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多列士自传：人民的儿子 第七章 我们的战斗： 我们的国家经过战争和沦陷变得很虚弱。在法国和在全欧洲一样，希特勒所留下的是一长串的废墟、穷困、苦难和血迹。我们必须重新建设我们的城市和村镇，重建我们的桥梁，恢复我们的工厂，把所有耕地再耕种起来；总之，我们所应担任并且须搞好的工作是一个巨大的工作。 不过，我们的基本工业此次几乎没有受到损害。我们的煤矿原封未动。这和一九一八年不同，那时我们诺尔省和巴特加来省的矿区倒有三分之二停工并被水淹。此次钢铁重工业的潜力比起战前，还损失不到百分之十。所以只要法国人民肯劳力，重整旗鼓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想再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并且是真正独立的国家，那我们就必须发展我们的机器工业，并完全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我们的设备和工具就必须加以补充、革新并使之近代化，那样才可以增加劳动生产量，减少人的劳苦，减低成本。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巴黎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我曾提出我们的工作纲领。我反复说明阻止各金融集团及工业集团现正进行的破坏行为的必要，因此对于经济的主要部门必须实行真正的国有化。全国的主要财富资源应该收归国有；这些资源应从人民的利益着眼来加以经营，国有化将可以刺激起经济的复兴，保护小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指明，国有化并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只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一些措施，载在激进社会党的纲领上已有半个世纪多了。只要工人阶级在事务上的领导成分日益增大，把银行、保险公司、矿场、电器及炼铁工业收归国有，便可能使生产得到发展和合理化，并解放新的劳动力。 我们要求肃清维希政府的影响，包括它的精神，它的方法和它的制度。我们要求信任工人，信任人民，人民是和他们无能或卖国的统治者正相反，他们的爱国热情，政治上的成熟和自治能力是已经获得了证明的。 对外，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和平的组织和德国问题的处理。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三人出席的雅尔塔会议已宣布盟国要“坚决执行的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摧毁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使德国再也不可能扰乱世界的和平。” 要铲除希特勒主义，仅仅推翻希特勒的政府，废除纳粹的法令和组织是不够的；为达此目的，必须肃清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清除或管制一切可能用作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打垮各种德国的托拉斯。只有肃清德国的纳粹主义，使德国民主化之后；我们才能进行和平的组织而保障我们的安全。 因此，远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们就提出警告，叫大家注意国际“卡特尔”，那时我们就预言这种国际“卡特尔”会采取和一九一八年以后一样的对德政策的。那时，我们就说这样的政策会和那次大战后一样。引我们到放弃赔偿损失的老路上去的。我们当时竟向美国的一些“慈善家”提出要求，请他们把对凶手们所起的怜悯心留一点儿给牺牲者。 在大会报告中，我陈述了怎样和世界各国贸易来往才不至于损伤我们国家的独立。 那时，我们已对某些令人不安的征象，对某些反民主的趋向，对不做好整肃工作，对蓄意庇护维希政府的制度和重要人物，对出卖解放事业，表示了反对。我们说过： “在一个越来越民主的世界里，法国的面貌开始显得古怪了。这完全不是符合那些为祖国为自由而死去的千百万人的志愿的，人民也不喜欢这样的……”[1]
我们不要奴隶主的民主，我们需要的民主是龚铎尔赛曾下过定义的民主，是一种“所有一切社会制度都应以人数最多、最贫穷的阶级的社会、道德、精神及物质方面的改善为目的”的民主。对于社会党领袖们所支持的反动势力的活动，我们又一次说明了我们的团结政策。我们说： “我们再说一遍，复兴法兰西不是某个政党的责任，也不是政府中某几个人的责任，而是千百万法国男女的责任，是整个民族的责任。
由反侵略战争中团结起来的兄弟友爱是应该由大家各方来维持的。“由于法国的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以及各种信仰、各种党派的男女的牺牲流血，由于我们的所有英雄们、烈士们的牺牲流血，才肥沃了我们的土地，才凝固了我们民族的团结。我们共产党人决不会放过这个祟高的关于统一的教训而去破坏由最优秀的人们的牺牲所结成的联系。”[3]建立在广泛的民族和民主统一的基础上的政府才具有实现权力和稳定的最优良条件，诚心诚意依靠人民去执行人民所愿意的民族革新和社会革新的纲领。我们认为这样的政府若能长期维持，乃是对我们国家最幸福的远景。”[2] 然而我们所碰到的，却是勃鲁姆和社会党其他领袖的充满了仇恨与阴险的敌对行动。他们是“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不肯忘掉”。 当我们被敌人枪杀的人们的血迹，在堡垒的阳沟土壁上和战场壕沟里的草上，还没有全干的待侯，社会党的领袖们，就在解放的第二天，又对我们发出他们二十年来惯用的一大堆诽谤言论。反动派从前曾污蔑饶勒斯“为德国服务”，如今勃鲁姆则捏造我们是“为一个外国国家主义服务”。这真是无耻的谎言。一个以造福人民为自己存在理由的政党，一个代表并继续法兰西的最高尚最优良传统的党，这样一个党的全部政策早已证明这是毫不足信的污蔑了。 我们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极热烈的气氛中闭了幕。每人部看出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广阔远景。 在执行此次会议的各项决议以前，我想先到我们抗战的英雄们的墓地致我的敬意。格里耶高原在被压迫的黑暗时期，是法兰西人民表现武装解放自己的坚决意志的许多高原之一。这个地方使我们回想起法国青年们的牺牲。他们接受了一种实力悬殊的战斗，但他们也知道某些失败是有利于将来的胜利的。这个地方正是不可缺少的团结的一种证据，因为秘密军队和义勇军、游击队员在此地并肩作战，而死神并没有在他们之间做任何区别。 那一带风景异常美丽，在七月的温暖阳光下，我们爬上了这夹在高山之间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高原。格里耶的健儿们当初就在那个地方遭受飞机的轰炸及守备队和德国人的猛攻。我不觉想起了《山中人歌》里的《勇敢的民兵》的歌词。这桩英雄的故事所以在阿尔卑斯山中展开，并不是偶然的。上萨伏伊省是一个争取自由的战场，从它的地形或从它的居民的精神来看，都是如此，萨伏伊人是不会放弃他们的勇敢和独立自主的传统的。 我们看到那些被纳粹所焚毁，而我们的青年们曾在里面住过并且战斗过整整一个冬天的小木屋；我们看到他们伏在后面以便射击敌人的那些岩石，我们看到他们从那里可以监视小道的了望台。德国人为应付这五百格里耶人，曾动员整整一个师，还有炮队、飞机和守备队。格里耶的战士们，本着法国人的侠义心肠饶恕了两个守备队士兵的性命。这两个人脱逃之后就跑去报告了敌人。敌人于是侵入了高原，但仍被阻止在那里直至黑夜，使我们得以撤退、这次战役后，我们很多的同志落在德国人和守备队的手里，并立即被枪杀了。他们就义时都唱着《马赛曲》。在我去致敬的莫雷特墓地就埋着一百〇二名格里耶的战士。他们生前不愿当奴隶。他们的光荣牺牲使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七月二十二日，我来到瓦歇这个煤矿中心区。那里矿工们一向都站在工人斗争的最前面。他们曾首先发动反对德国侵略者和维希政府卖国贼的大罢工。矿工的劳动关系着全面的繁荣。没有煤这个“工业的面包”，就没有足够的电气，没有钢，没有铁。没有煤，就没有建筑原料，没有衣服，没有运输。没有煤，经济就要瘫痪。…… 煤的问题在法国不是新问题。即便在战前那些最好的年头，我们煤的年产量不过是五千万吨（一九二九年是五千五百万吨）。而那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七千五百万吨，所以我们还得输入两千五百万吨，包括鲁尔的焦炭。 矿工个人的生产量在战时是减少了的，但解放后随即上升。从一九四四年八月的六百公斤升到一九四五年一月的八百八十公斤。但煤的危机一直存在着。这是有多种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人员的减少，从三十万人降到不足二十万人。其次是矿工们身体方面的衰弱；那是由于四年的压迫和过分剥削所致。矿工们的“无故旷工”和所谓“懒惰”只是他们极端疲劳的结果。所以首先应该供给它们更好的饮食，给他们衣服和鞋袜。 我们的人是疲乏的人，工具是坏的、旧的、过时的工具。苏联矿业的机械化率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我们的矿场机械化的程度仍很弱。 反动派的危害行为，矿场管理方面有意破坏生产。他们中间仍然有些忠于媒矿的旧主人，这些情形也增加了困难。 我坦白地号召矿工们说，目前的条件尽管不好，但还是得加倍卖力气，要在煤的生产上赢得胜利。 生产！更多生产！这样才可以让受了如此严重创伤的我国工业恢复起来！“法国的命运一大部分依靠着矿工们的努力……要紧的是为祖国生产，以便从反动派和法西斯的企业中进行解放的大业。” 戎同时诉诸矿工们的自尊心、他们的阶级意识和爱国主义，我说：“懒惰的人和不积极的人绝不会成为好的共产党员，好的革命者。” 在那一片由矿工宿舍、工厂烟囱煤堆和矿场木桥所组成的景象里，我看见了矿工群众，工会领导者，国营煤矿管理人，人民的优秀分子，党的干部。在那个地方，我看见了我的战斗弟兄的亲爱面孔，并想起了其他一些我再也见不到了的人的面孔，这使我大受感动。这些人的政治觉悟何等成熟，责任心是何等坚强！他们为给别人以温暖与光明，却把自已一半中的最好时光在地球的脏腑里度过。 我在那里又和第三工兵营我的老连长会面，他是桥梁工程师。我们彼此都有最美的回忆。 我在瓦歇的谈话，听见的人大概不少。不仅是诺尔省的和加莱海峡省的矿工们。连所有我们各矿场的工人们都听见了。因此，从一九四五年七月起，我们就看到煤的生产率经常地增高，产量也增多了。 * * * 一九四五年十月的选举证实了我们党的进展。人民对共产党人的卓见和爱国主义表示了敬意。他们投了我们五百多万票，五四五个仪会代表中，我们占一五〇席。我们党因此成为我国第一大党，其次才是天主教的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各有四百万多票。社会党和共产党合起来拥有绝对票数。两党合起来，我们很可担负起重建国家的任务。共产党人和社会党工人是愿意团结的，然而社会党的领袖们拒绝团结。他们一向所最怕的就是团结。第一次全国总投票的结束已预示了我们将遭到的困难。当时发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今天选举的议会是一个制宪议会吗？”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议会还是一个组织政权的议会吗？”共产党要求支持它的人，对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否”。社会党的领袖及其人民共和党的朋友却支持戴高乐将军。要求对于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他们终于获得了多数。 我们对人民共和党，从未抱过幻想，我们了解历史：我们早就知道每经一次社会变乱，每经一次社会势力对比的改变——抗战曾是这些改变之一种——反动势力就重集到新的旗帜之下，花言巧语，准备反攻。在人民共和党的某些支派里，是有真正的抗战者的，如天主教青年工人及天主教工人工会内的老战士，那是些诚心诚意愿为工人服务的人。但人民共和党同样还是一道屏风。在屏风后面团集了昔日曾支持维希政权的社会势力。以后几次选举更证实了我们这种看法的正确。后来几次选举，人民共和党失去了四分之三的选民，这些选民把他们的票都重新投给了更公开反动的候选人和集团。 既然对法国人民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共产党与社会党共组联合政府——由于遭到社会党的拒绝而成为不可能，我们于是不得不和以抗战作号召的一种政治形式靠拢了。这样一个政府本身就包含着重大的缺陷。因为我们的出现，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影响都是要服务于工人阶级及人民的；我们是要做一些革新工作的。除了保障新宪法外，同时还要保障一种和平进步的政策。 按照民主法规，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在政府里应有与它在国内的重要性相符合的代表地位。倘使得不到内阁总理的席次，也必须得到某些领导的职位，以使普选人民的意志得到实现。我们于是提请将内政、外交、国防三部中的一部由一个共产党员担任。但戴高乐将军以勃鲁姆的诽谤为武器，对我们党的民族性以及党的政策大放厥词，表示有问题。我在致戴高乐的一封后来公开了的信里，驳斥了他对我们牺牲重大的党的这种侮辱，杜克洛在国民会议的讲坛上又重述了我们愤怒的抗议。内中有这样两句话。 “我们不承认做被‘缩小的’公民。我们不承认被认为是仅适合于某种任务而不适合于其他任务。……”
同时我们党的政治局向社会党的指导委员会提出进行协商组织一个共和政府。我们和戴高乐将军的摩擦终于得到了调解。五个共产党员加入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狄戎[4]任军备部长，科洛阿萨任劳动部长。皮尤任国民经济部长，马赛尔·保罗任工业生产部长，我任不管部阁员。 过了不久，就很清楚地看出戴高乐将军是不甘心在一个有实权的议会监督之下，和一些不是单纯唯命是从的阁员一道处理国事的。 戴高乐目空一切，不爱人类，十分鄙视人民，自视甚高，被一群流浪者和谄媚者包围着，但也并不听从他们的话，他自认是天生能推翻历史的英雄。法兰西在他目光中，不是属于工厂和田地里的人民，而是属于他本人的。因为他在他的军事著作里曾预料到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使用，他于是自认为是一个大政治家。其实他虽预料到机械化部队的使用，却没能意识到使红军获得胜利的是支持装甲兵团、炮队和步兵部队的群众队伍。它虽自认是大政治家，但他在执政的时候，毫不能证明他对经济的社会的问题中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罗斯福曾很严厉地批评戴高乐以及他想独裁的愿望。戴高乐不久便原形毕露了。他原是一个反动派，具有他所在阶级的各种成见，应许工人阶级的东西无非什么“强有力的政府，劳资合作”等等口号，一些维希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残余。 戴高乐从回国起就故意无视全国抗战委员会的存在。他看不起“法国国内战斗部队”的青年军官，而依靠正规军队和行政机关官僚队伍的老干部。他原说过要让法国人民有说话的机会，可是等法国人民一张嘴，他却拿起帽子拂袖而去。 戴高乐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毅然辞职是抱着什么企图呢？他无非希望能激起混乱，不久便可以新“救星”的身份卷土重来，而这次则是挟有无限的权力了。所以，沉默了一个短时期，他在全国便开始一种广泛的煽动性活动。主要是反对共产党的劳动人民。这一活动赢得了昔日与敌合作者及前慕尼黑派人们的赞许和同情。这一反动集团，包括从贝当的仆从起直至激进党中的某几个领袖，和人民共和党及社会党的几个议员，自称“法兰西人民联盟”。受那些曾多次毫不迟疑地对爱国者放枪并杀害当年的抗战英雄（如在格勒诺伯勒）的特务打手们的支持，戴高乐便越来越露出一个“反动头子”的面目了。 我们曾拟出一份宪法草案，所有金融寡头集团曾用全力来加以反对。草案声明人民的主权是整个的，不可分割，不受时效限制，不得转让别人的。草案主张本土与海外疆土上的人民间的团结应基于自由志愿。草案保证人民有最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的权益：妇女儿童的权益，教育权，工作权，安全生活权。 人民共和党和戴高乐以及其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使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遭到了失败，而不得不选举第二次的制宪议会。但在这次选举中，我们又获得了进展，社会党遭到严重失败，人民共和党却占了便宜，暂时获得了最多数的议席。在现行的宪法中，是还可以看出当时势力对比中这种初期变化的痕迹的。我们无法抗议社会党与人民共和党的联盟，所以不能保持住曾赋予旧宪法以比较更民主的内容的精神。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大选中，共产党在法国本土获得五百五十万票，远超人民共和党（五〇三三四三〇票）及社会党（三四五四〇八〇票）。我们的党是最大的党。有一八六个议席，还有与我们联盟的议员。我们代表了选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按照普选的结果，我们的党应当是主持政府的党。中央委员会就在布杜开会，拟出一份全国国民可以接受、同时可以保证法国复兴的纲领。 我们这个政府行动纲领是本着一种完全符合抗战精神而拟出的。主要的原则有：放手推动社会进步，扩大民主精神，保护法郎的价值，与海外各民族友爱合作，保障安全，赔偿战争损失，与盟国合作。 共产党提出了我当内阁总理的候选人。但我只得到我党议员的赞成票和一百多社会党议员中的八十人的赞成票。 我党的中央委员会致书社会党的指导委员会，请他们提出一个能团结工人势力和民主势力的社会党员当组织内阁的候选人。社会党对这封信竟置之不理。而提出了勃鲁姆当候选人；对于它将要依靠的那个大多数，也不说明其范围。实际上，勃鲁姆的政府是全部社会党员所组成。这对十一月十日的选举来说是一种巧妙的舞弊行为，是试图把我们摒诸政府之外的第一步，是反动政策的途径上的一个阶段。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凡尚·阿里奥尔当选共和国总统。由于共产党议员一致投了赞成票，所以第一次就选出来了。我们的党随即作了下列的声明：“对法国的第一大党，此后不得再有任何禁令！共产党要广泛参预政府工作！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三党团结，以保证法兰西的繁荣和共和国的伟大！” * * * 拉马迪组了阁。只有国防部长皮尤是共产党员。所以反动势力并不灭色。他们不接受反动派某报纸所说的“不名誉的让步”。他们一心要报复。一开始，政府内部就发生了分歧的意见。拉马迪、莫德和非共产党的阁员们把宪法践踏在脚下，一心只想继续勃鲁姆发动的越南战争，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只服务于殖民地剥削者利益的非正义战争，不名誉的、浪费人民生命、使国家破产、预先就注定失败的战争。在马达加斯加，反动派有意挑衅，企图把当地人民的正当要求淹没在血泊中，我对这事也提出了愤慨的抗议。 在经济方面，我们保护工人阶级，反对那些如勃鲁姆所说的“赘资本主义社会的忠实、正直的经理人”。拉马迪则欣然引证“循环论法”的欺人理论。他说增加工资马上会引起物价的增高，给予工人的只是一种虚幻的利益。这种学说是辩护资本主义的老调，并且早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大为驳斥过了的。工资的增减是不影响商品价格的，因为决定商品价格的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正与蒲鲁东所言相反。受影响的乃是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家的利润。降低工资便是增加利润，增加工资便是减少利润。因此以减少利润的条件来增加工资，我们就可以增加工资而不使物价增高。 勃鲁姆当政的时候，曾颁布过降低物价百分之五的命令。那次物价降低是人为的，因此只让小商人遭殃；并且是暂时的。因为数周之后，便被物价高涨的浪潮冲跑了。 我们主张切实降低物价，首先是减少资本家的利润。为此目的，我们建议第一，切实执行工厂委员会有权稽核账目的规定；其次，增加生产力以减轻生产成本；这必须使用新式机器和改良操作方法，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实行严密的监督；最后是使消费者、商人和小生产者共同参加反对生活高涨委员会。同时我们要求保证一切工人要有足够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在希特勒占领时期，曾遭受最大痛苦和付出流血代价的工人阶级，到了今日实在不应再单独负担战争和恢复的费用了。 当实际工资降低的时候，托拉斯便大发其财。各大企业在一九四六年所得的纯利，其数字达到所投入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这还只是他们自己所承认的数字。我们若把二十五家公司所承认的纯利以一九四五年与一九四六年做一个此较，是很令人吃惊的事。在一年之间利润竟增加了五倍。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之间的比较也同样令人吃惊，因为有一百家公司的利润增加了四倍。 在这些数字的对照下，很清楚地显现出两个阶级不可磨灭的对立。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重建法国的经费应由谁担负？是劳动者呢还是富人？是那些已交出一切的人呢，还是那些出卖一切的人，。” 我曾声明：“我们不能容许工人们老是增加劳动而得不到生活条件上的任何改善。我们也不能容忍当生产增加的时候，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却一直下降。” 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是忠于我们在政府中始终遵守的总路线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损坏工人阶级的前途。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曾说： “如果工人阶级放弃了对资本的侵占的反抗，那它就降成一堆没有定形的、被压碎的饥饿者的群众，谁也无法来帮助它：如果工人阶级在它反抗资本的日常斗争中放开脚步奔跑，那它就自己断送了进行更大范围运动的可能。”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所坚持的要求是法国在安全和损害赔偿上应有的权利，我们不赞成分裂德国的反动主张，那是违背历史进行的规律的。只要解除德国武装，使它民主化，就能防止它再成为对邻国的威胁。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莫斯科会议里，我们法国没有和我们的盟国苏联一道要求尊重《波茨坦协定》，从德国经常生产中提取赔偿物资，由盟国共同管理鲁尔区，那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与英美所签订的煤炭协定正是放弃责任、放弃权益的前奏，那正是我们历届政府对德政策的特征。此外我们更反对杜鲁门主义对于民族独立的威胁。尽管有上述这些意见分歧，但我们仍留在政府里，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奋斗，随时争取一些利益，随时破坏反动势力的活动和阴谋，直到他们奉美国资本家之命把我们挤出政府为止。 我们每个人在其权力范围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科洛阿萨增加了老年退职金和残废工人的年金，他废除了歧视女工的工资制度，把青年工人的假期提高到三周，不足十八岁的假期提高到一个月……皮尤努力通过了战争损失救济法，那是真正照顾灾民的宪章。狄戎除恢复了法国空军之外，还利用了准备关闭的兵工厂从事卡车、拖拉机、农业机器、家庭工具和日用品的生产。马赛尔·保罗，在列戈尔的协助下，在各种范围内推进了工业的生产……退伍军人部部长洛朗·加桑诺娃调整了退伍军人的津贴，扩大了救济的范围，把受战争损害的平民以及被德国人放逐的犹太人和劳工都包括在救济范围之内……马拉纳的前任公共卫生部部长勒奈·阿尔杜成立了儿童局并从事许多医院的建设。 说到我本人，我制定了执行公务的总规程。包括工会法的承认；征兵法的民主化；男女平等；公务员升级的保障。以及保障最低生活的原则（任何薪给不得少于最低额的百分之一百二十）。 我经常注意和鼓励矿工们的努力。在瓦朗西安纳、蒙索莱米纳、奥皮三处矿区，我常常一直下到坑底，把我在瓦歇做的报告重述给他们听。这一措施是有其成绩的。解放初期每月产量为一百五十万吨，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就达到二百十四万吨，至一九四六一月增加为四百万吨。当年法国的产煤量竟达五千万吨。但自从我们被挤出政府，煤的生产在一九四七年就降到四千七百万吨；一九四八年降到四千五百万吨。当我视察蒙索莱米纳矿区的时候，我趁便把国民议会通过的矿工法和增加实际工资以及退职金的规定告诉了大家。 虽然有那样大的困难，虽然遭遇到人民的敌人那样公开或隐蔽的抵制。但我们的国家在复兴的道路上还是有了若干进步。人民显然获得了一些生活方面的改善。他们都眷着著我们在政府中的时期，他们看出自我们退出政府后各方面都在退步。劳动者的生活是更恶劣了，资本家的利润却还是在增长，多次爆发的罢工都遭到政府的凶猛的镇压；赋税增加了；法郎贬值一半；物价涨了三倍。 反动派抬了头。真正的抗战者遭受了日益增加的无耻污蔑，因而被搜索、逮捕及判刑。那些卖国贼以及昔日与敌合作的人都被其予以“昭雪”而恢复了自由。发过战争财的人们的经济案卷却搁置不问。 这些政客把我们赶出了政府，因而打击了人民的热忱，失掉了人民的信任。但治理一个国家若不依靠人民而反对人民，是不会长久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十分民主的、爱国的、热爱独立的、关心民族利益的人民，并且是在一个共产党已这样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总有一天人民会和我们一道前进，向“自由、强大、幸福的法兰西”前进的。 * * * 自从十月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阵线，在沙皇旧俄国内建立起工农政权以后、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世界唯一的经济体系。与它对立的，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两个体系力量的对比，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强大了。正和希特勒分子及慕尼黑派的预测相反，苏联虽然经过了它为争取正义的胜利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但经过这一次严重考验的苏联却比前更强大了。由于它在战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它在各民族间的威信和影响力也增大了。欧洲中部许多国家都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它们的人民看清了反动集团的危害作用，他们知道这些集团是为一些与民族利益毫无关联的动机所支配的。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他们消灭了反动势力在经济政治上的统治。由于实行了企业国有化，并把一向为地主豪绅所保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以他们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民族独立。他们在苏联支援下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正迈向社会主义。 法西斯各国已遭受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力量已被摧毁。世界资本主义的地位被大为削弱。德、意、日不再是世界上的大强国。在此次胜利的国家中间，我们的国家不再是头等国。现在只剩下两个帝国主义强国：美国与英国，但英国的基础也已深深受到了动摇。 殖民地及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力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广大的中国已脱离帝国主义统治。无论在欧洲或在非洲，各地人民都向着自由、向着独立自主的统治生活前进。 面对这幅社会主义日益进步、资本主义日益衰落的图景，国际反动势力焦虑了，害怕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说的“驴皮”一样，越来越抽紧缩小了。英美帝国主义者在大战时所追求的目的本和苏联及一切人民所追求的不同。苏联及一切人民愿意的是：恢复并加强民主制度，普遍消灭法西斯主义。防止德国重新侵略以保证和平，在各方面建立各民族间的友爱合作。美国和英国则想赶走与之竞争的德国和日本而建立它们自己的统治。 战争刚一停止，关于战争目的方面的意见分歧，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战后组织世界方法上的意见分歧，就更深了。两种政策越来越变得对立。一种是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这种政策为全世界的工人及民主人士所支持，目的是击毁帝国主义，加强民主；另一种是英美的政策，为各国的反动派和殖民主义者所支持，目的是加强帝国主义，绞杀民主。 世界上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它煽动反苏战争作为建立美国霸权与粉碎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手段。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是要阻止帝国主义的战争，拯救和平，加强民主中义并肃清法西斯主义。 日丹诺夫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举行的各国共产党联席会议上郑重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壮大帝国主义，准备再来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到处支持那些拥护法西斯的、反动的、反对民主主义的制度和政府。” 一方面苏联成了联合所有解放运动、解放势力的中心，一方面美国的伪民主，也就是社会党人菲利普亲口承认的“资产阶级专政最完备的典型”[5]，却成了吸引一切为历史所判决的落后势力和反动阶级的磁极。 十九世纪，门罗总统拒绝欧洲干预美洲事务时曾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现在札鲁门的新公式则是“世界是美洲人的世界”。 杜鲁门主义表明了美国托拉斯和垄断资本指挥全世界的企图。杜鲁门说过： “我喜爱企业的自由甚于和平，我们不应放弃我们指挥国际间一切事物的责任……合众国所给予世界的指导类型将是一个决定因素。我们是世界经济中的巨人……未来的一切经济关系的组织都要由我们的意志决定。”
当然，这些经济目标是必须由一种政治和军事势力的侵入来支持的。为保证它的市场，美帝国主义的触角便伸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它占据了世界上一切战略据点。它在伊朗和近东扎下了地盘，对那些以石油为主要富源的国家发号施令，它干涉希腊的内政，让一个英勇的民族遭到屠杀；它支持佛朗哥来反抗西班牙的人民；它用种种恫吓及无耻的压迫扰乱意大利的选举。在法国，只有忠实于它的政府才可以存在。马歇尔计划仅仅是杜鲁门主义的实际应用。 共产党人从来不反对任何人来帮助加速我们国家的复兴，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证我们国家的主权独立。我们所以要反对马歇尔计划，乃是因为它损害了“受惠国”经济与政治的自主权，因为它削除了我们应得的损失赔偿。因为它是一个反对苏联的战争计划。 马歇尔计划企图把它给予经济援助的国家都置于美国的领导下而组成一个集团，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放弃它们经济和政治的自主权而支持美国主子们的侵略的反苏政策。 我们所反对的也就是上述的一切。我们反对它损害了法兰西的独立，损害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和荣誉。有一天我向一个美国记者说： “我们很愿意你们来帮助我们煮好我们的汤，但我们不认为你们因此就有权到我们家里来每隔五分钟揭一次锅盖来检查。”
我们不要一个堕落到葡萄牙地位的法兰西。我们要法国人民作自己的主人。和慕尼黑及维希时代一样，享受特权的人们总是和旧秩序的保护人站在一起。旧秩序是建立在几个人的势力与财富之上，建立在大多数人的丧失权利、被奴役和穷困之上的。 今天和昨天一样，仍是反动的人们，本着其阶级成见，仇视人民和民主，牺牲我们国家的自主而寻求美国资本家的保护。所不同的是金圆代替了希特勒的装甲兵团。被牺牲的却还是法国。 这真是法国经济上的奴化，政治上的失败！马歇尔计划在我们国内并未帮助工业进步而是设法把我们殖民地化了。我们的经济变成了一种殖民地类型的经济了。这种经济是限于“农业生产与工业原料的生产…工业品生产变成了次要的目标”。这句话是参议员贝朗说的。他目睹这种变化，表示了忧虑。他在共和国财政委员的报告中还这样说过：“这种新的趋向与沦陷最初数月里人们替法国规划的方向有某种类似的地方。” 我们的电影事业，经过勃鲁姆与贝尔纳斯协定（一九四六），被打垮之后，跟着就是我们的飞机制造业遭到牺牲。许多国营工厂都关了门，工人被遣散。严重打击马歇尔化各国的失业现象在我国也出现了。许多机器工业、电气业、访织业、皮革业及小器作等企业都关门歇业，或延缓工作进度。 我们仿佛大量收到的“馈赠”和“慷慨的恩赐”并没有改善劳动者的命运。相反，劳动者的命运更加危急了。 马歇尔计划不准我们和东方不受美国控制的国家作正常的货物交换；它还瘫痪了我们和其他与我们一样服从美国法律的国家的贸易。我们和比利时、瑞士、英国的贸易关系现在遭遇到一个严重的危机，比利时在战前是我们的占第一位的主顾，瑞士是第三位的主顾。 国内各方面的困难都在增加。我亲眼看见杜阿尔纳奈地方的人把鱼扔到海里。布洛涅是世界第一个渔港，那里的渔民也如此做了。但是挪威的鱼却运向那些地方。在黎姆珊和布尔达涅，我看见农民们的马铃薯只卖两法郎一公斤，可是卖不出去。而人们却从荷兰和美国运进马铃薯粉。我曾和奥特及埃洛种葡萄的农民谈过话，他们告诉我，五月里在他们的酒窖里还存着上次收获品的百分之六十；因为正值生产，葡萄酒跌到三十五法郎一公升。政府却另从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智利输入酒。 关于小麦，我们的执政者一心注意的是美国人的愿望，对于可能恢复以及超越战前生产的办法丝毫不加采取。对小生产者，丝毫不加援助，也不规定出差别价格。我们一九四八年的收成很好，有七千五百万公石，对法国是一件大好事，在对美国的出口商（他们连损坏的物资都推销到我国及受创伤的欧洲各国），那是一个很大的灾害。一九四三年，美国曾用一亿三千五百万公石的麦去喂牲口，在加拿大喂了三千五百万石。同年在阿根廷，火车机车的锅炉烧掉了两千万公石的麦。 总之，美国人不管用什么方法是要把他们的工业品和农业生产品都推销出去：飞机和电影，汽车和口香糖，五谷及“可口可乐”，还有大炮……和原子弹。此外他们还需要输出资本剥削全世界劳动者以获得利润。 因此，在马歇尔化的国家里，恢复工业和建设工作都停止了。这些国家遭遇了逐渐增长的经济、财政、货币各方面的困难，它们已面临被卷入正在美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旋涡中的危险。就在此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却在胜利地进行其建设事业，它们的生产大大越过了战前水平，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在不断向前进步。 马歇尔计划，通过该计划的美国执行人，对有关各国是一种公开的无理干涉。受“援”国家每月都应向这个执行人报告“援”款的用途。美国人就有了监督币制的权利，并由他们来规定兑换率。 法国有权获得的赔偿是在有利于德国的情况下解决了。说得更精确一些，是在有利于鲁尔区工业家的情况下解决了，因为这些工业家借此收回了他们煤矿和钢铁企业。我们的城镇尽管还是废墟，我们的几十万灾民尽管还住在地窖里或窝棚里苟延残喘！可是优先恢复西德，恢复德国的工业。为什么？那就是到柏林去过的美国国会中一个委员会副主席沙佛尔所说的话了，他曾公开说过，就因为： “和俄国较量一下实力的事，早晚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越早越好……应该及时恢复西德的工业，好让它在较量实力的时候发生作用……为德国问题，我们需要多少钱，就可以得到多少钱。”[6]
鲁尔矿区，我们原想把它变成一个广大的工场，在国际监督之下，为复兴曾被希特勒蹂躏的国家而工作，现在它又变成了一个战争的兵工厂。美国人曾反对拆散工厂，把厂里的机器分配给曾受德国侵略而遭受牺牲的国家。他们还解除了对某些军事产品和化学产品的禁令。钢的生产和海军建筑也得到了批淮。因此马歇尔计划是一个战争计划，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目下统治着美国的金融寡头和军阀的声明都是铁证。美国新闻界则每日用刺激的文字来助长战争的歇斯底里。说谎与挑衅原是它们最喜欢使用的方法。美国出版家所出版的许多地图上都标出包围苏联的战略根据地并划出负有攻击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任务的轰炸机行程的路线！ 一九四七年六月，在我们的斯特拉斯堡会议中，我已指出美国的扩张主义和它对民主及世界和平所构成的威胁。我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又以党的名义反对把法国殖民地化，反对把法国和土耳其、希腊、西班牙一样划在“美国安全区”内。我揭露了这种政策是要把法国当作反苏的一个军事基地，是要把法国作为进攻欧洲大陆的桥头堡和未来原子弹及细菌战的战场。同时我谴责了勃鲁姆和社会党领袖们的态度。他们已显露原形，原是美帝国主义最忠实的仆从，他们竭力想把美国资本家的反动政策和战争政策“理想化”，他们硬说美国资本家是“慷慨大方”、“不图私利”的；他们在擦亮反动势力的新思想武器来反对共产主义劳动者；他们在分化工人阶级、民主人士，并公开与人民的敌人、法国的敌人、和平的敌人缔结盟约。我最后号召所有劳动者、民主人士以及昔日的抗战者赶快为争取自由、和平、民族独立而团结起来。 以后，马歇尔计划的应有结果依次都发生了：先是《布鲁塞尔公约》，这是各殖民主义者政府为反对苏联，反对它们所奴役的而正在革命中的民族，并且也反对它们自己人民的一种新的“神圣同盟”。随后是各种军事协定，包括允许在枫丹白露设置外国参谋部的条款；其次是《伦敦协定》和后来的华盛顿各种决定，正式批准了损失赔偿权的放弃和德国的优先复兴，最后是大西洋公约，但在此公约以前已有五百个美国的海空军基地建立起来，这些基地是散在格陵兰、欧洲、亚洲各地，有几个简直就在苏联的大门口。 大西洋公约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它加强了军备竞赛。它把我们的国家拖进一个违背我们自己最显著利益的愚蠢政策里。有了这个公约，美国就可以给一切政治或民主的运动加上一个“暴动”的帽子而加以干涉，并血口喷人地归罪于苏联。正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矿工罢工时，我们的政府就那样做了。 大西洋公约是严重违反戴高乐将军在莫斯科庄严重订的法苏协定的，戴高乐将军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说过： “几百年来，法苏协定常常由于阴谋和误解，而受到阻碍或抗拒，这是大家的不幸。但是，每到历史有转折的时候，它的必要性就表现出来了。”
在大西洋公约上签字的法国人丝毫不注意七十年来蹂躏我国的三次战争的可怕教训，他们看不见每次侵略我们、残害我们的都是德国人而并不是俄国人。大西洋公约重建起德国的力量，首先是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随后便是军事力量。如果反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邦苏联的战争发生了，那我们将会有格拉尼河畔[7]奥拉杜的凶手们和我们并肩作战！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在布法罗广场对青年们讲话的时候，我曾告诉他们，马歇尔计划是想预先规定牺牲我们的青年作为美国反苏战争的垫脚石，法国科学院院士，前人民共和党议员日尔松先生曾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的《世界日报》上这样写过： “他们用金圆向我们‘买’的东西是我们的又一次流血，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拜尔迪纳斯也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法国晚报》上写道：大西洋公约一把法国人的“肉和血以及民族独立当了赌注。这是我们不能漠不关心的，也是不能认可的。”我们应当和那些争自由、争和平的战士们站在一起，和所有忠于我们烈士的纪念、榜样和遗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们绝不承认，大西洋公约有束缚法兰西行动的权力”。 我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重述了我们党的政治局作出并得到全国热烈拥护的庄严宣言；“法国人民决不、永不与苏联作战。” 对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的挑衅和威吓，各国人民，酷爱独立与和平的人民以“动员”作了回答。巨大的力量都行动起来，任什么也挡不住。乌洛克劳的知识分子大会（一九四八年八月），自由和平基层会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布达佩斯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都显示了人民反对战争的日益增长着的力量。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巴黎布里耶大厅召开的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在伟大的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的主持下，集合了七十个国家的代表，他们代表六亿拥护和平的人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在开会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拥护和平者从我们的抗战圣地及各大城市都汇集布法罗广场，为的是向战争贩子们高声喊出他们和平的意志。 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产品。但不是注定了必须发生的。战争阵营与和平阵营间的斗争正在开展，同时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不断没落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则在不断的增长中。 日丹诺夫在工人党与共产党第一次联席会议中说过：“帝国主义者发动一个新的战争的希望与他们继续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其间的距离是很大的。” 人民是最有力量的。他们将能阻止战争。如果某些罪恶的政府敢于把世界推入一个充满苦难和毁灭的深渊里，那就该它们倒霉。 拥护和平的人们必定胜利，只要他们能团结，能积极行动。因为他们是为生存而斗争，而生存永远能战胜死亡。劳动者的团结将建立起世界的和平。 [1] 多列士：《一个发挥法国的伟大性的政策》，第三四〇页。——原注 [2] 同上，第三四三页。——原注 [3] 同上，第三四四页。——原注 [4]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至七日的会议曾讨论了安德烈·马尔梯和艾尔·狄戎所犯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宗派活动已有多年：远在战时，他们就把党推向采取左倾冒险主义行动的道路，后来在民族抵抗运动时期中，他们又竭力缩小法国共产党和以莫理斯·多列士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的作用。他们有轻视苏联在法国解放中的作用的倾向。马尔梯曾表示不同意一九四七年欧洲六国共产党与工人党华沙会议的决议以及会议上对国际局势的估计。狄戎则反对在法国扩大和平运动。他们破坏了党联系群众的路线，使党陷于孤立。马尔梯甚至和警察分子保持联系。党除将马尔梯开除党籍外，还撤除狄戎的一切领导职务，撤除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撤除他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译者 [5] 菲利普：《美国的工人问题》，第三八页。——原注 [6] 见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德文《日报》。——原注 [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人民遭受德国人屠杀最厉害的一个地方。——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