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不断革命：大跃进的思想渊源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毛主义对早期工业化产生的后果的反应。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实现城市工业化，为建立新社会创造必要的但失败的资本主义未能提供的物质前提。1956年，毛泽东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条道路的社会代价太高了，社会主义者无法承受。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官僚主义发展、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阶层、现代化的城巿与落后的农村之间差距日益扩大，以及意识形态逐渐衰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似乎使中国日益远离而不是接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毛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手段才能实现。毛主义解决城巿工业化弊端的办法是使农村工业化。在农村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这种形式下，毛主义者找到了把社会主义目的和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的理想载体。人民公社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它又能成为中国向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跃进”的基本社会单位。在1958年夏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主义者通过实践，否定了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已扬弃的苏联正统观点，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互相结合，就会自动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原打算于1958年开始实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正式被取缔，但只能静静地在经济计划者的绘图板上蒙尘。

大跃进没有具体的蓝图，它不是一个类似于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而是一种乌托邦社会观的产物。1958年1月首次提出大跃进口号时，毛描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的指导方针，但当时他的脑子里还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人民公社”的概念。然而，毛关于大跃进的思想背后，是一系列的理论假设和一种独特的经济发展观，人民公社正是这些理论的逻辑产物。

大跃进的思想动力深深植根于革命年代的毛主义。革命年代奠定了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将其付诸实践的许多思想原则，在革命胜利十年后，这些原则再次浮现。毛把人的意识和道德品质当作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的唯意志信念，认为农民中蕴藏着真正的革命创造性的民粹主义观，又视落后为革命的有利条件的特殊信仰等等——这些革命年代的信念再次发挥作用，并有了更激进的诠释。这些信念与革命胜利后十年的经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在大跃进前夕宣布的“不断革命理论”。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未公开的讲话中，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在将于三天后在党内传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他详尽地解释了 “不断革命”的概念。^[1]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公开引用了这个概念，他宣称，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前进的。^[2]这个概念在大跃进时期的理论文献中十分醒目，不久，不断革命理论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但马克思也用过这个概念。简略回顾一下这个思想的早期历史，有助于理解毛如何因为这一理论的运用而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或更准确地说，“不间断地进行革命”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于1850年提出来的。马克思是针对在1848年那场失败的革命中，相对落后的德国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保守主义作出的反应而提出这一理论。马克思预期，另一场欧洲革命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他考虑的是在一个无法依靠资产阶级实现民主革命的国家里，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如何。他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一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就不能允许胆怯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进程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将被迫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立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3]

如果德国工人要追求自己的阶级利益，不为资产阶级所诱惑，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4]

“不断革命”的思想，修正了马克思原来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各有一个严格规定的政治阶段的命题。这为后来经济落后国家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权威理论根据，至少是在国际革命形势的环境下，即使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也能够抓住政治时机，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1850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再没有明确出现过“不断革命”的概念，在后来数十年里，也没有出现他们早期预料的革命形势。1905年后，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托洛茨基又提出了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因而他被看作是这一理论的最初倡导者。

托洛茨基认为，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俄国工人阶级，以及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比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有革命性。由于事实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太软弱，政治上又太胆怯，因此它不可能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些任务自然落在得到农民协助的无产阶级肩上。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战斗性，弥补了它在数量上的劣势，因此，工人阶级将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一旦获得了政治上的支配权，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将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革命的必然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结果又反过来为西欧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动力，西欧国家革命的成功，则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保证。1906年，托洛茨基在其经典的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声称，“在资产主义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比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更快地夺取政权”是完全可能的。^[5]

因此，托洛茨基认为，革命在两个方面将是“不断”的：首先，经济上落后国家的革命不能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应该“不间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次，革命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落后国家革命的存亡取决于先进国家及时爆发社会义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中，革命才能不断进行。

这些观点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时的指导思想。1917—1918年的事件，撮合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理论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之间除了语义学意义外的一切差别。直到出现了斯大林主义后，“不断革命”论才成为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异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取代了世界革命论，所有革命（大概除了俄国革命外）都必须按次序地通过各个经严格限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阶段，这一教义取代了“不间断”革命论。所以，当毛在1958年1月宣布“要讲不断革命论”时，^[6]难免沾有“托洛茨基主义”之嫌，不久他也听到了这样的指责，尽管事实上这样的托派分子只有在人民共和国的监狱里才能找到。无怪毛又匆匆地补充道，不应把他说的“不断革命”论与托派理论混为一谈——尽管两者之间确有极大的差别，但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

毛主义与“不断革命”论

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整个革命进程的特点是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存在，只有通过对既存现实的革命性突破，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和斗争——这是毛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出发点。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进步发展，“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此外，矛盾的解决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7]

毛强调“不平衡”是历史发展绝对的和普遍的规律，主要针对制定经济五年发展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不平衡”理论使中国经济计划者和多数党的领导人十分伤脑筋。另一方面，对毛来说，要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把迅速发展经济与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如他在1月28日讲话中宣称的，搞革命必须“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8]，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要同时进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不是其产物，这是毛主义的中心思想。毛在1958年初提出“不断革命”论时，还号召进行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但它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已经或即将完成。^[9]毛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实践，如大跃进所表现的那样，在强调技术革命的同时，更强调培养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萌芽。毛主义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始于夺取国家政权，继而是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后者又反过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0]

毛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要否定的，不是迅速发展经济，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即相应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个严格界定的、或多或少滞后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毛所肯定的，是必须尽快实现“上层建筑”变革，即社会关系、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如果要实现革命的目标，革命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因此，毛在总结1949年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时，十分强调革命进程的不间断性。几乎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完成的同时（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中国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毛的说法，过渡时期于1956年“基本完成”。1958年这场大跃进运动，不但要实现技术革命，而且还标志着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对毛来说，这是在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内进行的根本性的革命“跃进”。显然，社会变革的进程要比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得多。根据当时毛的看法，在革命胜利后短短十年时间里，中国已经跨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正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跃进。但正如毛承认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贫穷国家。因此毛主义容易被指责为“超越阶段”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毛主义者单纯利用字面上的正统观念反驳说：“我们既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不过，至少在理论上，超越社会发展的“各阶段”的速度也太快了，就此而言，毛简直就是一个超级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与此同时，毛还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毕竟，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根本观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变革过程来解决的。而毛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需要质的“飞跃”，需要与过去彻底决裂，需要一系列的革命，这显然是对斯大林理论的否定——正如毛的大跃进实践标志着全面否定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持续的革命变革进程将迅速使中国的经济实现现代化，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相信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能完成这种变革的基础之上。这与当年毛的革命战略的立足点一样，相信由正确的思想和道德价值观武装起来的意志坚定的人，能够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正如毛又以同样的信念来处理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前提，那么，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历程中，人们能够创造出这些客观的物质条件，根据“不断革命”论的要求，这一进程就是要从此时此地开始。在发动大跃进和提出大跃进的社会经济目标时，毛寄希望于历史的“主观”因素，即他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

单靠现代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但现代经济和普遍繁荣是共产主义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毛并没有幻想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能够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生存。从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十分强调“伟大的技术革命”的必要性。他在1958年1月宣布，中国的工业生产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这成为当时群众集会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毛是在论述不断革命理论时谈到进行技术革命的问题。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也同样是把人的意识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分析经济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的关系时，毛描述了经济落后与思想落后互为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的思想仍然受到束缚，人民的创造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克服这一恶性循环的途径，是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将其转化到经济发展的任务上来。这种任务就像一场打不完的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11]。

这种进程一旦开始，思想和经济就会在更高阶段上形成充满活力的进步循环，思想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同步前进。把“不断革命”论运用于经济领域，就是要不断地用思想政治工作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12]

按照毛主义的世界观，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是新社会诞生的前提。从这种观点中逻辑地得出了指导大跃进的口号：“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人比物更重要”。最典型的毛主义理论命题莫过于“主观可以创造客观”。因此，“不断革命”论首先是不断的思想革命化，这是实现中国革命提出的社会与经济目标的关键。

毛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突出方面——虽然没有明确表述——是它的民粹主义色彩，认为真正的革命创造力源泉是在农村。正如毛的“人民战争”革命战略是建立在深信农民的自发革命精神基础上，毛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同样基于对农村的信任。1958年与1927年相似，“人民”主要是指广大农民，毛再次把农村作为进步和新生的源泉。实现人的道德和思想转变的主体是“先进的农民”，不是城市居民。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不再是城巿无产阶级的责任，而是由农村人民公社承担。在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被当成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机构，在实际上也被视为最终废除国家的国内职能的机构。大跃进运动方针的重点是使“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不断革命”意味着“不断的”农村革命。

在大跃进运动前夕，毛又提出了他长期信奉的另一个信念：“落后不是坏事”，它是“不断革命”论的基础，这亦与唯意志主义和民粹主义信念有密切的联系。它与我们通常熟悉的意思不同，不是指在现代世界中，经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借鉴先进工业国家的技术，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毛说的不是坏事，主要是指落后造成的精神和社会的净化以及有利于革命的政治条件，这与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早在1919年，毛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一方面痛惜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极端落后，另一方面，他看到，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蕴藏着充满活力的创造性和革命力量，预示着中国光明的未来：“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能力……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蓄之愈久，其发必速。”^[13]从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生涯的开始，他就致力于在受现代经济力量影响最小的社会领域内寻找当代革命的源泉——尚未卷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农民和未被城巿资产阶级思想毒化的非城市知识分子。正是从中国的落后中看到革命的有利条件，所以毛在1930年自信地预言：“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14]由此，在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建构了关于革命的农村与保守的城巿的二元框架。

1958年4月，毛把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有利条件归结为一个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公式：“一穷二白”。这个公式集中地反映了毛认为中国人民在进行革命时的独特优势：

“一穷二白”的条件，不仅要求用“不断革命”的精神去克服它，而且也为向共产主义不间断地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正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中国人民才具备特殊的革命精神，能够把精神力量转换为物质力量，能够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何况，毛后来宣称说“在历史上，总是文化水平低的人战胜文化水平高的人”^[16]。

十九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历史的“过渡成熟”和道德的沦丧窒息了西方先进国家人民的革命精神，而经济落后国家的人民能够避免遭受这样的厄运，因此比其他国家人民更有革命性。“一穷二白”的理论与俄国民粹派的这种看法十分相似。俄国民粹派宣称，正是因为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工业化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无独有偶，毛也宣称，一穷二白的中国具有革命的特殊优势，前工业化的中国正在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的道路。亚历山大·赫尔岑曾以“我们一无所有”来宣布他对俄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17]，毛在中国的“一张白纸”的条件下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

如果说中国人民的普遍特点是“一穷二白”，那么其中的两部分人尤其如此——中国最“穷”的是农民，最“白”的是青年人；穷苦农民最愿意革命，青年人最能够接受意识形态和精神的转变。“一穷二白”的理论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毛关于农民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革命阶级的信念，而且还标志着他对青年特有的信心的复活，这种信心是他在1915—1919年新青年运动时期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产生的。1958年，毛在一次讲话中说：“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18]

毛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是什么关系？毛选择了马克思的用语，尤其在提出不同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时，方采用马克思的用语，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毛遣词上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在政治和思想上独立于莫斯科，决心走独特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道路，同时，还反映毛试图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自己唯意志主义的思想体系。但除了采用这一术语外，毛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中国的“不断革命”论保留了（实际上是夸张了）落后国家可以缩短革命发展的阶段，但这种观点得以出现的历史环境、它的理论假设的基础和它提出的方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许多重要前提的全盘否定。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可能性，指在世界革命的形势下，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毛的这一理论，却设想中国一国正处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之中，与世界革命进程毫无关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为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毛则认为，经济落后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改造的障碍。实际上，在不断革命的进程中，落后是激发人的干劲、促使道德净化的有利条件，因此，中国能够在脆弱的经济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相信，只有城巿无产阶级才能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毛则相信农民是实现革命转变的真正力量，农村是决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结局的主战场。

毛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创造历史这一命题的字面解释的基础之上，由此得出人的思想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因素这一极端唯意志论的观点。诚然，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了历史”，但他还说（托洛茨基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对毛来说，基本上不存在着马克思说的对人的意识活动的这种历史限制，因此，用正确的思想和意志武装起来而有献身精神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思想，“随心所欲”地改造客观现实，不必顾忌特殊的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必考虑可能包含本国革命在内的世界革命形势。

与毛的“不断革命”论密切相关的“一穷二白”论，与马克思上述观点背道而驰。马克思曾警告说（即使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坚持马克思的这种观点）：“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所臆断的靠‘地上的宝藏’，而是靠前人创建而又正在没落的文化成果，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20]相反，对毛来说，重要的不是历来所创置的产业，而是卸去历史重负之后对现在的信念，正是“一穷二白”的条件使人们有信心创造一个新社会。在备受推崇的“落后不是坏事”的观点里，体现不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客观历史力量的信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在于历史的进步运动中的思想也大相径庭；决定历史发展结果的根本力量是“主观因素”，即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的活动。正是在这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中，大跃进的方针得以形成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