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大事提纲 向 青 编者按 这是1951年编写的一份参考材料。当时香港有一批年轻的非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理解刚刚胜利不久的中国第三次革命，正在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并且有激烈的争论）。这份材料的作用是简单扼要地提供一些事实。原作题为《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大事提纲》。叙述历史的范围是从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由两个人分别编写。现在重印的是向青所编写的开头两章。后面大约还有三章，由另一位编写，所包括的年代较短，但写出来的字数多许多。这后面部分现在没有找到，所以不能印出。这次重印，除第一章内涉及蒋介石、史迪威和罗斯福的一句话以外，全部照原文，没有修改。这自然并非表示作者现在认为原文没有值得改进之处。只是修改起来，工程浩大，目前没有可能做到而已。现在对那句话的修改，是删除了原文中所包含的“想当然”的成分。
第一章 从二次革命失败到抗战胜利 反动的十年 1927年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使国民党获得了政权。北方军阀的残余也加入了国民党。因为这个政权是残酷地压碎了群众运动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更谈不上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实行任何社会改革了。资产阶级只有跪倒在蒋介石的刺刀之下，依靠蒋介石的暴虐的军事独裁来保护他们的经济特权。旧军阀打倒了，但是国民党的灵魂不过是一批新军阀。他们一样地分成派系割据一方，各自依靠帝国主义支持而互相混战。他们和旧军阀不同的，只是更资产阶级化而已：他们与产业资本家和新式银行家的联系比较更密切，而对旧式地主的关系比较疏远，统治的方式也比较现代化。他们不像旧军阀那样做着专制皇朝的梦，而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作典范了。这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已经确定地占据了支配地位。产业资产阶级虽然也会尝试控制这些新军阀，想用汪精卫之流的政客来实行文人政治，但是由于不敢发动群众起来，他们的梦想终归落空。他们的“民主”运动徒然供给军阀混战以漂亮的口号而已。1931年的所谓“国民会议”，只不过合法地批准了国民党军事独裁政治。实在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够创造的政权，最“进步”也不过如是了。 在1928和29年间，因为国民党统治暂时稳定，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投资增加，所以工商业稍微活跃起来。农村的情况也大致平稳。但是到了1930年，在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基础上，农民骚动又重新抬头而且蔓延起来了。1931年夏季，长江和黄河发生大水灾，灾民达一亿人，同时深受经济恐慌打击的帝国主义者又加紧对中国经济侵略，严重威胁中国民族工业。9月18日，日本发动沈阳事变，中国政府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丧失了最富庶的东三省，使中国经济遭受致命的打击。次年1月28日，日本直接进攻中国经济的心脏——上海，有计划地破坏中国工厂。后来在停战协议之中取得在上海的驻兵权。1933年5月，日军又未受丝毫抵抗地占领了热和省。中国经济在此种侵略打击之下迅速破产。国民党政权充分暴露出它的腐朽无能。但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革命势力不能在此危机中兴起，遂使中国人民被国民党拖到一条空前险恶的灭亡道路上去。 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错误指导之下，把革命失败当作是更高的发展，在1927年底拿出苏维埃政权口号作为当前行动口号。等到城市的暴动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就寄托希望于几支号称“红军”的农民游击队，企图“用农村包围城市，用农民推动工人”，人工地掀起革命高潮。这就是所谓“立三路线”的时期。这个路线使共产党更远离群众，尤其是把工人中的基础差不多丧失干净了。1930年11月，共产国际以李立三为替罪羔羊，清算了盲动主义路线。但是新路线仍然是不顾现实工人运动状况，盲目地在农村中发展“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冒险路线，只不过是在军事路线上比较谨慎而已。对于工人，并不是在一些基本的经济要求和民主口号之下去逐渐恢复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力量，却把工人运动变成农民游击战的辅助力量，变成“保护苏维埃运动”。于是党就更加远离工人阶级，更彻底地以农民武装斗争为其活动基础了。当“九一八”以后，学生之中像“五四”时代一样地掀起了救国运动，工人的自发斗争也多少复兴的时候，共产党并没有提出一个能为群众了解的民族民主的政纲去组织群众运动，却想把抗日口号直接联系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上面去。结果，城市群众运动因没有革命党的领导，只昙花一现便沉没下去。共产党也仍然在乡村中从事孤立的农民战争。 从1927年下半年各地暴动中形成的“红军”，在1928年全年和1929年初的时候，即使对于农民来说也是非常孤立的。他们躲在山上，过着类似土匪的生活。1929年春天，他们开始下山，到农民中做一些群众工作：驱逐地主和国民党官吏、平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底，“红军”才有了比较固定的制度。随着农村破产的深化和农民骚乱的复起，在1930年上半年里“红军”已经建立了十几个分散的据点，总数约有六七万人，主力在江西、福建边境的所谓“中央苏区”。清算“立三路线”以后，他们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逐渐扩大在偏僻乡村中的根据地。1931年11月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最主要的领土是江西福建边境的“中央苏区”，约包括十七县土地和三百万人口。其余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边境的“苏区”，领土人口更少得多，而且非常不稳定。全部“红军”总数约十五万人。 江西“苏维埃”的三年历史，是一部悲壮而无出路的农民战争记录。农民为了夺取土地，或为了保护已经分得的土地，用无比英勇的精神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战斗。他们的武装只是少量而陈旧的步枪，甚至于是红缨枪、锄头、木棍、石头，连机关枪都非常稀罕。而敌人有的是机关枪、大炮、飞机。在数量上敌人也超过“红军”许多倍，还有世界第一流的战略家做参谋。凭着革命的斗志，农民军打退了敌人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但是农民军的战斗力在军队优势的敌军压力下逐渐耗竭，“苏区”内部商人和富农的势力逐渐抬头，农民群众对于斗争前途的信心逐渐动摇，终于不能支持下去了。1934年10月，“红军”开始突围，向中国西北方作“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壮烈的行军和战斗，“红军”在整整一年以后到达了陕西北部。 中共领导的农民“苏维埃”运动在华中地带失败的时候，也正是中国经济危机最严重，民族独立最危急的时期。本来世界经济在1932年末至1933年初期间已经从恐慌的顶点转入萧条阶段，渐渐有些起色，但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拼命加紧经济侵略，借此转嫁经济恐慌的祸害，并取得经济复苏的条件，所以中国经济在1934—35年间仍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入超数额不断增大，再加上美国实行收买白银政策，中国的白银（当时中国还使用银本位货币的）在1934至1935年间大量流出，物价不断跌落，1935年间日本更进一步实行大规模武装走私，中国民族工业纷纷减产、倒闭或卖给帝国主义者。面对如此凶狠的侵略，国民党不但无能抵抗，反而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提携”，承认华北和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禁止一切抗日宣传和爱国运动，充当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许多人民为了爱国的罪名而被监禁屠杀，许多报刊因“妨碍邦交”而被封禁。在被征服的过去“苏区”里，整村整乡的人民被杀光或者圈禁。“苏维埃”运动的失败使群众更加沮丧，大批中共党员脱党、“悔过”、甚至卖身作狗。思想上的复古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飞扬跋扈。在1934年下半年和1935年前十个月里，全国简直没有任何群众运动。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看起来，这时期都是一个最阴沉黑暗的时期。 在这八年当中，共产党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27年7月以前，中共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党，只因为本身的幼稚，才追随了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致使革命失败，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的官僚主义统治者，利用这次革命失败，加强对于中共的官僚式的控制，肃清其中的布尔什维克党派（左派反对派）革命分子，迫使它适应苏联的外交政策而行动。从1927年“八七会议”起，中共的领导人已经自觉地迁就克里姆林宫的要求。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失败，更便利了克里姆林宫对中共作进一步的控制。在清算了李立三之后，一批在中国革命中毫无基础的莫斯科留学生（以陈绍禹为典型）被派回中国充当中共的领袖。虽然这批人手中的权力不久之后到底被毛泽东等土著派夺回，但是毛泽东等仍然要迁就和利用克里姆林宫的势力。所以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的性质已经根本改变。它的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它的政治路线是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混合物，而且迁就着苏联官僚政权的要求，它的组织原则是官僚集权主义，它的成分绝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它与工人的联系变得非常微弱了。 八年来中共所执行的冒险主义政策，不过是堕落的第三国际整个冒险路线的一部分。现在这个路线的失败也不限于中国，而是全世界的。1935年7月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开第七次世界大会，斯大林官僚集团正式埋葬了“第三时期”的神话，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提出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与“和平阵线”的路线，联合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集团去进行反法西斯和反侵略斗争。根据这个新的总路线，在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一切抗日军队组织统一的抗日联军，及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代替国民党政府。起初中共是不以蒋介石派为联合对手的，但是顺着机会主义的逻辑走下去，它终于得到结论：只有以最有实力的蒋介石为对手才能够达到有效的“联合”。1936年5月5日“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并为表示不愿与拦截去路的蒋军作战起见，宣布将二月间由陕北派出渡黄河前往抗日的部队撤回陕西，声明愿与一切军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中共随后并公开宣称停止阶级斗争。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正式致书国民党，要求恢复像二次革命时一样的国共合作。这时在“人民苏维埃政府”（已经不是“工农苏维埃政府”）中之下的地方，已经停止了没收土地，对于劳资斗争也尽量设法缓和之。在以前的时期里，中共脱离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在偏僻的乡村里从事孤立的、冒险的政权斗争；现在它为了争取广大的群众同情，打破孤立状态，又走到另一极端，宣布放弃阶级斗争政策，并实际限制工农阶级斗争的发展了。 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金融恐慌压迫之下，另一方面却从镇压农民暴动的胜利和世界经济的复苏上面看出前途一线希望，于是在1935年11月4日宣布白银国有，以不兑现的纸币作为法币，加入英镑集团（后来又转而依附美元），同时实行通货贬值，这一个措施，配合着农产物丰收和帝国主义者增加投资，使中国经济暂时略微活跃起来。南京政府趁此时机逐渐控制各省半独立的小军阀，1936年7月连最有力的反对者两广军阀也征服了，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提高。但是南京政权的巩固是非常靠不住的。非常有限的经济复兴伴随着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更甚渗入，日本吞并全中国的行动正在加紧进行，反叛的农民军并未被消灭，经济复苏使工人经济斗争与一般民众的爱国运动都重新抬头，爱国运动并得到了改变政策的共产党领导。 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一个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当时学生因为反对在“防共自治”的名义下将华北划为日本控制的特殊地带，所以起来作示威游行，和卖国政府的军警冲突。这个事件引起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响应，并促成“全国学生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爱国团体成立，使1931—1932年间昙花一现的民众爱国运动以较大的规模复兴起来。1936年夏季的两广军阀反蒋运动也是利用这种爱国运动的。 爱国情绪渐渐传染到兵士和下级军官身上，尤其是被派去“剿共”的军队里面。1936年末，在陕西“剿共”的东北军内部蔓延着反战情绪，连它的司令官张学良也受到了影响。蒋介石亲身跑去西安镇压，但是反倒于12月12日被东北军扣留起来。本来这个事变很可能成为蒋介石个人政治权利的终结，引起国民党内的严重政治危机，使群众运动趁机高涨起来。但是莫斯科方面严厉斥责张学良等反蒋行动实际帮助了日本侵略，通过中共劝令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令中共趁此机会向蒋介石表明愿接受他领导抗日的诚意。结果西安事变就成为国共重新合作的转折点。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之后，西北的“剿共”内战实际停止了。 半年以后，抗战爆发，新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于是中国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两条战线的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无餍足的侵略，要占尽中国全部资源和劳动力，不让中国资产阶级分享一杯美羹，因此迫使中国资产阶级逐渐感觉到有抗战的必要。在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以为共军将被消灭，“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可以实现了。但是西安事变打破了他的梦想。他从这次事变得到两点教训：（一）共产党的势力在目前是难以消灭的，它的抗日口号在民众中得到广泛响应，甚至于影响到了军队；（二）只要他实行抗日，共产党就可以放弃阶级斗争路线，拥护他作民族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就停止了“剿共”战争，同时开始对日本侵略者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对平津的进攻。8月13日又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终于被迫起来“应战”了。“七七”的次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通电，号召国共两党合作抗日。7月15日又向国民党提出合作宣言。在这宣言里，中共保证4点：（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二）取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政策，停止没收土地及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四）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统辖。8月底政府已经把共军改编为第八路军，陕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但是延迟到9月20日国民党才把中共的合作宣言公布。于是新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了。中共在这一次的统一战线里面，正如1927年以前一样，放弃了独立的阶级斗争路线，采取阶级调协政策。但是有许多其它情形是与前次不同的。在1927年间，中共领导着20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和近千万有组织的农民；现在它与工人群众差不多断绝了联系，它的主要力量只是一支驻在非常落后地带的不满10万人的农民军——这是比以前恶劣得多的条件。不过，上次革命军的惨败和十年内战的经验，对于中共也不是白白过去的。现在中共无论如何总要坚持组织上的独立，对于国民党抱着相当警戒的态度，再不肯自动解除武装和空着手等待国民党施行各种改革了。 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进行抗战，自始就是没信心的。全面战争已经爆发，但是政府并不正式宣战，也不没收日本在华财产，甚至在最初几个月还继续把庚子赔款支付给日本。它从来不会相信过中国自己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侵略者，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帝国主义的干涉上面。最初国民党集中最精锐的军队死守上海，目的就是造成有利的谈判地位，争取英美迅速出面干涉，特别是希望在当时举行的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中取得有利地位。但是这时英美并不肯出面干涉，只通过一些空洞的谴责日本侵略的决议案。这时实际上支持中国的只有苏联，它希望用国共合作抗战拖住日本的后腿藉以减轻侵苏威胁。上海在死守3个月以后终于放弃了。这个撤退竟造成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不经一战地放弃了南京。同一期间内，国民党军在华北溃退得更要快，日军在华北所遭遇的真正抵抗只是八路军的抵抗。自此以后，除了1938年3月在台儿庄打了一场胜仗之外，国民党军就一直是迅速地败退。1938年9月底，正当日军逐渐迫近武汉的时候，欧洲方面英法对德意签订了慕尼黑协议，暴露出英法帝国主义的脆弱，于是日本放胆进攻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华南。10月底，国民党军可耻地放弃了广州，狼狈奔逃，数日后武汉也失守。悲观情绪弥漫在政府中。国民党副总裁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发表“和平之门未闭”的谈话。湖南驻军和省府惊慌失措地放火烧长沙城，给抗战添加一页丑史。抗战第一阶段就在此时结束。中国丧失了全部沿海地带和华北、华中平原，政府退缩到西南山区去。这第一阶段的战争暴露出单纯军队抗战的无效，和国民党军队的无能。 在抗战第一阶段里，国民党政府对于民众运动比较开放，与共产党的关系也相当和谐。这时候成立了许多救国团体，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军队作政治工作，只要不公然反对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的各种言论都能够自由发表，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盛极一时。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等小党派也在承认蒋介石为民族领袖及不反对三民主义的条件下被允许公开活动了。这时期政府财政和兵源都还不成什么问题，人民的负担没有怎样加重，生活水平也大致和从前一样。北方共军改编后，于8月底被派到山西前线参战，受阎锡山指挥。他们与阎锡山合作组织群众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军“决死队”，发动民众抗战。八路军（不久改为十八集团军）有办事处在首都，常常能够直接向民众发表谈话。中共机关新华日报也在首都出版。在南京失守前有大批青年公开地与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到陕北去，也没有受到政府多少阻碍。1937年10月间政府正式将长江一带的共军游击队（他们是在“长征”时留下的）改编为新四军，次年五月间集中整编完毕，派到安徽与国民党军共同作战。这时期可以算是“全民联合”抗战的黄金时代。 但是，在这美好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这时期的热烈抗战空气，仅仅以民众一时的热情为基础。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和民众生活改善以及民众的政治权利之提高联系起来。政府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谈谈的自由而已。热情的知识青年可以去唱抗战歌演爱国戏尤其是宣传“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但是绝对不能真正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要求实际的生活改善或者侵犯到军阀官僚的统治全权。1938年7月设立的国民参政会，不过是政府用请客式约请拥护蒋介石的各党派上层分子和一些“社会名流”来谈谈的咨询机关而已，它的作用不是监督政府，而是向政府表示忠诚。抗战期间的罢工是死刑犯的行为。停止土地斗争是中共得到合法地位的主要条件之一。在这种情势之下，充满爱国情绪的工农群众自然而然地暂时停止了阶级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地区里，各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完全照旧不变。共产党在阎锡山统治区里因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一切都要等待阎锡山批准，所以连最初步的改革（减租和政权民主化），都不过是一些要求而已。在河北、河南、山东的敌人后方，共产党联合一些不愿撤退的国民党军以及其他抗日分子建立了几个游击根据地，在那里也是为了“统一战线”的缘故，只实行了一些政治上的民主改革，而经济上的改革非常稀少。新四军在长江两岸抗战，只是一支纯粹的军队而已，它只能向民众表现为一支不同平常的军队，但是不能过问政治问题。这样的抗战阵营和这样的抗战政策，到了军事上遭受严重失败，经济上最进步的领土丧失，敌人对华政策从赤裸裸的屠杀、破坏、抢劫开始转变为“中日合作”“经济开发”的时候，就暴露出内部的致命弱点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武汉失守以后，一派资产阶级，以汪精卫为代表，干脆向日本投降，藉以保存一部分在沦陷区的财产，在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之下分润一杯剥削的残羹。另一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则一面对抗战消极怠工，另一面加紧压迫后方民众，确保残余领土上的统治权，等候将来国际形势变化，可以在英美保护之下收回全国的统治权。资产阶级这两派不但在客观上是分工合作的，而且实际上经常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汪精卫投敌后很久蒋介石政府还不肯公开声讨他。至于后方的密使往来和特务合作，尤其是在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游击活动方面，是一直保持到抗战结束的。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了“反共”“防共”的政策，开始肃清各种民众救国团体和军队里的左倾份子，捕杀共产党员。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只保留一个空虚的名义，郭沫若等左倾的宣传人员被排斥了。同时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也开始把枪口转向共军，甚至联合日军“剿共”。几个月的时间，整个风气转变了，前线是沉寂的，民众的热情也消失了，一度受过民众热烈爱戴的军人重新成为与民众隔离的，甚至变成民众憎恶的对象，弥漫在大后方的是一种沉闷的消极等待的空气。1939年12月，正当苏芬冲突，世界反苏反共空气最浓厚的时候，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在山西方面，阎锡山也攻击“决死队”和解散“牺盟”并捕杀其中左倾分子。所谓“抗日统一战线”，到这时事实上已经破裂。自此以后，所谓中国抗战实际上已经成为两条战线分别的抗战了。 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山地以后，对于抗战完全采取消极态度。从来不主动打敌人，只有在敌人进攻的时候才勉强应付一下。留在敌后打游击的一百万大军，陆续崩溃和投降，残余的部队也表现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并不主动打敌人，反倒常常联合敌伪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根据地。他们对游击区人民的统治方式和敌伪并没有多少分别。防卫着“大后方”的战线，一直到1944年春以前，因为日军不大进攻，所以大致维持不变。平静的前线变成文武官员和商人对敌贸易的港口，大量战略物资输出资敌，而从沦陷区购入消费品甚至奢侈品。前方士兵变成替长官驮运货物的骡马。 抗战长期化以后，中国面对着的主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在抗战刚爆发的时候，有不少工厂从沿海迁移到了内地，同时在内地也新设了不少小规模的工厂。广州沦陷以后也还有大约3年的时间是不难有外国人输入生产器材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从事建设和发展生产，只顾用通货膨胀、田赋征实、统购统销、专卖等手段加紧掠夺人民，同时利用特权豪夺兼并，扩大官僚资本。从1939年起，“大后方”经济已迅速恶化。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外的海陆交通线完全断绝之后，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1941年底，通货数量已经达到战前的十倍以上，物价（以重庆批发价为准）则增到二十七倍。以后每一年通货膨胀再比上年约增一倍以上，物价约增两倍半以上。到了1945年6月胜利前夕的时候，通货膨胀已达二百八十几倍，物价则为二千一百多倍。所以官私资本纷纷脱离生产部门而趋向囤货、投机、高利贷和封锁线走私。工、矿甚至农业生产不但不增加，反而日益萎缩。在这种情形下，谈准备“反攻”，纯粹是欺人之谈。事实上，国民党寡头集团对抗战的态度，可以用“待胜”两字说尽。他们只盼望美国主子从日本手里把中国江山抢过来，让他们去当一名总管。国民党官方甚至公然说“我们是替美国打仗”，并用这个“道理”去教育军队！其实他们连配合盟军作战也不积极，只愿意坐待接收。根据这一个大原则，蒋介石自然就放心地在后方拼命压榨民众，窒息一切抗战力量的生长，把最精锐的部队用来封锁“边区”，在前方，则指示大批军队投降，造成“降将如毛，降官如潮”的现象，与敌伪合作企图剿灭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抗日武装与地方政权。 抗战期间国民党曾有一次公然进行内战，这就是1941年初的新四军事变。新四军从1938年起在长江下游一带作战，两年间已发展到正规军十万人，另民兵数十万。这样的发展引起国民党莫大的恐慌和仇视。1940年10月，国民党军进攻在江苏北部的新四军，被新四军大败。于是国民党连用阴谋，以军委会名义，借口避免“摩擦”，命令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经过相当时间谈判之后，新四军终于接受命令北调。不料1941年1月7日当直属军部的一万人行军到皖南泾县附近时，突被国民党军七万人包围攻打。新四军被歼九千人，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战死。国民党政府于是宣布新四军“叛变”已经解散。同时在大后方大批逮捕共党和左倾分子，封闭进步书店，禁止进步书报发行。中共则一面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陈毅继任新四军军长，继续在华中作战（该军在以后两年内又长大了一倍），一面在国内外宣布事变真相，要求惩办事变直接负责人，并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这时全面内战简直如箭在弦上，有一触即发之势。只因为资产阶级内部还有许多人反对在此时内战，例如民主同盟就是在此时以团结抗战为号召而成立的，国民党内部也形成反对派，华侨资本家尤其强烈反对，美英帝国主义也不加以支持，蒋介石才不得不悬崖勒马。但是经过这次事变之后，抗战的中国已经截然分裂成两个系统的政权和军队，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反动空气是更为浓厚了。 当国民党寡头集团和大商人大地主大发其国难财的时候，下层民众是生活在地狱里。开战时政府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但是实际上最大的富豪不但不出钱反而发大财，一般的资本家与地主也负担赋税很轻，最贫苦的农民却是出力又出钱。所谓征兵，实际上只征农民和其他贫民。被征的壮丁像罪犯一样地被押解到兵站和前线。他们的生活确确实实比畜生坏得多：永远吃不饱饭，常常遭受残酷的殴打。军官打死几个兵比打死一匹马要随便得多，因为马是要花钱买来的，但是壮丁可以随时随地拉来，而且征兵的次数越多也就使军官勒索钱财的机会越多。兵士实际打仗的机会很少，他们经常的责任就是替长官挑运货物，建造华丽的“公馆”，充当姨太太的卫兵和轿夫以及到“公馆”里当仆役等。无论前方后方，兵士逃亡的非常之多，死刑的恐吓也阻止不了他们。从1937年到1944年间，国民党共征了一千二百万壮丁，真正因作战死伤的约有三百万人，没有一名士兵退役，但在1944年军队中实际只保持三百万人，其余六百万人就是受虐待而死亡和逃跑掉的。这些受着非人虐待的兵士，一旦有了枪支在手，就去欺凌和抢劫和自己原属于同一阶级的民众，造成军民之间的互相仇视。农民除了兵役负担之外，还要直接间接负担比战前提高了许多倍的田赋——田赋简直成为政府唯一有实效的税收。筑路和筑飞机场等工程也征用了大量的农民，他们的命运比征当兵也好不了许多。粮价高涨对于贫农和中农并无丝毫好处，事实上抗战八年里农民在多重剥削之下破产得更甚，土地更加向大地主之手集中了。在灾荒的年头政府也不放松抽剥，反而连外国捐来的赈款都中饱一大部分。抗战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凄惨无比的农民血泪史。因此在战争末期大后方的农民暴动逐渐增加了。 在大后方第二个受苦最厉害的阶层，是靠薪水为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大减。例如大学教授有一个时期实际收入只及战前的四十分之一。整个战争后期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都比普通工人高不了许多。经济地位如此恶化，再加上政治的极度反动与腐化，人民思想言论自由完全被剥夺，大批“思想犯”被屠杀和关入集中营，就使一般知识分子变成了现状的反对者。这些不满心理甚至传染到下级军官里面。至于有某种权力或地位上便利的公务员，则普遍染了贪污作风。结果使国民党统治基础大大削弱。一般工人的生活也因物价高涨而恶化，但是和其他薪给阶层比较起来，则恶化得不那么厉害。加以当时工人里面有不少是新从乡村中出来的比较落后的成分，工厂比较分散，政府压制得厉害，又缺乏政党领导，所以工人运动很低沉。至于与官僚集团联系较少的中小资本家以及乡下的“土财主”受到官僚集团的排挤压迫，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也逐渐增长。民主同盟之类的小党派之生长，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这一分化过程。所以，国民党寡头政权在抗战期间是越来越孤立了。 当正规战线限于沉寂状态，国民党对抗战采取消极政策，大后方经济、政治形势日渐恶化的时候，在敌人战线背后，主要的是华北和华中，民众的抗战游击队却正在迅速生长中。在抗战的第一阶段里，八路军派出许多小规模部队深入广大的沦陷区，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有时也联合一些已经成立的民众抗日队伍和国民党留下的部队，陆续建立起许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敌军开始扫荡华北占领区。八路军连用机巧的游击战术，在民众积极支持下，不但没有被敌军消灭，反而歼灭许多敌人，抢夺大量武器，扩大了自己的部队和游击区。1940年敌军获得教训之后，改变战术，仿照国民党从前在江西“剿共”所用的办法定出碉堡封锁计划。但是八路军马上发动“百团大战”——出动一百个团共四十万在几千里的敌后战线上同时进攻，从8月下旬起猛烈战斗三个月，使敌人计划不能按期施行。自抗战开始到此时为止，八路军由八万人发展到五十四万，新四军由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十万人，游击区人口共有五千余万。 在此时期中，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政策也有了相当改变。在1938年以前，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解释是一切行动务必设法得到国民党同意，因此在他们作战区域里的政治工作是纯粹宣传多而实际的改革少。1939年起，小规模的国共“磨擦”逐渐发生，同时日军进行“扫荡”，中共为了发动民众起来自卫，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地固执“统一战线”了。1939年末国民党大举进攻“边区”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现在他们不再强调“独立性服从统一性”，转而强调“统一战线”之内也有斗争，以及要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了。同时游击区内的地主阶级的行为也给共产党上了“统一战线”的一课：这些地主们纷纷响应国民党军和日军而向农民和八路军进攻。于是共产党不能不允许甚至发动农民起来向地主斗争。在1940年春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以后，农民纷纷要求没收地主土地，有些地方已经自动停止交租，甚至分了一些土地。但是这时中共仍旧坚持“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极力向农民解释：现在的问题是土地归中国人还是归日本人。他们所实行的经济改革仍旧以减租减息为限。正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共产党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两书，说明中共的政纲。 1941年和1942年两年里，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游击据点和陕甘宁边区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华中新四军遭日军和国民党军夹攻，华北日军也发动凶残无比的大扫荡。华北日军建筑了长达万里长城六倍的封锁沟和封锁墙，配合着碉堡防线，用来分割和围困游击区，保护交通线。又用“铁臂合围”“梳篦清剿”“烧光、杀光、抢光”“蚕食”“清乡”等手段对付抗日的军民。在这两年内，八路军人数减至三十万，华北解放区人口从四千万减至两千五百万。面对这空前险恶的形势，共产党除了学会许多更巧妙的新战术之外，并且在经济、政治以及党员思想上作了不少改革工作。这些改革就是使他们能够通过这两年战斗考验的基本原因。经济改革主要的是发动农民把久已宣布的减租减息政策普遍认真执行。1942年1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号召各抗日根据地认真执行和严密检查减租减息工作。跟着这个运动之展开，农民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都比较提高了。大批农民参加民兵和八路军，农民救国会成为最有力量的民众团体和政府的重要支柱。一向已经实行的地方政府选举制度，经过真正的减租减息斗争之后，才使农民觉得有实际意义。在这些初步改革之后，农民的“变工互助”“增加生产”运动也发展起来。在党员思想方面，1942年4月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的作用是使党员精细研究现实环境，注重行动策略，纠正空虚浮夸和粗枝大叶的学风，采取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消灭对内对外的宗派主义作风，以及增强党性等。这个运动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中共对外对内的官僚主义作风，更不能根本纠正其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但是对于干部在执行既定路线（这些路线仍然是党上层官僚根据经验主义思想方法独断地决定的）时的作风，是有相当影响的。中共后来能够在广大的地区迅速发展游击根据地，在群众中生根，得力于这次整风运动不少。 1942年冬以后，华北解放区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面展开生产运动，一面扩大解放区，收复失地。1944年3月中共领导下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区的正规军已有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万。1945年4月又发展到正规军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解放区共十九个，分布在十九省内，包括人口九千五百万。事实证明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地方政权已经成为积极抗战的主力。 中共的正规军队并不像国民党军那样强迫征来，而是自愿参加的。解放区政府改善了农民及其他贫民的生活，使他们真正得到参政权，使他们在人格上与剥削者平等，因而令他们觉得抗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军队里指挥员与兵士同甘共苦，没有森严的官兵阶级界限。出征的军人的家属有政府和民众团体照顾生活。兵士在军队中可以学到文化和政治知识。这些军队的成分绝大部分是农民，但新四军和太行山区的部队中有较多的产业工人。太行山区吸收了山西许多煤矿、太原兵工厂和几条铁路的工人，并有一个铁路工人团。至于民兵则是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武装队伍，他们的责任是帮助正规军保卫自己乡土以及维持本地的治安。 所有解放区都在乡村里面，而且多数是比较贫乏落后的乡村。自从1939年起，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再没有从国民党政府领到粮饷和军火，同时陕北边区在经济上也被封锁了。但是由于减租、减息和增产、垦荒等运动，除了1942年夏季敌人扫荡极凶的几个月期间以外，所有解放区都能够使军民足食。1943年以后普遍展开军队及公务员生产自给运动，使人民的赋税负担减轻不少。小规模的工厂和工业合作社在解放区也日渐发达。这些情形都是与国民党统治区恰好相反的。 政治方面，中共在解放区的政策是提高劳动民众的地位，但并不彻底压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是企图使各阶级的力量互相平衡。这个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解放区政府的“三三制”，这就是：政府委员和参议员三分之一是工农分子，由共产党代表；另外三分之一是各党派和无党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最后的三分之一是“开明”资本家和地主的代表；共产党所占总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实际上当然所有的分子都不能反对中共的总路线，不过中共对于地主资本家的让步也是实际而非虚伪的，中共从这种妥协的政策得到若干眼前的利益：一小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替解放区政权积极服务；沦陷区有些地主资本家支持中共抗日活动，甚至带着财产跑到解放区来；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华侨中有不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同情中共；美英帝国主义在战时也压制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企图。但另一方面，先进的工农分子当然因此受到了压制，被加以“左倾冒险主义”或“托派”的罪名。不过群众超过中央的头而遭受暴力镇压的事情并不多，因为，一般说来，群众是受了中共宣传鼓动才开始有阶级自觉，起来要求种种改革的，那时地主资本家也没有力量来摧毁群众运动。中共机会主义的罪恶在当时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 1944年3月，敌军进攻河南，汤恩伯等部国民党四十万大军一触即溃，敌人毫不费力地打通了平汉铁路。饱受压迫怀恨已极的民众沿路袭击国民党败兵。五月间敌军又在湘北进攻，国民党军未战先怯，虽有美国空军和炮兵助威，也无力抵抗。文武官员狼狈奔逃，把人民、土地、物资和空军基地一概抛弃。十二月初，敌军已经从湘桂线一直打通到越南，从东北到广西划一条线把中国分割成东西两半，同时从广西打上贵州，威胁四川，震动重庆。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部崩溃的危机。在这期间，大后方要求国民党做政治改革的呼声高涨起来。美帝国主义也对中国局势非常担心。这时正是美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胜利，逐渐迫近日本和中国，准备作最后决战的时候，美国根据驻华文武官员和新闻记者的报告，看出国民党政权即使不被日本击溃，也有被共产党取代的危险，所以决定自己直接出面干涉。 1944年7月初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把国共两军一并交给“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直接指挥，藉以达到统一中国军队的目的。8月间又派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帮助蒋介石。史迪威和美国一部分官员主张尽量利用中共军队，认为可以笼络中共使它脱离苏联影响永远放弃共产主义而变成对美国“友善”的纯粹的民主政党，必要时并可以用中共代替腐朽无能的国民党。这种政策引起蒋介石深刻的反感。蒋最初口头同意而实际拒绝把权力交给史迪威，用尽办法使得史迪威无法执行参谋长的职务。1944年10月，罗斯福终于把史迪威免职。此后就由赫尔利执行帮助蒋介石愚弄中共的政策。 赫尔利来到中国以前，国共谈判已经开始了。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1944年5月国民党派代表与共产党开始谈判统一问题。共党主要的要求为：（一）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二）允许中共公开合法活动及释放政治犯；（三）承认解放区所有现状及解除对陕北边区的封锁；（四）共军改编为十五个师。国民党的答复为：（一）只有在“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即中共交出军队之后，才允许中共合法活动，解除对边区封锁及“宽大处置”共党政治犯；（二）对于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只能承认陕北边区一个，其余一概要取消；（三）共军只能改编成十个师。这次谈判一直拖延到9月中旬国民参政会的时候还无结果，双方代表都出席参政会报告。会后中共又提议“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主张得到民盟和国民党“开明分子”冯玉祥之流赞同。不久学生运动也提出联合政府口号。 赫尔利于9月初到重庆。他由美来华途中经过苏联，曾与莫洛托夫谈到中国问题，莫洛托夫非正式表示认为中共并非真正共产党，并表示苏联愿改善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及愿见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1945年4月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证实苏联态度如此。）赫尔利将苏联态度告诉蒋介石。鼓励他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11月间，赫尔利到延安与毛泽东晤谈后，将中共的五点草案带回重庆。这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主张先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及联合统帅部然后统一指挥军队。但国民党坚持保存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将共军并入国民党军。后来国民党又将其方案修改为成立各党联合战时内阁，但最后决定权仍归国民党，军队问题则由蒋介石任命一名美国将领直接指挥共军。这次谈判一直拖延了大半年，双方意见仍不能调和。 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赫尔利赞助之下开始与苏联谈判中苏条约，企图借此获得苏联支持而解决中共问题。 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下日本。两天以后，苏联向日本宣战。再过两天，日本发出求降照会。8月14日，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同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旅顺、大连、中长铁路协定在莫斯科签字。中国八年抗战至此宣告结束。中国的外部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非常尖锐地提出来的中国命运问题，留到新形势之下去解决了。 第二章 战后和平改良之梦 从受降冲突到蒋毛会谈 中国在抗战当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重政权对立的局面：一方面是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是共产党所代表的以农民为基础的新政权。由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和中共采取机会主义政策，所以这两个对立政权之间没有爆发全面的内战，也没有公然宣布破裂。中共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地方政府还没有联合产生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它们名义上还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合法政府，但军队却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两支军队和两种政权之间，一等到共同敌人打倒之后，自不免就要发生内战的。在抗战末期，双方都已经为这前途而准备着。 1945年8月10日，日本发出求降照会，当日朱德就以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所有解放军向各铁路线及各大城市进军，将日伪军缴械。次日，国民党政府急忙地一面命令“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抗拒解放军接受。但是13日朱德干脆地公开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在非常强硬的回电里充满了根本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权威的口气。14日新华社记者说“不论是南京伪政权，或是重庆蒋政权，都是彻头彻尾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政权”，说它们是一对“双生子”，“它们又要和在一块，共同反对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15日朱德又向英美苏三国大使声明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不能代表解放区及沦陷区人民及解放军。于是沦陷区各地展开了国共两军的接收竞赛和冲突。共军迅速扩大了解放区范围。这些行动和言论表示出中共已经决心停止对国民党退让的政策，不惜用内战手段来解决两重政权的矛盾了。 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强大的一个国内反对力量。如果只靠它自己和帝国主义援助力量用武力去解决，那是很少胜利希望的。所以国民党使出两个狡猾手段：贿买苏联官僚和欺骗中共。 7月间在莫斯科开始的中苏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将中东铁路（这是苏联已于“九一八”以后卖给日本的）和南满铁路联成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共有共管，旅顺作为中苏共用的军港由苏联管理，大连作为中苏共管的自由商港。以此为代价，国民党政府获得苏联公开支持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包括这些内容的条约及协定于8月14日正式签字。两国并毫不含糊地正式申明有如下的谅解：苏联政府将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斯大林的政府在与蒋介石政府谈判这宗卑鄙龌龊的交易的时候，并没有把谈判进程公开发表给中苏人民知道。斯大林的苏共党也没有事先征求正在准备内战的中共的意见。对于这样一个协议之成立，中共和中国人民一样惊奇不已。等到中共知道协议内容并证明并非虚假的时候（两国政府到8月25日才把条约、协定及附件正式公布），它明白了美苏都是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于是突然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虽然仍旧要求承认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要求其所领导的军队有权参加受降，及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等，但是现在的措辞已经和十天以前大不相同，它承认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地位，恢复用“八路军”“新四军”等名义称呼自己的军队，再不是用一个独立的政权和军事系统的名义站在对等地位上向国民党政府说话了。8月28日毛泽东接受蒋介石邀请，由美大使赫尔利陪伴着飞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和平建国”问题，重新喊出那已经收起了五六年的拥护蒋介石的口号。 在蒋毛会谈当中，各地冲突仍然继续着。解放军因地利之便（它们大部分军队本来就在敌军据点周围），很快就占领了广大的土地。许多遵照蒋介石命令抗拒解放军的日伪军被他们解决。从8月11日到双十节两个月内，解放军共占领了包括人口一千八百多万的土地，占领城市一百九十六座，其中有烟台、秦皇岛、威海卫等海港，张家口、山海关等军事重镇及南京附近的句容、六合等县城。整个华北沦陷区，除少数几个大城市以外，完全被解放军控制，东北乡村也渗入了大量的解放军，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则在苏联军队手中。华中方面，整个苏北都落在解放军手里，苏南、安徽、湖北等地区新四军部队也控制不少地方，连南京也受到新四军威胁。华南地带解放军在广东东江和海南岛山区占据一些土地。 国民党为了抢夺收复区政权，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一面收编汉奸军队李守信、孙良诚、吴化文、孙殿英等部三十万人，并令日军保守原占领地抗拒共军接收，同时请美空军赶紧代为从大后方空运精兵十四万占领南京、上海、北平。原驻晋西南的阎锡山部队在日军支持下开入太原，随后为争夺晋东南而和共军展开大规模战斗。绥远方面傅作义部队也和共军发生了猛烈冲突。从9月底到10月中、美军陆续在塘沽、秦皇岛和青岛登陆，替国民党占领港口，开辟向华北和东北进军的桥头堡。 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了四十天，终于在双十节发表一个双方签署的“会谈纪要”。在获得协议的各项中，国民党允诺了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迅速结束训政、保障人民自由权、推行地方自治、给予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严惩汉奸及解散伪军、取消特务机关等，共产党则自愿将长江以南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的共军向北撤退，重申拥护蒋介石及实行三民主义的诚意，双方共同保证“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但是关于最实际的问题，如受降问题及解放区政权问题，则完全谈不出结果：共产党要求划分地区参加受降，国民党坚持共军必须先“接受中央命令”再考虑；共产党要求若干省市由共方推荐主席市长等，后又改提解放区政府重行民选或暂保现状等方案，目的无非是保持已得的地方政权，但国民党坚持“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关于国民大会代表和宪法草案问题也没有成立协议。至于整编军队问题，只大致决定共军缩编为二十师，具体办法仍待继续讨论。这一次会谈，即使在表面上也没有得出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案，它唯一的作用只是让国民党欺骗中共，争取时间和比较有利的战略形势以便向解放区进攻。 战后中国经济状况 经过八年战争以后，中国本部的生产能力与战前比较并没有很大差别。主要的损失是棉纺织、电力、铁路、船舶和棉花。战前中国原有纺锭五百万，停战一年后复工的才有半数，其余仍待修理。发电量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铁路也损失很重，主要的损失在南方各线。船舶在战时损失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战后接收敌产足够填补损失。1946年间大量购船，使总吨数超过了战前，差不多达到战前在中国的中外船舶的总数。农村中耕畜损失不少，但粮食产量除1944至45年间作战的豫湘桂等省外大致仍维持战前水准。棉花产量则只有战前一半，主要原因是许多棉田都改种粮食或其他本地消费品。另一方面，生铁产量比战前增加了一半，煤产量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其他部门的生产能力大致维持战前的水准。 收回东北和台湾的结果，使中国生产能力超过了战前。这两个地区都是有巨量粮食盈余的，收回以后可使全国粮食自足。东北工矿业虽经苏联抢劫之后生产潜能仍超过中国本部之总和。台湾工业虽比不上东北，但对于贫乏的中国也是一笔很大资产。 当时中国所有的黄金、白银、美汇等外汇资产数量为1935年币制改革以后最丰富的，政府所有共值9亿美元，私人所有至少也有好几亿美元。战前法币总值还不足4亿美元。假使从此消灭了通货继续膨胀的财政上的原因，这一大笔外汇资产是足够稳定币值的。币值之稳定是逐渐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主要条件。 但是绝顶反动又绝顶腐化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好好利用现有的物质基础去进行经济的复兴和建设。国民党首先就非得“剿灭”百万以上的农民军，重新征服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不可。为了进行这个内战，它就不得不继续用种种手段凶残地掠夺人民。为了应付财政需要，通货膨胀在战后继续发展着：1945年8月纸币流通量为五千亿（注）到年底已经增至一万亿，再过半年又增至二万五千亿，1946年底已达三万八千亿。膨胀的速度超过了抗战期间，工业生产大受妨碍，民众生活日益困苦。刚胜利的时候政府宣布收复区停止征粮一年，但是事实上有许多地方不征本年的粮却补征过去七年的粮。不久，为了全面内战，干脆取消了免征令，改变办法，美其名曰分期减征，其实不但不减，还要加上征购征借，结果田赋比战前加重四倍以上。政府颁布“二五减租办法”，在农村政权握在地主手中的条件下，根本是一纸空文，有些场合地主解释起来减租办法反倒变成加租了！惨无人道的征兵办法也继续实行，害的农民人财两空。农民在此重重抽剥之下，再加上内战炮火的摧残和反动军队的劫掠，破产得比战时还要厉害。联合国救济总署运来的救灾物资，大部分被政府和官僚私人变卖赚钱及供给军用，小部分分给公教人员和学生藉以堵塞批评，真正拿去救济灾民的部分少之又少，而且其中还有许多是败坏无用或不合用的东西。战火使交通不能恢复，煤和原料不能运来，产品也运不出去，这样就更增加工业生产因通货膨胀而遭受的困难。政府不保护民族工业，致力生产，却开放对外贸易，输入大批廉价的外国消费品。 1946年入口货总价值为出口货之五倍（1937年才不过二倍）。官僚买办从中大赚钱，民族工业却被排挤得无路可走，外汇基金也迅速耗竭。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的工厂矿坑，到了那些只会搜刮的官僚手里，有的减低产量，有的拆毁盗卖，有的闲置生锈，有的火焚水淹，无一不被糟蹋。到了1946年底，所接收的工厂之中开工者才达到35%，产量更不及此数。 在经济普遍衰败情况下，官僚独占资本集团却越发肥胖起来。战后中国经济的明显特点之一，就是官僚独占集团之操纵一切。中国资产阶级必须祈求军事独裁政制来保护自己，因而不得不让军阀官僚获得超越一切监督而任意掠夺国库和人民的权力。军阀官僚主要地靠政治特权所获得及运用的资本就是官僚资本。抗战期间，由于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紧张，更助长了政府独裁权力。大官僚们在战时经济困难情况之下，更便于利用特权去加紧剥削劳动者与兼并较弱小的资本家，尤其尽量利用非生产的方式（商业的、金融的、超经济的）去扩充自己的资本。当时英法两国势力衰退，美帝国主义成为抗战中国唯一的主人，这种国际关系之变化也有助于官僚资本之集中化。因此蒋宋孔陈等官僚资本集团在战时变得势力更为惊人，手段更为凶残了。江浙财阀本来是国民党官僚的雇主，经过抗战之后却完全变成国民党官僚集团的附庸了。胜利以后，利用接收之便，官僚们把敌伪的企业和物资尽量中饱私囊，对于收复区的民众以征服者的姿态任意搜刮，这种黑暗现象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公开予以警告道：“收复之后腐败堕落至此，何以对地方之人民”。于是官僚资本又陡然膨胀了许多，没有人确切知道官僚资本集团到底有多少财产。但据一般估计国有资本无论在银行界和产业界都占80%以上，铁路完全是国有的，船舶也有大半国有，而这些资本完全在大官僚控制之下，他们可以任意利用和侵蚀。他们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侵入一切经济部门，成为无所不包的垄断集团。任何私人企业如果不归附为他们的臣属就一定被他们排挤扼杀。但他们对于生产的兴趣远比不上对于出入口贸易和商品、黄金、外汇等各种投机买卖的兴趣，因为他们挟着绝对优势的资本和一切特权去经营后面这些事业是绝对有把握获得超利润的。在战后初期，美国货如潮涌进的时候，他们就是最大的美货买办，黑市场、走私等一切非法经营的大老板也是他们。政府每一次改变金融和贸易政策，都是为了他们全体或某一集团的私利，而不是为了安定国民经济。每一次大经济风波都是他们内部斗争的结果或是他们为了私利而有意造成的。在战时和战后中国经济不安的情况下，资金外逃是一般的趋势，这些逃亡的资金中最大的一部分也就是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因为官僚资本过于飞扬跋扈，战后中国反官僚资本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较弱小的资本家提出“经济民主”口号，中共也跟在后面呼喊。但是软弱而又反动的中国资产阶级连最起码的政治民主制度都不敢尝试，更没有回天之力去挽回资本集中化这个自然的倾向了——官僚资本不过是中国式的独占资本而已，它所以具有如此格外丑恶的面貌，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极端反民主与依赖外国帝国主义之结果。 战后中国对各国经济关系有了改变。战前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最大的是英日，其次才到美国。战后日本势力已经被打到，英国的产业投资虽然还存在，但是在财政、金融和贸易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势力了，反之美国却一跃而起，成为中国经济的最高主宰者。美国控制中国经济的方法主要的不是靠产业投资，而是靠财政、金融和贸易。中国法币价值与美元联系，靠美国货款支持。政府财政也靠美国支持，尤其是军火差不多全靠美国供应。美国货垄断了中国市场，造成“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现象。美国对中国这样的控制方式，使中国人民格外感觉难以忍受，同时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 解放区经济从战时承继下来的物质基础并不比国民党区好，反而是比较贫乏一些，因为解放区大多是农村，没有多少工业，而且是被日帝占领较长久被破坏较猛烈的地方，东北虽然一度差不多完全被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控制，但是不久就把最主要的各工业城市丧失了。内战对于解放区像对国民党区一样也是一个重大负担。解放区也发生通货膨胀，但是程度没有国民党那么厉害。各解放区有不同的纸币，除陕甘宁边区外各区纸币价值都比国民党法币高，但陕甘宁边区纸币对法币价值逐渐提高。解放区政府财政对通货膨胀的依赖性不像国民党那样大，没有普遍的贪污现象，赋税负担分配比较合理，公务员和军队薪饷很少，并尽量生产自给。自从抗战结束后解放区里就逐渐展开清算汉奸、恶霸和“不法”地主的运动，没收了一部分土地分给贫农。战后初期解放区经济结构与国民党区比较虽然无根本不同，生产力也没有多少发展，但是劳动人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逐渐相对地提高，各种生产事业都用全力去推进，所以令劳动人民对前途怀着希望，这就是与国民党区最大不同的地方。 国民党政权之削弱与群众运动 国民党政权是在革命群众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它对于中国的根本问题一点也不能够解决，所以它从来就谈不上真正的稳定。它之曾经得到暂时的相对稳定，并不是以国民经济的繁荣为基础，而只是革命运动失败或消沉的结果。抗战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解放区民众政权，战后群众运动更普遍高涨，因此国民党政权就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了。 给予国民党政权最大威胁的就是农民力量的兴起。解放军和解放区的发展主要的就是反映农民之兴起。除了正式的解放军活动以外，国民党统治区里还有不少自发的农民骚动。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而且是战后整个民主运动一支重大的力量，许多农民以外的民众也对它怀着热烈的希望和受它的鼓舞。 战后工人运动的发展达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空前的高度。战争一结束，大后方的工人就为复员费、遣散费等要求而发动斗争。收复区的工人，以上海为中心很快也就跟着起来。战后一年内上海工潮统计，根据上海社会局报告如下：
在1945年内工人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要求复工、胜利金，解散费等；1946年内的主要要求则是增加工资及其他改善待遇。这些斗争绝大多数是工人胜利的。工人得到三大收获：组织工会自由、罢工自由、按照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同时在工人运动中也开始有“联合政府”等政治口号提出来了。 青年学生在战争后期已经积聚起来的对于现状的深刻不满，随着抗战胜利的欢呼而立刻爆发成广泛的民主运动。 学生思想普遍地急速地左倾，“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被他们接受作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中心口号。1945年12月1日，学生反内战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西南联大遭受昆明军官总队学员和特务武装攻击，酿成惨案。在这个惨案刺激之下，从大后方到收复区的学生运动就普遍爆发起来了。多年以来国民党对于学校的特务控制现在已经失效，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墙”上出现了从批评学校行政到批评国家政治的各种意见书、控诉书和行动号召。有些学校里形成学生自治会与学校当局争夺学校管理权的“两重政权”状态。这种不满现状的思想并弥漫于各级教员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面。他们在抗战期间，由于经济地位恶化，已经对现状发生深刻不满，战后看见经济政治形势毫无好转，不满更为加深。政府因此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支柱；反之民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却获得了许多干部。 国民党寡头政权之绝顶无能而又残暴，连资产阶级内部也引起分化。这个分化表现在两种现象上面：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新党运动，另一种是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分化。资产阶级的新党运动最主要的是民主同盟的活动。民主同盟原来是各小党派的联盟组织，1944年才改为兼收个人分子与社团单位的政党，主要分子是一些大学教授和律师等上层知识分子。它的内部倾向纷杂，主要的倾向是代表产业资本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但也包括一些带有温和的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比国民党更右的国社党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青年党在1946年政协开幕时就脱离了）。他们标榜中间路线，充当国共冲突的调解人，想一方面利用共产党势力和一般民众运动的力量压迫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实行若干政治改良，另一方面把共产党拉进资产阶级政府而磨掉它的革命锋芒。战后初期群众运动高涨，尤其是刚刚觉醒起来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构成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展的沃壤。挂着“民主”旗帜的刊物像雨后春笋似的盛极一时。以实现“和平”“民主”为政纲的新成立的党派多到数不清，无论是政纲内容与党名都令人难以辨别。国民党内部也形成了所谓“民主”派，老投机家冯玉祥、李济深、孙科等都向当时的民主运动暗送秋波，企图压迫当权派实行一些微小的改良以挽救整个国民党政权。 经过抗战以后，国民党官僚、警察（包括秘密警察，即特务）及军队机构扩大了许多（有人估计文官比战前增加了70%），但是这并不能增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不但由于经济上无出路引起广大民众反抗和资产阶级内部分化，使国民党政权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而且国民党统治机构本身也空前的腐化。通货膨胀使一般政府人员的薪俸不足以维持一家温饱，文武官员有权位可以利用的就普遍贪污舞弊，政府一切施政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私人弄钱的机会，一般兵士警察和没有权位便利的官员就对工作毫无兴趣，像一般民众一样地对现政权怀着深刻的不满。整个统治机构变成了一架指挥不灵的机器。国民党政权连它自己的政府人员的服务忠诚都无法获得了。 战后中共的特点 八年抗战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在1937年抗战开始的前夕，中共只有八万农民军驻在人口一百五十万的陕北，这个地区里的农民就是它的主要的社会基础。另外有一万多游击队散布在各地，但这些游击队都是在非常艰苦的孤立状态中，没有多少群众联系。党员五万人大多数是在军队中。那时中共虽然已经把最受民众拥护的抗日口号作为中心的鼓励口号，但是仍未能在广泛的行动中与“苏区”以外的群众结合起来。抗战爆发供给中共一个好机会，让中共在积极抗战和领导民众作初步的政治经济改革当中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民众看起来唯一能够提出他们迫切需要的民族民主政纲，并且唯一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他们的政党，就是中共。在抗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有党员一百二十多万，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主要的是在农民中）并且领导着统治九千余万人口的解放区政府和九十余万的解放军，它的威望比起战前简直不可以同日语了。战后初期高涨起来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其他民众运动很自然地首先找到中共来作领袖，这样更增强了中共的声势。因此共产党大大提高了自信心，它虽然在苏联官僚压迫之下未敢立即实行用武力推翻国民党，但是再也不肯像1937年一样卑屈地接受国民党收编其军队和以保持一个小小的特区地方政权为满足了。 中共群众基础之扩大，不但提高了它在国内政治上的地位，而且加强了它对苏联官僚的独立性。抗战期间中共的发展事实上完全是靠自己努力，并没有得到苏联的实际帮助（抗战初期苏联曾支持中国，但一切援助都是给国民党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式的变种，即所谓“毛泽东思想”。两三年的“整风运动”使毛泽东土著派在思想上也压倒了和同化了一部分纯粹受莫斯科支持的“国际派”。1943年第三国际之解散，终止了中共与莫斯科的正式联系。1945年4月在延安开幕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在党章里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把自己本国党领袖奉为神圣的偶像，并且标榜独特的“马列主义”理论的事情，在全世界斯大林党里面是没有先例的，这象征着中共对苏联官僚的独立性。日本投降前后对苏联官僚与中共官僚之间对国民党的政策的重大分歧，也暴露了两者之间联系薄弱。战前的中共是苏联官僚的外交工具，战后的中共虽然仍然要迁就苏联压力，尤其在意识上受着斯大林主义深刻的影响，但是它在本国已经有相当深厚的根基，再不是完全听命于苏联官僚的了。 政治协商会议 在双十节所签订的国共“会谈纪要”（通常称为双十协议）里面，虽然庄重地声明了“坚决避免内战”，但是协议的墨迹未干，各地冲突反比以前更为扩大了。10月13日，即“会谈纪要”发表之次日，蒋介石密令“剿共部队官兵”“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这时候阎锡山的大规模“剿共部队”正在晋东南遭遇一次歼灭性的大失败。同时沿着平汉、津浦等铁路，国民党军也在加紧向华北进军，共产党军则破坏交通以阻止其前进。十月底在冀南邯郸附近，国民党的“进剿”大军又遭到一次歼灭性的失败。在江南方面，共军则遵照双十协议于10月18日开始由皖南、苏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向长江以北撤退。10月11日国民党军由美舰载运登陆秦皇岛，数日后又攻占山海关。尽管共军在江南以行动表示退让，当国军不断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共军在华北也不示弱，所以在双十协议发表后的两个月间全面内战的危机是更为严重了。 国民党已经用行动表明它用武力征服全国的野心，但是在1945年冬季的时候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它未能立即公然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第一个因素是战场上形势的不利，第二是美国政府之反对。当时国民党军虽已恢复了江南的控制权，但是在华北的形势还是不可靠的，在华中的苏北和中原地区也有相当大的共军存在，东北方面则共军得到苏军予以若干方便正在源源不绝地渗入，并获得日军留下的大批武器，国军只占有很少的，在漫长的补给线顶端的几个据点，当时如果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很可能被共军迅速地席卷东北和华北。加以当时国民党区内群众运动高涨，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获得广泛响应，这更增加国民党在内战中地位之危险性。因此国民党当时仍以继续使用欺诈手段为上策。美帝国主义方面对于国民党地位之不利看得更清楚，所以坚决反对国民党当时作军事冒险行动。11月27日，立场坚定但手段尚欠圆滑的赫尔利大使宣布辞职后，杜鲁门立即派前任参谋总长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内战。杜鲁门授权马歇尔“以最坦白的口气对蒋介石及中国其他领袖人物说话”，特别说明分裂战乱的中国将不能得到美援。12月15日杜鲁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和27日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的决议，都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及国民政府吸收各重要党派分子参加。在三外长会议公报中，苏联方面并透露接受国民党政府请求而展期撤出东北以便国军作充分的接收准备这个事实。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最后决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诡计。此时中共认为和平改良有了希望，也最后决定参加政协，并于12月16日派代表到重庆。 马歇尔于12月20日到中国。中共和各小党派（托派当然除外）都表示热烈欢迎。中共对于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抱着很大的幻想，觉得似乎是“史迪威路线”复活了，以为美国会压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成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及实行若干民主改革。若干保留与警惕在中共本身是有的，特别涉及重大的实际问题（如政权、军队等）时在行动与言论中表现出来。但是中共没有鲜明地向群众提出警告，它一般的言行都是助长群众幻想的。连它自己都没有根据蒋介石、马歇尔、杜鲁门等人的阶级立场而理解到善意合作与和平改良之不可能，当然更谈不到警醒群众了。一小部分国民党死硬派对马歇尔的反对与憎恶，在客观上也尽了助长中共及一般民众的幻想的作用。 在马歇尔调停之下，国共双方于12月27日作第一次正式会谈，共方当即正式书面提出停战提议。1946年1月5日获得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议。根据协议成立一个由国、共代表各一人连同马歇尔组成的三人会议，商定关于停战、恢复交通及受降的办法。1月10日，即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之日，国共双方正式发出停战命令，13日起生效。随即在北平设立由国、共、美代表各一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查各地冲突情形及执行停战命令。双方特别声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的整军行动及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是不受限制的。 政协由1月10日至31日开会三个星期。参加者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青年党四党代表及一些无党派的所谓“社会贤达”，都是由国民党政府聘请的。蒋介石在开幕典礼中提供四项诺言（一）保障人民自由，（二）各党派合法平等，（三）地方自治，实行普选，（四）释放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最后达到五项协议，协议重要内容如下： （一） 政府组织：在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以前，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国府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委员四十名，由主席任命，国民党只占半数，三分之一票数有否决权，国民党并口头同意有十四名委员须经中共同意任命之，即让中共有否决权。行政院也改组吸收各党派人士参加。 （二） “和平建国纲领”：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蒋介石为全国领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收复区有争执的地方政府暂时维持现状，等国府改组后再解决。 （三） 军事问题：由国共两方面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先将国共两军分别整编，然后再统一整编为五十至六十师。“军党分正”“军民分治”“以政治军”。 （四） 国民大会：承认1936年选出的一千二百名旧代表，另增台湾、东北代表一百五十名及党派与“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口头协议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之名额分配为国民党二百二十，共产党一百九十，民主同盟一百二十，青年党一百，“社会贤达”七十。 （五） 宪法草案：组织宪草协议委员会，修改1936年5月5日宣布的所谓“五五协草”。将国民大会变为无关重要的会议。以立法院为国会下院，监察院为上院。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向立法院负责。确定省自治制度。 政协的“成就”在当时引起广泛的欢呼，无论在国民党区或共产党区都举行盛大的庆祝。但是，姑不论这些协议是否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它们能否实现呢？下述的一些事件已经预先答复了这个问题：一些政协代表在聆听了“蒋主席”的四项承诺以后，政协还未闭幕的时候，就遭受军警来寓所搜查；同一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开会也有特务来捣乱打人；政协闭幕后十天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庆祝会又发生特务打人的血案。 （注）中国通货膨胀数字没有精确统计。政府很少发表，偶然发表的也不可靠。本章及上一章内所载数字都根据杨培新的估计，见《中国通货膨胀论》。杨氏的估计是最稳健的，大致与政府宣布的接近。别人的估计有超过一倍以上的。但本提纲的作用是提供事实材料以便了解旧政权崩溃及新政权建立这个事变，这是一个政治的过程，所以在这里不必斤斤计较经济材料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