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国家

1949年，夺取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像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那样，怀有强烈炽热的革命期望。对列宁来说，俄国革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世界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前奏。然而，内战、外国入侵以及在落后的俄国进行革命的孤立无援，这些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乌托邦式的革命希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期望成立的、很快就会“消亡”的工人公社性质的“半国家”非但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纯粹为了政治生存的需要，建立起日益集权和专制的国家机器；在经济生存的压力下，所谓在“工人自身的自由和自觉纪律”基础上由工人管理工厂的承诺，被官僚机器自上而下强加的纪律，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手段的采用所替代；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的生存这一国家利益，很快就使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烟消云散。随着斯大林专制主义萌芽，消亡的不是国家，而是乌托邦的幻想。列宁只是在临终前，才忧郁地质疑他所领导的革命在道义和历史上的合法性，以及他是否事与愿违地领导了对革命梦想的粉碎。在去世前，他动情地坦言，他“在俄国工人面前感到内疚。”^[1]

相比之下，1949年的中国胜利者是忧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像其俄国先驱那样怀有雄伟的革命幻想，因此也没有幻灭破碎后的挫折感。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对世界革命的憧憬上，而是国家面临亟待解决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革命还是在一片孤立的国土上进行的，它独立于国际革命的潮流而发展，在物质和思想上都与国际革命潮流无关。中国革命经验中深刻的民族主义特点，与跟1917年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理论口号。毛泽东与列宁和托洛斯基不同，他是一个杰出的民族革命领袖，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代言人。此外，到1949年，一国——即使是一个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已不再是异端邪说。

1949年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17年的俄国。1949年，毛不必写一部列宁的乌托邦论著《国家与革命》的中国版本，一篇《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已足矣。毛在文章中重申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但将这些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与此同时；他强调，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和经济体系是当务之急。中国与俄国不同的是，建立一个能实现民族统一、建立政治秩序的集权国家（无论其正式的理论表述是什么），非但不是对革命承诺的背叛，恰恰相反，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新政权早期社会经济政策也实行得比较顺利。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曾许诺过的及人们所期望的基本一致。在城市工业部门，基本上是由新的国营企业家与旧的资本家共同行使管理权，与30年前的俄国不同，中国工人并没有因此而要求由生产者直接管理工厂。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中国无产阶级没有提出什么主张，也不可能成为“工人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在农村，新国家证明有能力满足长期受压迫的农民的直接要求。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和他们新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1949年是充满了乐观和巨大希望的一年。但是，对可能性的异常现实的认知，使他们的希望趋于缓和。当时的可能性就是彻底完成中国革命中被长期延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土地改革，以及曾许诺的长期艰巨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最初几年，这些工作是在相对温和的政策基础上、在一个革命胜利后政治与社会空前稳定的环境下开展的。中国与俄国不同，政治上的胜利没有驱使人们期望立即建立一个完美正义的社会制度。正如毛在共产党胜利时所说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2]在中国，新长征要解决的是中国政治与经济建设中的特殊问题；没有人指望神助般的“世界革命”会恰逢其时地赶到，以加快中国建设的进程。当时的口号是“三年建设十年恢复”，反映了这一时期相对冷静的特征。

稳定政治和发展经济是当时的主旋律。没有人会认为当时的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幻想主义者。因为当时的毛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都承认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本前提。在新秩序得到巩固并似乎已制度化以后，革命乌托邦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　　　　　※　　　　　※

在短时间内巩固革命的胜利，并为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过渡创造条件，就此而言，中国在许多方面具有比俄国更有利的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被迫在物质和精神上进行一场令其精疲力竭的内战，而在中国，内战发生在革命年代，并且已经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时，只遇到了反革命的零散抵抗。此外，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管理者。因此，他们比当时的俄国共产党更少地依靠旧政权留下的官僚机构。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群众基础要比俄国共产党更广泛得多，特别是他们赢得了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的支持。与列宁遇到的情况不同，在中国广大农村里，毛泽东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尽管共产党人在城市没有什么组织基础，但至少他们的民族主义主张和为长期忍受苛政压迫的人民带来秩序的许诺，赢得了主张民主的知识分子和城市一般市民的同情与合作。在俄国革命中无足轻重的民族主义因素，却是有利于中国新领导人的一种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崛起于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抵抗日本入侵的领导力量；在战后的最初年代，他们同样有能力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这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此外，与早期苏联不同，人民共和国既没有完全与世隔绝，也没有面临像苏联那样的外部反革命势力入侵的威胁。不管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多么暧昧，仅仅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邻国的存在，就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新中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证。何况，新中国还有苏联提供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虽然这些援助较之预期的要少得多，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但是，中国在社会和经济上的极端落后，却使这些相对有利的因素黯然失色。落后是一个世纪来改良与革命的失败的历史遗产。1949年，中国共产党继承的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它远不及十月革命时的俄国经济水平。这种极端落后贫穷的条件正构成中国历史环境中最关键的因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决定1949年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至关重要。

※　　　　　※　　　　　※

在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几个月，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新政权所据之以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原则，为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根据。毛首先指出，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长期压迫，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已经破产，毛宣称，新国家将不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更准确地说，新的人民共和国将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此外，新政治制度将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工人和农民只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统一战线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这个公式，允许发展本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没有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以加快现代经济发展。毛宣布，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毛反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定地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毛没有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但其含义是说，只有经过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才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国家。^[3]

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岁月，毛主义的这些主张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是什么关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毛用来说明新国家特征的“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个民主国家还是一个专政国家？就毛愿意涉及这一问题而言，他的回答是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对人民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属于人民的人实行专政。新国家的专政职能规定的十分明确：政府将“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4]。剥夺这些集团和阶级的民主权利——所有国家暴力机构的职能就是确保镇压完成。

如果企图理解“民主”在毛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含义，那就会进入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境地。毛写道，民主是区别于反动派“人民”享有的权利。毛自己恰恰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民是什么？”还可以补充一个问题：“谁来决定谁是人民，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谁是人民？”这些时而明确时而模糊的问题，在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在不同的时期答案也迥然不同。

1949年，毛的回答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人民”是由要进入政治统一战线的四个社会阶级的成员组成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毛主义理论中，“民主”这个词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通常理解的资产阶级民主；根据毛的说法，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他们有权利投票，“选举自己的政府”，而政府又反过来对不属于人民行列的反动派实行专政。^[5]至于这些基本的民主权利是否兑现，则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根据新国家的政治实践进行验证。

第二，民主是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更准确地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就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任务的完成。在城市中鼓励资本主义经济企业的发展，在农村中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而是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描述。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进行合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既是一个后封建社会，又是一个“前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便是“民主的”。

第三，民主意味着四个被定义为“人民”的阶级的政治代表。这里，我们遇到了毛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晦涩的方面：政治权力与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人民共和国创建之始正式参政的十多个非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的作用，仅仅是象征性的；毋庸讳言，其作用也是从外部预先决定的。甚至那些最著名的准党派，如据说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盟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最多也只在名义上是政党。没有一个民主党派拥有一定意义数量上的群众追随者，即使是在其正式组织机构里，人员也很少。共产党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因此毫无疑问（也无人置疑），新国家（无论其正式结构是什么，也无论官方理论是如何描述）的实际政治权力将掌握在共产党和红军手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企图掩饰这一基本政治事实。

共产党的政治权力与革命胜利后的两大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两者的关系也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官方理论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然而，党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关系早在1927年就切断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农村蓬勃开展时，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却是消极的。实际上，即使到了1957年，当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十分庞大，城市中的党组织亦已健全时，党员中的工人比例也只有14%。另一方面，尽管正是农民保证了毛主义政党的政治胜利，党员中绝大多数成员也一直来自农民，但中国共产党从未宣布过自己是一个农民政党。^[6]这是一个悖论，一个革命政党却宣称自己是一个政治消极的阶级的政党，而不把自己看成——至少是含蓄地——构成自己实际社会基础的革命阶级的政治代表。

1949年9月21—3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建立了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依然没有澄清这个悖论。政协这个词（姑且不论其机构）是共产党在二战后向国民党建议成立联合政府时提出的。国民党垮台后，在任何意义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已没有必要，也缺乏政治基础。不过，一个不是纯粹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至少在表面看来对真正的国家政权在政治上是有利的。一大批非共产党的政治和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当时被称为“民主人士”）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7]会议经过充分协商，正式批准了根据毛泽东在三个月前提出的新政府机构的建议，任命毛为国家主席。

许多非共产党人在新国家的政府机构里担任要职，或至少获得很高的头衔。例如，在最初的24个部委中，11个部的部长是由非党人士担任的。共和国的六位副主席，有三位是党外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新国家的这种人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装饰性和礼仪性的，但也不是毫无意义。与众多非共产党的杰出人士的政治合作，反映了革命有着广泛的民族感召力，也可见新政权广泛的群众支持基础。此外，这种作法也有利于一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它有助于获得非共产党的中国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支持；使私营企业家和技术知识分子消除对允许资本主义企业暂时存在所产生的疑虑；为毛主义关于新国家是建立在由“人民”组成的四个阶级联盟基础上的理论；为隐含在这一理论中的政府将实行相对稳健的政策提供左证。

对新政府的管理结构作更多分析，委实没有必要，它本身并无什么独特之处。政府管理部门一开始就由周恩来领导，最初称为政务院，1954年，新宪法颁布后，更名为国务院。在国务院之下，形成了延伸到省、县和乡的中央官僚体制。最早是毛泽东以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其后，又由不同的权力机关继续任命周为总理。在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动荡的前25年里，正是周恩来的作用保证了文职国家机构的连续和稳定。

在建国后的前五年里，文职政府笼罩在军事管理机构的阴影下。革命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都是出自强大而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红军。胜利之初，由军队负责在全国建立秩序和新的管理机构，保护国家防止外敌入侵。1949年，中国被划分为六个军区。直到1954年，整个国家实际上处于军管之下。

正是中国共产党把文职管理与军事管理凝聚在一起，建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1949年，获得胜利的共产党人面临的政治任务，不是把旧的国家机器碎片重新拼装起来，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已不能适应现代国家统一的需要，而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共产党人不得不在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完成这一使命：整个国家只拥有最原始的交通运输系统；在这片国土上，强大的传统地方势力和地方观念阻碍着现代民族意识的发展；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为民族统一提供了极其脆弱的物质基础。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何况还是在其中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完成现代政治上的统一，确实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任务。而这一任务却在1949—1952年短短的时间内有效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新统治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高效率的组织工具。

产生于革命年代的共产党，当时有着近五百万党员，具有高度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系统。20年的武装斗争使其组织和党员的行为习惯都带有军人般铁的纪律。党的干部不仅是富有经验的革命组织者，而且还是有经验的政府管理者，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明确的目标。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很长时期里，共产党就行使着准政府的职能，这为新国家提供了组织基础、领导干部和组织群众的方法。无论毛泽东的个人声望有多高，也不论周恩来的管理才能多么出色，都取代不了党的组织机构，及忠诚而有纪律的党的干部。

当然，党组织与国家政府机构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党的领导人在正式的国家机构中担任主要负责人。这种现象在最高层的代表就是毛泽东，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从上而下的国家机构，直到最基层都是这种模式。党的干部或是正式在官僚机构中任职，或处于监督非党干部工作的位置。当然，由于采用苏联的“政委”制度，贯彻毛著名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类似的情况在红军中早已存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和多数军队干部在党内都有很高的地位，严格的政治控制体系遍及军队各级。此外，在1949年前后成立的（或重新组织的）各种群众组织和准政府的机构里，都成立了党的组织。在工会、农会、教育界、“人民法庭”和民兵组织中，或是共产党员担任领导，或是由平行的党组织实施领导。在1949—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虽然官方称新政治制度是代表着四个社会阶级的联盟并以此为基础，并相应地有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作为点缀，但国家权力掌握在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手中。准确地说，政治权力掌握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手中（1949年时有44名中央委员），具体说是在14人的中央政治局手中，更准确地说，国家权力的杠杆掌握在1949年的政治局五名常委手中，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的内部政治史。

※　　　　　※　　　　　※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承袭的混乱政治形势，是革命的一个有利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任何持久的革命胜利，都要求彻底摧毁旧政权的政治机构。马克思在评论1871年巴黎公社的著名文章中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前，必须彻底废除马克思称之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官僚架构、军队和警察。^[8]这也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不能够“接管”现成的国家官僚机构，而必须“砸碎”它。在逝世前不久，列宁将十月革命的失败（或至少是其未能兑现诺言）部分地归因于旧沙皇官僚体制的顽固。

在这个问题上，1949年的中国政治形势预兆着未来革命的前景良好。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没有必要去砸碎旧国家官僚机器，因为它基本不复存在。旧制度的官僚机构残余不构成前进的障碍，使共产党人有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去创造自己崭新的政治机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尚未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传统的官僚思维和行为模式（即使不是这类官僚机构）的顽固存在，尤其是革命胜利后特殊的社会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列宁主义组织结构，都是导致官僚主义迅速发展的动因。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背上旧官僚机构的包袱，但他们很快就会背上本身产生的官僚机构的重荷。

领土统一：一项仍未完成的任务

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时，尚有大片国土还没有在新政权控制之下。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前的数月，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土崩瓦解，但中国南部、西部和西北的偏远地区，仍为国民党军队残余部队，或在内战时与国民党连手的地方军阀占据。因此，新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军事上控制这些地区。

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南方推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当时这被称为“脚的战役”，与其说这是严肃的军事斗争，不如说是国民党军队逃跑的速度能否比解放军进军的速度更快的问题。10月12日，国民党军队放弃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都会广州市，次日，解放军进驻。随后两个月，南方各省均为解放军占领。11月中旬，贵州省落入解放军之手。12月初，第四野战军占领了广西省，国民党桂系一些军队逃到了海南岛，1950年4月，解放军攻占了海南岛。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主席于1949年12月向共产党投诚，但产生了一个尴尬的国际副产品：残余的国民党军队逃到了缅甸的掸族地区，在其后的20年里，他们依靠非法的鸦片贸易和台湾空投的美国物资维持生计。

在中国西部和西北的军事行动更困难，时间也拖得更长。1949年12月底，解放军控制了四川全境，但国民党在新疆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50年3月，这个日子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有组织的军事抵抗的终结。中国重新恢复对西藏的控制，与其说是个军事问题（弱小的藏军在1950年10月就被击溃），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和政治问题。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政治上的不明确与文化上的敌意，是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主要特征。十八世纪时，清王朝收并了西藏。随着清王朝于十九世纪末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开始解体以及英军通过印度的入侵，西藏开始脱离中国的控制。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西藏正式独立。虽然英国对西藏模糊的宗主国关系，及与西藏与新独立的印度接壤部分的利益关系，使西藏的政治问题更形复杂，但二十世纪所有的中国人，无论其是否为共产党人，都认为西藏是当代中华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虽然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出于民族主义和战略地位的原因，决心恢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他们处理涉及的文化和政治问题十分慎重。经过与印度和西藏领导人的谈判，达成了1951年的协议，协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赋予西藏高度的文化和社会政治自主权。同年秋，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但1959年的西藏暴乱表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最大的忧虑来自被国民党占据的台湾，这不仅意味着领土统一的任务尚未完成，还意味着内战尚未结束。中共显然准备于1950年夏天进攻台湾，但这一计划因杜鲁门总统于6月27日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其“中立化”而未能实施。美军干预的借口是朝鲜战争爆发。但这仅仅是个借口而已，因为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发出注定要经历厄运的 “进军鸭绿江”的命令，从而直接威胁中国边境之前，中国人并没有卷入朝鲜战争，何况，为什么台湾局势与朝鲜战争相关，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实际上，即使是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后，台湾海峡的所谓“中立化”依然如旧。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湾事实上的保护，使国民党政权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政府。从朝鲜到东南亚，美国建立了环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台湾便是其中的一环。

中国与苏联接壤的漫长的北方边界，构成中国实现领土统一的又一障碍。除了老沙皇在十九世纪末从清王朝攫取的大片土地外（主要是东部沿海省份和西部的新疆地区），由于二战中日本战败，俄国人趁机恢复了在满洲的支配地位。他们占领了旅顺港、大连和中国东部铁路，尽量把满洲的工业设施都拆走运回俄国。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但民族主义要求的领土统一的任务尚未实现。美国的干涉阻碍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俄国长期的扩张政策使中国无法收回北部失去的领土，这两种局势都潜伏着危机。

镇压与恐怖

新中国政权的力量最终建立在军队和警察等暴力机器的基础之上，所有国家都是通过暴力机器来控制社会。如果不是人们喋喋不休，说通过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进行统治，本是毛的国家的独具特征，其实没有必要重复这种老生常谈。就宣传这种当代流行神话而言，许多外国观察家，特别是那些热衷于在儒家的过去和共产党的现实间寻找历史共同点的外国观察家，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起劲。在汉学研究中，承认儒家思想对传统中国的合理性——即帝王和官吏通过“道德楷模”统治国家的神话，但据此便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旧式君主，按照某种永久的“天命”以道德示范为基础进行统治，以复兴“天朝”，则未免只是一厢情愿了^[9]。

至于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宣传过这种废话。他在1949年写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儒家学说去界定了新政权的本质，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10]新中国的生存当然是依他说的暴力工具，最重要的是军队和警察力量。新中国的领导人充分利用了国家这些常规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诚然，毛泽东提倡使用“民主的即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对人民施“仁政”，以区别于“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虽然反动阶级的个别成员有可能通过教育“改造”洗心革面，但如毛所说，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将被“最后消灭”。^[11]但在毛所说的“说服”——包括教育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思想改造”运动——背后始终矗立着“强迫”的常规机构，即所有国家最终都依靠的有组织的暴力机构，这些机构毕竟不是摆设而已。

除了解放军外，新统治者还拥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军队所有的单位都设有一个“公安部门”。因为直到1954年，中国在本质上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这些机构在社会中行使着警察的职能，其成员监督着城乡地方警察部门履行职责。此外，党内还有一个由康生领导的秘密警察机构（党内另有一个处理纪律问题的监察委员会）。由于党组织已遍及正式的国家机构、群众组织和大型工矿企业，显然党的警察机构也同样强而有力地控制着普通民众。1949年，随着政府的成立，还设立了一个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称为“公安部队”，隶属于由罗瑞卿领导（1949—1958年）的中央政府公安部，这支部队很快发展成渗透到国家机关最基层的内部安全机构。公安部队除独立行使警察职能外，还监督和控制着所有的地方警察机构。在城市中，每个居民委员会（平均由一百户左右居民组成）都设有治安组，每个乡级政府也都设有类似机构。

要详细说明上述各种机构的政治作用是不可能的。秘密警察的活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毕竟是“秘密”。在当代中国，党、军队和国家政权机构的功能重重交叉，各自拥有自己的警察组织，在对国内社会进行控制的层层机构中，他们的活动重合在一起，使情况更形复杂。虽然中国的秘密警察不像苏联的那样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但它依然是令人生畏的政治控制武器，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形容为“一种镇压工具”。

从1949年到1953年，新国家的镇压功能的表现特别明显。这几年既取得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成就，也常有严厉的政治镇压，是一个政治恐怖的时期。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总是伴随着恐怖的统治，因为在旧政权下居于经济和政治支配地位的阶级和集团不愿意放弃特权，而胜利的革命者又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胜利成果。成功的革命总是会遭到反革命的反扑，而反革命活动又迫使新统治者动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暴力手段，以保卫新政权。

相对来说，中国的反革命活动不算猖獗。早在1949年以前，旧制度就已基本解体或遭摧毁。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势力相对弱小，在政治上又缺乏凝聚力。这些阶级中许多有钱的或有机会外逃的成员，都逃到了香港、台湾，或到了更安全的美国。许多留在大陆的成员虽然敌视或害怕共产党（各有充分的理由），但却没有能使他们集结起来的政治旗帜。受到共产党蔑视、国民党镇压的所谓民主的“第三种力量”，早已被证明不过是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幻想的产物，其领导人多数流亡在外。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长期以来政治上的腐败，使那些曾经支持、并尚且愿意支持国民党的人，也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和希望。就连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支柱，一度极有势力的宋、孔家族，也逃出了大陆，还抛弃了台湾的国民党，携带着旧政权的大批财产隐退到纽约和新泽西；其他政党和组织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从1949年底到1950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几乎没有理由担心反革命的反抗活动。

共产党最关注的是统治大陆的内部问题。建立全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及恢复崩溃的经济，都是非常棘手的工作，需要强制性的政治手段。但是，相对来说，国内有组织的政治反抗是微不足道的；在建国起初的几个月里，新中国的领导人的确不必为此担心。

1950年6月下旬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一个外部的、对中国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事件，但却诱发了反革命的幽灵，威胁新共和国的生存，继而启引一个国内政治恐怖时期。我们这里无意讨论战争爆发的原因，它至今还是一团迷雾，但我们注意到，中国起初决无意卷入这场战争。^[12]当时，中国领导人正致力于从内部巩固新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队复员转业工作，此时的主力部队都部署在南部沿海一带，准备进攻台湾，土地改革运动又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当然不可能欢迎一场可能在边界地区产生严重国际后果的战争。直到11月美军节节推进，威胁到中国东北边界时，中国军队才跨过鸭绿江，使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军遭受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失败。

这场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战争，中国宣称中国军队仅仅是帮助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志愿军”，美国则声称美国军队是应联合国的“要求”而行动的，双方的说法都不真实。在两年半内，中美双方的军队主要是沿“三八”线一带进行血腥的磨擦战。“三八”线既是战争爆发的地方，也是战争结束的地方。虽然中国从苏联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但比中国预期的要少，而且不能及时到位），但战争给刚刚开始从侵略和内战的废墟上恢复的脆弱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也是惊人的，牺牲者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尽管战争给中国在物质和人员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在政治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外国势力又一次的侵略威胁，巩固了群众对政府的爱国支持。“抗美援朝”运动成功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更重要的是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胜利。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但是现在，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了一支西方军队，然后，在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中，又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打成了平手。这场战争也许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即使许多反共的中国人也有同感。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洗刷了自己，也使全世界记住了这一教训。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重要力量现身于世界舞台（并激发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界，庄严地宣布了新中国是世界舞台上一个不可轻视的国家，它证实了毛泽东在1949年所自豪地宣称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13]

然而，这是回顾历史后的看法。当时，即1950年底到1951年，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领导人当时顾不上为新中国最终在世界上“站起来”而自豪，他们更担心的是新生共和国的生存问题，这种担心不无根据。这场中美冲突不仅可能导致美国直接入侵中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美国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都鼓吹这种做法），它还诱发了国内的反革命幽灵。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已建立了对台湾的军事保护，不但延长了残存的国民党政权的寿命，还把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与爆炸性的国际政治冲突捆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非常现实的危险，正是致命的内战与外敌入侵的结合，曾扼杀过多次革命。这两股“复辟”势力的合并曾扭曲了法国大革命，镇压了巴黎公社，几乎摧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外部与内部反革命力量的结合的漫长历史，深深地铭刻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记忆之中。中国领导人在当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现实的危险，也同样肯定不会忘记这些前车之鉴。如果说内部的反革命力量相对弱小，那么外部入侵的威胁却是非常严重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一场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的新内战的可能性迫在眉睫。

在美国有影响的“中国院外集团”的帮助与鼓励下，台湾国民党政权恢复了元气，想把这种可能性变为反革命现实。国民党的政治特务通过香港潜入大陆，国民党军队则跨过“中立化”的台湾海峡，在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袭活动。在美国，催促杜鲁门政府把朝鲜战火直接引向中国和“放生”蒋介石的喧嚣声不绝于耳。

对革命存亡的外部威胁，使新国家最初采取的温和政策和实践变为愈演愈烈的镇压政策，并最终在1951年几乎遍及全国的恐怖统治。1951年2月21日，毛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正式公开使用恐怖手段。不用说，惩治反革命分子并无什么新奇之处，无论是在1949年前还是其后，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国民党特务、支持者和同情者一直受到镇压。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实际与潜在的政治敌对势力的镇压也不断升级。但二月条例却有所不同，它不仅更广泛地界定了什么是反革命活动，扩大了政治镇压的范围，而且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反对所有形式的不同政见者，从而在全社会制造了恐怖气氛。在其后的几个月，除了秘密警察的镇压活动日益加强外，各大城市都举行了一系列群众大会，对那些被指控为反革命中坚分子的人公开宣判处以死刑，对次要的反革命分子，则由警察逮捕后移交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审判。报纸每天都刊载长长的死囚名单，显著地报道他们令人发指的政治罪行及惩治方式。如果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制造公开的恐惧和恐怖气氛，及清除国家潜在的反对者，那么这场运动是十分成功的。

人民共和国从未公布过这场恐怖运动的牺牲者的全部数字（假如有准确的记录），外部观察家估计的数字，又因观察家自身不同的政治倾向而极不相同。然而，这些不完全的官方报道也足以说明，死亡者的数量是巨大的；例如，单单广东一省，当地官方报道说，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十个月中就有2.8万人被判处死刑。^[14]周恩来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及，在1952年由政府正式审理的反革命案件中（未提及具体数字），有16.8%的人被判处死刑，42.3%的人被判处“劳动改造”，32%的人处于“监督”之下，8.9%的人属于“重新教育”的范围。^[15]按照官方公布数字，1951年上半年受理了80万件反革命案，那么仅在六个月时间里就有13.5万人被官方处死。毫无疑问，实际数字要大得多。考虑到持续的时间较长，再加上很多人未经正式司法程序就被处死，不少相对比较客观的观察家估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三年里，约有二百万人被处死。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这大概是人们能够估计到的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了。这个数字也包括了在1950—1952年土改运动中，以及在公审时，长期受压迫的农民半自发地要求立即处死的人数。在这三年中，还有二百多万人被关进监狱或遣送到劳改营。

无论实际死亡的人数是多少，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说，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后继之而来的恐怖统治下，处死的人可能更多，但这并不能减轻问题的严重性。同样，也不能因为在1949年前的中国每年就有千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或回忆起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被官方处死和被野蛮屠杀的人不计其数（这些都没有统计数字，也没有人进行过统计），就认为在镇压中死亡的人数无足轻重。

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对比，不是要为革命进行辩解，仅仅是为了对事物保持一定程度的历史感，使人们不至轻易地表示道义上的自豪或义愤。在大多数革命形势下，人们并不能在恐怖与非恐怖之间自行选择，而只能在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之间自行选择。由于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饱受反革命恐怖之苦，所以，现在也不要轻易对革命恐怖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正如巴林顿·摩尔指出的，“革命暴力是人们为与受压迫的过去决裂、建设一个较少压迫的未来的努力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历史现象。^[16]但是，在革命的承诺与革命者的实际行动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所以不能单凭对未来的许诺，而理所当然地证明革命暴力的合理性。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试图评价对革命的社会成就和付出的人的代价之前，需要作更多的分析。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史中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那就是公开的政治恐怖时期的相对短暂和新国家制度的迅速巩固。随着国内实际的或可能的反对力量受到镇压，以及到1951年朝鲜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美军入侵的可能性减小，运用恐怖作为政治控制手段的势头也减弱了。到1951年底，虽然在一些完成土改任务尚需一年时间的农村地区仍实行恐怖手段，但国家开始回复到较为“正常”的行政控制和官僚统治的方式。不过，回到“正常”只意味着公开的政治恐怖时期的结束，并不标志着持续的政治压制时代的终止。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后，强大国家的目标已经实现。毫无疑问，1951年的恐怖统治和朝鲜战争的经验，赋予新制度一种更严厉、更专制的特点，而情况本来可能不会是这样。但是，如果能从这些政治事件中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曾说过的一个简明道理——国家是镇压和强制的工具。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和其后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恩格斯提出的、列宁曾多次说过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真理性：“只要国家还存在，就没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