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

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农民起义失败，标志着当代中国革命史的开始，它的顶点是二十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农民革命取得胜利，尽管这决不是革命的终结。意味深长的是，无论是1850—1865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还是近一个世纪后的共产主义革命，他们的思想体系都不是源自数千年的中国传统，而是源自近代西方的理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它的领袖洪秀全自称是基督教上帝的门徒（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而毛泽东则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马克思的现代信徒。无论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地“中国化”，并配合了中国的历史条件（他们的思想体系也确实比较顺应中国国情），洪秀全和毛泽东都不是作为中国圣贤传统中的圣人出现的，相反，他们二人都是以反传统、新社会理想的代表和新社会制度的先知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这种社会制度是以西方理性和政治传统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为基础。

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在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革命就是帝国主义所起的意义深远的作用之一，尽管这完全是出自偶然。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和知识方面。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旧的儒家秩序，使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而且，作为副产品，它为当代中国革命者提供了反对旧传统和旧制度的新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要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要摆脱中国传统的束缚。未来的新蓝图排除了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西方对中国的统治。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摈弃了中国文化历史的过去，奏响了反传统的和弦，在一个多世纪里，其声响一直在中国回荡。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中国是一个传统已僵化的国家，中国人保守地执着于传统的儒家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因此，人们往往形容中国人实际上对“西方的反应”无动于衷。但是，要切记的是，中国当代革命史是以反传统的方式开始的。在强烈的反传统意识的驱动下，摈弃了中国文化历史遗产的太平天国以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为后来的革命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所继承，特别是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的知识分子所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正来自这批知识分子。

无论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性如何阻碍了中国保守派实现现代化（中国保守派改革中国的失败不只是文化上的原因），但因此假定只有依据中国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的生存状况，才能理解当代中国革命，这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是缺乏理据的。中国革命者倾向采用西方提供的被认为是最激进的观念和思想，并从中推演出偏离传统方式的激进的未来蓝图。他们总是关注中国未来的困境，但目的不是要复活旧的中国传统，而是寻求埋葬旧传统的途径。

然而，单凭观念和思想造就不出革命的环境，更不能创造革命。由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潜在地具有革命性，才使得革命的观念（和反传统的冲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成为能动力量。此外，在关键的社会领域中，西方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却是自相矛盾的作用，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它创造了当代革命的环境，但又阻碍革命的实现。正如马克思预言的，帝国主义作为“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为中国革命、事实上也为所有受到其冲击的非西方世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无论帝国主义的行为动机多么卑鄙，也无论它使用的方法多么野蛮，对那些单靠自身力量无法进入现代历史的民族来说，帝国主义是打破僵滞的、受传统束缚的社会的必然历史力量。套用马克思的话，帝国主义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力量，“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

但马克思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终社会经济后果过于乐观了。诚然，帝国主义的进攻确实摧毁了旧中华帝国的万里长城，以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加速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瓦解。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和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秩序，特别是在外国政治和军事力量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及周围地区更是如此。然而，新的中国并不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而为西方资产阶级世界的翻版。在西方帝国主义扶持下引进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依然保持其外来的特征，只能以有限和扭曲的形式发展。虽然当代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但这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经济力量弱小的阶级，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赖以产生的西方帝国主义力量。此外，中国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而不是产业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中国巿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充当中间人。在一个当代经济为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里，无论其个别成员可能对外来统治怀有多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仇恨情緖，依然羽翼未丰，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外，还能指望它干点别的什么事情？因此，伴随着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个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而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弱小而发育不全的城巿无产阶级，这是极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1911年满清帝国垮台时，中国有4亿人口，产业工人人数不超过100万，其中多数是在缺乏机械动力的小作坊里工作。工人多数来自农村，而不是传统的城市手工业工匠，因此他们与故乡村庄和农民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因素，再加上人数少，妨碍了当代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发展。

这样，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当代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弱小的还不只是这两个阶级，当代中国的历史特征是所有社会阶层的软弱。伴随着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权力和声望的衰落。当帝国主义破坏了与豪绅息息相关的封建帝国官僚机构的基础后，豪绅地主发现沿用传统的寄生方式剥削农民更有利可图——随着旧政治秩序的解体，通过官僚体制的传统机会（以及传统的官僚和儒家对剥削的道德制约）衰减，这种方式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由于缺乏远见、机会和资本，旧统治阶级的成员中只有相对很少的成员转而从事现代商业、工业或现代形式的商业化农业。所以，传统的中国豪绅在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知识世界中，依然维持其主要传统，豪绅阶级产生不了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虽然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前，豪绅在地方农村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还居支配地位，但它已是一个日趋衰败的寄生阶级，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破产，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毫无作为。

腐朽的豪绅地主是阻碍从内部改造封建帝国制度的主要因素，因此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形成。除此以外，由于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中国未能走上巴林顿·摩尔称之为“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走过的道路。当然，中国曾进行过这样的尝试。继镇压了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蒙耻之后，保守派的“自强者”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使中国对外能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保护满清帝国，对内巩固旧的儒家社会秩序。但这是徒劳的挣扎，在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可见一斑，而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已被瓜分为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垂死的满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十年，在1911年的那场准革命中默默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长期以豪绅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封建秩序分崩离析，又反过来加速了豪绅地主在现代社会的衰落，封建帝国的终结不仅使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这种思想体系在传统上认可豪绅地主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且也使豪绅地主失去了他们长期赖以获得财富和政治保护的官僚网络。垂死的豪绅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二十世纪，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传统形式的社会经济剥削，而这已不再受传统政治和道德法令所约束。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的农民，最终有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尽管方式不同——农民以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方式，最终于二十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地主。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豪绅地主的衰败所产生的不同历史结果：在当代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两者有分离的趋势。至少在西方的历史经验里，一般的历史情况是，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层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造就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兴起。我们关于社会阶层的兴衰、关于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的一般关系、关于革命的主要理论，都为从近代西方历史经验中推演出的各种范畴所支配。我们历史意识中最突出的部分，就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时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贵族力量遭到破坏，近代资产阶级逐渐上升为社会和政治的支配力量。

然而，当代中国的历史情况却并非如此。虽然豪绅地主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冲击，但是，在豪绅地主被迫放弃支配地位的中国社会里，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却没有上升到支配地位。如上所述，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极端弱小。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暗淡的摹本。

当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依然是农民。在传统中国社会秩序解体的时代里，农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新的经济力量增加了农民原来已经不堪承受的巨大负担，在日益沉重的传统压迫形式之上又增添了新的剥削形式，但却没有改变旧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和传统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地方化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的本质，决定了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层，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政治途径。与传统时代一样，当代中国社会建立在农业劳动基础之上，但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对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方向几乎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效政治行动——实际上就是革命——的潜力，但仅靠农民自己是发挥不出这种潜力的，它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使中国农民成为当代历史的参与者，而不仅是当代历史的牺牲品。作为一个阶级本身，农民不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而且缺乏社会与经济权力。

然而，重要的是，曾统治中国社会二千多年的豪绅地主衰落和腐败，而且当代资产阶级太不发达，以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阶级。日益腐朽的豪绅地主所以能够在1911年封建王朝垮台后生存，大概因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际上也不愿意）消灭它而已。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当代中国历史现象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政治权力对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没有任何阶级能居于支配地位、所有社会阶层都软弱无力的社会里，政治权力日趋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并从总体上控制社会。十九世纪下半叶地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割据，1911年辛亥革命创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迅速崩溃（名存实亡），其后袁世凯实施军事独裁（1912—1916），以及接踵而至的十年军阀混战，无不反映了这种趋势。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不仅历久犹存，并制约着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传统的残余特征，而且也是中国当代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特征。单单依据政党所代表的特定社会阶层利益，既不可能理解国民党的历史，也不可能理解共产党的历史。诚然，这两个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牵涉不同的社会集团及其利益，但是，虽然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业和金融资本家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并不简单地就是地主和银行家的政党，与其说蒋介石的国民党依靠城市资本家的经济支持，不如说“上海金融家”更需要依靠蒋介石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共产党取得政权是靠农民的支持，但在它领导的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进程中，它并没有变成一个农民的政党；农民的支持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事实证明共产党比农民更革命。在中国当代两大政党活动的历史环境中，与其说是社会阶层的利益决定政治和政策，不如说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社会各阶层的命运。

既有特殊的革命潜力，又有保守的历史内蕴，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状况。满清政府末年出现的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割据，二十世纪初的军阀统治，1927年后的国民党政权，是其保守性的反映。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政治权力不是用来改变中国社会，而是保护既存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关系。革命的潜力则表现在文化—政治精英的出现，他们赋予革命运动以更激进的动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所能允许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