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 David Schweickart 如今，为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作辩护已不再时髦。那些权威人士已停止重复社会主义已经死了和自由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的祷告。这都不是新闻了。它是一个已为人们认可的“事实”。社会主义死了。 这一死亡证书的签署不仅是对经典的命令的社会主义（classic command socialism），而且也是对所有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无论它们是否由工人自我管理。曾是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mai）现在自信地断言： 经典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从另一方面看，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尝试产生了一种不一以贯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因素：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与市场的运行无法和谐共存。[1]
至于自我管理，“它是改革过程的一个死胡同。”[2] 至少有两个充足的理由，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是实践上的，反对科尔内的这种流行的说法。首先，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涉及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选择的理论论著，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3]其次，现今世界中最其活力的、包括十二亿人民在内的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 中国如果说现今为社会主义辩护已不流行，那为中国辩护就更不流行了。 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走上的道路，或同20世纪60年代很多左派认为的中国所走的道路，或同越南、尼加拉瓜或古巴一直坚持走的道路相比，中国现在并不令人鼓舞。人们希望中国社会的缺陷不要如此突出。[4]在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方案中乌托邦式的描述是有作用的。我们需要激动人心的理想。我们需要能够想象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然而，在评价实际历史实验的成败上也需要现实主义。由于几乎没有比正在中国显露的东西更为重要的实验，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从中国的实验我们能推断出什么东西和不能推断出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以“社会主义”来意指一种主要生产资料不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现代经济，那中国现在显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不仅中国的确把自己说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而这种自我描述是以充分的经验为根据的。在1990年，中国GNP中只有5.1%是由“私人的”部分生产的。[5]尽管相当数量的外资流入这个国家，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的部分只有13%（在1993年），仅仅雇佣了非农业劳动力的4%，约五、六百万工人。相比之下，在1991年，中国约240万个集体企业雇佣了3600万工人，而另外一亿工人则受雇于国有企业。 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在过去15年甩，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10%。在这期间，实际的人均消费翻了一番，居住面积增加了一倍，婴儿死亡率减少了50%。医生的数量增加了50%，估计寿命从67岁增至70岁。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不平等的情况，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降低。[6]即使像罗伯特·韦尔（他曾于1993年在长春吉林科技大学教书）这种持相当怀疑态度的旁观者也承认： 长春大学的学生来自更为贫穷的农村，他们谈到，随着对现代农机具和新的消费品的投资，他们的村子都发生了变化。对生活在城市的劳动人民而言，直到一两年前，他们在冬天还只能吃到大白菜和土豆、萝卜，几乎买不到在温室内才能见到的蔬菜和水果。现在，香蕉、橘子、草莓、青菜和各种肉类在一年四季开门的室内市场都可买到，这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饮食。自1980年以来，整个国家人均肉类消费增长了约两倍半。在“改革”期间（引号是韦尔加的），成百万的劳动者得到了新房子，这些房子是他们的企业建的。以前是两三家共用一个单元，现在是毎家都有自己的房子。在最近几个月内，国有企业的周工作日由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得到普遍欢迎的改善。[7]
经验的证据没有表明中国是乌托邦。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异的。如果社会主义是关注改善人民实际物质条件的解放事业，而不是一种全然的乌托邦，那具有良好意愿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我们中那些经常享用香蕉、草莓、靑菜和肉类的人）就不应当太性急以致无视这些成就。 此外，中国的发展轨迹还不清楚。中国社会主义的矛盾将加剧以至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可能的。中国有一天将加入到资本主义的行列，这也是可能的。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坚持认为以上一种或两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人关注的只是现象。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实验结果将会是怎样。中国也许能仍然掌握它释放出的生产能量，也许能走向自身的民主化并解决它在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也是可能的。 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有力的相反的证据而坚持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难以实行的这一做法，无疑是成问题的。那些如此自信地做出这些断言的和那些如此全心全意地着手他们自己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的市场化的东欧经济学家，应对由他们的改革导致的失败与市场社会主义带来的成果认真地做一比较。 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中国证明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是与广泛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相适合的。然而，对人们要得出很多可靠的结论而言，中国的现象又太复杂了，它太多地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偶然性的影响，太多变化。为了超出仅仅是可能性的断言，在更理论化的层而上展开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会更富有成效。 我想为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理论做辩护：（a）市场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标准来衡量，至少它的某些形式，是大大优于资本主义的可行的经济体制。（b）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它既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也是唯一合乎需要的社会主义形式。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或者从标准上看是不合需要的，而且常常同时是两者。 让我们更为准确地看看“市场社会主义”的含义。资本主义有三个限定的制度。它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交易是由看不见的供求之手来掌握的；社会的绝大部分生产资财或直接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或通过对私人公司股份的所有而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绝大多数人工作是为了得到由他们为之工作的私人企业的所有者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工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消了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或工人的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它仍然保留了作为协调绝大多数经济的机制的市场，尽管通常存在超出了资本主义下那些典型的对市场的限制。它也许以工厂的民主取代或不取代雇佣劳动，但工人的所得不是契约工资，而是一个企业纯收入的特定份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制度就是“工人自我管理的”（worker-self-managed）市场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但所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都同意这样四个观点： 1、市场不应被等同于资本主义。
2、中央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机制有极大的缺陷。 3、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的、合乎要求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就是说，在短缺的情况下，市场是组织一种可行的经济的必不可少的（尽管不是完美的）机制。 4、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形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并且远比资本主义更可取。 让我们逐一研究一下这些论点。 对“市场＝资本主义”的辨别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辩护者和大多数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的致命错误。如果看看资本主义的主要辩护士的著作，如米尔顿·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或F.A.哈耶克（Hayek）的著作，人们就可发现，他们的辩护总是集中在市场的长处和中央计划的缺陷上。[8]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因为为市场辩护要比为资本主义另外两个限定的制度辩护更容易。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在市场上而远离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是更好的办法。 左派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看上去与保守派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很相象。其注意力仍然是市场，但是市场的罪恶和不合理。实际上，攻击抽象的市场同为抽象的市场辩护是一样容易的，因为市场既有长处也有缺陷。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他们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经济”）关注的是市场的长处，认为市场的反面只能是中央计划，因而无视任何批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者关注的则是市场的缺陷，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类似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无视任何辩护。这种策略是方便的，因为它们排除了仔细研究当市场被移植到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财产关系体系中会如何运行的需要。这样做方便是方便，但过分轻率了。 对中央计划的批判必须承认，对于直到不久前还盛行的社会主义的范例，即非市场的中央计划的经济，保守的批评家已被证明是正确大于错误。他们在无视中央计划取得的积极成果方而和低估市场的消极后果方面是不诚实的，但在辨别中央计划制度的主要缺点方面没有错，在论证“民主化”制度本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没有错。 对中央计划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但批评的要点还是值得重复一下。中央计划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一个中央计划机关决定这一经济应生产什么，进而再指令企业去生产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这样的商品。这样的经济面临四个明显的问题：信息的问题，激励机制的问题，集权化向的问题和企业创新的问题。[9]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现代工业经济简直太复杂了以致无法在细节上加以计划。如果我们不是让消费者“用他们的钱来选择”，那就很难确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的程度，以及所需东西的数量和质量。此外，即使计划者能够克服决定生产什么的困难，那他们还必须决定如何生产它，而且要一项一项地决定。生产包括投入和产出，由于对一个企业的投入来自其他很多企业的产出，这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也必须加以计划。然而，由于在技术确定之前投入是无法决定的，因而技术也必须加以确定。要制定一个最具连贯性的计划，计划中心必须把所有这些决定因素统统考虑进去。由于这些因素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计算即使对最高级的计算机技术而言也还是太复杂。与它相比，星球大战不过是儿戏。 这种批评多少有些夸大。实际上，计划者是能计划一种完整的经济的。在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地方，计划者就这样做了几十年。通过把特定产品的生产集中到相对少数的（常常是大型的）企业，并以合计的形式颁布生产指标，允许企业经理在非合计形式上的机动性，产品和服务就生产出来了，而且常常以充足的数量造成使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现在有很多人说事实证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是正确的，即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仅以苏联的情况为例：面临严酷的国际敌视和德国的入侵而持续了四分之三世纪，并设法在一个巨大的半封建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解决了其公民的衣、食、住及教育的问题，而任还创造了世界级的科学机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不应说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反面并不是“最理想的”。苏联的经济以及以苏联经济为模式的经济总是遇到效率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生产数量相对说来还不多的商品的时候，当数量更重于质量的时候，信息问题还容易解决，当要求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的时候，信息问题就变得不好解决了。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就不得不被迫引入市场的改革，这不是没有理由的。[10] 从理论上讲，非市场的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它的信息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市场是可以模仿的。计划者可以追踪商品的销售，调整价格，就好像供求在支配它们一样，并把这一信息传给生产者，指导他们好像是在相互竞争中取得最大利润那样去行动。但市场模仿和中央计划一般会在第二组问题上出事，它们涉及的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中央计划中存在很多固有的激励机制问题。其中理论上可以预见并通常也可以观察到的有： ·如果产品的定额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那企业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消费资源或努力确定并提供那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
·如果投入和产出都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企业就会倾向于低报他们的能力而高报他们的需求，以便更容易地完成他们的部分计划。它们还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游说计划部门以得到较低的生产定额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 ·如果就业是有保证的，而且收入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那工人就没有动力去工作。 ·如果计划部门是对整个经济负责的，那它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关闭无效率的单位，因为这样做或者要增加失业或者必须为失业的工人寻找新的工作。 与中央计划相关的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计划者握有大权。有关生产定额（或价格）的决定对企业有重大的影响，这样，腐败的危险就很大。一种精心安排的可使定额减少或价格提高的贿赂，可使一个企业得到比认真关心产品质量，或开发新的生产线，或引进新的生产程序更多的直接的好处。 此外，即使计划者是谨慎而诚实的，他们也可将生产集中到更大的单位，即使这时过大的规模是低效的，因为对计划者而言，只与少数单位打交道会更容易。他们还会在他们与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计划一种大型的经济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当计划被授权的公民不断批评、修改甚至拒绝的时候，会产生无数的困难。要想有效，计划就必须一以贯之，这样，对计划的一个部分的修改就要求必须调整其他部分。使愤怒的选民中的一个集团感到满意的调整会对其他集团产生相反的影响，会导致他们为了修改而吵闹。无论计划者发表什么声明支持参与民主制，实际上是不能期望他们喜欢它的。这个问题是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固有的问题，它在选择和变通的范围受到限制时是容易控制的。但是，在经济中的每一问题一每种价格、每种产品、每种技术都要服从政治上的争论时，那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或者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对民主要求的精巧的或不那么精巧的禁止。 最后是企业创新问题。无论人们想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成就给予多么大的信任（比今天人们通常的信任还应更多的信任），人们还是不能相信它们具有高度的经济上的创新精神。几乎没有什么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技术能在这些经济中发现。结构上的原因并不难确定。如果企业不去竞争，它们也就没有必要革新。它们也就不必担心是否没有跟上新技术的步伐，是否它们的对手将占领它们的市场，这样，消极的失败的威胁也就不存在。积极的鼓励方式也不多。有革新想法的个人是无法建立一个企业的，因为她的将会使人大大受益的伟大想法是要冒风险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她可尽力说服她的上级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技术是值得花费时间的，成就与风险是并存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经理和计划者倾向于“保守”，这并不使人奇怪。错误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涯的威胁比革新的成功要更容易看清。风险一般是要避免的，除非冒险的主意来自于高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糟糕的想法人们也不愿意去批判，因为如果方案失败，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非市场的、分散化的经济为什么不行？在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市场的唯一的替代物是中央计划时，很多反对市场的社会主义者倾向反对这一观点。为什么计划应是唯一的替代物呢？为什么不能提倡一种非市场的、民主的、分散化的经济并为之奋斗呢？ 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样的经济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合需要的。无疑，如果一种经济被分散为小的、半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那可以认为，一种民主的、非市场的经济也许是可能的。然而，现代的消费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可以合理地从他们的经济中期望一定的当代科技的复杂产品和一定范围的商品，这样一来，小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的梦想就成了一种没人支持的，一种全然的乌托邦的幻想。[11] 如果人们想要的不是分散化的自给自足，而是那种会导致大工业经济的统一计划的分散化的、分享制的自下而上的计划，那它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可以想象，最好的证明就是请读者仔细看看迈克尔·阿伯特（Michael Albert）和罗宾·哈尼尔（Robin Hahnel）最近为这样一种经济提出的详细的设想，这种经济是一种分享制的经济，它利用的是个人的电脑、众多资料的银行以及大量的邻里、地区和国家的委员会。它是绝对无法运行的。此外，即使它能运行，它也是不合需要的。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脑上。要开太多的会议。[12] 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到此为比，我的论证一直是反面的。我论证了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和不合需要的。因此，我还必须进而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行的和合乎需要的选择。实际上，在现在的讨论中有很多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两个：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方案和我本人的方案。[13] 从本质上看，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看上去很像当代资本主义，但有五个基本的不同： 1、国家的所有公司的全部股票都被重新分配，以便从一开始就给每一公民一份按人口计算的股份。每一公民从一出生就得到一份服票的有价证券，因而有权获得一份其持有股票的公司的红利。当她去世后，股票退还给国家。这些股票一旦被获得，可以与其他股票进行交易，但它们不能出售以换取现金。（因此，富人不可能购买穷人的股票并获得对这一经济的股权的控制。）
2、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化的。这些银行从私人储蓄者那里聚集资金，并向企业发放贷款，它们实际上运用的是与资本主义银行相同的准则。 3、公司的经理由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后者由公司得以获得其资金的主要商业银行的代表构成，他们既是企业工人的代表，也是股票持有者的代表。 4、政府安排有重大意义的投资计划，并运用不同的利率去鼓励或阻止某些特殊的投资。 5、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即使是由一个企业家创办的企业。但一个企业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或一旦企业的创办者去世，它就得实行国有化（予以赔偿的），它的那些股份要被重新分配给一般大众。 罗默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基本矛盾被缓和了。这一经济中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相互竞争（包括国内外企业的竞争），这样一来，信息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模式也不存在集权主义的倾向，因为企业是独立于政治进程之外的，此外，还因为不存在所有企业都依赖其好处的中央计划机构。企业创新的问题是从两个方面解决的。首先，竞争迫使公有的企业注意开发和填补新产品和新技术。其次，经济中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一席之地，尽管这一席之地还没有大到使他们占统治地位的程度。 这一模式还涉及到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投资的不合理。由于明显减少了资本家收入的基本来源，即来自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收入，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明显地缩小了（尽管还没有消除）。全体公民大体上平等地分享社会的集体财产，因而大体上平等地分享来自生产的剩余产品。由公民交易其股票产生的财产拥有上的不平等不允许超出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所以，它们不能像资本主义下那样积累和集中。[14] 投资的不合理也涉及到了。罗默的模式明确承认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但很少公开谈论的问题，即市场在做出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投资决定方面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必须用来补充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颂扬日本、德国、南韩和台湾的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知道要对投资过程予以指导。然而经验表明，对看得见的手不能过分重视，因而，罗默依赖的是对利率的控制。 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我本人的、被称为经济民主的（Economic Democaracy）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于罗默的模式，我的模式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这一制度的核心，以反对平均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如同在罗默的模式中一样，所有的企业都竞争。如同在罗默的模式中一样，新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银行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机构。 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不存在股票市场，因为不存在股票。国家的基本的财产被视为集体的财产，但它们是由利用它们的劳动者来控制的。这就是说，每一个企业都是民主管理的，工人合法地拥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利。对经济民主下的企业而言，这一模式是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私人财产。一个企业不是由它的工人所有的物，而是由他们控制的联合体。最终的权力属于企业的工人，尽管除小型企业以外，在所有企业中工人将选举代表以组成工人委员会，再由委员会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 工人的自我管理是经济民主模式的第一个明确的特征。使其与资本主义（以及与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第二个特征，是产生和分配新的投资资金的机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都依赖私人储蓄作为投资资金的来源。经济民主的模式依赖的则是税收。每一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本财产纳税。（这种税可被认为是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从经济上讲，这一税收起的是基于资本的利率的作用——这样就避免了向私人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必要。通过向企业收税而不是通过“诱使”个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向作为私人的个人支付利息，而且使经济摆脱了它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生气”的依赖。 资本财产税的收入构成了社会投资的资金，这些资金全都反过来再投资于经济。这里讲的再投资的机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下的再投资机制。市场并不支配投资的流向。在经济民主的模式下，投资资金要返回以每个人为基础的共同体（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这样资本也就流向了人民所在的地方。人民不是被迫追随资本的流向。一旦投资资金到了共同体，那时它们就要被“贷”给共同体的企业，或“贷”给想要开办新企业的集体，这种贷款是通过公共银行网进行的，并要根据两个原则：规划的效益和职业的提供。市场的原则只是在这一阶段上起作用，而且，即使在这一阶段上，它们也不是唯一的原则。[15] 总之，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可被视为有着三个基本结构的经济制度，这三个基本结构是：企业的工人自我管理、投资的社会控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确定的组成部分：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 我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基本的作法有这些：在企业的层面上，企业合作的本质保证了一个有效率的内部組织。（大量的经验证明，合作企业几乎总是同类似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有效率，而且常常是更有效率。）在企业与其他企业及消费者的相互作用的层面上，经济的竞争的本质保证了与中央计划相联系的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的问题不会出现。在经济长期发展的层面上，投资机制考虑到了那种与市场相一致的计划，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计划是优于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的。企业创新问题的解决也提到了，它非常类似在蒙德拉贡（Mondragon）的情况，即通过让地方银行建立企业家的分部以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并为对发展新企业感兴趣的私人集团提供技术帮助和起动资本。竞争的压力将迫使现存企业与其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同步前进。工人在一个企业内挣到更多的钱、或使劳动时间缩短、或得到更好的劳动条件的可能性为革新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激励机制。 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我还详细论证了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方方面面都优于资本主义。它更平等，因为它消除了财产的收入。它更民主，因为它把民主向下延伸到工厂，向上延伸到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它还勇敢地正视了那种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唯一的最具毁灭性的特征：资本的过度的流动性。随着最近技术和政治的发展，资本现在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能力和更多的行动自由，可以迅速涌向世界任何可望得到最高回报的地方。这使得工作的不安全感、共同体的毁灭和大量的移民现在到处可见。 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根本改变这一格局。工人管理的企业不会投票搬迁到本国或世界的低工资的地区。来自公众的资本不会跨越国界去寻求更高的回报；置于法律管理下的由税收而来的投资资金要返还于共同体。因而，共同体不需要为资本而竞争（通过提供低工资或更少的环境保护的限制）。此外，共同体可以保证获得定期的新的投资资本，因此比资本主义下的共同体更能掌握它们自己的经济命运。 但它是社会主义吗？蒂克庭写道，“对一个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要根据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计划来定义。”[16]根据这一定义，无论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确，按照这一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用语上的矛盾，因为它明确指出社会经济活动的大部分要靠市场而不是靠自觉的社会范围的计划。 但我（也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这种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更大范围的社会计划的定义。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规范概念的问题需要谈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纲领，人们能够控制经济力量而不是为经济力量所控制当然是一个中心问题。但控制既有积极的意思又有消极的意思。在我训练我的狗耍把戏和服从我的指令时，我控制我的狗。在我教它不要咬邻居或不要在地毯上撒尿时，我也控制我的狗。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是从积极意义上使它服从我的意志。在第二种情况下，我是试图防止不愉快的意外。 我坚决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的更应是消极的控制而不是积极的控制，如果已达到一个适当的发展高度就更应如此。我们不需要一种允许我们为所欲为的经济。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经济，这一经济能使我们的生活有所前进，而无须过多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诚然，在工厂，我们也许想要力图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共同体中，我们也许想要尝试组织我们集体福利的新方式。偶尔我们也许想要扩大视野，关注一下对整个国家有影响的重要规划，但总的说来，我们更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地方事物上。但这意指的是地方的计划，在工厂和共同体层面上的计划，而不是国家的计划。当然，有些问题必须在全国和国际层面上提出，例如，环境的破坏或在许多地方存在的极度的贫困。但要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要求国家和世界关注的大问题，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绝大部分活动的进行是相对自动的。实际上，即使集中全力于地方的大问题，我们也需要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作为公民的我们不需要考虑绝大部分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事情。 长期以来，市场一直受到资本的辩护士的吹捧，他们把资本当作使我们摆脱不必要的复杂事物的管理者。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现在已看得很清楚的那样，一旦市场超出商品和服务而伸向资本和劳动，它就开始咬邻居，在地毯上撒尿，甚至更糟。而且它就是这样自动起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要在这些消极的后果中起支配作用，而又不使经济服从无所不包的计划所包含的大量清规戒律。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叫？这里毕竟还存在竞争，还存在不公平，还存在广告，还存在潜在的失业。这里援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区分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脱胎而来，带有其由以产生的旧社会的痕迹。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它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保留了资本主义取得的最好的成就，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弊病。 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常常发觉他们自己被没有左派背景的人所激励，后者发现，前者想法的说服力不在于它们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主张，因为据说“社会主义”就包含这种消极的内涵。我从未被这种说法所诱惑。问题的真相是，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无论反对市场的左派是否这样叫它，每一个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都会这样叫它，而不关心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洞察，即在当代世界，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其作用已经过时。现在已不需要资本家去筹集资本、管理工业、创造新产品或开发新技术。实现这些功能已有了其他的更好的方式。 市场社会主义不但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而且还体现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最美好的理想和价值，对于生产者控制经济而不是经济控制生产者的理想而言，它是可信的。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它承认至少在我们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价值不会完美地实现，承认确实存在不得不做出权衡的问题。但这完全是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注释 [1] 科尔内，《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第500页。 [2] 科尔内，同上，第469页。我忍不住要指出，科尔内这本冗长的、学究气十足的并且糟透了的书，正如他在序言中承认的，得到了斯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麦克唐纳基金会和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这本书的抅思大部分是在哈佛大学完成的，他在那里与另外一些人一起定期讲授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对象是那些"天真的‘新左派’成员，他们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的荒谬行为”（xxvi [3] 我的那本书《反对资本主义》大量引用了这类论著，并包括一个广泛的参考书目。还可参见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 [4] 对很多人来讲，更吸引人的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蒙德拉贡的合怍社实验的成功，那里有一个约有一百个合作社参加的合作网，雇用了25000个工人。这一由工人拥有的合作社构成的合作网在巴斯克地区扮演着最主要的经济角色，1993年的销售收入有8亿类元。它的成员的企业常常是资本密集型的，并应用了可以得到的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其中一些技术是它自己的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心开发出来的。（对更多细节的了解，参见威廉·怀特和凯思琳，金·赖特合著的《创建蒙德拉贡：工人合作的综合企业的成长与活力》（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和罗伊·莫里森的《我们为自己的行程筑路》（费城：新社会出版公司，1991） 我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大量吸取了蒙德拉贡的东西，因而我不想贬低它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实验必须被认为是更重要的。 [5] 这一数字和后来的数据来自彼得·诺兰的“中国的难题"，（载于〈挑战》1994年1-2月刊）和罗伯特·韦尔的“处在边缘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第一部分”，（载于《每月评论〉1994年12月刊）第10-35页。 [6] 参看诺兰的文章，以及M·J·戈登的“中国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载于（挑战》，1994年1-2月刊），第53-56页。 [7] 罗伯特·韦尔的“处在边緣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第一部分”（载于《每月评论》1994年12月刊），第22-23页。 [8] 参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米尔顿·弗里德受和罗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1980）、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2）和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1960）。 [9] 这后一个问題基本上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題，但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值得加以单独论述。 [10]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对这样一种观点感到惊奇，即当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与生产关系发生沖突时，就要求对后者进行根本的调整。 [11] 这不是说，共同体不能成为更自足的，因而不能比它们现在更能掌握它们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我提倡的市场社会主义摸式的一个结抅上的后果，就是共同体拥有的经济自主权比它们在资本主义下拥有的要大得多。 [12] 参见迈克尔·阿伯特和罗宾·哈尼尔的《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以及他们那本较少专业性的姐妹篇《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分享经济》（South End Press，1991）。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的329-334页，我对迈克尔·阿伯特和罗宾·哈尼尔的观点做了一个扩充的批判。 [13] 关干七种不同的模型，参见约翰·罗默和P·巴德汉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当前的论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还可参见詹姆斯·扬克的《被修正和被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实化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例证》（Praeger，1992）以及利兰·施陶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纲领》（Four Willows Press，1987）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将只提供一个对罗默的模式和我自己的模式的概要的说明，以便使读者对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相容的结构的范围有一个了解。我所说的“罗默模式”，利用的是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与我的模式有关的细节问题，参见我的《反对资本主义》。 [14] 弗兰克，汤普森为1994年5月13-15日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罗默的社会主义会使来自剩余价值的收入均等吗？”论证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实际上的不平等可以依然发展，因为罗默的投资资金依赖的是私人储蓄，而对私人储蓄是要付给由市场决定的利息的。这一批判在我看来似乎是正确的。然而，罗默可以这样回答，这类不平等相对说来是无害的，因为它不能被转变为对企业的控制，还因为一种充公的遗产税可以使它不能一代代地积累。 [15] 在这一阶段，不同的税率也可像在罗默的模式中那样使用，以鼓励或阻拦某些类型的生产，这样就给了社会对其发展轨迹的更多的直接控制。 [16] 蒂克庭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題”，一篇没有发表过的稿子，1993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