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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斗争的态势
1960年代香港出版的托派小册子
（1960年2月1日）
日本政治斗争的发展──时评二则
三山（王凡西）
法西斯势力的再起
我们从来说：德意战败，希特勒、莫索里尼死去，并不等于法西斯主义消灭。我们所以这样说，不但因为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从胜利时刻起就立即着手保存纳粹和法西斯的余孽，也不但因为他们千方百计复活西德的军国主义，而且为了更根本的理由，即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造成的国际局势：一方面依然存在着财政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老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出现了不少虽然推翻了资本制度，却建立了官僚统治且以民族为本位的「新民主国家」。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的一种工具，只要财政资本继续存在，法西斯主义也便有随时复活的可能。真正能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是结束整个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可是以一国为本位的，且以最专横的官僚制度来指挥的社会主义建设，非但不能将它们已有的革命成果推广于全世界，而且相反，它们本身倒是最有力的宣传，帮助着各「老民主」国家中的财政资本在必要时，在群众中造成社会主义的死敌——法西斯主义。
事情正是像我们所预料似的发展着：新的法西斯运动现已在全世界开始复活。它们目前虽还不曾有燎原之势，但显然已不是星星之火了。最近开始于西德，迅速波及到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反犹运动，已经不是法西斯抬头的象征信号，而是现时代这股最反动最邪恶的暗流业已汇聚相当力量的警报。全世界一切真诚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对此警报立即表示出最坚决的抗议，采取最警惕的戒备，那是完全应该的。我们完全站在他们一起。
但于此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反对法西斯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任务，这个任务也不能由单独的一个组织、一群人，或一个民族去完成的。将此任务信托给联合国固然是荒谬绝伦，把它付托给某一特定的反法西斯团体也是徒劳无功。至若以犹太民族名义去反对法西斯的排犹运动，则更是「扬汤止沸」。因为任何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都不能真正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只是给它添加燃料，供给营养。
反法西斯主义是全人类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任务的反法西斯斗争，才能有前途，有结果，而且能彻底干净地将它消灭，使它永远不能再生。一般的资本制度，特殊的财政资本统治，乃是法西斯主义所依存之物，不剥除这张皮，光想拔清法西斯主义的毛是不行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那些业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新民主国家」中，如果不在事实上，实行经济和政治的工农民主，如果不在事实上显示出缔造中的社会主义确乎在任何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为优美，那末，要想「老民主」国家中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自己的」资本统治，是不很容易的，甚至，在资本主义更尖锐的危机发生时，还能帮助各该国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总之，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一方面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离；另一方面与诸「新民主国家」中的反官僚斗争无法分开。这一个浅近的然而是非常根本的道理，我们愿在此法西斯初步再起之际，及时地指出来。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燃
法西斯势力在欧洲重新活跃，军国主义的死灰也在东方的日本复燃。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之下日本正以飞快的速度，再度走上大日本帝国扩张主义的旧路。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燃当然不自今日始。朝鲜战争一爆发，它便在美国的直接指挥之下，利用一切名义和机会，从事军事力量的再建立。如所周知，这个宪法上规定「不得再进行战争」的国家，却早已拥有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海、陆、空军队；而新陆军所配备的火力，竟已达战前「皇军」的四倍以上。因此，这次岸信介之赴美修改日美条约，签订日美军事同盟，决非日本军国主义的什么开始复燃，而是它走向新战争的一大关键，又是军国主义的半法西斯式的统制，在日本思想、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重建霸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岸信介政府此一行动自然要引起日本广大民众的愤怒反对。同时一切在上次战争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祸害的国家，也自然表示忧虑和抗议。不用说，我们是和所有这些抗议者站在一起的。
不过关于日本现状的某些看法，我们发觉和许多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友们有多少不同。于此我们必须加以阐明。
有一个看法相当流行：彷佛日本至今还只是美国手中的一名小卒，它的政策完全不由自主，它的走上军国主义老路亦只是受了美国主子的驱使，是被逼出此的。这个看法其实早已与事实不相符了。诚然，今日的日本在许多方面都还有赖于美国，它在不少地方还受着美国主子的压制和榨取。可是我们绝不能因此看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日本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本集团，早已在美帝的扶植奖掖之下站住了脚，不但站住脚，而且比之于第二次大战前，这个阶级的力量甚至更为壮大了。据统计，日本的工业生产水平早已达到了战前的三倍！然则，二十年前，经济力量仅及目前三分之一种资产阶级，尚且敢与英美为敌，想鲸吞中国，雄霸亚洲，因此而独力发动战争，那末力量大了三倍之后，他们又怎能乖乖听命于人，自己一无主张呢？即使以常情猜度，也必无此情此理。其实日本垄断资本的复兴，必然也就是军国主义的复兴，同时也就是战争威胁的重来。这中间如影随形的关系，只要看其他两个统计数字就够了。当日本工矿业生产量达到战前三倍的同时，国内市场的消费水平却比战前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对外贸易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试想，这么多增产出来的商品，如果不设法另找市场，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如何能避免严重的危机？所谓出路，就是要给日本商品找到更多更大的市场，而且是要由它垄断的市场。可是当强大的新中国雄峙大陆，新民族国家纷纷成立于东南亚的今天，日本要想在那些地方获取垄断性的市场，显然不是谈判方式所能达到。唯一可幸致之道，便是诉之于战争。因此，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乃是日本资本主义再发展的逻辑结果。备战出乎它本身的需要，决不能看成为日本「某些反动分子」，为了取悦美国主子，「被动地为它火中取栗」。日本统治阶级之积极走上备战道路，显然是，也主要是要为它自己取栗。虽然，经过了上次战争的教训，面对了亚洲全新的局面，日本统治者深知要发动新的战争，并使之有若干获胜希望，它必须与美国战争计划联在一起，成为美帝准备的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日帝当然只是美帝的一个帮凶；但若就日本一国内外政策看，我们却必须主要着眼于该国资本主义的本身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关系。
谁若以上今天日本的主要矛盾是整个日本对美国的民族矛盾，以为岸信介等不过是一小撮的美帝服务的「日奸」，因而希望日本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在反美的斗争中，号召全体的日本人民起来作反帝斗争，那是一种天真而错误的想法。
今天日本的主要矛盾显然是内部的阶级矛盾，是一方以资产阶级为首、另一方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为日本继续发展的两个前途而作的斗争。围绕着这个主要矛盾，当然有民族矛盾，但其所占地位是次要的，是附从的。换句话说，日本无产阶级及全体劳苦大众之反对美帝主义，首先因其为日本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压迫日本民众的靠山与帮手，而不把它视作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压迫者。
把美帝看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家们压迫日本劳苦大众的盟友和帮手，那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把美帝看成为整个日本民族的压迫者，那是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这立场不但可以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服务，而且还可以在形势略变的情形中（即美帝在形式上更尊重日本的独立时），为美帝的野心服务。
不幸，今天有许多「社会主义」，甚至有一些「共产主义者」，在日本问题上却采取了简单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们或者从美帝为世界反动头子这个事实出发，或者为了争取部分较小的日本资产者到反美阵营中来这个策略出发，却故意放过了，至少是有意轻估了日本资产阶级在今后日本国内反动政策发展上的决定作用。他们希望因此会有一个反美的、和平民主的、主张中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那真是虚妄的幻想。现在且让我们看看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吧。在去年召开的六中全会上，日共通过了反修约斗争的决议，其中特别强调要使反修约斗争的统一行动，「发展成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为了发展这项斗争」，那决议又指出了「四项必须加强的活动」，全文如下：
「第一，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是粉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所建立的『旧金山和约』体系斗争的一个环节。因此，必须使这一斗争成为全体民主力量的共同斗争。同时必须不断揭露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第二，同冲绳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实施冲绳新刑法，反对把冲绳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并为争取把冲绳归还日本而斗争。
「第三，必须清楚答复人民群众所提出的在阻止修改和废除日美「安全条约」以后如何保障日本的安全问题。同时要阐明日共关于日本中立化和争取独立的政策。
「第四，必须加强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同时要努力把各阶层人民的要求汇集起来，组织成为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卖国垄断集团进行斗争的力量。」
在这个虽然包含了不少正确策略的决议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基本思想，亦可以说战略思想，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显然将目前的日本看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其主要的斗争目标为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为将殖民者美帝国主义者驱出日本。这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今天处在「旧金山和约体系」下面的日本，和希特勒上台前处在「凡尔赛和约体系」下的德国是一样的，战败而复兴了的帝国主义国家依然是帝国主义国家，决不是什么殖民地国家。藉反修约斗争所透露出来的一个中心问题，乃是如何打击与推翻那再度以真面貌显现出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反对与打倒这个本国的、「自己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去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因为这样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将以战争手段向苏联、中国以及所有东南亚国家索取的。
「主要的敌人在你自己的国内」，日本的共产党似乎忘记了这个列宁主义的真正遗教了。
被称为「极左派」的日本学生组织「全学联」，据报载，因为不满意日共的「投降」政策而脱离了它的领导，据说他们现在是受日本托派组织影响的，主张实行较彻底的路线。很可惜，我们至今还没见过日本「全学联」领导人或日本托派的正式文件。不过就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看，多半在我们上述的战略路线上是较近于真正列宁主义的。所以我们竭诚地希望这个组织的力量能够从学生群众再深入到工农群众，以致于在全日本的革命运动中取得前列的与首脑的地位，那末，不但日本民众可以避免一次有灭亡之祸的新战争，可以赢取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对于整个亚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包括已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之健全化在内，都会有良好影响的吧。
写于岸信介赴美之日。
日本政治斗争的态势
王波龙
日本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斗争，自战后以迄于今，从来是极激烈的。最近，由于岸信介政府企图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更推使此种斗争达到白热化的阶段，产生十一月二十七日国会大厦前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因此更吸引住全世界的注意力。
革命前夜局势
一位日本自由民主党的议员，在目击了国会大厦冲突事件之后喊道：这「简直是革命前夜的光景！」这位议员发出这样的惊叹是容易了解的，它是出于统治阶级对革命之本能的恐惧，可是这一声惊叹，却偶然道中了日本局势的特点。
当然，在这位议员的眼里，所谓革命前夜的光景，完全是以群众冲进国会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作为根据的，但在革命者看来，判别一个局势是否处于革命前夜，倒不能单纯以群众冲进国会发生流血冲突为准绳。我们也认为日本处于革命前夜局势，这因为日本群众的政治生活和斗争行动，已达到空前活跃的程度，而日本的统治阶级始终无法压倒群众运动，建立起稳固统治。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革命前夜局势之在日本，并非始自今日，远自战争结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就日本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而言，它的工业生产，自战后以来，差不多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以致比战前提高了一点五倍（有说二点七倍）。但这种上升，是以尽情剥削国内工农，大大降低他们生活水准为条件的，因此国内购买力的低下与工业生产上升处于极度矛盾之中。而国外市场，因为战败结果失去庞大的殖民地。感到异常狭窄，以致输出贸易始终未曾达到战前水平，资本输出比战前差得更远，这就使日本经济时时感受到生产过剩的威胁。
经济危机，在日本只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并未正式达到恶性阶段，造成日本统治阶级战后统治长期不稳的原因，主要还不是直接由于经济危机所引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政治上的因素比经济危机的因素更大。
日本人民经过长期战争磨折，尤其经过原子弹的浩劫之后，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已达到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高的程度。在战争中，日本差不多丧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几乎每一家庭都有因战争而引起家庭成员死亡的；广岛整个城市之毁于原子弹，无一生命幸免，更是惨不忍睹的景象。所以日本人民憎恨战争，渴望和平，似乎比改善生活更感到迫切。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美帝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导弹装备，以及日本统治阶级依附美帝，趋向军国主义，企图投入美帝战争集团的一切措施，自然要产生狂烈的反抗。反战斗争，已成为日本革命运动不竭的力量泉源。围绕着这一斗争，日本群众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经常有几百万人卷入斗争行列，他们甚至还公开提出打倒岸信介政府的口号。光是这些，已足以判断日本局势处于革命前夜了。
社会党
不过正如过去许多历史所显示的，并不是所有革命前夜局势都能直接转变为革命局势，要使革命前夜局势转变为革命局势，有时还需要主观领导上的努力。日本革命之所以未曾正式到来，与革命领导上的懦弱是息息相关的。
日本革命运动的领导，一向落在日本社会党手里。这个党是个十足机会主义的政党，它虽然控制着有三百万以上工人的「总评」，拥有广大群众基础，但其上层，无论从最近脱党的右派西尾和尚未脱党的右派河上起，以致中间偏左的浅沼和铃木止，都不过是一些官僚政客集团。他们表面上标榜着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推行着资产阶级的和改良主义的路线。当群众革命要求过于高涨时，他们之中某些人，也会领导群众举行罢工和示威，但他们的终极目的，即使是最左倾的，也不希望依靠暴力革命推翻旧有政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只希望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组织内阁，替资产阶级在危难中维持政权。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间社会党的片山哲内阁就是一个例证。片山哲内阁不但毫无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心，甚至不能缓和通货膨胀，终于在邮电和火车加价问题上倒了台。近年来，在社会党里虽说铃木和浅沼等占了上风，但这些集团，除了强调中立主义，要求与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之外，仍不曾跳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樊篱。他们也附和群众打倒岸信介政府的要求，但他们却将群众这一革命要求变成为一种上层的倒阁运动，希望经过议会，由他们组织内阁来代替岸信介的内阁。在这么一种领导下，日本群众长期来的斗争行动自然要迷失明确的方向。
共产党
日本革命中另一个领导力量就日本共产党。这个党无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以致长期处于瓦解和无力状态。
在政治上，日本共产党同样带有严重的改良主义倾向，丧失了明确的阶级立场。他们将日本局势笼统地划分为「反动力量」和民主力量」，以此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也反对美帝在日本的备战措施和岸信介政府的军国主义趋向，但他们的重心并不在推翻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而只想促使日本资产阶级政府摆脱美帝战争集团，与中苏友好，放弃军国主义。这就是他们所努力要实现的所谓「独立、和平和民主的日本」。事实上，如果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要建立独立、和平和民主的日本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日本的工农群众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给日本以独立、和平和民主。日本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致命弱点就在这里。
在组织上，日共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一个时期，因为群众的普遍左倾，党员人数曾经突然激增，但党内政治意见的分歧以及官僚主义的作风却使整个党长期陷于分裂状态，致令自一九四七年第六次大会至一九五八年第七次大会之间，中经十一年时间，竟无法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在日共第七次大会中总结长期分裂的教训说：
「引起党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中央委员会的瓦解和分裂。党内的分裂使党员之间互相不信任……
「党内忽视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基本原则。由于个人领导的结果，党内民主得不到保证，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压制。进行批评的人受到迫害，被开除出党。代表大会没有定期召开。……
「党内的分歧被转到群众组织中去，这样就造成了这些组织的分裂。……」（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从野坂上述的总结中，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到日共组织危机的深重程度，但野坂的总结仍然是表面的，他将日共的分裂归咎于中委会的分裂，那么中委会的分裂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对此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事实上日共中央的分裂，与内部政治倾向的分歧以及莫斯科和北京间争夺日共领导权是紧相关联的。一九五零年一月野坂自己被国际情报局所指责的理论（美帝占领日本促进日本民主以及日本经过议会可以和平达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代表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与野坂遭受指责差不多同时被开除的中西功及其信从者，则主张在日本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是代表日共较革命的一翼。野坂和中西功等的分歧，只不过是战后初期日共内部的意见分歧，到了联共二十次大会和波匈事变时，新的分歧又在内部爆发，引致全学联领导层的分裂。
国际情报局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以观察家名义在它的机关报中公开攻击久居延安的野坂，不仅在纠正野坂的过分右倾倾向，同时也是企图削弱中共在日共中影响的手段，这正与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斯大林让法共杜洛克出面攻击美共领袖白劳德，以扶植福斯特势力的作用相似。野坂的下台，使日共中民族派椎野悦郎取得领导权，担任了临时指导部主席职位。同年九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椎野唯恐不及地号召日共虔诚拥护中共社论，并乘机指责「国际派」，公开指名攻击志贺、宫本和春日是分裂主义。椎野并非中共裔派，但从这些冲突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斯大林与毛泽东间对日共领导权的暗斗确是存在的。这种暗斗，增加了日共内部宗派活动的复杂性。
斯大林死后，莫斯科与北京间磨擦的缓和，也影响到日共内部。一九五五年该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野坂称这次会议为恢复党内团结会议，这因为会议使野坂和志贺等重新进入领导圈，联合起来对付椎野。次年九月，他们在第八次中全会上，指责椎野搞男女关系，解除其职位，并开除了椎野派的志男，志男于被开除后重新成立民族共产党，反对向苏联一边倒，反对日日共中央对椎野和志男等的处分。自此之后，野坂和志贺等便建立了联合领导。
像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抛开社会主义革命政策，在组织上陷于极度混乱的日共，当然也不能担负起日本革命的领导责任。
反修约斗争
从上述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说明中，我们对日本群众运动如此长期汹涌澎湃，为什么不能走向革命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获得答案。这答案该是：正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妥协、懦弱和无能，才使群众运动陷于走马灯式的旋转，以致每一回斗争，群众虽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乃至十多次的行动，老是停留在集会示威的阶段，始终不能跨进一步，采取准备夺取政权的步骤。日本革命局势之所以未能到来，主要的毛病就在于此。
日本统治阶级藉助日本革命运动的这一弱点，便大踏步向扩大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去。岸信介政府，又拟订了第二次扩军的计划，准备在一九六五年完成日本军队核武器的装备。因此他更迫切希望投入美帝战争集团，取得装备上的便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自然需要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岸信介知道，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直接缚在美帝战争的牛车上，必然要激起日本人民狂烈的反对，所以过去他的政府与美帝间对修约的谈判，都在秘密中进行。他企图先修改警察职权法案，加紧对革命势力的箝制，然后再来公开修约。但警察职权法案的修改，在群众的反对中搁了浅，大大阻遏了岸信介修约工作的进行。
自去年四五月间起，有两个事件加强了岸信介的信心，其一就是自由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胜利，其二就是社会党右派的分裂行动。这种分裂原是社会阶级分化明朗化的表现，但分裂却使社会党在参众两院里减少了很多的席位，更便利于岸信介政府的巩固。日本局势已向右倾方向前走了一步，岸信介完全了解到这种趋势，便不顾群众的和社会舆论的严厉反对，竟悍然要公开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准备于本月中旬亲自赴美签字。
为了对抗岸信介这种极度反动措施，社会党便团集各大左翼群众团体，成立「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作为反修约斗争的中心机关。参加这个组织的单位共有一百五十八个，表明这次斗争的规模比反警职法案的规模更大。群众热切希望以他们的力量阻遏岸信介修约的实现，他们带着决战的决心投进战斗。但社会党仍旧重复旧日的斗争方式，只是集会游行，游行集会而已。
不过在斗争中却出现了一种新的领导力量，这就是托派的共产主义同盟。这个组织原是从日共中分裂出来的，它反对日共领导的斯大林主义，反对社会党和日共在革命中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回复到阶级斗争立场，因此获得广大学生群众的支持，在全学联中取得领导地位，使全学联变成一个最富战斗性的组织，被资产阶级称为「好斗的」「气焰万丈」的学联。十一月二十七日国会大厦冲突事件，就是在这个战斗性学联领导下进行的。
全学联
全学联的全名是「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盟」，加盟的单位共有二百六十三个学生自治会，包括一百一十一间大学。全部会员人数，据去年七月一日日本警察局的调查，有二十六万六千人，但据全学联第一次大会的公布，有二十八万五千人，占全国大学学生百分之四十一。
这个组织原于一九四八年成立，最初在日共领导之下。自联共二十次大会之后，尤其自波匈事变之后，学联中的青年共党分子开始对斯大林主义产生怀疑，追寻新的道路，这就推使他们注意起二十至三十年代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从托洛茨基以往的著作中，他们了解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传统，并非由斯大林而是由托洛茨基所代表。于是他们便在学联里为托洛茨基思想展开斗争。如此便与日共领导发生冲突，逐批被开除党籍。
在整个全学联中，拥护托洛茨基思想的分子，大多围绕在一位二十多岁的东京大学学生名叫香山健一的周围。前年五月全学联第十一次大会中，香山当选为全学联委员长，他的势力在全学联最高领导机关执行部中取得了多数，自此，全学联的领导权便转入托派之手。次月，日共开除香山等党籍，他就出来组织新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这是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一个有力的组织，它从群众革命斗争中产生，并建立在群众革命斗争之上。
去年六月全学联第十四次大会中，香山自动辞去委员长职位，专心致力于新党工作，全学联委员长一职，由唐牛健太郎担任。唐牛是北海道大学学生，也是青年托派领袖之一。现在全学联执行部三十人中，托派占十八席，斯派占十二席。副委员长加藤升，书记长清水丈夫以及东京市学联委员长糠谷秀刚等都属于托派分子。
这场斗争之后
全学联领导下的学生群众冲进国会事件，使社会党、共产党和岸信介政府都极惶恐。社会党为了表白自己和任何激烈斗争绝缘起见，便在「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中开除了全学联，日共也和社会党一起攻击全学联的「盲动」。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政党是怎样一副可怜的相貌呵！他们不去指责日本警察局是造成流血冲突事件的罪魁祸首（学生群众原是手无寸铁的呵！），反来指责学生群众的「过激」。
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反对全学联的举动，助长了岸信介政府镇压革命力量的决心，他舞起了反动的警棍，到处搜查共产主义同盟和日共总部以及学联、总评各机构，逮捕了加藤升、糠谷秀刚、永见尧嗣、叶山岳夫、清水丈夫等八名学联领袖，也同样逮捕了教师联合会和总评的领导人物以及一些日共党员。最讽刺的是：社会党上层越想尽力与学联划清界线，表白自己与国会冲突事件无关，越鼓励了各反动势力向它狂吠，有意集中火力攻击浅沼煸起这次冲突，要在国会里动用纪律来制裁。
经过国会冲突事件之后，社会党和共产党像手指被火灼伤一样，带着后悔的心情，再也不让群众斗争越过温和的界线。在第九次第十次的反修约行动中，它们甚至不敢让群众走到国会门前。没有比这种领导更畏葸的了。
岸信介看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软弱，看到他的逮捕除了受到学生反抗之外，没有遭到有力的反击，他越来越嚣张、跋扈而大胆了。面对全国五六百万人的集体反对，他竟然丝毫不加收敛，决心如期飞赴美国签订修约了。
剑和舞剑
日本的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还要继续斗争下去，群众决不会放过岸信介政府每一个反动措施。旧的革命领导既然表现得如此软弱无能，新的领导力量必然会发展开来。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将会逐渐成长为革命的阿特拉斯巨人。当然，在目前阶段，这个组织还未成为巨人，它只是一个初生之犊，虽然它在学生中已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但它还需要在工人群众中扩大影响，争取对总评的领导。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初期首先在知识分子中生根是自然的事，往后它必定要寻求到工人中去的道路，一旦在工人中落脚生根，它便会成为盘石般不可动摇的力量，且会真正肩负起历史的使命。
日本革命的当前任务，自然在于反对美帝及岸信介政府一切备战措施，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和群众生活的改善，但所有这些斗争都必须归结到一个中心任务上去，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怎样使当前斗争归结到最后斗争上去，怎样在每一当前斗争中找寻通向最后斗争的桥梁，是一种巧妙的政治艺术，它不仅有赖于接受以往革命的教训，也有赖于对现实条件和实际力量之准确而灵活的把握。探索这种艺术，在实际斗争中活用它，乃革命胜利的重大保证。
扩大革命思想，明确革命路线的工作，该是日本革命者当前最迫切的课题。革命当它准备击倒反革命堡垒之前，必须清除阻碍革命向前发展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和共产党的机会主义，乃是两块顽固的绊脚石，急需在思想上，在理论上，在实际行动上从根加以揭露；要做到不仅在革命先锋队的眼里，而且在群众眼里，都能透切认识到它们路线的破产。
在一切反岸信介政府的斗争中，革命者与改良主义或机会主义政党及其群众组织的联合战线是极端重要的。有时为了联合行动的利益，或者为了适应群众未曾高度的认识，以便引导他们从低下的认识达到高度的认识，某种妥协是需要的，但必须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高度的批判性。一种明确的路线以批判的精神投身于联合的行动，不仅会加强这种行动的力量，也是赢得群众，使群众摆脱传统错误领导的有力武器。
与列宁一起领导俄国革命的一位领袖说：「一个人光只有剑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它以锋利；一个人光只有锋利的剑还不够，必须懂得怎样舞动它。」我愿拿这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也作为一切革命者的座右铭。
日本学生大闹国会记（日本航讯）
山 田
日本于战后从投降、签订和约直到如今，已有十多年了。由于国防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使得美国在东方，不得不想尽方法去扶植日本——好让它成为远东的看门人。
如战后的西德一般，日本凭其过去的重工业基础，再加上美国的扶持，的确恢复得很快，使举世之人，皆目之为「奇迹」。
日本虽然从一片瓦砾之中爬了出来而且站了起来，可是它的社会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结果它的矛盾只有一天天积累起来，一有机会，随时都可以引起强烈的爆炸。
譬如说：美国战后在日本驻军的问题，迄今仍成为日本人强烈反对的中心问题之一。固然这不仅是日本一国的现象，但由此类事件常常引起群众斗争，在日本已成为经常的事。
今日之日本，已恢复了相当的国力，因此日本统治者对于增加本国军力，加强日美合作以共同负担起远东反共急先锋任务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执政党之希望改订「安全保障条约」，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他们还藉以表示自己有所作为；反对党——社会党与共产党则根本想挣脱这一锁链，以适应人民反战的心理讨好中苏。
这一反对修订「安保」运动，到去年十一月里，闹得举国震动，大家明知主持它的是社共两党，但因其合乎民族主义，且为反对美帝，就洋洋乎成为一条大流大浪的局面，而学生们在日本全国学生联盟的领导之下，首先成为这一运动的急先锋。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集合游行时，为请愿而走向国会，当时和保卫国会的警察不免发生了正面冲突，双方僵持了两点多钟，当时因警察寡不敌众，警官的阻止线就被学生冲破了，适因国会亦在开会期间，社会党的议员（并且是社会党的总书记）浅沼为表示同情学生，出而迎接学生于正门，这时却遇学生跑进来，遂引起了执政党——自民党——的激怒而鼓起了轩然大波，一面制订限制今后任何向国会请愿示威的条例，一面要用警察拘捕示威者，威吓并惩戒浅沼议员，说他有鼓动学生运动嫌疑。把这个肥头胖脑素惯投机的家伙，弄得焦头烂额，惶恐不可终日。
话分两头。且说学生闹进了国会，也不过示示威罢了，不到一个钟头，也就各自散去了，所以这件事算算时间，只不过二三小时而已。
可是它的意义却并不小。第一，它暴露了所谓神圣庄严的议会也者，究其实不过是欺骗民众的把戏而已。其次，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机关，表示它并非全能全力的。纸老虎一被拆穿，只不过如是罢了。
反之，主持这个运动的社共两党，除了浅沼本人想投机被牵连在内而外，其余如社共两党及总评主要分子，大家都临阵逃脱，作了可耻的背叛行为，丢下了这些青年单独作战。
这一来，第二天举国震动，当局下令追究责任，全国「学联」首当其冲，而东京最高学府——东大学生会的领导者，如叶山、清水、唐牛等，一些素不为人所知的学生，为了要逮捕的关系，在报上几乎每天看到他们的名字。
学生方面也不甘示弱，因为东大乃最高学府，警方不能随便跑进去抓人，学生就组织了人海战术与当局及警察对抗，双方抗争了半个月，警察始终无法将这些领导者捕去。这时候，各报及杂志记者，藉此机会，会面这几位为首的学生，作种种报道与新闻，因而暴露了许多可贵的消息。当然，学生群众有组织的拒捕，只能暂时在学校里有效，一离开学校便成了问题。在十二月十日第二次示威游行时，上述叶山等人，俱慷慨悲壮的一一于游行阵头就警察之缚而入狱。
可是日本舆论界暴露一些什么可贵的新闻呢？
第一，学生们表示学联会与日本共产党完全脱离关系，已有一年多了。学联会的领导是托派。它是一个最最革命的组织，其名称是：日本共产主义同盟。
其次，他们已严厉地批评日本社共两党的机会主义者，不配领导日本社会革命运动。今后他们将要担负起领导日本革命运动的责任。
最后，使日本人民由此晓得日本也有了托派运动。本来，日本警察一向以为日本无第四国际活动，如今可不成了；托派的书籍，一向很少人看，经这一来，全国都在找托派书籍一睹，想看一下这究竟是什么主张，这样怪物，为什么会抓住这些知识青年们。
可是，社共两党对这些学生则极尽侮蔑、谩骂之能事，指责他们是「托派分子的挑拨行为」，「极左的冒险主义之狂奔」，「红色阿飞的跳梁」等等。
据新闻记者报道，「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在国会事件之前，并不赞成冲进国会，认为这一举动不会给运动造成实际益处，一旦到了学生们这样行动时，却一齐和他们同进退，且一道被捕。到了十二月十日第九次行动前再讨论冲进国会之举时，他们便尽全力阻止了，因而避免了作无谓不必要的牺牲。这种态度确是革命者对群众负责的态度。顶要紧而具重大意义的，就是他们在帮助学生们抽取运动的结论，分别敌我之利害，引导大家获得有益的教训，；并尽力保卫群众利益以待将来。
日本的学生运动是年青而勇敢的，它已经验过一次风雨的打击而锻炼了自己，正证明了他们有其辉煌的将来。
1960-1-12于京都
「大学生革命」的参谋总部
读卖周刊
1959年12月20日
念柔节 译
按：关于日本全学联和共产主义同盟的中文材料所见甚少，但在日本各报刊中则有颇多报道。兹特从日本著名的《读卖周刊》1959年12月20日号中节译出此文，作为读者研究之参考资料——编者。
一个怪物在日本徘徊
共产主义同盟
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有这么一段文字：「有一个怪物在欧罗巴徘徊……」，全学联的干部将这段文字改成这样说：「有一个怪物在日本徘徊，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同盟』。所有一切日本的旧势力，无论岸信介、警视厅、铃木茂三郎、西尾末广、甚至日本共产党，他们为了压服这个怪物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全学联学生蜂拥而入国会大厦时，他们的先头部队所飘扬的旗织，就是共产主义同盟的旗帜。由这一事实可以显示出：目前在幕后操纵全学联并推使它「不胫而走」的正是共产主义同盟，这个自称为怪物的同盟将日共视作「右倾机会主义」，说「唯有我们才是日本唯一革命的政党」。至于怎么组织革命呢？关于这点，请先听听该同盟二十八岁的书记长岛成郎君的谈话吧。
流血可以减少
问：「你们的革命纲领怎样？」
答：「学生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核心，劳动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由总罢工而兴起。日共和社会党所谓新中间层，即白领阶级的统一战线是无用的。一般市民的兴起也无济于事。」
问：「如果对方拿起武器怎样办？」
答：「当然我们也要有武器。但是，与俄国革命比较起来，现在的新闻、广播、通信网和交通网已发达得多，先占据这些东西，流血将会减少。但是革命不是浪漫蒂克的事。高尔基说：『为什么要杀人呢？』当列宁听到他这样提出问题时答道：『历史不是如此甜蜜的东西。』」
问：「怎样才能实现革命？」
答：「革命不会限于一国的。当革命战胜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之后，还要战胜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代代木的日共也将会组成反革命的势力。
「对反革命阴谋者罪行的还击，必定是无远弗届的，而且要再三加以扫荡。还有，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必须上绞刑台和电椅。」
内部分裂的起源
怪物诞生的由来
这个怪物是怎样诞生的呢？事情的发端，要追溯到三年前的「砂川事件」。当一九四六年第二次进入测量被停止的时候，革新阵营方面喜不自胜地喊着：「赢了。赢了。」就从这个当儿起全学联的分裂便开始表面化了。
在全学联中对「砂川事件」的评价存在着分歧。现在属于全学联主流派的森田实等认为「因为我们的力量关系，测量可能会被停止。」被称为代代木派的高野秀夫等反驳说：「停止测量，只不过是政府和总评等民主派之间的一桩买卖。胜利是必定的。」主流派认为高野这样说法，就是日共中央的意向，乃是极愚蠢的想法。
被日共开除的中心
全学联中央集团内部日共党员之间的分歧，此后越发加深。主流派越加自信要加强禁止原子爆炸和反对勤评等政治斗争，遂与主张经济斗争的代代木派相抗争，这一抗争于去年五月的全学联第十一次大会上爆发了。
当讨论到运动方针的时候，主流派和反主流派都大声叫嚷，引起了大乱斗。于是反主流派被从全学联中开除出去。日共中央对此种情势顿为震惊，于六月一日在代代木总部召开全学联内部党员集团会议。在会议上，日共指导员与全学联主流派之间又发生乱斗。由此，全学联内部的对立，便变成为日共与全学联之间的正面对立。事件的负责者森田实和香山健一（原全学联委员长）等十多人，便被日共开除。
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以这批被开除的主流派为中，于去年十二月间组成。日共猛烈责难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反党的托洛茨基集团」。
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时与列宁一起的革命大功劳者，他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因此，托派便成为「极左过激主义者」的代名词。
共产党对托派的憎恨，比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尤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今天，全学联已从日共的「得意宠儿」变成了「讨厌的顽童」。
也有外国插手诱导
十月三日，从巴黎来了一位负有秘密使命的意大利人，在羽田机场降落。他的名字叫做马尔顿‧利比亚，是托洛茨基派国际组织——第四国际在巴黎的国际局书记。他访日的目的，就是要日本托派各集团统一起来，他在东京公然以托派名义出现，分别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盐川喜信（东大学生，前全学联委员长）等会谈，又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等会谈。结果因为各分派的关系复杂，他的使命并未实现，于十月二十三日离开日本。莫斯科以外的共产者团体伸手于日共与全学联的对立中加以诱导，可以说还是仅见的事实。
全学联的托派倾向，不只表现在国内问题上，也表现在当前的国际问题上。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访美」，唯独他们认为是「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加以反对。这倒是新鲜的初次听到的意见。
世界青年学生友好节的所谓国际节，是每隔一年召开的。今年的第七届友好节在维也纳举行。五六年前，全学联对此友好节总是尽力宣扬，派了很多代表去参加，自从它与日共对立之后，突然冷淡了。现在他们的理论是：一切都与「世界阶级斗争」的利益相结合，认为友好节是没有可利用的价值，所以出乎意料之外，在今年总共一百四十九名代表之中，全学联只派了四名代表去。
动摇了代代木的根据地
负责干部深入各大学
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代代木的日共举起了反叛之旗后，它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势力，今天已独占了全学联的中央执行部，换言之，代代木派已被从全学联里完全扫了出来。
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由执行部提出候选人一览表，完全采用连记投票制（即选举人可在选票上选两名以上候选人的选举制度——译者），因此中执委往往全部都由主流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担任。
六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大会中，代代木派的代表从第十三次大会的二十名增到一百五十七名。共产主义者同盟本来策划独占中执委，因为代代木派突然入侵，便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握手。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中执委中占了半数以上，而且掌握着三个首脑职位，所以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只得接受他们所确定的运动方针。虽然如此，据说也有交换条件的。
日共正想卷土重来，在赤旗报上强烈攻击全学联的行动是「托派挑衅者的行动」，这种攻击反招致主流派的疯狂的反击。
迄今之前，早稻田大学，师范大学、东京大学师范学院等，都是代代木派的最后据点，但主流派则伸入其中离间，国会示威后，东大师范学院的自治会选举中，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一三一七票对七二零票当选了委员长。
十二月四日的东大选举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三十三席中执委获得三十席。早大的五个学院已加盟到全学联去，形势已倒向共产主义者同盟一边。在国会示威的先头部队中，师范大学的共党支部，竟公然反对党中央的方针，开始发出鼓动传单。
从这种情形中也可知道今天全学联「不胫而走」的大原因之一，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与代代木派的思想对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摇动战术」，使日共的下层组织也发生动摇。十二月六日所召开的东京都日共支部代表会议，传说也引起相当争执。
塔斯社和新华社的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对全学联的行动加以支持，因此更加速了日共的动摇，不仅下层如此，神山茂夫也再三逃避会见。据全学联主流派中的一人说：「日共中央委员神山茂夫的动摇已很清楚，不过还装着政治病而已。」事实上，神山氏于国会示威后便生病，不再在党总部出现。本杂志曾去电话询问，据答说，神山氏「现在患病，或许十二月十日后可以来总部。」
十二月十日，全学联第二次国会示威时，神山的言论，已够使他的「动摇传说」得到证实了吧。
「小孩子革命家」的生活
日共青年学生对策部部长谷川浩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作这样批评说：「他们都是一批小孩子，所以偏向于极左的冒险主义。全学联的运动之所以不能驾驭因为它的指导者生活无轨道无规律。」
那么，这批「革命家们」的生活和意见究竟怎样？
难得归家
迄今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岛成郎、香山健一和森田实三人为实力者。最近香山、森田两人因与岛书记长对立，离开主流派。岛成郎文章通达，因此成为同盟中第一个实力者。他生于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自认是「战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父亲为已故岛五郎氏，生前是通产省东京工业试验所所长。
岛成郎曾在东京府立高校读书，那时，据说他为人粗野，并不用功，对共产党极其厌恶。到了一九四九年「国铁争议」时觉醒起来，参加了共产党，次年考入东京大学，任该校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副委员长。在斗争中受学校当局无限期停学处分，五郎氏大为震怒。岛成郎于绝食抗议被学校逐出时，他的父亲曾亲去恳求过，不久，就病卧床第，当岛成郎在砂川斗争中最活跃的时候五郎氏便死了。
岛成郎最初想专攻物理学，因为考虑到不能兼顾他的活动，就选读了医学。在学生运动中，与现在在美术大学卫生组服务的女子结婚。因为他从事于共产主义者同盟「职业革命家」活动，几乎很少回家。
夜间工作
全学联委员长唐牛健太郎，今年二十一岁，他的母亲在函馆市汤川邮政局保险部里工作，母子俩相依为命。
他在函馆东高校读书时是一位拔类超群的高材生。据该校教师田都三和田中正苗说，第二年，因为他知道了家庭的复杂关系，用功的态度突然改变了，很少去上课，与教科书比较起来，他更埋头于阅读思想的书籍。对英语和数学甚感兴趣，其他功课虽觉得非常无聊，考试的成绩仍是满分，因此总成绩一向在十五名之内。
他想考早稻田大学，将来当个新闻记者，因为经济不许可，便考入北海道大学。他的性格明朗而快活，喜欢运动，在运动会中必定成为一等运动健将。在全班中众望所归，是一位领袖型的学生。
入北大之后，因为成绩斐然，被选为该校自治会委员长，他能掌握到「革命意识」，就一帆风顺地升为道学联委员长，全学联书记长，以至全学联委员长。自从当了委员长之后，他连一次都没有返乡。
现在，唐牛连公寓都很少回去，他从早晨八时起一直活动到深夜十二时之后，过着寝食无定的生活。他当了全学联的委员长，同时又想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职业革命」，因此已抛弃北大毕业的希望，说：「假如能力许可的话，还是好好地当个职业革命家。」
提出二十一项政策
在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们掌握了革命政权，就要实行所提出的二十一项政策。例如：
「解除自卫队、警察、公安调查厅、海上保安厅等资产阶级的权力。「（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第十二条第二项）「废除资产阶级审判制度，审判官由民主选举产生。」（同上第三条）「劳动者的武装采取民兵组织方式。在没有官僚制的基础上建立陆海空赤卫军。」（同上第四条）」「粉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即释放劳动者的政治犯，追究一切死刑事件的责任。」（同上第五条）「外国资本的投资及借款无偿没收。接管外国设施的军事基地。推行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外交政策。」（同上第十六条）等等。
此外，通讯和报道机关、产业、金融机关统统国有化（同上第六、七、八条）。没收资本家的所有地、住宅和其他财产（同上第十五条）。教育由国家管理，彻底普及共产主义（同上第二十条）。
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现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在尽力注意去培养「日夜埋头于革命运动工作」的「职业革命家」，这一工作的中心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学生对策部部长青木晶彦主持，青木是东大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兼任全学联组织部部长，在全学联里，组织部长一职表面上与委员长书记长等有所分别。实则地位相同，都在内部握有实权，居于重要地位。前任组织部长就是今天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记长岛成郎。
青木的父亲是暖房器具等制造公司的经理，在他的浩沼公馆里，青木不断招待学生「恳谈」，引诱他们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
被一般人作为话题的，曾躲藏在大学里的东大法律系前绿会委员长叶山岳夫，在初期只参加集体歌咏合唱，与学生运动没有直接接触。他与因十一月二十七日国会示威而被捕的全学联副委员长糠谷秀刚等，于去年在故乡升学时，就成为绿会候补委员，在学生运动面前崛起。今年六月，被选为委员长。国会示威逮捕状中指他「从地下指导学生运动」，使之「精锐化」，东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中说叶山「站在学生先头部队奋斗，毫不向弹压退缩的雄姿，正是学生运动和民主主义健全的证据。」另有一说，他之所以成为「英雄」，与策划共产主义者同盟作战组织的扩张也有关系。
将来也发行日报
共产主义者同盟除了注意培养职业革命家外，处处想要打开「革命」的道路。其中一点，就是为了纪念十一月二十七日国会示威，开设了印刷所。这是在代代木共产党的「黎明印刷所」之后新设的印刷所。它的设立，是从掌握大量宣传的观点出发的，急急于希望由自己之手出版日报。设立印刷所的计划，作为正式努力的目标来说，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最近，在东京江户川桥租得一间约十公尺附有电话的房间，为了纪念国会示威的「成功」，印刷机已搬了进去，开始活动了。铅字约有十五万组。迄今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杂志「共产主义者」（两月刊）是由外面印刷所承印的，以后就由这个印刷所自印了。预定于明年春天至六月间先出版周刑，等周刊有了门路，将来发行日报的各事齐备之后，又要买轮转机了。
印刷所的负责人是东大学生香村正雄，他在社会主义学生同盟中担任宣教工作，原是全国学生新闻联盟的书记长，「共产主义者」的发行，原由「解放社」经营的。「解放社」据说是在「革命运动任务还未确立时设立的」，它是香村从变卖了他父亲金器的三十万元中借了钱来，于今年一月开业的。
现在的印刷所取名为「雄正社」，它之所以能够设立，是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发动了「千元捐款」，募集到二十万元而成立的。香村说：「共产党在非法时期也有印刷所，他们能够办得到，如果我们处于非法时期，也许会办不到了。」香村在这个极小的房间里，见到了「大印刷所」的美梦。
现在从革命纲领进而说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人数，据岛书记长说：「有四位数。」那么起码有一千人以上（据公安当局说约有五百人）。
它的中央组织中有中央委员二十三人，书记局局员十一个。书记局在文京区元町大夏的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如果有六个人进去就转不了身。这就是「世界革命」的总部。
从北海道到九州止，还有九个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还有地区委员会。例如京滨地区就有川崎、千叶、东京的东、西、南、北、中、三多摩等八个地区委员会。这个所谓革命政党，它的组织原则，并不拘泥于依照选举区划分，乍一看来，这点是异常奇妙的。
九州的地区委员会在福岗和筑丰，这里是三池煤矿的争议中心，在大牟田且发生了旱灾，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性都被这里的人们谈论着。同盟盟员的年龄以二十岁到二十四岁居多，三十岁以上的非常之少。过去曾是日共党员，直接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数比率约为三对七之比。
同盟盟员每月缴纳二百元至四百元的同盟费（视地区委员会而各异），这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运动基金。关于基金来源问题，有说是从「国际学联」来的，代代木派的一部份人则说它是从自由民主党和美国来的，杂说纷纭，岛书记长对这些杂说付之一笑说：「至于说到同盟费，大多是从斗争场合从工会方面募捐基金而来的。」
岛书记长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今后，作了展望说；「迄今之前，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者，差不多都是由学生运动中出身的。今天，学生运动中的优秀分子，将日共抛在一旁，都聚集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来。日共的下层，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翻天覆地都高兴得心情动荡。在不久的将来，共产主义者同盟必定要比代代木派占优势而无疑。」
原载1960年香港出版的托派小册子《日本政治斗争的态势》（原野丛书，原野出版社1960年2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