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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本的经济权力

采访索伦·茅（Søren Mau）
雨果·德·坎普斯·莫拉（Hugo de Campos Mora）

2023年9月21日
米勒 翻译；GnothiSeauton 校对



　　原文链接：On 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 INTERVIEW WITH SØREN MAU

　　尽管柏林墙的倒塌让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但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过时。事实上，自2008年最近一次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的著作就出现了复苏的势头，而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在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融入当今时代的努力中，索伦·茅的著作《无声的强制：关于资本经济权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Mute Compulsion: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 Verso，2023）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作者是一位现居丹麦哥本哈根的共产主义哲学家和博士后研究员。
　　茅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的理论，这种权力形式历来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忽视，后者大多将关注点放在暴力和/或意识形态的作用上。正如茅所定义的那样，经济权力与上述权力不同，因为它并不直接作用于主体（subject）；相反，他声称，经济权力塑造了主体的环境，迫使他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事。尽管莫认为暴力和意识形态是权力的重要形式，他表明，要认真理解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永续其自身，经济权力的理论化是不可或缺的。
　　《无声的强制》最初于2021年以德语和丹麦语出版，随后于2023年以英语出版，现在将于今年年底以西班牙语出版。希望了解马克思的核心概念的读者以及已经熟悉马克思著作的读者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茅最近与雨果·德·坎普斯·莫拉在大英图书馆进行了交谈，探讨了该书及其核心概念能在何种程度上对当今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予以启示。


　　在我们开始讨论您在书中提出的具体概念之前，我想问一下您所使用的独特的方法论（methodology）。您通过警示读者您的研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开始写作这本书。您特别声明，您不会对“历史地”或“地理地”既定的（given）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进行分析。相反，您对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结构”（core structure），即它的本质（essence），感兴趣。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在既定的背景下展开的，我想知道您是否能多谈一谈，我们能从这种“理想型”（ideal-typical）的分析中获得什么？

　　我们可以从抽象分析中获得多种不同的东西。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有助于生成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之后可用于分析具体的情况。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理论也是有用的。当我们在历史、地理、文化或国家背景下批判资本主义的某一具体变体时，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总是会说，“好吧，这不是真正的或正确的资本主义形式。”他们可以接受某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定形式可能存在问题这一事实，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其他的情形。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一种支配体系，因此它总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如果你只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变体，那么总有人会说，你所批评的只是那种特定情形的表现，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通过表明支配（domination）是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结构所固有的，我们就有可能拒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当然，这种抽象分析也有其局限性。事实上，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情况，但资本主义从未抽象地存在，那只是一种分析层面的抽象。资本主义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形态中，在思考诸如政治战略和策略等问题时，考虑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关于资本主义权力的研究通常将权力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暴力和意识形态。在您的书中，您认为，这两种形式固然重要，但还需要第三种形式，即“经济权力”来解释资本主义下的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s）。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权力，以及它与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区别？

　　暴力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它通过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来发挥作用，无论是直接地（强迫）还是以痛苦和最终死亡的威胁（间接强迫）。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权力形式，它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人们广义上的思维方式（think in a broad sense）来发挥作用。意识形态与人们用来理解自身和周围环境的概念、图像、神话和叙事有关。经济权力不同于暴力或意识形态，因为它不直接针对当事人。相反，它通过塑造人们所处的环境，迫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事实上，我认为一直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非常关注暴力和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权力形式，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它们；但我也认为，为了理解资本如何再生产其自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将经济权力也考虑在内。

　　您的这本书可以被解读为对“经济主义”的批判，这是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工作的特征，即“经济”是社会中在本体论上（ontologically）单独的一个领域，受其固有的（immanent）或内部（internal）逻辑统御。针对这种概念，您采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表明“经济”彻头彻尾是社会的（social），而且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性地“揭示了隐藏在经济范畴中的社会关系”。尽管如此，您仍然决定使用“经济的”（economic）一词来描述资本主义权力的第三种形式。您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您是否认为这样做（反而）最终可能导致将“经济”具体化为一个本体论上单独的领域？

　　是的，当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时，这可能是一种危险。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是有可能的。我确实认为可以将某些社会关系描述为经济关系，或者将某些社会过程描述为经济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定义这些关系和过程，并不是说它们受到一种特殊的、超越历史的（trans-historical）经济理性或类似东西的统御。相反，是这些过程、关系和活动的社会功能，即它们构成了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可以被视为社会长期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过程。这就跨越了（cut across）什么属于经济、什么不属于经济之间的通常区别。因为这样做将会把——例如，在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之外进行的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涵盖进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经济主义的（non-economistic）经济概念，因为它并不依赖于以下观念，即将经济视为本体论上单独且自主的领域。

　　您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将“侵占”（dispossession）作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这使您选择了“无产者”（proletarian）这个词，而不是“工人”（worker）。您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

　　无产者基本上只是指没有财产，而工人似乎意味着你在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谈到工人的时候，人们往往隐含地想到雇佣劳动者。我更愿意谈论无产者，因为我关注的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所必需的阶级统治。资本主义以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为前提，遭到无产阶级化的不仅有资本所需要的雇佣劳动者，还包括资本所需要的无薪再生产的所有工人，以及资本所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我认为，出于政治原因，重新评估阶级概念也很重要：它表明，阶级并不是由一个人在生产体系中的功能来定义的，而是更广泛地由一个人与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关系来定义的。因此，阶级斗争不能仅仅被视为发生在狭义的生产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看，阶级斗争必须被理解为抵制资本在社会各个领域对生活的控制的一种方式。

　　尽管您追随许多反资本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阶级是批判的关键部分，但您坚持认为，这还不足以理解经济权力。除了这些您称之为纵向关系的关系之外，您还认为必须考虑到横向关系。

　　横向关系指的是生产单位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既指的是出卖劳动力并在市场上竞争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指的是相互竞争的个体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横向关系与阶级支配的具体形式——纵向关系——同样重要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关系，我们就会错过资本主义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部分。资本主义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在总体层面，生产是通过劳动产品以商品形式的交换来协调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作为生产的总体协调机制，具有历史性的独特作用。这种情况意味着每个人都屈从于市场的压力。对于理解资本如何再生产自身，这极为重要。的确，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支配体系，但它也是这样一种支配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社会整体，无论你属于哪个阶级，都会受到种种无声的强制机制的影响——尽管它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影响方式截然不同。

　　将各种横向关系包括在内，有助于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在多大程度上不依赖于“邪恶的”个体资本家的存在，而是一个更具结构性的问题。

　　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一个“贪婪的个体”的问题。反之，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方案就是某种道德教育。即使个别资本家关心环境，想付给工人高薪等等，他们也只能在不威胁其市场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做。竞争迫使资本家以某种方式行事，即将利润优先于工人、自然和其他所有一切。

　　将各种横向关系纳入分析是否等于将资本本身视为一个主体（subject）？换句话说，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说资本可以被视为具有能动性（agency）？

　　不，我不认为资本具有能动性。或者换言之，我不认为将能动性的概念扩大到那样的程度有什么用处。我认为，将资本视为一种社会逻辑，一种利用事物（using things）的方式，也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y），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人类以某种方式行事，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突现属性。确实，资本是这种突现属性的其中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具有能动性。

　　只要您的书关注“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可能性的社会条件——即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从事劳动——就必然承认传统上由妇女从事的再生产劳动的作用。在您的著作所涉及的抽象层面上，我们是否可以就劳动力再生产历来没有完全商品化这一事实说点什么？情况一定总是如此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又极其困难的问题。纵观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生产和再生产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历史性的独特的分离，即商品生产与日复一日且代代相传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工作之间的分离。但的确也有许多再生产劳动被商品化了的例子，通过这种方式，它从在市场为中介的经济之外发生，转变为在其内部发生，或者从国家接管的意义上来说，它被社会化了。因此，有趣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中，是否有可能商业化或者社会化所有的再生产劳动？对这个问题，我不认为真的有可能给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不可能。我认为，再生产劳动的许多组成部分在原则上的确都可以转化成商品，或者可以由国家接管；但我确实认为，再生产劳动总会有一些剩余部分将不会被纳入资本的轨道，也不会转化为公共服务。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分离，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将继续依赖基于性别（gender-based）的压迫。

　　您详尽阐述了“无声的强制”这一概念，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通过我们日常都依赖和参与的过程来再生产其自身。在您的书中，您遵循了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将人们与他们的生存资料分离开来，从而强制人们（只能）通过市场获得这些资料。您在《雅各宾》杂志（译注：《雅各宾》是美国左翼的主要喉舌，提供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主义观点。这本印刷杂志每季度发行一次，订户达 75,000 人，每月的网络读者超过 3,000,000 人。——上述译注来自《雅各宾》的官网。网址：https://jacobin.com/about）刊载的采访中指出，“要打破资本的权力，我们需要从根本上瓦解它。”看来，您的意思是需要想办法扭转这种分离的过程。我想知道您是否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您是否会考虑像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之类的东西？

　　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在我看来，全民基本收入不可能是最终目标，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有意义的东西。我在书中的分析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是不可能的——它不会是社会主义，它将仍然是资本主义。在我看来，废除资本主义就必须废除市场，这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不可能成为最终目标。不过，我确实认为，在某些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种战略，作为激化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种方式，是有意义的。
　　当我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瓦解资本主义时，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把推翻资本主义视作这样一个过程，即我们基本上继续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生产，然后以更加公正的方式分配成果。相反，我们应该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看作是要求我们立即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再生产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这是资本权力的真正基础。资本的权力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建于经济的。正如我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一个支配体系，因此我们需要找出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日常生活的再生产。

　　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在《精神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pirit）一文中指出，“所有的政治都意味着某种关于人的观念。”在写了《无声的强制》之后，您的下一部作品名为《资本世的哲学人类学》（A Philosophy Anthropology for The Capitalcene）。您认为第二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是第一本书的延续？

　　第二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声的强制》的延续，尤其是其较哲学化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继续分析马克思关于肉体的组织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eal organization），以及他对人类使用工具的分析所产生的结果。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具有转化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的潜力，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人类的历史性、自由和主体性的肉体根源有关。我提出的观点在政治层面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永远无法以人性为由为任何特定的政治进行辩护。人性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只意味着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彻底的开放（radical openness），及其彻底的未确定状态（radical underdetermined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