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鲁回忆录

前言

　　我，邵鲁，工人托派分子，曾两次入狱，一次是1935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由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逮捕入狱，抗战发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双方释放政治犯时被释放的；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反右斗争时在西安以托派分子罪名逮捕入狱，于1962年释放。
　　我于1929年到上海，在上海电话公司当外线工人，不久就结识了共产党人，并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其宗旨是宣传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临时工作委员会，我以工人身份被选为临委成员之一，其中成员系知识份子和留苏人员组成，主要斗争目标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托派与共产党主要分岐自己是理解，认识都是很差的，可是在这过程中受到教育，提高了政治水平，所以我才坚决认为托派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当时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窃取了苏联政权，恶毒的迫害了与列宁共同革命的一些老革命者，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并把托洛茨基放逐国外，指示其特务人员在墨西哥杀害了托洛茨基，在国际上不支持德国共产党，并和希特勒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东方与日本友好，把中国东北的利益让给日本，在中国与蒋介石合作，造成4.12政变，在抗战过程中对托派人员污为反革命，杀害暗杀等手段对付托派，还造谣说什么托派拿日本人的津贴，可说恶毒之至，这一历史冤案终将大白于世。同时，在抗战长期过程中，托派始终坚决与支持托洛茨基革命路线，在各个角度发挥作用，时至今日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是胜利了，但是斯大林派共产党托派政治路线谁是谁非这一公案，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的，只有让后人和历史作出定论吧。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日

邵鲁回忆录（之一）

　　1930年春，我在上海考取上海电话公司外线工人，专干电话外线架设，安装各种规格电缆等工作，是一种较苦的工种，每月18元工资，经过短期培训，我被派为一个外线组的一个组长，共有10几个人，这时社会潮流正值左的局面。在电话公司招收工人之际，托派、斯大林派，有不少人考入了电话公司工人队伍，开展工人运动。托派有罗士潘（是莫斯科东大学生）、孙猴子、李希、朱崇文，他们四人都是托派的知识分子，因每天大家到公司领派工单，因此常见面，后来就熟了。这时我和同组工人曹永康在爱文义路斯文里合租了一个亭子间居住，小组同伙中有阿倪、扣宝、赵志澄、阿毛等人，其他人记不起名字了，罗士潘、李希、朱崇文还有四川人（记不起名字了），常来我住所闲聊，很投机，常谈起五卅大罢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和条工厂的工人运动的高潮，不受时局的影响与感染。就谈到了共产党指出工人是未来新世界的创造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并教我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只有在其领导下，人民才有幸福的日子。这伟大的事业只有托派共产党才能领导成功，他说他们是共党，劝导我们加入托派共产党闹革命，并说陈独秀是我们共产党的头头，我们受了一个时期的鼓励教育，大家都很兴奋热情，起初我们有邵鲁、赵志澄、李文志、曹永康、阿倪、樊杏泉、扣宝、杨镇8人加入，后来陆续有人加入，大家都觉得很光荣，由他们三人介绍加入托派共产党，有一天，时间记不清（事前在小组中和大家说明了）由陈其昌代表党负责人，他也是沪西区委书记到我的住处作了正式入党手续，此后陈其昌、刘仁静定时来开会，讲革命知识，这样电话公司工人支部成为托派工人组织的优胜支部。托派这一名义是在加入前时罗士潘、李希、朱崇文给大家说明的，指出斯大林派的革命路线是错误的，理由是斯大林指示加入国民党闹革命，造成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杀了很多工人，解除了工人组织的武装，查封总工会，共产党人被杀了很多，再就是四·一二后为革命最低潮时期，第三国际斯大林派仍说成是高潮，在上海和全国各地以盲动路线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我们托派则认为在低潮期应以过渡时的“国民会议”口号下进行一些民主活动，为争取自由，人民有言论，结社居住，出版人身安全等。工人准备下次的革命高潮到来，再为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工人的革命前途，反而和日本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出卖中东路和东北的重要资源给日本人，实质上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完全背叛了世界的国际革命运动，在西方斯大林派竟与反动的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葬送了德国共产党，这时伟大革命导师托洛茨基在第三国际会议上公开提出，苏联应立即出兵德国，帮助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并出了名为“世界革命的关键在德国”一书，但反动的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完全失去了世界革命的意义，至此完全失去国际革命的领导资格，反而受希特勒的壮大后，不畏苏联受到重大损失并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这些都是斯大林第三国际的罪过，对这些事例给我们电话工人增加了知识，提高了革命的水平，我们都为托派的革命道理感动，并为托派闹革命到底。
　　1930年夏末时间，我那年是17岁，在靠近南京路的巷子里一家中等旅馆里开会，内容是举行电话公司大罢工的一些问题，以及声援上海美亚绸厂的大罢工。我当时被选为电话公司罢工委员会委员之一，在一个较宽大的房间里有十多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有陈其昌、刘仁静、罗士藩，还有几个穿西装的人不认识也不知道姓名，这时郑超麟是否在场记不清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老者约50多岁，穿一件旧衣长衫，由刘仁静介绍，这是电话公司邵鲁同志，他是雪衣同志（即陈独秀），会议立即开始，分析了当时情况，电话公司罢工主要目的是增加工资反对开除工人，具体分工是，我们（托派）提任电话公司外部工作（控制电话设施）和纠查工作，干部派（斯大林派）提任电话公司内部罢工措施，以便造成全市电话瘫痪。我们沪西、沪东的组织全部动起来，法南区多数由知识分子担任宣传工作，约一个小时后散会，大家离去。现在回忆当时的几项决议：
　　1、调集沪区工人支部来电话公司作示威性的集会，以壮大声势；
　　2、法南区文化界同志们作好宣传工作；
　　3、指定专人每日向领导会报罢工情况
　　次日，所有电话公司工人以及托派沪东区工人支部来了些同志，参与示威性的集会。电话公司总部声势很大，罢工委员会派出代表与公司谈判，这时公司宣布华工工作人员不得进入公司内部工作，所有内线工作部由外国工人担任，外线工作重要者也派外国工人干，这样我们的控制全市电话安排受阻，罢工效果不大，坚持了半个月，罢工失败结束，此后，公司当局对罢工积极者陆续开除清理，我当然是被开除者，并视为赤色分子，罗士藩、李希、朱崇文以及斯大林派的人开除了不少，这一结局事前已计到，当时客观形势是1925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期，共产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党内极左思潮是很大的不利因素，也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托派组织只好暂处休整、学习阶段，陈独秀由陈其昌陪同来过我们小组两次，主要说的是革命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外的政治口号是“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大事，对内健全组织，壮大队伍，都要以“国民会议”为纲领，此后不久陈独秀（详细日期记不清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上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上大字标题登载了这一消息，同时全国著名的章士钊大律师为陈独秀的义务律师，震惊了全国文化界、政界。这时以陈独秀为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委员会”（托派）受到致命的打击，虽有以彭述之、王文元、刘仁静等人的维持残局，终因当时的客观形势所迫，加之国民党凶恶的白色恐怖，自身的经济力量，没办法，只好暂处于休整时期。我们沪东、沪西、法南区基层组织为陈独秀的逮捕立即印发传单，秘密走向街头、各大交通要道散发传单，抗议国民党的逮捕陈独秀，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时东西两区的工人基层组织仍由陈其昌、刘仁静和一些骨干份子（分子）予以维持，以扩展影响，等待新的中央机构成立。

　　关于陈独秀逮捕入狱后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筹备和组成
　　——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

　　可能是1934年，托洛茨基宣布成立第四国际，并派美国人哥拉斯来中国协助开展工作，还有几个英国人。哥拉斯当时在上海大美晚报任记者，这时又逢12.9学生运动之际，北方各大学的学生南下请愿，其中有些托派学生，有燕大学生斯颂德，此（北）大王流星、扈焕之，刘加良以及其他等人。到上海，通过关系与刘仁静、陈其昌会见，此时哥拉斯也和这些人联系上。留法学生尹宽出狱在沪，也参与了建立临委会的筹划组成工作。这时我是唯一以工人成分参与工作，其他一些人起码是大学生，有留法的，莫斯科回来的最多，都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记得我第一次与哥拉斯见面，是斯颂德、扈焕之我们三个到法租界哥拉斯的住所见面的，谈话是用英语，斯颂德最流畅，简单的一般用语我也懂些，此后凡开会都是在哥拉斯家，一是为了安全，二是节省话费，这次建立临委的特点是，留俄学生中在莫斯科为了反斯大林的不正确路线，其中四个派，现在记起的派别有十月社、无产者社、战斗社、“我们的话”。现在回忆，其当时几个派别的全（合）作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家的动机是好的，意图把中国革命推向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又值革命低潮之际，存在的问题难以统一大家的意见，而且彼此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很不一致，例如：国民会议问题、对红军问题、加入国民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反对派与第四国际关系问题，以上问题虽然长期争论，也未达成一致。名义上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内部争论斗争难以俩合，甚至一部分人各干各的。我感到遗憾的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了，没有受到正规学习，消化不了高级理论知识，但长期受到这些革命先进人物的帮助教导，坚信共产主义是对的，左派反对派是正确的。我和另外一个人，他叫程松生，杭州人，他父亲是浙江教育厅厅长，这人与斯全很熟，我们全在沪东区一个胡同里，在第一排一家的三层阁楼上。临委的一个据点是我们的印刷机构，在第七排一家楼上。扈焕之和王流星住在那里，以此开始了工作。我们的主要刊物是工人报、机关报、“火花”传单以及其他印刷品，稿件由扈焕之、王流星二人送来，吃饭用煤油炉自己做。经过了一段时间，扈焕之、王流星二人三、四天没来送稿件，我和程松生商量去里面看看，房东见了我很紧张的说：“你们的三个朋友被巡捕房抓走了。”我只好装作镇静的说，这是怎么回事，赶快去看看。我和程松生很快离开了，回到我们阁楼里，我俩商量如何办，此时肯定组织被破坏了，是否还有其他人？其他据点我俩都知道，无法联络，哥拉斯那里不敢去，特务肯定发现哥拉斯的住所，特务守候抓人，幸好我知道哥拉斯邮政信箱号，程松生用英文寄了一封简单的信，约他在桥头公园会面。
　　我俩与哥拉斯会面，谈明情况，临委领导机构确已被破，哥拉斯并说了另一个不幸的消息，刘仁静在北京被逮捕。刘仁静去北京的经过是：刘仁静随英国人尹维生，他原是斯大林派，在上海利用他是外国人身份办了一份报刊，中英文含刊（刊名记不清了）。因他不满斯大林的政治路线，而同情托派，其报刊内容变了托派内容，这时斯大林对他施加压力，断绝了经济支持，又遭国民党特务的暗算，其报刊无法继续出版，所以才去北京，参与托派活动，同刘仁静同志北京，对外伪称刘仁静是他的私人秘书，到北京一下火车，在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抓走。这一情况是尹维生通知哥拉斯的，至此临委领导的主要人物都已被捕入狱。哥拉斯说只有暂停一时期再说，程松生暂回杭州家中住些日子，互相告别很有信心的说：“我们一定要东山再起。”我现在回忆时间是1935年初，对我的安排则是有电话公司同志们支持，还有临委主要人陈其昌未被逮捕，他想办法，积极为我找工作，并筹资金让我学会汽车司机，不久哥拉斯买了一辆旧的小汽车，为了对外工作方便，也可暂时解决我的职业，吃饭问题。哥拉斯夫妇都会开车，其爱人是外国银行打字员，对我安排只是权宜之计，也可为组织作些工作，另外租了一间三层阁楼，如有印刷文件随时可印。这个时期不经过（？）上海128蔡廷楷将军的淞沪抗战，哥拉斯利用其新闻记者身份去闸北战区采访，我也随同开车去战区参观，亲眼目睹日军的惨酷暴行。凡接进（近）战场的路口都挂起大牌子‘中国人通过格杀无论’。闸北区的居民扶老携幼，潮水似的涌入租界区。128当天日本飞机炸坏火车北站，商务印书馆，空中的纸灰、火药气味数日不消。19路军英勇抗击，给日本以严重打击，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声援19路军，无奈软弱的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沪战协定，至此128抗日战争暂告停止。

　　我入狱的经过

　　时间是1935年初，我和尹宽、李希三人去电话公司赵志澄家吃包（饭？），他的住处是法华交界的民国路，路南是华界区即上海旧城，路北是法国租界，去了他家因饭还得等些时候才能做好，又因住房很小，我们说出去逛逛，到那里去，对面是城隍庙，快到庙门口时，来了数十个特务，各出手枪，两个特务驾一人，只说“走”氢（？）我们三人绑架到上海市公安局，什么话也没问，先关在楼上的牢房，住了三、五天就搬到下面牢房，这间牢房很大，靠墙是大通铺，能住20多人，其中关的都是共产分子，南面有铁窗，国民党每天早上做早会升旗集会都在院子里，可以看清楚也可听清楚。关在这里到不寂寞，说话、唱歌没人问，因为这是临时寄押室，一天送三顿饭，吃的是大米饭，菜是豆腐、豆芽，不受限制，看上去油水还可以。说起原因，情形为什么这样好，据说是国民党的政策变了，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犯人不代刑具）”，表面是缓和了些，骨子里还是凶恶照旧。在公安局看守所住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只问了一次话，我说我是电话公司外线工人，现在给外国人开车，有租界驾驶执照，也问了尹宽、李希，没有逼供，情况还平静。有一天院子里来了好多小汽车，看上去都是些上层人物，后来听说是何香凝来要儿子，不放人不行，公安局没办法，只好把廖承志交给香凝带走了事，这事也哄动上海市，大新闻一件。
　　在这个多月的期间，看守所关的一批人都熟了，彼此无话不说，反正大家都是反对国民党的，其中多半是斯大林派的人，大家情绪很好，都不畏惧，而且意志决定，也谈了不少情况。如上海的组织连续七次遭到破坏，中央组织机构数次建立不起来，有的中央要员从莫斯科回来到东北一下船就被特务抓了。党内出现不少叛徒，党组织连续破坏，叛徒是主要原因。这时斯大林派组织了打狗人，专打叛徒及特务，声势很大，当时的政治空气黑暗紧张。
　　一天夜晚几个特务进来，把我和尹宽、李希三人带上手铐，坐警车走了，一会车到上海北站，特务把我们三人押上一辆火车，是辆小守车，没有其他旅客，天亮到了南京，押送到一个机关，每人给吃了一碗面条，后又押送到一个深巷内的一个大院叫开门，进去后把我送到一个最里面的小院内，是旧式房院，看上去是过去大户人家，深宅大院。这时我和尹宽、李希分开后再没有见过面。我住一间厅房改为四个小房间，进门靠右的一间，这里原来住了一个人，小个子约三十来岁，彼此通了姓名，他姓张名字记不清了，睡的是上下铺，我睡上铺。据他说对门是住的教育界上级人物，其中一个说是个教育厅长，年纪约在50多岁，穿的是长袍，外表看来是很文雅，也很和善，详情不知，因为生（一？）天三顿饭是在地厅一张桌子上吃饭，按时每天三次送来，伙食还好，无人过问，很平静。每天只有和同住的张某闲聊，时间久了，熟了，谈话范围很广，无话不谈，主题还是放在政治方面，尤以两派斗争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较多。他说他是山西省委之一，逮捕后伪称自首，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那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分三个大区：上海、武汉、北京，其中头头是共产党叛徒，也是留俄学生，叫顾顺章。前面谈到中共领导机构经常遭到破坏，就是托派组织也是这个叛徒头头指挥的，这位张某当时在外也很活耀，他还懂世界语，也教了些世界语给我，可惜时间久都忘了。在他口中才知道往的这个大院叫党公巷，是国民党特务的保密受押所，他说这次被国民党发现仍为共产党作内线工作，非处死不可，只是时间问题。不久他就被带走了，下落如何无法知道。在这个寄押所住了春夏约半年多，到了秋凉时才迁至和平门外，首都反省院，实际是政治犯受押集中营，较正规化。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下，还算平静，没有什么逼刑拷打，还有些人疲乏味（人情味？）。我编在工人组，有30多人，还经常上课，内容是三民主义好，共产党主义不适合中国，其中有教国文的才先生，没有课本，是话（活）页文选我很感兴趣，至今难忘的是他讲的明末清初吴三桂引清兵的故事，一篇“圆圆曲”，怒发冲冠为红颜，表现了吴三桂的为人。生活还是一日三餐吃包饭，院方不开灶，在饭厅开饭，但不能随便交谈，有警卫监视，小组里有个积极分子，姓赵，小个尖嘴厚颜无耻，一副讨人厌的面像，什么共产党不好，三民主义救国救亡，人人讨厌他，但无可奈何他。这时我在想办法揍他，利用吃饭机会，说他多吃了大家的馍，美美的揍了他一顿，大家表面劝架，心里痛快，此事哄动全院，院方立刻给我上镣，关入禁闭室，每天给少量馍头，开水，关了约半个月才放出来。我的名字也传开了，自然也是在押人的焦点新闻。院方为了宣扬其优待政策，也办了什么娱乐会，说唱等项目，都是在押人表演，其中演出一幕陕西戏，杀狗劝妻，是我第一次领误奏腔（？），后来听说演老生的的是个部专干部，小生是个军人，旦角是个工程人员叫马建平，三人都是陕西人，后来在西安遇到了马建平，说来很有趣，这时我在关中公司担任调度员工作，一天交通厅在解放电影院为职工放电影，坐在我身旁的人很注意的看我，很突然的总（说？）道你是不是邵志诚，我说是，又说还记得南京反省院你打叛徒的事震惊全院，在押人都敬佩你。这时我想起了演杀狗劝妻时的马建平，互相谈了些出院以来的情况，彼此成了好朋友，电影开始了，此后常常见面。
　　双十二事变前后，时局紧张，八一三沪战前夕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双方释放政治犯，我被释放，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控制不能回上海，只能暂回泗水再说，这时8.13沪战开始，日本轰炸各大城市，在泗水不能久住，没有职业，天气冷了，只好仍回上海，到上海南上下火车，因战争时期，外来人不准进入租界，怎么办，打听了一下有办法，只要给租界警察一块钱，就可由铁丝网钻入租界。暂住在泗水同乡人在跑马厅给外国人养马的信（住？）所。因为被捕前就住这里，有床铺家俱等，同乡们对我很热情，吃住没问题，住下后立即去找电话公司的同事们，想见一下，很是热情，谈了被捕入狱的经过情况，归（当？）下急于解决的是找工作和组织联系。还好陈其昌、王文元、彭述之等人还在上海，哥拉斯回国了，组织派梁公衡与我经常联系，梁是山东人，是曲阜二师的学生，虽相处不久，可是彼此感情很好，原因是同乡人又能（有？）组织关系，一直到我在兰州时期都未断关系，经常寄书报给我和第四国际动态对我帮助很大，以及托派在西北地区人事关系为刘仁静在西北战干团作俄文教授，还有四川的张维良，兰大教授金洪图等人。因为我当时干汽车司机工作，在川陕地区汽车做联络工作较方便。来西北工作在上海战争紧张时，国民党防空学校，在上海招考机械士被录取，这时沪战吃紧，沪宁公路已不通车，需绕道杭州去南京，共200多人，在南京培训学习修理探照灯，高射炮。因战争失利南京会战开始，我们的机械士训练班除留少数人就地参加会战外其余者立即撤退，大家先我为代队组长，校方也派一人，我俩带领200多人北撤，这时南京已成战场，空中投弹，枪炮声日夜不停，我们又要购买撤退所需的给养，校方也发了棉衣，派了一只大民船连夜过江，搭乘北撤的列车北撤，沿途日本飞机扫射，轰炸，停停打打，我们高射炮火对付日机，经过三天才算平安到达武汉，住了不久又南撤至长沙，经短期培训，南京失守，武汉也相继为日军占领，长沙会战到照测第八队，住防兰州，在衡阳住防期间，经同乡介绍与秀怡结婚，随队进住兰州，以上是我入狱出狱的经过，在兰州住了约十多年，生了育慧、育智、育信、育祥组北（？）四人，抗战八年，在生活上虽然穷些但总的方面是平顺的，没有受逃难颠沛之苦，幸哉幸哉。
　　托派与中共分岐，我所领会的如下：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托派坚决主张不能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加入后所有组织和人员要被控制，没有民主可谈，对外要执行国民党的政治路线，给群众造成一切革命成果都是国民党干出来的，显不出共产党的成绩，其后果在政治上，组织上被其利用，后果不堪设想，这种错路线，托洛茨基在第三国际会议上早指出：革命的政党必须旗帜鲜明，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由无产阶级的队伍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民族问题，建设革命的社会总是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彻底解决，在革命的过程中的策略，为国民会议问题，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问题，必须告诉人民大众，以革命的先进者，组成先锋队的领导与争取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加入国民党问题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起初打着左的旗号以求壮大，实质是反革命的政党，革命者应该认清这一实质问题，而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造成了不幸的是这一错误路线，引发了四·一二国民党的大屠杀，大批党人被杀，大部分党组织被破坏，共产党遭到极大损失，这都是斯大林独裁专行的恶果，反把这一错误罪过放在陈独秀头上，当时的陈独秀是第三国际委员之一则执行命令行事，实质上是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行事，这一真象，可说世人皆知，甚至今天的共产党领导层也无法否定。因为左派反对派不断的以实事揭露第三国际的错误路线，因此对托派形成刻骨的仇恨，以种种诬蔑之词把托派说成是国民党的走狗，拿日本人的津贴为日本人服务，等等种种滥言损害托派，最后发展成为仇杀左派反对派（托派）暴露了斯大林派及中共无耻的暗杀托派的暴行，共产党是无法抹掉的，历史的发展总会大白于天下的。

　　对红军的问题

　　关于红军这一问题，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不行，说成是“土匪流寇”，当时我的想法，国民党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有帝国主义的帮助，红军只是难以取胜的，逐步演变，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冲破五次围剿，完成25000里的长征壮举，在陕北坚（艰）苦经营，加强宣传形成一支强大力量，与国民党作了长期斗争，又在抗日战争中与国民党合作，提出联合抗战，在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我参加的托派组织因忙于建立领导机构，又纠缠于长期的内部争论，对红军问题是淡薄的。说到今日的共产党，主要是以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的政治路线，难道这就是中共所说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吗？”试问这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实现吗？试问他们的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又到哪里去了？而今天的俄国实行的西方民主制又给俄国人带来了什么？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限于水平，也未见到相反文件和主张，实无法说出自己有什么进一步的看法和意见，总觉得与我所知道的和理想不相符。但另一面为贪污腐化，对异已者的压制，开放后随着引进大潮一些西方毒素的生活方式，使中国的文化道德受到冲击，对此有些是不赞成；但在经济建设方面，我看是有成就的，国际的有利机遇也是重要原因。

　　九·一八后的世界局势

　　世界形式（势）的演变，东方日本发动9·18侵华战争，西方有希特勒的掌权，当时，这样的国际大事，第三国际斯大林派理应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国际革命运动，在这严生（重？）局势下，托洛茨基在第三国际会议上力主苏联出兵德国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在东方应积极与日本划清界线，帮助中国各进步党派联合抗日，以拯救世界革命，今日看来这些正确的革命路线，斯大林不予接受反而把托洛茨基排出第三国际，流放外国。

　　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问题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是第三国际斯大林提出的，托派是不同意的，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理由是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没有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支持是不行的，资本主义者是不允许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宣布不搞革命输出，也不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闹革命，但也得不到资本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其政治路线的实质也在变化，其前途怎样只有等着瞧，今日俄国的形式就可说明这一问题，斯大林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那里去了？反而变了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充分证实30年代托洛茨基领导下的托派反对一国社会主义是正确的。

　　邵鲁回忆录（之二）

师颂德——浙江诸稍人
尹宽——留法学生
有关师颂德的事情：

　　师全现在叫师维至。
　　师全的哥哥叫师颂德，围棋下的好，太极拳打的好，看不出一点学者的风度，有一次在上海，他坐洋车，洋车夫敲他的竹扛。洋车夫说，你瘦和像个柴火棒子，有什么能耐，洋车夫就动手打他，他几下就把洋车夫反倒了，吓得洋车夫拉着洋车就跑了。他象棋下的好，没有事情我们就下象棋，我们几个人下他一个，有时候他让我们车、马、炮，就这我们也下不过他。
　　师全经常到我们这儿来，他从家里来就必然会来我处。后来，我搬到另外一个点，都是山东人住的地方，吃馍和菜。他来后也吃这种菜饭，吃的很香。谈起此事记忆很深，据我回忆，到第三个年头他就没有来过了。这时候，陈独秀还没有被捕。当时有四个派别“我们的话”战斗社。后来他们委吸收工人，我们电话公司分到两派，一派是托派，一派是斯大林派，我被吸收到中央，不久，陈独秀被逮捕。过了不久，其他成员也被捕了（沪涣之、伊宽等人）。我怎么被免了，我在胡同口租了一间房子，负责印刷文件，在街上买了些铅字，自己排版，自己印，和我一起印刷的是师全的同乡，教育厅的儿子叫程松生。他们在的点在胡同的里面，我们几天没有去了。一天，我去看他们，一进门，房东就说巡捕房的人刚走，你早来一步也得把你抓走。我想，坏了，我装作没事的样子，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个工人怕什么？我说，我去看看他们，我就赶快跑了。这时候，我是专职搞地下工作的，他们被捕后失去组织关系，没有经费。这时候程松生就回老家了，怎么办呢？又一个英国人叫伊洛生，原来是斯大林派，后来变为托派，刘仁静认识他——伊洛生。经费原来靠莫斯科，后来，也没有来源，刘仁静给他当翻译。这时候特务就盯上了伊洛生，他们后来去北京，一下火车就叫抓了，伊洛生是外国人，没有叫抓。
　　我是怎样叫抓的，我们几个人在朋友家吃饭，饭没作好，到文庙去逛逛，一出租界就叫抓了。

九五年九月下三日

　　我、马玲珍与我父亲去看师维至（师全）录音。记录如下：

　　师：你来看我，我怎么能担当起，按道理我应该到你处去看看你，让你跑来看我。
　　邵：能见面很不容易。（我父亲很激动一直在哭）
　　师：我当时很年青，考虑的也很多，家中也有个老母亲，不过我有正义感，我没有你那么有勇气，为了一个阶级不怕死，不要命，拼命与国民党斗。我考虑的问题也多，陈独秀的托派与斯大林派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
　　邵：这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有详细的资料。
　　师：我现在没有什么病，最近脚发肿。
　　邵：我的耳朵没有什么，眼睛不行了。
　　师：我一直在想你们托派，国民党抓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的罪人。共产党说你是叛徒、汉奸、反革命，没有什么道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现在出版一些书。
　　邵：除过你给我的一本外，还有几本书出版。
　　师：前前后后出版了二十几万字的书，稿费很低。
　　邵：我的回忆录写到了（）。
　　师：这个是糊涂蛋，后来他跑过延安在报上发表了他的口供，我看了后心里很难过，他人不错就是糊涂。
　　我现在清清白白的做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怕，你的儿子们理解你就行了。有个叫郑超麟的人你识识吗？
　　师：这个人解放后当过人大代表（按：有误，应是改革开放后当上海市政协委员），写过一本书回忆，提到过你们的托派。
　　邵：他写过我们没有，没有认出我们吧？
　　师：这个人写的真话，没有攻击托派，别人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这本书在楼下，我在台湾看到过一个叫严林风写的书，这个人你认识吗？
　　邵：认识呀，他不如郑超麟，当时我们发现他要变。
　　师：他现在和我一样在写书当老师。

　　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的出身及参加托派的经过。
　　郑超麟是留法的，所以周恩来都认识他。
　　郑超麟写的回忆录中关于提到托派的人80%我都认识，50%的人很熟悉。
　　根据提纲说。
　　关于我的家庭出身，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一个贫困的家中，贫困的程度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在我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在北洋军阀的部队里当兵，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住在我外祖母家中，我上面有个姐姐。我外祖母家也很穷，后来没有办法我外祖父把我母亲、我和我姐姐一家三口送到我父亲那里，送到我父亲驻扎的地方，就是离青岛不远的的兰村。当时没有办法我父亲是个小班长，后来生了个弟弟，由于穷困，不久就死了。在兰村呆了一年，我母亲得了病，后来搬到即墨县，我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后来就病死在即墨县。靠大家帮助买了一口小棺材，埋在了即墨县，我很小其它记不得。当时，不能在部队呆，就把我和我姐姐送回泗水县我伯父家。我伯父家也很穷，他当小学教员，也有孩子，加上我们俩个日子更不好过，也没有钱上学。到了八九岁的时候，我伯父就把我又送到我父亲那里，一直到十一、二岁我父亲又把我送回泗水县。回泗水县，在县立小学读书。我的天资是好，总是名列前茅，期终考试总是甲等第一名。到了十四、五岁，没有钱上学了，这个时候，我父亲的部队开到南京驻防，这时北伐开始了，家里没钱没地，无法生活，我伯父让我找父亲，我伯父给我写了个假路条，把我送上火车，我一个人到了浦口，后到下关，在下关，有一个从小在泗水县和我父亲一起长大的一个老乡，在下关派出所当巡长，又是同乡，又是一块长的，这个人叫李德云，就把我寄存在那里，那里生活便宜，这时北伐就开始了。英国人炮轰南京，一天夜里，北伐军进城了，战争打了一夜，北伐军胜利了，我父亲的部队就垮了，我父亲当时有一支驳壳枪，他把枪卖了回到了南京，把我安顿在原来的派出所，他就到上海去了。先是住在一个老乡家，这个老乡是干什么的当请愿警，什么是请愿警，就是政府拿一部分钱，民间赞助一部分，挂公安局的牌子，穿警察服装，工作地方是中国电气公司，在闸北长安路是中国地界，代销社备牌电池。我父亲考上了租界里的警察学校，租界叫巡捕，因为在租界收入较高，这时我十岁，电气公司招考外线工，这个公司是美国人办的承办自动电话，把上海电话改成自动电话，这个美商收买了电气公司、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等，我就通过这个老乡郝东升，他给头头们说了些好话就把我招收为外线工人。考上以后，培训了三个月就当了外线工。培训完后，还要考试，我考的很好，让我当了一个小头头，英文叫（）。因为我比较聪明，电气零件的中英文名字，我很快就认识了，带十四个人工作。当时小组有一个外国人负责到公司领材料，每个小组配一个工程车，后来这些工人都拼到了上海电话公司，一开始每月18元，后来涨到了32元。这时候正是1925年，革命处于低潮，上海是政治、经济中心，工人运动仍没有停止，罢工游行不断。我当时脑子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个时候，托派有许多人考进了电话公司，名义上是当工人去了，实际上是作工人的工作，电话公司是个上万人的公司，各国工人都有、当局无法严格审查。我当时很活跃，就成了他们的发展对象。这时候，有一个湖南人名李希，和罗士浮就来找我，李希是个学生，罗士浮是留莫斯科的，人很好，很潇洒，先发展的我，后发展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赵志城，不同姓，但同名。当时没有说加入托派，说是加入共产党，头头是陈独秀，但是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头头，人人皆知，他们宣传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是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的，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同意加入共产党，介绍人是李希、罗士凡，他们经常来上课讲革命道理，我们这个小组的政治觉悟提高的很快。后来，我接触的人就多了。有刘仁静、陈其昌，尹宽没有接触。当时他关监狱。他们来小组上课，经常上课，每礼拜都来开会，给我印象最好的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教授，外国留学，对我们工人很热情，很有耐心，也很能吃苦，我很受感动。工人们也受了感动，所以我来，常到我住的屋子里谈革命道理，彼此感情很好。当时我是这个组的组长，当时托派在上海有三个支部，一个是沪西区，负责人是陈其昌，一个沪东区，主要是电话公司，还有一个是法南区，主要是学生和教授。当时我不知道是托派，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组织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头头是陈独秀，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否则会把中国革命引导到失败的路线上去，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存亡，尤其是当时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和希特勒签订互合作条约。在东北，出卖中东铁路，把帝俄时代的财产卖给日本人，给日本人让步，这时候还没有说明是托派。又过了一段时间，说我们组织在国际上的头托洛斯基，托洛斯基是第三国际负责人，斯大林阴谋夺权，把托洛斯基赶下了台，他撑了权，托洛斯基对中国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叫“中国革命问题”，一共三本，我当时比较年轻，还看不懂，只知道有这本书。
　　这个时候，上海电话公司酝酿罢工，罢工的目的是增加工资，反对开除工人是经济斗争。这个时候，斯大林派和我们合作，我们叫斯大林派是干部派，他们叫我们是取消派。我住的房子比较大，无形中成了一个政治中心，两派都来，每天都来开会，两派彼此都知道也互相辨论和争论，大家合作共同搞这次罢工。这个罢工也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我是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委员，租了一个中等旅馆。当时的场面也很大，各大报纸的记者都来采访。这时候，托派的主要人物都来指导过罢工，决定怎么办。我们的任务是罢工开始后，破坏外线的主要设施，内部工人破坏内部的机器，我负责福州路两段，这一地区，罢工前托派在一家旅馆开一个重要会议，参加的有陈独秀、王文元、刘仁静，我代表沪西区罢委会参加会议，到了那里，陈其昌介绍，这个人是陈独秀，这个是邵鲁，彼此认识一下，这次会议是在春末初期之间，会议的内容是按照罢委会的决定举行罢工，积极支持罢委员会，沪东沪西区工人积极参加法西区的学生和老师作宣传和鼓动工作，积极配合，大概开了两个小时，就散会。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可能是化妆吧，把貌不惊人，穿一长褂，戴一个草帽，一个小老头。说他是陈独秀，没有人相信。散会后，举行罢工，罢工地点在福建路，场面很大，交通断阻，马路上挤满了人，工人也在公司门口集合，要求资方解决问题。
　　学开车的经过，电话公司给每个小组配了一个工程车，当时开车的是泗水县的老乡，我对开车很感兴趣，这个人是托派，这就是同志关系了，第天中午，他去吃饭，我就开车，所以车很快的就学会了，技术也提高了很快。

　　一九九五年十月三日

　　问：郑超麟主要写的是什么？
　　答：他现在主要写的是从1920年左右的事，写尹宽、周恩来等人到东方大学的过程，在东方大学，彭述之是二把手，是东方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头头，是头头中的二把手。从留法的学生中到莫斯科去的人我知道的比较少，只知道尹宽、刘仁静、秋白，他们回来后给我谈，当时去莫斯科主要是学习斗争，回来后都知道，等待是坐监狱被杀头、流放去的时候，都知道回来后的下场，因为反动势力太强大，不是去学博士，当专家。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明确，后来，事实就是如此，苏联对列宁很崇拜，对托洛斯基很崇拜。
　　郑超麟一块回来的人共12人，回来后，七人被军阀杀害，郑幸免。

　　问：你怎么认识郑的？
　　答：电话公司罢工，陈独秀来罢工委员会指导工作，郑超麟同陈独秀一块来的，在会上，介绍了这是郑超麟，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没有接触郑。

　　问：电话公司大罢工是如何失败的？
　　答：时间是1931年，失败的原因是力量不够，领导上有问题，主要是力量不够。在当时情况下，运动都是突如其来，很少有充分的准备。

　　问：彭述之你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到上海后，我就知道彭述之是共产党的头头，当时我是一般党员，没有资格参加党的高级会议。我在南京被释放以后，回到了上海（1936年）。当是组织上派梁公衡来找我谈话，在当时才被国民党释放，组织上不可能立即恢复你的关系，要考验一段时间，梁公衡是泗水县人，是我的老乡，梁说组织上派人来找你谈话，时间和地点通知了我，实际上是在马路上，一般领导都穿得很朴素。梁介绍这就是彭述之，给我的印象，这个西装革履，穿很讲究，谈话的内容，鼓动士气，在监狱的情况，继续干不去，他当是是左派反对派的二把手。

　　问：你如何参加临委？
　　答：当时中央委员会要从工人中选一个委员，就让我们电话公司小组推选一个，小组一致推选我，当时斯颂德等领导都在场，事前也酝酿过这件事。

　　问：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的分歧是什么？
　　答：据我所知，斯大林派是盲动，极左。我们提出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发展工人运动这是个政治口号。当时中国革命只有依靠工人阶级领导，只有等待工人阶级的壮大、成长。斯大林派说我们是取消革命，说我们是取消派、斯大林在第三国际大会上指出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托洛斯基不同意理由是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你加入了它革命成功了功劳是国民党的，失败了责任由共产党承担，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我们主张独立，我们主张联合这种，联合是事务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例如罢工，双方在一起联合起来搞这都可以，斯大林派主张利用国民党壮大自己，这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是第三国际的代表，第三国际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革命失败后，把责任推给陈独秀，这是一个冤案。在国际上，希特勒正在发展，当时德国共产党很强大，第三国际领导上托洛斯基指出，苏联应出兵支持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但斯大林不同意并与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虽不强大，但应抗日，但苏联与日本签订条约，出卖南满铁路，第三国际是国际工人的组织，决不能出卖各国的利益。在备（德？）国，德国共产党失败，在中国，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节节败退，当然这与蒋介石不抵抗有关。

　　问：顾顺章的问题？
　　答：顾顺章是留苏联的，也是个头头，回来后叛变了，出卖了很多的人，主要是斯大林派，托派的很多成员也是他出卖的。

　　问：你的被捕是不是有人出卖？
　　答：我当时已脱离工人，专职搞地下工作，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特务到处抓人。

　　问：演三娘教子的二三个人是干什么的？
　　答：一个是中共的财经部长；一个在东北驻防的一个师长；一个是（），后来在公司局当技术员。

　　问：在监狱里搞清了你的身份吗？
　　答：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我的身份，我说是工人，没有文化，不知道政治，国共合作就被释放，当时被判刑的有尹宽、（）、（）、（）、（），都判了七年，刘仁静没有被判刑。

　　问：关于刘仁静取保候审的事？
　　答：不是刘仁静取保候审、在北京、刘仁静及他的爱人及女儿一块被捕的、刘仁静托人捎信给我，说如果在外面找一个保人他爱人和女儿就能出狱。我在南京找了一个卖电气的老板，让他担保，他也同意，这样刘仁静的爱人及女儿就出狱了。

　　问：跑马厅是什么地方？
　　答：跑马厅是租界中的租界任何人不能进去，是现在的人民广场。我们的几个老乡在跑马厅里给外国养马，我到上海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一些家俱也放在那里，自己做饭蒸馍。后来，师全找我，就到这里，这事情他记得很清楚，吃馒头大葱。

　　问：后来再见到刘仁静没有？
　　答：1942年前后，我来西安，据梁公衡说刘在西安，胡宗南战干团当教官。我来找他，他住在大雁塔附近。并领导我看过几个托派支部，他说这是他发展的，陶绍武介绍的，陶是中央毕业的，在兰州一个公司当科长。
　　他是个托派，不过是挂名的托派。

　　九五年十月八日

　　问：你看过郑超麟回忆录，有什么感想？
　　答：郑超麟写的我看到前一部分，他写的四·一二事件，所（？）我后来到上海听别人讲，写得很真实。他写的比较详细。“四·一二”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给（跟？）我以及我三0年参加托派的思想是一致的，最坏的一点就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那时候，斯大林和第三国际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托派中也有人有这种思想。当初咱们共产党想抓人家，结果让人家把我们吃掉了。“四·一二”开始搞的很不错，工人动员起来了，围剿了北洋军阀，也就是孙传芳的部队，收交了很多的枪支，后来北阀军也就是蒋介石的部队进驻了上海，派了卫戌司令，戒严司令占领部工会，“四·一二”失败，是加入国民党，我加入托派就同意这种观点，失败后，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这是不正确的，郑超麟在这一点说的比较详细，说1929年前后，对陈不再露面有各种说法，说他消沉了，洗手不干了，实际上在探索。在1929年才看到托洛斯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1930年，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问：罗士藩的情况？
　　答：孙猴子是他的外号，四川人，是个知识分子，一块考入电话公司，很活跃，他作内线工作。他和罗士藩的活动，国民党早就掌握了，所以考入电话公司不久，国民党就开始抓他，他跑掉了，他怎么跑的，他住亭子间，半夜里，国民党特务一推门他就跳窗子跑了。当时，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个背心，后来报给我们学，马路上的人认为他是一个长跑运动员。
　　托派的电话支部，在1930年以后是比较健全，人数多，训练的好，质量高，接受能力强，在当时的工人支部中，算是个佼佼者，是个很有力的支部，当时一提电话支部，大家一致认为是工人支部的骄傲。

　　问：国民党的国防部部长你认识？
　　答：对，他叫高魁元。高魁元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国民党占领南京后，他是宪兵连的连长、驻防国民政府，那个时候我没工作，年纪小，有同乡就介绍到他那里，高魁元是山东驿县人，我就给他干勤务员，干的时间很短，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他是国民党的国防部长，跟他关系不深。

　　邵鲁回忆录（之三）

　　关于顾顺章的事情：

　　这个时间大约在1936年，我那个时候由于托派问题，被国民党逮捕，关于南京党公巷秘密监狱，与同一间房子的犯人所谓的干部派，也就是斯大林派，这个人姓张，我们共同住了三个多月，弄熟无话不谈，他知道我是托派，他是山西省委之一，他那个时候投降国民党，搞间谍工作，假投降，后来国民党发现了就把他关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谈到了顾顺章，关于顾顺章的事，在我没有入狱以前就听说顾顺章是叛徒，把干部派的组织破坏了好几个，这是我们在外面听说的，后来在这里又谈起顾顺章是叛徒，他好像投降了国民党，与顾顺章有牵连，作内部工作，顾顺章是不是作内部工作就没有人听说，肯定这个节段顾顺章中叛徒这是无疑的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分三大区：华北区、武汉区、广州区专门对付共产党，顾顺章是主持人，其它情况他不知道了，根据他的情况，他说国民党非要他的命不可，住了三四个月他就被解走了，到什么地方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顾顺章被杀的情况我不知道，当时顾顺章是国民党的红人。
　　顾顺章该杀不该杀，在当时，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来看这个人该杀，他也破坏过托派组织，他也了解托派情况，陈独秀的被捕不能不说与他无关，托派中央组织建立不起来，与他也有牵连，那个时候干部派成立了打狗队，专门对付叛徒，顾顺章是留莫斯科的，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是中央机构的人，跟郑超麟原来都在一起。
　　现在回忆起一九三五年前后，正是托派最困难的时候，经济上没办法，吃饭都没办法，在政治上受共产党干部派的扼制，从未听说过顾顺章对托派好，肯定顾顺章是叛徒，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我们能听说到的应该杀他，这不算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主要破坏干部派和托派的领导机关，据说他常住南京，我们接近的不管是党公巷秘密还是南京反省院，都是马列主义者，各人的表现一目了然，从未听说顾顺章是好人．
　　一九三六年，我关在党公巷秘密监狱，先关在后面，后来搬到前面住，搬到前面住的时候，我们托派的三个人住在一起，一个是李希，一个是尹宽，李希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希是源南人，那时电话公司招工人他就考进去了，尹宽的名声大，他是留法的，跟邓小平在一起，在周恩来的前面，搬到前面来住，伙食情况不算坏，大半饭尽饱吃，白菜豆腐还有点油水，国民党政变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在监狱里接触了好多人——文化界的，大学教授，还有广东人，还有人给我们上课，还有人讲音乐，收买人心，天气变冷的时候反省院建好了，建在南京晓庄师范都是西式建筑，一排一排的搬进后就开始上课了，我（无？）非是三民主义好，共产主义不好，你们不要上当，还有老先生给我们印象很深，讲古文、活叶文、陈园园。伙食还可以咆饱饭监狱不开伙，二个人一个房子，都是斯大林派，托派当时人数少，抓进来的人也少，还有音乐家，一个人拉二胡，拉的很少，还有科学，后来分班，我被编到工人班，尹宽是研究组，李希是中级班，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很少见面，中间有个大院子，放风就在这里，斯颂德是燕京大学的，在南下示威时加入托派，那时候陈独秀还没有被捕，斯颂德是浙江人，是个大户人家，他兄弟们都在国民党里任职，其中一个人当军长、驻防武汉，斯颂德去作策反工作，后来这个军被国民党打垮了，我住一间房子，斯颂德住一间房子，斯颂德住的房子比较保密，一般人不知道，我住在跑马厅，跑马厅的马夫很多是泗水人，住在那里是为了作掩护，因为跑马厅是外国人的。我在监狱的号码可能是74号。
　　与刘仁静的关系，说起来关系比较密切，接触的也多，也有私人感情，我认识他大概是1934年前后。他的经历据我知道的，他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生的组长，他的俄文特别好，能直接和托洛斯基会面谈话，他的政治观点基本上同意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这是个原则，不过他的观点在这个原则下强调经济复兴论，他认为中国经济不复兴，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搞不出国民党，尤其是工人阶级成长了，那些民族资本家也受帝国主义压迫，也可能和我们走到一起来，这是他的中心思想，在那个时候许多文章阐述过他的观点。
　　在我们电话公司小组加入托派以后，我当时是小组长，经常来的是刘仁静和陈其昌、陈其昌是沪西区委书记，可以说每个期都来，讲马列主义，讲工人阶级，讲政治形势，所以彼此感情越来越好，他的生活来源是靠卖文章，翻译些文章，关于科技文章类，靠这谋生，在文化界他相当熟，在莫斯科是个红人，社会关系相当多，前后来支部两年，他帮助斯大林的人办了一个刊物叫中国论坛，中英文合版，主办人是伊洛生，是斯大林派的，他跟托派找交道的过程中立场发生了转变，替托派说话了，这样以（一？）来，斯大林派就把这个刊物封闭了，断绝经济来源，这样就搞不成了，上海临委成立的过程中他就到北平去了，以什么名义去呢？以伊洛生的私人秘书，伊洛生是英国人，国民党拿他也没有办法，刘仁静借他的保护到北京去，北京他也熟悉，在离开上海的时候，特务就把他跟上了，他们去北京一下火车就被特务抓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刘仁静一被抓伊洛生就通知了格拿斯，当时我也作了精神准备，因为刘仁静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不能不作精神准备，同时派人营救，但是无能为力，后来他就被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当时去北京时带着老婆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信出来，说当局准备释放他老婆，这是他第二个老婆，头一个老婆是莫斯科留学的，后来观点不一样分道扬镳了，条件是找保人，我们研究了一下，我就利用社会关系找了一个电气公司，给我们开了一个保证单，就把他老婆孩子释放了，刘仁静继续被关着，后来转到苏州反省院，后来我们知道他和国民党的斗争意志不如以前了，不然的话不会对他这么宽松，他放出来，当时不知道，后来听说他对国民党妥协了，把他释放了。
　　解放后，他到北京去，因和刘少奇关系不错，当了刘少奇的私人秘书，当了一个节段把他安置到了一个大学当教授，共产党对他怎么办，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意思算了给一碗饭吃，就没有深究，后来大学教授也被解聘了，解聘后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当一个顾问，翻译文章，他跟罗章龙关系也很好，他们都是政协委员，文化革命我去北京落实政策，去看了他一回，彼此见面很好，谈了此经过，当时有那些人，据他说尹宽回到安徽故乡，被共产党杀了，另外一次见而是在1937年，我在中国银行开车，来西安时经过，别人知道刘仁静在西北战干团当教官，见面后呆了一段时候，他说在西安托派发展的很好，有好几个支部，有很多工人，他还领着我到几个支部看了看，确实有其事。
　　尹宽是安徽人，留法的学生，当时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邓小平，当时他是个小人物。
　　最近看了邓小平的记录片，我回忆了以下，我们认识在1930年左右，上海工大罢工，上海各界大罢工，电话公司当然要参加了，当时我们电话公司还是主力之一，现在回忆起来相隔快70年了，郑超麟的面容和形态回忆不起来了，可是每次会郑超麟都去了，托派的重要人员陈独秀都参加了，开会时郑超麟也在场。
　　这次会是大一旅馆里开的，陈独秀、郑超麟对这次罢工作了部署，支持罢工，部署电话公司怎么办，当时有两大主力、沪西是电话公司，沪东是电力公司为主力，这两大主力对罢工起了领导作用，现在回忆，郑超麟是福建人，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尹宽都是在法国留学的，在他写的回忆录中，大部分我都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郑超麟我很熟悉，虽然见面次数很少，我们之间经常谈论他，谈论他的观点，因为我是临委之一，在会上常常争论一些问题，也提到过郑超麟的观点和看法，他的观点是坚持托洛斯基有召开国民会议，不断革命论等观点，但对游击战，刘仁静的经济复兴论当时争论的相当利害，当时我的水平很低，只能听不会发言，提到郑超麟我很熟。
　　和我相处最多的是刘仁静，陈其昌、斯颂德、北大的王流星、扈焕之、家良（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