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序 言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时期结束于1927年。7年前, 陈独秀、李大钊在他们的一小批忠实的学生追随者中，创立了弱小的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以空前的速度迅速成长。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农民起义，以及沸腾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伟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了这些斗争，并且从始至终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共产主义者早期的成功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因为他们的斗争发生在一个缺乏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几乎完全不具备实现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物质前提的国度里。尽管如此，这些不足已经被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转化为积极的有利因素。这些缺少“辩证”观点的理论家们一般倾向于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功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1911年清王朝的崩溃，以及军阀分裂统治的动乱和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使政治生活出现了真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以共同的策略因素为基础的，当时被称为“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即实现了第三国际倡导的与国民党的联合。但是不久，这种初步胜利又几乎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为共产主义者接近民众运动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个同盟的军事力量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国民党人手中。1927年春天，蒋介石决定付诸武力消灭他的共产主义同盟者，4月12日，上海突然发生了毁灭统一战线的武装政变，在这个中国中部的主要城市开始了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的恐怖的血腥统治，几乎消灭了这个政党。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六天前，在北京，这场即将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已经开始有了严酷的先兆。当时，北京处于既敌视共产党人，又敌视国民党人的军阀势力的控制之下，4月6日，中共北方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苏联大使馆院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士兵逮捕。三个星期之后，他被秘密地处以绞刑，年仅39岁。 现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和最伟大的烈士受到尊敬，他不是中国的列宁，因为这个荣誉已属于毛泽东。但是李大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象征着老一辈东方民主主义者与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后者当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脱颖而出，出现了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7年后，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 身为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第一个声明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还以中国共产党两个主要创立者之一、以不幸的国共合作的主要设计者的身份著称于世。然而，就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治领袖，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预言。他的著作代表着我们时代最易引起争议的革命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解释与好战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位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对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思想发展的研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的研究。下列各章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对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说明，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尽管我有时把注意力放到李大钊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分析方法之上，但本书不想对摇摆不定的“党的路线”和带攻击性的文章的任何细节进行研究，因为它们是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和内部争论直接联系的。我们的研究开始于这样的假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它的正确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它塑造和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进一步的假设是：中国共产党所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策略，是中共领导人用自己的方式和思路，领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本质的产物。至少部分如此。 这种研究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性经常出现问题。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正统观点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似乎已经处于被曲解的畸形状态，由此可见，在中国从未有过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说法已经得到证明。为一个新的统治集团辩护的强烈兴趣，似乎比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做得更认真，理论解释得更完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被断言是实用主义的组织方法和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 策略胜利的历史。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被说成是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现在仍然还有这样或与此类似的说法，这些说法全都趋向于否认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明智的历史学家的正当事业，抹煞人们创造历史和人们的行动都是以他们的思想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人们的意识和他们所生存的历史环境之间，存在着无数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思想的研究是探讨整个历史经历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这种认识至少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是正确的，除非认为中国的现代历史是命中注定的，否则人们在确定目标，作出客观形势下所允许的主观选择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被认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时，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方面引人注目。在每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融合于历史环境之中，理论和“客观”实际之间尖锐的对立趋向消失。首先，马克思主义原则中那些明显的和隐晦的变化被看作是2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历史形势的反映。但是，这种变化绝不是中国客观实际的反映，它们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实际的想象的反映——这些想象本身被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所制约， 其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种理论尝试，它试图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作出解释，对朦胧的历史实际做出解释，以及按照马克思主义对隐匿着的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实质作出解释。然而，就思想体系而言，没有必要制造意识上的骗局。神话通常被认为是真理，这是因为它变成规范，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一种激进的，对历史、社会和未来前景的新的解释，它一直倾向于超越和改变现存的历史条件。这个新思想的实质是作为一种鼓舞的力量，服务于按照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政治行动。这个思想和目标在中国的形成过程是由各种各样现存的、文化和知识的因素决定的，同样也是由从事革命行动的实际可能性决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和他们对中国实际的想象，而这种对中国实际的想象又修改了他们所运用的马克思教义的内容和这个教义提出的目标。 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历史，不仅要从中国的历史状况与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方面研究，而且还要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特定的知识和感情倾向方面进行研究。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形成相同的模式，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是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遵循不同的途径；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同的知识经历和倾向，对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他们透过同样原则的棱镜着眼于中国的实际时，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 以下篇章仅仅涉及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但是，李大钊所解决的问题，是所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要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与他同时期的图书馆助手毛泽东那里，在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引起了特殊的共鸣。 莫里斯·迈斯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