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乔治·何克谈1945年的“青年军”运动 （1945年） 来源：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又译《希望之果，乔治·艾尔文·何克的故事》）的第五章：《五、 他的“国内战线”》，段津、高建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7页-134页）。全书除前言外，共7章。
乔治·何克(George Hogg 1915～1945)，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不久随其姑妈穆里尔·莱斯特（一位激进的和平主义者）旅行到中国上海，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记者。之后在汉口经史沫特莱帮助赴延安、晋察冀边区考察，并深受感染。1939年，何克经艾黎介绍到宝鸡“工合”西北办事处任职，经常到“工合”各厂、社考察、指导，并向国内外报导西北“工合”情况。1941年春被派到双石铺任培黎学校第九任校长，亲自讲授英语课，并领导新建了校舍和纺织、机械车间等。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打击“工合”进步力量。何克被定为亲共危险分子曾被警察局拘留。1945年7月22日，何克因破伤风逝世，年仅30岁。 据艾黎书中记述，本文是主人公乔治·何克病中写就的书稿第五章（的一部分），应在1945年。艾黎读后告诉何克，“该书如一旦发表，国民党就不会让他呆在山丹了。这样直截了当地宣传统一战线，肯定是不会受到蒋介石之流的赞成的”。何克的反应是：“乔治听后有些不快地说：‘我已把那章的调子降低了许多。要缓和语气是没有底的，你说呢？我说的还不及我心想要说的一半呢。我没有指名道姓。对（梁、赵铁夫）和其他人只用了他们的外号。’”最终，书稿寄去了重庆，但未获出版。 （四）我从宝鸡回来后发现丁齐生已把他母亲打发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变卖了自己的书、鞋子、多余的衣服，小提琴，用所得的钱预付给了一家饭馆，买了十五只烧鸡，一天吃一只。 正要吃第七只鸡的时候，来了电话说他母亲又和父亲吵架，住在宝鸡，断粮了。但那时丁齐生已自愿报名参加了国民党的新“知识青年军”。报上的文章和三青团关于知识青年远征军的宣传，对具体状况讲得很含混。但后来渐渐看清楚，这支军队将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去进行装备，由美国教官训练机械化作战能力，最后从缅甸打回中国来。 丁齐生是双石铺头一个加入青年军的人。 “三青团的人从此不再说我思想不对头了。”他笑着说，“老梁在征兵动员报告里把我捧成了中国爱国青年的好榜样。” 没过多少天，老梁像往常那样由“铁嘴”陪着，亲自来到学校作动员报告。我们为他布置好一个房间，房间里挂着旗帜和标语。当时正值河南大撤退后，许多学生失去了家园，所以他的听众的心都是容易打动的。按宝鸡工合办事处的命令，我们所有年满十七岁的学生都在几周前自动入了三青团。但是在我们学校郑重其事地举行三青团仪式还是第一次。 梁说：“你们坐飞机到印度去受完训练后，可能只要服六个月左右的兵役就回家了。这是政府作了保证的。想想看，到那时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欢迎场面在等着你们啊。你们将会受到大家的尊敬，比任何人都受尊敬。要记住，你们将来不论干哪一行，军事训练都是一个好的开端。总司令不就是从黄埔军校开始发迹的吗？来吧，谁带头当个好汉？” “来啊”，铁嘴在梁身旁站了起来，举起了双手，摆出了像是做祷告的姿势。“谁先来？”他用期望的眼光环视了房间四周，试探地拍了几下手，做做样子，借以鼓动。“别犹像了。不要怕，没什么可顾虑的。我们可不是来卖狗皮膏药的。这是国家大事。有专车来送你们去汉中，从那里乘飞机，一步路也不用走。” 康世俊猛地站了起来。他现在觉得有把握了，通过在军队里得到的荣誉，他一定可以去成美国，正如他到校头一天就确信自己一定会到美国去学习工程一样。他大步走上前去签名时，响起了一片掌声。 张志汉是第二个站起来的。他脸红到脖子根上，讲不出话来，就像个庄稼汉的样子。他在成都学得很快，但要学会读书人那一套还差一大截呢。两年半前，他还目不识丁，他父亲把他送出了家门，这样家里可以少一张嘴吃饭，他的二兄弟也不用服兵役了。现在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有知识的青年自愿应征也不错。 一个从老河口肥皂生产合作社来的麻脸学徒工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说：“我想当兵想了好些日子了。我就是身上有缺陷，不知道碍不碍事？" “你是说你脸上的那个？”梁问道，“噢，没关系，那对你没妨碍。来签字报名吧。叫什么名字？” 其他人跟着报了名。有些人像康世俊，家庭早己从中产阶级破落了，现在满心想通过这个机会再取得自己失去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有些人，像张志汉那样的农民，则是向往坐飞机，穿军官服，感到当一名受过教育的志愿兵在众人眼里很光彩，不像他大哥那样和其他许多从农民中抓来的新兵一起被绳子系着，风尘仆仆地被拖着走来走去。 不久，丁齐生的母亲找来了。接连几天丁齐生脸色苍白，闷闷不乐，最后断定自己决意离开母亲是不孝的。梁很快从康世俊那里听到丁改变了主意，便派了手下人去找丁。已经有一些人打退堂鼓了。梁担心，要是丁不去，那么最初跟在他后面报名的那些人，也会像他那样临阵逃脱。 “请跟我们一块儿上粱先生那儿去一趟。”打头的手下人李某说，“对不住，麻烦你了。梁怎么说我们就得怎么办。这关系到我们的饭碗呐。” 在三青团团部，梁又重弹了一个半小时的老调：“你根本不用打仗，我可以保证给你找个搞音乐的工作，”等等。 “我十五岁就在军队里呆过，”丁回答说，“我上过手铐，戴过脚镣。我当过兵，我什么苦都能吃。但这一回我说什么也不去了。” 梁现在换了调：“这太好办了，”他说，“你要是不去，我只好打报告，说你的思想很危险，很复杂，听了叛党特务的指示，破坏总司令的命令。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丁笑了：“梁秘书过奖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哪来这么大能耐干这些。”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就是在干着这些。再说，你要是不去就会影响许多别人。好了，放明白点，否则我只好写报告汇报你的思想了。怎么样？” 丁仍旧装着无所谓的样子，放声大笑。梁把他押送到警察所去。警察所长招待他饱餐了一顿，把梁和三青团痛骂了一番。 这时我由李胖子陪同到三青团总部去。“梁秘书今天很不高兴，”李说，“他说什么你最好照办，要不他会揍你的。” 我们路过双石铺最大的“商行” 时，看到“商行”的女孩子们个个涂脂抹粉，围坐在门口，边晒着太阳，边展示着她们自己，为晚上接客作准备。“你喜欢哪一个？”李问道，“告诉我，我把她给您送到你的窑洞里去。哈哈！” 原来梁是想让我充当担保人，担保丁到时候参加青年远征军。我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们达成了一项折衷的协议，我担保丁某在十天之内不离开学校。在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后就把丁某释放了。 现在丁某不管怎样，反正已帮不了他母亲多少忙了，心里倒感到好受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责任都不在他了。他把剩下的烧鸡吃了。到走的那天，梁让丁掌管一辆卡车，整个车队在一片欢呼声中出发了。丁的卡车开在最前头。沿街家家户户门前都放了桌子，桌上放着一盘盘桔子、瓜子和糕点，招待这些知识青年。吹起了号角，娼妓们欢呼着，空中响着爆竹声，雪花飘飘，真是好一番热闹景象。一队衣衫褴褛的四川新兵还穿着夏装，穿过对面的人群，没有停脚，径直向城那头走去了。 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四五年一月整整三个月，西北公路上挤满了青年军的车队。几个星期里，成千上万的新兵从双十铺开过。我们从报上得知，总司令原计划征兵十万人，现已超出了一倍多。到一九四五年仲夏，又开始另招十万名新兵。 在兰州到汉中那段西北公路沿线的四个县官，由于没有好好欢迎路过的志愿兵，挨了打。许多饭馆因提供的饭菜不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的口胃而遭捣毁。一个哨兵为了叫他们当中一个人走远一点，不要在他门前撒尿，结果遭到一卡车青年军的袭击，被打得在地上翻滚。陇海铁路咸阳车站站长因为这些志愿兵乘坐的一节列车在加煤时多用了十分钟，也遭到一顿毒打。 西安的澡堂、戏馆、电影院、饭店和妓院在和这些候机飞往云南去的知识青年打了几个星期的交道后，都纷纷关了门，插上了门闩。这些青年志愿兵不管别人对他们怎么想法，是决意要成为一支贵族化的军队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历来是超然于战争混乱和内部冲突之上的。他们是舞文弄墨的执笔人，每一个动乱阶段冒出来的铁腕人物都要依靠他们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那种特殊的书写艺术，这些铁腕人物赖以维持统治的政府制度就不能运转。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不必像欧洲中世纪的学者那样靠教会来供养他们。多少年来，他们仗着对于一种为社会所需要的技巧的垄断得到供奉，并且在一个常常是四分五裂的国家里自成一体。他们煞费苦心地把这种技巧弄得复杂又复杂，难怪那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成了中国道德家们倍加称颂的美德。与此相反，农民中有着同样强烈的绿林好汉杀富济贫的传统，这是较少为人们所意识到的。唯有那些得以置身斗争之外的人，才有时间说古道今，著书立说。他们知道，只要考试及格就不愁无米为炊，只要他们的儿孙有空闲去研究深奥的书法艺术，他们全家就永远不愁没有饭吃。 那么今天有什么影响力竟强大到把这一历史作用明显地颠倒了过来，使大批人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军呢？由于河南失守，重庆受困产生的纯粹参军杀敌的爱国主义愿望，确有相当的影响，但却不是主要的动力，因为这场参军运动是在艰苦抗战七年半后才开始的啊！ 我以为这首先是因为群众普遍感到失望，是由于通货膨胀、家庭和社会解体、普遍营养不良、缺乏领导以及对本来可以制止的诈骗和勒索行为听之任之。这场远征运动正好提供了合适的解毒剂：对于失望的理想主义者们，它提供了艰苦复兴的保证；对精神上厌倦的人们，它可以被用以推卸责任；对其他各类人物，它又娓娓动听地强调，专业生涯一向是从出国旅行开始的。征兵宣传叫得最响的是职业前途，加上凡入伍者一律给予现金奖赏、没有实际作战的危险、不用走路等等附加的好处。这种宣传就好像某些好莱坞影片一样，表现了想把公众的智能估计得越低越好的可悲愿望。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太多了。在一个苦于文盲太多的国家里，受过教育的青年竟会嫌多，就像人民挨饿而粮食和水果被倒进大海里一样，是自相矛盾的。能解释通这种矛盾现象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生产它们的社会。在旧中国，读书就是通往官场的途径。现在国家办的教育虽然已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教育为少数人专有的情况，受正规教育所需要的时间也已大大缩短，但是读书做官的思想却没有破除。政府开办免费学校的结果，毕业生的供应增加了上千倍，然而政府并没有同时采取任何措施来给他们寻找新的出路，而是培养出了更多当官的苗子，多得连它那臃肿的官僚机构也收容不了。青年远征军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些半瓶子醋的学生，他们登不上官位，但干其他事又觉得屈材。 第三个因素是由于最近得到开拓的广大内地地区正在呼吁全国重视年轻人。对于远达甘肃走廊，西至西藏边界以及北到蒙古的读过书的地主乡绅的子弟来说，远征运动第一次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国家生活的心脏，同聚集在那里的华南、华中、华北和华东来的流亡学生进行较量的机会。他们沿着西北铁路源源而来，感到过去因路途遥远使自己无法过问民族的命运，现在终于成了其中一分子了。从城市到农村去的“时髦”口号对于他们就有了特别的号召力。 最后，也许是最普遍的感召力，乃是对西方主义的向住——可望由外国人担任教官，到印度或美国去。这些青年好像已经摸着了那根给他们打上“留洋归来的人”的印记的魔杖，永远升到高踞于四亿五千万人头上的地位了。要取得飞黄腾达的前途、个人名利和民族振兴的钥匙，已无需再坐上三个星期的轮船，而是凡愿签名者都可乘上飞机，唾手可得的。 虽然这许多新的因素使他们舍弃了文人雅士的传统活动范围，这些参加远征军的青年显然还远远不能放弃自己原有的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很自然地感到自己正在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把他们的“神授权利”从民事延伸到军事方面去，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感觉，那只是他们还没有考虑这一问题罢了。 中国官方借助于美国教官和租借物资，可能马上就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富——一支机械化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在家庭关系和教育程度上和军官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这些士兵是可以用鼓励而不是饥饿的办法来加以争取的。问题在于这种对知识青年可能有感召力的鼓励办法，是否能起到提高军队战斗精神的作用。 以下三种情况中，很可能有一种是青年远征军会碰到的： （1）如果对这个腐败的社会的失望和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那么这许多青年为了个人撂挑子（卸责任）而参军就会造成“为纪律而纪律”或“一切听从上级”的思想状况。再加上士大夫们传统的继承人中普遍存在着特权思想，一个“第一流的军事体制”的主要成份就色色齐备[？？]了。万一这种倾向占了优势，国民党就有了一个国内国外都可利用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 （2）中国学生过去曾以无畏的批判精神著称。如果这些志愿者早先的无赖行为更多地说明了这一精神而不是他们的自负，那么这种精神也可能包含着实现民主效率的理想，因而造就出一支良好的战斗部队。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往后在官僚和知识分子中的青年军部分之间就会发生磨擦。对于胜利者来说，仍然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怎样使外国的理想适合中国的实际。 （3）如果参加这支军队的大多数人最主要的动机是寻找职业，那么这支军队很可能瓦解成一个腐败的官商机构，就像河南的驻军一样，只不过规模更大些罢了。 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也可能全都不发生。应该时刻记住“中国什么事都会发生！” ，这句话反映的并不是中国的事多半不可逆料，倒是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事务没有寻根究底。我们只有老老实实，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