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官僚的复辟

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官僚化的趋势产生于所谓社会革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里，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明显。当然，庞大的苏联官僚是最奇特——也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共产中国也不例外。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和复杂的官僚机构，因此，中国不可能免于源自历史的官僚传统和现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官僚本质的影响。

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摧毁了以腐败和残暴而昭著的国民党官僚政权，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官僚的社会条件。实际上，与大多数其它现代革命的命运相似的是，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实现工业化的驱动，革命胜利后的进程成为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进程。

1950年代，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实行，共产党官僚机构迅速发展膨胀。新设立而规模庞大的党和国家机构，比起中国历史上任何官僚机构，都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官僚的增长和常规化进程在大跃进时期暂时中断，但大跃进悲剧结束后，官僚化进程又卷土重来。

尽管在对二十世纪共产党政权历史的研究基础上，人们普遍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官僚联系在一起，但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官僚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社会主义根本前提的观点，并没有任何联系。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社会各阶级进行斗争的产物，官僚机构是国家最典型的组织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官僚机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是对人类社会权力的滥用。官僚国家植根于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生活的“非社会本质”中，植根于“这种私有制、这种商业、这种工业、各个巿民集团间这种相互掠夺……因为这种割裂状态、这种卑鄙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典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1]所以，社会主义要求废除国家和官僚机构，正如以废除它得以产生的阶级社会为前提一样。马克思最初期望：“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的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2]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

马克思认识到，在某些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各阶级都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国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独立性，自主的官僚机构能够统治社会。^[4]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条件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还会继续存在。他对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乐观预言确信无疑：“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会失去政治性质。”^[5]

正是从上述观点出发，马克思称赞1871年的巴黎公社，称它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组织政治权力树立了榜样。也许，马克思对巴黎起义过于浪漫化的分析，以及他的《法兰西内战》—文，如我们所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和行动，并且，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再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法兰西内战》—文中，他强调，胜利的工人阶级应当摧毁，而不是简单地接管他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僧侣和法官”。他赞扬巴黎公社采取的做法，是把政治权力全部归还社会的反官僚措施，由普通的劳动者从事必要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由群众选举产生，直接对群众负责，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薪金，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或特权。^[6]简单地说，这就是马克思为解决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中的官僚问题提出的对策。

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凡是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国家，非但没有缩小官僚权力，更谈不上开始国家消亡的进程，相反，比起革命所推翻的官僚机构，新国家的官僚机构的规模更大、职能更强、本质上也更加独立。人们通常注意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官僚化对革命后社会的威胁。但是，我们同样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发生。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正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存在着滋生强大官僚国家的历史条件。在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在俄国革命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机构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和专制。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不过是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随着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列宁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多伊彻把这种状况称为“官僚肆虐的不散狂宴”^[7]。

在共产党夺得政权后的中国，客观历史条件为官僚的生长提供了比俄国更肥沃的土壤。中国是一个经济更落后的国家，一个典型的农民社会，一个各社会阶级都十分弱小的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比俄国更少，在政治上不如俄国无产阶级成熟，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纤若游丝。此外，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传统。革命本身则在一个完全是民族主义的环境下发生，无论是在客观历史现实里，还是在中国领导人的主观世界中，都与国际革命毫无关系。总之，1949年的中国，苦于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社会的基本条件，有的只是易于产生官僚的社会土壤。

除上述条件外，在长期饱受政治动乱和贫困折磨的中国，政治集权化的必要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官僚化的发展。此外，有产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和资产阶级的灭亡——虽然这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扫除了官僚化的最后障碍。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存在着社会阶级差别，不如说仅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差别，就是毛所说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8]。随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领导者”不但垄断着政治权力，而且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在这样的条件下，官僚机构不可避免地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统治力量。不过，人民共和国的统治官僚的权力相对受到限制，没有发展到像苏联那样极端的程度。官僚化的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因素是革命传统的影响。一方面，1930年代和1940年代形成的平等和平均主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按照仍在实行的“群众路线”的要求，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要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二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在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声望。他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和与人民之间保持着的特殊个人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所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制约着官僚化的发展。

有关毛反官僚主义的动力和性质，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还要探讨这一问题。这里，只要注意到对毛反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解释就足够了。如果认为毛是真诚地厌恶官僚组织和官僚程序，而不是简单地出于权宜之计，那就会看到，五四运动初期，毛在信奉马克思主义前，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他后来又为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吸引后，进一步强化了他受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把巴黎公社作为理想模式，对毛的影响尤为深刻。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一直号召大家学习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另一方面，一些分析家倾向于否定毛受到这样的思想影响，他们认为，毛的反官僚倾向，不过是受世俗的实际政治利益驱动，目的是粉碎党组织对最高领袖者的仲裁权威构成的威胁。按照这种看法，毛本质上是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翻版。

无疑，毛与斯大林一样看重保持自己凌驾于党组织机构之上的个人地位，但他的方法完全不同。斯大林惯用操纵不同官僚部门之间互相争斗以维护自己的个人至尊地位；毛则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反对官僚政敌，1955—1960年间发生的革命复兴就显然属于这种情况。例如，1955年毛发动合作化运动时，他拿出了革命年代的民粹主义精神，撇开党的官僚机构的领导，绕过新国家的正式官僚部门，直接号召群众开展合作化运动。双百运动对根深蒂固的官僚既得利益的特权构成明显的威胁，毛特别指出，“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求“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时，威胁的意味更突出。大跃进的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含有深刻的反官僚内容，因此遭到官僚的强烈反对。1950年代后期的革命并没有克服官僚主义，但确实限制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权力的发展。

然而，1960年大跃进的向后退却和毛退出政治舞台中心，导致党和国家官僚权力卷土重来。处于纯粹为生存而挣扎的境地的群众，情绪十分消沉，厌恶政治。毛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被人们当成耳边风。情绪低落、厌恶政治的群众，正是官僚主义得以盛行的重要条件，这就是大跃进后中国的情况。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和物资供应紧张，交通运输和物资流通混乱不堪，国家计划受到破坏，饥荒的威胁，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毛主义者重新开始强调列宁关于纪律、秩序和组织观念的原则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人们对毛式的群众运动普遍颇为反感，希望经济稳定，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回归秩序就是当时的要求和气氛。因此，官僚统治的恢复具备了强有力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1960年代初期，官僚化支配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但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发生地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党控制着国家行政机关、军队和所有的群众组织，控制着城乡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从1960年到1965年的中国共产党及其1700万党员的历史，就是按照列宁主义关于政治组织的根本原则、特别是关于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基本原则来重新塑造党的历史。党是高度集中的组织，由具有真正社会主义觉悟的领导人指挥，像军队那样精确地行使职能，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组织（列宁曾誉为“总参谋部”）用纪律管束党员干部，党员干部以纪律管理和组织群众进行有效的行动。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性质的思想，与群众的“自发性”是不相容的。至于党和群众的关系，用列宁的话说，党存在的目的，就是“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9]正如党的领导人训练和用纪律约束党员干部一样，党员干部则同样以纪律来训练和组织群众。

恰恰是毛主义高度评价的“群众自发性”，被指责破坏了革命后社会的稳定，尤其是损害了党的权威。到大跃进结束时，党的组织结构被严重削弱，党员意志消沉。党员干部把更多希望寄托在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的领导上，他们最关心的是恢复党的列宁主义权威和正统，重新确立牢固的领导路线，全面恢复党对社会的控制。^[10]从流行的列宁主义观点来说，这些步骤是解决经济危机和恢复社会秩序的迫切的根本前提。

党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把大跃进的灾难归咎于基层党员干部（大多数是受毛主义影响的农村干部），他们指责基层干部缺乏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无视群众的要求、愿望和不满情緖。当时，群众已经丧失了对激进社会行为的兴趣，处于贫困境地的大众需要的是秩序和稳定，所以，这类指责很容易为群众接受。许多地方干部被撤销职务，留职的干部则被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党组织下达的命令，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不是党的过错，而是一些党员的错误所造成。这样，暂时保住了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面子。

一方面是基层干部（直接与群众接触的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和居民委员会的干部）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党的中高层机构的权威——特别是省、地区和巿党委的权威提高了，这个层次的党委是由党委书记领导，他们通常都是中央委员，直接对中共中央负责，他们成为自己管辖区内最有权势的人物。1960年，成立了直属中央的各大党区的委员会，过去在党内生活中作用不大的监察委员会重新受到重视，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并成立了培训党员干部的各级党校。党内生活比过去更加强调列宁主义的严格组织观念，强调服从党的纪律和程序，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及其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则是权力阶梯的顶端。在1961—1962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恢复列宁主义党的精神的重点，是恢复“民主集中制”，核心显然是“集中”。由于党牢固地掌握着国家机构的关键部门，党的领导人多数同时也是政府部门领导人，所以，党的日益集权化和官僚化，也就意味着国家机构的日益官僚化，还意味着上级党组织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控制不断增强，中央各经济部门恢复了对城巿工厂和其它大企业的管理权威。

大跃进后党的人事制度也反映了这种官僚集权化和职业化的趋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充当先锋的激进的农村干部受到处理，重新起用了一批在1957—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清洗的干部。新吸收入党的主要是有技术和管理才能的专家，阶级成分和思想觉悟这些一度是决定性的因素已成为次要因素。在这样的环境中，党吸引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这种环境也有利于滋生党内的个人野心家。1957 年春季，毛在“大鸣大放”中邀请党外人士对党提出批评，批评的主要问题就是官僚化、机会主义和野心。1960年代初期，官僚化的趋势只不过比五年前更明显一些，实际上，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基本上是1950 年代初期趋势的继续，大跃进的乌托邦主义和民粹主义只是暂时地中止了这一趋势。官僚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党政干部被分成30个级别的体制被制度化；相应于干部的不同级别建立了一整套等级工资制；党政机关的干部职能分工更加专业化；革命干部转变成官僚职员和管理者；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迅速发展；官僚的职业化和职业的专门化；普遍生成的官僚机构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所有这些现象都于大跃进前植根，又在大跃进后的几年里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组织转变为保护和维持自己既得利益的专业官僚机构，那么，党对维护官僚机构由之产生、并受官僚机构统治的社会也有同样强烈的利害关系。要维护社会的存在，首要的是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不论官僚机构有哪些弊端，但在使中国摆脱经济困难、重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民经济方面，党的官僚机构却显示了它的长处。通过恢复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控制，给生产者提供物质刺激，依靠整顿后的列宁主义党组织的效率，北京领导人在非常短的时问内就成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北京的中央各部委重新建立了对现代工业经济部门的集中控制和计划，厂长和技术专家（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权威得到加强。上级党组织对人民公社乃至整个农村经济实行集中指挥，在对经济生活进行集中控制的同时，为了提高群众士气，促进生产发展，对工人和农民进行物质刺激方面，地方生产单位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工矿企业，这意味着进一步加大内部的工资差距，实行奖金制度；在农村，这意味着鼓励农民发展自留地，恢复自由巿场，默许向巿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到1961年底，城乡经济已基本稳定，生产在连续三年下降后开始回升。濒临崩溃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效率和官僚运作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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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模糊。他依然是党的主席，但他既没有控制党的机构，也不再决定党的政策；实际上，党所奉行的政策与他提倡的越来越不一致。毛的口号和语录依然到处被引用，但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毛主张的社会目的，而是为了促进国家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革命和党的领袖，毛依然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却不再是国家的领袖。当毛出现在党的会议上时，人们对他的讲话习惯地报以“热烈的掌声”（根据官方的记录），但多数党的领导人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激进的毛主义与党的官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毛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击败彭德怀后，便马上退出的党的日常事务。毛的隐退也许是出于自愿，或至少是体面的。但是，毛之所以隐退，是因为他清楚，虽然党的其它领导人缺乏彭德怀那样的勇气，但他们对彭提出的批评意见是赞成的；他还意识到，他已无法再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继续贯彻大跃进的社会激进政策（即使他想这样做），他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崩溃的经济和沮丧的农民不可能再给他提供这样做的有利环境。这样，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落入了“热月党人”的手中，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率。最著名的热月党人是刘少奇——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国家元首、党的第一副主席、毛非正式的接班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正统的列宁主义者。另一位著名人物是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掌管着党的组织权力。随着刘邓政治地位的上升，在大跃进中曾失去权力的党的其它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威也得到了恢复，包括陆定一、彭真和罗瑞卿，还有设计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家陈云、李富春和薄一波。他们都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但多数人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他们着手取消大跃进的政策，使中国恢复到“正常”情况。

1960年代初的这几年，无疑是毛泽东长期政治生涯中最失意的一段时间。虽然他仍被尊崇为革命领袖，但他不再能决定新社会的前进方向。他试图发动革命运动的努力要么受挫，要么被曲解，甚至被置之不理。由于1959年下半年做出退出第一线领导层的致命决定，毛发现他已不可能驾驭日益官僚化和程序化的党的机器。正如他后来抱怨说，他在这几年里被当成“老祖宗”。1966年，他批评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11]

随着大跃进的崩溃，自己在政治权力中心又随之被孤立，毛开始苦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已不再指望立即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不再认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种突然的质变，相反，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大跃进许诺要创立的经济奇迹也成了泡影：1958年，毛宣称中国要用十五年时间达到工业化西方的经济水平；1962年，他则沮丧地得出结论：“要使生产力极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已发展了三百多年，恐怕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大概也要花这么长时间。^[12]

在共产主义理想凋谢的同时，毛泽东对现在的制度能否继续生存也产生了怀疑。他开始认真考虑革命成果丧失后，是否要被廹开展新革命的可能性。他认为，革命制度也许会“夭折”，为不革命的国家所取代。他比过去更执着于历史复辟的可能性。他越来越确信，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3]没有理由认为在这场“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必然会取得胜利。1962年秋季，毛提出了“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警告说：“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14]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毛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这种历史的不确定性——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信念，即意志坚定的革命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创造历史。这是人民共和国的不祥征兆。

毛虽然对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不像过去那样充满信心，但他没有陷入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状态，他也不甘于被人家当成“老祖宗”供养起来。尽管他不再把党当成可靠的革命工具，或至少不把党当成原来的那个党，他坚信自己有能力通过其它方式重新点燃革命烈火。毛控制不了党的官僚，党的官僚们也控制不了毛。如果他们想让毛离开政治舞台或放弃党主席的职务，他们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可能引起内战。毛在中国社会依然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他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个人崇拜”培养起来的威望），在党内的普通党员中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中多数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党高层内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是由于林彪任国防部长，军队显然掌握在毛的手中；毛失去对党的控制，但他依然拥有权力。

1960年代初期执掌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领导人，也不可能考虑撤销毛的党主席头衔。毕竟，热月党人最关注的是秩序，因此，他们致力于恢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他们无意挑起一场后果难以预测的政治危机，使混乱局面雪上加霜。他们借助于毛的名声维护国家统一，利用毛的语录达到他们建立非毛主义的社会秩序；然而：正是由于借助于毛的权威和“思想”，热月党人为自己政治上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他们竭力避免公开的冲突，但挑起政治冲突和公开对抗的是毛泽东本人。

1960年和1961年，毛基本上没有插手党的工作。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从政治和思想上巩固对军队的控制。1962年1月，他结束了政治上的相对隐居状态而开始复出，在包括省、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内约七千人参加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毛在讲话中，对大跃进后几年里支配党内生活的官僚主义的方式和实践，提出了全面的尖锐批评。毛批评的焦点，是刘少奇和其它领导人在过去两年中反复强调的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原则，刘少奇就以超列宁主义和极端集中制的方式解释和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也许，罗莎·卢森堡对列宁主义党的组织纲领及其造成的“官僚枷锁”颇有预见的批评，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她在1904年写道，这种纲领要求“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这意味着“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群众运动“严格地隔离开来”。^[15]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更合适的语言来描述19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方式。毛肯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合理性，但他对这一原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实际上，他把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等同于自己的群众路线，认定党已放弃了群众路线。他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给民主集中制制造了分工，“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6]这里说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指领导在制定政策时，是自下而上地作决定还是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毛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反映了他长期以来对群众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深刻信念——而正统的列宁主义理论排斥群众的自发性。与此同时，毛指责党的领导人不相信群众，对他来说，民主意味着让群众先讲话，虽然他们未必有最后的发言权。

党的干部缺乏对毛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理解，表现在毛所批判的：

持这种恶劣态度的是省、地方、县党委的第一书记——党的官僚机构的中坚，毛称他们是“独裁者”，对他们极尽批判和讥讽之能事。

毛提出的另一个命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不是一个新观点，但毛说的阶级斗争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中国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毛在1957年说的，主要是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形式。现在，他告诫说：“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毛担心的不是这样的反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会重新夺回国家权力，他担心的是党的状况：“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无疑，毛对他在党的层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耿耿于怀，于是开始捍卫少数派的权利：“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他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威胁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18]

据官方记录，人们对毛的讲话报之以通常的“热烈的掌声”，但这对党的政策和实践似乎没产生多大影响。

1962年9月，毛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发表讲话。他在全会上的讲话（及在全会前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重复他在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些观点，特别强调为日益加深的“修正主义”危险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9]毛还号召要根据1942—1945年延安整风时的原则，对党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了毛的意见。以后的三年半时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以各种形式、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全国开展起来。毛主义者开展这场新运动的目的，是要使党和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革命化，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纠正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谓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特别是在农村的这种倾向。但是，根深蒂固的党的官僚机构，既不希望毛的领导，更不愿看到毛的群众运动给社会造成混乱，这使运动受阻，转移了运动的目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受到官僚的抵制和普遍的冷遇，增加了毛和毛主义者的担心。毛本人的挫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政治挫折。毛已无法控制他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建立和指挥的党，这使他痛心疾首。他最痛苦的是，他亲眼目睹党从一个革命工具变成保守的官僚机构，党竟然屈服于他毕生与之斗争的官僚，他对此却无能为力。对毛来说，官僚是最大的社会弊端。毛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把官僚看成社会各种弊端的产物，而是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把官僚看成为外加于社会的弊端，是社会邪恶和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认为官僚阶层是一个社会阶级，但毛却不然，1965年他提出：

对毛来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官僚统治等于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统治，或至少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根源；毛所指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领导人，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是，毛所关注的决不仅是单纯的政治权力，毛为获得政治权力而斗争，决心获取政治上至尊地位，又矢志消除阻碍他达到目的的官僚障碍，这一切也许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如果说毛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邪恶，那么官僚主义者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同样是邪恶的；如果说他无法容忍大权旁落，那么他更不能容忍中国社会正在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