只看到那些因有了孩子生活艰苦，就不愿进工厂的女工。相反的，我们认为妇女从家庭走出，来到产业是一个进步。劳动是光荣的，但女工的保健制度要提高，工厂的托儿所、幼儿园等设施要建立，这方面是要我们全体工人，尤其是广大的女工同胞们共同努力来争取的。”《文汇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曾在上海引起了轰动。 抗战结束，国民党“接收”上海以后，市党部的要人方治提出：“凡组织工会都要到社会局进行登记”。社会部司长陆京士则妄图通过他们的特务外围组织“工人福利会”和“护工队”来控制上海的工人运动。国民党还向各厂的工会派出“指导员”、“书记”或“会计”，想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各地的工会组织。 国民党内部派系很多，很不统一，在上海工会内部也是如此。 1、陆京士系统。上海工会主要是陆京士这条系统。陆原是上海邮政局的职员，青帮成员，是杜月笙的徒弟，又与CC系统和军统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虽是水祥云，但理监事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陆对之很不放心，就另行组织了“工人福利会”（简称“工福会”）和“护工队”，妄图以此来加强对上海工会的控制。在他手下的主要人物有： 水祥云，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邮政局职员出身，在邮局系统的工会中较有势力。 梁永章，上海市电话局工会理事长。 范才骙，上海市总工会理事，在纺织系统有很大势力。 周学湘，原在上海烟草工会，后来担任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 赵班斧，上海市社会局副局长，以社会局地位调解劳资纠纷，控制工人运动。 2、中统系统，头子是季源博。他组织了一个“劳工协进社”，主要势力是在沪东棉纺和码头工会方面。 3、其它方面：刘松山（抗战时曾到过延安），国民党全国铁路工会理事长，解放战争时任国民党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出席过国际劳工大会，在工会里与众不同，他带着国民党“少将”头衔办工会。 铁路方面，国民党军统京沪、沪杭两路特别党部将抗战时期原有的“京沪、沪杭两路员工工会”以“整理委员会”的名义，改组为“京沪、沪杭两路工会”。 杨虎，青帮人物。担任过上海海员工会理事长，组织过“嵩社”，曾控制着邮局的一部分职工。大革命失败后担任过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杀过我们很多同志，但后来和我们有统战关系。 朱家骅，原是国民党戴季陶派，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上海一些学校办训练班，吸收工会的人参加，主要是控制西南地区（重庆、昆明、贵阳等地）的一些电力工会，电报工会也受其控制。 马超俊，大革命时广东机器工会头子（国民党工会元老派），国民党农工部部长，属孙科派。他利用自己在胶济铁路方面的势力，想通过“中国劳工福利协会”来控制更多的地方工会，但因与陆京士有矛盾，未达到目的。 方治，用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的名义控制三青团，也想插手工会。 杜月笙，上海的大流氓，青帮头子。他组织了一个所谓“恒社”广收徒弟，并通过他的徒弟“调解”工厂中的劳资纠纷，从中捞取好处。 谷正纲，社会部部长，原属汪精卫的改组派，后被蒋介石拉过去。陆京士在他下面当司长，谷虽掌有大权，但没有社会基础。陆京士在下面自搞一套，所以这个部长在工会方面并无实权。 朱学范，邮政局职员出身，曾组织“毅社”。自1932年起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1935年，为了更好地动员工人抗日救国，组织了“劳动协会”。陆京士想接管“劳动协会”，但没有成功。抗战开始时，朱响应中共的号召，共同抗日，曾与我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有电报往来。后与边区总工会代表在武汉、重庆共同筹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联、国际劳工组织每年要开一次会议，中国也有代表出席，起初派去的是马超俊，作为劳资和官方的代表。后来国际劳工组织不同意，说“要派工人来，官方的不行”。于是只好改派工人出身的代表去（实际还是官办工会的）。第一次派去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杨有壬，第二次是上海闸北水电工会李永祥，从1936年至1945年是上海市工会的朱学范。朱懂英文，并积极靠拢人民，因此遭到陆京士之流的排斥。后来朱以“劳动协会”和“解放区工会联合会”搞统一运动为名，一起参加了世界工联。此外，李平衡也曾作为政府代表出席过国际劳工大会。这种国际会议的代表，一般都是国民党当局按照他们的需要决定的，但我们有时也能打进去，如当时出席机器行业工会的会议代表中，就有我们党暗中委派的同志。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的觉悟在斗争中不断提高，上海人民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口号下同国民党的斗争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现将这一时期较大的事件简述如下： 一、“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1946年初国共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签定后，经过我党的一再敦促，蒋介石宣布从6月7日起在东北暂时停战15天。消息传出，举国关注，各界纷纷呼吁“我们要永远的和平”。6月23日，在中共上海市工委的领导下，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面发起，以欢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形式，组织了一次由全市工人和上海各界群众10万人参加的和平请愿及示威游行活动。 二、“一一·三o”摊贩斗争。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大批剩余物资运往中国，使尚未恢复元气的上海民族工业又遭到了灭顶之灾。截止1946年6月，上海倒闭的工厂总数达到1600多家，致失业问题更为严重，而在此期间物价一涨再涨，无以为生的失业工人纷纷去“跑单帮”，上海一些马路边摆满了一个个的摊头。国民政府认为摊贩影响市容，于7月下令在黄浦、老闸两区内禁止摆摊。11月，又出动大批警察逮捕了上千个摊贩。11月30日摊贩及其家属聚集在黄浦警察分局门前，要求释放被捕摊贩和归还被抄物资，并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争斗。后来才知道，这一斗争也是通过警委系统中的地下党组织发动的。 三、“二·九”劝工大楼惨案。1947年2月，上海党组织要求在职业界和工人中全面开展反对美蒋运动，百货业党委通过三区百货业工会准备开展“挽救民族工商业危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并决定于2月9日在劝工大楼（今南京东路334号）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尚未开始，大批国民党特务打手和“护工队”队员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打死，大批群众被打伤。惨案发生后，社会舆论普遍对国民党不满，我们则抓紧宣传工作，将国民党召集秘密会议镇压工运的内幕材料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国民党当局着慌了，反映到陆京士那里，搞得他们很狼狈。 四、“富通事件”。上海威海卫路有家富通印刷所，原是在我党领导下，为开展社会文化事业而动员社会进步人士合股创办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的一个印刷分部，后因国民党当局禁止革命文化事业的活动，公司逐步缩小，而改为富通印刷所的。其实原主所投资金已收回，印刷所另换老板，但工厂仍照常对外营业，并经常承印一些进步刊物。1947年8月由富通印刷的一份《上海各职工团体为揭破“总动员令”阴谋联合宣言》的传单，被群众广为散发，引起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注意。他们从传单上的“国”、“党”两字的特征入手，研究核对了市场上出售的《妇女》杂志上铅字的特征，确认这是出自同一家印刷厂后，便于9月19日逮捕了该厂的大部分职工和前来该厂接洽业务的顾客。并妄图“撒网候鱼”一举破获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击溃”上海工人运动，但我地下党组织并未因此而暴露，敌人的这一阴谋被我们彻底粉碎了。 五、“申九惨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也称申九）的前身是1878年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开设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931年改名“申九”。1947年底，根据当年上海棉纺业的营业额和利润额都比1946年高的情况，三区（沪西）26家棉纺厂工会召开联席会议，要求照去年标准发给年奖。但12月18日，棉纺业同业公会却向全市各厂发出通知：“……按照上年旧例以八折计算”，且奖金分两期发给，这引起了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时，在对全局形势缺乏分析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工人们的眼前利益，我们工委召开会议决定，以“年奖不打折扣，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的口号，发动全市棉纺业工人进行反击。 1948年初，离春节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申九在上海民营纱厂中规模最大，在群众中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便于1月30日由厂党组织领导开始了申九工人大罢工。由于申九罢工的要求主要是发配给品，这给其他已领到配给品的棉纺厂的响应带来困难，以至使申九罢工孤军奋战。而在此同时，前一天发生了“同济大学血案”；31日，又发生5000多名舞女和家属为反对国民党禁舞捣毁社会局的事件。这样，便由此汇集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市性反蒋运动。2月2日，武装军警包围了申九，强迫工人离厂，申九党组织决定坚持斗争。下午5时，1000多名军警和装甲车开来，向工人们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工人们不畏强暴，奋起自卫。在斗争中，有3名女工英勇牺牲，200多人被捕。随后有300多人被开除，26人被判处徒刑。2月16日，工人们被迫复工。“申九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对申九工人的广泛同情，并形成了群众性抗议的巨大声势。 六、王中一的被捕。就在上海乃至全国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血腥镇压申九工人之时，1948年3月20日，我们工委委员王中一被捕，敌人意外地从他家抄出大批地下党员名单，一场大逮捕开始了。而王中一的被捕完全是由于他严重违反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擅自与不明真相的社会关系发生横的联系所致。更为严重的是，他没有执行上级关于销毁党员名单的指示，给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原来，为考虑在解放上海时党的组织可能会被打散，而使大多数单线联系的党员失去联系，组织上要求我们编制了一份党员名单。它分为3套：一是真名，一是假名，一是代号。但不久，刘长胜通知我们中止这项工作，已经编好的名单要全部销毁。显然王中一没有执行组织决定。据张祺1982年在上海市公安局翻阅当年敌人从王中一家抄出的材料看，被抄的名单内容非常详细，不仅包括当时的3套名单，还有浦东、徐家汇地区、法电、丝织业等党组织的10余份工作报告，中央当时的一些机密文件，绘制的各种地图，书刊等等。 七、“王孝和事件”。由于王中一的被捕使一大批党员名单落入敌手，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大逮捕。工委成员陈公琪在未经工委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以组织工人总罢工的形式来反对敌人的大逮捕，并要求释放被捕同志。3月25日，陈指定由四区（沪东）机器业工会在虹镇（虹口区）召开有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等单位工会党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在全市发动总罢工。由于会上大家对罢工的意见存有严重的分歧，会议开了两天，最后决定由上电（杨树浦发电厂）带头停电罢工，促使实现全市总罢工。这个任务后来被落实给上电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去执行。 王孝和于1941年在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考入上海电力公司当抄表员，组织关系到1946年才转到我们工委系统。1948年王孝和当选为上电工会常务理事。当他在执行此任务时，便按照上级的指示，趁值班之机将一把粗铁屑扔进正在运转着的发电机中，但由于电机忽然发烫，被其他值班人员发觉而未成功。事后敌人很快根据值班记录怀疑到王孝和，4月21日将他逮捕。当王孝和察觉自己已被叛徒出卖后，便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分及敌人指认的部分情况。为了从王孝和身上进一步摸到叛徒所不知道的材料，敌人对王孝和连续施以酷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王孝和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死刑。9月30日英勇就义。 关于王中一的被捕和“王孝和事件”，现在虽然许多公开或内部的出版物对此都作过详尽的描述，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其中的某些情节，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有意回避或只作片面叙述的方式，没有把历史的真相如实、客观地揭示出来。对此，我本着实事求是和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科学态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在这份回忆录中，作了一些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补充说明。王中一作为工委的领导成员，违反组织纪律私自保存党员名单，在明知家中有党员名单的情况下，还把敌人带到家里去拿身份证。尽管王中一被捕后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但他的严重错误，已使上海党组织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上海工委一度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受他牵连被捕的党员有100多人，这些同志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次次被审查，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尽折磨，有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党籍。这是一次不可原谅的重大错误。 王孝和的英雄事迹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但当时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可我们个别同志为了急于摆脱被动局面，头脑发热，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这种有计划的破坏发电机的做法却是一次极端盲目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这次行动幸而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实现，否则将在政治影响上对我党造成极大的损害，敌人会为此更加疯狂地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王孝和在严刑拷打中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没有暴露任何党的机密，他只是交出了自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承认自己的举动是为了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人。然而正是他的“承认”，使敌人借机在社会上大肆宣传共产党企图破坏发电厂，污蔑是共产党扰乱了上海人民的正常生活，制造黑暗城市。当牢房的同志向他传达组织上的决定，让他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在第二次审讯时，王孝和开始翻供。王孝和的一言一行都是严格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执行的，为了党的利益他抛弃了个人的一切。所以，如果不是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的错误决断，不仅王孝和的牺牲可以避免，连“申九”流血事件那样损失惨重的教训也同样可以避免。 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革命力量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他们想利用大众的力量，但又怕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难以驾驭；他们想利用工会，又害怕工人们会在工会的影响下起来革他们的命；他们想利用民主，又害怕民主会动摇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一面利用“工人福利会”、召开“国大”等机会，叫喊“民主选举工会”、“挽救工业危机”、“扶助劳工组织”，以及“保障工人福利，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地位”之类虚伪的口号；一面组织“护工队”，雇佣一些特务、流氓、打手，以所谓“保护工厂”、“保护工人饭碗”、“打抱不平”等等为借口，破坏工人的革命斗争，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如在“劝工大楼惨案”中，打死梁仁达，打伤工人群众，就是他们“护工队”干的。可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却造谣说是共产党和民盟搞的。 又如三星牙膏厂工人起来罢工要求发年奖，社会局长吴开先去调解，并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当工人们复工后，吴开先又去问工人：“你们年奖拿到了没有？”工人们说拿到了。他又问工人们：“我讲话算不算数？”工人们说算数。于是，他就说：“现在有个工厂不听我的话，请你们去劝劝他们。”这样，一部分女工被骗上了卡车到杨浦发电厂门口，国民党特务临时扯起了“索夫团”的旗帜，以劝丈夫回家吃年夜饭为借口，一批特务打手则趁乱冲进工厂打人抓人，最后把厂里的工人全赶了出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面前，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实行了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条原则就是：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去活动，利用当时、当地一切“合法”的形式，尽可能多地去进行正义的斗争。 我们利用反动团体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如派人打入国民党、“工福会”和“护工队”，参加国民党社会部办的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等。我们的人在这些反动团体里做工人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使之站到我们一边来。这是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的结合。 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机会，去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摊贩、工商界，我们也都去做工作。只要是对社会现实不满者，都是我们教育、争取的对象。我们考虑，通过这些工作，至少可以在我们开展斗争时能取得社会的同情。 我们还利用敌人内部的派系矛盾来打击敌人，发展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内部派系很多，上级同下级之间，这个地方同那个地方之间，就连沪东同沪西两个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很厉害的争权夺利斗争。而这种矛盾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当时中纺十二厂的地下党员余敬成是该厂工会的理事长，他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进了国民党的“工福会”组织，还拿到了武器。后来中统特务阻止工会向工人收会费，动手打了我们的地下党同志，余敬成便开枪打死了那个中统特务。佘敬成遭到逮捕后，我们又利用特务内部的矛盾，争取到敌人未给余判重刑。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明文规定很多，如“工会法”、“工人生活指数”等等。他们制订这些条例的目的在于欺骗群众，而我们打入他们的工会组织则出于夺取领导权的目的。我们利用政府订的“法规”，发动群众起来敦促他们兑现许下的诺言。有时，虽然政府无明文规定，但却是社会历史形成的习惯做法，如工厂老板给工人发“年关赏”，死了人要送葬等等，我们都支持群众通过斗争去争取。 梁仁达死后，我们放出空气准备组织群众抬棺游行，敌人很恐慌，准备镇压，我们又改为分散开追悼会，戴黑纱，募捐，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达到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目的。我们要求工会“民主化”，反对包办控制，反对“带枪办工会”，这样做大得人心，也较容易见到斗争的效果。我们就在这些活动中扩大左派力量，发展我们的组织，包括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我们搞了个“工人协会”，利用“上海工人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或“告工人书”来宣传我们的主张。我们有时也用其他名义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扩大我们的影响。 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从工会系统看，我们夺得了相当一部分行业的领导权。当时，上海各大行业的敌我力量对比，大体有4种情况： 一、国民党控制的。如铁路、海员两个系统工会的领导都在他们手里。国民党为了保证对两路的控制，特别建立了“铁路党部”，虽然下面也有我们的组织，但工会领导权不在我们掌握之中。 二、在我们掌握之下（形式上还是国民党的人领导）的有棉纺业、公用事业。这两个行业都在全市工人运动中起着比较大的作用。 三、双方力量相持的。如邮政局、电话局，这两个系统工会的上层是他们的，下层则是我们的，陆京士对邮政系统则拼命抓住不放。 四、双方力量都达不到控制的程度，基本上还属“空白”的。如有些码头就是这样，国民党只在上层委派了几个人，控制不了局面。我们有的派人去了，有的还没有派。那种地方，工人斗争一般开展不起来，即使偶然发生一些斗争也是自发的。 国民党的许多机构内部都有我们地下党的关系，如侯文华被捕自首后，我们很快就通过内线了解到了他在敌人那里的情况，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党的白区工作16字方针中有4个字，叫做“隐蔽精干”，我们体会，这就是在敌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们要保持警惕，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注意积蓄力量，不可轻易暴露。但是，这决不等于说隐蔽不动。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积极开展活动，不仅在基本群众中活动，还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社会上，甚至是敌人营垒中某些人士的同情，至少是中立的态度，以孤立打击极少数反动头子。这样，有了各阶层群众的同情、支持或掩护，我们的保密、保卫工作才会有真正的严密，“精干”力量，才能“隐蔽”下来。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除少数同志一度因站不住脚而去根据地及香港外，大都比较好地在各自的岗位（包括许多政府机关里）隐蔽着。一直到上海解放，对于许多人，国民党当局最终也弄不清他们到底是那一方面的。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我们趁此机会抓紧工作，为上海的解放作准备，其中一项比较有影响的工作，就是宣传战局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警告反动头子，分化狗腿子，我们习惯把这些叫做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攻心战”。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加紧控制舆论界，不让人们知道战事发展的真相，特别是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尤其要这样做。我们的办法就是及时地采用各种方式把战争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当时，党中央在邯郸有一个广播电台，甚至国统区的一般无线电收音机都能收听得到。我们收录后，马上组织力量刻印散发。那时，上海的大多数群众都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有的甚至公开说：马路上敲锣打鼓说是“胜利”了，但既然胜利了为什么那些躲在上海的地主还不能回乡去？ 我们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向反动当局的上层人物和中下层人士发出警告和劝谕，其中之一，就是发动群众向这些人写信。对上层，包括市长、警备司令、社会局局长、反动工会头子之类，我们一一列举他们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警告他们垂死挣扎必无好下场，要他们“学朱学范先生，站到人民方面来”，“只要悔过自新，下决心站过来还有出路”。 对中下层我们晓以大义，告诉他们：“你们当狗腿子不会有好结果，你们是‘吃拳头’，‘拿零头’，完全是在替你们的上司升官发财做垫脚石，一旦上海解放，他们可以跑香港，你们能去吗？一个人能去，家属也能去吗？不要再跟找死路了。在国民党里，杜月笙、杨虎这样的人尚且被踢开，你们难道还能吃得开吗？……”如此等等。 我们有一手，是使那些反动分子，特别是其中经常为非作歹的人感到恐惧的。那就是：把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一些反动分子的内幕活动，象一些秘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者及会议内容等等，在信中捅出去。比如“申九惨案”发生后，我们得知那些惨案的制造者们迫于舆论压力，在一个饭店秘密开会研究对策的情况，便给这些反动分子写信，揭露他们这个见不得人的勾当，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活动了如指掌。同时，我们还把这件事披露给他们的上司、下级、以及他们的亲属。这样一来，他们就“吃慌”了。一是要顾虑上司对自己是否还会信任；二是他们要面对亲友的规劝和吵闹。 又如，在“提倡国货抵制美货”的运动中，国民党特务制造了“梁仁达惨案”，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当我们得悉他们秘密开会应策的情况后，很快予以揭露。陆京士因此很狼狈，马上对他的那帮打手说：“共产党这么厉害，把我们的内幕都弄出去了，以后我们要提高警惕”。 这种“攻心战”是一种群众性的活动，不仅我们的党员、工人协会会员，还有非党的群众，包括那些反动分子的家属、佣人等等都有可能参加。我们写警告信，一般是用“人民解放军”的名义，有时也用“地下军”或其他什么名称。由于我们是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来干这件事，几百人、几千人参加，使有些反动家伙一天就接到几十封甚至几百封这样的信，这个压力就很大。反动派对“匿名信”是要追究的，但是那么多数量的信，使他们根本无法查找。 这种“攻心战”的效果是很大的，有些特务后来就干脆来了个“动口不动手”。有的人听了我们的话，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戴罪立功，有些人后来没有跟蒋介石外逃。如电话局有个我们“攻心”的对象，在上海解放前夕就通过关系来问我们，他不想出走行不行，我们表示希望他不要走，结果这个人留下了。 在上海临近解放之际，中央有个通知，要我们争取对每个企业、每个机关、每个学校，都作些调查，我们照办了。当时我们调查研究的面相当广泛，敌、友、我几方面都摸；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情况，各种代表人物的历史、思想动态、社会活动等等，我们都作了详细的调查、整理。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我们对发展的党员和内部确定的发展对象，都进行了填表登记。对一些工厂企业的情况摸得更细，包括：该企业是民营还是国营；机器设备、生产物资、仓库情况如何；有多少工人，资本家是什么人等等，都调查登录在案，甚至哪些厂藏有武器我们也知道。我们后来组织的“护厂队”还弄到一批枪支。所有这些，都为上海解放后军事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作了准备。 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是很紧张的，但是由于有了以前的工作基础，我们这一斗争最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比如，国民党中央印币厂的副经理同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告诉了我们关于国民党下达给该厂的“应变”计划（主要是想把厂里一些好的设备装箱运台湾）。我们将此情报通知了该厂的党支部，支部即以“工人协会”的名义召集工人分头开会，决定既不让反动派弄走又不致被破坏。大家先是拖延时间不装箱，后来当局一定要工人装箱，工人就用怠工的办法应付。结果由于上层、下层的配合行动，这个厂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又如，我们分析当时上海的几家报馆，敌人要搬是搬不走的，但可能会被炸毁。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我们就与老板拉关系，促使他注意保护报馆财产。由于老板也有此种要求，我们就进一步组织工人积极护厂。所以，敌人毁坏报馆的企图也未能得逞。上海一解放，报纸很快就出版了。 侯文华的事出了以后，我们关闭了中兴印刷所，并拍卖了一部分厂房和印刷设备，留了一部分机器放在一个工人家中，直到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才把这些机器拿出来用。在大沽路186弄34号，我们组织出版的地下刊物《劳工通讯》一直到快要解放才停刊。接着又出了《上海人民》报，它主要是宣传当时党中央的一些精神和全国解放的消息。记得是在1949年5月25日，发出上海解放的《号外》。《上海人民》报一共出了6期，待到上海全市解放，军管会接管了《申报》，正式开始出版《解放日报》后才停刊。 解放军刚进城，我们就动员印刷工人们在四马路（福建路）、南京路、西藏路、大世界等处挂起条幅，写上欢迎口号，如共产党万岁、迎接解放军、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等。同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部、发行部在三马路的一幢房子。原《中央日报》的编辑人员中有我们的地下党同志，为我们接管提供了方便。首先成立的上海印刷总工会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就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旧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工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影响。 1949年5月，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国民党反动势力经营的据点获得了解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在迎接上海解放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共上海工委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有关白区工作的斗争方针、策略，在组织发动和领导上海广大产业工人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时，在中共上海工委的领导下，我们已在产业工人中发展了4000多名党员，其中除了1000多人先后转移或输送到解放区之外，大多数党员都成为我党领导的各个产业工会的领导骨干，从而使对上海的政治、经济斗争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市政、工交、纺织、机电、印刷出版等行业的工会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这对动摇国民党在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统治根基，加速其全面彻底的溃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工委还通过它所领导的各产业系统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上海全市重要的工商等行业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发动和领导护厂斗争，保护了上海工商企业免受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夕的疯狂破坏，保存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资源、设备和资料，为迎接上海解放和做好城市接管工作，迅速稳定解放初期上海的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上海的工商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5月12日解放军向防守上海外围的敌人发起进攻，到5月27日上海解放的16天时间里，全市绝大多数工厂运转如常，学校继续上课，商店照常营业，人心安定。特别是在解放市区的3天激烈战斗中，上海市区的水、电、煤气从未中断过，电话畅通，市政交通基本正常，社会秩序稳定。这是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的决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机智勇敢斗争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的结果。上海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上海解放的日子里，我们做了几件事。 迎接被捕同志出狱。上海一解放，根据组织上“凡是因反抗国民党而被捕仍被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一律释放”的意见，5月29日，张祺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用一辆大客车将提篮桥监狱中被关押的40多位同志接了出来。但在向市委汇报情况时，陈毅很不满意，他说：“这些同志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牢的，现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这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而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对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根据陈毅的指示，受难的同志又被找回来，重新在监狱里集合，同时组织各界人士敲锣打鼓放鞭炮前来欢迎。当时的场面还拍了电影、照片。 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解放后，新的上海市委建立，但考虑到美帝国主义的军舰还虎视眈眈地停泊在吴淞口外，战争还有可能随时爆发，根据华东局领导关于：“上海基层地下党组织暂时不公开；管理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组织全体地下党员参加筹建工会工作，尽快地把工会广泛地建立起来”的指示，决定在5月31日召开全市职工纪念五卅运动24周年代表大会的同时，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5月30日，我们首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五卅大游行。沪东工人和沪西工人分别在提蓝桥和曹家渡集合，然后浩浩荡荡的游行至南京路汇合成一支巨大的队伍。5月31日的大会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召开。当时在附近的国际饭店楼上，高悬着一幅占了4层楼面高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下面的横幅上写着“毛主席号召我们前进！”周围都是大幅标语和红旗。市委书记饶漱石等出席了大会，市委副书记陈毅代表市委讲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后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来了！”会场上一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宣布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以举手方式通过了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等142位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在6月3日举行的第一次筹委会会议上，选举刘长胜为筹委会主任，张祺、朱俊欣、沈涵为副主任，我为秘书长。筹委会的办公地址被安排在汉口路外滩刚竣工尚未营业的原国民党交通银行新楼。8个月后，上海总工会于1950年2月3日正式成立。 当时，我们曾接待过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他们带来一场大型的芭蕾舞剧，由苏联著名演员乌兰诺娃主演。在能坐上万人的上海逸园剧场（解放前是跑狗场，现为文化广场）里演出。我们组织上海各厂、商业、机关的工人代表以及各级工会的同志都来观看。 在国民党时期有关劳资纠纷问题是找社会局。现在解放了，工人当家做主了，劳资纠纷的内容也不同了，性质发生了变化，开始时便由工会出面解决，以后建立了劳动局，由劳动局处理，并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原则，以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地位。1950年召开的全国劳模大会，就是依照过去在根据地的经验，通过选拔、表彰劳动模范，促进生产。 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白天要听取各行各业关于工人群众的工作汇报，也包括恢复生产等情况。到晚上，要参加华东局（军政委员会）召开的各部门的工作汇报，各方面如政府、民政、经济等都要汇报。同时上级要给予原则的指示，如接管工作如何完成、具体措施如何等等。第二天，各方面的同志便分头去贯彻军管会的精神。不久，上海各行各业的工会筹备委员会也相继成立，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解放了，在根据地呆过的人员到上海后都很想到各处去看看，他们往往找一些老关系。当时有很多老战友来找我，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组织起来去企业、文化设施参观，这样的接待工作很多。另外，当时有关资本家的一些问题一般由工商部门去处理，但一些资本家往往对现行政策不了解，而采取消极态度，使工厂的原料、生产、销路等出现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就配合有关部门做资本家的工作，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总之，当时诸如市场的供应、恢复生产、吃饭、甚至油盐酱醋等什么问题我们都要去关心，所以工作很紧张。就在这时，我们接到了全国总工会的电报，要我们派人去北京参加工会组织工作会议。开始，组织上要我当团长带上海工人代表团的20多人去，后来华东各省在上海一集中，又要我带华东工人代表团一起去北京，有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以上海为主，总共有40多人。 我们第一次享受坐头等车厢的待遇。在车上，我们一边休息，一边讨论如何汇报工作。到南京，因接待工作还未接上头，我只好找到军管会，一到军管会，我就见到了宋任穷，他当时是军管会的负责人，我们很熟悉。他马上通知给我做饭，我说其他工会代表还在火车站，他听后马上要秘书安排我们的住处，我们住进了原来国民党“励志社”的一所高级宾馆。接着又告诉我们，刘伯承司令员第二天请我们吃饭。在南京呆了两天，第三天我们过了江，继续坐火车赶到天津。天津的同志接到通知，热情欢迎，让我们住进最好的招待所，并由市委设宴招待我们。 到北京后，全国总工会接待我们。全总机关当时在西长安街新华门斜对面的一幢3层楼房（过去是北京市参议会所在地）里办公。这座建筑现在看很差，当时却是很高级的。工会六大召开后，选举刘少奇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陈云是工会主席，李立三是副主席之一，由他主持实际工作。所以我们一到北京，就向李立三汇报了工作。接下来开大会，同时，李立三又组织各代表团团长去给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时有朱德、周恩来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把全国工人组织起来。期间，全总宴请了全体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到会接见了我们。毛主席在席间的讲话，总的精神就是要克服“关门主义”，只要历史上没有犯什么大错误的人，各级各部门都要任用他们（此讲话内容有专门的整理材料），并建议由上而下的建立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为恢复经济作出贡献。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属中央各部委，劳动部宣布成立，李立三是部长，施复亮和我是副部长。开始，我想这只是挂挂名的，因为上海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但不久，组织上还是决定我调北京，这样便开始了劳动部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