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
〔美〕约翰·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卡尔·马克思曾写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伊斯特万·梅札罗斯在他的新书中解释道，要让这成为现实的话，理论必须承担起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捕捉住特定时刻人的要求，同时坚持“历史的彻底开放性”。
今天梅札罗斯的理论洞见已经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他通过拉丁美洲玻利维亚革命背景下的各种世界历史的演员掌握了大众。因此，《纽约时报》2007年1月24日的一篇文章提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著名的“对伊斯特万·梅札罗斯的崇拜，一个相对晦涩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他的一千页的《超越资本主义》一书中主张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
然而，梅札罗斯不止是一个“相对晦涩”的思想家。他出生于1930年，并于1949年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在那里不久就成为20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的年轻助手。他在1956年苏联入侵后离开匈牙利，最终在萨塞克斯大学取得哲学教授职位。他写过许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方面的著作，包括马克思、卢卡奇、萨特等人的作品。他1970年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获得了极有声望的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纪念奖。
正是在伊萨克·多伊彻纪念奖的演讲“社会控制的必要性”与1971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第三版的序言中，他首次提出了“资本的整体性结构危机”。[3]由于意识到资本主义内部与后资本主义的苏维埃体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把写了好几年的重要哲学著作（两本未完成的书稿：《方法的社会决定》与《结构与历史的辩证法》）搁置在一边，转而集中在更紧迫的的问题上。其成果就是一套共计三本的重要著作：《意识形态的力量》（1989），《超越资本主义》（1995），《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
梅札罗斯不朽的《超越资本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视角的重大转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潜力的回归。它是一本包括哲学、政治、经济等广泛内容的著作，其标题反映了该书的三个目的：发展超越资本主义体系的视野，超越马克思的《资本论》，超越19与20世纪理解下的马克思的方案。
在本书中重要作者有一系列的理论创见：
1．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即植根于剥削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区别于与生产方式私有制相联系的历史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体制。[4]
2．把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弥漫于社会所有方面的特定秩序的“社会代谢控制”来对待。
3．对“激活资本的绝对限度”的分析。
4．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特别是苏维埃体系，因为他没有从整体上根除资本主义体系；还有
5．对根除资本主义，即另一种“实质性平等”的新陈代谢秩序的条件的解释。
正如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对梅札罗斯观点的革命性意义所总结的：“必须废除的不仅仅是古典资本主义社会，还有资本的统治。确实，前苏联的例子表明如果不根除资本统治所立足的劳动控制，仅仅‘没收占有者’是不够的。”[5]梅札罗斯在《超越资本》中借用了歌德生活里的一个比喻。组成人类家园的楼房必须颠倒过来，这样即使我们人类仍然居住在里面，我们的家园终会有全新的结构。[6]
《超越资本》通过采用强有力的基于性别和人类解放的生态概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范围。在超越资本主义体制中，没有这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质平等与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条件将无法达到。该书在突出资本的不可控制性及浪费方面胜过其他任何一本著作。梅札罗斯主张，资本的整个体制正接近其绝对限度，因为资本在处理其内在矛盾方面日益无能，并造成了资本的整体结构危机。
并非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谓的“别无选择”，《超越资本》坚持唯一可行的另一条道路是要求社会的控制权完全从资本完全转移到联合生产者。社会民主派混合体系的梦想（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的调和）必须作为虚幻的东西而抛弃。在改革中由于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内在新陈代谢体系，社会民主主义处处沦入到新自由主义或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中。
《超越资本》所展现的分析的敏锐性早在1995年梅札罗斯意识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正在引领另一条必然的道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梅札罗斯说：“至高无上的人民必须把自身转化成权利的客体与主体。为了革命，这个选择不容讨价还价。”[7]后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直接采用了《超越资本》的分析，把它结合到自己的观点之中：即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需要坚持公共交换活动。按照梅札罗斯，查韦斯把公共交换作为革命性社会变革的“阿基米德点”。[8]在“美洲的玻利维亚选择”（ALBA），通过国家之间的直接行动的交换，由此产生了委内瑞拉公共委员会，旨在消除跨国资本的政治垄断的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的新宪法国民代表大会，以及当今拉丁美洲起义中工作场所合作社的传播——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近乎绝对的统治关系正在缓解。
《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并不是要取代《超越资本主义》在梅札罗斯对资本主义批判中的不可取代的关键位置。这两本著作在很多方面既互相交叉又互相补充。《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有着更简洁与更易读的优点。从这个角度而言，梅札罗斯的新书可以被读作《超越资本主义》的长篇导读或展开的后记。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超越资本主义》强调的是资本的整体性结构危机与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路径，《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聚焦的是历史时间本身。它处理的是社会主义时间性的必要形式以及历史的彻底开放性。后者是自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来思考的中心主题，梅札罗斯还把它作为革命性世界观的决定性特点。
梅札罗斯所称的“时间斩首”（decapitation of time）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每一个层面上起作用。最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洛克，斯密，康德，黑格尔——都以各种形式把“历史的终结”等同于资本主义兴起。同样的历史的意识形态封闭性观念，在今天全球化的主导观念中，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中，在新自由主义的“别无选择”的绵绵不绝的颂歌中，在福山所谓的苏联解体确证了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终结论的论断中，也显而易见。
这种把对未来的虚幻封闭理性化为不可逃避性的做法，被爱因斯坦1949年的文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批评为对“个人的摧残”，并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的恶”，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历史性的追求的关键原因所在。[9]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时间核算下，自由人对可支配时间的控制被最小化，生命被简化为无穷的细微计算，这仅仅是为了既得利益而提高生产效率与利润。在这种状况下，正如马克思评述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10]人类个体的生命存在被让渡为一种抽象实体——抽象价值的提高。
资本的“斩头去尾的时间核算”（truncated time accountancy）根源在于，为促进极度细化的劳动分工而排除其他一切考虑。资本主义体系把急功近利地追求速度与数量造成的可怕的人性、社会、生态方面的破坏歪曲为仅仅是“关联的伤害”（collateral damage）。相反，和西蒙·罗德里格兹（Simon Rodri-guez）一样，拉丁美洲解放者的伟大乌托邦社会主义导师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在1847年写道：“商品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仅仅使得劳动力野蛮化。如果为了生产便宜而精良的指甲刀，我们就必须把工人变成机器，我们还不如用牙齿来剪指甲。”[11]对梅札罗斯来说，真正强调人类的自我发展将会使工作时间缩减为每周20小时或更少，从而为平等的社会关系创造前提条件。
《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强调资本主义体系无法在视野上超越“短期主义”（short-termism）。这种短期主义与三个方面的矛盾相联系：
1．它内在的“不可控性”，这来源于其社会新陈代谢控制模式的对抗本性；
2．竞争与垄断间永久的辩证关系；
3．虽然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它无法在全球层面实现政治的结合。因此，它展示出对计划的极度厌恶。
这些矛盾的结果浪费与破坏的最大化，其标志就是人类劳动的不断贬值，利用率的降低，金融寄生主义的迅速膨胀，核毁灭的日益威胁，野蛮主义的扩张，[12]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急剧恶化。1999年10月19日，梅扎罗斯在雅典做了题为“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公开演讲，后来此演讲被扩展成同样题目的一本小书，该书2000年以希腊语与意大利语出版，2001年以英文版出版（后被加进本书的第四章）。远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他就主张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潜在的最致命阶段”。美国实际上正在向全世界开战，徒劳地使全球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甚至不惜冒着毁灭人类的危险。[13]
梅札罗斯在《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中解释道，以最具革命性的平等形式，社会主义提供的社会新陈代谢控制的另一种模式，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核算。在社会的实质性平等之外实现以“合理的管理”（rational husband-ry）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体系，其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与这样的原则相一致的条件下变成社会的主体与客体，这一原则就是波利瓦尔雄辩地证明所强调的，平等是“法律的律法”。[14]这一体系只能通过全面的社会计划来实现——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的形式，而是产生于集体需求及最广泛的民主参与。[15]这个目标将是一种极大改变了的时间核算，它旨在实现超越当今需求与生产分离的质的人类发展。决定性地朝这个方向发展的革命也将会成为“历史性的不可逆转”趋势。
并不奇怪，梅札罗斯从早期匈牙利同胞阿蒂拉·尤若夫的革命诗中汲取灵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引用他，并把新书部分的题献给他。尤若夫写道：
| 在牧师，士兵，市民之后， 我们最终成为 律法的忠实听众。[16] |
这代表着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当理论掌握群众，群众变成了“律法的忠实听众”时，新的物质力量就出现了。
[1] 本文是福斯特为梅札罗斯（Istvan Meszaros）的新著《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The Challenge and Burden of Historical Time: Socialism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Monthly Review Press，2008）的序言。本序言不仅介绍了梅札罗斯思想的体系，而且对《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这部新作的核心思想做了很好的评论。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 Istvan Meszaros，The Necessity of Social Control（London：Merlin，1975）.
[4] 对梅札罗斯来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针对的是包容一切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代谢控制的体系而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承认这点很关键。从这方面来说，《资本论》英译第一版在恩格斯的指导下把第一卷的副标题译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分析”（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而不是正确的“资本生产的过程”（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Capital），参见Istvan Meszaros，Beyond Capital，912。
[5] Danilel Singer，“After Alienation，”The Nation，June 10，1996.
[6] Meszaros，Beyond Capital，p.423，p.793.
[7] Chavez引自Meszaros，Beyond Capital，711另见Isvan Meszaros，“Bolivar and Chavez:The Spirit of Rasdical Determination”，Monthly Review， vol.59，no.3(July-August 2007)，pp.55-84。
[8] Michael Lebowitz，Build It Now:Soci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yury (Monthly Review Press，2006)，pp.107-108;Meszaros，Beyond Capital，pp.758-760.
[9] Albert Einstein，“Why Socialism？”Monthly Review，vol.1，no.1（May 1949），p.14.
[10] 《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26年版，第41页。
[11] Rodriguez quoted in Richard Gott，In the Shadow of the Liberator（Verso，2000），p.116.
[12] 根据早期社会主义思想，野蛮主义在资本主义“文明”下是更进一步与精致化了而非被完全超越了，这特别是通过奴隶制，强迫劳动，对女性的粗暴征服，任意逮捕，帝国主义战争，“消灭土著居民”，环境破坏等手段进行的对人权最极端形式的剥削与剥夺。梅札罗斯认为，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体系把野蛮主义在更大规模上重新推到前台。参见John Bellamy and Brett Clark，“Empire of Barbarism，”Monthly Review，vol.56，no.7（December 2004），pp.1-15。
[13] 在这个方面梅札罗斯出色的观点尤为显著，特别是当与哈特与格里更受欢迎的《帝国》一书的核心观点帝国主义的终结这个空洞的口号比较时。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Imperialism and Empire，”Monthly Review，Vol.53，no.7（December 2001），1—9。
[14] Simon Bolivar，“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f Bolivia，May 25,1826”Selected Works，vol.2(The Colonial Press，1951)，p.603.
[15] 此处梅札罗斯引用了Harry Magdoff and Fred Magdoff，“Approaching Socialism，”Mothly Review，Vol.57，no.3（July-August 2005），pp.19-61。
[16] “On the Edge of the City，”in Attila Joszef，The Iron-Blue Vault（Bloodaxe Books，1999），100。实际使用的英文翻译按照梅札罗斯本书中使用的section 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