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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何反对托派
石中英先生的反面教材
（香港1970年代毛派和托派论战集）
国际出版社印行·单行本
（本书原编者）出版说明
在香港低能的反托合唱队中，石中英先生起了男高音的作用，但他们唱的是斯大林时代以来的老调，毫无新腔，只不过把“托派——汉奸”的公式，翻作“托派——苏修”罢了。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把石中英先生的原文和我们的反驳印在一起，让认真想了解中国革命问题和托派思想的读者能明白真实情况，并作出一定的评断。
也许这是非常有益的，我们感谢石中英先生，他提供了最好的反面教材。
我们没有针锋相对地和石中英先生讨论一切问题，希望读者参考下列诸书：
不断革命论ABC
十月的教训
苏联的社会性质
中国革命问题（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三本小册子）。
【注：以上四部书都已公诸于互联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也有收录，点击链接即可】
第一部分：石中英先生等的反面教材
且剥一剥托派分子之皮
石中英
一、忍不住
实在忍不住。
忍不住那些人，戴上“最革命”的面具，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却干着卑污的勾当。
忍不住那些人，自称“最关心工人利益”，自诩“最支持青年运动”，却暗地出卖着他们的利益。
忍不住那些人，会所内挂着马克思像，插满红旗，播着国际歌，开口无产者，闭口无产者，却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托洛茨基吹捧成“当代革命唯一正确的领袖”，诱骗别人站到他旗帜下来。
忍不住，就是忍不住一小撮托派分子在这小岛上招摇撞骗，欺蒙、出卖工人和学生。
于是，不自量力地拿起笔，就要为他们剥皮。
二、话说“十月”
似乎托派分子很喜欢“十月”
十月，确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的道路，也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大众谋求解放的道路。
就因她越受景仰，那些人就越“喜欢”把她作招牌。
他们有新近出版的刊物，就是以此命名的。
记得，中国早期的托派分子，在1928年期间，也成立了一个叫“十月社”的小组织，出版刊物《十月》。
托洛茨基的徒子徒孙，对“十月”是何等“情有独钟”？
其实，这还不是他们首创，只是跟他们的老祖宗学步吧。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就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妄想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归功于己。
当时，一些抬轿吹喇叭的，也把他吹捧成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起着“特殊作用”。如今，也有人称他为“现代革命唯一正确的领袖”。
骤眼看去，真教人肃然起敬。
可事实呢？
翻开历史看看，奇怪，当时由列宁委出的十月起义“总部”，五个人中，有斯大林，却没有托洛茨基。
显然，他不是“首要人物”，也不是“唯一领导者”。
更糟糕的是，联共党史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就是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的准备会议上，先提修改案，延缓起义，后又泄露了起义日期，迫得中央提前起义。
原来，这个什么“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特殊作用”竟就是破坏十月起义。
亏他还有脸挂起“十月”的招牌，为自己面上贴金！
三、斧头、镰刀
比以“十月”为名的杂志出版得更早的刊物中，有一份又挂着另一个招牌。
是油印的，版头上，涂着一个斧头、一把镰刀。
斧头，代表工。
镰刀，代表农。
本来，交叠着的斧头镰刀，是党徽，代表着工农联盟。“镰刀推翻着世界，斧头砍出新乾坤”，正是这个意思。
但，奇怪，版头上的符号好奇怪。
右面有只手执着斧头。
左面又一只手执着镰刀。
斧头、镰刀相对，像快要发生碰撞。
——不是交叠，而是对立；这意味着不是联盟，而是敌对。
又带着弄糊涂了的脑袋，翻开历史，也翻开了托洛茨基的著作。
我感觉，早在1905年，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农民“不应估计为一种革命力量”。
——革命要“跳过农民运动”。
——“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甚至，“会引起战争”。
呵，原来如此！……
难怪，有些满口“工人是先锋队”的人，却把斧头和镰刀画成对立。
也难怪，他们实质上并不是想工农结成坚固联盟，斧头镰刀并举打出一个工农的新世界，而是加强他们的矛盾，使其对立，削弱其战斗力。
四、“高超”的理论家
有个托派分子近日自我吹嘘说，在香港，没那几个人，够他理论水平“高”。
对这句话，我是深信不疑的。
因为，至少有一点得承认，他们划分历史的方法，真是只此一家。
且看他们怎样划分香港学运历史。
他们将历史从1967年划分。1967年前“一片空白”，1968年开始，有了一点：而自从他们的刊物现世后，才是“划时代”的大事，学运“真正开始了”。
他们又怎样划分工运呢？
他们认为工运在1967年后“停顿”了，空白了六年，但自从他们插手后，去年，“工运”又复生了。
好一群“高超的理论家”，他们在“创造”历史。
这还不算高超，还有更“高超”的哩。
他们说年老工人的斗志已“退化”了，工会已开始成为“阻碍工运”的力量。
“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全寄托在年青工人身上。既可回工会，“改良”工会；也要自组“工人行动委员会”，自行领导工运。
青年学生呢？他们也把大专学生和中学生划分开来。
他们说大学生只懂空谈，要中学生快快行动起来。
这是睁大眼睛造谣！
这明明是搞分裂！
但这一招，也并不是他们首创，而是他们老祖宗的“伟大”发明。
早在1923年，托洛茨基便发表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阿谀青年，说他们是“最可靠的晴雨表”，教他们向“蜕化了”的老干部作斗争。
他们就是用这些“高超”的理论，欺骗青年，唤使他们盲动，孤立，令工人学生内部分裂。
正如抗日时期的鲁迅，早就对托派分子斥责的一样：“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去，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高超的理论家”们，可曾听过这句平凡的话？
五、写后
写后，不觉一阵厌恶。
是唱反调的就大声唱反调，是反华反共的就大声反华反共，却偏偏要穿得堂堂皇皇，涂脂抹粉。
真想不通，这小小的岛上，也出现这样一小撮人。本来想，量他们也不成什么气候，算了。但终又忍不住他们那招摇撞骗的嘴脸，日益猖狂搞分裂、搞破坏的恶行，结果还是不放过他们，拿起笔来替他们剥皮！
但我知道，他们决不会因皮被稍剥而停顿。他们的“皮”有的是，一块被剥，也可以马上若无其事地披上另一块。
他们就是这样恬不知耻，死心不息。
呸！这些家伙！
写于1974年7月22日
托派祖宗：托洛茨基
学 史
托洛茨基（1879——1940年）和他的追随者，最初是俄国革命运动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流派，从1903年起就与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前夕他们混进了布尔什维克党之后，没有一天中断过反党、反列宁主义的活动，最后走上勾结各种反革命分子，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恶道路，完全堕落成反革命的匪帮。
托洛茨基狡猾地窃取了马克思的语言，把他的“理论”标榜为“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本对立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开始提出，在以后各个革命时期又披上不同的外衣。它的要点是：无产阶级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甚至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因而托洛茨基主张跳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一贯否认农民是革命力量，否认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因此，托洛茨基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又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这种“理论”还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到欧洲其它国家发生革命时一起取得胜利。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粉碎了托洛茨基的谬论，但是他仍然坚持其反动“理论”，认为只有立刻发生世界革命，苏联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以此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根据这种“理论”，托洛茨基还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不能克服的，必然引起“战争”。他把这种“敌对的冲突”和“战争”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在实际上就是取消工农联盟，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出笼，就遭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尖锐批判。列宁把他这种谬论称为“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托洛茨基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向敌人泄露了预定的起义日期。1918年初，托洛茨基伙同布哈林反对列宁关于签订对德和约的主张，阴谋怂恿德帝国主义加紧对苏联的军事进攻[注]。在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狡猾地改变了“策略”，竭力装出赞扬、称颂的姿态，把列宁称为“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但是，正如斯大林指出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以虚伪地歌颂列宁为幌子，而把锋芒对准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斯大林。他不仅到处建立派别组织，在其同伙中征收党费，散布其反动的政治纲领，建立秘密印刷所，而且组织了反对苏联政府的示威游行，疯狂地反对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1927年11月，苏共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开除出党。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死于国外。
后来查明，托洛茨基早就伙同布哈林等阴谋暗害列宁，里通外国，出卖情报，干了大量凶杀、破坏的罪恶勾当。正如斯大林在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里指出的：“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或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几十年来，托洛茨基匪帮在许多国家活动。托洛茨基的魔爪也早已伸到中国来。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勾结，于1929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小组织，散布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宣传，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卑污工具。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阴谋活动。
[注] 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从1917年12月开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与德国方面进行谈判。尽管德国方面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仍然坚决主张签订和约。因为这样可以赢得时间，整顿国家经济、建立红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用“左”的词句，反对列宁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使苏维埃政权遭受更大的损失。最后1918年3月3日，苏联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赢得了时间，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为后来击退帝国主义武装进攻创造了条件。德国战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这个条约。
托派分子举的是什么旗？
石中英
二三托派分子诱骗一些人闹事的时候，人们轻易可见，他们总是举着红旗，又举起黑旗。
为什么又红又黑，时红时黑？到底是真的红，还是真的黑？
红旗，他们举着的是红旗，据说是代表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据说是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据说是代表着“起义”。
黑旗，在红旗旁边的黑旗，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传统的旗帜，据说因为他们痛恨任何政权，也没有自己的“祖国”，故此只能在一面他们自己也不尊敬的黑旗下，集合起来。
两面旗，表面上是如此的不同，为什么他们却一并举着？亲亲密密的一并举着？
※ ※ ※ ※
红旗，诚然是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标志。
但托派的红旗，却刚好是诱使工人阶级失败的旗帜。
光听他们喊口号，光看他们写标语，那“反对反对再反对，打倒打倒再打倒”，似乎不可一世，往往令人侧目。
仿佛，他们才是最彻底、最激进的革命派。
仿佛，他们是在为工人阶级的早日胜利而战斗。
但事实是这样吗？
从他们的老祖宗托洛茨基开始，什么所谓“激进”，“早期胜利”，装的都是同样货色。
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叫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
如果照着去做，俄国革命又会陷入1905年由于没有农民配合行动，而令工人起义孤立、失败的覆辙，又会有无数的鲜血白流！
列宁严厉地批评这口号，指出它企图“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而变成是“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为了结束沙皇对德帝国的战争，新生的苏维埃准备与德签订和约，但作为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却以极“左”的口号（即战争能导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总爆发），违背了中央训令，延缓了签约，让苏联的工农大众蒙受了大量的损失——生命，金钱，土地！
列宁愤怒地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种行动，“实际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并妨碍了德国革命底增长和发展。”
虽然，时代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托派这种不分革命阶段，不组织广大同盟军，只懂喊出什么“革命总爆发”，贸然进攻，视夺取政权如“儿戏”的行径，不单是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捷径，更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
历史证明：工人阶级的解放，不能光喊“行动行动”，更重要的，是要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以及建立一个以它为核心的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按阶段、按形势，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少数最主要的敌人。
没有这些，就根本谈不上胜利。
但是今天这小岛上打着红旗的二三托洛茨基的徒子徒孙，他们除了学会他们老祖宗侈谈美丽革命词藻的技巧外，还学会了什么呢？
学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他们学会了打起红旗冒充革命派；他们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
就在这面“红旗”下，他们大骂由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又企图唆使工人向自己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工会作斗争。
就在这面“红旗”下，他们把弹药射向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和朋友，骂学生运动，骂进步的知识分子，骂爱国的资产阶级。
就在这面“红旗”下，他们狂热地膜拜着他们老祖宗“夺权儿戏”的“公式”：“静坐罢工——纠察队——自卫团——工人民军——无产阶级武装”。他们故意教人不讲政策，不顾大局，提出不但行不通、而且打击一大片的“不交租”，还号召什么“总同盟罢工”，甚至要马上“赶走老板，占领工厂”，建立“社会主义香港”等等。
就这样，它口口声声“工人阶级利益”，却恰恰破坏了工人阶级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破坏了工人阶级胜利的一切根本条件。
就这样，托派的“红旗”，只能是工人阶级盲动、孤立、分裂、失败的旗帜，决不是革命者而只能是暗害者的组织。
明明如此，却还要染成红色，这不是为了骗人，又为了什么？
※ ※ ※ ※
比起来，倒是黑旗黑得较为坦白。
它声言反对一切政权、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当然，包括了社会主义。
它的阶级基础是被迫得发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幕后远方，另有其人，呼之欲出。
今天，它似乎在反对一个剥削阶级当权的社会，明天，不要明天，它已在反对一个被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他们要“重新解放”社会主义的中国。
它是剥削制的必然产品。但它的思潮却是对工人阶级解放，对工人阶级专政的一种反动。
但“最后革命”的托派，竟把他们的“革命的”红旗，混在反动的黑旗里，这倒引起人们警觉、质疑。
请问：从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无政府主义“革命性”的可尊敬的先生们，到底，你们是希望你们是革命的同盟，还是反革命的杂烩？
这，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什么红黑并举？只不过是红在表皮，却黑在骨子里！
什么红旗黑旗？他们反对工人当家作主的祖国，企图分裂工人阶级的组织，引导斗争走向盲动，干扰正确的方针政策，实际上，这符合了谁的利益？
只要稍待时日，在时代的急风暴雨之中，那旗上的红，旗上的黑，都会被通通冲去，露出本来的白。
那只不过是一面白旗！那很可能是一面社会帝国主义遥控的白旗！
1974年9月19日深夜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学习札记
石中英
一、序
一切阶级，总要在他们的前人身上，汲取战斗的力量，总要从他们本阶级的精神武库里，选出锐利的武器，为现实的斗争服务。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我们逐步深入揭露和批判托派的今天，重温鲁迅于1936年写成的战斗檄文——《答托洛茨基的信》，以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充实我们的战斗精神，实在很有好处。
现在，就让我们回溯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场尖锐的斗争去吧。
二、一场尖锐的斗争
1936年——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年，阶级斗争是何等的激烈、复杂！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鲸吞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步伐也越来越加速了。
但蒋介石却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了著名《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宣言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田中奏折所预言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在实行，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征服地，四万万同胞都将变成亡国奴。”
宣言向全国人民号召：“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益的不同”，“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一致抗日的呼声在全国各地响起来了！
但在这时，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他提出了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
在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和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结合下，在文化战线上，又出现了所谓“国防文学”的口号。
这口号的本质，抹煞了民族战争中的阶级矛盾，要工农大众一切服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1936年2月，窃据了“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周扬，为了执行王明的路线，秉承王明的意旨，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另外筹备成立一个把反动文人也拉进去的“作家协会”（后称“文艺家协会”），大力宣扬其“国防文学”。
4月24日，鲁迅复信给一个原“左联”的成员，断言拒绝了参加“作家协会”，抵制了错误路线。
周扬一伙老羞成怒，用造谣、诬陷、恫吓等手段迫害鲁迅，甚至化名在反动小报上写文章攻击他，骂他是“左的宗派主义者”、“托派”。
就在这时，托派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了，便于6月3日，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攻击共产党和抗日统一战线，挑拨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一场尖锐的斗争开始了！
在重病中的鲁迅，身受周扬一伙围攻的同时，又要面对托派的挑拨。但他以坚如磐石的立场，无畏的气概，深刻的洞察力，在重病之中坚持战斗；终于，在6月9日写成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一战斗檄文，对托派的谰言进行了猛烈的回击。
1936年7月1日，文章在《文学丛报》和《现实文学》同时刊出了。但周扬一伙把持的《光明》、《文学界》竟然拒绝刊登。
这封信发表后，托派气急败坏，猖狂反扑。
7月4日，陈仲山又写了一封长达11页稿纸，洋洋4000字的信给鲁迅，一面为托派的谬论进行无力的狡辩，一面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斯大林进行放肆的漫骂。甚至收起了上一封信给鲁迅的“推崇”，改为恶毒的人身攻击，并要挟鲁迅将此信以“‘托洛茨基派’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为题发表。
鲁迅未予理睬，只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了一句：“得陈仲山信，托洛茨基派也。”
三、托派的诽谤和挑拨
托派的来信，一开首便对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抗日统一战线这三者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它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武装反抗，成立工农红军的政策说是“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Reds即红军——录入者注】，它并且污蔑此举令致“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到难期的将来。”
来信继续攻击的，便是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它诽谤这是“放弃阶级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至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
攻击红军运动，攻击一致抗日政策之余，来信更大骂共产党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官僚党制”。
除了骂，还有赞。赞谁？赞自己。
——我们这个团体，自1930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斯大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
——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
——但恰因如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来信末尾，更企图向鲁迅进行阿谀拉拢，送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等，还交代了联络的方法、地点、时间。
四、鲁迅的回击
面对这样的诽谤和挑拨，鲁迅是怎样进行回击呢？
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托派的两个要害和特点：一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的政党和领袖，二是从极“左”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以掩盖其反革命的面目。
他在回信中劈头就说：“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斯大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责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在回信中，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进行了英勇的捍卫，并对托派的老祖宗托洛茨基实施了无情的揭露——
“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
在回信中，鲁迅对托派的自吹自擂，无耻地诽谤中共红军运动以及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去，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这就揭穿了托派谬论的本质，刻画出他们卖国贼的嘴脸。
在回信中，鲁迅更以大无畏的气概，愤怒地斥责了他们：“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鲁迅并且敏锐地觉察出，托派在这个时候向他进行挑拨，来信，是有背景的，这就是“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指周扬一伙骂鲁迅是“托派”的事——作者按）
而面对阿谀拉拢，挑拨离间，鲁迅断然答复——
“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
“那切切实实，足踏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这样，他就以极鲜明的态度，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表达了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崇敬、热爱的感情。
这样，鲁迅就在这篇不足千字的信里，粉碎了托派挑拨离间的阴谋，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抗日的主张。
五、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一光辉的战斗檄文，当时，曾散发出何等炫目的光辉；而今天，它仍然是一件强大的精神武器。
结合现实的斗争，当我们捧着它，读着它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注意的呢？
（一）它提示了我们，一个革命者，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政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立场上。
当时周扬一伙，从右的方面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而托派分子，又从极“左”方面攻击这政策，胡说实行它就是“出卖革命”。
试想一下：如果这战线破坏了，方向错误了，抗日战争难道没有失败的危险？
而鲁迅，就是敢于反潮流，坚定地顶住了这右的和“左”的干扰，挺身而出，捍卫了正确的路线。
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写后第二天，即6月10日，鲁迅又在病中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正式提出了“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这口号的性质和内容，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他深刻地指出：“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
他又批判了两种错误的干扰：“托洛茨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后来，鲁迅更鲜明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
鲁迅就是以这一坚定的立场，使托派分子的诽谤、挑拨和干扰，彻底破产了！
而在这小岛上的三几个托派分子大肆攻击香港同胞爱国反帝统一战线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今天，学习鲁迅的这种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正确路线的立场，不是特别显得重要么？
（二）它提示了我们，对托派分子的言论，必须透过它美丽的“革命”词藻，看到了内里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本质。
列宁说：“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璀璨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托洛茨基的徒孙们”给鲁迅的来信中，极尽自我吹嘘的能事，把自己打扮得是何等革命，理论又是何等高超？但鲁迅只是轻轻的几句，就把他们的画皮揭开，指出这“高超”“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故必然会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同时，他更敏锐地从他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发出是否“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质疑。
他更无情地斥责了他们口头大讲“革命”，实质却破坏抗日的丑恶行径，是“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而在鲁迅逝世后，抗日战争中，事实毕竟证明了鲁迅观察分析的正确。托派的确和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进行破坏抗日战争的卖国活动。
而今天，这里的三几个新老托派分子方才加紧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不少人，特别是不大熟悉他们历史的年青人，往往会困惑于他们美丽的“革命”词藻，迷糊于他们激进的口号和行动，不能一下子看透他们形“左”实右的本质，以及他们反革命的嘴脸。
因此，学习鲁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力“显微镜”，透过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外衣，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它提示了我们，对托派分子的路线和拉拢，必须划清界线。
托派是在鲁迅受到以“正统”自居，实质像“奴隶总管”一样的周扬一伙迫害之际，以阿谀拉拢的手段，进行挑拨离间的。
如果立场不定，出以私心的话，当在一方受压，他方被捧，必然会向后者靠拢。
但鲁迅却分清了是非、区别了敌我，以毫不含糊的态度，拒绝了托派这一挑拨拉拢，公开了自己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那切切实实，足踏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他并且拒绝了他们鬼鬼祟祟的拉拢，把来信公开，并写信公开作答，向全国人民申斥了托派这一阴谋。
这种大公无私、爱憎分明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此时此地，有些人对正确路线或有疑虑、或有不解、或有不满，是正常的。内里有着认识问题，有着社会根源，也有着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但绝大多数是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的；或者通过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总而言之，是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但对托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径，则不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了，而是分清敌我、划清界线。不然的话，托派分子正向他们招手呢？
六、后记
读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也有好几十次了，但总感到所得的只如九牛一毛，沧海一粟。
本来，有些东西是只能感受到，并不能立即化为自己的所得的。比如信中那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就是。
但阶级斗争又是这样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实的斗争，迫使我要一再学习这一光辉檄文，而又这样不自量力地写下这篇“学习札记”。
因为我实在感到：我们做着的，正是上一代未完成的事业，上一代未完成的战斗，而这事业、这战斗，又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继续和完成的。
就让更多的人，从这篇光辉檄文中汲取更大的战斗力量吧！
这就是我的一点希望了。
托派对中国革命的破坏
石中英
一、前言
伟大的中国革命，走着它长期、艰苦、曲折而又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路程，如今，由它所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快满二十五年了。
在阵阵欢歌颂语之中，人们可曾听到，也有着恨得咬牙切齿的声音？
在一片旗海飘扬之际，人们可曾记得，这胜利，是战胜它内外的敌人，才赢取得来的。
而就在这些敌人之中，托派，就是时刻妄图暗害它的一个！
二、中国革命的道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也宣告成立。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
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主席更指出，一个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
而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
三、所谓“反关税革命”
1921年至1927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的工农大众联合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斗争。
而就在这时，混进第三国际的托洛茨基，便开始把黑手伸到中国革命上来了。
他企图把中国革命性质孤立在所谓“反关税”的斗争上。
他说：“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这样，他就抹煞了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这一现实，抹煞了反帝反封建的不可割裂的任务。
中国的革命，只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同时，他又反对联合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他提出，要马上组织红军，马上成立苏维埃政府，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这就混淆了革命的阶段，乱了自己，益了敌人！
四、从极“左”到取消主义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勾结，背叛了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是反抗，还是投降？是坚持革命，还是取消革命？
这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
也是这时，托洛茨基又出来说话了。
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已被打败；中国将经历一个反革命时期。……新革命会爆发，但何时爆发，不知道。”
反抗吗？他认为只不过是“打败还拿出拳头来”一样，是“无聊，没出息的”，只“会加深反革命，彻底毁灭革命幸存的一切残余力量。”
就这样，他从极“左”转到了极右。
就这样，他又企图把中国革命引向“不可知论”，引向取消主义。
更恶劣的是，在他的影响和勾结下，面对敌人屠刀的中国共产党，又得面对内部的敌人。
1927年“八七”会议后，当时窃据党的总书记职位的陈独秀，联同了一些人，站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企图分裂党，但没有成功。
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只能进行“合法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怎样的“合法斗争”呢？
托洛茨基指出：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平等直接无记名普选的全权制宪会议”，“即国民会议作为斗争的中心口号”。
试问，当国民党右派正进行大屠杀，实施白色恐怖之下，又怎样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呢？
除非，这是跪在地上，高举双手的投降！
当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像他们那样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吓破了胆，从极“左”转到极右，他们拿起了武器，从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进行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了。
一个又一个红色政权，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
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彻底破产了，但面对这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他又怎样说呢？
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拒绝承认武装的农民队伍和红军是一个东西。”而苏维埃，则只是“山上苏维埃”。
他甚至别有用心地把红军和工人对立起来。他在《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写道：“有一个像这样的时刻到来：农民队占领了工业中心，并且弄到和工人面对面对立起来”。他更造谣中伤：“他们是要使武装农民攻击先进的工人的。”
必须指出，在这个时期内，托派成为了中国革命叛徒的一个集结点。
如1931年，右倾分裂主义者罗章龙，就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公开拥护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反六大，骂红军和根据地，分裂中央。
又如1936年，张国涛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失败后，也曾向托派组织靠拢。
五、在抗日战争中
1937年，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国民党一致抗日。
这时，托派又以极“左”面目出现了。
他们污蔑，此举是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蒋介石差遣之下，以此消灭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底创造力”。（〈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论中日战争〉）
他们提出：要在抗日战争中“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一度以极右的“国民会议”口号、攻击武装斗争姿态出现的托派分子，突然“革命”起来了，要一下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令人费解？
说穿了这只不过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使共产党和中国工农大众孤立失败而已。
在这时期，毛泽东主席对他们这一伙的无耻谰言一再进行了批判。
他说：“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他更进一步阐述了革命的性质、前途和转变，以及当前的政策。
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为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但托派分子在理论上被击败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接受托洛茨基“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又是什么能引致中国、日本革命的总爆发的‘最革命’的理由），暗中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从事攻击共产党和抗日战争的卖国活动。
就这样，中国的托派分子，已经完全堕落了，成为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和卖国贼了！
就这样，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放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六、死而不僵，苍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
这是多少中国人民流血奋斗的胜利，这是多伟大的胜利！
托派分子继续反对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
他们继续破坏解放战争。
但随着托洛茨基的死亡，“第四国际”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暴露的丑态和恶行，已被愈来愈多的人们识穿了本来面目，被欺骗的人少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也趋向四分五裂，溃不成军。
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着人民的一切公敌。中国的托派分子，也销声匿迹了好些时候。
但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相继上台，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之后，在六十年代后期，他们又在世界各地活动了。
1973年8月29日，中共十大新闻公报中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就是个托派分子。
如今在这小岛上的三几个新老托派分子，也开始继续和加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破坏活动。
他们把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中国，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中国是“官僚极权统治”，公开号召要举行什么“推翻中国官僚制度的革命”。
他们污蔑我国的革命外交路线，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企图欺骗香港同胞与祖国人民对立；他们招降纳叛，准备着他们口头的“革命”，实质的复辟行动。
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又岂是这几个嗡嗡叫的苍蝇所能中伤得了？
伟大的中国革命，又岂是这几个反动分子所能破坏得了？
在我们迎接社会主义祖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高歌猛进，祝愿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强大；也就让他们，这一小撮托派分子，中国革命的破坏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抽泣发抖吧！
1974年9月27日晚
第二部分：我们的答复
香港毛派扮的是什么角色？
英中石
从事革命工作，与压迫阶级作生死斗争，这只有坚苦卓绝的人才能胜任。中国革命过程中，不知牺牲了多少这样的革命家。但革命成功之后，拥护革命则容易得多，至少革命已保证了他们的安全，更不必说革命能给予他们以某种利益了。
香港现在多的就是这样拥护革命的人，他们只要能够随声附和，就够了。由于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拥护革命的，首先是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利用“爱国”之名，另方面利用殖民地政府的三高政策发财致富，这些名为“爱国资本家”的少数人，他们占有庞大的地皮、房屋、戏院、酒楼、国内生产品输出的垄断权；他们与世界金融资本，当地的殖民统治者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有几种身份，“爱国资本家”之外，又是“港澳知名人士”，“工商界领袖”等等，他们每年“代表各界”去北京参加国庆庆礼，回来发表谈话，欢呼“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他们有“左”倾舆论拥护，参与和招待各种官式宴会，住高楼华厦，进出坐名牌汽车代步，有的因为营养太好，需要减肥。这批投靠毛派的“红色资本家”占有物质，权位，精神上的优势。
直接代表国内的宣传机构，都奉行现行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提倡“爱国一家”，“和平共存”，“中英友好”，他们“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实质上是改良主义者，阶级调和论者。他们骂四反运动的激进青年为“托派”，到现在还运用从斯大林时代起早已用滥了的诬蔑：“托派就是汉奸”。
至于某些中间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拥护革命，则是近二三年间的事，若干大学生，大学教授，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逆转，乒乓外交实行之后，谨慎地从反共立场转移到拥共立场，特别受了美籍华人学者不断访问中国的刺激，他们中间掀起了“认识中国”这个运动，其中小部分人并由此转为文化打手，以骂“托派”表示拥护革命的忠诚（例如《盘古》），另一部分则因具有调查、研究、思考的精神，能面对现实，睁开眼睛，所以成了毛派的反对派。
广大的工人群众仍然在无组织状态，所谓左派工会，实际上并不领导工人进行改善生活的斗争，他们在工人自发斗争时，反而尽阻遏作用，替资本家效劳，他们对去年电话公司工人的怠工就是显著的一例。聚居在木屋区徙置区的劳苦大众，是香港这个金字塔社会的最下层，毛派从来不顾及他们的利益，所以和他们无缘，最明显的表现是两个国庆，十月一日是与国内有关系的大银行大工商业，中共官方及其领导下各团体的国庆，十月十日那一天，木屋区徙置区一片旗海，几乎全都是过了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什么有这种反常的奇怪的现象？除掉极少数是国民党残余分子外，就其他一般劳苦大众来说，并不表示他们还在倾向历史上已被淘汰了的国民党，而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毛派确实放弃了对他们的阶级领导，毛派遗弃了他们，他们也就不拥护那照理应为他们所欢迎的“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身受了殖民地统治者的剥削，又和一般的资产阶级，特殊的红色“爱国资本家”有深刻的阶级对立，他们碾转在最穷苦的生活中，但为了表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竟选择了错误的旗帜。
这个矛盾现象显示了社会低层无出路的精神状态，被骂为托派的激进青年正在寻觅通向他们的道路，四反运动争取在摩士公园集会，可说是这种道路之一，为了不让默默地吃苦的阶级受到革命精神的影响，殖民地统治者利用司法与警察，毛派利用谩骂与诬蔑，分工合作地给激进青年以打击，企图堵塞他们与劳苦大众公开结合的道路。
1974，7，30。
我们的声明
《十月评论》社论
最近，在本港“工联会”所出版的《香港工人》第25期第26期里，和在本港的一些“左派”报刊中，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漫画。这些文章和漫画，首先完全脱离事实地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污蔑，然后任意地把《青年工人》、《每日战讯》、《十月评论》这几个刊物，和一些批评学联会领导层现行工作路线的进步分子统统骂为“托派”，并且诋毁这些刊物和进步氛围为“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走狗”。为此，本刊特发表声明如下：
以造谣污蔑、滥加罪名来攻击批评者是官僚主义分子的一贯手法。大家知道，早在四十多年以前，斯大林就已开始用“反革命”、“帝国主义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无数的冤狱，以此屠杀了整代老布尔什维克和迫害反对者。而三、四十年以来，中共领导层也一直以斯大林为师，同样以造谣污蔑和滥加罪名的手法迫害反对中共错误政策的革命者。时至今日，斯大林一手造成的罪恶已不断被揭发出来，尽人皆知了。同时，托洛茨基毕生致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实，也已经由尊重事实的人们传播而大白于世。因此，今天《香港工人》等报刊用造谣污蔑的手法，直接攻击革命者，只是奉行斯大林当年的故技而已。
另一方面，“左派”分子喜欢任意给批评中共政策的人加上“反华反共”的帽子。在把持本港工人、学生组织领导权的“左派”分子看来，他们是“唯我独尊”的，毛主席固然至高无上，他们自己也不容别人批评。他们认为谁要是批评中共的政策，谁就是“反华反共”，谁要是批评他们的工作路线，谁就是工运和学运的“罪人”。他们之所以采取如此横蛮跋扈的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领导层时而隐瞒克里姆林宫的罪恶而“一面倒”与之结合，时而不惜违反阶级立场而把仍然保持国有财产制的苏联和克里姆林宫官僚层混为一谈，从而强指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中共一方面极力污蔑批评中共外交政策的革命者为“帝国主义者走狗”。但为了对抗苏联，却又主动地向帝国主义政府大送秋波，由邓小平和姬鹏飞发表所谓“喜见西欧壮大团结”的谈话，公然鼓励西欧帝国主义扩张势力；——从中共这些翻云覆雨的做法，大家可以清楚看到：中共领导层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目前已堕落到不惜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泥沼里面，大家由此可以理解到：中共越是自觉地向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寻求结合途径，就必然越是害怕别人对它的批评。同时，中共的外交政策既然如此露骨地叛离了马列主义，他们就必然只好把马列主义束诸高阁，干脆对批评者进行无聊的污蔑。
自《十月评论》刊行以来，它所发表的文章和译作，一致地表明了同一立场和态度。这些原则的立场和态度概括如下：
（1）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主张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实施社会主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首先以国有财产制代替私有财产制，以计划经济的生产制度代替一味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进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势力，把整个人类社会导引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充分富裕和充分和谐的境地；
（2）反对一切新旧的殖民主义，在支持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指出目前所有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已毫无例外地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因此，革命群众不能对这些资产阶级抱持丝毫的幻想，从而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以无产阶级主力来进行，亦即民族斗争必须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民族革命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来进行，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
（3）肯定中国第三次革命底胜利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革命的推动作用；指出由于中国已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中心势力和基本上实行了国有财产制度，所以新中国是一个工人国家；我们在号召所有革命者一致捍卫新中国的国有财产制和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敌视和军事包围的同时，指出中国人民不应对这些帝国主义者抱持丝毫幻想，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一贯来结合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特别是近年来主动结合帝国主义势力的外交政策；另方面，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专政，而不应该是盘踞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僚对劳动人民的专政，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一贯来所实行的官僚独裁制度，主张和号召中国工农起来要求中共实施社会主义民主。由于中共坚持把持国家权力的官僚制度，因此在中国实行政治革命就无从避免。
（4）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号召捍卫苏联和其他一切工人国家的国有财产制，同时反对这些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统治，特别反对克里姆林宫官僚层对于其他工人国家（包括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主张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中进行争取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革命。
（5）对于克里姆林宫和北京中共当局之间的对立，我们认为基本上是两个官僚统治集团之间的对立；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应该影响到苏联和新中国这两个工人国家的国家关系；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过去在中苏“友善”的时期中无耻地对中国实行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而目前则更恶毒地对新中国采取军事威胁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克宫这些政策无疑是反动的，我们坚决加以反对；但无论如何，中苏两国统治层之间的矛盾不应超越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因此，我们在要求克里姆林宫撤退中素边境的军队的同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对中苏两国统治者施行压力，要求他们要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益而进行和解（但他们却偏偏分别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和解”活动而不肯互相和解）。
（6）我们主张在一切革命斗争中，自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所有政治派别，都应该在行动上一致地对付阶级敌人，这些政治派别相互间的歧见可以而且应该在思想斗争中寻求解决，但不可以也不应该为了自己派别的利益而拒绝对付阶级敌人的共同行动，特别不应对其他派别进行污蔑。
以上是本刊立场的概括叙述。我们不认为本刊所发表的文章事无巨细都完全正确，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们给予客观的批评和指正。对于存在于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所有的歧见，我们希望大家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进行讨论或争论。污蔑我们的中共分子须知道：造谣污蔑并不能发生辩解自己错误立场的作用，因为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1974年8月份《十月评论》
十月革命的真相
——答石中英先生
泰山石
十月革命距今只有五十八年的历史，但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真相，几乎已不认识，这固然由于自1924年起，斯大林一系篡夺了苏联的政权，有系统地伪造历史，以致积非成“是”，而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歌功颂德派，唯崇拜是务的小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对于十月革命彻底的阶级斗争观念，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他们简直仇视“革命”。
毛泽东劝人读一点世界史，但没有劝人读革命史，本来，联共党史（一部颠倒事实的书）是干部必读书，但斯大林被鞭尸后，联共党史有了赫鲁晓夫版；中共现在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历史，但如果有一个永不错误的领袖，那么这种党史或革命史，一定是一部神话史。
幸而斯大林无法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我们现在能避免引用斯大林政敌的证言，只引用亲眼目睹十月革命发生党史一切情景的第一手史料，那就是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写的《震动世界的十日》，这是列宁热烈推荐的书，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被禁止发行，斯大林遭受清算后立刻恢复出版的，中译本出版于1957年11月，印五万本，相信以后没有再版，所以我敢断定，石中英先生一定没有见过这本书，否则，他不会说得如此荒唐无稽。现在我们从这本书摘录若干段落：
“10月25日（俄历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秘密讨论组织一个特别军事委员会的问题。次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它立刻宣告禁止一切资产阶级的报纸；谴责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10月29日（俄历16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公开的大会上，托洛茨基提议正式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
“在10月30日（俄历17日）全彼得格勒团队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再承认临时政府。我们的政府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我们将只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震动世界的十日》中译本75页）
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托洛茨基。
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是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革命部队，临时政府及一切反革命军事领袖千方百计要调离它们，它们成为十月革命的主力。
武装暴动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然而一切左翼的革命党派都反对武装暴动。
我们只在《震动世界的十日》中举出两个例子：
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指出：“反动派和临时政府的报纸都在激怒布尔什维克起来暴动。然而，暴动只会替一个新的科尔尼洛夫反革命阴谋铺平道路。……”（同上57页）
“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在考虑武装起义的问题。10月23日（俄历10日），他们通宵达旦地在开会。全党的智慧的精华，所有的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俩军人都表示反对。第一次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
于是有一个普通的工人站起来说话，他的脸激动得发抖。他用严峻的口吻说道：‘我代表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发言，我们是赞成武装起义的。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吧！不过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让苏维埃被摧毁掉，那末我们就和你们一刀两断了！’有些士兵附和他的意见。之后他们重新投票表决，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被通过了。……
然而，那些以梁赞诺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右派，却继续顽强地反对武装起义。”（同上59——60页）
“每个人都期待着布尔什维克有一天会突然在街头出现，击毙所有那些著白衣领的人。但事实上起义却非常自然的和十分公开地发生了。”
“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星期二早上，全城因出现在街上的一张宣言骚动起来了，宣言的签署者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所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
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公民们！反革命已经抬起了它那罪恶的头。科尔尼洛夫分子正动员力量来打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破坏立宪会议。同时这些屠杀者可能企图在彼得格勒街上引起骚乱和屠杀。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把维护革命秩序免于反革命和大屠杀的责任担负起来。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容许任何叛乱和暴行发生。请求居民们逮捕流氓和黑帮的煽动者，并把他们带到最近军营里的苏维埃委员会讯办。坏分子的第一个企图就是在彼得格勒街上造成纷扰、抢劫、搏斗枪杀。必须把这些罪犯从地面上清除掉。
公民们！我们要求你们维持绝对的镇静和自持。秩序和革命的事业掌握在强力的铁腕中……”（同上77页）
这篇布告预告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消瘦的、长发的人，他是一个数学家和棋手，曾一度当过沙皇军队的长官，后来成了一个革命家和流放犯，谁也不知道他叫奥夫辛科，只知道他的浑名叫安东诺夫。他正在专注于制定夺取首都的计划。”（同上77页）
就是这个安东诺夫，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中主要助手之一。
“打这里（斯莫尔尼）通过的有这样的一些人物：波得沃斯基——一个瘦削而留有胡须的平民，他满脑子都是成熟的起义作战计划；安东诺夫——没有刮胡子，领子很脏，因睡眠不足而走路摇摇晃晃；克雷连科——是一位脸部宽而身躯矮壮的士兵，经常微笑着，爱指手画脚，言词尖锐；连班柯——一位面容安详，留着一把大胡须的水兵。参加维护苏维埃政权的这一战斗以及未来各次战斗的一些人物，就是这样的。”（同上81页）
我们在斯莫尔尼这沸腾的大厦中，可找不见斯大林的踪迹，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简直不起什么作用。
“彼得格勒苏维埃夜以继日地连续开会。当我进入会场大厅时，托洛茨基正要结束自己的讲演：
“有人问我们——他说——是不是准备组织发动。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作明确的答复。彼得格勒苏维埃认识到，终有一天全部政权是要转到苏维埃手里的。这样的政权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需要不需要武装发动，这将取决意图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那些人们。
我们明白，我们的政府既然由临时内阁的人员所代表，那它就是一个可怜的、无能为力的政府；只要历史的大扫帚一挥，它就会让位于真正子的人民政权……我希望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能依靠全体人民已经组织起来的自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如果政府企图利用短短的苟延残喘的时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来攻击我们，那么我们就要用反攻来回答，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托洛茨基在如雷的鼓掌声中宣布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同上82页）
临时政府方面，已“决定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即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各会议及群众大会上也作了许多发言，他们在这些会议上也是号召要人们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主席布隆什太因——托洛茨基的发言……”（同上84页）
“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如下的决议：
（1）各团、各连和指挥所委员会及苏维埃委员，各革命组织，应连续不断举行会议，集中掌握有关叛乱分子的计划和行动的一切情报；
（2）任何一个士兵不得本部门委员会的许可不应擅自离开；
（3）按照每一部门出二人，每一区苏维埃出五人的名额标准立即向斯莫尔尼学院派送代表；
（4）有关叛变分子的一切行动，应立即向斯莫尔尼学院汇报；
（5）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全体委员和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应立即邀请到斯莫尔尼学院参加紧急会议。
反革命分子抬起了自己的犯罪的头。
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一切成就和希望都面临绝大的危险。但是革命的力量不可计量地胜过革命敌人的力量。
人民的事业是有把握的。叛变分子将被粉碎。
没有任何的犹豫和怀疑。坚定、镇静、忍耐、果决。
革命万岁！
军事革命委员会”
“彼得格勒苏维埃在革命风暴中心所在地斯莫尔尼不断地举行会议。代表们累得倒下来，在地板上就地睡觉，睡醒后立即参加讨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沃洛达尔斯基三人在一天内的讲话时间分别占到6小时、八小时和12小时。”（同上89页）
“入夜，广大的会场充满了士兵、工人和密集的一群穿着深棕色的衣服的人，他们在蓝色的烟雾中闷声闷气地低语着。最后，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向新的代表大会的代表致敬，而新的代表大会向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带来了死亡，也许向它所建立的全部革命秩序带来了死亡。不过在这次大会上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才有发言权。
托洛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走上了讲台，欢迎的掌声如雷。大家全体起立向他欢呼。托洛茨基那副憔悴而消瘦的面孔，显示出像魔鬼麦斐斯托费尔那样凶狠的讽刺表情。”（同上91页）
“在楼梯台上，我看到职工会委员会主席梁赞诺夫。他的神情很阴沉，用牙咬着自己的灰白头发。‘这是疯狂，疯狂！’他大声喊道。‘欧洲的无产阶级不会起来的！整个俄国……’他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往前跑去。”
梁赞诺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并且亲自体验到列宁论战的全部可怕的力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托洛茨基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声明临时政府已经不再存在。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的性质”，他说，“在于欺骗群众”。
“现在我们兵工农代表苏维埃面前的一项史无前例的考验是：建立一个除了兵工农的需要以外不知有其他目的的政权。”
列宁在讲台上出现了。他受到雷动般的欢呼……
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声明，已经给前线发出了关于起义的电报……
场内有人说：“你们预先决定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
托洛茨基（冷冷地）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已经由彼得格勒工兵起义这一重大事实预先决定了。”（同上105页）
“在喧嚣和不安中选出了主席团。……在这以后，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了台，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仑泰，诺根……上台就座。全场起立，鼓掌。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多么飞黄腾达，在四个月之前，他们还是不被人承认，到处被人驱逐的党派，现在却到了处于起义风暴中的伟大俄罗斯掌舵人的最高地位。”
石中英先生，为了你否认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从《震动世界的十日》引用了上述若干句。我想已经够了，如果认为不够，我想再引用斯大林自己说过的话，也许更有意思。
1918年11月6日，斯大林在《真理报》（241号）一篇纪念论文中说：“暴动底灵魂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佛拉底弥尔·意理趣（录入者注：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包格区。10月24日晚上，人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去领导总的运动。暴动底一切实际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卫戍军之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灵巧的指挥，党主要地首先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同志和波得沃斯基同志是托洛茨基同志底主要助手。”
斯大林的话，说到“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中央委员会许多人反对武装暴动，最著名的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而斯大林呢，他依违两可，随风驶舵。
那么，不是有石中英先生所说的“由列宁委出的十月起义‘总部’，五个人中，有斯大林，却没有托洛茨基么？”
有的，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会，反对暴动的人提出一项理由，“我们甚至没有中心”，根据列宁提议，中央委员会议决组织一个革命军事中心，推举史维特洛夫，斯大林，布卜诺夫，乌里茨基和杰尔顺斯基负责，并规定这个中心作为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4年，当反对托洛茨基时候，第一次从档案中发现出这个决议，于是以后在斯大林的“历史”著作中，这个从未起过作用的“中心”就成为十月暴动的“领导者”，而真实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却成为十月起义的“破坏者”了。
石中英先生也许只相信“联共党史”不相信《震动世界的十日》，但我们要摘引列宁对于约翰·里德这著作热诚推荐的话：
“……我衷心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为各种文字，因为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震动世界的十日》美国版序言）
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用最有资格的历史的证言，答复石中英先生的造谣诬蔑，不过我并不责怪石中英先生，有道是“与狼在一起，必须学狼嗥”，全世界的斯大林派都是唱一个调子的，哪怕是“毛记”的斯大林主义者。
石中英先生其他的责难，慢些再一一答复，现在只以介绍十月革命的真相为限。
1974年8月20日。
什么叫“不断革命论”？
焚火
最近，工联会属下的一切刊物，对《十月评论》下了总攻击令，它们从陈旧的武器库中拿出来的断兵残戟，实在不值得一驳，我们的回答不是为了它们，我们要借此让认真革命的，或已开始觉悟的无产阶级弟兄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它们忘记了中共八大二中全会中的决议：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期以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至于一夜之间，“新民主主义”忽然失踪，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竟长期以来都是不断革命论者，它们迄今没有解释过。工联会今天反对的“不断革命论”，究竟和八大二中全会正式宣布的有什么不同，工联会的所有刊物上也不加以说明，我相信工联会诸位先生对这个问题并不懂得，他们不知不觉在反对“毛泽东思想”了吧！
什么叫做“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时，曾归纳五十四条提纲，我们只引用最主要的几条。
一、纵的方面：“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须而且很快地就要遇着一些与深深侵犯资产阶级财产权有关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革命。”（提纲第八条）
二、横的方面：“在一国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大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地球上新的社会最后胜利时，这革命才达到完成。”（提纲第十条）
“某一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准备好去团结农民夺取政权，那它就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直至完成的。反之，无产阶级为因民主革命结果夺得政权，则在此国内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以后命运，就不仅依赖本国生产力，而且依赖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后者比依赖于前者还更多些。”（提纲第十一条）
中国革命的发展，完全符合“不断革命论”的，按照八大二中全会的说法，“还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就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地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后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他们确定这个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中共之承认“不断革命论”已在政权成立的九年之后，即1958年5月5日的八大二中全会上，客观的革命发展迫得他们不得不部分地承认这个真理：落后国家为要完成民主和民族革命任务，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中共不是一开始就承认这个真理的，他们经过痛苦的道路，才承认这个道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他们虽然早已认识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但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规定人民的意义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可是“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几乎腐蚀了中下层的全部共产党员，于是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中共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完全结束，彻底打垮了大小资本家，榨干了私人资本的资金，美其名曰“社会主义改造”，实则实行了彻底的没收。
对于农民的政策也是如此，毛泽东以调查研究出名，他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主张在革命中吸收富农，他认为富农虽然动摇，但乡村的统治者完全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所以他的农民政策非常不一贯，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征收富农多余土地，但在1950年冬天到1951年春天，反而改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即仅在特定条件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对富农其余土地一律不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80页）可是仅仅一年，江苏昆山县的西宿乡的富农和投机商人，就利用政府的政策大大地发展起来，“富农戴惠伯，用五斗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征收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来就来我这里借’。富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了九亩田。到1953年，全村出现了11户新富农。全乡九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卖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的农民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53年的统计，全乡出卖土地的有39户，借高利贷的有57户。有两户贫农下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这就是现实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讽刺画，也就是终于使中共及毛泽东懂得“不断革命”的历史规律。工联会诸位先生只知背诵反托的滥调，他们何曾了解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现在我们接下去再谈所谓“蔑视农民”的问题。
毛泽东把农民分做富农、中农、贫雇农各种不同阶层，这是对的，严格说，这不过是个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农民之间利害的一致不能表现于一种共同团体，一种全国会社，或一种政治组织，在这方面说，农民家族之间并未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名义争取自己利益，无论在议会里或在国民大会里。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必须让人去代表。”（《路易邦那帕底雾月十八日》）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于农民作出如下的结论：
“全部经济学——人们如果从经济学上学得一点东西的话，——全部十九世纪革命史和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说农民不跟着无产阶级走便跟着资产阶级走。我要对那些人说：你们如果不知道此点……那么请思考一下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罢，就请思考一下十九世纪任何一国政治史罢。那要告诉你们什么原故的。资本主义社会底经济是这样的：统治的政权能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它推翻了资产阶级。这个社会底经济没有其他的势力。”（《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217页）
托洛茨基与列宁在1917年以前的争论，是列宁主张“工农民主专政”而托洛茨基则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专政”。但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四月提纲》，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这使习惯于“工农民主专政”老口号的布尔什维克派大吃一惊，列宁回答他们说：“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新任务……”
托洛茨基称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底重新武装。
列宁在1918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书中，对十月革命如此解释：
“不错，我们的革命乃是资产阶级革命，当我们尚与全体农民携手前进时候。”“发生的事情恰如我们所预言了的。革命底过程证明了我们的主张之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贵族地主，反对中古时代（在此范围内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然后同最穷苦的农民一起，同半无产者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去反对资本主义，连带反对农村的富人和投机者，在此范围内革命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列宁四卷集》第三卷706页）
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见的符合，更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强的联合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了。列宁死后，反托阴谋逐渐扩大，才从档案中掘出列托二人之间的争论。“不断革命”，“蔑视农民”都成为攻击托洛茨基的最新口号。在苏联内部发生的争论，表示新的官僚主义正在发展，但同时有关中国革命的争论，则恰恰葬送了1927年有希望的中国革命。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攻击托洛茨基的也是“不断革命论”与“蔑视农民论”。
斯大林不仅把中国国民党视为“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党，而且在东方各国更组织正式的工农党，不仅在殖民地国家，而且在日本，不仅在东方各国，而且在世界，不仅有工人的第三国际，而且另外要组织农民国际。
农民是否能够组织一个政党，这个政党是否能赞助革命，这在俄国已有先例，社会革命党自命为代表农民的，但在二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之前，这个党完全拥护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它们的土地政策，只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才由后者充分彻底地实行出来。在中国，斯大林派认为“国民党底社会成分是一个工农的党。国民党中十分之九——此数目曾反复重述过千百次——是倾向革命而可以与共产党携手并进的”。一到上海武汉叛变革命及以后，“这些十分之九的革命的国民党，便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
托洛茨基说：“要了解那些可贵的十分之九哪里去了的问题，第一我们必须了解两个阶级政党存在之不可能，就是说同时表现两种互相排斥的历史路线——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存在之不可能；第二必须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不能有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就是说不能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而不依赖资产阶级也不依赖无产阶级的政党。”
“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取名为农民党的组织，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变相。农民假使没有从私有者底心理改变到无产阶级观点，则一碰到根本问题时，他们必然跟从资产阶级。事实上，每个依靠或是想依靠农民，并且如有可能还想依靠工人之资产阶级政党，必然要戴上两三个阶级政党的色彩底假面具。这个有名的工农党底观念，好象是故意特别为那些需要农民或工人的帮助资产阶级政党造出的面具。今后，国民党要在历史中成为这一个政党的模型的。”（《中国革命问题》第94页）
从国民党的经验看来，这是不是蔑视农民呢？对于农民的本质如何，列宁虽然主张“工农民主专政”，可是他在与民粹派采取不断的斗争中，把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分得很清楚。
列宁在1905年革命时，再三不倦地说：
“对农民应有不信任底态度，应在组织上与之分立，应准备与之斗争，而把农民看成将来会变成反动或半反动的力量。”（《列宁全集》六卷118页）
1906年列宁又说：
“最后的劝告：城市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们，你们单独组织起来！虽然是很小的私产者反‘劳动的’私产者，你们都不要相信他们，不要相信任何的私产者。……我们拥护农民运动到底，但我们要了解，这是别个阶级底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而且将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九卷410页）
1908年他解释说：
“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不同阶级或不同政党底合并。不但合并，即是任何长久的和合，也足以破坏工人阶级底社会主义党而且会减弱革命的民主斗争。”（《列宁全集》十一卷上册79页）
工联会诸位先生，我们引了列宁的许多话，你们是否也认为列宁“蔑视农民”呢？列宁的话和托洛茨基如下的话究竟有什么分别？
“……近代历史，尤其是最近二十五年来俄国历史，告诉我们，产生农民党的道路上有一个不可超越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上及政治上的依赖性及其内部深刻的分化，为这原故，小资产阶级（农民）底上层每逢有决定性的关头，尤其当战争和革命时候，都是跟大资产阶级走的，其中的下层则跟着无产阶级走，中间层则选择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在克伦斯基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中间的阶段，即没有什么工农民主专政。”（《不断革命论提纲》第六条）
1949年，中国第三次革命，也是没有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它直接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即毛泽东后来不得不承认的“不断革命”。
1974年8月9日
斯大林为何刺杀托洛茨基？
惠可
列宁有一次批评斯大林，说他只会烧一样辣的菜，他担心他死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冲突会引起党内的分裂，所以他在遗嘱上提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不幸，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预言，但如果认为历史是由个人的性格来决定的，那就陷于唯心的错误了，列宁只是指立足在两个阶级之上的党，如果不能存在一种协调，则崩溃是不可免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斗争的表现，在这种斗争中个人性格如何，似乎是无足重轻的琐事，但有时这种琐事会具有决定性。
从1923年起，斯大林在党内逐渐占有优势，到1927年，托洛茨基所有职位通通被撤消，而且被开除党籍。1928—33年，他被充军至新疆边境阿拉木图，后又被放逐至土耳其的普林基博岛，他的同志，朋友，家属，有的充军到西伯利亚，有的被软禁，有的被枪杀，他的大女儿因被斯大林取消护照，在柏林自杀。[i]（录入者注：他的大女儿不是“因被取消护照”才自杀的，但的确因为处于30年代纳粹崛起的极其压抑和恐怖的德国[纳粹特别反共、反犹太人，托洛茨基及其子女这两项都占了]，而他的大女儿季娜又特别富于革命的敏感气质，她难以到土耳其的父亲身边，又由于斯大林取消护照不能回到莫斯科的母亲身边，终于精神分裂而自杀，参见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三部《解除武装的先知》）[/i]
1934—37年，由于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刺，斯大林在莫斯科连续进行震骇全世界的审判案，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均罗织在内，任何公开审讯的罪犯，异口同声自认为法西斯走狗，且均受托洛茨基主使，西道夫——托氏长子为联络人。西道夫于1938年因病在巴黎一家医院中留医，被格柏乌毒死，托氏秘书克利孟也被绑架，肢解后投入塞纳河中。
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有系统地揭发审判案的虚伪，以美国杜威博士为首的世界和平人士，组织了保托委员会，用传讯托洛茨基方式，证明托洛茨基无罪，后来德国法西斯覆没后，在纽伦堡如山堆积的秘密档案中，找不出一件与斯大林炮制的托季中心案有关的文件，托氏遗妻向法庭追问，有苏联参加的法庭竟默不作答。
放逐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说来，是一大失策，到斯大林希望与希特勒勾结，瓜分波兰时（1939年9月），他已决定刺死托洛茨基。
1940年5月24日午夜，突然约有30名暴徒，冒穿墨西哥警察制服，骗开托洛茨基家的大门，用手提机关枪向托氏寝室扫射，临走时还丢了两枚炸弹。托氏夫妇和他的外孙立刻滚下床，平卧在地板上，奇迹地竟没有受伤。当时守门的托氏秘书及卫士罗拔·赫特，事后在一所荒屋中发现尸体，上面盖着石灰。
不久，墨西哥探破了案，证明被捕的暴徒都与墨西哥共产党有关。
托氏事后写了篇文章《斯大林要我死》，他预言说：
“这次罪行准备得这样周详，花这样大的力量，却遭遇偶然的失败，这对于斯大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格柏乌一定要向斯大林要求将功赎罪。斯大林一定要证明他的权力。罪行的重演是不可免的……”
这以后，就出现冒名为杰克逊的格柏乌凶手，他于8月20日利用时机，用鹤嘴锄劈中了托洛茨基的天灵盖，斯大林如愿以偿。
这是格柏乌处心积虑布置下的阴谋。
杰克逊从巴黎到英国来的假护照，原是1937年3月发给英籍加拿大居民东尼·巴比希的，他生于1905年6月13日，在南斯拉夫的洛文那克出世。巴比希当时参加西班牙的国际志愿军，谁都知道，国际志愿军受斯大林党支配。后来据苏联驻西欧的格柏乌首领克里维茨基的暴露，当时所有战死的国际志愿军或被格柏乌杀死的人，其护照均为格柏乌所没收，供以后制造假护照之用。巴比希的护照于是改成为假名杰克逊的护照了。
杰克逊是格柏乌手中这样的工具，他被安置在托洛茨基有关的朋友当中，假作同情第四国际，在第一次暗杀托氏不成之后，他设法接近托洛茨基，阴谋得逞，伟大的世界革命领袖倒了下来。
托洛茨基的卫士们冲进房间，打倒杰克逊，托氏呼喊：“告诉孩子们，不要杀死他，要留他做活口。”
杰克逊被打倒时，不自主地悲哭道：“他们监禁了我的母亲……他们叫我做这事情。”
杰克逊被捕受审，他袋中早就预备好一份自白书，内容如下：“一、他是第四国际同志；二、第四国际总部派他到墨西哥；三、他对托洛茨基幻灭了，因为托氏命令他去苏联进行怠工；四、他不得不杀死托洛茨基，然后自杀。”这种自白书和莫斯科审判案中被告们的口吻如出一辙，克里维茨基在美国一家旅馆中被格柏乌暗杀时，袋中也有这样的自白书。
墨西哥当局知道他的自白书及证供前后矛盾，但当凶手自知免于被杀之后，他的神情愈清，口供也就愈狡猾。墨西哥早已废除死刑，他以杀人罪被判二十年，刑期一满，格柏乌就把他弄走，后来不知所终。
据托洛茨基的秘书约翰·韩生的记述：“自从1937年9月以后，托洛茨基诸秘书就想实行一种制度：每个到屋里来的人都需经过搜查，看有暗带武器没有。他们又图谋定下一条规则，即：托洛茨基无论何时都不可单独在书室与任何一人说话的。托洛茨基不能容忍这两个办法。我们信任的人就让他进来，无须搜查，否则干脆不让他进来。他不允许搜查他的朋友。无疑，他觉得，即使搜查也没有用处的，而且反能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觉。格柏乌人员如果进来了，他总有办法使得我们的搜查全无功效的。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有好几打这样的朋友，被他的卫士们视为凶杀未曾发生以前的杰克逊一流人的。至于无论何时须留下一个人在他的书房里面——这提议也行不通。他的客人有多少同他谈私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在卫士们面前自由谈论的！违反他的意思，那时他和我二人都感觉不舒服的；除我以外，他不允许他人有此失礼事情。托洛茨基是政党的建设者和思想工作者，他宁愿信任他的朋友而不愿猜疑他们。
托洛茨基底卫士们都要猜疑一切的人。但托洛茨基并不以本人得到护卫为满足，他还要教卫士们以组织一个政治运动底一些根本原则。互相猜疑，在他看来，比较包含一个奸细在组织中更有涣散组织的作用，因为这种猜疑对于一个十分灵巧的奸细是没有用处的，托洛茨基深恨人们对于第四国际党员和同情者的个人的猜疑。他认为这个猜疑比较它所欲医治的病症更加有害些。
每逢谈起这个问题时候，他常爱告诉我们以马林诺夫斯基底故事。马林诺夫斯基做了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委员，国会代表，列宁心腹。那时马林诺夫斯基乃是可怕的帝俄秘密警察派来的密探。他送了几百个布尔什维克去流放，去死。然而为了维持他的被信任地位，他不得不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毕竟断送了他。无产阶级革命是强过于最狡诈的密探的。
卫士们能够防止托洛茨基被谋杀么？他们如果小心一点能够防止杰克逊混进屋内来么？能够防止另一种更巧妙的方法？能够防止下毒药么？能够防止郊游时暗中开枪射击么？能够防止格柏乌特别制造的武器，实行直接的自杀式的攻击而为我们有限的手段所不能察觉的么？
格柏乌自己经过他们的密探杰克逊之口已经回答了：‘下次攻击时格柏乌要用其他手段的’。”
※ ※ ※ ※
天真的读者也许要疑问：人类的历史既然使我们脱离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好容易经过漫长的，曲折的道路，达到了原子能解放的最高阶段，为什么我们还突然发现在文化，政治和道德方面，闯到最黑暗的时代去呢？最令人不解的，就是这些罪恶都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而行，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些罪恶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在一个国家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发生的。当斯大林在全世界人类面前吹奏“一国社会主义”完成时候，他却搬演一场可怕的戏剧，可怕程度只能与中世纪末期才能相比。我们看见了规模更大的异端审判所（莫斯科审判），女巫和妖精（托洛茨基派）的追捕，火刑柱代之以更细密和科学的精神与肉体的残酷刑罚，忏悔与被迫的自供，公然流行的谎言，极端颠倒的是非观点，马克思主义代之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目的不择手段，整批整批的伽利略式的人物公开在“法庭”宣誓放弃自己的“错误”学说，当然我们也见到布鲁诺式的倔强人物被处以较火刑更残酷的死刑。这幅图画在人类过去历史上找不到同等程度的色彩，罗马末期，文艺复兴初期，都要对之黯然失色，为什么如此呢？托洛茨基有如下的解释。
“我们的时代类似于文艺复兴时代，这是我们生息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意义而言的：垂死挣扎中之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将要代替它的新世界。社会的矛盾又已重新达到异于寻常的尖锐性。……”
“当作一个通例，可以说：阶级斗争愈尖锐，愈紧张，社会的危机愈深刻，政治所取得的性质愈紧张，则国家权力也愈集中，愈无情，也愈加坦白地‘剥除道德的外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说谎的时代。……说谎是矛盾，斗争，阶级冲突，个性压迫，社会秩序的果实。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它是全部人类历史的一种属性，有些时期，社会矛盾来得特别尖锐，说谎超出常态，说谎变成社会矛盾的极度尖锐性的一种属性。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以为在全部人类历史中，再难找出任何事物，足以和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所组织的庞大说谎工厂相比的了。……”
这样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我们只须加上一点补充的说明就够了。这个人类底新的伟大过渡时代的伟大悲剧，它的一切线索的枢纽之所以出现于莫斯科，就是因为苏维埃国家正是代表一个异常不稳定和尖锐的过渡政制。它是异常不稳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最弱一环上面；它是异常尖锐的——因为在一个狭小，孤立的过度贫乏的民族范围内，它的社会主义手段并且没有根本解决一切紧张的社会矛盾，它的象征式的胜利只是造成新的更紧张的社会对抗。在这一意义上，苏维埃国家永远徘徊于这条歧路之中：或者走向彻底的世界变革，因此在世界规模上造成一个稀有稳定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继续压缩在狭小的旧圈子里，在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中枯萎下去。苏维埃那个稀有恶毒的官僚政制正是过渡时代的历史过程过分拖延，而苏维埃底社会矛盾又异常复杂和紧张的产物。不懂得“一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便不会懂得1500万强迫劳动的可怕现象，不懂得劳动力的可耻的屈辱和堕落，便不会懂得格柏乌的审判案和谋杀。但如果不把所有这些黑暗的现象与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及其成果配合起来看，便不会懂得整个苏维埃制度及其深刻的内在矛盾。苏维埃官僚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最机动的传力带，正因为它的特权的地位安置在最尖锐，最复杂，最不稳定的历史交叉点——苏维埃制度之上。
与列宁共同创造了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他永远把个人命运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连结起来看的（录入者注：更准确说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命运连结起来看的），他在十月革命中突然被抬到政权的高峰，那完全由于历史火车头的作用，所以当革命高潮退落时，他除了及时采取守势，竭力保持既得阵地——至少是理论阵地，团结革命精英，教育新生一代，忍受一切迫害——被逐，监禁，充军，流亡……之外，别无其他侥幸办法。他说：“不要把个人的野心放在事业之上”，这是一个革命家的生活态度。当第一次袭击之后，他对墨西哥警察当局说：“斯大林将选择希特勒向西欧进行闪电攻势时，再来一次谋杀。”他懂得斯大林将小心地利用炮火的掩盖来结束这一代伟大革命家的生命。战争既然无情地每天将整千整万人送上屠场，人类哪里还能保护一个托洛茨基！
但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他在革命退潮中逆流前进，他以殉道者的坚忍刻苦精神，为下一阶段的革命作准备，并以此锻炼新的革命家。他在人类历史的永远进步上看待反动时代，他成为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化身，他在《自传》的最后一章说过如下的话：
“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曾图谋改进人类生活，消灭定期性的猛烈危机，而立下一种更高的文明之基础。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意义。自然，革命提出的任务并未曾解决，但这任务本来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解决的。还有一层，必须把十月革命看做整个人类新历史底出发点。
十月革命要求人们采取更大的历史距离来测量。惟有那些教不会的蠢材才能责十月革命未曾于11年之间（按托氏《自传》写于1929年）给人类以普遍的抚慰和繁荣。如果拿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底尺度来测量——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上两个阶段，其间相隔差不多三个世纪——则我们只消指出底下事实就可感到惊异，即是：落后而孤立的俄国，革命12年之后，群众底生活水平已经不低于战前水平了。这已经是个奇迹了，但十月革命的意义自然不在这里。它是一个试验，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将要修改，重造，也许连基础都要重造。它将建立于一种完全新的技术之上，而呈现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经过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新的社会制度将回头看看十月革命的，正如资产阶级革命回头看看德国宗教改革或法国大革命一般。……
那么你个人的命运怎样呢？——我又听到这个问题，其中求知心夹杂着有嘲谑意味。这里，我只能添加很少的东西在本书说过的话上面。我并不拿我个人命运的尺度去测量历史过程，恰恰相反，不仅客观上而且主观上我都在那与社会发展过程不可分离的联系当中估计我个人命运的。”
他又在《自传》的跋文上说：
“拿土耳其做放逐我的地方，这对我的敌人们虽然有种种好处，但比较广义的远离还是未尝做到的。俄国朋友被流芳了和监禁了，但外国朋友，一般忠实的，填补了他们的空位。一些青年同志到普林基博岛来，在我们家庭中过了几个月或一年以上的生活。其中有法国人，有德国人，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有中国人，也有印度人，私人的新交际和新友谊，缓和了我们在小岛上的生活；这些关系乃是工人运动中政治派别新结合底特殊表现。俄国左派反对派渐渐具有国际的性质。于是产生了几十国支部和几十种刊物。文明人类底一切语言都产生了一种广阔的文献。当我写这几行字时候，左派反对派运动已经确定地同共产国际决裂了，已经提出准备新国际——第四国际的任务了。……
说到这里，怀疑论者一定要打断我的话，问我道：
‘你加入第二国际一共有多少年头？’
‘从1897年到1914年——即是17年以上。’
‘后来呢？’
‘后来，大战一开始，我就与第二国际决裂，以后大约五年我写了创立新的国际而斗争，这新国际创立于1919年。’
‘这是说，你有14个年头中，属于第三国际了？’
‘差不多是这样。’
‘现在你要创立第四国际了么？这不好象一只松鼠在笼内兜圈子一样么？’
‘不，不是这样。人类底发展不是沿着一条直线的，而是沿着一条复杂的线——因为并没有什么罗盘和规矩来指示道路，道路乃是各方面活力底斗争所辟成的。工人阶级底历史底轨道也不例外，每次大成功之后，无产阶级——当代人类中唯一进步的阶级——便以几次新的失败，幻灭和退守来偿付代价。第二国际当时曾完尽一个伟大的教育使命，但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底狭隘精神葬送了它。资本主义从上升时代过渡到停滞时代，改良主义便丧失其立足地了。他方面，民族疆界对于经济发展也已变成狭小了的：社会爱国主义带了一种深刻反动的性质。第二国际被第三国际所代替。十月革命就是第三国际底历史洗礼。但革命也是一种深刻矛盾的过程，革命各阶段是由当时当地环境所决定的。革命产生出一个新的领导层，他们采取了最近视的最保守的官僚主义手段去保卫革命所创立的社会制度，同时也腐蚀这个制度。苏维埃官僚借助于十月革命权威以压服共产国际，埋没其个性，损毁其力量。最近几年来，这个官僚给予无产阶级的只有一种闷塞人的警察制度，一些致命的错误和一些严重的失败。无论它愿意不愿意，结果它总帮助了那些被历史判决死刑的社会民主党暂时再生起来。它在口头上猛烈攻击社会民主党，而在事实上把地盘让给它们，以此就开启了门户，放那历史上未之前闻的反动钻进来。德国法西斯底胜利正是第二第三国际联合投降所造成的。这类罪恶是不能饶恕的。那些担负最大的政治失败责任的党，是注定要退出舞台的。无产阶级或迟或早总会从这个可怕的反动出来而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那时无产阶级将在一个新的旗帜底下集合其队伍。这就是第四国际准备工作底历史意义。让怀疑论者先生们去冷讥热嘲罢！历史不是怀疑论者做成的。’……”
※ ※ ※ ※
苏联共产党所以称为的托派，他们本来自称为“左派反对派”，以后全世界共产党组织内部都陆续形成了“左派反对派”，他们一致认为联共党和第三国际虽然堕落，仍有从内部改良的可能。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在德国取得政权，客观上完全得力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政策，此时证明要从内部改良联共党和第三国际已完全无望，全世界托派认为要组织第四国际，才能负担世界革命的任务，于是在1938年9月3日，在瑞士某地召开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而列宁与托洛茨基创立的第三国际，则在德苏战争后，斯大林为要取信于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于1943年自动宣布解散。
第四国际今年召开了第十次世界代表大会，支部分布所有国家，它继承了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的革命传统，诚如托洛茨基的最后遗言所说：
“我确信第四国际将得胜利，前进！”
1974年11月2日
托派，毛派，历史真相
——揭破毛派的造谣诬蔑
向青
最近几年来，香港出现了非毛派的左派青年运动，起初是学生运动，不久又发展到工人里面。思想上，最先占优势的是无政府主义和新左派思想（即战后新兴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其中最富于革命精神的一部分，很自然地走到托派（正统的马列派）的立场来。虽然目前香港群众运动的规模还很有限，托派青年的实力很小，但几乎凡是有斗争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有托派的参加和影响，而且他们总是最英勇最坚决的一批。这情况当然引起那早已失了革命性的毛派震惊，感觉到他们对群众运动的官僚控制大受威胁了，不得不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大肆展开反托运动。他们反托的武器，无非是开山始祖斯大林传下来的那一套：造谣，诬蔑。
我们看到最近发表的毛派反托文章，有7月28日《新晚报》上石中英写的一篇（《且剥一剥托派分子之皮》），和《香港工人》25期和26期上的几篇。这些文章大骂托派在香港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出卖工人利益。可是，奇怪得很，他们那许多文章竟没有一篇能够举出一件具体的事实，拿出一个实际的例子，证明托派在香港怎样充当帝国主义走狗，怎样出卖工人利益。也许因为托派反对现存的港英殖民地统治，所以是“走狗”；只有像毛派那样，否认香港存在着殖民地统治，同时叫中国居民乖乖地守英帝的法，纳英帝的税，才算是“革命”，“爱国”吧！也许因为托派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反加价群众大会，所以是“出卖工人利益”；只有像工联会的毛派官僚那样，叫工友们不要去参加反加价大会，才算是“维护”工人利益吧！
毛派举不出一个近在眼前的托派“罪恶”的实例让每个工人学生都可以去调查，核对，却连篇累牍地攻击几十年前托洛茨基本人在俄国说过什么错话，干过什么坏事。他们盘算着，今天在香港没有几个工人和学生熟悉几十年前俄国的事情，于是他们那声势汹汹的攻击便可收效一时了。可是，在稍有批评头脑的人看起来，单凭他们这种舍近图远，厚古薄今的做法，人们就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们是在横加诬蔑了。
我们且来检查一下毛派石中英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吧。
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
石中英竟敢蛮横地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而他所根据的“历史”，无非是1938年出版，根据斯大林指示编著的《联共党史》。这部说谎的奇书，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认为它有学术价值，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大概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再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人好意思引证它来当作权威了。我希望石中英或任何毛派分子答复以下几个问题：
1917年十月在俄国夺取政权的是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不是托洛茨基？直接指挥武装起义行动的是不是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不是托洛茨基？在1923年以前出版的任何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或论文中，无论是苏联或外国出版，又无论是拥护或反对十月革命的，如果提到十月革命的两个最高领袖，有哪一本书或哪一篇论文不是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有谁说是列宁和斯大林？
石中英提到那个由斯大林等五人组成的所谓“十月起义的总部”，这不过是斯大林在1924年才发明的神话而已。关于这件事的真相，在托洛茨基所著《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的附录之中，已有详细的考证（见该书中译本290—297页）。如果石中英或任何人不服，让他们来逐点反驳，或者引证任何历史家的详细反驳吧！
石中英甚至连引证《联共党史》都引证得不正确。《联共党史》明明说五人“总部”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见1948年上海时代出版社版，255页），石中英却说是“列宁委出的”。告诉你吧，石中英，列宁并不是像你们的毛主席那样的党内的皇帝。
托洛茨基与农民
斯大林在1923—28年间实行鼓励富农发家致富的右倾政策，靠富农和一切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帮助打败托洛茨基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此期间他发明了托洛茨基一贯反对农民的神话，此后，全世界一切斯大林派（包括毛派）就不断重复这种对托派的诬蔑，石中英当然也不例外。
石中英说他自己“翻阅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发觉”托洛茨基在1905年说过以下的话（除号码外都是石中英的原文）：
（一）农民“不应估计为一种革命力量”。
（二）革命要“跳过农民运动”。
（三）“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四）甚至，“会引起战争”。
首先，我们要问石中英，你是在托洛茨基什么著作中“发觉”这些话的？什么书名？俄文本还是中译本，还是其他译本？哪一年版？什么出版社出的？第几页？如果你不能清清楚楚回答，你就不能避免说谎者的耻辱。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那几条引文的意义。
先看第三，第四两条，因为那是完整的句子。
托洛茨基居然估计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发生冲突，这在毛派的心目中真是“罪该万死”了！可是，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以及石中英之流的小喽罗不是整天捧着列宁的招牌来招摇撞骗吗？让我们看看列宁怎样说吧。
列宁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所载的是列宁在1905年1月至7月之间所写的文章。该卷354页上有如下的话：
“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一致。社会民主党一再强调指出，革命人民内部这种阶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我们应该说明一下，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是列宁所参加和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
347页下还有：“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农民二重性，没有忘记可能发生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农民运动。”
列宁全集也许不是人人都容易找来查阅的，但1972年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选集今天在香港到处都有。这个选集第一卷633页上有如下的话：
“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我们准备着（现在立即准备），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时，就同她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把这一双重任务简单化，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
是否列宁也“实质上并不是想工农结成坚固联盟……而是加强他们的矛盾，使其对立，削弱其战斗力”呢？石中英是否打算去剥列宁的皮呢？他躺在水晶棺材里等着你。
再看头两条引文。
请读者仔细看清楚，并非
——“农民不应估计为一种革命力量”。
——“革命要跳过农民运动”。
而是：
——农民“不应估计为一种革命力量”。
——革命要“跳过农民运动”。
即使我们相信引号之内的话是托洛茨基的原文（实际上我们毫无理由相信，因为石中英并没有指明出处），那也只是句子的谓语部分而已，并非完整的句子，不能表达出完整的意思。你随便替它加上什么主语，就能叫它表达什么意思。在第1条里，“农民”两字是石中英擅自替它加上的主语。第2条内的“革命要”也同样是石中英加上去的。用同样的手法，我可以说我“发觉”石中英在新晚报上说：
——毛派“就是这样恬不知耻，死心不息”。
——毛派“在这小岛上招摇撞骗，欺蒙，出卖工人和学生”。
——毛派“睁大眼睛造谣”。
石中英肯不肯认这笔帐呢？
铁锤和镰刀
《每日战讯》的版头上画着铁锤和镰刀的标志，不是像苏联国徽那样铁锤与镰刀交叉（石中英把铁锤误认为斧头了。不过这点是不重要的，而且许多人都这样误认，我们且不和他计较）【录入者注：自由主义思想家李泽厚虽然常常陷入唯心的泥潭，但他却洞察到这一事实，即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一度把党旗上的铁锤误认为斧头，认为很有象征意义。这一点很有意思。显然，镰刀象征农民，而铁锤象征工人，而斧头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游民和流氓无产者的暴动】，而是两者并举。于是石中英大发议论，说两者“像要发生碰撞”，“这意味着不是联盟，而是敌对”。
这真是匪夷所思的议论！
如果铁锤和镰刀并排举起就“像要发生碰撞”，那么，两者“交叠”岂不是已经“发生碰撞”？人们不禁要问：石中英的这种过敏性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也许他从前见过许多刘少奇和毛泽东并立，以及林彪同毛泽东并立的照片，后来他们都“发生碰撞”，拼个你死我活了，所以现在他一见到并立，就联想到“碰撞”，“敌对”。
鲁迅与托派
那封据说是鲁迅在1936年口授的骂托派的公开信，毛派利用过不知多少千千万万次了，现在石中英也照抄如仪。可惜他们不敢公开说出鲁迅所写的托派“高超”立场究竟是怎样的立场。
当时有一位托派分子寄了一份托派的机关报给鲁迅，上面表示托派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立场，那就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不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要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这同当时中共（在斯大林指示下）的立场冲突。中共的立场是：一切服从民族统一战线，独立性要服从统一性。因此他们骂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的托派为“汉奸”，说他们的“高超立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
但是，后来毛派不但修改了历史。现在毛派整天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同时自吹一贯主张无产阶级要坚持政治独立性，反对独立性服从统一性。因此，毛泽东在1938年在中央扩大六中全会上的著名政治报告，即《论新阶段》，只好收藏起来了。毛泽东当年许多文章后来编入选集时也都大加修改了。【录入者注：参见共网专栏“毛泽东思想与未经篡改的毛著”http://red1917star.googlepages.com/mao】只有一点不改，就是，仍旧引用鲁迅骂托派的。
莫斯科审判案
斯大林在1936——1938年间导演了一连串的莫斯科审判案的丑剧，把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杀光。他所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勾结纳粹，企图推翻苏联。现在，这些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卑鄙的冤狱，早已被人彻底揭破了。纳粹早已覆亡，纳粹的档案证明莫斯科审判案完全是诬陷。许多被诬者早已在苏联恢复名誉。但是，毛派今天还厚着脸皮在《新晚报》，《香港工人》等报刊上继续散播着斯大林的无耻诬蔑，攻击托洛茨基为暗杀者。
早在1937年，已经有一批世界著名人士，以美国哲学家兼教育家杜威为首，组织了一个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审查苏联官方控诉托洛茨基父子案件的真实性。结果他们得出结论：“托洛茨基父子无罪，莫斯科审判案是罗织。”杜威委员会的判决和详细理由，载于一本四百余页的书中，题为《无罪》（Not Guilty），现由美国Monad Press重印出版（另有一本六百多页的书，译载托洛茨基在杜威委员会上的供词）。这是全世界有识之士公认的权威判断，与《联共党史》那种无耻谎言绝不相同。
我知道，毛派有一个现成的反驳，就是：杜威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的判断不值得无产阶级革命分子信任。
问题不是上相信这个人还是相信那个人，而是他们的论据和推理是否站得住。斯大林——毛泽东派从来没有具体驳倒杜威委员会的判断，甚至从来不敢尝试去做。
倘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的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请问那些美籍华人学者，如杨振宁，王浩，任之恭等，是否资产阶级学者呢？为什么毛派拼命介绍他们对大陆捧场的话呢？
谎言挽救不了官僚的没落
斯大林官僚反动派自从1923年起就借助于造谣，诬蔑来攻击托洛茨基和托派，1938年的《联共党史》是那些无耻谎言的集大成之作。但是谎言毕竟不能长久压倒真理，今天托派在全世界的影响都在增长，反倒是大多数斯派的徒子徒孙不得不多多少少承认他们的祖师爷的罪恶了。毛派是全世界最顽固的斯派，他们至今还捧着那部臭不可当的《联共党史》作为圣经，从那里找寻反托的武器。可是，中国民众见过毛派对刘少奇先捧后骂的丑态之后，尤其是见过毛派对林彪先捧后骂的丑态之后，对于毛派的历史著作和人物评价的正确性再不会有多大信心了。新的一代革命者正在兴起，谎言也挽救不了毛派官僚的没落。
1974年11月10日
反对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焚火
大约在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以后（录入者注：这里是指作为具有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性质的1966—68年文革的结束），毛泽东在与斯诺作私人谈话时说：“党正走着修正主义（苏联）的复辟主义道路，正在诞生一个新阶级，一些官僚势力的统治者，一群脱离人民的干部贵族。”（见1972年×月新晚报译载《革命长程》⑩）
我们对毛泽东的百分之百附议，但他没有把这样正确的话写成指令，当做语录，普遍登载在报头和所有刊物的第一页。现在进行中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远没有指出这一个明显的目标，我们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反党，反国家机关，军队，工厂，公社等组织中的自发形成的官僚主义，官僚阶层。
真是历史的讽刺，1924年开始的苏联的左派反对派（托派）与斯大林派争论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斯派则反对托派的“平均主义”。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现在已成为“经典著作”了，此次学习运动中，大家有许多文句是征引这本书的，托斯争论时也大量征引，但征引列宁文句，目的为的是反对官僚主义，与宽泛地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同，从这方面说来，可见毛泽东避重就轻，未能贯彻他与斯诺谈话时提出的目标。
苏联当时争论本身，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消亡”问题，官僚主义正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阴影之下的，所以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专政，乃是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一个桥梁。所以在它本质上说来，它带有暂时的性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附带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准备自身的解体。”
这个“过渡时期”的特征，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即刻供给每个人到‘各取所需’程度，因之还要被迫去鼓励每个人尽可能的多多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在国家方面，也不能不采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按照劳动来支付的方法，虽然加以种种修正和改良。”
托洛茨基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于马克思这段话有如下的解释：“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结论对于了解苏维埃国家的习惯那种，有决定的意义。他说：“只要以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己任的国家，一天还要被迫以强暴手段来保卫不平等，即保卫少数人物的物质特权，那它就一天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纵然没有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发展，它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才对——但这只是在最后的分析上说的话。工人国家从最初即直接带有两重性质：在它保障生产手段（资料）的社会公有上，它是社会主义的；在生活品的分配上，它采用资本主义的计算价值的方法，以及从这种方法所发生的各种结果，它又是资产阶级的。……”
“工人国家之最后的面目，是由它的资产阶级的倾向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之间，相互关系的变迁如何而决定。若是后者战胜，那事实本身就应该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亦即国家解体成为一种自治的社会。仅仅从这点看来，就可明白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有何等重大意义，不但在它的本身而且以它作个象征来看。”
以上所引托洛茨基的话，都见于他著的书：《被背叛的革命》，这本书科学地分析和批评走上官僚主义的过程种种方面，绝不含有党派成见。这种批评也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从列宁死后，托洛茨基就继承列宁遗志，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了。
这种斗争之中的一个方面，乃是“反公平，反平等”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反对派提出的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说得来也是从马克思对于《哥达纲领批判》的一封信中，得出下面结论的，即：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初期，分配范围内仍将保持资产阶级法权。但马克思并不是说在那时候要创立新的不平等，只是说，在工资范围内，旧的不平等不能一下子就消灭，需要相当时期逐渐地消灭罢了。斯大林利用马克思科学的论断，不正确地解释成为官僚阶层取得特权与利益的理由，反复过去革命所获得的胜利，只不过让官僚阶层能坐享其成。他们进行凶猛疯狂的斗争来反对“平等”，反对“不断革命论”，免得这些理论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斯大林在保卫这些利益时，得到大批大帮的拥护者，其中有以前的自由党人，社会革命党人，门雪维克。他们簇拥进国家的甚至党的机关中，对斯大林大唱赞美歌。
毛派向来不许贬斥斯大林，但发生学习运动之后，《学习与批判》有一篇文章说，“苏联从列宁逝世之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在工资分配方面，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和缺乏经验，强调技术而忽视政治，强调专家而忽视群众，强调物质鼓励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而不反对高低悬殊，结果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同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
下面几句话，说的虽是赫鲁晓夫，但对于斯大林一样合适：“在工资分配方面，他用‘物质刺激’来偷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扶植起那些盘踞各级领导岗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形成苏联社会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以上的话，除了不准确的用语“阶级”两字我们不能同意外，其余都可以签字在上面，我们几乎怀疑这都是从左派反对派当时纲领上抄来的呢！
无产阶级专政之加强，乃是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毛泽东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官僚阶层发展得如此根深蒂固，简单地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补于事的了。我们赞成毛泽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运动，但这运动必然广泛而深入，直至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扩大无产阶级民主，实行真正的专政！
官僚阶层的形成，与党员成分大有关系，据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引用在党中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人的回忆：“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屠杀之初，我们共有五万人。在几次大屠杀之后，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万人。今天，我们这群人中只留下了八百名。”
“我们的党员人数目前超过了1700万人”，中国共产党一位负责人于1961年6月30日宣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而百分之七十是于1953年后入党的。他们是党的新血，很多人还未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知识分子党员（指教师、学生、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人数从1956年的5%增加至1960年的15%左右。工人阶级党员的比率也占了15%，少数民族的党员占4%。农民党员仍然占着较大的比例，但比率从接近70%跌至66%。”
后来在 《革命长程》中，斯诺有更简洁的说明，“到1965年，人民共和国只有7岁，党员已达到1000万，其中80%是革命后才入党的。到1960年，党员人数增加到1700万，其中有70%是朝鲜战争之后才入党的，到1965年，党员据说接近1800万，还有3000万共青团员。2/3的党员是农民出身，但行政干部中有许多技术人员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除了高级领导层以外，党的老战士变成了递减的少数。”
关于党员成分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从未加以分析，中共是在农民武装斗争的胜利中取得政权的，但农民出身的党员，据后来事实表示，容易走上资本主义腐化的道路，最近报刊上又重新加以揭露。1953年，中共昆山县西宿乡的九个党员中，四个买地的，可见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如何能使党员变质！
这种党员成分的变化，正是让斯大林走上官僚主义道路的土壤，据托洛茨基的分析：“在十月革命之后五年以内，97%的党员在革命胜利之后入党的。再过五年，则100万党员中之绝大多数，对党在革命初期的情形是茫然的，更不用说革命以前的秘密状态了。
“只要说出这一层就够了，那时至少有3/4的党员只是在1923年以后才入党的。革命前入党的党员数——这是说，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已不足1%。1923年那年，党被大群青年无试炼的人所冲淡了，他们很快地被定型着，藉以在机关中职业家们的激励之下起灵活的YesMan（百依百顺的人——译者）的作用。党的革命核心之此种削弱，乃是党机器对‘托洛茨基主义’胜利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我们非常同情毛泽东提出的教育运动，而且也相信他企图解决的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种种问题，但要这种运动行之有效，必须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党外有党派存在的权利，而且要彻底解除斯大林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历史真实，排除个人崇拜，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毛泽东与无产阶级专政
焚火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25周年以后的今天，毛泽东重新号召“无产阶级专政”，不无令人感觉奇异的，事实上，空空洞洞的尊法非儒，批林批孔之后，必须在政治上落实，这就是这一次“重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
毛泽东从来否定中国革命要获得胜利，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他的有名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主要说明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四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而革命的性质，则是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论）；他最反对当时托派的主张：“不断革命论”，认为这是左倾的空谈，中国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他提出如下的看法：“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而且第一步的时间相当长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毛泽东这个观点，直到1951年仍未放弃，虽然在实质上，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所谓经过协商会议上台的由各党派组成的人民政府，只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但毛泽东确实想实现他的“新民主主义”，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广大的发展”，但经过了两年的短短时期，中共不得不进行“三反”“五反”，镇压民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据1951年11月19日《解放日报》的揭露：
“华东……31岁，山东临沂人，学生出身，1938年在延安入伍，同年八月参加共产党……在革命胜利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奢侈生活的影响，滋长了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终于发展到蜕化变质，而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在任职九个月间，利用自己职务，先后贪污人民财产共达2.47亿元（相当于人民币2.47万多元）之巨。生活日益腐化，竟至以3000万元（等于人民币3000元）巨款，分租房屋，先后与两个不正当女人骈居。”
此外，当时的一个姓曹的共产党员，他做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他住在战犯汤恩伯的“公馆”犹嫌不足，竟化了巨量汽油洗掉原有油漆，另花2500万元（等于现在人民币2500元）重加粉饰，他坐的汽车有暖气、冷气和收音机设备，吃饭顿顿要点菜，民政局群众说：“曹局长的生活比地主资产阶级还好。”（《解放日报》1952年3月14日）
这种新闻在当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到处滋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暴发户，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实现后的结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是“和平共处”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也不是“和平发展”的。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正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改造”，及此后不断进行的种种运动。
这次与“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提出的，还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特别在生产原本落后的国家中，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本是无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都正面提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按劳分配，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者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主观上要尽量减少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长的时候，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已严重地走上官僚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受苏联党制影响，也逐渐形成了官僚主义，即使是在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在草创初期的红军中，也可以说有意维持着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他在1929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大力反对所说“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到延安时期，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已显著地提高，“托派”王实味所讽刺的“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主要就是反对共产党中不平等现象。毛泽东首先扼杀了这种批评精神，以此助长了官僚主义的不断形成和生长。据《解放日报》以后的揭发，上述姓曹的共产党员，“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通常说的解放战争初期），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他个人仍独自保有马一匹，汽车两辆。十里、八里路也要坐汽车。1947年‘三查三整’的整风运动中，胶东行署揭发出来的材料证明曹××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就得由二三百个中农来负担。”这样一个中级官僚，在解放之前二年已有如此享用了，虽被揭发，解放后仍身居重要职位，当然腐化得更厉害我们不禁要问，解放后深居在中南海的第一级官僚层的生活又如何？这在红卫兵后期所有的揭发，都已足够骇人听闻的了。
毛泽东不过提到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八级工资制的差别，从最高到最低，不过是44元与22元之间之差，称不上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为什么不提到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工资等级呢，据我们所知，这种工资的差额远远不能与八级工资相比，最高一级（主席委员长）是644元人民币（视地区有别，更高的为728元人民币），其间高低的差距达30级。总工程师技师之类的差距分十八级，最高一级的工资达377元，最低的练习生为27元5角。至于农民收入最好的每月仅仅20元，其次15元【录入者注：应该注意到农民基本能靠自己种的解决吃饭问题，对农民来说更重要的日常消费来源是其他家庭农副业，据莫里斯·梅斯纳在其史书中提供的数字，大跃进之后的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1/3的收入源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这方面恰恰是毛时代多次严厉限制的，更别说七十年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下乡青年则每月收入8元，由政府包底，即，如果工分所得只有6元，由政府补给2元，这点连吃饭都不够的工资，造成了下乡青年的大批回流，成为城市中的黑市居民，迫得为非作歹，对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与道德的）贻害无穷。
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宣布毛泽东自动减薪之前他的薪水究竟有多少？而属于艺术家一类的工资，如马连良红线女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他们当然都是属于两三百个中农才能供应其生活的权贵阶层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由这样一种为资产阶级法权所结成的中上官僚层所统治，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可见并不是探本溯源之论了。
毛泽东从来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问题。1972年11月14日，福建省莆田县有个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他的大儿子下乡后的遭遇：“每年的口粮只有湿谷二百来斤（晒干、脱壳后约为一百斤米），大半时间要回家吃黑市粮……”在乡村无处住宿，“有关部门不加过问，完全置之不理”，“可是一些政治舞台上有势力的人物”，当初装模作样地带头送子女下乡，风头一过，就“借口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他们调离农村，安排当工人、上大学、参军，他愤愤不平地写道：“面对着我们社会上‘走后门’成风和任人唯亲的现实，政治上无依靠的一般群众的子女，便只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份儿。”
五个月后毛泽东回信给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据说在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获悉李庆霖是党外人士，就提出“如果他愿意入党，可以参加十大，如果不入，也可以参加四届人大。”现在李庆霖已是“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全省高等院校领导小组副组长。”
加入了官僚阶层行列的李庆霖，以后是否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还是因为政治上“有依有靠”，便和“走后门”的现实妥协，这就得看将来的作为了。
但解决了李庆霖的个人问题，是否就能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也许就是毛泽东反对“走后门”那种官僚主义的方法之一。
要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须步骤，光是“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是没用的，这是社会实践的问题。毛泽东从1950年起，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这种专政不仅只是共产党一党的专政，而且表现为毛泽东一人的专政，和斯大林时代的政制并无分别。有时以个人崇拜济“专政”之穷，可是文化革命之后，毛泽东已完全丧失了威信，个人崇拜再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了。尊秦崇法，批林批孔掩盖了官僚阶层内部的斗争（军事政变如果成功，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早就埋葬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运动也不可能解决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更不会解决统治阶层与人民之间的利害矛盾。
无产阶级专政要行之有效，必须与无产阶级民主并行不悖，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作为专政的解毒剂，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定会堕落成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专政，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历史罪恶（此次“无产阶级”教育不提斯大林，也许毛泽东已屏弃了斯大林），已经彰彰在人耳目，毛泽东官僚主义尚未作出历史的结论，他自己一直在各种运动中企图从内部清洗官僚主义，但实际他是官僚主义的真实保护人。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大力镇压红卫兵，就因为红卫兵已不可能成为特殊的打击刘邓派官僚主义的工具，而已认识到并在实际上要以革命手段打倒一般的官僚主义了。毛泽东宁愿背弃他亲自缔造的红卫兵，保护一般的官僚主义，由此造成以后他所谓的“林彪的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企图遏止蔓延全国的“走后门”这个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祸害了。
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必须承认“党内有派，党外有党”，中国党内的派别斗争，从来不给反对派以公开表示意见的机会，以此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利用苏联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联共大会中作为临时决定的禁止党内有派别存在的禁令，杀尽了十月革命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为特尔米多开辟了道路【特尔米多，即“热月政变”，指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被篡夺——录入者注】，毛泽东所称的苏共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无不导源斯大林的一派独裁，一人独裁。现在毛泽东的党制仍是承袭斯大林的，他的无产阶级独裁理论，只不过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或只是党内占优势的一系的决议罢了。劳动人民既无可能有代表他们意见的派别存在，当然只能一切唯命是从，有时为了迎合当局意志，不得不编造假统计，假记录，上瞒下骗，以致形成贻讥中外的大笑话，有如全国大炼钢、亩产十万斤、吃饭不要钱之类。
“无产阶级专政”，其目的在乎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按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落后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即使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关系还是会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从工农本身中滋生出来的，所以列宁在世时期，从不认为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可以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当时连斯大林也深信，如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革命，苏联有被覆没的危险，只当列宁死后，帝国主义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让苏联得到喘息机会，斯大林才有“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引致中共所称为的“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一国社会主义”也在步苏联的后尘，图谋和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将来的趋向如何，现在当然不能断言，但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随着基本建设的成长，必然会走到民族自大。
在外交方面的反动措施，更损害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共的信心，在巴基斯坦、锡兰、智利、中共都和各该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携手，无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对内不实行民主，对外放弃了世界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由共产党专无产阶级的政，由毛泽东专共产党的政，既不能限制资本主义的法权，更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在没有人民监督的官僚阶层控制之下，不平等的增长只会助长社会分化。
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但他绝不谈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演变；他提倡要多读些世界史，但对于斯大林的篡改革命历史默不出声；他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反对两霸，但想以霸制霸，不再提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相信苏联已经过一次资产阶级复辟，但不谈“财产国有制”在苏联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支配地位；他反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但认为斯大林历史上功盖于过，这都使他的理论无法自圆其说，以致他提倡的运动成为具文。
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之真实本质的只有托洛茨基，但这和“不断革命论”不可分离。
他说：“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过迟的国家说来，尤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说来，不断革命乃是表示：这些国家底任务，民主解放和民族解放，其完全的和真实的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为全国被压迫群众，尤其农民底领导者），才能设想。”（提纲第二条）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非结束革命，仅是开放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国际的阶级斗争基础之上才能设想的。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占压倒的优势之下，这个斗争必不可避免要引起内的国内战争和外的革命战争。这里就藏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底不断性……”（提纲第九条）
“在一国边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了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深的更广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提纲第十条）
在那十月革命后的反动发酵中产生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乃是唯一理论能一贯彻底同不断革命论对立的。
“不肖门徒（按：指斯大林们）在我们的批评打击之下，图谋限制那个理论之应用于俄国一国（因为俄国有特别国情：领土广大，天产丰富），但这个图谋并无益于他们，反有害于他们。放弃了国际立场，总要走到一种民族独尊论的，即赋予自己的国家以特别的权利和优点，能发挥他国所不能的作用。”
“一国社会主义论”，不论是斯大林牌子的，或是毛泽东牌子的，对于社会主义说来，都是一种“反动”，现在两个奉行“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手段，最后只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战争，甚至毁灭性的核子战争，那么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不该加以干预，免得人类濒于灭亡吗？
从中共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致鲁迅的信
一丁
背景：四个争论问题
鲁迅致托派的信，向来为反托人士所引用，但从来没有人在历史的光照之下，检讨这个托派陈仲山给鲁迅的信，是否言之成理，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发展，现在距离当时已有38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有25年，应该更有可能作一次深入的研究，证明陈仲山所说的是错误还是正确。
为要理解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的时代背景，我们首先必须从历史的回顾里提一下当时苏联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下列四个问题进行：
（一）无产阶级政党底绝对独立问题 这争论开始于1923年，斯大林一系赞成加入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各阶级底联盟，共产党应该加入进去，以便争取群众，争取领导，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斯大林一系领导之下，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不是什么群众组织，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可以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更不可服从其纪律，信仰其主义。为了争取群众，为要保证对全体革命群众的领导权，更为要保证革命胜利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共产党必须保持组织上与政治上的绝对独立。
托洛茨基的反对没有用，1925年他提议中共退出国民党，遭否决；1926年3月12日因中山舰案蒋介石发动一次政变，他再提议退出，仍被否决。1927年4月12日及7月15日国民党两次清共后，已没有国民党可供加入了，但南昌暴动仍在青天白日旗下举行，直到广州暴动，这面旗帜才被工人撕破了，改举红旗。
（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问题 这问题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来的，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是否使中国的阶级斗争缓和了，还是加紧了？斯大林一系认为这压迫可使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减少到最小限度，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及农民可以结成“四个阶级联盟”，采取国民党形式。
托洛茨基猛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底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底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底主要来源……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托洛茨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并无“鸿沟之隔”，“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它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他特别提出列宁的话作为警告：“工人们必须叫民众对资产阶级政客底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任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
（中国资产阶级一连串屠杀工农的事实，打破了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神话，但信奉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并不从这里得出教训，万隆会议的五项原则，驱使印尼无产阶级重受资产阶级的屠杀；他们更进一步以武器帮助巴基斯坦的资产阶级地主军人的专制政权，去屠杀东巴的工农群众。“第三世界”的理论，就是殖民地四个阶级联盟理论的翻版。）
（三）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大成分最杂的中间阶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斯大林一系以阶级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去联络乡村中的上层分子，特别是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勾结汪精卫，邓演达，宋庆龄，代替了争取中间阶层的革命责任；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指的是被压迫阶级底几千万几万万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这个联盟不能通过阶级合作，必须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从事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
（四）组织苏维埃问题 当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引起了无疑的革命进潮之时，托洛茨基提议在中国开始组织苏维埃，藉以汇合蜂拥而分散的诸股革命力量，藉以统一下层的斗争力量，实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的统一战线，由此防止军事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底叛变。斯大林们竭力反对，理由为：①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②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反对革命的口实，③苏维埃是暴动机关，只适用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④中国国民党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
但是，革命失败之后，在“退兵时的一战”的广州暴动中，却组织了苏维埃，而且以后一直进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直到1937年再次投降国民党为止。
明白了苏维埃党内的争论之后，我们才可以把陈仲山的信与《毛选》中的文章对照，主要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决议在1969年版的《毛选》中已被删除。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
陈仲山的信写于1936年6月3日，信的第一段如下：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即Communist——录入者注】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这段文字包括的时间，起自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其间又可分为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时期，立三路线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我们且把当初的历史大事简列如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共，
7月15日，武汉政府汪精卫正式清共，
8月1日，南昌暴动，叶贺南征，旋即失败，
8月7日，中共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九江召开会议，瞿秋白上台。
可是这个由国际决定的八七会议领导人瞿秋白，一开头就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
关于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政策，中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如下论断：
“……‘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据官式记载，1928年初已经停止，到4月就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那么何以有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断继起呢？这是中共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设下的陷阱，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的。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的立三路线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哈林指导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当时的局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它批评了右的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但并不指出两个高潮之间应该提出什么策略，以从事革命斗争。
第三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于同时举行，通过了布哈林起草的纲领，此时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斗争已显迹象，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决定了全世界共产党未来的路线，影响到中国的就是立三路线。
“第三时期”理论宣布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尖锐化，在全世界范围内，革命正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盲动主义之后，正彷徨无所适从，斯大林既已排斥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及民主革命政纲，六大又为事实所迫，不得不将苏维埃改为宣传口号，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武装暴动，于是遂使中共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正在此时，联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4月开会，宣布中国革命的“高涨”快要到来，就此鼓励比瞿秋白时代更大规模的盲动，造成了更悲惨的后果。
“高涨”二字，引起中共当时领导人不少迷茫，要到如何程度才算是“高涨”，这是猜谜式的问题。据一位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托派后来回忆说：“在最初，中共多数对这个指示倾向于较消极的接受，因为刚不久才让‘滚牛奶烫坏了嘴’【南方人把‘烫’叫做‘滚’——录入者注】，如果将新高潮的快要到来作了左的解释，又怕要碰破头颅，周恩来和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时候，就显出非常谨慎，甚至有几分为难，我们曾反反复复地言论‘高潮’二字的意义，查究了它的原文。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译，含有‘高潮’和‘高涨’两层意思，它有点等于英文的Rise，所以周恩来最后说，中译文应确定为‘高涨’，他怕的是‘高潮’会被了解成‘最高潮’，因而重犯盲动的错误。至于‘快要’二字，据我的记忆，我们在讨论中的解释，也倾向于较远前途的。不过过不多久，由于国际第三时期的作风愈演愈烈，斯大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左转，再加上中国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见，中央便日益从‘左’的角度去解释‘高潮’与‘快要’了。其结果便是所谓‘立三路线’。”
所谓江西方面的意见，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意见，据现在的说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批评他的悲观思想的，我们引用他对“高潮”的解释如下：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一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儿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快要到来的“高潮”，已是现在在眼前的事，十月怀胎快要分娩了，他后来虽然批评了立三路线，其实他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促成者，他应该分担它的责任，他写这篇文章时，已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政府，脱离了井冈山时代的局促局面，所以从历史上说来，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这实在是一种神话。可是从《历史问题决议案》看来，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是有分歧的，虽然7月27日红军的进攻长沙，占领三日，仍是立三路线的最高表现。
决议说：“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孩子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6月11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
关于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分歧，只有单方面的叙述，决议说，李立三“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接着开的是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纲，他已是党内永不犯错误的“神”，李立三指摘他的话，我们只能从《决议案》的引用中见到，所以无从判断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点是否如毛泽东事后所说，因而也无从判断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点谁是谁非。
“立三路线”的可笑可悲，作者是身受的，那时上海的工作，便是占领马路，起初是大马路，即是英租界的南京路，凡可调动的工人和一般同志，三三两两地散立在马路两侧，时间一到，就散传单，喊口号，演说，过不多时，人高马大的大批巡捕坐车到来了，动手捉人，最积极最勇敢的人最先被捉，一个英国三道头（这里叫帮办）用手义住了我的后颈，我跌倒在地，几个工人同志从后袭击他，等我爬起，他们已打到几丈远。年青女工最勇敢，那时都流着发辫，被捕时给包打探（这里叫杂差）一手拉住两条辫子，两手四个，捉进捕房去，大多判六个月监禁。示威次数越多，参加人数越少，地点也逐渐改变，最后只在北四川路短短一段路面举行，只要有一个人被捉，其他就悄然散去，那时接触的省委区委时时换人，他们大都已关在监狱里，所以领导也越过越薄弱，等于把革命者送给敌人去监禁。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立三路线的时期不长，据《决议》所说，不到四个月时间，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及其后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线。但这次会议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如说它的错误只是“策略上”的，不是路线上的，实际在国际的“第三时期”哲学下面，谁敢不奉行这个路线？所以接着来的，“在1931年1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就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政策的新的在政治纲领。”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陈绍禹（按：即王明）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决议案》指出王明路线的错误，是在“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两句话表示王明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冲突，和王明依仗斯大林的撑腰，在党内篡夺党权的事实，虽然毛泽东不敢正面指斥斯大林。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始于1931年9月，止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据刘少奇在八届代表会议上说，在王明路线下城市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三十万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五千人。
反革命局势下的革命民主运动
以上的叙述，主要根据共产党及毛泽东的文献，但完全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所述的符合。现在还应该谈一个问题：在反革命局势之下，革命政党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从事革命工作？
六大决议说中国局势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那么在新的浪潮未起之前，共产党是否应该不断暴动，不断起义，以促成这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取得绝对胜利之后，作出《历史问题的决议》，但除了批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之外，对这点也不是不置一词的，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从井冈山起，到延安止，始终从事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的建立，直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放弃“第三时期”理论，在全世界采取“人民阵线”路线后，才跟着斯大林王明一转走到‘右’倾机会主义。
1927年革命形势大好时，斯大林拒绝成立苏维埃，到革命失败，他又拒绝革命的民主运动及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茨基认为一个革命党底“最大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常革命的局势了。”在反革命局势下面组织苏维埃，托洛茨基比之为“事后挥拳”的勾当，斯大林与布哈林将一次革命底尾巴当作了另一次革命的头，由此确定了暴动路线，希望依靠在由革命余波所激起的农民身上，单凭军事行动，造成大革命，并保证其胜利。结果，大量流了中国革命者底血，又延缓了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对于“革命高潮”的解释，如果以1946年算做中国新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那么他所谓“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竟逾时十六年才诞生。
托派陈仲山的信中，并没有正面提出在“两个高潮之间”，托派主张的“革命民主斗争”的策略，这策略之符合现实的政治形势，在共产党中，至少是毛泽东本人，确有同样的认识，而且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过。
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资产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要转入到沸腾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不消说，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是落空的，“民权革命的政纲”早已为斯大林所排斥（他指托洛茨基提出民主口号为取消派），但“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仍为斯大林所保持，亦为毛泽东所信奉，所以托洛茨基于1928年6月在阿拉木图充军地预言过：“……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倾向左的政策。对于那些喜欢‘民族联合战线’的人们将来还有许多引诱的机会。如果今天告诉中国共产党员说：1924—27年，你们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完全是正确的，但现在它已经确定地跑到反革命阵营中去了，所以这联合现在不适用了，这种说法，是于将来客观环境发生转变及资产阶级必然左倾时，要第二次解除共产党之武装。”
这预言在1935年7月25日的国际七次大会中应验了。
共产国际的世界性的策略改变
七次大会提出了“联合战线”策略，以代替“第三时期”，基于这个改变，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作了瓦窑堡报告，开始了第二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
我们现在引用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段如下：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斯大林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为要证实这段话，我们仍须从旧文献中找出真凭实据，首先是王明在莫斯科假借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它提出“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该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一再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为此，宣言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的抗日联军”。
毛泽东在延安立刻表示拥护《八一宣言》，他在1935年2月27日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对资产阶级有如下的分析：
“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右翼……”
可是什么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左”翼呢？据毛泽东的说法，那是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真是奇妙的阶级分析，可是后来“全面抗战”时，毛泽东又转而大喊“蒋委员长万岁”！
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的说法，正是“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不管他用正面反面的说法，总是美化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为了安慰资产阶级起见，他又郑重作出如下的保证：
“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毛泽东和斯大林王明不同的地方，在于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党内所占的地位，以及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党和军队业已恢复的自信，所以另一方面他对党内反对“联合战线”的左翼分子说：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道路
经过八年抗战四年内战之后，毛泽东不仅战胜了蒋介石，而且也战胜了王明和斯大林，因为他走的是“独立自主道路”，他以第二次革命中国共合作的前事为鉴，不让斯大林再次出卖中国革命，他确实是懂得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去对付他心目中的一切敌人。
但这是后话，在1936年，王明和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并无歧见，即使有，毛泽东也阳奉阴违。
最有教训的一回事，毛泽东采用了托派的革命民主斗争的策略和国民会议的口号，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
“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可是毛泽东不管如何采用了托派的策略，他总是一贯地反对托派的，他在瓦窑堡会议中，为了堵塞托派及共产党中来自左翼的批评，特别说：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时间内会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托派分子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才是“瞎说”，1927年以后，托派说资产阶级已完成了反革命，但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由此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与国民会议口号，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中共在三重冒险政策之下进行苏维埃运动，到后来反而政治上投降了资产阶级，如果毛泽东不违反斯大林的意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当然只能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听凭资产阶级的再次屠杀，新四军事件就是显著的例子。
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所指出的就是这个前途，事后证明毛泽东扭转这个失败的前途，王明成了“右”倾的机会主义者，历史的讽刺是，毛泽东后来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断革命论者”。
关于转变论，1956年8月中国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另有一种说法，基本上也是符合托派策略的：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是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
刘少奇宣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时期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按：指不断革命论）来指导革命的”，确是坦白而诚实的承认。
鲁迅回答托派的信，并没有正面回答陈仲山提出的论断，只是用中共惯常的诬蔑骂托派是“汉奸”，而且用势利眼光奚落托洛茨基之被逐，这都不合鲁迅论人论事的准则。这封信虽然至今仍为中共所利用，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鲁迅的言行，以他文学家的敏感，他确已见到托派陈仲山所指出的事实，而且又以有病之身力加以反对的。
1927年10月鲁迅曾说：“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没有革命的。”这是国民党的反革命取得胜利的时期，也就是瞿秋白进行盲动主义的时期。
1936年他死前说：
“用笔和舌，将沦为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众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这种话，几乎都可替托派陈仲山的信作注解的。
※ ※ ※ ※
反托专家石中英先生虽说研读鲁迅致托派的信已有十余次之多，但我认为他仍是一无所得的，因为他不从活的历史事变去对证托派所指出的错误，这错误经过毛泽东一系的胜利，已经用“决议”的方式，批准了托派致鲁迅信所提出的指斥是铁一般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了。
1974年，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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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谎言与历史事实对照
军行
天安门事件【指1976年4月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录入者事件】以十分迅猛的力量，震动了全世界，惊醒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年青人，也冲击着中共。这在香港表现得很明显。
许多大、中学生对这事件的反映，可说是多年来对政治事件反应最强烈的。第94期《盘古》杂志的大专同学座谈记录，反映出这方面的一部分情形。
毛派大刮“反托风”的真意
面对这种冲击，香港的中共和亲中共人员，便发动了反击，托派帽子又满天飞，几乎把所有对天安门十万群众表示同情支持的青年学生，都说成托派，或与托派有关，而托派则被说成是帝国主义、苏修、台湾蒋政权的走狗。
从《文汇报》、《新晚报》到《盘古》、《青年知识》等，都不时刊登攻击托派的文字；从工联会会议上理事长等的发言，到培侨中学毕业礼上校长的致词，都在大骂托派的“罪恶活动”。反托成了时下流行的热门题材。人们的目的，是想把托派描写成万恶的“魔鬼”，以图阻吓一切不满、反对中共的人，使之不再表露出不利于中共的言行；另方面也想藉此冲淡天安门等事件对中共的坏影响，震慑党内外人心。今天这种反托热的规模，恰恰反映出人们受天安门事件冲击的震动程度。
鲁军凭空捏造
至今为止，所有反托的言论中，5月16日《新晚报》发表的鲁军先生那篇《“港托”“老托”“俄托”三代托派合论》，可算是反得最卖力，他所罗织的“罪状”也最多：
“原来‘老托’在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已接受了日寇的‘津贴’，努力替日寇效劳了。从几十年历史侃侃来，不论俄国的托派还是中国的托派，都是‘职业反革命’，可以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和任何一类反动派服务。请看，俄国的托洛茨基最初不是替德国帝国主义效忠，后来不是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么？中国的‘老托’陈独秀、彭述之不是先后依附过德、日等帝国主义，后来又服从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吗？托派这个‘有奶便是娘’的反革命传统，也被今天的‘港托’全盘继承了。”
鲁军摆出了‘言之凿凿’的语气，仿佛他真是根据“几十年历史”事实来说，越说得肯定、越说得恶毒，就越能使别人确信无疑似的！
但实际上，这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造谣污蔑。鲁军能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这些无耻诽谤是真实的吗？
托派一贯的主张和实践
与鲁军所捏造的污蔑完全相反，托洛茨基及他所建立的第四国际，几十年来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内，要推翻帝国主义政府；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要支持、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在特权官僚层统治下的工人国家，要保卫国有财产制，并推翻官僚层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所有这些主张，都详见于他们几十年来发表的纲领文件和书籍、刊物中。他们的立场是鲜明而不容歪曲的。他们长期受尽所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特权官僚层等统治者的迫害打击，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无数的牺牲，但他们始终不屈地继续斗争（1968年参加了、而且部分领导了法国革命，多年来在美国反对美帝进行越战及国内种族歧视等，就是他们这种全球性斗争中较具规模的表现）。
抗日时期的历史事实
毛派污蔑托派“服务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但历史事实显示，在抗日时期中“服务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却正是中共自己。早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共就主张与蒋介石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一切都服从于这条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见中共党主席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录入者注：1949年后出版的毛选删改了这份报告，删改版和未删改版，均收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栏，在第二卷中】。托派则主张在进行抗日战争中要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独立性，不放弃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要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应战”错误政策，以便于把抗战坚决进行到底，争取彻底的胜利；因此，托派当时也批评中共的政策是阶级调和合作政策。但中共却因此而反责托派为“汉奸”。事实证明中共当时对抗战的政策及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是极右倾的机会主义。虽然中共后来在重印当年的一些文件时加以某种修改，企图以此掩饰其错误，但那些已流传在民间的旧文件却仍保持原来面目，成为历史文献，无法修改或否定了。
托派因斯大林而被指责为“反苏”
中共跟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之后，经过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才第一次违反了它以往的意见，勉强而隐约地承认了部分事实：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他“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俱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里用的字句虽特别婉转轻描，且只限于后期，但已经公开违反了中共在这以前对斯大林的评价，而较为接近于托洛茨基们过去所批评的一部分事实。但对于特权官僚层的存在，对于斯大林在中国的反蒋的解放战争中的实际态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损人利己政策，在经援中国名义下实行不等价交换（中共当时还要美化之为“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等等，却仍替苏联官僚守密；直到中苏论争爆发之后，才逐渐地零散地透露出来。
【录入者注：很显然，当时中共这种极有限的承认只是跟从莫斯科指挥棒的表现，由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不打招呼”半公开批判斯大林、而当时北京还洋溢着对老毛的个人崇拜歌功颂德，让中共简直措手不及，闹了大尴尬，老毛曾抱怨苏联人搞“突然袭击”。对于赫鲁晓夫这种根本是为了自己派系权斗的有限批斯政策，当时的中共首先必定是见风驶舵跟从，到底以官僚本位利益为转移，根本不可能去做阶级意义的根本反思。】
中共自己转为反苏和同帝国主义勾结
在中苏共交恶之后，中共作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宣布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为战争的主要危险来源，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中共宁愿其他帝国主义“强大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苏联。过去，托派如实地指责斯大林官僚独裁，主张推倒这个官僚层而实行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抵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进侵；中共却跟在斯大林后面，同声指托派这种态度为“反苏”，因为“反苏”于是成为“帝国主义走狗”呢？而仅仅由于托派维持一贯对苏联及其领导层的态度，不同意中共今天对苏联的评价，于是又被中共骂为“苏修走狗”，“为苏修效劳”了！由此可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是中共。托派被加上的罪名，是随中共对克里姆林宫官僚的态度而变换的！谁保卫苏联？谁反苏？谁是苏修走狗？谁替克宫辩解？都有历史作证。
《学习与批判》的证言
中共的辩护士仍要“不甘失败”地解释：苏联只是由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才发生这种变化；在斯大林生前，苏联仍是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远离事实的曲解是经不起证验的。1975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中《有这样一张便条》一文，便部分地指出了：“苏联从列宁逝世以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这就是说，不是含糊的在“斯大林逝世以前”，也不是在他“一生的后期”，而是“从列宁逝世以后”，他就开始实行了的。这样，中共的刊物便打了中共一记耳光，部分地证实了托洛茨基三十年代所指责的那些事实了！
新旧立场的矛盾
中共理论政策历来反复多变，这使它底辩护士左右为难，使他们在根据中共某一立场从事辩护时，免不了抵触中共的另一立场。例如：当鲁军先生企图引用鲁迅的信来打击托派时，他就免不了把自己落实在中共的旧的立场上，而与中共今天的“权威理论”有所抵触。十分明显，鲁迅当年骂托派“高超理论”的信，是根据中共当时的政策而立论的。但是，这条在当时为整个中共大力推行的路线，却在近几年来被指斥为应由王明派负责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了。
鲁迅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理论家；他当时跟在中共后面随声附和，高谈政治理论，如果还有可原谅之处，那么，在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中共的立场已不断改变之后，今天仍有像鲁军这样的人，死捧着鲁迅那封信继续抛出那些破烂货，企图以此表现自己是反托的急先锋，这不但证明毫无“自知之明”，也表明他不懂得几十年来中共立场的变化。人们所采用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只是大套帽子的手法。
同样的手法和帽子
这种手法，与中国国内近几年来的大套帽子的手法如出一辙。例如林彪在中共九大代表中共中央报告：“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但四年之后，中共的十大又宣布林彪是：“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而刘、林两人，在垮台前都曾经先后是中共的第二号领袖，先后是党主席的唯一继任人。我们固无所爱于刘林，反而认定他们都同样是应被打倒的特权官僚层代表；我们之重引这许多罪恶性字眼，只想证明滥加罪名的手段早已公然盛行于中国，而且还是施之于自己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哩！对于非共党的政敌，当然更加无所不用其极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不久，旧俄统治者曾制造大量政治谣言，企图打击革命者，例如广泛谣传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同类的污蔑当时也加诸托洛茨基身上。但这种造谣很快便被粉碎，既然无损于革命者及其事业，也阻止不了反动统治者的倒台。
鲁军今天仍沿用旧沙俄反动统治者当年滥加于列宁、托洛茨基头上的罪名，这也证明他不过拾沙俄统治者的余唾，继承它的衣钵罢了。
“从几十年历史看来”，尤其是近十年的中共党争历史看来，要紧随某一派系的领袖后面呐喊“服务”，并非一件易事，常会因某个上层“班主”的失势而使追随者的“饭碗”被打破，也常会因时移势易而有今是昨非之悔。如果为了一时的“米饭”而昧着良心，写出任意诬蔑不同政见的文章，那才真的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必会被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括弧内文具俱借用自鲁军的《合论》）。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
——回答石中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史 骊
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派对托派的诬蔑和攻击，再度炽烈起来。虽则其中并无新意，还是两年来一贯的手法：扣政治帽子、放政治恐吓；将“托派”打为“阶级敌人”，“与蒋帮、苏修勾结”等等。
两年来毛派不断“批托”这件事本身，正好证明了托派这个“幽灵”，不断徘徊于毛派斯大林官僚的头上，并且发生着影响力。
天安门事件清楚地暴露了毛派官僚主义的面貌，并且显示给人们看，托派长期以来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成果（国有化财产、计划经济等）与毛派官僚层之间，以及人民群众利益与官僚层狭隘私利之间的矛盾底正确性。人民群众之起来反对官僚层，并会最终导致政治革命，已经不再是托派纲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已揭起了第一页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了。真理本身具有无比的说服力，被事变发展证明为正确的真理就更具有无比的说服力。为此，毛派之重新发动攻击托派，企图以其庞大的宣传机器，来掩饰一件事实，是可以理解，不足奇怪的。不然的话，毛派对他们长期指责的“一小撮”托派如此声势汹汹，自然是小题大做了。
带领“批托”的，是《新晚报》，执笔人是颇负盛名的石中英。两年之前，石中英也曾扮演过“批托”闯将的角色。坦白说来，他的文章相较起其它毛派对托派的那些“不值一驳”的谩骂、诽谤和以历史谎言来诬蔑是，较有一点点内容的。亦为了这原故，两年之前我们便回答了石中英的“批托”论点（《十月评论》1975年7月15日及9月15日）。可惜他还没有回答我们，如今却来展开新的“批判”了。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并不害怕有内容的责难和批评。无论我们的反对者的论点如何荒谬怪诞，只要不是凭空诬蔑和滥扣帽子（石中英自然也用这一套），我们自当回答。
5月16日《新晚报》“风华”版上，刊登了石中英最近的“批托”文章：“托派要的是什么‘民主’”。其中第五节名为：“托派怎样歪曲马列主义？”在这一节里面，石中英断章取义地抽引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欲证明托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欲证明托派“硬把社会主义民主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我们从未说过是“主要内容”，我们是说，社会主义民主乃是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需内容），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就来回答这种真理，看看是谁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石中英说：“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阐明这个原则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这就是公社的原则！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重点在石中英文章中原有）
我们知道，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的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谈及公社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内说过的——史骊）这点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列宁选集》第三卷205页，重点原有）
上引列宁的话表明，马克思是依据“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的；而后来马克思也的确是这样做了。但是石中英却指责我们所说过的话：社会主义民主是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石中英最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是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简单地“概括”（实则歪曲）为“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我们只要摘引石中英所引的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讲话中的整节，就足以暴露石中英的诡计：“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恩选集》第二卷443页，所有重点都是加上去的）
石中英先生，你引用马克思的说话时，是否明白马克思这些话的意思呢？马克思是说：公社需要“建立阶级统治的新形式”，这个“新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就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基础”，和要来一次彻底的“变革”；但要达成这个目的，却不能让资产阶级专政继续下去，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特别是它的军队）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军队。这个军队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后来在其它文章（例如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是“用武装的人民”来组成的。但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却要随之而实行上述的一连串消除特权和官僚制度的办法。这就是马克思这段话的全盘意义，绝不是石中英所简单化的“公社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要证明石中英的故意歪曲，让我们再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释和引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话，也就够了。
列宁写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怎样的呢？公社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即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单单’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单单’，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像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由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者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做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把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看做‘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它一样。”（《列宁选集》第三卷，205—207页，重点原有）
对于这些巴黎公社的教训，对于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形式，石中英同样地“照例”不提。它反而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空壳，抽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内容：他如此写道：“而且民主从来都是手段，绝不是什么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重点在石中英文章中原有）
我们同意这句话的表面意义。但是我们与石中英不同，他给这些话以唯理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理解，而我们却有一个辩证的理解。
在石中英看来，民主单单只是一种“手段”（不要忘记，石中英先生，依你的逻辑，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是社会主义本身——都只是“手段”，共产主义才是“目的”啊），而无阶级的社会才是“目的”。但手段与目的并无相连的、辩证的关系。手段是否正确的、是否必需的，完全无关重要。目的就是一切！
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着互相关联的、辩证的关系。用的手段是否正确，会影响到目的是否能达成。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无疑是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但却是必须的手段。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无阶级的（正正是无阶级的，即没有压迫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是不可思议的。而更重要的是，假如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种形式）不是逐步消亡，从而逐步日益扩大民主，最终做成无产阶级民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多数对少数的强制）也消亡，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不可思议的。
让列宁来告诉石中英吧：“消灭国家权力是以马克思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和自由是不能实现的。只有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实际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经常参加国家管理，为国家的完全消亡作好准备。”（《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725页，重点是原加的）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削者’的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更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208页，前一重点原有，后二重点是加上去的）
在这里，列宁不但说明无产阶级民主是到自由和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需桥梁；并且指出了要将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指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
在后一点上，也正是石中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他说：“你们（指托派——史骊）或者侈谈‘社会主义民主’，避谈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或者玩弄‘偷换概念’的鬼把戏，硬把社会主义民主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
石中英先生，你对我们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你熟悉一点点托派和斯大林派（毛派）斗争的历史，你便不会说我们“避谈无产阶级专政”。在1949年之前，中国托洛茨基派都反对斯大林所提出的阶段革命论。斯大林主义主张在中国先建立资本主义然后才实行社会主义（或如毛泽东提出先实行新民主主义），托派以不断革命论的立场，指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将无可避免一开始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录入者注：早期的共产党人把1911年辛亥革命称为第一次革命，1925—27年大革命称为第二次革命。斯大林派曾荒谬地认为1927年5月武汉汪精卫国民党政权正是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完成的产物——“工农民主专政”，但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及时指出蒋的政变表明第二次革命已失败，民主民族任务一个都没有解决，还需要第三次革命，且只有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这个专政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尽管斯大林派—毛派理论上仍死抱“先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教条神话，但在十分特殊有利的国际革命情势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压力下，1947——1956年所发生的激烈事变（1945—47年苏联决定在东北建立一个准工人政权作为对西方阵营的缓冲外围，与最强大工人国家苏联的有机联系和东北后方的存在对1946年开始的内战的历史前景具有决定性意义），也称1949年革命，反倒变形地实践了不断革命论，史称第三次革命】。托斯两派的斗争，历史已证明托派的正确。所以石中英今天才敢侈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而我们更从来都不曾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我们甚至不曾将二者等同起来看待。在你看来，只要有了解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万事大吉，就可保证共产主义的来临。因而，你将民主简单地当成“从来都是手段”，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里的作用，你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有效政治形式。因此，你将二者断然割裂开来。坦白说，将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是你，而并不是我们。（顺便一提，石中英的这种思维方法，是有其根源的。那是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将什么“主要”和“次要”割裂，实则忘记了“次要”。这种思维方法，往往是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泉源，并且已经在不少问题上产生极坏的影响。有机会时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而在我们看来，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是不能够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将无产阶级民主当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去膜拜。并不像那些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者，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变成统治阶级的初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是说，还需要一个国家机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但问题并不止于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历史过渡的形式，它的目的、它的历史任务（正如石中英引马克思的话），是消灭一切阶级以进入无阶级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就要使用一种与这目的相适应的必要方式（或是石中英所说的“手段”），那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列宁说得更清楚了：“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步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190页，前一重点原有，后一重点加上去）
这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政权形式，就是以巴黎公社（和后来1917年俄国革命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为蓝本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而“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在这里一再阐明了专政和民主的联系。
作为毛派的“理论家”，石中英不可能不熟读列宁的著作，更不可能不熟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但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断章取义和歪曲到什么程度。
新一代的毛派，其理论是建基在狭窄的中共官僚层利益之上的，这就是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原因。石中英之把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专政硬生生割裂出来，因为他不能不保卫那个早已代替“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中共官僚层，这个官僚阶层，绝不会让中国人民享有无产阶级民主。因此，石中英就算在口头上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他却必须把它变成僵死的空壳。他企图把无产阶级民主说成“次要的”、“过时的”，或者是无关重要的，甚至叫人干脆“忘记”了它。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是有责任给这类官僚层利益的辩护士以一个明确的回答。
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
张 开
近几个月来，香港的中共或亲中共分子，在他们的刊物和集会上大力刮起“反托”风。石中英也参加了这个反托大合唱。他在5月16日、23日和6月27日的《新晚报》的“风华”副刊上，分别发表了三篇长文，题目是：“托派要的是什么‘民主’？”“托派到底在‘反’什么？”“托派分子是‘新左派’吗？”
在前两文中，他似乎想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引用列宁和马克思的一些文字，像要进行理论斗争那样！
由于他所谈及的问题，大都是目前许多人所关心和想了解的问题，而他又以马列主义的阐释者自居，大责别人的“歪曲马列主义”，因此，笔者愿与石先生讨论一下他所谈论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
石先生引用列宁的说话：“只要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这些话是绝对正确的。
但石先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了解，却是这样的：
“概括起来，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或‘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阐明这个原则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这就公社的原则！”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
石先生把马克思所说的“首要条件”改说成“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算不算是“阉割”和“歪曲”呢？让列宁下面的话来答复吧：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57页）
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又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列宁在发挥“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殊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形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国家与革命》同上书207页，粗体字原有，以下所有引文粗体字也是原有）
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忘”记解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最重要的意见，正表现出他也是列宁所批评的“人们”之一。列宁用这样多的字眼来强调取消特权和高薪，同时要“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以随时撤换”，以便使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全民化，由人民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的重要性；这种思想贯穿在《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而石先生却只“强调”“无产阶级的军队”，并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这是多么明显的篡改列宁的主要思想。
中国的实际
是否石先生没有读过列宁的著作而不知呢？不会吧。那是不是因为他认为列宁所强调的这些意见并不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它的军队）那么重要；而共产党就是工农的全权代表，它所享有的权力就是工农行使国家政权职能的全民化表现呢？
他表面上不否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应该享有“社会主义大民主”。他还举出些“事实”，来证明现时中国的人民大众正在享有这种“广泛的民主”。但他却赞成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同时，他还举出了毛泽东的“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等“标准”，去判断何种言论或行动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内。这就是说，全国劳动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这个党又必须绝对服从党主席的领导），只有在拥护中共领导这个大前提下，人民才有“民主权利”；任何与中共最高领导有不同的意见、批评甚至反对中共的意见或表现，都会被视为“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便是“阶级敌人”，便是反动的言论或行动，必须加以禁止和镇压。这就是说，全国人民只有跟着中共最高领导后面走，说同样的话这样一种“自由”；全国只有“一言堂”，只能有一种完全“统一的认识”和意见，亦即八亿个脑袋都必须全部变成一个脑袋！
石先生举例说：中国工农“运用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直接对党和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发表意见，讨论和监督”。他企图以此证明人民大众享有广泛的民主。但他能否证明，中国工农可以对中共主席所代表的路线和政策，发表不同的、尤其是相反对的意见，而不会受到打击，不会被视为“反革命”吗？
他又举出大半年前对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为例。但谁都知道，当时在中国进行的，绝不是不同意见各方面从事针锋相对、自由发言的“大辩论”，而是在党中占优势的“官方”的意见对不同意见的大围攻；任何不同于党主席路线的意见，都没有发表的机会（除了被官方片面而零碎地引用作为抨击的题材之外），更不要说替自己意见进行辩护并反驳批评者了。在所有报刊电台上，全国人民所见到的听到的“大辩论”，不都是千篇一律地拥护党主席的路线政策，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些不同意见为“修正主义”吗？
其实，不要说一般的工农大众，即使是中共的干部甚至高层领导人，如果一旦被列为受抨击和斗争的对象时，他们也同样被剥夺了公开发言替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前的丁玲、胡风，文革时的刘少奇以至陈伯达，数月前的邓小平，都无一不是如此。）
对于所有这些铁一般的有目共睹的事实，石先生是否闭起眼睛不看，而只是站在替当权者歌功颂德的立场，坚持这样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呢？
列宁曾经无数次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三卷634页）。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和劳动群众一样所要求的民主。但石先生却断言今天中国已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了。如果中国存在着的不民主事实竟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话，那它只是毛泽东框框内的“民主”，是拥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民主”！
去年初，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显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又同时规定人民的基本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置于一切权力之上，“合法地”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力。它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又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置于“最最高”的地位，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这虽然是把多年来的现实毫不掩饰地写进宪法之中，替中共的官僚独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但这种做法却是荒谬绝伦的，正如把林彪的地位写进党章中去一样。
列宁的榜样
在列宁时代的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布尔雪维克和任何个人的名字，更不要说硬性规定某一党或个人一直享有最高的绝对权力了。反之，它们都明白规定：“政权应当完全独属于劳动群众及其全权代表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代表大会的呆板，则具体规定由一定人数的选民选出（中国四届人大的代表却是由中共内部各种势力、集团“协商选举产生”，并把这一办法正式写进宪法内）。
布尔雪维克，和其他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一样，当时都可以在选举中竞选为苏维埃代表，事实上也争取到多数的席位，但他们完全是由于选民的衷心拥戴而当选，丝毫不是由于自订自封的“合法”特权而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的。
石先生认为中共天然应享有这样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全国工农之上，把全国人民原应享有的民主自由“集中”在中共手里。为了借用列宁的权威来辩解这个事实，他重复地引用列宁如下的话：“谁要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但他漠视或故意不提列宁在同一篇文章内的那段话：“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同最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就必然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列宁选集》第四卷181至182页）
在列宁领导期间的布尔雪维克，是具备列宁所举出的这些条件的。但中共却与列宁时代的布尔雪维克不同，并没有这些条件。它虽然利用二次战后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势领导中国革命获得了胜利，但它夺取了全国政权而成为当权党后，却高高在上地脱离了劳动群众，不能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丧失了对革命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推行了许多错误的政治路线、政策，使最广大的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不能确信其领导正确。“没有这些条件”而强调“铁的纪律”，这不是列宁所批评的“空谈”、“废话”是什么？
而且，即使当时的布尔雪维克具备了这些条件，赢得了劳动群众的衷心信赖和拥护，但列宁决没有滥用国家权力，践踏劳动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反之，他总是念念不忘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利用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保护工人免受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要善于利用国家的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的政权侵犯。”（同上书408页）这表明列宁是如何重视将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高置于第一位，而群众的利益则包括他们的民主权利在内，国家政权（包括领导国家的当权党）是不应加以侵犯的。
特权官僚层
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全国的当权党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握有无限大的政治权力，控制着整个国家机关；他们的职权既非经过劳动群众“全面选举”产生出来，更不受劳动群众的监督及随时撤换。他们完全剥夺了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实行官僚的专横统治。他们也同时享有经济上的特权，越高级的领导人，所享受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待遇和薪酬就越优。这是国家在全国明令实施的制度（如1956年公布施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等所确定下来的。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会体会认识到这种官僚统治及其政治上经济上特权的普遍存在。既然上中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长期而固定地拥有这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一群人（或称之为集团）构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即一个享有官僚特权的阶层（简称为“官僚层”），那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完全合乎事实的。
石先生认为这是可笑的谬论。他不从中国有无存在这种事实来说，却反而说，托派“蔑污”党为“官僚层”，是因为托派反对“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政治权力不集中”，工人阶级就不能够通过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党的领导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削弱了，资产阶级复辟也就容易了”。
其实可笑的正是石先生的推论。苏共“政治权力集中”的结果，如照中共今天的说法，不但把苏共变成法西斯党，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而且也把苏联这个工人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哩！这种判断（自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比诸托洛茨基派之判断在斯大林当权后，一直存在着特权官僚层，不是更严重得多吗？当时斯大林正是以石先生的大文所引用的那些话来加以反驳的。想不到石先生今天仍要用这些话和推论来反驳。
托派对新中国也存在“官僚层”的判断，完全是根据二十多年来客观上存在的事实作出的。还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许多事例，已开始由中共证实早有这种官僚特权的存在：文革时期揭发出来的官僚特权事实则更多更普遍。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了党、政大权，中国政权一度被称为“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大片”而非“一小撮”（正因为这种形势，才迫使在党内国家机关内居于少数地位的毛派，要发动红卫兵来夺回权力）。在文革十年之后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升级了，他们更被指为“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即是说，那些被指责的中共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已经构成一个“阶级”，而不仅仅是一个“阶层”），并且是历史上已成反动阶级的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骑在工农头上的官僚们），他们都已成为被打倒的革命对象了！石先生，这些都是“污蔑党”吗？这些都不是反证托派评价的正确，经得起事变考验吗？
人们也许要说，刘少奇等“阶级敌人”已被清除了，邓小平也被撤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占优势，党是更加纯正、更健全了，二十多年来的斗争，“正是防止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这些搞资本主义的‘大官’们重新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不少重大措施，都能“防止‘新的资产阶级’搞复辟”，“是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有力保证。”（石中英文）
但是，单只打倒了几个或“一小撮走资派”，就算是肃清了“党内资产阶级”（实即是官僚特权阶层）吗？不！既然被视为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就决不止这么“一小撮”；而且，官方报刊今天仍在宣称走资派“正在走”！单只把干部短暂地轮流下放劳动，就能铲除掉他们所拥有的官僚特权吗？单只在思想上言词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能根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破除实际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和特权吗？不！就算是那些声称大反“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大破“资产阶级法权”的“大官”们，他们本人仍然照领着高薪，照享着优厚的生活待遇，照旧行使着政治上无限大的权力。（甚至在文革初期号召红卫兵造反时，为首的号召者，仍把自己几个人划定为不许别人批斗的人，这便证明这些领导人是如何的热爱自己的“特权”。）不管他们如何激烈地抨击某些干部的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如何谆谆地劝告人民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但对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不厌重复地指出的巴黎公社的经验，要全面选举并随时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取消其特权和高薪等，却绝口不提（因此石先生在其本文中也不提这些），更不敢谈及中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高等级高待遇，何以依然维持不变（虽然从文革时起已减低了些）。为什么近年人们只在重复指出现行八级工资制相差三几倍的“不平等”，却不见指出高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一般工农间收入待遇相差几十倍的更无比大的不平等？为什么人们不首先从取消这样大的不平等来开始，以身作则地示范去“破除”特权（或称为“资产阶级法权”）？
石中英先生，你自称那样熟识马列主义，遵行马列主义，憎恨官僚特权（但又否认中国存在官僚特权），那么，你是否能够给读者解答以上的问题，并加以辩护呢？
第四国际的立场
石中英先生在他的第三篇批托大文中，完全像他所说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那样，跟着热闹一时的反托论调，搬出他所能搬的污蔑骂人字句，一反他在前两文作出的谈理论、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
他确定地说，第四国际“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性的反动组织，打着‘左派’旗号的帝修反的别动队而已。”他根据什么事实作出这个断语呢？
首先，他说第四国际在1938年9月成立，“不到一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这时成立“就是急急准备为德、日帝国主义效劳，反对人民革命，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石中英，你能够拿出任何证据，任何第四国际的文件，来证明你这几句话是真实而非污蔑吗？根据历史事实和第四国际的文件，与石中英所说的完全相反，第四国际在成立时候，公开发出宣言，号召各国人民起来革命，以阻止和反对那场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另方面又号召全世界工农和苏联人民一起“无条件保卫苏联”。（“打倒苏维埃贵族”绝非反对苏联，而是有效地保卫苏联及其国有财产制的途径之一，因为这些“贵族”错误地领导苏联、侵蚀着苏联的基础，败坏着苏联的威信。）
历史事实证明，与石中英所说的完全相反的，“为德、日帝国主义效劳”，给“德、日帝国主义打气”的，正是斯大林所代表的“苏维埃贵族”，而不是第四国际：斯大林在1938年8月25日，同希特勒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协定，使希特勒放心进攻欧洲其他国家，因而在一个星期后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纳粹德国占领了波兰等国，并得到苏联大量战略物资供应之后，1941年又开始进攻苏联。斯大林这些错误政策，当时都曾受第四国际及托洛茨基所指责、反对，后者更及时提出正确的反帝反战主张。（中共只在1956年才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第一次公开但又轻描淡写地指出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
石中英先生接着仿佛证据确凿地说：“例如中国的托派分子，接受了‘第四国际’‘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请问石中英（你所说的这个“指令”，是在何时发出，由什么人签名发出，而你又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如果你不能提出证据，加以具体说明，那就至少证明你是误信第四国际政敌所捏造的谎言。事实上，根据第四国际所有的文件，他们从始至终都坚持中国抵抗日帝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解放的战争，对中国的抗战采取保卫主义的立场。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在日帝占领区中坚持对日帝汪伪的斗争，并因而遭受了许多打击和牺牲。
石中英又说：“近一两年来，‘第四国际’更为苏修霸权主义效劳。他们公开支持受苏修指挥的葡修夺权，支持苏修侵略安哥拉而称之为‘支持革命’，反对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要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接受苏修的指挥，以反对‘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为名，帮助苏修争夺‘世界霸权’。”
第四国际从来支持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帝国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运动，包括支持安哥拉的民族独立运动，不但反对葡萄牙对它的束缚，而且反对南非及扎伊尔的入侵；因此它不支持那两个已成为南非及美国工具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联盟（UNITA），而批判地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它所宣布建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种批判地支持的态度，不因苏联及古巴的大力援助而改变，正如它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批判地支持，不因苏联的大力援助而改变一样。但石中英却把第四国际这种立场说成是“支持苏修侵略安哥拉”。如果这种明显的歪曲能自圆其说，那就请问石中英：你以前是否支持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政权，有无以苏联的援助作为先决条件？而这种支持是否就等于“支持苏修侵略”越南？
第四国际支持葡萄牙的革命，号召葡国工农兵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成立工农政府，实施社会主义政纲；它不以目前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葡国共产党、社会党等）之暂居群众领导地位，葡共和社会党会在可能成立的苏维埃和工农政府中暂占优势而改变其立场，正如列宁在1917年4月后，不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暂居优势而仍然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样。列宁这个立场表面是支持改良党派夺权，实则是迫使它们与资产阶级决裂，不然就要在群众面前暴露它们的妥协性叛卖性，以此争取群众站到革命政权方面来。难道列宁这样也是为敌人“效劳”，而不是已被十月革命胜利证明为正确吗？
【录入者注：正如本人在小册子一开头的说明就特别指出的，此时第四国际已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这段话不仅有对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批判地支持”这样含糊不清的话（当它作为一项原则投入具体政治实践时，其政治边界是模糊不清，往往是要出人命的），最后一段更表现出一种与第四国际机会主义倾向有关联的态度。
作者在这里含混地把“苏维埃”与“工农政府”（而二月革命出现的临时政府也一度被主流认为是一种革命政府）相提并论，却以当年列宁党对苏维埃的支持这一正确路线作为掩护，就包含了可能的错误倾向。革命运动中临时出现的“激进政权”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苏维埃，根本不是一回事，苏维埃和“激进政权”的确都可能有改良党派占据优势的情况。革命工人党应该支持即使是改良党派占优势的苏维埃，却万不能支持本质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激进政权”，而不管在这种政权里有多少“工人代表”（有再多真正的工人代表也是作为小资民主派的人质处于其中）。作者的这一“细微”的“错误”当然不是“一时不慎”造成的，而是第四国际机会主义倾向的反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第四国际为了“批判地支持”尼加拉瓜的小资激进派——桑地诺政权，更是炮制出一种带有系统性的机会主义理论：把桑地诺政权看作从资产阶级专政向工人政权过渡的一种既非无亦非资的激进革命政权。那时的第四国际，已是病入膏肓，离开马恩列托的政治立场很远了，尽管理论上只是修改了“一小部分”。】
北京的外交路线
北京从错误地断定苏联是战争的主要危险亦即主要敌人出发，要建立一条“国际反霸统一阵线”，目前是“动员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所有愿意进行斗争的力量，中立美国，集中打击苏联”；同时也“不排除将来所有力量会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主要危险”（《盘古》95期33页韩丁访问稿）。即是说，不排除将来同美国及德日等所有帝国主义结成统一阵线，去反对苏联。这种政策是极端危险而有害的，它只能有利于真正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完全不利于世界工农群众，特别是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工农群众。如果将来苏联在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争中而被击溃，那不仅表示克里姆林宫官僚层之被推翻，而且表示十月革命所建立迄今仍保持着的国有财产制的被推翻。
为了建立这条统一战线，北京对葡萄牙革命、安哥拉革命都采取了有害的错误立场，为的仅仅是苏修势力的影响葡共和安人运。这表示北京要把世界各国工农的革命利益，都完全从属于这条反苏战线的利益。
第四国际及其前身（左派反对派），从莫斯科官僚层形成之日起，即一贯坚持：必须打倒这个官僚层，才能根本改变苏联政府的一切错误有害的内外政策，才能使苏联顺利走向共产主义；但它坚持必须经过苏联工农的一次胜利的政治革命，便可从上层割去这个肉瘤，继续保存国有财产制，而绝不能假手于外国帝国主义，以免危害苏联十月革命的成果——进步的生产（财产）关系。这个一贯立场，绝不等于“帮助苏修争夺‘世界霸权’”，或者要其他工人国家“接受苏修的指挥”。如果石中英所批评的这两句话是真实的，就必须公开明白指出：这两句话是引自第四国际哪一个文件的。如果他办不到，那就暴露人们只是在歪曲或捏造而已。
关于上述的问题，还是建议人们去认真研究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盘古》第95期译载的贝却敌等的文章吧。客观研讨、独立思考才是追求真理的应有态度。一味随声附和，无论对己对人都是无益反而有害的。
石中英的阶级立场
石中英最后以“坏事做尽的托派”为小标题，列举了香港“托派分子”所“做尽”的“坏事”。为了揭穿他到底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有必要摘引他所列举的“坏事”如下：
在1973年捉葛柏反贪污运动中，“当时托派分子掩藏身份，联合‘专上学联’等学生团体组成了13个反贪污团体，……逐渐被托派分子骗得了领导权。他们硬要将这运动，引向所谓‘反资反殖’，并硬要搞什么示威游行，令到大部分大专团体的负责同学受到了票控……。
“他们千方百计插手劳资纠纷……在劳资谈判期间，他又通过其马仔，硬要工人罢工……。
“托派分子又恶毒攻击大专学生，搞‘认识’，不搞‘参与’。
“学联搞论坛，他们救济了大小喽罗，准备了‘理论’，在公开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妄图夺取发言权和运动领导权。
“他们搞什么‘四反运动’，搞绝食、示威、包围警署、集会，借‘反资反殖’，想将矛头逐步指向社会主义祖国。”
这许多指责都说明了一点：在石中英眼中，所有“反资反殖”，反贪污的示威游行，争取工人权益的工人罢工，反加价加费、反失业、反贫穷的“四反运动”，又在学联的论坛上面发言……，都是“坏事”。那么，只有不参加社会斗争，不反对一切不合理事物，只跟在北京外交政策后面同殖民主义者及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才是“好事”。这就是自称信奉马列主义的“革命者”的现实立场！到底谁是站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方面，谁是站到压迫阶级、剥削阶级一边，让群众的雪亮眼睛去判断吧！
由于石中英的三篇“反托”长文所谈及的问题很多，本文只能择其中较重要的问题加以评论。其他未谈到的，只好等将来视有必要时再谈了。如果石先生愿意对本文的意见作进一步的辩论，那笔者也很乐于再奉陪的。
1976年7月31日
学习一点布尔雪维克的历史
——回答纪容君的《关于托派问题十答》
许 人
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派一方面对敢于站出来支持天安门群众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同时更发动其宣传机器，展开了一个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围剿。“批托”的文章，多得如一个惊慌过度的人底冷汗一样，是和他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再次大规模“批托”，倒不是偶然的事——上次大搞其“批托”，就正是反加价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当时香港正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挣扎，物价飞涨，工厂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然而，毛派领导下的工联会却没有领导香港的工人对抗老板把资本主义的恶果专家到他们身上，放弃了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责任。结果起来呼吁群众斗争的，反而是一些青年组织，这无疑引起了工会下层曾眼对领导的不满。为了消除那愈来愈大来自下层社会的压力，工联会的领导们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批托”行动，正如一些国家用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一样，毛派的目的，是要把敢于出来号召保卫工人利益的激进分子，打为别有用心的托派分子，并特别强调他们只不过用“左”的行动来保卫“右”的利益，用“反华反共”的压力来迫使一般的群众不敢投入“反加价”的行列。这样工联会便能达到“制动机”的功能。
天安门事件后的“批托”潮，基本上怀着同样的目的。只要我们细看这些“批托”的文章，便不难发觉在内容方面并没有对任何问题作出分析，它的作用，就只不过当为一顶政治帽子，意图吓阻那些本来不愿做中共应声虫的青年们，乖乖地臣服在“祖国”的权威之下。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毛派把一切不同意他的人都列为“托派”了。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无疑可造成一种“声势”，迫使一些软弱的人急急“表态示忠”。但另一方面，却引起了不少关心社会的青年对探讨“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趣。毛派的理论家们，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共的官僚们至死也不会明白，就是他们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官僚统治，埋下了天安门暴动的种子一样。
毛派刊物《新知识》第五期也加入了“批托”的大合唱，刊登了一篇自问自答方式的“批托”文章，在此，我们不妨对纪容君的一些观点和“历史事实”也来讨论一下，帮助他对“托洛茨基主义”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过，我们的批评和讨论都只会集中在理论问题，特别是历史真相这方面；至于其他占文章大部分的谩骂和诬蔑，我们都认为不但对讨论无益，反而有害。这除了作者继承了斯大林和毛派的“辩论手法”外，实则可以不理。
“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
斯大林派一直都把不断革命论作为“托洛茨基主义”一切“谬论”之泉源而加以攻击。然而，任何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是马克思而非托洛茨基。但是，纪容君却硬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对立起来。纪容君怎样解释马克思的论据呢？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既有彻底革命精神，又必须是革命发展阶段论，是两者的辩正统一。”这样，作者便利用了所谓“辩证法”作为幌子，抽空了马克思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和革命经验的结论，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为“在彻底革命的精神”下，实行“革命发展阶段论”。问题的重心应该在哪里呢？不是什么抽象的“彻底革命精神”，而在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政权底推移的问题。
1848年德国革命以前，马克思虽然明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也知道资产阶级胜利之后要利用新的权力来反对无产阶级，但他总认为在封建专制下为了本身利益，资产阶级至少也会肃清封建残余，解决其本身的民主任务。然而，两年的革命使他明白，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不一定会去肃清封建，造成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不一定会建立种种社会和政治条件，让工人拿作武器去反对它。因此，虽然工人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但是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应当努力使政权尽速脱出封建专制党派之手，但又不使之稳定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手，而应当使之赶快落到无产阶级手里来，才能保证社会改造成功。这才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真正内容！
列宁捍卫的，就正什么棵这一理论，在1906年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大会上便和门雪维克在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上展开了斗争。然而纪容君不提这些，却说列宁发展了不断革命论是“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原理”，即“一国社会主义”。
事实是否真正如此呢？在大会上，列宁在答复普列汉诺夫关于复辟的问题时说：
“我想这样来说明这个道理：俄国革命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市有制也好，国有化也好，分配也好，复辟都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的后备军。”（《列宁全集》第十卷P249）
如果按照纪容君的观点，列宁简直是在“散布消极失望的思想了”。然而并不，当时不单只列宁，就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像当时俄国这样落后而且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能在一国的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只有先进的欧洲才有这些物质条件。因此，列宁把俄国革命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全集》第十卷P71）这以纪容君的话说，就是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了。
纪容君强“借”了列宁的口来说他自己要说的话后，便“引证”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性”的两个“例子”。
在第一个“例子”，纪容君责难托洛茨基“在俄国1905年民主革命高潮中……故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质的区别，主张无产阶级‘跳过’民主革命阶段，抛开农民，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夺取政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其实，只要读者曾阅读过托氏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著作，便可知纪容君的指责是如何与实际不符的了。托洛茨基并没有主张“无产阶级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但他却指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不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托氏更没有“抛开农民，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夺取政权”，而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要将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上夺过来，领导农民，并且只有在这个同盟军的支持下，才能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吗？并不！“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之政权形式就只可能体现为得到农民赞助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否认1917年4月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这两个公式上发生过争论。但在俄国革命的国际性和不断性的问题上，列托都是一致的。纪容君之所以有意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歪曲，和加以对立起来，目的只不过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披上“革命传统”的“遮羞布”，这些革命的叛徒愈是要反对革命，就愈是要借助革命的威望。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都不惜千方百计，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正统继承人。
跟着，纪容君指责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夜“用极‘左’的姿态取消实际上已经条件成熟了的革命”。又指十月革命后“散布消极等待和悲观失望的思想”，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在民族国家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托洛茨基之领导十月革命这一事实，就正好反驳了纪容君的“指责”。托洛茨基并没有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反之，他底不断革命论的其中一点，就正是指出：俄国的无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民主任务，“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提出民主任务”，“而且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于议事日程”。（《十月教训》P83）托氏绝非反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认为要顺利完成建设，却不能在一国范围，而要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之后三年，即1920年，列宁在论及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国内外形势和党任务时也反映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
“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始终肯定地说这个胜利只要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不可能巩固的；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估计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P371—P372）
最后，笔者不能不一提的，就是“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自从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证实后，到列宁死前，党都在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没有人把它提出来争论。只不过在列宁死后，斯大林才把它用作攻击他底政敌的口实而已。
托氏的《总结与前瞻》一文，最有系统地发挥了“不断革命论”。该文曾于1906年收集在他的论文集《我们的革命》中出版。在1921年，《总结与前瞻》的英译本在莫斯科出版前，俄文版已再版多次，英译本也包括了作者在1919年3月12日的俄文版序言。在序言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正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
小册子的封面引着：“共产国际出版，莫斯科1921”，封底则印着“共产国际印书馆”。当时，共产国际的主席是后来“三头”之一的季诺维也夫，而布哈林则是共产国际的全职人员。故此，中央委员会和列宁都没有可能不知道这再版多次的小册子。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托的“不断革命论”真是反革命的大毒草，那为什么当时列宁在这样重要的问题还是竟不加以批评，而且还会容许“毒草”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版和发行呢？（特别是作者在序言中竟强调历史已证明不断革命论正确），难道纪容君以为在1924年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是无知或被蒙蔽？我们还可以列举不少当时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赞同“不断革命论”的言论。纪容君对此事又如何解释呢？
托洛茨基和门雪维克
纪容君在说明了“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性后，便跟着列举了一系列的“历史”，企图制造星星，把托洛茨基说成一个在 十月革命前一直都是站在门雪维克的立场来反对列宁，到“革命高潮”才“随风驶舵”“混进了列宁领导的布尔雪维克”的“骗子”。
在讨论纪容君所说的历史之前，我们不妨说明一下：我们绝不会掩饰托洛茨基在当时所犯的错误，唯心地塑造“永不犯错”的人就只适用于神，这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通之点。但在批评这些错误时，却绝不能恶意地加以夸大和歪曲，而应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分析错误的原因，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可惜，纪容君却为了要攻击托洛茨基放在首要地位，竟不单恶意地夸大托洛茨基在当时的错误，更实行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以达其“批托”的目的。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纪容君所说的“历史”！
——1902年，托洛茨基“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时时摆向鼓励工人只应进行阶级斗争的‘经济派’”。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时，托洛茨基”“否认俄国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后来又滚入了孟雪维克（少数派）的泥潭。”
根据纪容君的“历史”，1903年第二次大会时开始发展成布尔雪维克（多数派）和门雪维克（少数派）的分歧，是由于“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论”。而托洛茨基则支持门雪维克反对列宁的布尔雪维克。
事实上，在1902年，“托洛茨基是个激进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列宁全集》二十卷P346）。后来，列宁严厉批评托洛茨基，主要并不在政治上的分歧，而是他当时在组织上的调和主义。另一方面造成1903年两派分歧的，并非什么“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却是有名的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当时的分歧还未发展得明显，还未到原则的不同。那时列宁极力反对开除少数派。到1904年，列宁才成立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委员会的局（Bureau of Majority Committees），也就是那个时候，争论已发展到关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革命前途的问题，秋天，托洛茨基便脱离少数派，从此再没有以门雪维克自居。1912年前，无论布尔雪维克和门雪维克都还是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直到1912年，在多次事变的冲击之下，两派才正式分裂。
纪容君故意不提门雪维克和布尔雪维克分歧的发展，也没有指出后来和门雪维克造成主要分歧的关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态度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致（注一）。这无非是要把当时的种种争论都说成为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然而，1911年1月24日斯大林致友人的信中，还把当时的争论指为“茶杯里的风波”而已，这些“茶杯里的风波”现在竟成为“反革命”的滔天大罪了（注二）。
托洛茨基在那个时期的错误，并非如纪容君所说的；而是在于争取门雪维克“中派”分子的地位看得过于重要。他以为排除了门雪维克右派的取消派和布尔雪维克的左派的前进派，就能把两派团聚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之中。他不明白，正如列宁指出的，真正的团结只能通过对所有机会主义者的决裂，特别是在革命退潮的时期，要保留马克思主义力量并非靠抽象、表面的“团结”，而是建筑在对干部关于运动策略和前瞻的正确教育上面。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稳定、集中和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当时如此严厉地批评托洛茨基，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反对门雪维克和布尔雪维克相近，然而在组织上却是“非党派性”的“超然派”。托洛茨基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承认当时在组织问题上正确的是列宁，错误的是自己。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托洛茨基说到“联盟”的问题时，曾详细地解释了1912年8月联盟的错误。
“我想说的就是所谓1912年8月的联盟。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我创立的。政治上我与门雪维克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极左派的布尔雪维克‘前进’派不同。在总的政治倾向上，我更接近于布尔雪维克。但我反对列宁的‘制度’，因为我还不曾懂得为实现革命的目标，一个熔合得很坚固的集中的政党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组织了这个成分复杂的插话性的联盟，它反对着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八月联盟中，取消派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前进’派也有类似派别组织的东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无派别组织。大多数文件是我写的。故意避免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目的要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去。列宁予八月联盟以无情的批评，而最严厉的打击落在我身上。列宁证明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与门雪维克或‘前进’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险主义。这批评是厉害的，但是确实的。
“让我提到这事实，作为‘可恕之处’，即我本来的意思并不想拥护右派与极左派来反对布尔雪维克，而要统一整个的党。布尔血维克也被邀请出席八月会议。但因列宁直率地拒绝与门雪维克联合（这是正确的），我便只能和门雪维克与‘前进’派缔结不自然的联盟了。第二个可恕之处是：成为真正革命党的布尔雪维克主义这一现象本身，那时还只是第一次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上，尚无先例。不过我决不想藉此来解脱我自己的罪过。虽然不断革命的观念无疑地揭露出是一个正确的前景，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对门雪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八月会议开过后，联盟立刻便开始分解成它所组成的几个部分。不多几月后，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立于联盟之外了。”（托氏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即中译《论苏联国家性质》P.141—142）
这样，托洛茨基便坦率地、诚实地解释了他自己的错误。然而，正如托洛茨基在1924年给苏联党史局的信中指出：
“当我站在布尔雪维克外面，当我和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分歧达到顶点时，我和列宁意见的距离还没有如今天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每一个基本问题上和列宁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这样大。”同时，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如果和斯大林及老布尔雪维克在1917年4月前的妥协和摇摆相比，后者的危险更不知大得多少倍！
1917年11月14日，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列宁提到就算在十月革命后调和主义还对党构成威胁时说：
“基于妥协，我甚至不能着重地谈到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说‘统一’是没有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这一点，由那时候起便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布尔雪维克。”
列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以前把托洛茨基和布尔雪维克分开的，也就正是他的“调和主义”，自从托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后，便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布尔雪维克了。而且列宁更好象预知有人会利用托洛茨基和布尔雪维克的旧分歧来大加攻击，在他最后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即著名的列宁遗嘱）中，论及季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的“个人品质”时，就指出“十月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正如非布尔雪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P.616）
纪容君一味抓着当时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分歧，如获至宝地大造其文章，这种偷梁换柱，以假乱真，歪曲篡改的伪造“历史”，是斯大林派的惯技，在以后的证论中我们就会渐渐“习惯”的了。
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
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这一事实，纪容君也明知再不能简单地一笔抹煞。因此便借用了毛派攻击“党内走资当权派”的“论句”，说什么托洛茨基只不过“是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才混进党的”，还“窃据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要职。十月革命后，窃据了人民外交委员会（外交部长）、陆军和海军部人民委员（国防部长）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从内部来篡党。”
纪容君不敢一口否定托洛茨基的地位，便索性简单地来一个“窃据”作为交代！然而，纪容君，如何解释为什么十月革命竟会由一个“骗子”所领导呢？是否“能说会道，巧于伪装”就能成为十月起义的领导者？作者又是否想指出列宁和当时所有的布尔雪维克，都被蒙蔽了呢？为什么斯大林和其他的布尔雪维克在当时的作用竟又比不上一个“骗子”呢？以为能用阴谋手段来代替革命政策的人，只适合作为资产阶级底政客。一次革命的高潮，却正是对革命者、甚至整个革命党的理论、组织、能力、忠诚之最高考验。同时也是对各派革命理论的试金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一切的优点劣点也必特别明显地展示出来。1917年布尔雪维克所发生的几次政治危机，便是最佳的证明。这正如列宁在革命后曾指出“1917年，布尔雪维克吸收了在当时最接近它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最佳分子。”
托洛茨基回国后并没立即加入布党，只不过为了争取当时拥有四百名彼得格勒工人的区际派和布尔雪维克合并，而不是和列宁有任何的分歧，布尔雪维克在1917年5、6、7月所发出的大量文件，很多都是出自托洛茨基之手。同时，七月事变之后，外面正疯狂地指责布尔雪维克是德国间谍，在列宁和齐诺维也夫被迫隐藏起来，卡明尼夫则被捕入狱，当时整个党迫得再转向地下。在这个最危险和困难的时刻，托洛茨基竟公开地保卫布尔雪维克，并在7月23日致信临时政府，声明站在列宁和布尔雪维克的立场（该信原文刊于《不断革命的年代》P.98）。这不但表明托、列的一致，同时更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勇敢精神。
另一个例子，也可说明列宁当时对托洛茨基的信任。在一封致中央委员会关于布尔雪维克在立宪会议的代表问题时，列宁论及托洛茨基和他的候选人：
“我们不可能容许没有经过考验同时加入党不久的候选人（例如U.Larin）……我们必须对提名作特别的重新考虑和更改……
“不用说……没有人会反对，例如托洛茨基的被提名。因为，首先，当托洛茨基一抵埗的时候，就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第二，他极力争取区际派和布尔雪维克合并。最后，在那麻烦的七月事变中，更证明他能肩负起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并献身而依附着它。明显地，这并不适用于大部分被提名更证明的新加入成员。”（《1917年布尔雪维克第一次合法的中央委员会》P305，列宁格勒历史局出版）。
大家都应知道，列宁对于选择在公开场合代表党路线和意见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托洛茨基的信任，没可能只因为托“能说会道，巧于伪装”。在1918年11月6日，即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在《真理报》（第241号）一篇名为《最杰出党领袖的作用》的文中写着：“所有十月暴动的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可以肯定地说，关于军队之所以迅速走向苏维埃，党都特别地和主要地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勇敢地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这当然不是“托洛茨基及其死党”的“吹捧”。纪容君的强词夺理，正如斯大林后来竟能改口说“在党或十月暴动当中，推斥力机都起不了特别作用”（斯大林：《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P.68）一样，大可获得斯大林伪造学校的毕业证书！
注一：在反对资产阶级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治上观点是一致的。列宁指出门雪维克之所以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自觉地趋向妥协”（《列宁全集》第十卷P258），而“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们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间断的’革命的问题不谈，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列宁全集》第十二卷P.456）
注二：1925年12月23日的《Zarya Vostoka》刊登了斯大林在1911年1月24日致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把列宁和门雪维克的争论指为“茶杯里的风波”。该信刊出后，便立刻被斯大林禁止再刊登。
托洛茨基与布列斯特和约
当纪容君义愤填胸地谴责托洛茨基对德和约之态度时，他只告诉读者托洛茨基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拒绝签和约”，“公然对抗列宁的指示”，因此“是叛徒的行径”。然而，我们的“批托”专家却没有告诉读者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完全通过党内讨论，同时是获得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的多数意见！
另一方面，纪容君更故意混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意见，当然也没有把造成党内意见分歧的原因和争论的过程介绍出来。以纪容君“为批托而批托”的立场来说，争论的真实意义相对来说当然是毫不重要的了。
其实，列宁当时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布哈林和那些左派共产主义者，而非托洛茨基。列宁在那个时期的争论性文章，主要是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进行“革命战争”的立场。至于批评托洛茨基的立场，列宁则只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总结整个争论时提及，指出：“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在他拖延谈判的时候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当战争状态已经宣布结束而不签订和约”（《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101）。不过，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却丝毫没有影响列、托之间的关系，和约签订后数日，列宁还动议把托洛茨基选为人民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军事要职。
争论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1918年初，列宁根据具体的客观分析认为在当时旧沙俄的军队正完全瓦解、军队纪律当然无存的情况下，要俄国继续作战，根本是没有可能的事，因此必须立即和德国签订就算是“掠夺性的、无比苛刻的和约”，以获得喘息的时间。但以布哈林、拉狄克等为首的一派却反对签和约，认为进行革命战争，对德帝抗战。至于托洛茨基，他明白由于军队的瓦解，已没有可能继续作战，因此他同意立即结束战争。不过他认为在停战的同时，应拒绝签和约，以尽量拖延谈判，并利用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他后来更和列宁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他们就一直坚持下去，等到最后通牒才让步（见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101）。托氏认为和约的条件只有在德国继续进攻的“大炮威胁下”才可接受，以便展示给全世界和德国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已用了它最大的努力来对抗德帝国主义，粉碎英法帝国主义者诬蔑布尔雪维克为德国间谍的谣言。另一方面，他更期待西方的革命能及时爆发，援助俄国。
其实，整个问题的中心并非在“革命战争”这个抽象的原则上，而是在估计1918年初德国革命是否成熟到可以使苏维埃政权不用继续战争而同时能避免签订不利的和约。正如列宁后来总结时说：“革命战争一定会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在于：德军不会进攻；我们是否应该宣布战争状态已结束；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是否应该做实际上的退却，放弃领土，以便赢得时间。战争和政策要求我们签订最耻辱的和约。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策略，我们的分歧就会完全消失了。”列宁这一番话，不但直接指出分歧的核心所在，并说明这次争论本身并非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对客观估计的策略上的分歧。类似的争论在1920年曾再度发生，不过反对者和支持者却互调了位置，——当时毕苏斯基底波兰侵略军被逐出苏联领土后，党中央委员会便为“应否继续追击波兰人到华沙”这问题发生另一次争论。列宁和齐诺维也夫等主张继续进攻，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则以波兰革命局势尚未充分成熟，波兰群众不能给红军以足够支持为理由反对进军华沙。列宁获得党多数通过，红军继续西进。但结果攻势在华沙郊外被遏止，红军战败溃退。列宁后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中，承认当时的错误。（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162）正确的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那么，纪容君又会怎样来评价列宁当时的估计错误呢？
1918年1月21日，对德和约的分歧在党内公开爆发，列宁在党的工作人员扩大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立刻签订单独的割地的和约问题的提纲》，认为应立刻和德国单独媾和。然而在当时出席的63人中，支持列宁的只有15人，支持托洛茨基“不和不战”的有16人，至于支持革命战争的却有32人。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见都属于温和派和少数派。
1918年1月24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了和谈代表团所应采取的态度。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约定在德国进攻前不签订（如上所述），因此会上列宁并没有作出立即签订和约的动议。跟着大会投票表决托洛茨基提出的动议：“我们结束战争，但不缔结和约”，投票结果以九票赞成七票反对获得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2月会议纪录》，国家印务局19129年出版P.207）。托洛茨基才于2月10日以和谈主要代表的身份宣布战争结束，但拒绝签订和约。至于斯大林当时对托洛茨基底动议的态度可见于1918年2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斯大林同志：‘在这困难的局势之中，托洛茨基的立场——他处于中间的意见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同上P.216）
如今，读者不难看出纪容君是如何“创造历史”，他指托洛茨基“公然对抗列宁的指示，破坏谈判”，是如何与事实不符了！
1918年2月17日，即在一星期的期限未满以前两天，德军统帅突提出最后通牒，声明从2月18日就处于交战状态。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晚间的会议上，再提议立即开始同德国进行新的谈判，签订和约。结果还是以六票对五票被否决。托当时投反对票，是因为进攻还未开始。为此，列宁把问题提出的方式改变一下：“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国的革命，又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未满是否要缔结和约？”这提议进行表决时，弃权的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68），而托洛茨基则投票赞成，因为这和他们的协定一致。第二天（2月18日），德国人开始进攻，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晚间会议通过列宁的提议，给德国政府拍发无线电报，通知同意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2月18日夜间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往柏林。
2月2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同时24日才在《真理报》发表列宁早在1月21日所提出的《关于立刻签订单独的割地的和约问题的提纲》。列宁的意见，到那时才正式成为党的多数意见！
可是，德帝国主义者却有意使和约不能签订，1918年2月21日，德国荷芙曼将军一方面提出更苛刻的和约条文，另一方面更进行挑衅，镇压芬兰的工人运动。这使一部分的布尔雪维克（包括托洛茨基）认为德国很有可能已和协约国达成了秘密协定，来摧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就算布尔雪维克签了和约，德国还可能会继续进攻。在这种情绪下，2月23日，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便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应否接受更苛刻条件的问题。会中，列宁动议立刻接受德国政府的媾和建议，并且主张准备革命战争。会中支持签订这个和约的有列宁、齐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和索科里尼可夫。反对的是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洛莫夫。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是全体一致意见，我们就能从自卫组织着手，而且定能有很好的成就……不过这必须要看有着最紧密的团结。但既然这个一致并不存在，因此我不能承担投票赞成战争这个责任。”
投票结果是七票赞成，四票反对，四票弃权（托洛茨基的弃权给列宁一个必要的多数）。会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洛莫夫、布伯诺夫、耶可夫连夫、皮亚塔可夫和伟·斯米尔诺夫宣布退出所有党内和苏维埃的职位，以便自由地进行他们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鼓动，他们更通过莫斯科省委会进行活动，并出版自己的派系刊物《共产主义者》。和约终于在3月3日签订。不过到了1918年11月，由于德国的战败，和约结果被废除。
最后笔者想一谈的，就是斯大林当时的意见。虽然后来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把他说成是和约列宁站在同一阵线，“对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反党分子”，但正如笔者曾引用1918年2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纪录，斯大林是同意托洛茨基当时意见的哩。还不止此，让我们看一看迟至1918年2月23日中委会的会议纪录：
“斯大林同志：‘我们无须签订和约，但必定要开始和平谈判’。
“列宁同志：‘……当斯大林说我们不用签署和约，他是错误的，必须签署这些条件。否则三个星期内你便要签署苏维埃政权的死亡证。’
“乌里茨基同志，在反驳斯大林时，指出我们一定要接受或反对和约的条件，但却没有可能继续谈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2月会议纪录》，国家印务局19129年出版P.249）
当时德国已在2月18日开始进攻并已占领Dvinsk时，斯大林在23日还说“不签约”而“继续和谈”。纪容君先生，你对斯大林的态度又有什么意见？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很顽强的东西”，歪曲历史事实以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是终要露出马脚的。纪容君先生，还是真真正正的“摆事实，讲道理”吧。
职工会的争论
既然纪容君所关心的，就只是“批托”，那就难怪在他底眼中，整个托氏的政治生涯就只有和列宁的不断争论。至于托氏领导十月革命，组织第三国际和建立红军等事实，纪容君则要么就避而不谈，要么就捏造历史，给予读者们一连串假象。在“职工会的争论”这个问题上面，纪容君又再一次有意的故技重施。
根据纪容君，职工会之争论是由于列宁提出了“改变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征收农民全部余粮以供国防需要的政策，代之以新的粮食税政策，超过税额的余粮归农民自己支配，允许私人贸易有一定的自由，有利于商品统筹。”换言之，即是以“新经济政策”来取代“军事共产主义”。而托洛茨基就趁着“政策有重大改变，不少人思想上有混乱”，政治上动摇，因而“找到职工会问题，作为进攻的题目。”
这简直是颠倒历史！
事实上，在职工会的争论发生时，列宁还未曾提出他的新经济政策。而职工会的争论实际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产物。当时经过了三年的国内战争，工人群众已渐渐不肯忍受军事命令的方法。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死巷。1920年，制成品的总产量只及1913年的12.9%，农业生产则在1917年至1919年两年内降低了16%。城市的困境，造成大量产业工人流向乡间。1917年有300万产业工人，而1920年却只有124万人，即减少一般有多。这种状况，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意味着布尔雪维克的阶级基础（即本已占人口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正趋崩溃。因此，这不仅是“经济危机”的问题，而且是关乎苏维埃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问题。
早在1920年初，当托洛茨基从乌拉尔回到莫斯科时，就已主张必须放弃军事共产主义。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主张废除粮食征发制而代之以谷物税和商品交换。可是当时遭列宁所反对，结果被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否决。在往后的一整年中，整个经济还在死巷里挣扎，找不到出路。面对这种情形，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下，托便提出把工会纳入国家机关的提议，图谋使工会作出更加紧张的努力。托的提议引起热烈的争论。然而争论并未触及主题，党的讨论围绕着工会的作用、任务和它与国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而且争论的问题愈来愈多。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把这次争论指为“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他说：“几个月来，我们太奢侈了，我们时常醉心于研究各种细微的分歧。……这场争论应当帮助我们懂得，我们的党，是一个大约不少于50万党员，甚至超过50万党员的党……而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党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会局部地反映到党内来。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P166）不错，当时的争论就好象是军事共产主义陷于没有出路的反映，就争论的本身而言，错误的是托洛茨基，但是就争论的前提（军事共产主义）来说，错的就是列宁，因为如前所述，托在一年以前就说军事共产主义已不能再继续，主张采用新经济政策，但遭列宁反对。
从以后的进展来看，就算是列宁所赞成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这提纲也并不能解决当时的困境，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中，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物质及文化保护者和共产主义学校这些作用，也绝不可能实现。
纪容君指责托洛茨基，说什么“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目的，是妄想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这只是恶意的夸大，以证明托氏的“叛徒行径”。列宁当时虽然严厉批评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并且毫不掩饰地指出了这些错误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但他却强调，不要夸大意见的分歧，因为不少对布尔雪维克怀有强烈仇恨的人，正到处造谣生事，利用党内的争论来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的总结时，列宁引用了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讲的话：
“党在学习不夸大意见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对托姆斯基同志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我常常说，我很清楚只有像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季明戏院，我也这样说：‘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影响。’（12月30日争论纪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96）（着重号笔者所加）
这种精神是毛派和纪容君不能理解的。在列宁的时代，当党内发生思想分歧时，便会通过民主的讨论来解决，论战双方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会被随便指为反革命或走资派，就算在第十次大会通过了禁止派别存在的决议后，对于分歧的意见，党还是采取耐心说服、解释的方法，而不会像中共今天的动不动就把“反革命、走资派”的帽子压制反对者。
在他的《遗嘱》中，列宁提及这次争论说：“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全集》三十六卷 P617）列宁对托的批评是中肯的，他明白到托洛茨基错误地提出要把工会归并于国家机器并非如纪容君所说那样，而是由于他“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读者不妨参阅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88页，列宁很清楚地说明他的这种批评）。
真正能为当时困境指出了一条出路的，却是列宁在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党全体一致通过了这决议，关于职工会的争论便几乎被取消了。因为前提（军事共产主义）既然已取消，以此为根据的争论也自然随之取消，至少要用别的方式提出来。对托洛茨基来说，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只不过是重提他一年前已提出的建议罢了。他当然立即便和列宁取得了一致。至于纪容君所说第十次大会“责令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凡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开除出党”是“对托洛茨基一伙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实这个决议开头针对的，是柯仑泰的工人反对派，而非托洛茨基。我们只要引用列宁在大会上的一段说话便足够明白了。
“当我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托洛茨基、基谢廖夫两位同志进行争论时，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两种看法。‘工人反对派说’：‘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了。’‘托洛茨基发言说：{谁不了解需要联合，谁就是反对党，当然我们是要联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党内的人}。’我同意他的说话。当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过分歧，但是当在中央形成了一些互相对立的派别时，党就要进行裁决，要求我们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我和托洛茨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了矿工代表大会并且来到这里。”（《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193。着重号笔者所加）
这段话是不是对纪容君“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呢？
列宁逝世后又搅了什么花样？
纪容君全篇文章最“精彩”的部分，要算是他诬蔑托洛茨基在列宁死后怎样篡党夺权这一套了。这段精彩之处，就是他用来攻击托洛茨基的一切，正适合用在斯大林身上。革命的叛徒愈是要篡夺革命的成果，愈是害怕革命的力量，便愈要“借助”革命的威望，来达到反动的目的。在列宁死后，“颂扬列宁”，“解释和改造”列宁主义，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的，是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不顾托洛茨基的抗议，斯大林和他的同路人在红场上建立了一座陵寝，把列宁的遗体放在水晶棺里。他们再不把列宁看做一位革命的领袖，而把他变成一个无害的“神”，用“死”的列宁来反对以前“生”的列宁。列宁的思想和他的著作，被人们任意歪曲和篡改，使之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演说家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有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人们一天天重述过去轶事，征引列宁二十年前所写的论战文章，混乱之，篡改之，歪曲之，尤其是使人觉得好象是昨日的事情。大家都莫名其妙。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列宁一定会知道的，十月革命不是发生于这一切之后么？国内战争不是发生于十月革命之后么？托洛茨基不是与列宁同为共产国际创立者么？……”托洛茨基指责的那些“人们”，不正就包括纪容君吗？请问纪容君，你要借列宁之名夸大歪曲那些大大小小的久争论来攻击托洛茨基究竟居心何在呢？
东方战线的“例子”
托洛茨基在内战时期的贡献，他底超卓的军事能力，无论在党内或敌对阵营都是一致公认的。可是纪容君却要告诉读者“托洛茨基多次违反列宁的指令给革命战争造成巨大损失”。并且取了“东方战线”的争论作为“例证”。不过纪容君没有同时告诉读者，当时类似的争论根本就穿插着整个战争时期，由于这些争论只不过是一些策略上的分歧，因此每次都能被事件的进程所解决。
关于东方战线的争论，基本上是由于两个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应继续进攻西伯利亚，而后者则赞成据守乌拉尔，把主要军力调到南方战线以瓦解对莫斯科的威胁。托洛茨基赞成后者，但结果采纳了前一计划，并得到辉煌的战果。当时列宁的态度怎样呢？
争论得最剧烈时，中央委员会在1919年7月5日对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辞去人民军政委员会的职位之要求作出如下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顾及到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并以详细讨论后，皆一致认为毫无疑问地不能接受他的辞职。
“在托洛茨基同志自己选择的最艰苦最危险和目前最重要的南方战线的工作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将会尽力给予托洛茨基同志更大的方便。
“托洛茨基同志作为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有权同样地成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他自己提议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南方战线委员。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并给予托洛茨基同志采取一切手段的权力来完成他认为需要更正的军事策略。并且，如果他这样要求，会给予党大会便利”。
决议的签名有：列宁，加明尼夫，加里宁，斯大林，克列斯庭斯基，西列布里亚科夫和斯他史索娃。
纪容君企图用一个例子来篡改内战的历史事实，破坏托洛茨基的威望，但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成功。
谈谈左派反对派的“超工业化”
在前面谈及不断革命论时，笔者曾指出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心目中，俄国的十月革命实在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这说明为什么他们要在革命胜利后即建立起第三国际，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反映了当时世界革命浪潮的兴起。然而，在德国革命失败，整个革命浪潮趋向消沉时，历史之神又替自己找到了另一个面谱——斯大林，革命陷入低潮造成群众热情底冷却，他们的悲观情绪，便是斯大林的官僚层成长之必需土壤。1924年秋天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便是这种转变的理论表现，也成为这些官僚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自从列宁病后，由1923至28年间，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党内发生了剧烈的斗争。早在1923年春天，托洛茨基已指出假使工业停滞下去，那么工业和农业的价格之悬殊，就会像两把剪刀一样愈分愈开，因而造成城市和农村破裂的危险。当时随着农业经济的日渐恢复，农民中的分化也日益增长，而富农在党底“面向农村”的政策下，更得到飞快的生长，一方面落在贫农身上的农业税，远比富农为重，而富农又把国家的信用贷款握在自己手里。在自己的政策的束缚下，政府向这些压力退让。1925年竟承认了农业中雇佣劳动和租借土地为合法。到了1926年春天，大约60%必须出卖的谷物，竟握在只有6%的富农手里。国家不但没有能力用谷物来抵偿国外贸易，就连供应国内需要也不够。这样，便不得不放弃购入工业品、机器和原料，倒过来又阻碍了工业的发展。
面对这些危机，左派反对派提出“对于乡村中个别富农的生长，我们必须加速集体农场的发展以抵制之。我们必须有系统的拨出大批的款项，逐年的帮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场。一切合作社的工作，应该带有转变小的生产为大的集体生产之目的。”
然而，要实行农业集体化，便要有广大的工业发展作为基础。1926年党会议上，左派反对派答复说：“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对富农增税的方法，将会产生大量的货物和较低的市价，这对于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是有利的。……‘面向农村’，并不是教你们把背心对着工业，它只是说工业要向着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业在内，那对于农村是没有用的。”托洛茨基在他1925年的著作《俄国往何处去，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便阐述了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
可是，当时以斯大林、莫洛托夫、赖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形成的联合，却反对这些勇敢的经济意见，他们虽然口头上没有抛弃农业集体化的主张，但却把它当作是几十年以后的事。而发展工业化，则正如斯大林在1927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所说：现在要企图建立涅泼斯特罗水电站，就如一个农民不去买一只母牛，而去买一架留声机一样，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超工业化”谬论。
1923年，反对派要求施行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遇到的是反对和嘲笑，但曾几何时，以前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在后来竟成了斯大林打击布哈林（右派）的武器。1927年的最初的五年计划，这计划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上之怯懦，被后来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所代替了，这种经验的180度转变，加上1929年11月斯大林宣布的全面集体化所造成的社会灾害，这些官僚的盲目强暴和赌博的方法，难道纪容君认为连一提都不值得吗？其实，纪容君不敢提到，是因为后来的发展，正好证明左派反对派的正确，而只不过由于官僚们的犹豫不决，眼光狭窄，和计划保守，才导致以后的不必要牺牲和损失。
托洛茨基是如何被开除出党的？
1926年，反对派和斯大林的路线分歧日趋尖锐，党内斗争也一天天的严重。是年秋天，反对派公开在党支部会议上说话，而斯大林所控制的党机关则实行疯狂的对抗，1927年第二次革命被斯大林的阶级妥协政策所断送，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了错误政策的牺牲品。一阵怒潮弥漫于全党，斯大林政策的明确破产，的确吸引了不少人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但更重要的，中国革命的新失败却更加深群众对世界革命之失望，并迫使斯大林在组织上尽快地反扑反对派。
第十五次党大会的临近，使对付反对派的行动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斯大林要在第十五次大会把反对派解决，因此赶紧要使分裂成为既成事实置于大会之前，纪容君极力强调10月至11月的所谓“全党大辩论”，其实大会代表的选举却是在正式宣布“辩论”之前举行。而且在这次“辩论”中，在“格别乌”的指挥下，“暴力”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拳头和鲜血，夹杂着诬蔑和谎言，致使这个“辩论”完全有名无实。斯大林只是用它替消极反对派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开会时，那些军队编制的打手使用纯粹法西斯的暴力手段来捣乱会场，使会议不能正常举行，虽然这样，反对派还是不畏种种危险困难，进行政治上的斗争。
11月7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的十周年纪念，莫斯科举行了示威，反对派以自己的标语参加了示威行列，要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纪容君说反对派搞的是“一个反党反苏维埃的示威游行”。但反对派的标语和口号，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标语绝非攻击党，他们要求党“向右派开火，向富农官僚开火”，“实行列宁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拥护列宁党底统一！”难道这就是反党的罪行，而且这些标语的一些内容，不正是斯大林后来反对右派时所采用的吗？
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五期的《学习与批判》便把它喻作11月7日的红场示威。这种比喻当然并不正确，但却可反映出官僚们对革命群众的害怕和愤恨。起初，左派反对派和其他示威者一起和平游行，并没有暴力的事件发生，然而斯大林却着令专门组织的打手们抢夺反对派的标语，撕成片片，并殴打揭举标语的人。参加这些袭击的人包括着一些著名的不革命的、甚至法西斯分子。据托氏的回忆，一个民警还借口警告，公然对他的汽车开枪。
11月16日，越非自杀了，他企图以他的死来表示对官僚们的愤恨，为了要阻止莫斯科工人参加送葬，人们故意把他的葬礼安排在工作日举行，但结果仍有超过一万人参加。
12月底的党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虽然把反对派清除了，但却替这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开启了官僚专政的黑暗时代。大会决定开除全体反对派，交由格别乌“处理”。不过，这并未能阻止反对派的战士们保卫列宁布尔雪维克的革命传统，只不过以后的斗争场所，转移到监狱和流芳所中去罢了。
斯大林的丑剧——莫斯科审判案
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流亡国外。但他还坚持不懈地进行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说：“人们要求我放弃一切政治活动，这就等于说人们要求我放弃那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斗争，我不停地进行这个斗争已有32年长久了，即是从我达到自觉生活时候起就进行这个斗争了。把我这个活动说成为反革命的乃是那些人，他们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被我控告：践踏了马克思和列宁底教训，违犯了世界革命底历史利益，破坏了十月革命底传统和指示，不自觉地然而更危险地在准备着‘热月反动’”（《托洛茨基自传》P241）。纪容君就正是“那些人”之好学生，模仿着“老师们”的话，纪容君指责托氏“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勾结，搞破坏和捣乱”，然而，谎言掩盖不了事实，托洛茨基发表的无数文章和评论，不仅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驳斥斯大林主义，而且还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线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对由斯大林到纪容君等诬蔑圣手之最佳反驳。
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了，纪容君说它是“一个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反革命组织”。不错！第四国际的成立正是宣告了在斯大林把持下的第三国际政治上的死亡——当时的共产国际已没有能力领导各国被压迫阶级实行世界革命。同时，第四国际的纲领，更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保守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对抗。至于它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就必须一方面从它的纲领和文件，另一方面则从它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才能判断，纪容君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指责，更不敢分析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第四国际究竟犯了什么政治上的错误。那就不可避免地陷于盲目的谩骂。
作为斯大林的门徒，纪容君就有义务去宣扬斯大林的神话，正是“一则为神功，二则为弟子”，而后者无疑是更重要，因为斯大林的神像一道，那以斯大林为师的中共官僚们便会面临危险。他们看了苏共二十大之后，群众的矛头由斯大林的神像转向整个官僚层的逻辑发展，不由不恐慌起来。但，“神话始终是神话，月亮没有嫦娥是迟早要揭穿的”。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大审判，就是斯大林式神话的最高峰。
莫斯科审判案的被告，全是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唤起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体系的老革命家。但通过对他们的指控，斯大林却要我们相信，除他以外，整个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这些曾与列宁同生共死的老布尔雪维克，这些曾经以罕有的狂热，和自我牺牲精神毕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竟会背弃自己的理想，背弃那经过自己艰苦斗争而胜利的革命事业，毁灭了自己所建立的苏联政府，沦为间谍和卖国贼。
可是另一方面，在整个审判中，检察官都不能提供确实的证据，赖以判案的，就只是被告的“自白书”，自我招认为社会主义叛徒、法西斯分子和彼此的互相指证。
笔者不打算在此详述这出历史荒谬剧。我想特别一提的，就只是关于纪容君言之凿凿地说：“托洛茨基指使他的儿子谢多夫，串通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苏联秘密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暗害团总部’和‘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在一些城市组织暗杀团，按照托洛茨基和德日法西斯特务机关的指令，有计划地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刺探国防机密情报，破坏国防工业和交通运输，组织反革命叛乱……”这几点。这些也是莫斯科审判案中托氏的“罪名”。但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却由于捏造事实一时大意，而被揭露出来。纪容君用这个早已人所共知的谎言企图欺骗读者，难道不觉得汗颜吗？以下便是斯大林的阴谋被揭穿之大约经过。
由于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指为“阴谋组织”的领袖，就不得不把捏造的阴谋的线索延至国外，即托氏所曾到过的丹麦、法国和挪威，但人民检察官在审判中却位能提出托洛茨基和国内阴谋领袖据说曾通讯数年之久的任何证据，因此便捏造托氏曾与阴谋组织人员在国外会面。
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告霍尔斯曼“自我招认”于1932年11月间他因公务到达柏林以后，即与托氏的儿子西道夫（即纪容君笔下的谢多夫）秘密相见，并遵照一个阴谋党魁斯米尔诺夫的命令将一份报告和秘密电码交给西道夫转交托洛茨基。后来有一次会面，据说西道夫提议霍尔斯曼和他同到哥本哈根去见托洛茨基，两三天内他便到哥本哈根，住在布理斯托旅馆里，在那里的休息室和西道夫会合，一同去见托洛茨基。
霍尔斯曼又说，托氏对他说：“必须除掉斯大林……同时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选出适当的负责干部。”
当报纸刊出霍尔斯曼的供词时，托洛茨基斥之为伪造的，并立即透过外国新闻界请苏联法院和检察官维辛斯基问霍尔斯曼他进入丹麦时用的什么护照，用的是什么名字。
检察官明知不能向霍尔斯曼提出这个问题。因他深知丹麦当局对于所有入境外国人的姓名和护照均有记录，如果霍尔斯曼说出一个进入丹麦时用的姓名，新闻记者便会向丹麦当局调查，因而正式确定他根本没有到过丹麦，和托洛茨基会面的谎言便会不攻自破。
在当时，霍尔斯曼的供词在整个案子是一个主要关键，因为其他被告的罪状都是以此为根据的。他们的罪名是执行“实施恐怖行为的训令”，而这项“训令”则据称从哥本哈根托洛茨基处由霍尔斯曼带回来的。
为了要死无对证，法院立即宣判十六名被告死刑，第二天（1936年8月25日）便被枪决了。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如纪容君一样，“毫不怀疑”地便相信斯大林的神话。1936年9月1日（即十六人被处决后六天）丹麦政府发行的《社会民主报》刊载了一项石破惊天的报导：布理斯托旅馆，即据说霍尔斯曼和西道夫于1932年在此约会见面并由该处同王托洛茨基公寓的那家旅馆，早已在1917年拆毁了。
这项惊人的报导迅速地由世界各地报纸转载。斯大林罗织的冤狱被公开拆穿了。追究的信件如雪片飞来，但斯大林一直保持缄默不讲一句话。
由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担任主席的调查团，对于这“哥本哈根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并发表结论指出“霍尔斯曼并未与西道夫相见，也并未和他一同访会托洛茨基，并证明霍尔斯曼并未在哥本哈根和托洛茨基见过面。”
其次，调查团更列举了多项证据，证明谢多夫在11月23日至12月2日期间——即托洛茨基在丹麦的那九天——不在哥本哈根。
现在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纪容君要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的真相，来达到其“批托”的目的呢？如果纪容君是严肃的话，也应该根据真正的事实，加以深入的政治分析后，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指出托派的“反动”。但可惜没有，这是纪容君所代表的毛派的一贯作风，他们这种对待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的态度，就只会使他们愈来愈为革命者所唾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纪容君语）。亲爱的读者们，无论你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怎样，都需要耐心地，深入地研读一下托氏和他底追随者的著作，需要学习一下布尔雪维克那些没有被歪曲过的历史。因为要真正培养出独立思考，主要都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仅以一句话结束本文：“进步的动力乃是实话而非谎言”。
1976年9月
录入者说明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论战性小册子《他们如何反对托派》，反映了1970年代中期和后期，香港小岛上的毛派掀起的两场反托浪潮，以及香港托派的反击，这样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历史事件。在关于托派的历史旧帐实际上已经算了无数遍后的今天，在当今中国泛左派内部的“论战”已过多过滥过于混乱的今天，我为什么还要选择录入这本百八十页的小册子？它有什么思想理论价值？有什么现实意义？作为主动请缨录入本小册子者（另只利用word文档的校对功能检查了一遍），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
要了解这本小册子对今日现实的意义，须知当时香港左运和青年运动等背景。二十世纪香港一度受内地工运和革命的深深影响：二十年代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震惊世界，香港左翼工运——中共工运及三四十年代托派工运都有过兴盛，一九四九年革命后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曾大为激发香港政治左转，在港形成一个较强大的亲北京左派运动，当时它首先是毛派的运动。但毛北京却实行着一种狡猾的双重标准：在大陆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同时，却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英帝殖民地秩序，以便作为与资本阵营和平共存、相互沟通的政治象征，集中表明了工人国家官僚向资本主义世界妥协和有所保留的政治特征（香港虽弹丸之地，但在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和地缘政治秩序中占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后来邓的走资路线大大得益于毛北京的这项政治保留：官僚政权通过中英谈判承诺五十年不改变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国际政治资本，并通过香港的亲北京大资本得到了资本主义化“改革”的大量物质支持，港资在八十年代一直是内地最重要外资之一，更是最稳定的外来投资）。
由于这一特殊政策，五十到七十年代受畸形工人国家政治牵引、置身资本统治下的香港毛派，比把持畸形工人国家的毛北京更表现出“原生态”毛派性格：理论上装潢诸多激进词藻，政治实践上却处处对“爱国的”资产阶级妥协（资产阶级分为“爱国反帝的”和“反华的帝国主义走狗”），精神气质更接近秩序党和专权党棍，实际充当着毛北京官僚层的走卒喽罗，这必然要漠视甚至无耻地公开压制工人劳动群众对“爱国资产阶级人士”的反抗斗争。1974年发生的反托争论的直接动因就是当时的反加价运动，当时资本主义处于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港托派积极参与和很大程度领导了反加价运动，并团结推动激进左青起来为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由于对毛北京官僚政权及其对之“统战”的港英资产阶级（当然，是“反帝爱国”的“进步资产阶级”）的双重依附，竟使得香港毛派运动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辅佐大资产阶级的可耻的奴才运动，他们不但拒绝参与这种反抗资本压榨的群众斗争，而且不是从斗争的立场来批评托派，而是干脆指斥这种斗争为“坏事”（参见小册子续编目录张开《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末节），或者可笑地称之为“用左的行动来保卫右的利益（反华反共的利益）”（参见小册子续编目录许人《学习一点布尔雪维克的历史》）。
在当时，以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的世界革命浪潮推动激发了七十年代香港青年的激进化，首领风潮的是无政府主义、新左派和托派。毛派也因文革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有过较大影响，但1968年世界革命浪潮兴起时，却正好是内地的文革群众运动被以毛为首的官僚层残酷斩断终止之时，引起了毛派群众的严重混乱、极大困惑和痛苦失望。由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生命力和严格性，以及在港托派分子积极公开争取，一批早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真诚左青很自然转向托派（这些有历史文献已公诸网络，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感兴趣者可自行查找）。文革的群运于1968年惨败后毛党就不断趋向保守和专权化（而后所谓文革更多被宫廷阴谋斗争所支配牵引），甚至远远超过了1966年以前任何时候，以至1975年毛党“理论军师”张春桥公然鼓吹“全面专政论”（认为权力集中和专制还不够，还要更专制更集中）。1976年竟发生毛党官僚公然屠杀和平集会反官僚主义群众的天安门四五事件，（事后中共邓派曾为此事“平反”，但）当时毛党竟公开污蔑集会群众为阶级敌人，引发共运内外惊讶困惑，许多人翻然醒悟和离弃毛党，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出路，乃至开始投入反对官僚主义的民主化运动。（中共邓派对这种群众斗争有限默认纵容，很大程度上使得它在派系斗争中胜出，邓派80年代初一坐稳就将那些多半对官僚层抱政治幻想的活动分子及进步群众严厉驱散。）尽管后来的“革命左派”——毛修遗老遗少们正儿八经地指责邓派向资本主义世界妥协，但毛北京的国际政策右倾早在1960年代末就开始了（毛氏倾向“联美反苏”，由此反对在越南战场联苏反美的主张者林彪），林彪被斗垮后，毛党官僚层就竭尽全力谋求与美帝国主义及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和解。（这种无耻的政治路线具体表现为毛北京直接支持斯里兰卡资本政府1971年镇压农民革命起义，与智利皮诺切特反革命暴政握手甚欢——1973年9月兵变篡权的皮将军为私有产权的神坛血祭了成千上万革命工农，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和希腊极右反革命政府恢复邦交和正常贸易关系。毛党无耻破坏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丑恶罪行曾导致国际上许多倾心毛北京的激进群众幻灭，最著名的就是60年代后期日共和70年代初期的日本赤军先后与毛党翻脸。日共一度是国际上最大的毛党支持者。）
官僚层翻云覆雨、公开打压进步群众的事实，使原先同情或支持毛党的香港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警觉和怀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深具秩序党心理的香港毛党奴才们组织了公开的反托大合唱，但是水平却奇低、奇烂、奇粗劣（参见小册子收录的香港毛派五篇反托大论，及托派论争文章中的大量引文），并且把所有质疑斯大林主义的左青都扣上托派帽子以便一棍子打死。连录入者本人最初都曾疑虑：这些真值得打字吗？但我很快意识到：文章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思想水平——我们也不指望整天坐办公室指挥青年的斯-毛官僚大佬整出什么好货来——而在于它真实反映了现实斗争中的“原生态”毛派（即没有工人国家直接为之粉饰的、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毛派）的精神状态，并且可与同一场争论的香港托派说法进行很好比较，开诚布公地让二十一世纪今日更广大中国左青（而不只是七十年代香港左青）独立思考、分辨识别。从而我认为至少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认识当今中国左圈被包装和吹捧得很高超很激进很时髦的毛派和毛主义（或称毛泽东思想、“马列毛主义”、“革命的毛主义”都一样），实乃斯大林主义一个特殊变种。毛派除它自身主要特色——农村包围城市论和武装革命理论——外，在一切根本问题上都是斯大林主义的魂：词句包装不同的阶段革命论，跨阶级合作（留一手所谓与“进步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迷信组织派系实力和狡诈的权术权谋（骨子里蔑视独立的和纯洁的阶级意识），等等。应指出：毛派大搞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其实还不是最大要害，因为这些不过是取得政权后自身特权利益的表现形式罢了。在它们取得政权前，它们倒可以把自己有限地伪装成捍卫阶级民主、平等革命和真正反官僚的左派，甚至用词句激烈抨击斯大林主义（比如当今中国不少毛左派就是这样标榜自己所谓的革命性）。而这种更接近“原生态”的毛派，特别在阶级斗争水平还不高（而且内地左派脱离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仍相当远）、内地左翼仍相当混乱（连大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都会被认为是左派，自吹反资反官热衷革命干嚎的毛修分子自然更被主流喊做“极左派”了）情况下，是有一定迷惑性的。这种迷惑性虽然暂时还不能危害工人阶级，却会非常耽误今日左青左少，让青少年误入歧途乃至葬送青春。
二、有助于最快了解到托派与（毛派，即本质上的）斯大林派的基本差别，通过鲜明的论战和简洁的文风（虽然小册子很长，但一共有十八篇文章，每篇都较精练浓缩，且互有联系、配合和紧密的对证），最快地了解这场复杂得让许多左青望而生畏的重大历史论战，通过紧凑有针对性、反托者的对手较有水平的辩论，还能提起泛左青少年读者进一步学习探究的兴趣。
更可贵的是，与香港毛派厚古薄今、拿死人攻讦活人的无聊做法不同（顺便一提：今日毛修对革马派的多数攻击与之如出一辙），这些反击的托派把论战与香港毛派在当时的种种实际表现、乃至与当时中国共运现实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革命及其后毛北京一系列政治实践较好结合起来了，来说明斯毛派的问题，证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正是“托派理论”（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三、托派在争论中对一九四九革命及其后毛北京政治实践的现实批判，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对毛时代的吹捧仍是当今毛派的一大“工作重点”，而对这种吹嘘的政治批判至今在大陆范围，仍主要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脑残弱智下三滥谩骂，或《炎黄春秋》杂志“两头真”遗老和其他社民主义文人典型的贫乏无力讨伐。实际上，托派并非事后诸葛亮地批判毛时代，而是在毛皇帝如日中天时就发出了许多精辟有价值的分析和批判，只是，对大陆地区这些声音由于被主流迫害挤压而微弱，当时只局限于香港及海外能影响中国革命的边缘圈子里。
这本有关根本性质的思想论战小册子，能够为当代左青读者提供富有营养的重要视角，重审毛时代和当代毛派的主张。同样重要的是在开始真正的阶级争斗前，应有严格的思想澄清过程——历史之神为我们规定了这一任务，尽管它在中国内地还相当落后，成堆左圈“理论”垃圾山有待推倒铲除——当年流亡港澳和海外的托派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度过，或只局限于香港一时一地的活动，他们过去的努力十分有助于今天的思想清算，即最起码而又相当关键的战前准备。可喜的是最近半年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加快了对中国 - 香港托派与国际托派过往评论分析的整理速度，我对本书的录入也属于这种集体努力。
但应认识到，小册子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不可避免带有缺点不足。这缺点不足并非个别人个别文章的问题，而是共运的整体问题，需要我们学习时特别注意思考、批判和力图克服。我认为至少有以下问题：
其一，作为历史上最饱受造谣污蔑和各式迫害（东西方阵营夹攻）的政治派别，又由于长期反复自我辩护和自卫的真实需要，更由于共运主流排挤而致边缘化，乃至离开阶级的种种倾向（官僚篡取了十月革命招牌和一堆工人国家的强大物质因素），“我们托派”的派别本位意识在托派中特别发展，这在中国托派有时尤为严重。实际上中国托派直到五十年代初期仍有全国性的工运组织网络和干部队伍，在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重庆、香港、温州等地）还曾有不小影响，自从一九五二年毛北京一网打尽托派、以此向斯大林八十大寿政治献媚之后，中国托派被当作“阶级敌人”大多数被监禁，少数流亡港澳和欧美。大多数托派在监狱冤死病死或家人朋友被株连、歧视（这就是毛党吹嘘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尽管他们鲜少发私人牢骚（接触过这些老托派的人都赞赏这一品质），但潜移默化中却形成了较前更深入的派别本位意识。实事求是地说，这本面向公众的小册子倒没有反映多少这种派别观念（这可能部分因为当时香港托派内部也有不少派别和难以确定的倾向接近者，作为整体的党派实际并不存在，七、八十年代一度尝试建立托派工人政党，终因大气候和运动本身薄弱无疾而终）。留在大陆的老托派由于完全脱离工运及群运，饱受摧残打压，更带有这种倾向（参见山东托派赵芳举自传、广州托派刘平梅的著作，及郑超麟回忆录）。而这些托派已不是工人阶级的有机部分，而是斯-毛官僚淫威下被迫离开阶级的受难群体，很多中老年的同志在“社会主义”的监狱里度过二十几年三十年之久。我们应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却要无情扫除他们可能危害今日共运的派别本位意识。今日学习时应特别注意这点。
其二，主编小册子的香港托派实际是当时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的一个支部，小册子具有鲜明的党派性，这些香港托派也就反映了第四国际本身的问题。如前所述，托派因为边缘化等问题也具有离开阶级的倾向，更因为任何革命工人党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蚀中，如果迟迟缺乏相当程度的阶级斗争土壤和成功的工人革命，就不可避免加深蜕化倾向（第二国际是个典型）。第四国际实际上在战后资本新一轮扩张长波中，甚至在老托还在世时就包含有机会主义倾向（老托多次进行尖锐严格的党内理论和政治斗争）。正如多伊彻所说，三十年代托氏的西方支持者中太缺乏俄国革命锻造的那种“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也如李星所补充的，“除了英雄主义，帝俄革命工人运动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怀念钦查泽同志》译序）。翻遍第四国际文献，几乎在战后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它都更像托洛茨基生前严厉批判的“中派主义”，而非严肃忠诚的独立阶级立场。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是当时主流托派）就采取了对毛主义北京方面“批判地支持”的中派政治立场，尽管它在理论上对毛主义批判得头头是道（应该说是严肃正确的），但在政治实践中为了“集中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主义”，却一而再再而三“批判地支持”那些反对莫斯科路线、但同样伪善可耻的左翼政治机会主义势力：从南斯拉夫的铁托到古巴的卡斯特罗，到中国的毛泽东。当我们注意到小册子里对毛主义和毛北京官僚层的正确的理论批判时，应分辨出其中的政治结论（例如小册子续编目录里张开的《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有一节特别集中表现出特定的党派性），那决不属于革命社会主义的阶级独立路线。所以应认识到，香港托派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可以完全信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经验，他们只是传承了作为左翼分子应该传承的革马基本理论道统。
明白这些并不可怕，也不是“原来托派也好不到哪去”的过堂宣判那么简单，它首先深刻提醒我们：学习未经篡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极为重要，但正确的理论并不保证阶级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得以有效贯彻，未来还得靠进步的青年一代（包括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来开辟，新的运动应该牢牢把握与阶级结合的实践路线，同时更以革命的马列主义为起点。过去的要加以批判清算，现在还有许多事情有待我们点滴努力，只要我们采取以阶级本位态度实际地（而非口头上）投身现实的阶级奋斗，就能逐步看到阶级事业的广阔丰富，新一代的左青和无产者必定大有可为。今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无量，有志左青和觉悟分子须分秒必争抢抓时间点滴努力，走融入工人阶级共同奋斗之路。
以上这些看法也算是我学习本书的若干心得，供参考批判，也作为录入者与前辈、与今日读者的一种交流探讨方式。另外，我在小册子文章中少许地方加了注，或补上网络链接供参考，或加以某些解说，或适当补充或批评。这些注都有明确标记。为使小册子今日更具可读性和战斗意义，我把最想说的已在此说明，小册子中也会尽量少做注解，力求严格凝练。但最后我还是要说：对于这种擅自给历史文献加注的行为，请求原作者和读者宽谅。
录入者：暗火
二零零九年三月廿九日于华南某城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修剪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