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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会把她的孩子吃掉吗？
——与历史学家道格·埃纳·格林谈论他的新书《斯大林和萨图恩辩证法》
﹝美国﹞道格·埃纳·格林（Doug Enaa Greene）
温谦 译、日土兀 校对
你的新书名字叫《萨图恩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Saturn），封面则有张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当我首次拿到副本之时，我就很想知道，萨图恩[1]和斯大林主义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标题引用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名言:革命正吞食着自己的孩子，就像来自希腊罗马神话的萨图恩一样。这句话同样的被反革命理论家和革命家一起说出。反革命者如雅克·马莱（Jacques Mallet du Pan），革命者如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被雅各布宾派送上了断头台）。暂且不论法国大革命之初带来的希望和平等，它最终被新压迫者们借革命之手塑造成了一种新的恐怖统治。例如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之后的俄国革命诋毁者们认为俄国正经历相似的“萨图恩辩证法”:在斯大林主义的兴起之下，革命的孩子正在被吞噬。保守派、自由派以及反动派们相信一切革命都注定会跟随“萨图恩辩证法”。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多米尼科·洛苏尔多[2]在他的书《斯大林:一个黑色传奇的历史和批判》（Stalin: The History and Critique of a Black Legend）中使用了萨图恩辩证法这个词。洛尔苏多主张法国以及俄国革命是用普救主义和平等主义来鼓舞人们。然而托洛茨基所体现的激进救世主义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在洛苏尔多看来，社会主义不得不让路于斯大林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他认为由于托洛茨基不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需要而最终会被清除出去。他使用萨图恩辩证法主张斯大林并没有背叛俄国革命，而实际上在拯救革命。洛苏尔多只是西方共产党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长链中的一截。这些人都认为斯大林时期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要时期。
左、右翼位置都在使用萨图恩辩证法来解释斯大林主义。但是两个阵营的观点相差不是很远，二者都认同了其隐含的历史宿命。斯大林主义是俄国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此外没有第二种可能。然而还有另一立场，即有一种拒绝“对立统一”的立场：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雅各布宾主义”（proletarian Jacobinism）。像所有其它布尔什维克一样，托洛茨基透过法国革命先驱的棱镜来看待俄国革命，法国革命提供了既可效仿又可避免的历史范例。托洛茨基用这种方法发展了一个替代苏联官僚化的方案，并理解了导致斯大林主义兴起的物质条件。他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神秘的“萨图恩辩证法。” 最重要的是，他表明斯大林主义在历史上对于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必要的。
几乎可以凭“常识”判断出俄国革命直接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声称每一次的暴力革命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革命。如今我已知晓你所写的整本书都是关于这个话题，但你能简要解释一下斯大林主义到底从何而来的吗？
首先，我们应该简单的定义一下斯大林主义。它是一套关于超越集体所有权关系的官僚政治制度，且这些关系最初原意是要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民主。斯大林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是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狭隘主义与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形成鲜明对比。不妨说，斯大林主义站在了列宁共产主义的对立面。
第二，斯大林主义是源于孤立的俄国革命具体情况的结果。俄国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在内战中死伤无数的工人阶级以及后来工人代表会（苏维埃）的没落，在这种政治真空的情况之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官僚中央设法使统治稳固起来。在取得权力之后，斯大林对俄国革命中许多最优秀激进的共产党员进行了大清洗，监禁以及谋杀。这种反革命行为在托洛茨基的权威作品《被背叛的革命》中被生动的描绘出来。
与保守派或是社会民主党派主张相反的是，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现，它是对自己承诺的背叛，也就是对工人力量和国际革命的背叛。
斯大林的统治是恐怖的——大清洗、劳改营以及无耻的篡改事实。一些社会主义者们认为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你对此作何回应呢？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曾经说过 ，许多共产主义者将一切错误与苏联联系起来，甚至想把她谴责为我们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也就是资本主义。这个或许可以理解，因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用冷静严肃眼光的看待苏联，将看清“新阶级”理论是无法解释她如何运作的。以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为例，他是国际社会主义倾向（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endency）[3]的领导人，曾认为苏联大约从1928年就开始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克里夫相信苏联持续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是为了建设军事力量以便最终与帝国主义一较长短。他觉得苏联本质上是一个巨大工厂，强迫积累并追赶上竞争对手的生产力水平，就像任何其它的资本家们的商业一样。
对于克里夫的分析有几处问题，首先，苏联在1928年前后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基本一致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发生对社会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克里夫的理论不能解释所有制关系是如何突然被推翻的 ，他觉得这就像夜里的小偷一样非常迅速。第二是苏联缺少了资本主义的几个关键特征:它没有普遍性的商品生产，劳动力也不像商品一样被买卖，产生的社会剩余也没有被资本家们据为己有，且实施也在法律的价值也能够在苏联的社会上彰显出来，但法律在社会中不占优势，它被国家和计划经济所制约。第三，中央计划没有按照利润的要求来运作，它避免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周期性危机。第四，官僚机构缺乏其它统治阶级的许多属性：他们对生产过程来说是不必要的，而是寄生在生产过程中。官僚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能将财产传给子女。最后，如果苏联在1928年就已经是资本主义了，那么它的经济在1991年发生了什么？这个国家就这样从资本主义走向了资本主义吗？
即使苏联的这种“新阶级”的方法被冠以“国家资本主义”（托尼·克利夫）、“官僚集体主义”（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或“社会帝国主义”（毛主义）的标签，它总是植根于主观道德主义、表层经验主义和极端唯意志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一个版本能够科学地把握苏联真正的运动规律，这种运动规律是由于其国有化经济和官僚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而产生的。此外，这些关于新阶级理论家中有许多人认为苏联在客观上比帝国主义更糟糕，从而向右翼的反共主义投降。
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出现了一种自由化趋势。政治犯被释放、大规模谋杀案结束。来自托派运动的一些思想家，例如艾萨克·多伊切认为这意味着斯大林主义政权最后开始向社会主义靠拢了。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事呢？
多伊切认为民主化来自托派的抵抗，但他们作为一个连贯和有组织的力量，在大恐怖时期被大规模的清洗。结果是，唯一可想象的去斯大林化力量是自上而非自下的，在共产党内部，这就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赫鲁晓夫改革结束了大规模恐怖统治和允许更多的自由化。但与此同时，他想走的更远，而在这个道路上总有许多限制，例如，赫鲁晓夫表示斯大林主义的一切罪恶都源自于“个人崇拜”，但他还是为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运动进行了辩护。他只定斯大林一人负有与同志敌对的罪名，为党内的其它官僚同谋开脱，这让他在保护了苏联官僚机制合法性的同时，将一切罪责都推给了斯大林。
《秘密讲话》未能解释导致斯大林主义出现的物质条件。这样做可能会给整个官僚统治体系带来危险的挑战，而这是赫鲁晓夫不愿意做的。虽然赫鲁晓夫和东欧集团的其它改革者愿意结束最恶劣的斯大林主义做法，但他们不愿意做任何会危及他们的官僚特权的事情。当改革过度之时，导致在1956年匈牙利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大规模动荡，苏联派出坦克去镇压他们。最后，官僚主义的自我改革总是有一个内在的局限性：改革者试图维持整个体系，而不涉及下层群众，以防止摧毁整个体系。
今天，只剩下很少的斯大林主义国家了。但斯大林主义仍然让左派分化。为什么这场争论仍然有意义？一些社会主义者说，我们应该继续前进。
首先，不能轻视中国，中共仍然声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经济规模庞大。因此，重视中国及其对当代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影响仍然十分重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执政的共产党声称效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例如斯大林主义。在智利、葡萄牙、南非、希腊、印度和日本，这些政党不是教派，而是真正的群众组织。因此，斯大林主义值得关注，因为它仍然是广大左派的一股重要力量。
然而，在当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关注斯大林主义还有另一个原因。尽管苏联已经消失了，但它给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投下了漫长的阴影。对资本主义替代品感兴趣的善意人士会问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难道不会以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告终吗？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在抹去了所有关于苏联过去的反共扭曲之后，我们也应该能够解释斯大林主义的罪行是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斯大林的记录是共产主义者必须解释的——理性和准确的——但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拥有他或他的罪行。
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一个网络斯大林主义者为大清洗背后的疯狂阴谋论辩护。他们会声称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反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者正在与纳粹合作。你会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首先，是共产国际第三时期在德国的宗派主义路线。共产党给社会民主党贴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不是对纳粹，而是对他们社会民主党人给予尖酸刻薄的批判。这不仅放任纳粹获得权力和力量，而且疏远了仍然对社民党有信心的工人。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他们的另一种选择是试图为他们争取到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联合阵线上。第三时期的立场可能没有直接导致希特勒掌权，但它几乎没有阻止它。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应该为德国的灾难承担自己的责任。
许多支持斯大林的历史必要性的论点声称，他的政策使苏联工业化，并导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军事上击败了纳粹德国。但是，1939-41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的经验破坏了其中的许多主张。首先，苏联与第三帝国合作，分割了波兰和东欧。这应该是为了为苏联建立一个缓冲区，并在最终的战争之前争取时间。然而，苏联为纳粹的战争机器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虽然德国从这次交易中受益，但希特勒并不想继续对斯大林表示感激，他相信他可以通过征服苏联获得更多的资源。当第三帝国在边境集结军队时，斯大林仍然尊重这些协定。在一次荒唐的合作行动中，斯大林将数百名流亡苏联的德国和奥地利反法西斯分子送回了第三帝国，尽管协议中没有关于交换囚犯的条款。这被苏联视为赠送给德国的“礼物”。尽管根据该协议进行了这些合作，世界其它共产党也仍被迫接受苏联与他们公开的法西斯敌人达成的协议。
此外，该协议并没有为苏联准备战争争取到所需的时间。斯大林预计西方会有一场漫长的战争，而希特勒在六周内基本上就击败了法国。这意味着与苏联的战争迫在眉睫。为了维持协议并安抚希特勒，斯大林故意无视有关德国即将入侵的情报。红军也不在自己的驻扎地，当德国人发动进攻时，许多最好的指挥官，如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清洗中被杀。结果，当德国人的士兵入侵苏联时，他们取得了一些惊人的胜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并在1941年几乎注定了苏联的命运。
其中最疯狂的阴谋论理论家是一位名叫格罗弗·弗尔（Grover Furr）的中世纪文学教授，他声称已经发现了证据，证明斯大林的所有指控都是真实的。你可能是极少数认真读过弗尔著作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论据是什么？
弗尔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为斯大林辩护，他在2012年说：“我还没有找到斯大林犯下的一项罪行……。我知道他们都说他杀了2000、3000、4000万人——这是胡话。”他最著名的著作是《赫鲁晓夫·谎言》（2011），他在书中指出，秘密演讲是完全捏造的，是对资产阶级和“托洛茨基派”谎言的重复。
在弗尔的整个著作中，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大审判并不是陷害，而是被告犯有与外国势力合作的罪行。他使用传闻、半真半假和谣言来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没有书面证据。弗尔所能依靠的唯一“证据”是被告的供词。据弗尔所说，被告在认罪时说的是实话，没有使用酷刑。但我们知道，苏联经常实施各种形式的胁迫来获取供词，包括身体折磨和威胁受害者家属。例如，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签署的供词上沾满了血迹。弗尔声称这些血迹可能是来自扎破手指而不是拷打。换句话说，弗尔对莫斯科审判的辩护是基于对逻辑的跳跃和纯粹虚构。
此外，弗尔声称赫鲁晓夫能够掌权是因为苏联潜在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弱点。他说，这些弱点是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本身的思想所固有的。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包含了物质上的不平等、特权和工资差异，它并没有导致共产主义，而是回到了资本主义。弗尔的结论是拒绝社会主义，并指出社会必须通过立即废除货币、市场和不平等直接走向共产主义。表面上看，弗尔将斯大林的镇压与对社会主义的准无政府主义排斥相提并论，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这些立场自然是一致的，因为立即实施彻底的改革需要巨大的力量。言下之意是，人民不可能靠自己达到共产主义，而必须对他们进行敲打。这就是为什么弗尔赞扬斯大林使用国家权力和警察镇压的原因，因为这显示了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那种冷酷。
最后，弗尔扮演了一个斯大林派耶稣会士的角色，他通过从所有异教徒那里激烈地捍卫信仰，给人一种严谨的研究和文献记录的印象。对弗尔来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对斯大林的传统看法。任何质疑它的教义问答的人都自动被视为反共敌人。他的方法对许多没有太多背景的新观众来说是具有欺骗性的，它吸引了那些希望有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者。然而，这并不是说弗尔的东西完全没有用。如果我们想对苏联和斯大林进行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那么弗尔的著作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不该做的。
你的书已经由一家学术出版社出版了，价格相当昂贵。人们如何才能得到一本？
请通过向你的图书馆订购一本、写评论、做采访和给出版商写信来对平装版给予支持。
谢谢你的支持！
2023年7月11日
[1] 在世界起源之时，大地女神盖亚（Gaia）与天空之神乌拉诺斯（Uranus）交合生下巨神萨图恩。萨图恩长大后用大镰刀阉割了父亲并将其杀死，成为凌驾于诸神之上的王者。然而萨图恩一直面对父亲的临终遗言——“你也会被自己的孩子所杀”——耿耿于怀，为了打破预言，他不得不将自己与妹妹兼妻子瑞亚（Rhea）生下的五个孩子接二连三地吞进肚内。然而即便做足了准备，萨图恩最后还是死在了第六个孩子朱庇特（Jupiter）也就是希腊神话名的宙斯的手上，连带着被夺去了权力和地位。
[2]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1941.11—2018.6），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曾担任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哲学史教授、教育学院院长，国际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思想学会主席。研究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及其解放战争等主题的重要学者，致力于通过解构史料来挑战我们时代操控历史的意识形态。著有《自由主义批判史》（Liberalism: A Counter-History）、《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Hegel and the Freedom of Moderns）、《战争与革命：重思21世纪史》（War and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等等，对西方以自由主义之名实施的奴隶制、大屠杀、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行径进行批判。
[3] 国际社会主义倾向属于“非正统托派”，因其理论上受托尼·克里夫的影响，将“正统托派”所认定的畸形工人国家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面对原工人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该国际并不将其视为一种“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