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与人性（1998）
第四章 休闲的作用
随着长期的大规模失业在西方很多国家的再现，工作与休闲再次成为谈论的焦点。完全就业政策的共识就是在世界大萧条之后、尤其是战后重建时期产生的。这一政策的实行有赖于经济的稳步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休闲时间的逐渐增加。
但是，最近几年来，质疑这些观念的声音不断增加，他们认为自动化正在带来“工作的崩溃" （ Jenkins and Sherman 1979 ）。完全就业的想法已行不通了：在高兹（ And re Gorz）看来，“人人都拥有全职带薪的工作已不再可能” （ 1985:34 ） 。
这些观念的变化，据说，预示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它势必涉及人类社会生活中工作和休闲两方面的深刻变化。“对社会有用的劳动……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或主要的活动。相反，占据人们主要时间的，也许将是某种或某些自我定义的活动” （Gorz 1982:3 ） 。工作和休闲的传统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高兹认为，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将不再可能，也将不再是人们所渴望的。
我们对优先权的考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社会化的工作从属于种种个人自主的活动。“真正的生活”开始于工作之外，工作本身成为拓展非工作（ non -work）领域的一种手段，并成为个人获得他所追求的各种可能的主要活动的临时职业。（Gorz 1982 :81）
工作，在必要的社会生产性活动意义上讲，不可能是自由之源，也不可能是满足之源：工作不可避免要使人异化。工作只是达到自由的手段，而自由只能在工作之外的自由时间获得，工作是不自由的，休闲才能获得自由解放。
本章的目的就在于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我要关注的不是“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预言（尽管这些也可追问），而是要反思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工作和休闲的各种道德态度。我将论述，工作是并且仍然是人类生活中主要的基本活动，它是使人自由、满足的活动，是人件发展、至少是可能发展的基础。为此，我在这里要首先探讨并澄清休闲的作用。
一、必然王国
工作是一种使人自由的活动，这种思想当然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中心议题，也是黑格尔哲学的中心议题。但是，人们也发现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作意义的见解不是完全没有含义不明确的地方 （Arendt 1958:105-15; Berki 1979）。特别是，在描述劳动作为必然王国的活动一段中（这一段非常著名），马克思将必然王国与真正的自由王国对立起来，他说自由“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8页）。人们常常认为这些话就暗示着：工作，因为是必要的活动，所以就是不自由的，必然会使人异化。相应地，这些话也被高兹这样的著作家们引用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Gorz 1982:95f.,1985:59f ）。
我所关心的不是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在这里，我也无意为他的含糊其辞或自相矛盾的指控辩护。但是，不管马克思所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的确希望澄清：工作的必要性并非必然意味着工作是不自由的。
不可否认，工作是人类所必需的，我们都是需求的动物，我们必需工作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这个明显的事实似乎与以下的结论相差无几：即工作不可能是使人自由、让人满足的一种活动。例如，高兹就认为，“工作是强制性的，它是一种受外在力量支配、决定的活动……工作只是挣钱的一种手段，工作本身并不内在地包含工作的目的……工作是不自由的" （ Gorz 1982 :1-2 ）。
但是，我们并不能由工作的必要性得出以上这些结论；相反，人们感觉他们的工作是有用的、必要的，这正是工作所带来的主要满足之一。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其他所有令人不满意、不愉快的工作特征，如工作时间长而报酬低、难度大且有危险（如护士与矿工的工作），进行补偿。我必须强调，我如此说，并非要建议人们去忍受或应该去忍受——仍然不喜欢的—— 那些卑下的或有辱人格的工作，仅仅因为其有用。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者宣传的英雄工人形象，只要其工作有利于社会福扯，他们就会愉快地、不知疲倦地苦干那些最无吸引力的事情。我的观点没这么奇怪。当然，有些工作有用但实在令人生厌；这些工作尽管有用但人们却避之犹恐不及。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否认我做出的如下结论：即工作的有用性与必要性常常是满足的重要源泉。
与此相反，如果人们感到工作是无用的或不必要的，那么工作就成为让人泄气甚至厌恶的事。这样的感觉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怀疑工作是否必要对哲学家们和学者们来说，是一种职业性的特殊危险，对广告、媒体等其他不直接从事必需品生产的人员来说，也是如此。更有甚者，没有机会扮演一种有用于社会的角色，是失业人员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退休人员也同样深受其害。事实上，军队中常常采用毫无意义的练习（像挖洞、填洞等）作为一种残酷的惩罚，其形式的确非同寻常。
上述关于工作心理与失业心理的那些著名论据引起人们对以下观点的质疑：即工作，仅仅因为它是必要的，所以就是强制性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认识到了工作的这些特征。例如，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的“主人一奴隶“一节，集中讨论了奴隶劳动的“服务”性，并在《法哲学》中论述了社会形式的工作如何必须“严格适合于……其他工人的快乐（即需求）” （Hegel 1821:129） 。但是，黑格尔并未把这些看作工作的纯粹消极的、不自由的特征，而认为它们是其自我形成与自由特性的表现。马克思的观点与此类似。在没有异化的劳动中，马克思指出， “我会有种直接的满足并认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求，即我将人性具体化了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对应于其他人的诸种需求” （ Marx 1844b :277 ）。
此外，工作是必需的，不仅在于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各种需求，而且在于工作所涉及的各种活动，还在于要达到目的所必需使用的手段。因为，工作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讲，是由目的决定的，并且是由达到这些目的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的性质决定的。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的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 ，第208页 ）。这也是黑格尔主义的主题，正如卢卡奇（ Lukacs） 所说：
根据黑格尔主义的劳动观，一种决定性的辩证法是指，行动的原则……必需尊重本来的现实。在劳动的对象中，不可改变的法则在起作用，劳动只有认识这些法则才可能有成果。（Lukacs 1975 :3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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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也不能表明工作是不自由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造世界，克服重重困难，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通过对世界的改造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才能发展我们的能力、发挥我们的力量，和实现我们的自由。马克思特别清楚地陈述了这种观点。
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15页）
西蒙· 韦尔（Simone Weil） 一段很有影响的话，陈述了这种观点，这里值得详细引用：
不能认为只有当必然性消失了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如果工作观念完全消失，人的生存就将被激情和疯狂所主宰。不存在没有原则的自制，而原则来源于人类克服外在障碍所要付出的努力……。甚至最自由的诸种活动形式：科学、艺术和体育活动，也只有做到与工作一样精确、严密、一丝不苟，甚至比工作更精确、更严密、更一丝不苟才有价值可言。大致说来，如果不是庄稼汉、铁匠、水手他们各尽其责并无意间树立了工作的典范，这些自由活动就会流于纯粹的随意之中。个体决不可能停止对他所栖息的强大宇宙的依赖，即使他将不再受制于物质条件，也不再因为各种需求与危险而受制于其同代人，他也会由于灵魂深处持续骚动的情感而更彻底地屈从他人，并且没有什公固定的职业可以再使他免受情感的影呴。（Weil 1958 :84-5）
[2]
此外，现代工作形式是一种社会性的合作活动，因工作是由社会组织的，由社会进行协调，并且由不断复杂和扩展的劳动分工所支配。在高兹看来，这进一步表明了：工作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不自由的并使人异化的活动。他说，工作已经不再是“自主的”活动，不再是工人可以自己控制并自由发挥的生产过程。它已成为一种社会过程，通过外在的强制形式影响单个的工人。
受外界支配的工作是社会化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产物……。大量专业化工作任务的协调，需要预先建立各种程序和规则，没有个人临时创造或发明的余地。这种社会生产制度只能像一台巨型机器一样运转，其中所有的独立活动都必须是从属性的。（Gorz 1985,50-1）
当然，现代工业化劳动诸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常常与个人 的发展和自由不相一致，这是事实。这些组织形式涉及劳动的分工，而分工将技术与管理集中在由工程师和部门经理组成的特别小组手中，并指派占绝大多数的工人负责具体的操作等工作任务。 这些工作任务则系统化地消除了诸种技术、知识以及工人们独立与创新的机会。此外，在现代工业化劳动的背景中，如何改变这种 劳动分工，还很不清楚。但是，要看清高兹观点的不足之处，并没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高兹的论点涉及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会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的劳动分工（至少不包括直接的家庭或小群体水平的分工）都和个人的发展与自由相矛盾。社会组织的工作——其本身正在这样的——异化。
上述这些观点站不住脚。自由和个性并不是人类的先天属性，它们并非不顾“社会”及其“诸种限制”而自然发展起来。与此相反，人性——包括人的自由和个性——都是历史的产物，人性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才能得以发展。此外，工作活动在这一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主要作用。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08页）。
这是一种深刻而十分重要的见解。在工作中，人们发展并锻炼了他们的诸种力量和能力；同时，在这些力量和能力的发展和锻炼中，他们也发展和充实了自己，并且因此获得了新的技术和新的能力，而这些正是人类自由和个性的真正基础和真正内容。一直往前追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发展变化总是在社会环境中发生的。
此外，这些思想起源于黑格尔。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哲学重要的……最后的结论”，就是，他
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20页）
总而言之，事实上——并且这的确是事实——工作中的社会合作迫使人们采取种种行动并限制着个人的行动，但它决不会消除人类的自由和自主，反而是其发展的条件。
二、诸种需求的发展
我们通过工作不仅满足了现存的诸种需求，而且锻炼和发展了我们的诸种技术和力量，并且创造出各种新的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诸种新需求的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因为，这种新需求的生产，将人类锁定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必然王国”，即各种需求的范围，扩展了；但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也发展了。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使生产得以大幅度增长，人们的需求也相应有了很大增长。
对这些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方式，一方面，人类诸种需求的增长可以看成本质上消极的和不受欢迎的现象。这常常被认为是卢梭（Rousseau）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历史发展的早期是最自由、最幸福的，因那个时期的需求极少。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诸种需求的发展比我们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发展要快得多，因此，需求的增长是一种祸害——是痛苦的根源，是我们身体中欲望和匮乏的标志。我们的需求愈多愈大，我们就变得愈脆弱、愈不独立，变得愈受奴役、愈不自由。诸种需求组成了一个不断增长的不自由的王国（Rousseau1973）。
这种人类需求的图画也是高兹和其他“后工业”著作家们观点的基础，并且他们的社会方法也来源于此。现代工业因其产品而创造了一批“错误的”需求，自由和幸福并不来自生产的增长，也不是来自诸种需求的扩张。与社会的发展完全相反，高兹坚持认为，我们不仅应该“工作更短的时间”，而且应该“有更少的需求并消费得更少”:“必然性的、自愿的、集体的限制是……保证自主扩展的唯一途径”（Gorz 1982:122,124）。
正如我们所陈述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则与高兹的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人类诸种需求的增长是人性发展的基本方面。一般来说，人类需求的增长有利于人类走向自由。因为，人性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人性——人类诸种需求和自由一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需求的不断发展，对这代人来说，是奢侈品的东西，对下一代人来说则成了必需品，并且，现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东西，则超出了前一代人的能力，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不是要否定现代社会产生的诸种“错误”需求，但是，“正确的”需求和“错误的”需求之间的区别必须用历史的和相对的话语来表达，却是要一直坚持的。并且，这的确涉及否定不切实际的企图，来约束诸种“自然的”或“正确的”固定需求，并且指责超出基本要求的、对所有人性发展有害的方面。
这至少是黑格尔的观点。因此，他和卢梭的主张相对应，我已经指出，首先，他坚待“内在于工作的自由阶段”；其次，他认为“自然状态”的简单原始生活与真正的自由相对立，“自然状态”的生活只是在自然条件下像动物一样的生活。“仅仅限制到诸种物质需求和它们的直接满足只是这样一种条件，即将精神需求寄托于自然，因此，那是残酷和不自由的"（Hegel1821:128）。
这样谈论“残酷”可能会使现代情感难堪，但是，这不应该混淆、遮掩黑格尔的观点，本质上说，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因为马克思说，诸种需求不是人类生活中完全消极的东西，它们并不是只带来痛苦的东西。当斯普林伯格（Springborg）观察到“马克思的人性理论的奇怪之处在于：诸种需求观念和诸种力量观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Springborg 1981:98）时，她对这种观点已有模糊的想法。这种联系不仅具有“奇特性”，而且，它是马克思理论的主要特征。诸种需求是存在于人类积极形式中的消极方面，这些形式是人类各种力量和各种能力的表现。随着我们各种力量和各种能力的发展，产生了各种新的需求，并且反过来，诸种新需求的增长又刺激我们诸种新力量和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诸种需求和力量是人性发展相同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马克（Markus）陈述了这种重要的观点，他说，因为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性是诸种需求和诸种努力的整体，在这种真正个人的生活整体中，“被动的”诸种欲望和“主动的“各种能力彼此互为前提，并且彼此之间互相转换……。因为人，一方面，是一种主动的存在物，即他可以通过发展和训练他的各种能力来满足他的各种欲望；但是，另一方面，能力一旦形成，它本身又有某种需求，即其活动又作为一种特殊需求出现。（Markus1978:63-4）
此外，人性的发展并不一直限于某种纯粹的物质需求和物质能力方面。因为，诸种物质需求和物质活动的发展，导致了精神和文化方面更高的诸种需求和能力的出现和发展，因此也导致了自主性和自由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种方式之中，诸种需求的发展，决不是腐蚀和奴役人类，而是人类自由解放的根本基础。因为，真正的自由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消极的现象，它不只是必然性的对立面，它的获得，不是通过，像高兹一样的著作家们所坚持的，限制诸种需求或限制必然王国。与此相反，诸种需求的发展，要求这方面最完全可能的发展，因此也要求人性最完美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涉及：
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往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79-480页）
三、一种新教伦理？
总而言之，在各种方式之中，工作是必然性的活动，但并非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异化和不自由。与此相反，工作的必然性正是工作潜在自由特征的基础。这正是我为之辩护的观点。这样做，肯定有人指责我提出了“新教工作伦理” （Protestant work ethic） 的观点。的确，毫无疑问，我为之辩护的这些观点，构成一种“工作伦理”。因为，在人类生活中，这些观点给工作以中心位置。但是，弄清楚这种工作伦理与传统新教观念有根本区别，是很重要的。
新教特征涉及韦伯（Weber）所称做的“禁欲“道德问题（Weher1905）。同时，新教也赞美工作，将工作看成上帝给定的职责和人类的“行为”，它对休闲、特别是消费带来的快乐和诸种需求的满足，则采用限制的态度，它将这些看成“懒惰”和“沉溺”。根据这些观念，新教伦理将工作和休闲相对，生产和消费相对，活动和懒惰相对，并且称赞一种而排除另一种。
显然，有些社会主义的道德主张具有强烈的清教徒特色。例如，在苏联宣传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工作者英雄工人的生活中，就没有休闲和快乐的位置，他们的唯一满足似乎就是从事有益于社会主义的劳动。我为之辩护的观点与此完全不同，因为马克思的人性陈述完全不是清教徒式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是清教徒式的。与此相反，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哲学具有人性完全发展的美景——具有我们“诸种需求、诸种能力、诸种快乐和生产力等等”完全发展的美景。诸种需求和享受这些需求的拓展，只不过是生产增长画面的一个部分。的确，这种观点与高兹和其他类似著作家相反，他们不切实际地批评“消费社会”，可以指责其为禁欲和清教徒。因为，他们想限制我们诸种需求的发展，想控制消费的诸种快乐（lgnatieff 1984:ch. 4 ） 。
四、休闲的需求
为工作可能是人们的主要满足活动辩护，并不是说工作是，甚至也不是说工作可能是，满足的唯一源泉，或自我发展的唯一源泉。显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是主动的，更不用说在工作中都是主动的。那么，产生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人类生活中不工作的地方？什么是人类生活中休闲的地方？
首先，我们除了需要活动，也需求不活动：休息和睡眠，这些都是自然的身体需求。即使只需要特殊数量的休息和睡眠也表明历史、社会和个人的重要变化。因为，完全有理由认为，休息的需要和工作的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失业时，他们比在工作时更想睡觉，此外，人们在工业社会精力更加充沛并更加主动，他们比前工业社会的人们休息少得多、睡觉也少得多（参见本书第三章）。这是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南方和北方》（1855）一书中的主题。在书中，通过黑尔一家人（Hales）（从英国南方土地新来的）的眼睛，了解了北方工业城镇“密尔顿”（Milton）的情况：
在一个牧师居住的乡村安静地生活了二十多年以后，黑尔先生（Hale）对轻易克服巨大困难的能量感到迷惑；密尔顿机械的力量、密尔顿人的力量等壮观场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Gaskell1855:108）
其次，人们在现代社会，不仅仅需要工作之外的休息，而且需要在工作之外的诸种活动和满足，他们需要休闲。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没有适当地把握这一点，那并不重要，因为马克思想将精力全部集中到劳动分工和打破旧世界上。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构想了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我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活动除休息外（但包括”评论”）都可看成“劳动”主题下劳动分工的诸方面。但是，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他已认识到需要自由，需要不工作的时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08页）。
当高兹和其他“后工业”社会的鼓吹者讲，用休闲取代工作，并作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时，很清楚，他们的意思不仅仅是休息和睡觉。高兹坚持说：“诸种自主活动不是建立在只想消费的基础上，也不是唯一建立在娱乐上……。它建立在，更深刻的说，与经济目标无关的诸种活动上，这些活动它们本身就是目的"（Gorz 1982:80），他说的“诸种自主活动”指，诸种爱好和手艺工作，体育活动和娱乐，文化、艺术和诸种社会活动。因此，从特征上讲，休闲，正如所陈述的，不是工作，也不是“必然性王国”，还不是所从事的强制性经济活动，它本身就是目的。
五、休闲的发展
但是，这种与休息和睡觉不一样的活动，不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也不是人类生活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与此相反，它属于人类活动的历史发展领域。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像高兹这样的著作家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即留恋过去的前主业时期，并且作为一种对工作和休闲更“自然的”态度的时期来描绘它。因此，“在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兹认为，诸种休闲活动
体现在生产工作之中，工作的节奏由带着歌舞的节日和庆典给出，且劳动工具被漂亮地装饰……。存在……一种真正的“流行艺术”，这种流行艺木将工作和生活结合到一起创造一种具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不区分工作、文化和生活。（Gorz 1985 :48 -9）
的确，在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早期公有社会诸形式中，不可能明显区别工作和休闲，它们或者存在于整个社会或者存在于诸如个人的生活之中。实质上，社区的所有成员（年幼小孩除外），都要参加社会的必要劳动（尽管一般要受制于性别方面的劳动分工），并且几乎没有措施支持非生产性的成员：杀害婴儿的现象很普遍，且老迈之人 （senilicide） 有时也要谋生（Sahlins 1974: 34）。工作和以现代标准称许的休闲，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混合在一起。在蒂科皮亚人（ Tikopian） 的工作团体中，弗思（ Firth ） 说，“整个气氛就是一种随意创造的多样化的劳动”（同上书：第57页）但是，正如莎林斯（ Sahlins） 提醒我们说，
蒂科皮亚人作出的，从“工作”到“仪式＂的周期性偏向……必需毫无偏见地作出。因为，他们的语言学类型并不作这种区分，但是，构思了两种足够严肃的活动，它们值得借用通俗的术语……“诸神的工作” （ work of the Gods ） 。（同上书：第64页）
Yir Yiront，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著居民群体，甚至没有区分“工作”和“游戏”。
在这些社会中，需求很少，生活很简单，工作从现代标准看是休闲式的，这不仅指工作的速度和节奏，而且体现在工作期间。正如莎林斯所说，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诸猎人和采集者比我们现在工作的时间少，也不需要持续的艰苦努力，寻求食物是周期性的，休闲时间充足，每年每人日间睡觉时间比其他任何社会条件下的人都要多得多。（同上书，1974年版，第14页）
如果只是没有工作就足以构成休闲，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回到这些社会来寻找我们“休闲社会”的模式，但这是一种错误。因为，假如他们的工作是休闲式的，那么，也是这种情形，即他们的 “休闲”是必不可少的。的确，在这种背景下谈论”休闲”是成问题的：因为，这些人的很多非工作性的活动既不是“自由的”，也不 “自主的“，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活动。这些社会的诸种艺术和手艺，诸种仪式和典礼，构成了生存所需必要劳动的重要方面，正如莎林斯所说，
这并不足以推想出：生产是……受制于任意干涉的……通过借助其他约束，它们“非经济的”约束……。这些仪式、多样性、交际和休息的其他诸种断言，只是经济的补充，或者说，如果你同意的话，对经济来说，只是上层建筑适当的动态配对物。（同上书，1974年版，第65页）
休闲领域的拓展，不同于工作，它是同没有必要劳动的各阶级和群体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必要劳动是指维持给定社会的生存和历史发展所需要的劳动部分的生产，而剩余劳动是指必要劳动之上的生产劳动，即创造了不劳动的特殊群体。“剩余劳动在一方面创造出来，与此相适应，负劳动，即相对的懒惰（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非生产劳动）则在另一方面创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79页）。因此，剩余劳动的创造也为诸种 “更高级的”休闲活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01页）。
六、资市主义和现代休闲
资本主义特别适合剩余劳动的无情扩张。在资本主义的最早阶段，剩余劳动的扩展，部分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强化更固定的劳动习惯获得的。在这个时期，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完全分离开来（ Thompson 1976）。但在这种背景下谈论“休闲”是错误的，因为，工作时间不断延长，以致工人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恢复。但是，后来，剩余劳动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效率获得的。通过不断使用新的机器，不断激励来提高生产率的确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封建社会不能生存，是由于缺乏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Marx and Engels 1848:36 ）。
不能认为，生产更多的产品必须用更多的劳动时间；相反，也不能认为，工作时间的减少必定生产得更少并且消费得更少。这是很简单的事实。高兹却有这样的倾向，即认为劳动时间和生产、消费正相关。我们已经知道，他认为，我们应该既“工作更少的时间”又“消费更少的东西”，并且他经常写的东西表明这两方面好像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代工业的革命性影响之一就在于突破了这种关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00页）。
过去150年间生产的巨大增长，既为劳动人民生活标准的稳定提高打下了基础，又为劳动人民需求的稳定增长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使得人们的劳动时间逐渐减少。例如，在美国，平均每周的劳动时间，就从1850年的约70小时减少到1956年的41.5小时（Zeisel 1958）。由此产生的自由时间，结合劳动人民需求的增长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创造了现代大量的休闲现象。因此，休闲，在现代意义上——作为大量劳动人民喜爱的、非工作活动的积极现象——已经是一种现代现象和现代工业的产物。决定休闲发展的，不仅是劳动时间的减少，而且是需求的变化和诸种休闲活动能力的提高。正是这些变化，使现代休闲得以凸显。现代休闲也就不是被动和闲散的时间，而是积极活动的领域和创造的领域。
这些休闲活动，包括高兹所称做的“诸种自主创造活动”是——园艺，做你自己喜爱的事情，手工艺等等。毫无疑问，很久 以前，劳动人民从事这些生产方式的劳动就是积极主动的（Pahl 1984）。但是，除了失业的情形以外，这些活动现在已有了诸种休闲活动的特征：它们已在必要的经济活动领域之外，并且主要也是为了活动本身的乐趣（尽管，它们的效用常常的确也是乐趣的一部分）。
同时教育得以不断发展。群众媒体的大量出现和高涨——电视、报纸杂志、通俗文学和流行音乐——导致人们的文化阅历空前发展，这通常很容易诋毁这些发展在大众文化内容上的低劣影响。但同时，大众传媒又有助于人们获取知识，有助于人们的教育，有助于拓宽人们的眼界，并且有助于将前所未有的艺术和文化引入人们的生活。现在，娱乐和体育活动不断普及，随着诸种小酒店、俱乐部和旅馆的遍地开花，人们的社会生活不断丰富，各种假日和旅游的机会也不断增加（Dumazedier 1967:chsl-2）。
我强调这些发展，不是为了不加鉴别地赞同现代休闲的诸种特殊形式，而是为了强调近100年来在非工作活动方面所取得的各种深刻变化。尽管劳动时间的减少（19 世纪早期劳动时间达到极限）是这些变化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仅仅只有劳动时间的减少，这一切也都不可能发生，所有这些变化同样需要人们的诸种需求和能力的发展，同样需要诸种制度和设备这方面或那方面的配套发展。
此外，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作为诸消费者的人们相关，并且消费者不断发展的诸种需求，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劳动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就这个方面而言，资本主义的战略特点和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对流行的消费和休闲都是清教徒的态度，诸种教会和企业都反对工人阶级的各种乐趣和各种娱乐活动。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他们都控制喝酒，他们力图限制休闲和享受的主要流行形式：各种美好的事情，各种节日和各种假日（Pollard 1965:ch.5; Thompson 1967）。
如今，与此相反，我们鼓励消费，鼓励发展诸种乐趣，并且鼓励纵情享受诸种乐趣。资本主义对休闲的态度只不过是清教徒式的，高兹和其他类似的著作家就是这种观点，他们渴望朴素而简单的生活，他们是新的清教徒，因为他们想增加休闲，而又不拓展经济发展和享受活动所带来的消费者的诸种需求和能力。马克思的思想与此不同，他不是清教徒式的态度，他称赞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产品的大幅度增长，并称其为“文明面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7页），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允许休闲时间的拓展，而且是因为创造了诸种需求和能力，它们使这种时间真正成为“自由王国”，正如马克思所说：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07页）
七、工作和休闲的关系
休闲是一种现代现象，它在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事实上，按照高兹的观点，“自主的事情”现在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主要事情，并认为工作只不过是达到优先考虑事情的一种手段。但是，现在我要指出，这种观点是解释这些发展的一种片面方式。当然，经济发展带来了自由时间——关于这一点，高兹是对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主动享受所获得的诸种需求的增长和能力的提高，这些是过去150年来的主要趋势，并且还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些趋势还将继续。但是，尽管休闲的确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仍然有诸多理由质疑这种观点：休闲已经取代工作，它已成为人类优先考虑的主要事情和目标。
高兹要我们说“再见，工人阶级”，并想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说再见，同时他陈述他自己的这些观点，就好像它们是“后工业”思想中最近的事情。但是，关于工作是诅咒的事情、休闲是主要美好事情的观点，一点也不新奇，更不用说不是“后工业”的新奇之事，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阶级社会中都有一种特权休闲阶级，他们垄断了教育和休闲，并且体现了最高的理想、最有价值的生活形式（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武士等等）。但是，现代的显著特征是，随着群众休闲的增加，纯粹懒惰富裕的休闲阶级已经明显减少。亨利· 勒费弗尔（ Henri Lefebvre ） 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亲眼目睹了，1880年至1940 年间，‘靠投资生活的闲散人’、不做任何劳动的人的最后衰落”（引自Dumazedier 1967 : 35 ）。随着闲散富人的减少，贵族阶层也减少了,不劳动的道德规范也逐渐消失，富裕的男人——和越来越多的富裕女士也——越来越感觉到从事某种工作活动的责任，甚至英国皇室家族也希望为他们的（相当多的）收入工作，当人们感觉到他们没有在公益事业上做足够多的事情时，人们会批评他们。高兹和其他“后工业”社会的预言家们的观点与此相反，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生活是纯粹休闲式的观点，在现代不再具有意义也不再具有现实基础。
与此相反，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休闲只是在工作的环境中才具有价值，休闲就像是工作的补充，休闲一旦与工作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时，它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失业的经历是最为戏剧性的实例。按照高兹的标准，失业，作为一种完全“不工作的解放＂，应该是休闲、自主和自由的完全实现，但是，在这些话语中谈论失业将会是荒唐的事情，因为，休闲或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经常涉及到的经济方面的苦难（ Jahoda 1979, 1982）。
诸种休闲活动，如读书、园艺、编织、观看电视或者在俱乐部中与朋友约会，在生活或工作的环境中，是一种乐趣和满足。但是，如果在那种环境之外，这些活动本身却不能够为生活提供任何满意的感觉。可从中得到乐趣的和有益的爱好或空余时间的活动，不足以成为生活的主要活动，因为，这种追求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在与工作相对时才具有价值——并且 ，更准确地说，因为它们不是工作，不是必然性的诸种活动，而只是从事它们所带来的快乐。
人们自己的快乐不是生活的充分目标或目的，人们——实际上是所有的人——想要的和追求的都超越了这些。他们想要的和追求的活动是，能够在公共领域取得成就，和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某些东西。总而言之，他们既需要工作，又需要休闲。作为一个例证，我要提到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我与我一个熟人的最近一次谈话。我的这个熟人，他有一个25岁左右的儿子，这个儿子曾经上过大学，但他的所学与他的兴趣不一致，他学得不好，大学以后，他没有找到工作。他在音乐方面有才能——他曾经是个鼓手——但他被职业音乐世界的商业主义抛弃了，并且他已经感觉到，他已做了太多的承诺以致不能将音乐作为职业。目前，他只好以社会保障为生，慢慢固定地住在一处被遗弃的房子中，并且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演奏音乐。他已不想工作，他的父亲告诉我说，他很愉快。他父亲陈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反驳我为之辩护的理由。
现在，这类故事很普遍，至少在西方世界的特殊人群中是很普 遍的。高兹的哲学，的确，概括了这些人，并且，在理论话语中，试图证实他们所显示的工作和休闲的态度。在什么程度上，他们对我提出的观点产生疑问呢？反驳我观点的那个青年人，显然是受过教育的和相对有特权的人，他比许多其他失业人员的情况都要好得多。这一点很重要。人们完全可以引用大量失业者的很不愉快的故事，但是，抛开这些不谈，仍然采用这一个故事，还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吗？或者这是一种满意的生活吗？作为嗜好的音乐是这样一回事，即它是工作的补充，并且从中可以得到放松：不问所做的是什么，只是做些事情来追求快乐，追求自我表现，追求自我磨炼。但是，假如这要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很可能对其具有不同的需求。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人只将自我磨炼作为生活的充分目标，艺术家的工作也通常不只是一种自我表现。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年轻人，对我的观点不是一种必然的反驳，因为，当人们年轻的时候“离对“是一回事，但是，有证据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对这样一种生活仍然感到满意（ Work in America 1973 ）。
当然，对这种概括也有些例外。有的艺术家对他们艺术的追求，纯粹是内心的冲动，并且纯粹是他们自我表现的个人需求，但他们稀少得很[4]。更经常的情况是，艺术家们希望他们创造的东 西，不仅仅能满足他们自己的内心需求，而且能满足其他人的诸种需求[5]。他们一般都想交流，都希望能为他们的劳动成果找到观众，并希望能得到观众的欣赏，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像所有生产活动一样，只有在消费过程中被消费才能达到最终目的。马克思有一段陈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
产品只是在被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0卷，第32页）
当艺术具有了这种交流特征，它就能成为最高档的诸种活动，但它也因此会具有生产活动的特征。另一方面，如果艺术的唯一目的只是个人的快乐和自我磨炼，那么，艺术就会降低到只是嗜好和消遣的水平，尽管它在劳动生活的背景中也可能具有价值和回报，但它本身仍然具有不足。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洞穴比喻中，这样描述道，一旦哲学家艰难地离开了那个洞穴——一旦他见到了阳光并且获得了上帝启发的知识——他如何必然回到那个洞穴的黑暗中，并且如何将他的知识传递到仍然限制在洞穴中的人。柏拉图认为哲学家这样做，必须从社会利益出发（ Plato 1945 :514a-521b）。但是，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哲学家回到洞穴中，也同样是从哲学家自己的利益出发。因为，哲学，像艺术、音乐和其他创造性的活动一样，只有它具有社会需求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需求时，它才能圆满地达到目的。在生产生活的其他环境中，人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哲学，甚至不希望有哲学，但是，如果它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那么人们肯定会愿意，因为生产活动——需求的活动，必然王国的活动——是人类满足的基础。
我已经批评了高兹和其他“后工业”社会提倡者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相反，我认为，工作是、仍然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活动。我十分清楚，我今天的这些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不太舒服。很多人目前已经失业或面临失业的威胁，这是人类的悲剧：那也是我陈述的含义所在。我没有提供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提供矫正这些问题的实际方案，但是，我确信，认识到这些问题，比坚持那种错误希望要好得多：即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将在某种程度上提供可接受失业的一种生活方式要好得多。
[1] 参见培根的格言，“不能命令自然而只能服从自然”（Bacon 1960:29）。
[2] 应该注意的是，西蒙·威尔（Simone Weil）在这里将工作的影响主要看成是消极的，是作为“自我规定”的东西，而马克思，正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意识到的更多的是劳动的积极方面、劳动的“自我发展”方面。
[3] "捕鱼和狩猎，人类在野蛮时代最重要的生存活动，变成它的最新状态，即他们一致同意的娱乐方式。当他们一且获得了生存的必需品后，就开始追求‘娱乐’（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76，引自Pagano 1985:21）。
[4] 眼前浮现出毛姆（Somerset Maugham）《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的主人公。毛姆将其建立在高庚（Gauguin）基础之上。
[5] 客观外在的需求有时是必需的，它们刺激着创造性活动。著作者们经常感受到，他们需要一种最终限制——一种外在的甚至是强迫需求——以刺激他们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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