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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of the Dialectic

辩证法的奥秘——约翰·里斯的《革命的代数》之书评

﹝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

移山　译、宋治德　校


约翰·里斯的《革命的代数》，英国Routledge出版社1998年出版。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季刊，1998年第78期之文章。小标题为校者所加。


　　马克思曾多次承诺过，一旦完成《资本论》，他将对“辩证法”作一个简单的解释。当然，他从未完成过《资本论》，因此也从未回过头来解释辩证法。自此，我们饱受这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存在的落差之苦。在各种斯大林主义的教科书中的解说，被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形容为“糟糕透顶的和极其可笑的唯物主义”，当然不能解决这种落差。因为在其中，辩证法被视为一套正式的“规律”，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并被机械地应用出来。

　　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当然也有具价值的论述。卢卡奇（Georg Lukács）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之一。但是这本书以一系列的文章，用一种通常是艰涩的哲学语言对几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进行探讨。我们可以从卢卡奇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先需要花一番诠释和批判的功夫（下文将论述）。此外，评估《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意义还会涉入关于马克思思想与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现代辩证法的创始者）思想之间的关系的论战，尤其是由法国共产党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著作所引发的。

《革命的代数》一书的宗旨


　　因此，难怪任何要从事捍卫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时常遇到一个请求：提供简明指南以消除由辩证法的迷雾所引起的困惑。约翰·里斯（John Rees）的新书《革命的代数》（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就是对这一类请求者的回答。这书是从卢卡奇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辩证法作出清晰又易懂的阐明，达到为读者提供这个主题的简便进路的目的，同时以深邃又严谨的方式处理了棘手且具争议的问题。

　　正如约翰所强调的那样，辩证法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并非一个晦涩或复杂的问题。它是对一个将自身呈现为——例如在大众媒体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碎片的混乱集合的社会世界之理解问题。正如马克思所坚持的那样，这样去理解社会世界，需要区分事物的表象及其潜在的现实或本质。但是，这个本质不是互不关连的事件的总和，而是总体（Totality）。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whole）”[1]。事物和事件只有放在关系网络的语境中才变得可理解，关系网络把它们紧密相连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但是，这一总体是矛盾的。辩证法思维的本质在于，认识到对立、冲突和斗争不是现实的次生层面，它可以通过一些社会工程手段或敌对阶级决定“坠入爱河”并成为伙伴而被消除。黑格尔说：“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才会有运动，才具有活力和活动。”[2]黑格尔对这个命题的理解，主要根据的是在概念内部发展的矛盾：自然和人类历史的演化就是这种概念上的辩证法之一种表达。

　　然而，对马克思而言，主要矛盾不是存在于思想中，而是构成社会现实的本质。这些矛盾，它存在于现行生产的社会关系朝向变成束缚生产力进一步扩大以及阶级斗争发展（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在这种冲突的框架内）的趋势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因此，辩证思维将现实视为固有的历史性，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其中现有形式被自身的内部缺陷所摧毁，而被新的形式所取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跋中，总结了他对辩证法的看法：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

　　这样去理解辩证法，它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智识和政治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试图分析社会世界的方法。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争论


　　也许有人会说：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辩证法有何特别之处？辩证法应该成为哲学反思的专题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与传统社会科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截然相反。这些方法，无论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形式，还是所谓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形式，都基本上接受了社会世界的零碎表象及其在学院内的对应品——对理论的理解分拆为专门的“学科”。

　　但在左派内部对辩证法也有表达出抵制的流派——意大利哲学家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在1960和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对辩证法进行了多次攻击。[4]更晚近的，属于短命流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analytical Marxists），他们对辩证法同样怀有敌意，自觉地着手改写马克思主义以符合主流社会科学的规范，其中之一约翰·罗默（John Roemer）将辩证法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瑜伽术”。[5]有趣的是，对辩证法的这种敌视使科莱蒂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脱离了经典的革命传统。面对这种抵制，始终有必要弄清辩证法的性质并捍卫它以对抗攻击和歪曲。

　　其次，存在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使用辩证法来研究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恩格斯在身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强调指出，这样做是可以的。诸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演化论其科学突破的意义，只能在对自然的辩证的理解之背景中，才是可理解的，据此，所有过程都受某些普遍定律支配（量到质的转化，对立统一和相互渗透，和否定的否定）。恩格斯的辩证法通用理论是得到马克思的知识和他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但后来在斯大林主义为建构自身意识型态版本的“马列主义”时被庸俗化了，并被用来为1940年代苏联压制遗传生物学辩解。这导致许多后来受到卢卡奇影响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回应是连带一并拒绝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尽管卢卡奇本人从未明确否认自然是辩证的）。但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中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

　　约翰·里斯以高超的技巧和沉着的态度处理了辩证法的争议领域。他的叙述主要是历史性的。因此，约翰带我们进入了：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最初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的转化；在第二国际内部的重大辩论中，辩证法主题的出现，特别关乎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列宁的哲学及其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卢卡奇和葛兰西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以及托洛茨基关于辩证法的著作。对这些主题的处理是学术性且是全面性的，用易懂的文字，配以通常取材于政治和历史的例子进行说明，而舍弃在传统解释辩证法的文献中那类庸常的、甚至有误导性的物理案例（水壶沸腾、橡子长成橡树）。

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


　　也许这本书最出色的地方是第2章。在第2章中，约翰讨论了最具争议的主题，即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区分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前者由唯物主义者接管，后者则被丢弃。但是，如果在不改变辩证法本身的结构情况下，究竟它的方法和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分离，这一点尚不清楚。[6]约翰敏锐地处理了这一难题。他强调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连续性——前者受后者辩证法思想的很大影响，后者的辩证法思想本身就是孕育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所有矛盾之中。但他也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黑格尔认为，所有矛盾最终都可以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同一性来解决，因为“绝对精神”将人类历史的整体视为自身发展的过程。然而，对于马克思而言，矛盾不能在思想中得到解决；矛盾是在真正的历史危机和斗争中被克服。在这些历史危机和斗争中，旧的社会形式要么被保存下来而损害人类进步，要么就被集体行动所推翻。

　　约翰引用了《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段落。在其中，马克思抨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因为后者假定了供应和需求的同一，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同一，因而断言危机是不可能的。“这里……，两个阶段的潜在的、恰好在危机中显示出来的强制统一，是相对于同样存在的、甚至表现为资产阶级生产特征的这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对立。”然而，事实上：

　　……这个运动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统一，那么，这个运动本质上也是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彼此独立。但因为它们毕竟有内在联系，所以，有内在联系的方面的独立只能强制地作为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表现出来。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不同方面的统一才显示出来。[7]

　　换句话说，生产和消费，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断言的供给产生自己的需求那样，迅即彼此相同。它们是自相矛盾的整体的“不同方面”。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现在对立中，事实是商品生产者无法必然地为他们的商品找到市场。因此，当商品大量滞销时，生产和消费的真正相互依赖“在危机中显现出来的强制统一”。

　　马克思这样总结自己和穆勒的方法论差异：“在经济关系——因而表示经济关系的范畴——包含着对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也就是矛盾统一的地方，他就强调对立的统一方面，而否定对立。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8]至此，或许有人会说，尽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提供了特定的深邃分析且他的许多一般阐述具有启发性，但表达出将矛盾化解为“对立的直接等同”的倾向。虽然他对现代“公民社会”中固有的社会冲突和经济不稳定具有相当现实的洞察力，但他认为，可以首先通过自由主义国家的结构来调和它们，最终在自我知识的绝对精神中完成。但是，对马克思而言，即使对立面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缠绕，但实际上都是由它们的冲突的统一性来定义的。资本和劳动是不一样的，即使两者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它们的矛盾关系只能通过社会变革来解决，这种社会变革的趋势是废除这种关系，而不是在智识上转化它。

　　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在于辩证法的关键范畴“否定的否定”的方法。对于黑格尔来说，否定的否定是每个辩证过程的顶点。在顶点，矛盾被消解，差异恢复为绝对的和谐。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固有的：黑格尔反复说辩证法描述了一个圆，因为它的结论从其起点发展而来，并证明起点为正当的。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哲学是目的论的：辩证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意义最终源于它们对实现其目的的贡献，而目的从一开始就存在（telos 是目的的希腊语）。 因此，通过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黠”，人类的行动在不自觉中实现了所有历史中隐含的目的——将绝对精神带入自我意识。

《资本论》的辩证法


　　约翰很好地阐明了马克思对“否定的否定”的用法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例如以《资本论》第一卷著名的章节〈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为例，说：

　　“否定的否定”的概念需要仔细处理，因为，它从黑格尔的体系过渡到马克思的体系，是经历了彻底转变的概念之一。在黑格尔体系中，“否定的否定”是使思想与现有现实相调和的机制，是在辩证过程结束时恢复不变的现实。……马克思的辩证法开启了发生实质性的物质、生产方式转变的可能性。尽管社会危机和能够解决这一危机的阶级的出现或是“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引起的，但成功解决该危机的途径不是预定的。正是由于真正的社会进步受到威胁，正是由于这涉及到为社会领导权而斗争的真实存在的阶级，其结果不是一个胜负已分的定局，不是一个必然性。[9]

　　同一章还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10]的确，《资本论》含有大量应用辩证法的例子，但是，像任何复杂的理论文本一样，《资本论》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约翰接受了某些极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从资本的概念本身推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结构。因此，约翰引用了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的主张：“如果在两个范畴之间通过推理可以建立系统性的关联，例如对『资本』和『剥削』，这相当于表明一种结构（隶属『资本』范畴）必然与另一种结构（隶属『剥削』范畴）相关联。”[11]还有其他这种方法的例子，例如德国的“资本逻辑”（capital-logic）学派。从最坏处说，这是用辩证的文字游戏和学院式的评论代替对具体社会形态的分析；从不那么坏处说，它倾向于将马克思的方法化约为纯粹概念性的辩证法。

　　约翰的主张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将《资本论》视为只是一个自我生成范畴的演进。”[12]马克思确实提出了一组复杂的概念，但他的目的是在思想上透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与继续复制自身而重建它的实际历史过程和结构趋向。他分析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实。马克思说，这是“现实中的起点，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的确，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表象可能隐藏的内在结构，所以必须采取一组抽象概念——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等——以识别这种结构的性质。因此，马克思采用了他所谓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使这些抽象概念作为他试图重建各种复杂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动态之起点。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13]

　　对于将《资本论》诠释为一系列的在概念上推论的做法，通常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的初稿——的一些段落作为支持理由，马克思确实时而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在资本的概念当中。但是，《大纲》代表的正是马克思在1857至1867年十年间撰写的一系列手稿中的第一份，他在此期间发展并完善了他的资本主义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主要的改变来自被称为《1861–1863经济学手稿》的文本（《剩余价值理论》从它而来）。在这里，他认为，通过抽象概念来确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概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必须“通过许多个中介环节”与对实际经济的具体描述联系起来。[14]如此看来，马克思所论述的方法与认为概念能够以某种方式产生自己的内容的思想——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核心——是不兼容的。正如约翰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依赖的是不同的辩证的范畴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而它的发展所按照的原理，是不同于社会的辩证发展的原理，但它会将后者作为其恒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参照点”。[15]

托洛茨基对自然辩证法的看法


　　在《革命的代数》中还有许多其他有价值的讨论。但是，与其用更长的篇幅来总括读者应该自己发现的内容，笔者想在进入结论之前提出两个要点。首先，如上文所述，本书通过按时间顺序对主要思想家的讨论来介绍辩证法。特定主题会根据特定个人的思想的语境进行深入处理。这些主题都处理得很好，除了一个主要的例外，就是自然辩证法。对于自然辩证法，约翰只在第6章中当讨论托洛茨基的《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的时候，非常简略地处理了这个题目。在这里，他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理由来接受自然辩证法，但他并没有真正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这很遗憾，由于自然辩证法是一个重大且具争议的主题，因此一本声称对辩证法提供全面处理的著作当然需要对自然辩证法进行广泛的讨论（除非有正当理由不作如是处理）。

　　对自然辩证法作出全面的处理，必然涉及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恩格斯著名的辩证法的规律之地位。托洛茨基对此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之一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量到质的转化，因为它对自然和社会的所有演化过程提供了一般的公式”。他继而认为：“量向质的转化的原则具有普遍意义，据此我们对整个宇宙无一例外地视为生成和转化的产物，而不是有意识创造的成果”。[16]这个看法具有合理和可取之处。物理科学的许多发展（例如混沌理论，就是企图从看似随机行为的复杂系统之中识别其内在的规律）支持了这一种自然观：把自然看作由不同层次上的一系列质性转换所驱动的历史的演化着之整体。[17]

　　但是，从什么意义上说，量转化为质的原理是定律？科学定律一般通过确定造成现象的真正机制来解释世界上的特定现象。[18]故而马克思有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定律，作为解释资本主义潜在危机的理论；然而，从量到质的转化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机制，而是概括了由多种不同机制产生的物理和社会过程共有的特征。这种思路表明，我们应该将自然辩证法视为一种广义的自然哲学概念，而不是一套可以从它推导出适用于更为具体的世界特定层面的普遍定律。如此思考自然辩证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防止对科学工作者作出斯大林主义式的教条命令，这种的做法败坏了自然哲学的名声；它还意味着辩证法哲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相当宽松和开放的关系，应该明确肯认这种关系。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争议


　　我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保留意见，是关于约翰在第5章中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辩护。他的目的是处理从阿尔都塞的立场出发对卢卡奇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典型见于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一篇著名文章。[19]卢卡奇将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视为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因为从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所以只有从工人的立场出发，才有可能对该社会形成客观的认识。卢卡奇将无产阶级称为“历史的绝对主体–客体”：在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越来越能够理解和掌握历史。琼斯认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阶级意识，卢卡奇将历史唯物主义化约为阶级主体性的理论，从而消解了展开阶级斗争的客观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约翰坚决反驳了琼斯的论点，提出了很多有力的观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约翰的辩护依赖于重构卢卡奇所说的话。《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在几年间所写的文章结集，其中一些是改写过的（校按：有些文章在成书前已发表过，到收录在此书时经过了修改）。它们反映了卢卡奇——一位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已经从事了大量研究工作（特别是《小说理论》）的成熟哲学家——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吸收和阐释。卢卡奇后来将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立场描述为“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他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极大影响，将人的地位视为悲剧性的，人在一个零碎而无意义的现代世界中，丧失了对事物整体的理解感。卢卡奇在1918年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惊人迅速转变，令他将无产阶级的处境视为总体性丧失的根源。最初，这导致他陷入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所说的一种革命“弥赛亚主义”，无产阶级在其中起着第七骑兵团的作用（校按：指美国第七骑兵团，见原注20内的校注）。[20]这意味着，在1918–1921年间，他在共产国际中经常持极左的立场。

　　卢卡奇由于受到列宁1920年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1921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辩论的影响，他逐渐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成熟的理解。《历史与阶级意识》记录了这一过程。因此，在本书中占主导地位的伟大文本〈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是在较高的理论抽象水平上，对马克思的文本和资产阶级古典哲学进行的一系列精彩讨论。显然，与他的批评者所言相反，他没有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工人在任何特定时刻的实际想法；实际上，他认为革命意识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瞬间行为。但是，就像他在该书中其他更早时候写的文章一样，〈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包含了一些漏洞。因此，约翰本人指出，卢卡奇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包含在它的方法中和将此方法等同为总体性概念，明显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危险。[21]

　　该书的最后两篇文章，对罗莎·卢森堡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校按：指《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反映了1920-1921年的辩论对卢卡奇的全面影响，以及紧随其后不久发表的有关列宁的文章（校按：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的统一性研究》（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的小书），它们以某种方式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书中其他出现含糊和引致麻烦的地方所作出的纠正。约翰为捍卫卢卡奇所做的就是借鉴这些文章，并强调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中的相关阐述相对简略，以便对批评者进行反驳。他还引用了葛兰西对“矛盾意识”的讨论，该讨论提供了具体的历史框架以了解卢卡奇相当缺乏对阶级意识发展的阐述之原因。从一个层面上讲，这也是说得通的，但是它涉及到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某种理想类型的构建，可惜这种构建无法呈现该书中这些文本的歧异性及其记录的卢卡奇思想的发展过程。

卢卡奇与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代氛围


　　我们突出卢卡奇文本的发展性和不完整性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引起人们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上或许是最激动人心和最悲痛的时刻的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赢得了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卢卡奇和葛兰西。当他们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带着自身的智识背景的烙印（对于卢卡奇和葛兰西而言，是由不同形式主导的唯心主义），以及在自己的祖国作为弱势左派的特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0年代中期，我们看到他们为了两个相互关连的问题而作的斗争：恢复被第二国际腐蚀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在复杂且急速变化的形势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由于这种经验，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对第三国际的领导，我们看到这些非常有才华的革命者在1920年代中期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过程反映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入的较后期文章和《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的统一性研究》以及葛兰西1926年的《里昂提纲》（Lyons Theses）之中。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在政治上和智识上都处于重大的飞跃时刻。

　　然后，这个进程被历史残酷地打断了：德国大革命的失败，俄国革命的斯大林主义化的堕落，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卢卡奇和葛兰西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这一系列重大挫败的受难者——葛兰西最直接地成了墨索里尼的囚徒，卢卡奇努力寻找在日趋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活下去的方法。两人虽然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写作，但是处于历史进程对革命者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令两人的思考都烙下了时代的伤痕。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充满了精辟的见解和分析，但因为这些概念通常带着含混和和隐喻的特征，它们常常遭到改良主义者或持更糟立场的人所挪用。卢卡奇的后期著作体现了一位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但它们被宿命论所笼罩，这反映了他与由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主导下的历史现实而流露的“右派黑格尔”式的调和（校按：公允地说，只是对斯大林主义而言）。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传承，托洛茨基全力以赴地继续这项工作，可惜在恶劣的形势下，令他的影响力被限制在工人运动的边缘之上。

结论


　　《革命的代数》一书的意义，就是它重现了贯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脉络，并以极大的清晰度和力量重申和扩展了这一辩证法的思想。这本著作旨在恢复被斯大林和希特勒打断的革命传统的连续性，并将其最有创意的思想提供给新一代，让他们今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自1920年代中期遭遇灾难性转折以来正处于最佳的形势下，加以利用和发展。



[1] G.W.F.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1977), §20, p. 11.（校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

[2] G.W.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2 vols., London 1966), II, p. 67.（校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6页。）

[3] K. Marx, Capital, vol. I (Harmondsworth 1976), p. 103.（校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第24页。）

[4] For example, L.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and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 New Left Review, 93 (1975).

[5] J. Roemer,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in id.,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1986), p. 191.

[6] See, for example, M. Rosen, Hegel’s Dialectic and its Criticism (Cambridge 1982).

[7] J. Rees, 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 (New Jersey 1998), p. 106.（校注：应为原著第102页。另外，这里引述马克思的话来自《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 II，第576、571页。要指出的是，这里引用的中文版段落，对照相关的英文版引文，中文版有某些相应的术语翻译不统一，例如英文版的 phase，中文版时而用「阶段」，时而用「因素」，甚至 aspect也用「因素」 。这里的引文则统一将 phase改为「阶段」，aspect则用「方面」。另一方面，文句也有不通顺之处，亦酌量修改。）

[8] Ibid., p. 107.（校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III，第91页。）

[9] Ibid., p. 103. （校注：「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出自《资本论》第一卷内第七篇的〈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32页。）

[10] V.I. Lenin, Collected Works (50 vols., Moscow 1972), XXXVIII, p. 319. （校注：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第290页。）

[11] J. Rees, op. cit., p. 109.

[12] Ibid., p. 110.

[13] K.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101. （校注：这段内引述的马克思的话（包括著名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751页。）

[14] K.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3 vols., Moscow 1963–72), II, p. 174. （校注：「许多中介环节」，来自《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2页）。探讨马克思在他接续一系列的经济手稿中的思想发展，见 V.C. Vygodski,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Tunbridge Wells 1974), and J. Bidet, Que faire du Capital ? (Paris 1985).

[15] J. Rees, op. cit., p. 112.（校注：应为108页。）

[16] P. Pomper (ed.), Trotsky’s Notebooks 1933–1935 (New York 1986), pp. 88–89.

[17] See P. McGarr, Order Out of Chao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48 (1990), and Engels and Natural Science, ibid., 2:65 (1994).

[18] R.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Hassocks 1978).

[19] G. Stedman Jones, 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acs, New Left Review, 70 (1971).

[20] M. Löwy, Georg Lukacs – 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 (London 1979), p. 165.（校注：这是Callinicos用的比拟，指美国在1860年代中成立的第七步兵团，主要参与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在美国好莱坞的旧西部片里，这个兵团常被塑造成一种在最后时刻来临的拯教者的形象。）

[21]  J. Rees, op. cit., pp. 247–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