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wo Souls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
(1966)
张兄 译 吕杨鹏 校订
目录1．一些社会主义“先驱者” 2．第一批现代社会主义者 3．马克思的贡献 4．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神话 5．拉萨尔和国家社会主义 6．费边模式 7．“修正主义”的面相 8．美国的情况 9．自上而下社会主义的六个变种（strains） 10．您的立场是什么？ |
【前言】
本文刊于《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 Highland Park, Michigan），1970年修订版，1970年第四次印刷。
本文最早发表于1960年冬季的社会主义入门杂志《砧板》（Anvil），之后又在别的期刊上再版过两次。这次我是将最初的版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写和扩展，因为现在看来第一版写的是那么草率。不过原文的架构、主要观点和一些段落，我还是保留下来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概括地总结社会主义的思想史，而是为了历史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身的内涵，以及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人们如今的观念的。为此我选择性地讨论了截止20世纪早期重要的社会主义流派，主题就是探寻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源泉。另外还有一些社会主义流派很难予以简单的对待，如工团主义、美国的工团主义（DeLeonism），布尔什维克主义、世界产业工人（IWW）、集体主义自由派等等，但我认为即使对它们做了探讨，也不影响本文的结论。因此本文就干脆不予讨论了。
写作本文的主要困难简单地说就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文字史书带有太多的神话色彩（heavy encrustation of myth）。在文章最后我列了一些参考文献，有助于读者了解本文讨论的一些人物（figures），而如果需要更多的了解，读者只能去阅读原著了。迄今为止，我们甚至都没有半部像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书籍。直到最近才有一些学者效仿汤普森（E.P. Thompson）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其形象也被蒙上太多的神话色彩）那样写人物传记。
说到莫里斯，我再一次阅读了他的《梦见约翰·鲍尔》（A Dream of John Ball）一文，并且我再一次想引用他那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我一直在思考着所有这些事情：人们是如何战斗而又如何失败的，但尽管他们失败了，他们为之战斗的理想反而却实现了；不过这被实现的理想却和他们起初的理想相去甚远，以致于还会有一部分人继续打起新的旗号而为之斗争。”
哈尔·德雷柏〔Hal Draper〕
本版注释：
原文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国际社会主义者编辑部的宣传册《新政治学》上（New Politics，1966年冬季，第一辑第五期，第57-84页），1970年被作者重新修订，第四次印刷，被收录于作者的文集《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rom Below，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出版社，1992年，第2-33页。E. Haberkern为其做了摘要）。不过该书现在已经绝版了。本文还被扫描收录于ASCII文献和Guelph社会主义网站（现在已经停运）。Guelph收录的版本去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版本中一些与66年版本不一致的地方，形成了下面的版本。但本文第三部分“马克思的贡献”大括号中的句子就出现在1966年的版本中，而《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版本中则没有。
原文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国际社会主义者编辑部的宣传册《新政治学》上（New Politics，1966年冬季，第一辑第五期，第57-84页），1970年被作者重新修订，第四次印刷，被收录于作者的文集《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rom Below，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出版社，1992年，第2-33页。E. Haberkern为其做了摘要）。不过该书现在已经绝版了。本文还被扫描收录于ASCII文献和Guelph社会主义网站（现在已经停运）。Guelph收录的版本去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版本中一些与66年版本不一致的地方，形成了下面的版本。但本文第三部分“马克思的贡献”大括号中的句子就出现在1966年的版本中，而《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版本中则没有。
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
今天的社会主义危机，首先是概念的危机。人类有史以来很可能是第一次，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标榜自己是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几乎无人不知这一概念。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共有的特征就是反资本主义。从积极的方面看，自称社会主义的各种彼此冲突且不相容的思想，其范围比资产阶级世界中思想的传播要广泛得多。
甚至“反资本主义”也越来越不成为他们的共同点了。在政治光谱的一端，很多的社会民主政党事实上已经把明显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要求，从自己的党纲上清除了，并允诺尽可能地维护私有制。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D.A. Chalmers在其新书《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总结道：“社会主义在德国，无论从观念、哲学，还是从社会运动方面，都不再由这个政党作为代表了”）。虽然这些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戴着社会主义的帽子，但他们的既定方针却是完全彻底的社会改良主义。那么从什么意义上这些政党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呢？
在世界的另一端还存在着一些共产主义政权，他们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理由是，他们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统治阶级里没有私产业主。但是他们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与马克思的理想并不一致。政府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谁又是政府的主人呢？是工人大众吗？当然不是。他们仍然是被剥削的、不自由的，他们远离所有的社会政治管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成为新的老板阶层，它通过一种官僚集体主义体制进行统治。如果不是把国有化机械地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又体现在哪里呢？
这两种社会主义形式虽然看起来很不一样，但事实上它们的共同点要比它们想象的更多。社会民主党是一直都在梦想自上而下地把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化”，因此它的原则就是加大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增大经济的国有化比例。它和斯大林主义有一种致命的相同点就是，自上而下地给社会强加所谓社会主义的东西，把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想都可以从社会主义模糊不清的发展史中找到其根源。
回到根本的问题，本文下面将用一种新的思路为大家梳理一下社会主义概念的历史。读者将会看到历史上总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主义，它们可能被分为改良的和革命的，温和的和暴力的，民主的和专政的等各种类型，但它们的本质区别却在别的方面。我认为纵观社会主义运动史和思想史，它们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Socialism-from-Above），还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from-Below）。
“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就是，必须由那些不受大众控制的统治精英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社会主义”交给感激涕零的大众。而“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大众自我解放运动才能实现，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才能争取到自身的自由，只有通过动员下层人民进行斗争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ust be conquer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这是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制定的第一条方针，也是马克思一生的第一法则（First Principle）。
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也认可共产主义专政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它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以社会民主的理念去角逐作为上层建筑的议会，以及试图“掌握经济的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因此它非常敌视下层的群众运动。但它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传统。
请注意，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现象。相反在任何阶级社会和存在政治压迫的地方，自上而下的解放呼声都是占主流的。正是统治阶级这种不断的改革许诺，才使得下面的人民一直在寻求自上而下的保护，而非进行自我解放的斗争。人们渴望国王来制止地主对自己的压迫，渴望救世主去推翻国王的暴政。相比于自下而上的群众暴动，自上而下的方式通常可以更安全、更谨慎地找到“好的” “愿意为人民谋福利的 ”统治者。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斗争。但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架构内，自下而上的解放运动才被视为一种可以实现的希望，不过也是时断时续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可被看作是一场运动，它在不断地努力摆脱旧的自上而下的解放传统，但目前看还很不成功。
如果我们确信社会主义当前的危机，可以被理解为是社会主义传统内的大分裂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举例予以说明了。
1．社会主义的“先驱们”
第二国际的著名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其关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传记里，开篇就指出莫尔和闵采尔（Munzer）是社会主义历史的两大奠基人，称他们“遵循了吕库古(Lycurgu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图、格拉古兄弟（the Gracchi）、喀提林（Cataline）、耶稣基督等人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传统”。
这个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名单非常扎眼，但鉴于考茨基的身份，他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大抵是不会错的。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单的排列方式，它把他们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组。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记录使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把吕库古当作是斯巴达“共产主义”的奠基人，这也是考茨基选取他的原因。但正如普鲁塔克描述的那样，斯巴达的体制是以私有制下的土地平均分配为基础，这无论如何都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人们对斯巴达的“集体主义”认识误区可能来自对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现象的认识，即斯巴达的统治阶级被有效地组织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军事集团，以恐怖政治应对黑劳士（奴隶）的反抗。我确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者竟然毫无感情地把吕库古解读为社会主义的先驱，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始作俑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结论！但为什么考茨基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社会民主理论里呢？
毕达哥拉斯的政治理念是把有地产的贵族进行政治武装，建立起对抗平民民主运动的精英统治秩序，但他本人及其学派最终还是被平民运动打倒和流放。考茨基好像是立场站错了吧！而且在毕达哥拉斯的政治秩序里，到处都是极权主义的管理方式。考茨基把其作为社会主义先驱对待的原因就是，毕达哥拉斯坚信并在其学派内部践行了有组织的公共消费活动。即使这是真实存在过的事情（后来考茨基证实是不存在的），那么它也与任何一家修道院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这就是考茨基名单里的第二个极权主义先驱。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众所周知的，其理想的政治理念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因素就是要求为数不多的“武士”精英们（他们构成了官僚和军队）按照修道院方式生活。但其实现的社会环境是私人财产所有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同样地，柏拉图的政治模式是贵族精英的政府，他的论点也在强调“民主”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社会的破坏。事实上，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本质上就是贵族统治阶级统治方式的复原和抽象，它对抗的还是民主运动。如果称柏拉图为社会主义的先驱，那么也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就是“与民主无关”。
另一方面，喀提林和格拉古兄弟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的倾向。他们是反对统治集团的平民民主运动的领袖，在古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站在了下层人民的这边，但他们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倒像是社会民主运动的理论家。
我们列举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运动史前史的人物，他们有的是带有集体主义色彩，但却是精英主义、独裁主义和反民主的；有的虽然没有任何集体主义色彩，但却是阶级斗争的民主派。一边是没有民主的集体主义，一边是没有集体主义的民主，这两种趋势就是没能合流在一起。
直到闵采尔我们才看到合流之势。闵采尔作为德国宗教改革的左翼领导人，领导了一场既带有共产主义色彩又完全代表下层群众的阶级斗争。相比于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先驱托马斯·莫尔，他们俩显现出截然的不同，而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恰恰是问题的核心。莫尔的《乌托邦》描绘的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很像《1984》，乌托邦代表的是十足精英主义，里面甚至还有奴隶，这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这两位同时站在现代历史门口的“社会主义先驱”竟然互相攻击，其中一个（莫尔）还诅咒另一个被绞死，诅咒他的运动失败。
那么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进入历史视野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有两个灵魂，它们之间还经常对立冲突。
2．第一批现代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之间的半个世纪里，现代民主主义也是同时期诞生的。但它们两个并不是孪生的，在最初的时间里它们各自独立地发展着。它们何时合流的呢？
法国大革命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现在我们选取三个重要的人物来说明问题：
1）巴贝夫（Babeuf）。他在法国大革命后期，领导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运动，他继承了革命雅各布宾派的衣钵，并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社会目标——建立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也是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合流。
但这马上就引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与群众运动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也是以后200年社会主义运动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在巴贝夫看来，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失败了，人民又好像回到了革命的起点。人民依然饱受苦难，人民依然需要共产主义，这些我们都知道！人民的革命意志已经被右派的阴谋搞垮了，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组建一个左派的秘密团体重新发动群众运动，点燃人们的革命意志。为此我们必须要首先夺取政权，但由于人们现在已经不再乐意夺权了，那么我们就必须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夺权，然后把人民推上政权的宝座。这就是说我们要首先建立一个被少数人承认的、临时的独裁政权，但这个政权带有教育辅导人民的色彩，最终是要为了实现大众民主而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这方面讲我们都是民主派）。但在我们看来，这个政权根本就不会是人民专政的政权，更不必说是公社和无产阶级的了，坦率地说它就是一个站在人民之上的独裁政权，只不过带有很多的善心。
从此后的50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人民进行教育辅导的专政理念（Educational Dictatorship）一直存在于革命左派的纲领中，从巴贝夫到邦纳罗蒂（Buonarroti）到布朗基（Blanqui），乃至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全都有这种思想。这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理念，想象着通过革命者之手把新秩序交给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即使在今天，卡斯特罗和毛泽东也依然把它当做革命的真理。
2）圣西门（Saint-Simon）。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个拥有非凡头脑的人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前进方向。他在一次次革命运动和混乱秩序中保持了独立，专心研究工业与科学的魅力。
他的视野里根本没有像自由、平等、正义、人权这类的词汇，认为这些跟现代化、工业、计划性等他所重视的价值来说是毫不相关的。在他看来，有计划的工业化才是新社会的核心要素，而那些能够进行管理的人应该是金融家、商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经理人。当他不能求得这些人的帮助时，他甚至转而求助拿破仑以及之后的路易十八，希望他们用皇权独裁的方式实施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他的方案有很多，但都是要靠独裁的方式予以实施的。他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种族主义者和军事帝国主义者，他完全是平等、自由的狂热敌人（他视自由、平等为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只是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1825年），由于对精英们极度失望，他才转而求助于下层工人。其“新基督教思想”是想发起一场群众运动，但目的只是为了迫使当权者采纳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他希望的是工人们组织起来去呼吁资本家和老板们取代那些“懒散的阶层”。
那么在圣西门看来其“有计划的社会”理念与群众运动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群众、运动都只是某些人可利用的工具！他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运动去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权力仍然控制上层。
3）空想社会主义（The Utopians）。它是由大革命后出生的一代人提出的，代表人物有欧文（Robert Owe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卡贝（Etienne Cabet,）。他们规划了一个理想的公社蓝图，完全凭领导人的想象进行着管理，并严重依赖“慈善政府和富人”的财力支持。
欧文（是其中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直截了当地说：“这一伟大的变迁……必须、也将会由富人和当权者来实施，除此之外别无他人……靠穷人们去和富人及当权者斗争简直是在浪费时间、智力和金钱。”由此很自然地，他反对“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很多人或许都有这种想法，但很少会有人像欧文这样坦率地把“社会主义”描绘出来：“就是要象在最好的疯人院里，由最好的医护人员照顾病人那样，富人和当权者要照顾好全体社会成员”，“要对那些不幸的人报以宽容和友善，毕竟他们是在当前这最非理性的社会里遭受了不公平。”
在卡贝的方案里，人们虽然有选举的权利，但却不能自由发表言论。舆论是受控制的，人民是要被进行系统化教育的，管理也是整齐划一的。
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理念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如何呢？群众只是牧羊人的羊群。这种观念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因为它蕴含着残暴专制的意图。
这些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理念至今还没有过气，它们依然很现代，以致于一位名叫Martin Buber的现代作家在其《通往乌托邦之路》（Paths in Utopia）里，极其突出地把这些老牌空想社会主义者当作伟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这种看法现在很普遍，这也再次说明社会主义作家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地把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主流。
3．马克思的贡献
空想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精英主义和反民主的，因为它总是预制一个理想模型，然后梦想能够付诸实践。他们本能地就反对自下而上地变革社会，也对群众追求自由的行为感到厌烦，即使他们最后使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工具，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对当权派和富人施加压力。总的来说，在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潮里，还没有出现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相合流的迹象。
将社会主义观念与民主运动合流并予以综合是马克思的最伟大贡献，相对来说，他的《资本论》的价值倒是次要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这是法则，其余内容均是注解”。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进入了自觉斗争的阶段，“它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只能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斗争来实现”（恩格斯）。
如同人类胚胎在早期阶段具有鳃裂一样；或者换个比喻，像感染最为流行的病毒后获得了免疫力一样，青年马克思一开始也具有某种圣君情结。在他22岁时，德国的老皇帝死了，带有自由色彩的威廉四世登基，新皇帝被普遍寄予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厚望。但是结果使大家一片失望。马克思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存过此念，而这种期待救世主的心态使社会主义饱受折磨。
马克思涉足政治是从他担任《莱茵报》主编开始，该报是德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莱茵河地区极左自由民主派的机关报，很快就成为德国政治民主派的主要喉舌。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政府机关的新闻审查，争取言论自由。在报社被政府查封后，马克思转而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也逐步由自由民主人士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了，但他依然笃信民主斗争，只是这个“民主”的含义更加深刻了。马克思是第一位认识到只有通过自由民主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和领导人。
{在其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写道他反对当时否定人性的“原始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他把共产主义当作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在1845年他和他的朋友恩格斯共同写了一篇论文批判当时以布鲁诺·鲍尔（Bruno Bauer）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精英思想。在1846年流放布鲁塞尔期间，两个人忙于将“德国民主共产主义者”组织起来，恩格斯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和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东西。”“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民主共产主义旗帜的领导下，真正地实现这一任务。”}
既定了共产主义与民主运动结合的方针后，他们就与当时的共产主义流派相矛盾了，比如魏特林派（Weitling），它希望建立一个救世主式的独裁。在马恩加入共产主义同盟（后来他们为它写了《共产党宣言》）之前，他们就要求该组织从老式的精英秘密团体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宣传团体，“任何迷信权威的规则必须全部根除”，领导委员会必须经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以改变“自上而下”决策的传统。他们赢得了同盟的信任与支持，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几个月，该组织对外宣称：“我们这个共产主义组织，不再抹杀个人的自由，不再试图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兵营或大工厂。当然有别的共产主义组织会拒绝宽容个人的自由，并希望把它摒除掉，把它视为和睦相处的障碍。但我们是不会为了平等而拿个人的自由进行交换的。我们确信……在共同所有制的社会里，个人自由是被予以充分保障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在那里每个政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赢得民众的支持。”
《共产党宣言》超越了这些争论，直接宣布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两年后在1848年革命走向衰落时，共产主义同盟陷入分裂。原因依然是煽动少数人暴力革命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在作怪，部分成员否定自觉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在革命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告诉他们：
“少数人……只能成为革命的原动力，但不能促成整个革命关系的改变。我们对工人们讲的是：‘我们将会经历15年、20年、甚至是50年的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我们不仅要改变现存的秩序，而且还要为此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以适应未来政治变革的需要。’但你们却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然我们就去睡大觉。’”
“我们不仅要改变现存的秩序，而且还要为此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以适应未来政治变革的需要”，这是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纲领，针对的就是那些鼓吹立即夺权或者永不夺权的论调。他倡导工人阶级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抛弃对教育式独裁、救世主、革命精英、共产主义权威以及资产阶级慈善家和改革家的迷信。这才是真实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被后来的权威教授或斯大林主义者与新斯大林主义者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前者畏惧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的决不妥协的精神，而后者则试图掩盖马克思对他们这类人恨得咬牙切齿的事实。“正是马克思最终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两种观念融合到一起。”因为他发展出一套理论使这种融合第一次成为了可能。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希望改变现有体制，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和动员这大多数的群体；只有被剥削阶级、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最终动力之源。正是有了这个理论，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即使他们有时候看起来比较落后）的革命伟力，才使得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可能。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从经济方面证明这一点罢了。
正是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才使得革命社会主义与革命民主运动相融合。我们并不想探讨这种信念正确与否，而是要说明，凡是不遵守这一理论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及其改革者奉行的都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路线，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都是一样的。
就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五年，刚刚确立社会主义信仰的23岁的恩格斯还在用老牌精英主义的思路写作：“我们的革命队伍从哪里来？可以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来，可以从大学生和商人中来。”恩格斯后来很快就完成了转变，但这一陈腐思想却一直在我们身边。
4．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神话
激进主义历史上最彻头彻尾的独裁主义者就是有“无政府主义之父”称呼的蒲鲁东（Proudhon）。由于他孜孜不倦地呼吁世界自由和倡导“下层的革命”，他经常被后人树立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典范。
很多人都忽视了蒲鲁东的另一面。他和希特勒一样是个反犹太主义者，他曾说：“犹太人是人类的敌人，应该把他们赶到亚洲去，或者消灭他们”；他是个种族主义者，他认为美国南部可以保留奴隶制，因为奴隶是劣等人群；他用同墨索里尼相似的论调赞美战争；他还是个反女权主义者，“我反对妇女拥有任何政治权和任何争取政治权的行为。对女性而言，她的自由和健康发展应局限在婚姻、母性和家庭责任领域。”这与纳粹的“孩子-教堂-厨房”理论（Kinder-Kirche-Küche）又有什么区别呢？
无法掩盖的事实是，蒲鲁东不仅激烈反对传统的工联主义和工人的罢工权（他甚至支持警察对罢工的镇压行为），而且他对人们的选举权、普选权、人民主权和宪章思想都呲之以鼻。“我讨厌所有这些民主的东西……我才不会和这帮暴徒走到一起的！”在蒲鲁东的宏伟蓝图里，很突出的就是镇压所有其它党派和任何超过20人的集会，严禁新闻自由和任何选举。他还希望在革命成功后设立一个“统一的审查机构”，判处“几百万人”强制劳动。
蒲鲁东的思想是坚决反对人民大众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在蒲鲁东看来，人民是堕落的，毫无希望的。“我崇尚人性，但我唾弃人类！”他们都是“野蛮人……是我们要开化的对象，千万不能让他们掌权。”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还轻蔑地嘲笑说：“你竟然还相信人民？”蒲鲁东认为人类的进步只能由那些小心翼翼不让民众掌权的精英们推动。
曾几何时蒲鲁东指望一些统治者（路易·波拿巴、杰罗姆·波拿巴王子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建立起一人独裁政权来实行他的革命理想，他在1852年还专门写书赞美路易·波拿巴是革命的继承人，还曾说“建立沙皇专制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
当然，他还有一个近在咫尺的独裁者候选人，那就是他自己。他详细地设想了一种“互助的”商业模式，希望最终取代其它所有商业模式，甚至取代国家政权。在他的蓝图里，他就是首席经理，不听从任何民主的控制，“草拟一份秘密的计划，要求所有的经理们统统取消王权、民主、其它经营者和宗教等等”，“经理们是国家的管理者，部长们只是高级的经理人或总监……等我们掌权了，宗教就会成为我们希望的那样了，教育、哲学、正义、行政和政府同样也会这样的。”
那些迷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读者或许会问：难道蒲鲁东对自由的伟大热爱都是虚假的吗？
也不尽然。关键是我们要去理解无政府主义者所谓“自由”的含义。蒲鲁东写道：“自由的原则就是拉伯雷小说里的徳廉美（Thélème，希腊语，自由意志）修道院，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任何人只要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你不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有权利去革命，即使是你一个人去反对政府，反对除你之外任何人都支持的政府。”完全享有这个自由的人就是暴君。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名言：“无限的自由，就意味着无限的专制。”
我们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无政府主义的亚父”巴枯宁（Bakunin），他对独裁的向往和对民主的镇压比蒲鲁东更有过之。
道理是一样的，无政府主义丝毫不关心来自下层的民主诉求，只关心“权威”被破坏，这种权威包括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最民主社会里的权威。这一点被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不止一次地解释过了，比如George Woodcock说：“即使民主是可行的，无政府主义者仍然不会支持民主……它不赞同政治自由，它追求的是远离政治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极端反民主的，因为即便是最理想的民主权威也依然是权威。既然它是反民主的，它就根本无法处理徳廉美修道院里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异议，它对每个人不受控制的无限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每个人无限的专制。
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就是对现代社会巨大的权威力量进行来自下层的民主控制，但无政府主义却反对任何来自下层的东西。无政府主义绝不是官僚专制的什么替代物或解药，它的所有观点，里里外外都是与官僚专制主义一致的。
5．拉萨尔与国家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实这和其它很多社会主义流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一样，都是假的。虽然马克思对该党及其一些领导人有很强的影响力，但该党的政治理念主要还是来自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他是德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另一个是英国的费边社（Fabians），它启发了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修正主义”。
拉萨尔的理论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型，即要努力通过当今的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他虽然不是这方面实践的第一人（法国的路易·勃朗Luis Blanc），但却求助俾斯麦的专制政权。
拉萨尔对工人们讲，国家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获得那些我们无法获得的东西。”而马克思的观念则相反：工人阶级必须自己去争取自己的解放，在此过程中它要摧毁现在的国家机器。伯恩斯坦恰到好处地指出拉萨尔是 “彻底崇拜”国家。拉萨尔曾对一位普鲁士法官说：国家，作为所有古老文明的神圣火焰，我要坚决捍卫你不受这些现代暴民（自由资产阶级）的滋扰”。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拉萨尔是“根本对立的”，拉萨尔的传记作家Footman也指出他赤裸裸地崇拜普鲁士主义，赞同普鲁士的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
拉萨尔以个人独裁的方式组织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运动，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通过组织下层的群众运动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迫使俾斯麦政府妥协，尤其是在普选权问题上。这样拉萨尔就可以通过领导议会运动与俾斯麦政府结盟以对付自由资产阶级了。最后他确实跟那位铁血宰相进行密谋了，还把他的独裁性组织条例寄给俾斯麦看，说：“看了我们组织的宪章，您可能都会羡慕我了。从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工人阶级本能地是倾向于独裁体制的，只要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劝说，明白独裁体制是保护他们利益的。尽管各种共和思想也是工人们或多或少喜欢的，但如果能对此善加引导，如果我们的陛下能够做出英明的决定，执行革命的路线，把现在的特权君主政体变更为社会的和革命人民的君主政体，并执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那么工人们也就会理所当然地把陛下当作社会独裁政体的天然代表人。”
虽然这一秘密信件在当时没有公开，但马克思还是极好地看透了拉萨尔主义的本质。他当面称拉萨尔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并预言：“拉萨尔就是想成为工人阶级的独裁者。”马克思称拉萨尔的思想是“普鲁士王室的政府社会主义”，谴责他“与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结盟而反对资产阶级。”
马克思嘲弄拉萨尔：“拉萨尔不把革命作为社会变革的过程，反而把社会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国家的帮助’（state aid），是国家赐予了生产者们一个合作性的社会而不是工人们自己的努力结果。但就目前的工人合作社团而言，其价值正是其作为工人们自己的组织而独立存在，完全不受国家和资产阶级的眷顾。”马克思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经典论断，他把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作为区分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键标准。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学者梅奥（Mayo）也研究了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他在《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后来改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入门》，Introduction to Marxist Theory)）一书中通过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定性为“莫斯科派”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民主的。但他至少好像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且知道马克思在其作品里以及他的一生里，确实没有希望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在他看来马克思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statist）。
他说：“一般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形式，其实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论调是与马克思毫不相关的，因为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有任何对国家的赞美之词。”
梅奥的发现确实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但他用两个推论来解决这一困难：一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盘计划（total planning）蕴含着国家主义；二是以俄国作为靶子。
但马克思确实没有任何对“全盘计划”的迷信，他自己都还经常被指责在其猛烈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或自上而下社会主义的时候，却没能提供一份社会主义的蓝图。因为“计划主义”恰恰是马克思希望破除的一个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必须包含计划因素，但“全盘计划”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就像任何傻瓜都可以成为教授但并不是每一位教授都是傻瓜一样。
6．费边模式
在德国，拉萨尔之后又有一系列“社会主义思潮”朝着一个有趣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学院派社会主义（也称“讲坛社会主义”，Kathedersozialisten，是由一帮大学教授组成的）。他们与拉萨尔的观点都差不多，但却比后者更加公开地亲近俾斯麦政府。拉萨尔比较冒险的行为是他想通过发动下层的群众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较大的风险，就是运动的发展可能会超出拉萨尔的控制范围，事实上也确实不止一次发生过这种情况。其实俾斯麦也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对经济政策的全面控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后人将其称为“皇室社会主义”或“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思潮很快右转，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社会主义，即是纳粹思想的原型。一种反犹的反资本主义思想（Duhring, A. Wagner等人），再加上部分的群众运动因素就成了希特勒的社会主义了。
虽然这些思潮略有不同，但贯穿其中的一个共识就是它们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拉萨尔的名言就是：“国家，掌管一切。”
熊彼特很正确地把英国的费边主义（亦称西尼·韦伯的社会主义，Sidney Webb）看作是英国版的国家社会主义。
费边社（确切地说应该是韦伯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应该说是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潮。它几乎是纯粹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者，对英国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没有发挥任何组织作用（不过有人却相信是他们的功劳）。它确实不同于其它改良主义者，别的派别往往还表面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只是在背地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费边社的成分和思想都是中产阶级的，但它的成员没有一个愿意去组织群众运动。他们自封为社会的一小撮智囊精英，试图靠其知识影响社会各个机构以及托利党与自由党的实际领导人，从而指导社会按照其“不可避免的渐进性”向集体主义迈进。由于他们就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干预，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是把社会越来越集体化的进程，因此他们的职责就只是加速这一进程。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从一开始就作为鲨鱼身边的领航鱼出现——最初的鲨鱼是自由党，但当自由主义败落后，工人阶级自己组建政党时也抛开了费边社，它成了孤家寡人。
可能再也没有像费边主义这样系统而有意识地将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给理论化的思想了，它的这一本质起初就被工党认识到了，但是后来随着费边社加入工党改良派却又被模糊了。费边社里基督教社会主义派别的领袖曾批评韦伯是“一个官僚集体主义者”（a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t，可能这是这个词第一次被使用）。贝洛克（Hilaire Belloc） 1912年的书《奴性的国家》（The Servile State）就认为韦伯的“集体主义理想”基本上是官僚的。G.D.H. Cole回忆道：“在那个时候，韦伯喜欢说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无论你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官僚主义者，本质上你都是官僚主义者。”
这些特征还没有完全表达出韦伯集体主义就是费边主义这一事实，它包含了彻底的管理主义、专家治国论、精英主义、官僚主义和“计划主义”的特征。韦伯经常说政治就是幕后操纵。一个费边社出版物写道：他们很希望成为“社会主义中的耶稣会士”，福音就是命令和效率。人们应该被温和地对待，并且由有能力的专家来管理。阶级斗争、革命和群众骚乱都是疯狂的。《费边主义与帝国》（Fabianism and the Empire）一书显示出它还对帝国主义持拥护态度。该书准确地表现了自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出的官僚集体主义形态。
一个费边社发言人Sidney Ball曾对听众讲：“过去人们可能会把社会主义当作必然是来自社会下层的运动，是一场阶级运动，”但现在的社会主义者们“更倾向于使用科学手段而不是大众手段来解决问题了，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家”，他还自夸地说：“大街上的社会主义和学院里的社会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费边主义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尽管这一点经常被故意掩饰。到1918年，费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淹没在工党改良主义的大潮中，其领导人的注意力也已转移到其它方面了。费边三巨头西尼·韦伯夫妇和萧伯纳（Bernard Shaw）在20世纪三十年代成了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而萧伯纳甚至在更早以前就认为社会主义需要超人来实现，他还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能够将“社会主义”付诸“草民”的慈善君主。而他后来的失望也仅在于这两个人没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1931年访问苏联后他透露，苏联模式正是费边主义的实践典型。韦伯夫妇随后也去了苏联并认为找到了“救世主”。在其《苏联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一书中，韦伯夫妇通过引用苏联的官方文件、斯大林的语言，并经他们的深刻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俄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斯大林不是一个独裁者，这个国家人人平等，一党独裁是必要的，共产党是真正的民主精英，给斯拉夫人和蒙古利亚人带来了文明，政治民主在西方任何一个地方都已经失败，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理由要那么多的政党……”
他们还坚决支持斯大林的大清洗以及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互信约定，他们甚至比苏共政治局还更加无原则地支持斯大林主义。正如萧伯纳的解释，韦伯夫妇虽然还是轻蔑苏联革命本身，但“他们还是希望等到这所有的破坏结束后，革命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共产党国家能够正常地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等革命群众都被奴化了，革命领导人都被清洗了，独裁统治高效地建立起来，反革命的统治确立后，他们就可以宣布理想实现了。
难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抑或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判断错误？难道是他们错误地把斯大林主义当作他们的社会主义，并且也需要付出一些血的代价吗？其实不然，要知道无论费边主义是偏向中产阶级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没有改变它自上而下社会主义的本质。
如果我们再回望几十年，在20世纪之交的费边主义的国度（英国）里，还有另外一股反对韦伯的思潮，其领导人是那个时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他还是位诗人和艺术家，在其人生的后四十年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的作品到处都充满着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气息，他对费边主义的攻击非常突出，他也不喜欢英国版的拉萨尔——独裁者H.M. Hyndman，他也批判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贝拉米（Bellamy'）在其《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一书中描述的官僚集体主义乌托邦。
莫里斯的文章到处都在强调，无论是为了当前的利益还是为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前景，我们都要坚持下层的阶级斗争。他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就是直接批驳贝拉米的。他写道：
“每一个个人绝不能将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而要把生活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上……丰富多彩的生活同平等的生活条件一样，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真正目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即便是某些社会主义者也喜欢把现代生活中兴起的协作体系，视为社会主义的要素……这是要掉进官僚主义的圈套的。”他对“集体主义官僚体制”的未来图景甚为担心。在激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方面，他虽然后退到反议会的立场，但他绝没有掉入无政府主义的陷阱。“人们必须要在管理上联合起来，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见……那怎么办？哪个政党会让步呢？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朋友会说，绝不能让大多数人说了算，那么就是说让少数派说了算了。为什么？难道少数派有神授的权力吗？”
相比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太过理想化的批评，这就直接击中了无政府主义的要害。
本节的结论就是威廉·莫里斯反对西尼·韦伯。
7．“修正主义”的面相
伯恩斯坦作为社会民主“修正主义”的理论家，在其流放伦敦期间，深受英国费边主义的启发。他确实没有在1896年发明什么改良主义政策，他还只是一个理论代言人。（当时党的官僚领袖倾向于少谈理论，他对伯恩斯坦说：“我们不说，只管做”。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理论家成熟以前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伯恩斯坦也确实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只是不再像别人那样假装修剪马克思主义的枯萎枝叶，而是直接把马克思主义从德国社民党里铲除。虽然这个费边主义者不需要把自己伪装，但是要在德国正面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要重新回归到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他就不得不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版”和“修正版”。
事实上“修正主义”和费边主义一样，都把社会主义寄希望于资本主义本身的集体化，认为迈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就是资本主义通过现有的国家机器，从上而下地“自我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把国家化等同于社会主义看来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发明，费边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思潮早已将它系统化了。
大多数当代理论家的观点，认为“因为真正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复存在，所以社会主义是过时的”，最早是伯恩斯坦提出的。他曾说称魏玛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荒诞”的，因为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权。按照他的逻辑，纳粹是更加反对资本主义的。
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演绎成官僚集体主义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否定工人民主权力的意图。他反对工人控制工厂，甚至还重新定义了“民主”。“政府应该是民治的吗？”他坚决反对，并把政府定性为“无阶级”的。在他看来，把“工人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必要因素来看待是错误的。他甚至把政治自由和代表机构都给取消了，在这方面他和拉萨尔、萧伯纳并无二致，虽然就他个人来说，伯恩斯坦并不特别厌恶民主，但这正是其理论推演的自然结果，伯恩斯坦自上而下社会主义的特征，不仅把国家化当作是社会主义，而且把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分离开来。
理所当然地，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对国家的敌对态度是“无政府主义”，而拉萨尔则正确地看到了“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起点。他说：“未来的行政主体和现在的国家，差别仅仅在量上的，而不是在质上的，”“国家消失”的看法，即便在社会主义的角度看，也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空想。伯恩斯坦这个人是相当务实的，比如当他永不消失的国家开始进行殖民掠夺时，他就迅速地为殖民主义和“白人的负担”辩护：“野蛮人对其土地的占有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合法权，高级文明最终可以对其拥有更高的权力。”
伯恩斯他还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做了对比：“马克思就像一个军人，他不停地向前进，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最后到达的地方却是个深渊。而在不远处却有个非常诱人的前进目标——未来的国家，如同穿越红海一样，必须通过航海才能到达。”伯恩斯坦想象的是慈善的国家可以把资产阶级转变成好的官僚，可以把阶级斗争转变为阶级和睦。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1919年，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击溃了革命的左派，而后又帮助了死硬的资产阶级和军队掌权，最后把德国交给了法西斯主义。
对应于伯恩斯坦这个社会主义右派的理论家，德国左派自下而上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是罗萨·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她也是第二国际左派的领袖。她真诚地相信并希望工人阶级能够自发地进行阶级斗争。后来的造神者把她的理论称为“自发理论”（theory of spontaneity，她从来没有这种观点），用下层的“自发性”对应上层的“集中领导”。
卢森堡一生都坚决反对“革命”精英对工人的教化独裁理论，她说：“没有大多数无产阶级有意识的愿望和有意识的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除非政府体现的是德国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意志，否则我们绝不承认其权威……”她著名的格言是：“一场真诚的革命劳工运动即使犯了错，也远比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运动绝无错误这种情况更加富有成效和历史价值。”
本节德国的情况就是卢森堡反对伯恩斯坦。
8．美国的情况
同时期（20世纪之交）美国本土的社会主义发展情况与欧洲也是基本相同的，只是更多更乱而已。如果我们不考虑早期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Socialist Labor Party）所持有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想”（被马克思主义修剪过的拉萨尔思想），那么当时在美国占主导的社会主义人物毫无疑问就是英国费边社的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他之前颇有影响力的是现在已经几乎被忘记的格兰隆德（Laurence Gronlund），他的书《合作的联邦》（Cooperative Commonwealth，1884年）当时售出了10万份。
格兰隆德非常识时务，他从来不说反对民主的话，他只是重新“定义”了民主；他反对“大多数人的政府”（government by majorities,），提倡“能人的管理”（Administration by the Competent）；他还温和地建议摒除代议制政府和各种政党。他认为“人民”所需要的是“管理，良好的管理”，当他们找到“优秀的领导人”后，就会“信任地把集体领导的权力交给他们”。代议制政府应该被公民投票取代。他确信自己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因为他仿照的就是基督教会的管理秩序。同样地他反对可怕的阶级斗争，认为工人们是不能够自我解放的，他尤其在这一点上批判马克思的第一法则，认为粗人只能被来自知识阶层的“有能力的”精英们来解放。为此他还在大学生中组织了一个秘密的美国社会主义兄弟会。
贝拉米在《向后看》一书中描绘的乌托邦仿照的模式是军队：人员被分编管理，由精英进行自上而下的等级化管理，最后达成像蜂巢一样的和谐共融。他的乌托邦实际上是把社会集中到一个最大的商业公司里，并且只有一个资本家——国家。在这里，人们没有普选权，任何下层的组织都是被禁止的，只能由上面的专家们下达命令。正如他的一个追随者所说：他的美国社会主义就是“一架组装极其完美的机器，由于各个零件的密切配合，这架机器能够以最小的损耗生产出所有的财富和快乐。”
至于可能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情况，比如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不同想法和利益，贝拉米的处方就是假定精英们是超级聪明的，是不会不公正办事的（这就像是斯大林主义“党是绝对可靠”的迷信一样）。这一假定使得任何关心下层对上层进行民主控制的想法都显得没有必要了。下层的民主控制在贝拉米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工人们只是一群危险的怪物，是粗鲁的蛮族。贝拉米的思想（自称是国家主义，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同费边社一样，完全符合中产阶级的口味。
这些就是美国本土的社会主义思潮，其思想对应的就是那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把《向后看》里的乌托邦当作美国理想的民主模式后，美国甚至还出现了“贝拉米俱乐部”。专家治国论就是贝拉米思想的直接后裔。如果有读者想看看它是如何既像所谓的社会主义又像法西斯主义的话，可以阅读美国著名发明家兼社会主义党的专家Charles P. Steinmetz.的书《美国与新时代》（America and the New Epoch，1916）。该书以科幻小说的笔法，一本正经地描绘了那些备受嘲讽的反乌托邦景象，议会被来自杜邦、通用汽车等大公司的代表所代替。Steinmetz将巨型垄断企业（如他自己的雇主，通用电气）视为极致工业效率的代表，提出以垄断企业的联盟进行直接统治，解散政治性的政府。
贝拉米引导很多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条路也存在很多岔道。在世纪之交的美国，出现了与自上而下社会主义最为对立的一个人物——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虽然1897年他还在央求约翰· D·洛克菲勒资助他在美国西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基地，但后来他还是把阶级斗争因素注入了美国的劳工运动中，并因此找到了真实的自我。
德布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希望并相信下层群众的自我能力。他的著作和演说都围绕这一主题，他也经常引用或者用自己的语言解释马克思的“第一法则”：“现代奴隶们最伟大的发现就是认识到他们的自由必须由他们自己去争取。这就是他们团结的动力和希望的源泉。”他的名言就是：“劳动者花了太久的时间去等待能够解救他们的摩西降临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他也不会出现的。即使我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会把你们拯救出来的，因为如果你们能够被拯救出来，那么你们就肯定还会被放回原来的处境。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没有任何事情是你们办不到的。”这句话他回应了马克思1851年的一个疑问：“在工人阶级摆脱工资奴隶制的斗争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工人阶级必须在任何事情上都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在受教育程度、组织能力、合作精神和自我约束的纪律性等方面，工人们能否使自己有能力去掌控生产力和管理工厂，并使之为人民和社会谋福利？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们能够胜任吗？”德布斯对此毫不怀疑。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精英们的方案，因为精英们的唯一智慧就是对人民指手画脚，教导人民应该怎么做。为了破除人民对上层精英的迷信，德布斯采纳了“革命先锋队”（也是少数人，但他们的信仰要求他们为大多数人开辟稳固的前进道路）的提法。在1917年的一次反战讲演中（他也因此次演讲被威尔逊政府投入监牢）说：“正是少数人创造了历史，正是少数人奋斗在最前线，正是少数人将真理掌握在手，正是少数人敢于破坏现存秩序，敢于为穷苦人的事业而斗争，敢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自由和正义事业。”
虽然德布斯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好的继承人。在一战后的激进主义时期，美国社会主义党（the Socialist Party）变得更加左倾而有声望了，而美国共产党则被斯大林化了。但与此同时美国的自由主义也一直在经历一个“国家化”的过程，并在三十年代新政时期达于顶峰。自由主义的精英们就像拉萨尔对待俾斯麦一样，把白宫里的绅士当做是救世主，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有Lincoln Steffens，他像萧伯纳一样，由于同样的原因曾迷恋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还有Upton Sinclair，他在由于不满“宗派主义”而退出了社会主义党后发起了一场“广泛” 的“消除加利福尼亚贫困现象”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份宣言《我如果是加州的州长，我将如何消除贫困》（I, Governor of California, and How I Ended Poverty），宣扬的是地方性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理念”。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Stuart Chase，他曾经是工业民主同盟的改良主义者，后来才信奉专家治国论这一带有法西斯色彩的思想。曾经还有一些斯大林派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一起赞扬美国国家复兴署和莫斯科审判来把罗斯福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也有一些人如Paul Blanshard背弃社会主义党转而支持罗斯福，原因是他认为新政“管理资本主义”的措施正是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经济改革。
新政被称为美国的“社会民主时期”，也是自上而下社会主义的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大跃进，是罗斯福作为“人民的君主”的乌托邦。罗斯福的“上层革命”幻想融合了很多思想，包括渐进的社会主义，官僚的自由主义，斯大林的精英主义，俄国的集体主义以及集体化的资本主义等等。
9．自上而下社会主义的六个变种
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几个不同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它们经常纠缠在一起，但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它们的重要特点予以细致的观察。
1．博爱主义（Philanthropism）。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考虑”，社会主义被寄希望于富人和当权者的善心。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在欧文脑子里“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作为报答，受苦的穷人们一定要避免骚乱和乱搞阶级斗争或者自我解放的活动。博爱主义可被视作精英主义的一个特例。
2．精英主义（Elitism）。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好几种这样的社会主义，他们要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少数人的统治阶级，并且为了保证统治阶级的纯洁性，队伍里没有资产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将会要么短时期（特定的历史阶段）要么会长时期地进行统治。但无论怎样他们都希望对大众实行教导性独裁（Educational Dictatorship），也就是说独裁是为了实现大众的利益，但他们会镇压来自下层民众的民主需求。独裁者可能是一个精英政党，可能是某种类型的慈善君主或救世主，也可能是萧伯纳的“超人”，优生学大师或是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经理人，圣西门的专家们，以及其它类似的新的称呼，不管怎样这些新的词汇和说教都是以新的社会理论面目出现，反对的就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另外，虽然自下而上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是少数派，但他们的革命先锋队与精英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马克思、卢森堡和德布斯来说，革命先锋队的功能就是推动大多数的革命群众，通过自己的斗争，逐步使自己具备当家作主的能力。他们并不否认少数人的关键作用，但是先进少数与落后多数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3．计划主义（Plannism）。它的核心观点是这几个字：效率、秩序、计划、系统和管理（Efficiency, Order, Planning, System -- and Regimentation）。在它这里社会主义被一种超社会的力量主宰，委身于社会工程学。我要再次说明的是，我们不反对对社会的需求进行全盘有效的计划，效率和秩序也是好东西，但把社会主义降低为有计划的生产就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了。就好象有效的民主必然具备投票权，但把民主化约为选举时投个票的权利，则是赤裸裸的欺骗。
事实上把计划和来自下层的民主诉求分开本身就是对计划的嘲弄，因为像今天这样极其复杂的工业社会，是不可能简单依靠全能的中央委员会来进行直接管理的。这样只会限制和阻碍下层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也正是像苏联这样的带有剥削色彩的官僚集体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不过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展开说明了。
以计划主义替换社会主义，虽然在“国有化等于社会主义”的苏联神话中得到体现，但其历史要悠久得多。“国有化”的信条最早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派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伯恩斯坦和费边社），而到了1930年代，部分受苏联宣传的影响，对“计划”的迷信开始在社会民主右翼内兴起。其中，亨利·德·曼被视为先知和马克思的继承者。他发展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先是同社团主义结合，后来又倒向纳粹。如此糟糕的判断力使得人们很快就将他遗忘。除了理论构建以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计划主义，经常在激进者的某种特定的心理活动中得到体现。费边社的贝洛克可以被看作第一个精确描摹这种心理的人。他在《奴性的国家》里写道：“热爱集体主义理想……是因为这个理想社会是有秩序和规律的。他的理想国家就是土地和资本由那些可以命令别人的公共官员掌握，从而确保人们免受自己恶习、无知和愚蠢的伤害。（贝洛克进一步写道）在这里对人的剥削不会引起他的愤怒，可以说他已完全不受义愤或任何其他激情的滋扰。……（贝洛克看到了西尼·韦伯的形象）庞大官僚社会的运行无论何时都是被一些简单的法则事先确定好了的……为他小小的胃提供最终的满足。”
至于其它一些当代的亲斯大林主义例子，我们可以在Paul Sweezy的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里找到。
1930年Max Eastman（当时仍然自认为是列宁主义者）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的动机模式》（motive patterns of socialism）高度赞扬斯大林模式是“高效率与卓越的组织化……是真正的计划性……商业化的组织模式”。他认为斯大林的俄国具有某种魅力：“俄国确实在别的方面做的不够好，但也不必站在工人阶级解放或者是人类解放狂想（mad dream）的立场上来批判它。在那些领导马克思主义运动并取得俄国革命胜利的人看来，这个狂想是革命的核心动机。他们或许就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已经逐渐忘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或许有一天随着列宁主义的衰退出现大暴乱时，列宁还会站出来。列宁的主要思想就是让人自由……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马克思尤其是列宁阶级斗争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就是‘人类自由’（human freedom）。”
或许我们得提醒他，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全盘计划是“官僚主义的乌托邦”。
计划主义还有一个小的分支，我们称之为“生产主义”（Productionism）。当然每个人都像追求美好生活一样，都从事着生产，但生产主义却把生产当作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它看来，俄国官僚集体主义之所以是“进步的”，就是因为它一系列发展数据（按此推论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也是进步的了）；而纳赛尔（埃及总统）、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苏加诺（印度尼西亚总统）和恩克鲁玛（加纳总统）破坏或阻碍自由工会的行动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经济发展权”是高于人权的。这一理论并不是他们这些“激进主义者”的发明，而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那些冷酷剥削者的论调。正是社会主义运动对这些“进步的”剥削理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而当前一些“左派”独裁国家的辩护者们却将这一陈腐的教条当作是一种新的社会理论。
4．圣人团社会主义(communionism)。Max Eastman称其为“兄弟般团结的模式”，是“族群或人类团结的社会主义”，“它带有一种宗教的神秘色彩和动物族群般的人类团结精神”。它的这种“团结”不是像工人罢工运动中的“团结”那样，也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同志关系”或是别的什么“共同体精神”。它的特定内容正如Max Eastman所说：它“追求的是一个整体的淹没，希望在一个新的上帝怀中失去旧的自我。”
Max Eastman指的人有共产党作家Mike Gold、Harry F. Ward（一个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他的作品将这种理论称为“剥去人的个性”）。贝拉米（Bellamy）也是一个这方面的典型人物，他渴望“融入一个全能的宇宙”，他的“团结宗教”（Religion of Solidarity）反映的就是他对个人主义的不信任，他希望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里面溶解自我。
这一思潮主要流行于一些自上而下社会主义的独裁理论家们，在那些温和的精英主义流派如基督教社会主义里也并不鲜见。很自然地，这种“宗教团体”社会主义总是带有“伦理色彩”，视阶级斗争如洪水猛兽；在其共同体蜂巢里面绝对不能有冲突发生。虽然它总是倾向于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简单对立起来（一种在人本主义者看来根本不存在的对立）,但它实际上是在压制“人的个性”。
5．渗透主义（Permeationism）。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呈现出很多的流派，只是因为有很多种动员下层民众的方式。而对革命方案的讨论也往往分成两派：
一个是“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等级社会，代之以一个由新的精英统治的非资本主义等级社会（这一派通常被社会主义历史冠之以“革命派”）。另一派主张渗透到当前的社会权力中心并掌握它，然后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将其改造成国家化的集体主义政权，这也可能是一个一丁点儿一丁点儿长期渗透的过程。这一派通常被戴上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臭帽子。
“渗透主义”一词是西尼·韦伯的费边社发明的，它最初是用来确保改良主义的“纯粹性”而进行自我描述的。所有的社会民主渗透主义都是基于一种机械的“不可避免性”的假设：资本主义会不可避免地进行自上而下地自我的集体化，目标就是社会主义。来自下层适当的压力将会加速这一进程，但要控制下层的活动以使自我集体化的资本家免于恐慌。因此渗透主义者非常愿意并且热衷于与“当局”合作，而不是反对它，无论自己是作为服务员还是内阁成员。而下层运动被他们作为要挟统治阶级收买他们的筹码。
资本主义的集体化确实也变成了现实，但它是资本主义的官僚集体化。由于它发展迅速，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变型。其新改良主义理论家C.A.R. Crosland就公开指责西尼·韦伯为英国工党起草的支持国有化的温和纲领是“极端主义”。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已清除了其纲领中的所有反资本主义内容，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全新的景象，这也说明官僚集体化的进程已经被他们认可为“社会主义化”的进程。
渗透主义既是一种宏大的战略，同时也可被视作一种政治策略。其表现形式在英国是约翰逊共识（Johnson Consensus）下“自由党与工党的结盟”，在美国是一味地支持民主党。
这两派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有一个不同点就是是否是“本土自生的社会主义”。从巴贝夫到Harold Wilson，我们列举的社会主义都是植根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它们不同于现有的共产党。后者的战略和策略都严重依赖于国外的力量，即东方的官僚集体主义统治集团。
共产党通常都显示出与国内其它运动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他们总是在革命的反对派和渗透主义之间徘徊。比如美国共产党，在1928-34年的“第三阶段”执行极左的冒险主义路线，在人民阵线时期执行的是极端渗透主义路线，在希特勒与斯大林协议时期又执行过火的革命路线，在冷战时期其路线也是不断地变化。在目前中苏论战时期，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也在分别影响着它的策略。
不过总的来说，正统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派在国内政策上经常是倾向于采取渗透主义策略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类型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
6．外源性社会主义（Socialism-from-Outside）。目前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都盯着社会上层的权力，那我们就看一看那些外源性社会主义成功的例子。
飞碟崇拜是一种病态的迷信，而对救世主的崇拜是一种更古老的迷信，在这里“外源”意味着在自己所处世界的外面力量。但我们说的“外源”是指“国内之外的社会斗争”。
象二战后的东欧共产党国家那样，其新秩序是被俄国的武力建立起来的；对于那些被流放的德国社会民主派来说，他们人民的自由最终是被外国军队的胜利保护的。
在和平时期，外源性社会主义的变种则是一种“模板社会主义”。这一点和老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欧文在美国未开垦的土地上建立起乌托邦殖民地，就是要证明其社会体制的优越性并使更多的人相信社会主义。现在俄国的模板取代了西方必要的国内社会斗争过程，成了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希望所在。
这种样本是由俄国制造的（对毛主义者来说则是中国），哪怕是经过最完美的谎言来包装，它也很难使西方的工人对俄国的无产阶级产生半点羡慕之心，而它的成功必须从另外两方面入手：
a． 要确保管理人员、官员和顺从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的集体主义体制下，能够获得比其屈从于资本和财富所有者的西方同仁们更多的特权。在这一点上苏联的经济国有化诉求也迎合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需求，使那些曾经的不满因素——知识分子、科学家、科技人员、行政官员和各类型组织的成员都能够很容易认同占有国家权力的新的统治阶层，并抛弃旧的以财产和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力，把自己当作是新的非资本主义精英统治体系下的成员。
b.官方的共产党被要求继续维护正统的“马列主义”，但要对那些不在党内的新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积极开放言论。他们的一个贡献就是公开放弃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斗争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愿景。“世界革命”被简单地等同于共产党国家的示范作用。在这方面有两位突出的新斯大林主义理论家：Paul Sweezy 和 Isaac Deutscher。
Baran和 Sweezy的《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一书就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即工业无产阶级最终必须在反对资产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中站立起来。”对于那些社会的“外在团体如失业工人、农场工人、贫民窟居民等，就更不可能形成一股合力了。那就是说没有胜任的人了，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从内部攻破的了。那么未来将会怎样？作者在书的最后一页说，终会有一天，“可能不是本世纪”，“随着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作用”，人们会厌倦了资本主义而愿意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这就是该书的核心观点。而前面366页充满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内容都只是对资本主义的咒语，好似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里听到登山宝训一样。
Deutscher的《大竞争》（The Great Contest）一书说的比较隐晦，他转述着苏联的理论：“西方资本主义不会由于自身的危机以及自愧不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而那么快或者那么直接地死去”，他还补充说“据说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永久革命理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护苏联和在东西方较量中的当托儿。总之，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思想既与官僚集体主义教授们不一致，也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不相容。
这种类型的新斯大林主义经常也是对苏联的现实统治不满，就像Deutscher他也是尽可能地不作为苏联的辩护士出现。从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看，他们可以被理解为针对官僚集体主义的渗透主义者（permeationists with respect to bureaucratic-collectivism），而从共产主义的立场看他们则是费边主义者。因为其核心思想就是只能自上而下地渐变。从Deutscher敌视1953年的东德骚乱和1966年的匈牙利革命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点。他认为这些剧变将会影响到苏联业已建立起的不可避免地渐进的“自由化”进程。
10.你的立场？
从上面那些知识分子在社会斗争中选择的角色看，历史上主张自下而上社会主义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在社会主义运动体系内，也几乎没有连续不断的流派。而在体系之外，这种想法更是被当做幻想、不切实际、“乌托邦”、堂吉诃德的狂想等等。人民大众被认为从来都是愚蠢的、堕落的、无动于衷的和毫无希望的群体，社会的进步更多的是靠超人的推动，那些与鼓吹超人的知识分子相像的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思想本质上与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或精英主义毫无区别，它们或多或少都包括了这一粗糙的必然性理论——变革只能来自社会上层。
这一观念没有经过正反两面的充分讨论就被精英们假定为天然的。在“正常”时期，群众是静止不动的，理论家只会嘲弄他们，曾经发生的革命和起义被认为是过时且没有意义的。但当革命不断发生、社会全面动荡时，先前不积极的群众就会进入历史舞台，全面的社会变革也被提上历史日程，现存的权力秩序受到威胁。这时候精英理论家们就开始抛弃社会观察家的角色，正视汹涌的革命群众的广泛存在，并完全转换一副面孔：把下层群众的革命运动当作魔鬼。
关于自上而下社会主义还是自下而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只是道义上的，但对工人大众却是必须做出的选择。知识分子可以选择“融入现有秩序”但工人却不可能，不过对于那些背叛劳工事业的工人领袖而言倒是可能的。当他们与底层的联系逐渐断绝，而受到越来越大来自统治者的要求妥协的压力，资产阶级化的压力，这时他们变得尤为脆弱。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确信融入并适应现存秩序，分享权力和财富，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为这个寡头铁律包上铁甲外衣的恰恰是提出这一铁律的知识分子。我们都知道除了极个别的人，在历史长河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来都没有像现代工人阶级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反复做的那样，攻击过现存权力秩序。他们的典型职能就是为当时的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的辩护。作为中产阶级的没有财产的脑力工作者，知识分子往往会对现存秩序感到不满。象其它奴仆一样，这位高傲的侍者会说：“我比我的主人更优秀，如果时局发生变化，还不知道谁向谁下跪呢。”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体系已经严重分割了全世界，知识分子开始梦想着能够建立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大脑能够控制手脚或富人；他们能够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摆脱财富阶层的压迫，通过消除民主摆脱广大群众的压力。
他们的梦想并不遥远，因为在他们眼前就有现成的范本——东方集体主义。即使由于冷战等因素，他们可能会对这些范本有所反对，但他们会把自己标榜成一些“更好的”官僚集体主义，比如在美国称之为“贤能政治”、“管理主义”、“工业主义”等，在加纳被称为“非洲社会主义”，在埃及被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等等。
对上下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赤裸裸地暴露了自由派、社会民主派和斯大林派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在最近发展起来的自称是不可避免的独裁国家里，尤其是在亚洲的苏加诺政权和非洲恩克鲁玛与纳赛尔政权，独裁统治摧毁了独立的工会和全部的政治反对派，他们通过独裁体系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以积累最多的原始资本加速发展工业，满足统治者的愿望。在这些地方，那些曾经反抗不公的“进步”圈人士，纷纷自觉地成为任何非资本主义独裁者的辩护士，实在是一种空前的奇观。
这种观点除了带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外，另外还有两个方面能昭示其荒谬：
1．这种为独裁进行经济辩护、鼓吹勒紧裤腰带发展工业化（breakneck industrialization）的论调毫无疑问迎合了新兴的官僚统治者。在新统治者没有节省自己开支的同时，他们不可能做到劝说底层的劳动群众要几代人都勒紧裤腰带承受超常的剥削和劳累，以便尽快积累原始资本。也正因此他们才需要进行独裁控制。
这种经济决定论完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要人类都只能服从统治阶级的教导，当然冠之以“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同样很好地教育了底层的劳动群众，只有坚决反抗这种超常剥削才能够享受到人最起码的尊严和生活条件。这种论调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时期，那时候欧洲国家是“新兴的发展国家”。
所以这绝不简单是什么技术经济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您说呢？
2．它认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太落后了，还不能自己掌控本国的社会和政府。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仅限于此。我们要往后继续推理，那么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阶级怎样才能使自己具备这种管理能力呢？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做到。
人民群众只有通过斗争去反对那些嘲笑他们没有能力的压迫者，才能有机会掌权；只有通过斗争去掌握民主的权利，才能够使自己受到教育和培训，从而获得执掌政权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虽然我们对自上而下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有很多方面，但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两点确实适用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无论它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当美国南方黑人示威活动和联合抵抗运动蓬勃发展而约翰逊总统面临选举困境时，你站在哪一边？当匈牙利人民起来反抗俄国入侵者时，你站在哪一边？当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自由而反抗Guy Mollet 的“社会主义”政府时，你站在哪一边？当古巴遭受美国操纵的傀儡政府侵犯时，你站在哪一边？当古巴的工会被独裁政府的代表接管时，你站在哪一边？
自人类有史以来，连绵不断的理论都在“证明”暴政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基础上的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种对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帮凶最为便利的意识形态了。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之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它被承认是正确的。归根到底能够证明其错误性的只有斗争。下层人民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因为上层的这些谬论而停息，并且一直在不断地改变着世界。
选择任何一种形式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选择了旧的世界，选择了“旧皮囊”；而选择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选择开创一个新世界。
原文链接：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draper/1966/twosouls/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