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阿萨·勃里格斯《马克思在伦敦》（1982）
4 马克思一家
马克思是九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其中只有四个孩子活到成年，而马克思则又是其中唯一的男孩。他的父母亲都出身于正统的犹太家庭，然而，他的父亲——亨利希由于充分地利用了法国从1803至1818年统治特利尔时期所给予犹太人的较大的自由，在马克思诞生时已经当上律师，上升到一个受人高度尊敬的社会地位。可是，他不顾自己的犹太传统，在法国人走了以后便受洗礼成为路德教徒。这意味着连卡尔·马克思也就此脱离了犹太社会。当时，在信奉天主教的特利尔，路德教徒是少数派。
卡尔很喜欢他的姐姐——索菲娅，但看来跟他的母亲——罕丽达不那么亲热，特别是在后来。不过，他却通过他的母亲的家庭关系跟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微妙的关系。他的姨父——B.F.D.菲力普斯，是荷兰扎尔特博默尔的一位银行家，马克思从外面回到特利尔的时候经常去看他，然而马克思在一生里却往往向他借不到钱。马克思当时常见到他的两位表兄弟——赫拉尔德和安东·菲力普斯，这两人一帆风顺，到1891年建立了一家电气公司，即目前在埃因霍温的菲力普电器公司。有一次这两个家庭的后代在一起聚会，据说菲力普斯家族向马克思家族说：“你们只是谈论资本，而我们却赚取资本”。
特利尔布吕肯大街10号——马克思出生的那幢房子
马克思跟他的父亲的关系却很亲密。他的父亲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法国的唯理论哲学有深刻的兴趣。另一个对他的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具有影响的人物是他的家庭的一位挚友——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这是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富有才华并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人物，他鼓励马克思去读书，把自己的书借给他并且花许多时间跟他交谈。
在17岁那年，马克思从中学毕业，他的名次在全班32名同学中排在第八，接着便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马克思一心一意过着大学生的生活，忘记了给家里写信，但却醉心于创作拜伦式的诗篇；不断借债，有时还喝醉酒。结果是，在波恩大学读了一年以后，他的父亲决定让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希望在那里会有一种比较严肃和勤奋的气氛。可是，这时又有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到柏林学习之前，已经跟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相爱。燕妮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有着动人的金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碧绿的眼睛，在特利尔追求她的人很多。她当时22岁，而马克思只有18岁，同时他们的门第悬殊更为明显，因为燕妮的祖母是阿盖尔公爵的后裔，是苏格兰的贵妇人。然而，卡尔和燕妮克服了双方家庭的反对，订了婚约。接着卡尔告别未婚妻，离开莱茵兰，到柏林去。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卡尔·马克思未来的妻子
柏林在1848年革命以前，是一个有40万居民的都市。当时人们对于这个城市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这大概是由于它既是普鲁士实行官僚和军事统治的所在地，又是吸引德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一块磁石。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从1818年到1831年在那里执教，他的一些学生从他的著述中得出激进的结论。卡尔在这方面劲头很大，他对于参加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尤其兴致勃勃，在那个俱乐部里，“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得到自由的探讨。使他的父亲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本想让卡尔攻读法律，而如今却发现他的儿子越来越醉心于攻读哲学。由于卡尔机智过人、博学多才以及在哲学问题上具有坚定的立场，他逐渐地在激进知识分子当中享有盛誉，并在1841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那篇关于古希腊的博士论文具有现实意义。当时他在学术界大有发展前途。
当事情并不能如愿以偿时，他投身于报界，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他迁回莱茵兰，开始向在科伦发行的一家进步报纸《莱茵报》投稿。不到十个月，也就是在1842年10月，他当上该报的编辑。他撰写的社论和文章充满激进的、不妥协的精神，并且巧妙地避开了检查机关的耳目，直到该报发行量激增，普鲁士政府不得不对该报的评论加以注意为止。最后，由于该报对沙皇俄国进行极其尖锐的攻击，在1843年3月被取缔了。
卡尔当时还只有24岁，但是他已经决定，如果想按照自己的信仰来写东西的话，就非得离开德国不可。然而，在这样做之前，他跟燕妮结婚了，他们的婚礼在1843年6月在特利尔的福音教堂举行。他俩订婚虽然已经很久，可是他们的关系丝毫没有由于迟迟没有结婚而冷淡下来，更没有由于那几年的艰难岁月而宣告破裂。他俩在瑞士度过蜜月，并在巴黎安了家。他们把巴黎作为目的地，是接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阿尔诺德·卢格的建议。马克思俩口是在1843年10月到巴黎，住在旺诺街23号。当时燕妮已经怀孕四个月，他们的头一个孩子也取名叫燕妮。
旺诺街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圣热尔曼地区，靠近凯多塞（外交部所在地）一带的政府机关，当时有许多德国侨民住在这个地区。他们最初的打算是跟卢格（马克思跟他一起编辑《德法年鉴》）一家以及另一位德国社会主义者热尔曼·毛勒的家庭合在一起过。但是新婚不久的燕妮并不喜欢这个安排，于是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就搬走了，住在旺诺街38号。这幢房子的门面至今犹存，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所过去那么多革命者常来常往的房子，如今已被改装成一组很高级的套房，其售价在1982年几乎高达20万英镑。马克思和燕妮再加上他们的头胎的孩子，在这里一直住到他们1845年8月离开巴黎到布鲁塞尔为止。
在巴黎期间，卡尔长夜不眠，如饥似渴地攻读有关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书籍，并留下了手稿。这些手稿直到他逝世后将近半个世纪才出版。当时，他首先尽可能多地阅读有关法国1789年革命的书籍，以探求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它怎样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他成为巴黎的“沙龙”里的一位很受欢迎的人物，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包括俄国革命家巴枯宁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海涅。
然而，卡尔认为，法国的希望并不寄托在沙龙里的高谈阔论者的身上，而是寄托在街头的无产者身上。他指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是受他们的雇主剥削的。他认为，政治是以经济和社会为基础的，因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是由一定的规律决定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都由物质生产的方式所决定。“共产党人”——卡尔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个词——应当“首先强调社会问题”。抱着这种信念，卡尔跟正义者同盟进行联系，说服它的领导人去改变它的纲领，从而使这个组织在短短几年之内成为社会主义的团体，并在后来改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此同时，他策励自己和燕妮供稿给在巴黎出版的供德国侨民阅读的刊物，诸如《前进报》和《德法年鉴》，后者只出了一期。
正是通过以上的办报活动，马克思才跟恩格斯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后者成为他终身的挚友和合作者，在许多场合下还是他经济上的支持者。他们两个人最早是在1842年11月在科伦见的面，但是直到恩格斯给《德法年鉴》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以后，这两个人在1844年夏天在巴黎相会时才认识到他们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接着，他们在1845年合写了《神圣家族》（主要由马克思执笔，这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论著），在1846年春天又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在这前后，普鲁士已经成功地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政府施加压力，取缔了在巴黎发行的德国报纸，马克思和其他革命者也就在1845年2月被驱逐出法国，迁移到布鲁塞尔。布鲁塞尔的工业化程度比法国高，而且有大量的社会主义酵母。在那里，两个孩子相继诞生了——1846年生了劳拉，1847年又生了埃德加尔。当时，马克思一家不得不多次搬家，不得不靠借债和典当度日，这一切都预示着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
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纪念柱
1845年春，恩格斯跟马克思一家团聚了；同年夏天，他们结为邻居，分别住在同盟路5号和7号。他们在共同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花不少时间跟其他社会主义者进行辩论，并在辩论过程中使自己的思想明确起来。
可是这本书写好了，却找不到出版的地方。他们在1846年建立起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这个组织，他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一个革命活动网的建立。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就是这个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1846年6月起，则又有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开始进行活动。
他们到伦敦所作的短期访问（第一次是恩格斯在1847年6月去的，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11月又去了一次），关系到恩格斯所说的跟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决定性”的讨论。此外，他们还参加了11月29日由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的纪念波兰1830年起义的集会，并且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宣称拥有会员500名，在恩格斯的坚持下，这个组织的口号从“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这种做法，是跟他们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陈旧的或是敌对的观点进行日益尖锐的批判一致的。据马克思看来，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是不屑跟他们称兄道弟的。这时候，他们的表达得一清二楚的行动哲学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科学的”结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必不可免”崩溃，事实上，它的崩溃“每天都在我们眼前发生”。
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跟巴黎、布鲁塞尔、瑞士、瑞典都发生了联系。在该同盟的指示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作了《共产党宣言》，它于1848年2月在德国发表，当时正是欧洲发生一系列革命的前夕。这是一篇划时代的宣言，但即使在以后的不同时代中，它仍然被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奉为划时代的文献。它的号召力不仅在于气势磅礴的文词，而且在于，它的内容。它广泛地追溯了过去，总结了现在，窥测了未来，豪迈地宣称革命一定要发生。曾经对生产力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中产阶级，其繁荣与权势是注定要消失的。它已经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新的无产者，他们已经成为除了锁链以外什么也不会失去的革命的阶级。
当然，英国在1848年没有发生革命，其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进行探索；而《宣言》在英国所起的影响很小，虽然它在两年以后就译成英文，发表在由宪章派人士哈尼编辑的《红色共和党人》期刊上。然而，那时候在欧洲，革命已经过去，反动统治接着出现。
卡尔本人的遭遇也象国际事件那样错综复杂。1848年3月4日，他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由于通知离境的时间非常紧迫，燕妮连她的银盘子和最好的衣物都来不及带。在革命的巴黎度过一个月以后（在那里他看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他跟燕妮不得不迁移到科伦，并在那里编辑《新莱茵报》。由于这份报纸主张武装起义，因此一再遭到当局的难，于9月间被勒令停刊。虽然它在10月间又复刊，可是马克思已经感到经费难筹。当时他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反革命局势的发展情况。他终于在1849年5月16日被勒令出境，而《新莱茵报》则在三天以后停刊，终刊号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
离开科伦以后，马克思辗转德国各地（在法兰克福燕妮不得不再典当一些家用银器），然后在巴黎暂时落脚。卡尔是在夏末到伦敦的，比恩格斯要早三个月，刚来的几个晚上是在坎伯威尔度过的。他先前几次访问伦敦的时间都很短，而这一次，他却要在英国这个既不反动又不革命的国家度过他的后半生，这是马克思长期流亡生活中所到的第四个国家。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在三个星期以后跟着来了。
马克思在伦敦的第一个家安顿在即使在当时也算是上流的地区——切尔西的安德森街4号（见第37页地图），离国王路不远。就在这幢房子里，在1849年盖伊·伏克斯之夜（这是英国具有历史传统的节庆日，每年这个晚上都要放焰火）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吉多（1849—1850），在切尔西这段生活可以说是舒适的，在经受那么多的流离颠沛之后，燕妮至少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到称心如意。可是，每个月6英镑的房租，在当时是很高的。毫不奇怪，由于没有收入，马克思一家很快便欠了债。继当地商人上门逼债之后，法警便应召前来查封了所有可以拿走的东西，包括几个小姑娘的玩具和小宝宝的摇蓝。全家人就这样在一群好凑热闹的人围观之下被逼迁了。
马恩在伦敦的第一个故居，座落在上等住宅区切尔西的安德森街4号
燕妮曾追述她那段带孩子的生活：“你可以看到没有多少侨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由于在这里雇奶妈太贵，我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尽管我的胸部和后背都有持续不断的剧痛。可是这个可怜的小天使在吃奶的时候是如此焦急和烦躁，以至经常吃不好奶，无论白天黑夜都活受罪。自从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他从来没有睡过一个通宵，最多睡两三个小时，而且即使这样也很难得”。
马克思的家系表
关于被逼迁的情景，她这样写道：“有两、三百人在我们的门口转来转去——切尔西全体暴民出动了。几个床铺又被抬回来了，因为他们只有等到第二天天亮才能给买主送去。直到我们变卖掉所有的财物后，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欠的最后一文钱还清。我和我的两个小宝贝搬进我们现在居住的德国旅馆的两个小房间里去，这家旅馆在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在这里我们以每周5英镑的代价得到了人的待遇。
对于许多由于革命失败而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逃来的政治难民来说，德国旅馆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大本营，现在它是一家字号叫做曼茲斯的鱼鲜饭馆。马克思一家也没有在那里久住。他们每个星期都要东拼西凑5英镑来支付房租，终于，用燕妮的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有一天早晨我们的店主不给我们开早饭，我们只好另找房子”。
安德森街地图
莱斯特街地图
如何走法：
安德森街，SW3（伦敦地图上的位置，下同——译者）。地铁：乘地区线或环行线，到斯洛恩广场车站（SLANE SQUARE）下车；公共汽车：乘11、19、22、137路均能到达。
莱斯特街，WC2。地铁：乘皮加迪利线或北行线，到莱斯特广场车站（LEICESTER SQUARE）下车；公共汽车：乘1、24、29、176路均能到达。
图中“⦵”为地铁车站标志，下同。——译者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