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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族问题
易卜拉欣·凯帕喀亚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红砖厂青年报VOY 译
一、黎明派修正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断
“大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结成联盟，对库尔德人民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的政策。”（《纲领草案》，第10条）
“我国的600万库尔德人举起了反对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民族压迫和同化政策的斗争旗帜。它顶住了亲美政府所采取的严刑拷打和压迫。库尔德人民为争取民主权利、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所进行的斗争正在迅速发展。土耳其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支持这场斗争。帝国主义的使土耳其人民彼此对立，目的在于摧毁他们的种族主义政策已经破产，将人民团结在革命道路上的联系正在加强”(《纲领草案》，第25条)。
“我们的运动宣布，它承认库尔德人民自决的权利，若其愿意，也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们的运动……致力于从库尔德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出发，为决定库尔德人民的命运而努力。”
“我们的运动将奉行使两个兄弟民族在土耳其团结起来的政策，使其在民主的人民共和国中享有平等权利。”
“我们的运动将与（一切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分裂政策进行斗争，他们鼓动对土耳其人民与库尔德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兄弟情谊的仇恨。”(《纲领草案》，第52条)
“马列主义运动是库尔德人民自决权最坚强的保卫者，同时它也将以符合库尔德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方式为这个民族的命运斗争。除此之外，马列主义运动将奉行旨在使土耳其两个兄弟民族的人民团结起来，在民主的人民共和国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的政策。”（《3月12日政变
[1]后世界和土耳其的政治局势》，第74页）
“我们将坚决捍卫库尔德人民的自决权”（第72页）“库尔德人民的自决权（随之而来的解放）不能脱离以贫农为基础的土地革命斗争或反帝国主义斗争”(第73页)
“正在对库尔德人民实行的民族仇恨政策……”(《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的问题》)“与库尔德人民遭受的民族压迫的斗争……”“我们必须坚持继续捍卫库尔德人民的自决权。”
二、谁受到了民族压迫？
根据黎明派修正主义的观点，库尔德人民受到了民族压迫。这是不理解民族压迫的含义。民族压迫是指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统治阶级对被压迫的、从属的少数民族的压迫。在土耳其，民族压迫是指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压迫，不仅是对库尔德人民的压迫，也是对整个库尔德民族的压迫；不只是对库尔德一个民族的压迫，也是对一切少数民族的压迫。人民和民族并非同样之物。当下人民的概念，一般包括工人阶级、贫农、中农、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落后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队伍的一部分，也属于人民范围。但是，“民族”一词包括所有阶级和阶层，包括统治阶级。引用斯大林的话来检验一下（这很简单！），一切说同一语言、生活在同一地域、具有统一的经济生活与心理形态的阶级和阶层都被纳入民族的范围。在这些阶级和阶层中，有革命的敌人和反革命，正如在革命队伍中也有阶级和阶层，他们的利益是由革命服务的。“人民”一词，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指那些由革命所服务的阶级和阶层，他们的利益在革命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人民不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然后消失的共同体，而是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体。然而，民族只是在“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与资本主义一起出现的。
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它就会消失。“人民”一词的范围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是变化的，而“民族”一词的范围则与革命的各个阶段无关。如今，库尔德工人、库尔德贫农与中农、城市半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要加入民族民主革命行列的库尔德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包括在库尔德人民这一概念之中。然而，除了这些阶级和阶层，库尔德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以及库尔德地主也包括在库尔德民族的概念中。有些蠢得可以的读书人声称地主不能被视为一个民族的一部分。这些先生们甚至声称，由于库尔德地区有地主，库尔德人尚未构成一个民族。这是一种可怕的蛊惑人心的诡辩。难道地主们不讲同样的语言吗？他们不是住在同一地域吗？他们不也是同一经济生活和心理形态的一部分吗？此外，民族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出现的，而不是在其发展达到极限时出现的。当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国家，当它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一个地区并将该地区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之时，具有一切形成民族需要的其余特征的共同体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有必要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限制的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一切稳定的共同体都不是民族。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还存在着强大的封建势力。根据这种解释，就应该否认中国存在民族。直到1917年革命，封建主义在俄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还非常强大。根据这一认识，就有必要拒绝在俄国境内存在着民族的说法。在土耳其，比如在独立战争年代，封建主义比今天强大得多，根据这一逻辑，有必要承认，在那些年里，土耳其绝对没有任何民族。今天，封建主义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上经济落后的被压迫地区与国家，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根据这一原理，就有必要接受民族不存在于这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与国家中的说法。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声称库尔德人不构成一个民族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是与事实相背的，并且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理论只对压迫的、剥削的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统治阶级有利。他们可以借这种谬论为其对被压迫的、从属的和少数的民族施加的民族压迫和残酷行为找到理由，以及给他们为自己提供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辩护。这样，无产阶级为实现民族平等，为民族压迫和民族特权的终结而进行的斗争，将化为乌有。各民族的自决权将消失。帝国主义者对落后民族的殖民统治以及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其自决权利的公然漠视，将由于“他们不是一个民族”的论点而合法化。同样，在多民族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对臣服的各民族的一切压迫和专制都将合法化。那些声称，如果有地主就不可能说是一个民族的人，是在给帝国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摇旗呐喊。那些声称土耳其库尔德人不构成一个民族的人，则是在替土耳其统治阶级擂鼓助威。众所周知，土耳其统治阶级不承认库尔德人构成一个民族。这些先生们通过捍卫土耳其统治阶级的特权，正以卑鄙的方式破坏各民族劳苦大众的信心、团结和统一。一个完全生活在封建条件下的共同体当然不能被划分为一个民族。但在当今世界上，这样的封建主义存在于何处呢？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悄然闯入了受压迫的东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这些地区的市场，实现了共同的经济生活，为民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今天，在世界某些地区的一些非常有限的区域中存在着尚未成为民族的部落共同体，但它们是如此之少，并不值得一提。
如果我们总结：
所有没有受到残暴的土耳其沙文主义影响的人都非常清楚，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构成一个民族。
（原文注：本文写于1972年6月，当时正是3月12日戒严令的法西斯暴力达到顶峰的时期。迪亚巴克尔和锡尔特已正式宣布戒严，但实际上，戒严是在整个库尔德地区实施的。该地区戒严令的总部设在迪亚巴克尔）
库尔德工人、贫农与中农、半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整个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都属于库尔德民族。民族压迫不是只针对库尔德人民，而是针对整个库尔德民族，除了少数完全与土耳其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大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库尔德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都遭受着民族压迫。事实上，民族压迫的真正目标是被压迫的、从属的、受统治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想要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占有国家的财富和市场。他们希望独占建立国家的特权。他们想通过禁止其他语言来确保“语言上的统一”，这对统一市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实现这些野心的重大障碍，因为他们想占有他们自己的市场，想根据其意愿控制市场，剥削其人民的物质财富和劳动。这些是使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互相残杀的强大经济因素；因此，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不断地进行民族压迫，其目标是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今天，实施法西斯戒严令的当局已经把迪亚巴克尔监狱塞满了民主的库尔德知识分子与青年，他们是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言人。今天，小地主和一部分库尔德宗教人士被关在地牢里，或者正在被追捕。至于少数大地主，他们的马屁精，以及少数大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与土耳其统治阶级结盟。他们就像土耳其统治阶级一样，拥有一切特权。军队、宪兵和警察也在为他们服务。凯末尔·伯凯[4]是这样说的：
“封建领主们已经放弃了他们过去对统治权的主张，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放弃了想成为某些小王国的唯一统治者的顽固坚持。相反，他们与资产阶级建立了合作关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地主、宗教领袖、甚至酋长们都参与了商业活动，他们用拖拉机耕作土地，在银行信贷中也占有最大份额。他们还正在出任地方议员、市长、议会议员和部长。各政党都听命于他们……如今，没有一个酋长说要追求建立“库尔德斯坦酋长国”的目标，但有“助理教授酋长们”在议会中担任集团发言人等角色……如今，没有赛伊特·勒扎
[5]统治德西姆的山区，但他的孙子享有很高的权力，负责把德西姆山区的铬矿石运到伊斯肯德伦，然后从那里运到意大利，再运到美国，东部的封建残余现在与官僚机构相处得很好。从那时起，他们就习惯了领带和毡帽。”
现在，在进一步论述前让我们总结以下内容：库尔德工人、半无产阶级、贫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库尔德资产阶级、小地主都受到民族压迫。这些阶级构成了库尔德民族运动的队伍。所有这些团结起来反对民族压迫的阶级，自然都有其自己的目的和目标。我们稍后将指出我们应支持其中的哪一个，以及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它们。
在声称只有库尔德人民受到民族压迫的情况下，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可能犯了以下两个错误之一：如果是准确地使用了库尔德人民（译注：正文全部大写且用着重号强调）这个词，这时整个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都没有被包括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对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实施的民族压迫就被掩盖了，从而间接地赞同了这种压迫，导致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路线；又或者把整个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都纳入库尔德人民的概念中，在这种情况下，库尔德人所遭受的除民族压迫之外的阶级压迫被掩盖起来，民族运动被描绘成和阶级运动一样的东西，从而采取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路线。此外，除了库尔德人之外，还有不构成民族的少数人民，他们受到民族压迫的形式是被禁止使用他们的语言等等。黎明派修正主义者把这一点完全撇在一边。
三、民族压迫的目的何在？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认为，民族压迫的目的是“恐吓库尔德人民”。“亲美政府为了恐吓库尔德人民，从事了极为恶劣的不公行为和压迫。”（我的强调）。亲美政府的目标之一当然是恐吓库尔德人民。事实上，其压迫的目的是恐吓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阿拉伯人、拉兹人等所有土耳其的人民，但这是民族压迫的目的吗？如果是这样，怎么解释对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的压迫呢？禁止库尔德人的语言有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亲美政府对土耳其人民的压迫与对库尔德人民的压迫有什么不同？因为亲美政府同样恐吓土耳其人民，为此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酷刑和压迫。军事法庭挤满了数百名革命的土耳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在6月15日至16日的事件之后，数百名土耳其工人在警察手中遭受酷刑。占领土地的土耳其农民在警察局被打得不成人形。领袖们被投入监狱。在那次事件中，亲美政府的目标并不包括“恐吓库尔德人民”。这是一切反动政府对一切劳动者实行的不分民族的政策。除此之外，对整个库尔德民族（除了少数几个大的封建领主）实施的“压迫和酷刑”，不仅是针对库尔德人民，也不仅仅是为了恐吓，而是为了实现一个更根本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总的来说，这一目标是为了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主导国家所有市场的物质财富，获得新的特权，将现有的特权扩大到极限，并加以利用。为此，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边界，会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从国家分裂出去。语言上的统一是商业发展到最广泛程度的必要条件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希望他们的语言在全国通用，甚至用强制手段来迫使人民接受。用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谁将主宰市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民族统一”、“国家、土地、人民不可分割的统一和完整”、“领土完整”等口号，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一己私利和无条件支配“市场”的愿望的表现。斯大林同志补充说：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译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为“市场”和占统治地位的官僚机构为“排他社会团体的目标”所使用的民族压迫，甚至到了剥夺民主权利和大规模屠杀（即种族灭绝）的地步。在土耳其有许多种族灭绝的例子。以这种方式对少数民族劳动者进行的的压迫具有双重性质。首先，是对劳动者的阶级压迫，为了剥削他们并镇压阶级斗争；其次，为实现上述目标，对各少数民族的所有阶级进行了民族压迫。共产主义者必须区分这两种压迫形式，因为，例如，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反对第二种压迫形式，但他们支持第一种压迫形式。至于我们，我们反对这两种形式的压迫中的任何一种，为了消除民族压迫，我们支持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的斗争，但另一方面，为了结束阶级压迫，我们必须同他们斗争。黎明派修正主义者把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描绘成了同一件事。这有两种可能：要么，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不把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包括在库尔德人民的概念之内，准确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否定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民主内容而得出结论，这将有利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统治。要么，黎明派修正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属于人民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忽视了库尔德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的斗争，从而助长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倾向。他们无非是非此即彼！在这两种情况下，土耳其和库尔德劳动者的团结都受到破坏，他们的斗争也都受到危害。
把对库尔德人民的阶级压迫与对库尔德民族的民族压迫分开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上文所述，这两种压迫的性质及其目的是不同的。
四、帝国主义的和国内统治阶级的种族主义政策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将两件不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本国统治阶级的种族主义政策，他们说：“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的目标是在土耳其人民中间制造敌意并打垮他们。”显而易见地,帝国主义想要在土耳其人民之间散播敌意。为此,它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来达到这个险恶的目的。而土耳其的种族主义政策则是国内统治阶级的一种策略，它出自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中最反动的那一部分,代表了封建制度和封建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由于它的这种特点，种族主义政策甚至一贯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敌人。目前土耳其种族主义政策的极端代表是希特勒式的蒂尔凯什及其政党。另外，种族主义政策和对这种政策的支持也广泛存在于正义党（AP）、民族信赖党（MGP）和共和民主党（CHP）以及其他类似政党中。种族主义政策是粉碎、压制和根除其他民族和人民的政策。在土耳其，针对库尔德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奉行这种政策的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组织起来的政党和政府。当这种政策符合帝国主义在土耳其的利益时，它们会鼓励和支持这些阶级的种族主义政策，当这种政策不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时，它们也许会表示反对。例如：美帝国主义在土耳其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已经将土耳其统治阶级与其捆绑在一起，并为其利益鼓励、支持土耳其种族主义，发展且亲自将这种责任（！）推向极致。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并不在土耳其居统治地位，因此它反对土耳其种族主义，但在巴基斯坦它毫不犹豫地煽动孟加拉种族主义。至于土耳其，即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能马上将它吞掉，而只能够占据其中一块，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在其统治下支持一种反动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政策，并打着支持民族自决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号做伪装。
由帝国主义推行的种族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满嘴叫嚣着谎言的法西斯杂种希特勒，他宣扬德意志民族是生来具有统治世界使命的最优越的民族，再比如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它们贬低世界上的受压迫人民和受压迫民族，并且无耻地干涉其他民族的内部事务，这种干涉就是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的主要表现。
黎明派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通过掩饰土耳其统治阶级的种族主义政策，他们想要维护谁呢？
种族主义不是某种从外部输入的东西，尽管它可能被外部势力支持。种族主义有它赖以存在的阶级和阶层。当它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时它们便会鼓励这些阶级的种族主义政策。这些阶级和阶层不止在土耳其人中存在，在库尔德人中也存在，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疑问：帝国主义在种族主义符合它们的统治时会毫不犹豫地煽动和支持它。出于这样的原因，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应该首先从根本上反对推行它的阶级和阶层，无产阶级运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劳苦大众拆穿这些阶级和阶层的假面具。同样地，也要揭露帝国主义推动的种族主义政策，揭露这种政策是如何无耻地策动和支持不同民族间的种族主义的，并且宣传民主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
因此，不仅要说黎明派修正主义者所谓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政策”正在走向失败，应该失败且必然失败，同样的命运也属于真正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政策和国内反动派。
上述混淆两种种族主义政策的行为只能为国内种族主义者服务，只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五、土耳其民族压迫的拥护者及他们的同伙
我国民族压迫的实际拥护者是土耳其的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美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为他们的民族压迫和种族主义政策撑腰。但是土耳其中等资产阶级同样参与了这种犯罪，这使民族压迫具有更阴险和微妙的形式。列宁同志这样描述他们：“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像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像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向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向封建主和警察。”（译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
看看多安·阿夫哲奥卢[7]、比伦特·埃杰维特[8]和所有那些机会主义者吧！以及米赫里·贝利和希克梅特·凯维尔齐姆利[9],看看他们多么符合列宁的描述。一方面他们反对政府的封建专制，说这是无用的；另一方面却不断推荐着更“巧妙”、更“温和”的民族压迫手段。
多安·阿夫哲奥卢试图为突击队的镇压辩护，做到了即便是手握封建专制铁锤的最疯狂、最狂热的土耳其沙文主义者都不敢做的事，他发表了这样一篇卑鄙的文章，题为《一位突击队长的自述》（见《革命》新闻报）。他这样为镇压行动辩护：“士兵搜查了女人们。他们使用一个探测器来进行搜身。所谓的除了地主以外在场的的所有人都被公然殴打是不实消息。关于人们被强迫脱衣趴在地上的指控也是毫无根据的。但在场的人的确被要求按照命令卧倒或起身。同样，在武器和难民没有被上交的地区进行的搜查中，确实有人被威胁强迫和他们的家眷一起脱衣裸体，这是个有效的办法。但也仅仅是恐吓罢了。”
为了响应阿夫哲奥卢和其他人的蛮横的沙文主义和卑鄙的共犯行为，贝利和他的同伙用更隐蔽的形式（尽管依然很明显）高举起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旗帜（并试图把它伪装成马列主义的），并且将这说成是“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任务”。
米赫里·贝利甚至找到了土耳其种族主义法西斯的“积极面”，他发表了对于库尔德问题的如下观点：“我们已经讨论过土耳其的民族社区了，尤其是库尔德人，可以说为了施行统一母语和文化教育，在那里建立起一个集中的、世俗的和革命的共和政府是有必要的……为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历史深厚的民族情谊，土耳其的民族和领土完整无论以何种方式被破坏，都会在结果上导致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真正利益的对立，而这是利于巩固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统治的。”（我的重点）这难道不是主体民族的沙文主义吗？这难道不是表面上有助于民族平等，实际上只承认土耳其人建国的特权而用哗众取宠的资产阶级口号，例如“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来否认库尔德人自决的权力并且宣扬民族之间最明显的不平等和土耳其资产阶级的特权吗？社会主义者反对任何民族微小的特权和任何民族间的不平等。然而，在土耳其往往只有一个民族享有组建国家政权的特权，即土耳其民族。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也不会支持土耳其民族这样的特权。我们始终全力支持库尔德民族建国的权力。我们完全尊重这种权力；我们反对土耳其民族相对于库尔德民族的特权地位（或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我们教导群众毫不犹豫地认清这种权力并且否认组建政权是任何单独民族垄断的特权）。
列宁同志说：“如果在我们的政治口号中，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脱离的权利，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译注：《论民族自决权》）
那些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等资产阶级和社会机会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发表应该反对特权的感想，而另一方面又悄悄地、满心不安地拥护支持着土耳其资产阶级的现存特权。这些虚伪的商人们，一只手公开伸向民主的同时，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向反动势力和警察特务，暴力的和狂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封建种族主义助长了他们的犯罪。
同样，认为民族压迫仅仅被施加在库尔德人民身上，或认为民族压迫政策仅仅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实施的都是不正确的。土耳其中等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民族立场代表（如多安·阿夫哲奥卢、伊尔汗·塞尔丘克[10]，以及追随他们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还有与他们丝毫没有区别的机会主义者们〔米赫里·贝利、希克梅特·凯维尔齐姆利，阿兰-布伦派[11]（Aren-Boran）机会主义者和更加龌龊的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土耳其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实施民族压迫的同伙。不经过与这些阴险的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不根除民族主义的流毒，那么各民族间工人和劳动者的互信、联合与团结就不能实现。
六、“群众运动”与民族运动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声称民族压迫仅被施于库尔德人民身上，民族压迫政策的目的在于威吓库尔德人民，他们将发展中的反抗土耳其民族压迫的库尔德民族运动看作是群众运动。所谓“库尔德人民已经举起了反抗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的旗帜，这是库尔德人民争取民主权利、民族平等和自决权的斗争……”
首先，群众运动和民族运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任何历史时期发生的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运动都可以被称为群众运动，不论运动的目的是局部的诉求还是为了推翻统治阶级。群众运动是被压迫群众的阶级运动。在阶级社会历史早期就已经有这样的运动了。在我们这个“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帝国主义时期，群众运动将在无产阶级政治自觉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向着被剥削和被压迫大众的最终解放前进。而民族运动，则有明确的历史界限。列宁同志指出：“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致是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译注：《论民族自决权》），至于在东欧和亚洲，民族运动是1905年才开始的。
其次，民族运动的必然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至1871年，西欧已经转型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体系，这些国家（除了冰岛）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列宁）。1905年左右在东欧和亚洲开始的民族运动也朝着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向前进。
“在整个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一直都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活动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对这种语言发展和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不受障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运转活动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紧密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仍然是内部结构不正常或者说发育不完全的（落后的）国家’”（译注：《论民族自决权》）
为什么说民族运动的必然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呢？因为民族运动一开始就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同出现的，民族运动的发展也符合了资本主义的需求。
再次，“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斯大林）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并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声称为整个国家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与运动的程度。”（斯大林）
在斯大林同志分析了工人和农民参加民族运动的情况，并且说：“觉悟了的无产阶级有自己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之后，他继续说道：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运动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整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仅仅使资产阶级获益。”
斯大林同志补充道：“但绝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此可以做出的结论是：群众运动和民族运动并不是同样的运动。
总的来说，群众运动是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发起的阶级运动。本质上带有被压迫群众的印记；它发生在各个历史时期，今天的群众运动已经意识到人民的最终解放需要团结在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并通过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来完成。
民族运动伴随着上升的资本主义而发生。在西方，它发生在1789年到1871年间，而在东欧和亚洲则从1905年开始，在一些地方持续至今，民族运动总是带着资产阶级的印记，它的必然趋势是建立最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今天土耳其库尔德地区“发展迅速”的运动，既是由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领导的民族运动，也是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库尔德工人和农民的一场群众运动，它日渐表现出团结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趋势。前者运动的目的只是终结土耳其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同时代表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抢占对“内部市场”的控制，而后者同时反对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和民族压迫及其政策。黎明派修正主义者无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的特点和目的，将它们描摹成相同的东西。
七、东欧和亚洲民族运动的发展
我们曾经提到，东欧和亚洲的民族运动大约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这些运动的必然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民族运动刚刚在亚洲和东欧开始兴起的时期，同时是帝国主义成形的时期，此时贸易具有国际性，国际资本与国际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
从190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欧和亚洲建立了许多民族国家（其中一些是多民族国家），殖民地普遍呈现出所谓的独立状态。但事实上，随着半殖民地国家取代了殖民地，一种新的从属形式正在蔓延。
伟大的1917年十月革命宣告了世界范围内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革命时代的结束，并开启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开始惧怕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因此，东欧和亚洲的民族运动仅仅局限于将殖民地结构转变为半殖民地结构，而无法逾越，并且原封不动地保有了半封建结构的特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达成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东欧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夺取政权，以及这些国家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迅速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帝国主义的退却，使得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加畏惧革命。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新时代里，民族运动的形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任务，即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现在落在了无产阶级运动的肩上。
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执行这些本属于他们的历史任务的力量或能力了。只有民族资产阶的一个派别，革命的派别，才可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人民统一战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只是不断地仿徨地跛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广泛的、典型的情况。
另一方面，旧殖民地和多民族国家中被压迫的、依附的、被控制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中少数的一部分也在开展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运动，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这些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都是从上个时代遗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个别情况，并不普遍，也不代表我们的时代，但马列主义者仍然要强调它们。
在这两种类型的民族中，民族运动的必然趋势便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有什么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这些民族运动具有进步的和民主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族运动，无论是以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或是以别的什么形式结束，都不能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在这些国家内，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又将落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肩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认识到，一方面它有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使命，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进步性和民主性。
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土耳其，只有库尔德人构成了一个民族（译注：除土耳其人以外）。在这方面，从土耳其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看，库尔德问题构成了民族问题的实质（并不全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发展。
八、库尔德民族运动
土耳其的民族运动并不新鲜，其中也不只有库尔德民族运动。它们始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崩溃之前，一直延续到今天。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曾多次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即土耳其民族。历史上，除了库尔德民族运动外，其他民族运动都以某种决议的形式结束了。今天，土耳其境内唯一未尘埃落定的民族运动是库尔德民族运动。
在土耳其，民族运动的必然趋势始终是建立具有民族完整性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悄然进入东欧和亚洲人生活的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掀起了民族运动。土耳其境内的其他民族与土耳其分离，在新的民族（或多民族）国家内组织起来，这与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相符。1915和1919年间遭到大规模屠杀和流放的亚美尼亚民族运动除外。《洛桑条约》把库尔德人分隔在不同的国家内。帝国主义者和土耳其新政府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确定新边界，这侵犯了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无视库尔德民族的意志和愿望。至此，库尔德斯坦地区就被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瓜分了。
在此关头，让我们再提一点：库尔德斯坦的自决权被《洛桑条约》践踏和撕碎无疑是不公正的。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反抗这种不公正，并在这个议题上使统治阶级蒙羞。然而，把纠正这种不公正纳入计划是愚蠢的，因为有许多历史上不公正的例子早已失去了话题性。只要不是“继续直接阻碍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的不公正”，共产党人就不能采取保证纠正这些历史遗案的方式来转移工人阶级在根本问题上的注意力的立场。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不公，早已成为既定事实，不再具有“直接阻碍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因此，共产党人不再要求纠正这种不公，因为这样做是愚蠢或缺乏洞察力的。我们提出这一点的原因是，一位同志在讨论一项草案时要求将统一库尔德斯坦地区纳入该方案。土耳其的共产主义运动只需要以最好、最正确的方式解决土耳其境内的民族问题。如果伊拉克和伊朗的共产党从各自国家的角度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最佳办法，那么，有关的历史不公将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对我们来说，把统一整个库尔德斯坦纳入计划是不合理的，是因为：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问题，而是库尔德民族自己要决定的问题。我们捍卫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即建立本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无论是行使这种权利，还是要走别的道路，都由库尔德民族自己决定。这一话题我们之后再谈。
库尔德民族运动在《洛桑条约》规定的土耳其领土内继续进行，不时地就有起义爆发。其中最主要的是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叛乱、1928年的阿拉拉特叛乱、1930年的齐兰叛乱和1938年的德西姆叛乱[6]。这些运动除了具有民族性外，还具有封建性。曾拥有自治权的封建领主，当政府开始威胁他们的自治权时，就与中央政府发生了冲突。这是促使封建领主反抗中央政府的主要因素。库尔德资产阶级希望统治“自己的”国内市场，与渴望自治的封建领主联合起来，反对土耳其统治阶级手中的中央政权，因为遭受到残酷的民族压迫，农民群众广泛地参加这些运动。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民族压迫政策：
“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性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译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这些原因使库尔德的封建领主、年轻的库尔德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库尔德农民团结起来，反对新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和官僚。土耳其资产阶级和地主们，试图在各个领域传播和恢复种族主义。他们从头篡改了历史，创造了一个种族主义的、荒谬的理论，声称所有国家都来自土耳其人，所有语言的来源也是土耳其语！“太阳语言理论”就是为了给这一点服务而产生的。土耳其人是主人（实际上，“主人”是土耳其统治阶级）。至于少数民族，他们被迫服从土耳其人。除土耳其语外，禁止讲任何语言。少数民族的一切民主权利都被剥夺了。对他们的一切折磨和侮辱都是允许的。他们对库尔德人展开疯狂地贬损。统治阶级全力在土耳其工农中建立土耳其沙文主义，这种政策取得了大体上的成功。全国各地宣布的戒严令在东部更为严厉。库尔德地区被宣布为“军事禁区”。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加强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统治民族沙文主义激起的结果。库尔德农民必然会被推到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领主的那一边去。库尔德人民，其中大多数甚至不会说土耳其语，特别是库尔德农民，他们自然对像殖民统治者一样压迫折磨他们的新政府的官员进行了暴力反抗。农民的这种正当反抗，必然与库尔德封建地主和库尔德资产阶级的反抗相结合。库尔德叛乱就是这样发生的。共产党人支持这些起义行为中反抗暴政、不平等、特权和民族压迫政策的进步和民主方面。但反对封建地主的自治愿望和资产阶级争取自身特权的斗争。共产党人不捍卫任何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特权和优越地位。由于在那个时期，土耳其共产党奉行了错误的路线，它无条件地支持土耳其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它没有把库尔德农民对民族压迫的强烈而正义的反抗同无产阶级的领导统一起来，而是向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示弱，因此严重损害了两个民族劳动人民的团结。这在库尔德劳动人民中间播下了对土耳其工农缺乏信心的种子。
那些称赞土耳其新政府对库尔德叛乱的镇压以及随后的屠杀是“进步的”、“革命的”反封建运动的人是统治民族的不折不扣的、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这种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新生的土耳其不仅攻击封建的库尔德酋长，而且还攻击全体库尔德人民：妇女们、孩子们、男人们，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村民。他们忘记了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对那些不反对它的封建首领是友好的，还支持和援助他们。他们忽视了促使库尔德农民起义的原因与促使库尔德封建首领起义的原因之间的显著差异。还有一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试图捍卫土耳其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理由是据称英国人是谢赫·赛义德起义的幕后黑手。我们在此不讨论英帝国主义是否是谢赫起义的幕后黑手。我们将讨论是否可以根据这一指控为民族压迫政策辩护。让我们假设英帝国主义是谢赫·赛义德叛乱的幕后黑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应持怎样的态度？首先，是坚决反对土耳其统治阶级镇压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政策，积极抵制这一政策并且要求库尔德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即要求库尔德民族有决定是否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
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库尔德地区举行公民公投，不受库尔德民族本身之外的干预，以这种或类似的方式决定是否脱离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要争取撤出所有镇压库尔德运动的军事单位，坚决防止一切形式的干涉，库尔德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这将会暴露土耳其统治阶级的镇压、迫害和干涉政策，并且对这些政策形成积极地打击。第二，共产主义运动应揭露英帝国主义挑动民族对立的政策，解释这种政策如何损害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并积极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干涉内政政策。
第三，它会从“无产阶级为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整体利益的立场”来评价库尔德民族的脱离，并作出支持或不支持的决定。如果它认为两个民族不分离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更有益，就应该在库尔德工农中间宣传这一点；特别是，库尔德共产主义者会在本民族人民中宣传团结，并同那些竭力通过加强地主、毛拉、谢赫地位来缓和反民族压迫运动的人斗争。尽管如此，如果库尔德民族决定分离出去，土耳其共产党人就会接受这一点，并坚定地与反对脱离的倾向作斗争。至于库尔德共产主义者，他们将继续在库尔德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中争取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同库尔德封建领主、谢赫们和毛拉们以及资产阶级鼓吹的民族主义目标斗争。
如果共产主义运动判定库尔德民族的脱离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有利的，例如，如果库尔德地区的革命的可能性在脱离的情况下增加了。这样的话，它会捍卫这种脱离的行动。无论是在土耳其劳动者中，还是在库尔德劳动者中，它都会为这个目标而奔走。这两种行动都会使土耳其劳动者、库尔德劳动者之间建立起温暖而真诚的联系，库尔德人民会对土耳其人民和共产党人产生极大的信心和深厚的友谊，人民的团结会更加坚不可摧，革命的成功也会更加巩固、更容易促进。
让我们再重复一次：那些企图通过宣称英帝国主义操纵了谢赫·赛义德起义，从而把土耳其政府践踏库尔德民族自决权和进行屠杀等行为描述为公正和进步的人，他们是不可救药的土耳其沙文主义者。今天，梅丁·托克（Metin Toker）[12]，这个亲美法西斯将领团体最卑鄙的捍卫者（和实质上的顾问），坚持将那一时期对库尔德民族的屠杀归因于“英帝国主义的介入”，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同样，多安·阿夫哲奥卢，这个企图公然为连法西斯政府都没有勇气公开辩护的突击队暴行进行辩护的人，坚持着和梅丁相同的说法，事情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一个民族的自决权，不能因为有人声称民族自决是或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而加以限制或剥夺。一个民族“压迫和虐待”的暴行是无法用这样的借口来辩护的。另外，在那段时期，土耳其政府也在与英法帝国主义合作。无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样的：“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绝不允许出现对少数民族丝毫的压迫和不平等。”（列宁）（译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第一句为原文，第二句经过作者修改，原文为：“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正式的统一整体，都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斥责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民族暴力、压迫和不平等现象。”）我们继续看到：土耳其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与此同时，库尔德民族运动也仍在持续。其中的例外是：一部分库尔德封建领主加入了土耳其统治阶级的行列。
极少数库尔德大资产阶级也加入了土耳其统治阶级的行列。库尔德资产阶级力量有了很大的加强，封建势力对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影响也相应地减弱了。今天，加强了的库尔德资产阶级、接受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和小地主领导了库尔德民族运动。除此以外，库尔德工农受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影响相应地也比过去要小得多。马列主义思想开始扎根于库尔德工人、贫困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并迅速传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共产党人对库尔德民族运动应该持什么态度？现在我们要讲讲这一点，并且我们还要揭露黎明派修正主义损害人民团结的错误路线。
九、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民主内容
库尔德民族运动反对压迫民族统治阶级的胁迫、暴政、特权和私利，具有普遍的民主内容。消除民族压迫，保障民族平等，消除主体民族统治阶级的特权，结束对语言的禁令和限制，各民族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平等和承认各民族在建立国家上的权利平等，这些都是民主和进步的要求。斯大林同志说：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他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使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译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同志的著作：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性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民族工人的团结事业。”（译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民族压迫政策甚至不止于压迫非独立的民族，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变成了一种使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对立的政策。这样，仇恨的种子就播在各个民族的劳动者中间，以这种方式“分化”工人和劳动者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更加轻易了。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由于它针对统治民族的民族压迫政策的这个方面，所以有利于巩固各民族工人和劳动者的团结，有利于使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劳动者的精神力量得到自由发展，有利于消除阻碍这一进程的各种障碍。
列宁同志说：
“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译注：《论民族自决权》）
但是，在任何民族运动中，这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要求，都不仅限于消除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平等。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这一点：
十、在库尔德民族运动内部，资产阶级和小地主为了强化民族主义做出的“积极”行动
总的来说，在每一场民族运动，特别是库尔德民族运动中，资产阶级的根本目标是维持他们现有的优势。即掌控市场，垄断区域内的矿产资源，等等。这是为了保有利于他们的特权和不平等条件，以及保证他们自己的民族得以发展。资产阶级（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民族运动）和地主们要求利于他们的特权和不平等。他们希望剥夺其他民族的民主权利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想要将民族压迫强加给任何比他们弱的民族。他们想要用民族的藩篱隔离不同民族的无产者，并确保他们本民族的无产者和其他劳动者能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的民族主义的目标。资产阶级想要用他们的民族文化取代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国际文化，并发展这种文化（即建立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霸权），以这种文化为土壤培养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最终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的阶级野心的无条件拥护者。资产阶级和地主们抗拒民族间的融合与不同民族从被强迫的同化中分离的这种历史趋势，他们同样抗拒民族间自然发生的同化过程和民族间差异的自然消失。他们反对国家中不同民族间无产者在同一阵线中的团结。他们希望能将无产者依民族身份分离开来，将本民族的无产者统合在“民族整体”中，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阶级队伍里，以助长资产阶级的阶级野心。
今天，几乎不可能不注意到，在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内部，除了普遍的民主性质外，还存在着类似上述各种企图强化民族主义的反动野心。这些野心来自领导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们。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完全将库尔德民族运动内资产阶级和地主们强化民族主义的这种“正面”作用搁置在了一边。
根据黎明派修正主义者的说法，现今在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内发展的运动不是同时具有进步和反动这两种性质的民族运动，而完全是对抗民族压迫和同化政策，争取民主权利、民族平等和库尔德人的民族自决权的群众运动。（！）
因此，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转而支持民族主义者、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的反无产阶级的野心和行为。通过将库尔德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依附于库尔德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小地主，他们实际上破坏了两民族间人民的团结。黎明派修正主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路线已然同库尔德民族主义调和到了一起。
总的来说，正如所有的民族运动，库尔德民族运动兼具两种性质。第一种是一般民主性质，如反抗民族压迫、民族特权，反对建国权的垄断，以及反对土耳其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打压迫害。
第二种性质，则是以强化库尔德民族主义为目标，进而确立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的统治地位和特权的反动性质。
十一 、有阶级觉悟的土耳其无产者应该对库尔德民族运动持有怎样的态度？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任何有阶级觉悟的土耳其无产者，不论民族，都不应该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第二，任何有阶级觉悟的土耳其无产者，不论民族，都应该努力将工人和农民团结到无产阶级自己的的旗帜下，并领导一切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们应以土耳其这个国家为基础，把土耳其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受压迫者团结到联合的阶级组织中。
第三，任何有阶级觉悟的土耳其无产者，不论民族，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库尔德民族运动对于土耳其统治阶级的压迫、迫害和特权的反抗和对消除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平等的一般民主诉求。他们同时应无条件地坚定地支持在其他被压迫民族中类似的运动。
第四，任何有阶级觉悟的土耳其无产者，不论民族，都应该不偏不倚地看待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为了他们的统治和特权发动的斗争。任何有阶级觉悟的土耳其无产者都不应该支持库尔德民族运动中强化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趋势，决不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更不应该支持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为了他们的统治和特权的斗争。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只支持库尔德民族运动中一般的民主诉求，而不应超过这一点。
我希望，为了能在这个问题上带来更好的解释，读者们将乐于接受我们援引列宁同志的这一大段话。
列宁同志说：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在估计这个社会时，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要使这种承认不致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就应该极严格地只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的东西，——应该使这种承认不致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蒙蔽。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过来，反对任何民族压迫，争取人民自主，争取民族自主，这是进步的。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坚持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对职责。这主要是一项消极任务。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会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资产阶级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积极’活动。
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其一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受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严格限制在一定历史范围的界限会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这里的界线往往是很微细的，而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却把这个界线完全忘记了。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拥护一切民族发展，拥护一般‘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正确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一般地发展民族，由此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独特性，产生了接连不断的民族纷争。无产阶级不仅不坚持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地，还警告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保护资本主义流通有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
“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采用其他的做法就是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方面去。”（译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判意见》）
列宁同志继续写道：
“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以所谓消极的要求，即以承认自决权为限，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是最能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只是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受到什么损害）。”（译注：《论民族自决权》）
列宁同志继续写道：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精神’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
……，而工人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划清两种趋势。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
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企图使自己民族具有特殊地位的趋向，……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能担保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
……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的和民族的特权，拥护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的任务；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达到完全的团结和最紧密的统一，要求反对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离开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优先剥削他们的人，不管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比异族资产阶级占优势，还是波兰资产阶级比犹太资产阶级占优势，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无论是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无论是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应许说他们一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分离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在前进着，并且会继续前进。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总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实际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译注：《论民族自决权》）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
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反抗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的斗争，库尔德民族运动是进步并具有民主性质的。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其民主诉求。我们以果断的、无情的方式对一切有利于土耳其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的特权和不平等条件（包括他们成立国家的特权）进行斗争。我们同样无条件支持库尔德民族运动中这方面的要求。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与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们的反动的民族主义野心作斗争。当在与有利于土耳其统治阶级，有利于民族压迫和针对少数民族的迫害的特权与不平等条件作斗争时，如果不同时与受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的民族主义野心发起斗争，那么另一种民族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就会得到巩固，并且，库尔德无产者的阶级觉悟就会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钝化。
如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得以巩固，那么库尔德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将会被推向民族主义的怀抱，而库尔德工农同土耳其工农的团结将会被破环。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通过将库尔德民族运动，一个由不同要素所组成的运动展现为一致的“库尔德人民的”运动；通过将这个运动描述成一个整体并且是完全进步的；通过不讲明这个运动进步的范围和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的反动野心作用的范围（准确的说，通过不区分这两者间的差异），得出了上述利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结论。由此，他们其实是在向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让步，损害全体土耳其无产阶级，特别是库尔德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十分好奇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在将来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的“积极行动”使他们本阶级更加壮大时会做什么，但我们很清楚他们现在会做什么！他们会无条件地加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行列。
让我们再强调下这一点：共产主义者们一定会区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一定会区分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大民族的民族主义。
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说道：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列宁同志继续说道：
“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译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难道是在像列宁同志提倡的那样做吗？不，他们从来没有！现今的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从根本上遵循的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路线，保卫的是土耳其统治阶级的特权。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把土耳其沙文主义作为立场，以懦夫的和哗众取宠的方式践踏库尔德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他们所要做的与列宁同志提倡的完全是不同的事。一方面，他们遵循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他们站在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立场上，尝试抹除库尔德工人和劳动者同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间的界限。这不是在对少数民族反抗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上做到最大程度的妥协和忍让，而是在支持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和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工人和劳动者的民族野心。
另一点是：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声称库尔德人民正在为争取民主权利、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而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作斗争。
人民只能通过发动革命来决定自己的未来，因此库尔德人民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意味着他们将通过推翻统治阶级来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在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里，要说明库尔德人民正在为一场革命而斗争的确需要一些敏锐的思考（！），如果库尔德民族是在像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暗示的那样，即库尔德民族正在进行争取脱离的斗争。那么在当今暴力强迫的统一条件下的库尔德民族为民族自决（注意，不是〔民族自决〕的权利）的斗争只意味着为脱离而斗争。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每个民族运动的一般趋势都是建立一个具有民族主权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符合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的需要，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因素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库尔德民族运动的一般趋势，同样的，也是建立一个具有民族主权的国家。然而，一般趋势与在民族运动中形成的实际要求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实际要求并不违反一般趋势，但每场民族运动都会选择把一般趋势，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实际目标。
有几个因素在影响这一局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权力关系、同一国家不同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的利益、民族压迫的特征、战术策略上的考虑等等。上述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在民族运动中形成的实际目标。因此，尽管民族运动的一般趋势是向着建立具有民族主权的国家，但民族运动中形成的实际要求可能与其差之千里。
让我们听听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吧：
“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译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民族运动还没有公开提出脱离的要求。现今，库尔德民族运动中已提出的要求有：阅读、书写、使用库尔德语的自由，以库尔德语广播的自由，消除阻碍“民族文化”（其实是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的文化）传播的障碍，结束民族同化政策，建立以库尔德语授课的学校，承认民族自决权，等等。我们引用的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库尔德民族运动中公开提出脱离的要求。因此，声称不是库尔德人民，而是“库尔德民族正在为民族自决而斗争”这一观点，至少从现在来看是不正确的。在这样作结论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忽视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小地主中存在的强烈的分离渴求。然而，我们认为这一愿望并没有达到民族运动中的公开要求的阶段。
今天，举个例子，北爱尔兰的民族运动已经公开地形成了脱离的要求；而在过去，库尔德民族运动也是与脱离要求一同产生的；等等。今日的库尔德民族运动没有公开形成脱离要求并不代表其在将来还会如此，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调和的可能性。在伊拉克，巴尔扎尼运动[13]（Barzani movement）满足于接受部分自治这一条件。此外，当库尔德民族运动的一翼支持脱离时，另一翼可能还对此持反对意见。因此，我们不要草率行事。
十二、我们不能否认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在土耳其工人和农民身上的影响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说道，全体土耳其工人和农民都支持库尔德人民（！）〔对抗民族压迫和同化政策，争取“民主权利、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 〕的斗争。（我的重点）这里，为了华丽动听的词句，他们完全抛弃了铁一般的事实。首先，让我们改正这一错误：不说全体土耳其工人和农民，哪怕是土耳其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也不会无条件支持“为了自决”的斗争。他们只会在特定情况下支持脱离，那就是当脱离符合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利益时。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它也会尊重并接受库尔德民族的脱离诉求，但其不会积极地支持这一点。我们之后还会谈到这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声称“全体土耳其工人和农民”都支持库尔德民族一切最正义的、进步的要求。这只不过是个不实际的愿望罢了。土耳其工人和农民的思想被土耳其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广泛地、负面地影响了。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甚至负面地影响了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部分的观点，更不要说是农民了。也就是说，土耳其的共产党人负有瓦解土耳其民族主义和清除工农身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残余的具体任务。一切导致忽视或低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判断，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讲，都是有害无益的。列宁同志对俄国的描述在我们这一点上同样有效：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来也许还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考虑到这一点。”（译注：《论民族自决权》）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并没有考虑现实，因而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忘记了它发动一场针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斗争的任务。
十三、人民的自决权和民族的自决权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已经扭曲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原则，并使它们变得难以理解。他们已经把“民族的自决权”原则扭曲成了“人民的自决权”。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首先，后者指人民推翻反动阶级的权力、夺取政权并统治国家，简而言之，是指发起一次革命，而前者意思是一个民族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宣称他们承认库尔德人有发起革命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民自决权的提法一度是布哈林用来反对列宁同志的，并因此受到了列宁同志的批判。让我们看一看列宁同志对布哈林的回应：
“对于民族问题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作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要承认某个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真是岂有此理！不对，请原谅，这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您把这一条删掉，那您就是沉溺于幻想。”
“……布哈林同志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译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
今天土耳其的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坚持”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为所谓的“库尔德人民的自决权”进行辩护，这不只是荒谬的，同时，他们也是可怕的统治民族民族主义的最专业的理论家。现在的土耳其，建立国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土耳其民族的特权。库尔德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被剥夺了。共产党人绝不捍卫任何民族特权。他们提倡民族间绝对的平等。当然，他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之间的绝对平等无法实现，但是尽管如此，即使这只是假设的，他们反对一切民族特权和不平等的表现来确保工人和来自不同民族的劳动者的联合，并站出来支持最广泛的、最进步的和最清晰的民主形式。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在做什么呢？他们通过承认（！）库尔德民族发动革命的权利来否定库尔德民族建立国家的权利。他们在阴险地、邪恶地保卫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民族建立国家的特权。这不只是“荒谬”的而且是“可怕”的。
十四、“民族自决权”就是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宣称“……自决的权利，若其愿意，也有权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他们视 “自决权”与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为不同的东西。上述说法仅在这样的表述下才是正确的：“……自决权就是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因为这就是自决权的实质。
列宁同志在很多场合阐述了自决权就是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原文引用遗失”
“因此，如果我们要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至于为什么只能把自决权理解为作为单独的国家生存的权利，而作别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我们下面再谈。”
“……从历史—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所谈的‘民族自决’，除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理解为政治自决，即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
“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离主义，正像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维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
“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背离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
“首先应当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文献虽然非常少，但是就从现有的文献中仍然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自决权向来都是指分离权而言。”
“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的含义“仅仅”是指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自决权问题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无论是1896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也好，无论是自决权只能理解为分离权也好……”
“……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
“在本文已经排好版以后，我收到了《我们的工人报》第3号，在这份报纸上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谈到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他写道：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党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原则既然是之领土独立权而言，也就根本不涉及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如何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并且很清楚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译注：《论民族自决权》）
不顾列宁毫无疑问地清晰的阐述，不停地混淆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文献弄得混乱且不可理解这方面还真有过人的天赋！
一方面，民族的自决权在眨眼间就被转变成人民的自决权（我们已经清楚人民的自决权就是发动革命，因为人民只有通过推翻反动政权才能获得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而另一方面，他们说自决权和建立独立国家是两回事。
如果我们体会到黎明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我们的运动声明它承认库尔德人（革命）的权利，如果他们愿意，库尔德人可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真正意思。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马列主义运动带给民族问题的完美的解决方案（！）。显然，这个解决方案（！）只意味着捍卫土耳其统治民族建立国家的特权。
十五、“自决”、“自决权”
“自决”和“自决权”不是一回事。自决意味着分离、建立独立国家。然而“自决权”意味着，就像上文表明的那样，是指分离的权利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在所有情况下，共产主义者无条件捍卫的是“自决权”，也就是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自决权”（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决不应该与“自决”（建立独立国家）混淆。共产主义者在所有情况下捍卫前者而有条件的捍卫后者。虽然，共产主义者们无条件地坚持“自决权”，但是共产主义运动，按列宁的说法：“必须根据每处具体的情况，从社会发展的全局利益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对后一个问题作出判断。”（未找到原文）
列宁同志将“民族自决权”比作离婚的权利。虽然，离婚权在任何条件下都被无条件地捍卫，但是某人的离婚问题，众所周知，只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做决定，并不能无条件地决定。同样的，就像一个不承认离婚权的家庭结合是一个强迫的一样，不承认“自决权”的民族间的统一也是强迫的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是基于互相信任和一致的意志。它是基于互相敌视和胁迫的腐朽的统一。共产主义者不捍卫这种统一。他们期待并捍卫一种合理的基于互相信任、友谊和自愿的统一。此外，一般来说，共产主义者宁愿组建大的国家而非众多小国，因为建立在广袤地区上的大国在阶级斗争、大规模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具有更有利的条件。然而，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共产主义者完全反对基于民族压迫和强制的大国。民族间的统一必须是基于自由意志和互相信任的统一。这就是无条件保卫民族自决权的义务的来源。然而，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对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那就是支持人民发动革命的权利却践踏民族的自决权。
此外，所谓“库尔德人民的自决权不能与基于破产农民的土地革命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分离”，他们给自决权附加了条件。别忘了这个荒谬的宣言就是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给民族问题带来的解决方案！在受到批判后，这些修正主义者们被迫把“自决权”一词替换成了“解放”，但是这从来也没妨碍他们继续翼赞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们说：“我们的运动……致力于从库尔德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出发（重点），决定库尔德人民的命运。”（我的重点）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这个宣言都是充满错误的。让我们在再重复一次，首要的，应该是“库尔德民族”而不是“库尔德人民”，因为库尔德人民的自决问题与民族问题无关，也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无关。同样，如果是库尔德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那么当然应该是“从库尔德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出发”。而不可能是其他的方面，因为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就是指人民建立他们自己的革命政权。因此，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难道还可能不是“从工农的利益出发”吗？完全是胡说！
宣言中提及“决定库尔德人民的命运”。这个表达更是错上加错。不应该是“决定人民的命运”，而应该是“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库尔德人民的命运”十分清晰地表明，这个决定是从外部进行的。也就是说一个外部力量在左右库尔德人民的命运。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已经把民族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他们在进步性、革命性和正确性方面都违反了“民族自决权”的概念。他们对此概念进行了难以置信的歪曲，使其为统治民族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服务。
如果在以上的表达中用“民族”取代“人民”这个词，那么仍会存在下面两个错误：宣称“我们的运动从库尔德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出发，决定库尔德‘民族’的命运”，如果这样，那么库尔德工农的命运将被“我们的运动”决定，而非库尔德人民自己。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方面，也就是民族自决权将会被从民族手中取走，这个最基本的权利受到了践踏。以上的宣言将意味着：“我们的运动从库尔德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出发，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
很明显，这样的表达将属于民族的建立国家的权利转移给了所谓的“我们的运动”。其次，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不包含是否应该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从不会事先对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问题进行判断。共产主义运动，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为“为民族自决权”提供保证，并将其纳入运动的日程中。至于是否应该分离的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从结果上讲，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已经从总体上破坏了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尤其是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如果破坏了民族自决权，那么“民族平等”的原则也就不存在了。他们不只向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同时也向他们的警察局长和法西斯将军们伸出了友谊之手。
十六、土耳其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什么时候会支持库尔德民族的分离，什么时候不会支持？
土耳其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无论民族为何，都将从革命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库尔德民族独立建国的问题。如果库尔德民族的建国有利于在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土耳其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将支持分离。如果分离会推迟和阻碍这种人民民主革命的发展和成功，那么土耳其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就不会支持分离。假定我国正在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库尔德斯坦农民中迅速扎根，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迅速壮大，革命运动在库尔德斯坦比在土耳其西部地区发展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库尔德地区继续留在土耳其边界内，只会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国家设置的障碍而导致革命的停滞。或者让我们假设，红色政权已经在库尔德地区的各个区域出现，而相比之下西部的革命发展得更为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统治阶级及其国家的压迫将再次拖延和阻碍东部革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东部的分离将加速和加强革命的发展。这也将为西部和东部的革命增添动力，并且会对中东其他国家革命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不论民族，都期盼并主张库尔德民族的分离，并希望库尔德斯坦迅速发展的革命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下去。
另一方面,如果土耳其的其他地区的革命以较库尔德地区更快的速度发展,如果库尔德斯坦的分离会延缓这个地区革命的发展并巩固封建地主、酋长、毛拉（译注：mullahs，指伊斯兰神学领袖）等的主导地位，并且如果东部的革命斗争因得不到西部的支持而被削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不分民族，都将不会支持分离。再比如土耳其革命胜利后，库尔德资产阶级领导的分离运动开始，土耳其无产阶级也不会支持分离……
我们说的这些显然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但是，把这些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态度的假设仔细地琢磨是很有好处的，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在什么条件下支持分离，在什么条件下反对分离。何况，这些假设与真实的、可行的现实有关，而不是虚幻的、不可能的事情。
十七、如果库尔德民族决定分离，土耳其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将作何反应？
在分离的情况下有两种可能：第一，如上所述，如果分离行动对革命的发展起到有利的影响，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了。土耳其无产阶级肯定会主张和支持分离。
第二，分离对革命发展有消极影响。尽管如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库尔德民族想要分离，土耳其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会怎么做？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在口头讨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以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阻止分离。我们的运动给予同样的问题的答案是:共产党人绝对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虽然他们会在库尔德工人和劳动者中传播有利于“统一”的宣传，但绝不会使用武力反对分离的愿望。承认“民族自决权”，就是决不反对一个民族行使这一权利，即分离权，共产党人将完全、绝对地把库尔德民族是否独立建国的决定权留给库尔德民族自己。如果库尔德民族希望如此，它就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不愿意，那么它就不会这么做。做出这一决定的将是库尔德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共产党人非但自己不会阻碍一个民族的分离愿望，而且也会积极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政权强行阻止分离的努力。他们还将努力反对一切形式的外部干预。
如果库尔德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意识到分离会破坏革命，他们将竭尽所能确保统一。即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人有权代表他们进行外部干预。外部干预、使用武力或不论以任何理由阻挠分离的愿望，都违背了“各民族自决的权利”。这种违背行为，将破坏各民族工人和劳动者的团结，动摇他们对彼此的信心，煽动民族仇恨，从长远看，会对无产阶级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在芬兰人的要求下（1917年12月31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芬兰人脱离俄国。如果芬兰人没有想要分离，如果芬兰加入苏联组织成一个人民共和国，这当然会更好，但是芬兰民族想要脱离俄国。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要么同意分离，要么采取十分有害的以武力镇压这种愿望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同意芬兰脱离俄国，没有在分离的道路上设置哪怕是最小的障碍。这种态度既有利于芬兰人民，也有利于苏维埃俄国的革命。这种态度巩固了芬兰工农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1918年至1920年，苏俄内战仍在继续，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芬兰进攻苏联的计划遭到了芬兰人民的抵抗。如果不顾芬兰民族想要这样做，阻止其分离，这种态度只会在两国人民之间造成根深蒂固的敌意。列宁同志在斯莫尔尼宫（译者注：此处原文为Smolni，应为Smolny）说道：
“我在斯莫尔尼宫把正式文件交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温胡武德(注：俄文”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殷勤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客套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啊！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莫斯卡里（注：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译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
列宁同志在芬兰问题上的态度就是一个极具教育意义的例子。黎明派修正主义者的态度与列宁同志的完全相反。我们的态度则完全符合列宁同志的态度。
十八、“分裂”煽动之语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说:“我们的运动将与（一切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分裂政策进行斗争，他们鼓动对土耳其人民与库尔德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兄弟情谊的仇恨。”(我们的重点)
他们的术语“分裂政策”是从土耳其统治阶级民族沙文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的政治词典中借用的。
统治阶级给任何反对其民族主义政策的人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他们不仅把希望脱离的库尔德人称为分裂分子，而且把所有捍卫分离权利或不同程度地反对民族压迫的人称为“分裂分子”。在土耳其，分裂的含义是“领土的分裂”，“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分裂”。
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阶级，甚至那些（公开地）向民主伸出一只手，而另一只手（从背后）伸向统治阶级的，在政治上稍微进步一点的中等资产阶级是“分裂的”，这是荒谬的。什么分裂？他们是“分裂”的无情敌人。从早到晚，他们诅咒“分裂”。他们赞成国家的统一，不惜一切代价反对任何对领土完整的分裂！也就是说，他们赞成强行将库尔德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留在土耳其境内。而共产党人反对这种“统一”；共产党人捍卫所有民族的工人和劳动者的团结。当统一有利于革命利益的时候，他们主张在人民组织在一个国家里，不实行领土的分离（即使在保卫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的根本目标也是工人和劳动者的团结）；当统一不符合革命利益的时候，他们主张领土的分裂和民族的分离。“领土统一”、“国家统一”等口号，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口号。共产党人用这样的口号和他们划开清晰的界限：“所有民族的工人和劳动者团结起来”。
用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语言来攻击“分裂”，而不采取上述立场，只会使思想混乱，使土耳其统治阶级更容易得逞。以一种令人恐惧的蛊惑人心的方式说“他们才是真正搞分裂的人”，这样做是无益于反抗国家不公正的行为的，因为这是把问题怪罪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分裂”的概念。
人们仍然记得，报纸《工农》（Worker-Peasant）上“分裂的是谁？”的标题下，库尔德民族分离的权利是如何在一大堆煽动和诡辩中被破坏的，而统治阶级的口号“国家和领土的统一”是如何被阴险地支持的。黎明派修正主义者通过使用统治阶级的用词来攻击“分裂政策”，实际上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捍卫“领土和国家统一”；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国家的官方观点。不论民族，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口号，是这样的：
“所有民族无条件平等，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各国工人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
十九、黎明派修正主义的基础是凯末尔和伊诺努的统治民族民族主义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对历史上土耳其民族施加给库尔德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是赞同的。因凯末尔[14]曾说过：“在土耳其，那里有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他们鼓掌叫好。因伊诺努[15]在洛桑曾说过：“我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代表。”他们欢喜雀跃，并依此树立自己的观点。仿佛在向土耳其统治阶级说：“看，安塔图尔克（译注：即凯末尔）和伊诺努都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这就是咱们一贯的作为！对此有什么好气愤的呢？”
修正主义叛徒们妄想用承认一种人的存在来解决民族问题（即便他们只是承认了库尔德人的存在，而不是承认了库尔德民族的存在！）。
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捍卫所有民族及其语言的绝对平等，反对一切民族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制度和特权。在建立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同样要求民族平等。基于此，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自决权”。而资产阶级则抓住每一个机会制造有利于他们本民族的不平等，主张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权，践踏其他民族的正当权利等等。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可能会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甚至在不得已的时候赋予别民族一些权利，比如像伊拉克的阿拉伯资产阶级那样。但他们又抓住每个机会践踏这些权利，想要骑在别民族头上。把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区别开的并不是承认或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总之，穆斯塔法·凯末尔在锡瓦斯国会[16]（Sivas Congress）上虚情假意地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实际上是想避免在中央政权不复存在或完全崩溃期间可能出现的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他要确保库尔德人接受土耳其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套索。凯末尔的一生中随处可见他对库尔德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和迫害。如果要在土耳其找一个说话从不算数的人，那就是凯末尔了。进一步讲，首先要反对的民族主义是凯末尔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伊诺努在洛桑自称是库尔德人的代表也是对库尔德民族自决权的公开进攻。土耳其民族主义最狰狞残暴的表现就是：从外部卑鄙地左右库尔德民族的命运，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耍弄诡计将库尔德人民居住的土地掠入土耳其领土之内，也就是统治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手里。这就是修正主义叛徒们的理论基础！
二十、对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关于民族问题的谬论的总结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无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语言遭受的压迫。他们不把库尔德人的运动视为一场民族运动。他们把它仅仅看作是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就像他们不能区分库尔德人民的阶级运动和民族运动一样，他们同样不能区分库尔德民族运动普遍的反对压迫和迫害的民主内容和它强化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负面内容。从而抹去了库尔德资产阶级、地主和库尔德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区别。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错误地分析了导致土耳其统治阶级对库尔德民族实施民族压迫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从而把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混为一体。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无视了土耳其工人和农民中显然存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并用花言巧语掩盖事实！他们在贬低我们必须在工人和农民中开展的反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运动的重要性。
他们难以置信地歪曲“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先是对它做布哈林式的阐释,然后又自说自话地否定它，黎明派修正主义者通过这样的手段试图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说成是不可能的，推翻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通过“分裂”这样的煽动之词，黎明派修正主义者试图用阴险的方式来保护国家和领土的统一。他们利用凯末尔和伊诺努这样的土耳其统治民族民族主义的代表作为他们的支柱，幻想只要承认一个民族存在，就可以解决民族问题了。结论是：黎明派修正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路线是调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当下它的代表是米赫里·贝利。
黎明派修正主义者一方面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库尔德民族主义伸出了友谊之手，仿佛在传达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兄弟是库尔德资本家和地主！放下分离的想法吧！加入我们的队伍中！看，我们也反对你们遭受的迫害。压迫你们的人是‘搞分裂的’！但如果你们渴望独立，你们也就变成‘搞分裂的’了！而且，正如你们所知，我们是‘分裂行为’的敌人……”
一种向库尔德民族主义让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这就是对关于民族问题的种种奇谈怪论的总结。
二十一、对马列主义运动关于民族问题观点的总结
马列主义运动是当下土耳其统治阶级对库尔德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施加的民族压迫的最顽强、最坚决的敌人，是反对民族压迫、语言迫害和民族偏见斗争的最前沿。马列主义运动无条件地支持，且一贯支持着饱受土耳其资产阶级和地主压迫的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即库尔德民族从土耳其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在建立国家的权利上，马列主义运动同样反对特权。人民民主最基本的原理赋予了这样做完全的必要性。土耳其资产阶级和地主给少数民族施加的空前的压迫也使这一点变得十分迫切。同时，土耳其工人和劳动者的解放斗争也要求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们不推翻土耳其民族主义，解放将是遥遥无期的。
民族自决权绝不能与特定民族分离的必要性混淆。马列主义运动在每一种具体条件下考察民族分离的问题，“它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看作一个整体”。马列主义运动坚决反对在某个民族关于分离事宜做决定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强迫他们或给他们制造障碍，而使他们做出违心的决定。国家边界应该由该民族的意愿决定。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这事关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相互信任、良好友谊和自愿团结。
马列主义运动普遍地支持所有受压迫民族，尤其是库尔德民族反对民族压迫、民族迫害和民族特权的斗争，并且坚决支持受压迫民族民族运动的普遍民主的内容。
马列主义运动同时指导并支持库尔德无产阶级劳动者反对控制着库尔德民族运动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的斗争。它警示库尔德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进行反对库尔德资产阶级和地主旨在巩固民族主义的行动。在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为争取优势地位进行的斗争上，马列主义运动坚持反对的立场。
马列主义运动还发动反对地主、毛拉、谢赫等群体试图缓和反民族压迫斗争来巩固他们自身地位的斗争。
译注：
[1] 3月12日政变：1971年３月12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梅姆杜赫·塔马奇联合陆海空三军司令向总统和议会提交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强大且受人民信赖的政府，以应对国家所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当天，苏莱曼·德米雷尔政府被迫辞职，又称备忘录政变。政变之后，在军方监督下，土耳其组建起一个由保守派政治家和专家组成的政府。
[2] Aydinlik：土耳其语中为“阐明”、“启迪”之意。
[3] Mihri Belli：1915~2011，土耳其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在希腊内战时在游击队一方参战。
[4] Kemal Burkay：库尔德作家与政治家，1937年生，1965年加入土耳其工人党，2012年被选为权利与自由党（HAK-PAR）主席，该党致力于确保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权利。
[5] Seyit Riza：1868~1937，一位扎扎（Zazas，土耳其东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母语为扎扎语，其核心地带为德西姆地区，大多数扎扎人视自己为库尔德人）宗教人物，为1937-1938年德西姆叛乱时土耳其库尔德人运动的领袖，在1937年被审判并处以绞刑。
[6] 德西姆叛乱：一场在土耳其德西姆地区爆发的反对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扎扎人叛乱，当局对此展开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伤亡。2011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镇压行动道歉。
[7] Doğan Avcıoğlu：1926~1983，土耳其作家、记者、政治家，CHP（共和民主党）党员，1971年政变中被捕，后被无罪释放。
[8] Bülent Ecevit：1935~2006，土耳其政治家，1971年政变后出任CHP党首，1974~2002年间四任土耳其总理。
[9] Hikmet Kıvılcımlı：1902~1971，土耳其作家，政治活动家，土耳其共产党早期党员，曾领导过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Young Communists Union）。
[10] İlhan Selçuk：1925~2010，土耳其律师、作家，曾任Cumhuriyet（共和国报）主编，1971年政变中曾被逮捕并拷打。
[11] Aren-Boran：阿兰-布伦派是TİP（土耳其工人党）内的一个派别，在1970年的党内派系斗争中，该派头目Behice Boran成为TİP党首。
[12] Metin Toker：1924~2002，土耳其记者、作家，长期为Cumhuriyet（共和国报）和Milliyet（民族报）供稿，1977~1980年曾担任总统指定的参议院额外参议员之一，他的妻子Özden İnönü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二任总统İsmet İnönü的女儿。
[13] Barzani movement：指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资产阶级民族运动，1970年该运动与伊拉克达成协议，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
[14] Mustafa Kemal Atatürk：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
[15] İsmet İnönü：土耳其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共和人民党终身主席，凯末尔主义的践行者，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16] Sivas Congress：1919年9月4日至11日在土耳其中东部锡瓦斯市举行的土耳其民族运动集会，由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各省的代表们组织，凯末尔是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