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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与1928年的危机：托派与民主集中派的对话
﹝美国﹞凯文·墨菲（Kevin Murphy）
2025年9月
柏林炮兵团志愿兵 译
1928年是斯大林主义体制发展的关键之年。在短短的十四个月内，斯大林及其党羽击败了两个主要的反对派——1927年底的联合反对派，以及一年后他曾经的盟友尼古拉·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后者是新经济政策（NEP）的坚定倡导者。通过消灭这两个反对派并提拔自己的亲信，斯大林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整个1928年，他都在农村对农民实施暴力的“非常措施”，这标志着他针对苏联农民长达六年的“战争”的开始，而农民则以数以百计的大规模叛乱作为回应。斯大林也加剧了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攻击，基本压制了公开异议，并将数千名反对派人士（包括托洛茨基）流放。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布尔什维克党内几乎不再有不同意见者能够在其各级机关内——无论是党代表大会、地方还是公共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到1928年底，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正在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做最后准备，该计划将迫使农民和工人为快速的工业化付出代价。
该计划要求实现几乎不切实际的工业化目标，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新经济政策曾允许有限的私人企业存在，特别是在农业和小规模贸易领域，以恢复内战后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旨在仅用四年多的时间就将苏联的生产水平从战前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2.5倍。前捷克历史学家米哈尔·赖曼（Michal Reiman）认为，由于缺乏外国投资和内部资金，五年计划只能通过“对产业工人和农村人口进行非常残酷的压榨”来实施。赖曼认为，斯大林1928年的政策与其说是精心策划的，不如说是对新经济政策晚期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的临时应对措施。对赖曼而言，斯大林主义的“不平等与特权”的起源，以及政权消灭反对派力量的需要，是相互交织的。因为实现快速工业化的计划本身就需要“存在一个统治社会阶层，与人民分离并与其对抗”（hostilely disposed toward it）。
国家对苏联农民和工人的进攻并非没有遭到挑战，而是遇到了激烈抵抗。在此，我们从两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团体的视角来审视1928年的社会危机：刚刚被开除出党（1927年12月）的联合反对派，以及更为激进的民主集中派。我们现在拥有大量文献，不仅来自这两个团体，而且还包括他们之间的往来，展示了他们彼此的分歧与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团体的领导层在1928年期间的分歧不断扩大，而基层成员则表现出相互钦佩甚至实际合作的态度。声明、通信和传单为了解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并希望影响这一动荡时代的进程提供了一个迷人的窗口。在此，我们探讨两个反对派团体各自是如何分析危机、政权，以及如何回应工人高涨的战斗热情的——到1928年秋末，受其影响，在两派的基层成员中都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团结呼吁。
正如阿列克谢·古谢夫（Alexei Gusev）在我们上次的研讨会上指出的，民主集中派在1923年的反对派以及1926年的联合反对派的形成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季莫菲·萨普罗诺夫（TImofei Sapronov），他在1926年初充当了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派之间的对话者。当年晚些时候，民主集中派反对这些反对派在面对开除威胁时的退却，当年10月，他们批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因的软弱忏悔，并与联合反对派决裂。即使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也承认，反对派的战术退使党的官僚受益。“反对派…让出了这么多地盘，却一无所获。它放弃了志同道合者和盟友，承认自己违反了所谓1921年禁令的罪过，号召其组织解散…”在他看来，反对派“自己束缚了自己的双手”，只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新的打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即使在这次决裂之后，民主集中派的激进立场仍在反对派人士中享有很大分量。
整个1927年以及1928年，民主集中派将其批评主要针对于斯大林，而非布哈林派——后者是托洛茨基和联合反对派批评的焦点。民主集中派在《在列宁旗帜下》（Under that Banner of Lenin）中坚持认为，多年来真正的政治权力掌握在书记处和斯大林手中。党委会控制“党员群众”，而党员群众又掌握在“实际上是从上面任命的”党委书记手中。同样，这一过程也发生在最高的执行机构，即中央委员会当中。从1923年开始，党的实际领导权逐渐从政治局转移到以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Secretariat）。
斯大林在1927年3月就其对苏联工人日益激烈的攻击发表了一次非常罕见的公开声明（他在1928年7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类似声明要到二十年后才会公布）。在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理性化”的演讲中，斯大林辩称，“在我国，没有一项重大的进步无需伴随着我国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做出某些牺牲。”因此，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工人阶级整体的利益而在一些小的牺牲面前止步。”与托洛茨基和联合反对派不同，民主集中派公开挑战这种要求工人牺牲的呼吁。“只有被权力冲昏头脑、已经失去理解工人能力的人才能这样说，”他们在《在列宁旗帜下》纲领中宣称。民主集中派认为，斯大林正是打着反对工人阶级某些群体的幌子，对“整个工人阶级发动战争，日益依靠非无产阶级。”1927年，民主集中派继续论证斯大林与布哈林在农业政策上没有差别。尽管他们引用了布哈林1925年著名的声明，即“我们需要对整个农民，对所有不同的阶层说：致富吧，积累吧，发展你们的农场”，但民主集中派坚持认为，“认为斯大林集团在农业政策问题上采取了某种根本不同的“左翼”立场，与斯米尔诺夫、加里宁和卡明斯基公开的右翼立场相对立，那是完全错误的。”对民主集中派而言，“占主导地位的斯大林集团”的权力镇压是首要的。他们认为斯大林“诉诸了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方法，正式禁止讨论，威胁开除党籍或解雇工作，乃至暴力阻挠。”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联合反对派存在尖锐分歧。在《在列宁旗帜下》中，他们认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复引导这样的想法，即斯大林集团本身可以与右翼作斗争...而不是指出党本身已经被这个右翼集团牢牢占据。”
要理解1928年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简要审视NEP末期危机的根源。1927年末的经济灾难动摇了苏联社会，成为各方讨论的核心——尽管大多数苏联领导层的交流对基层成员和苏联公民来说是无法获得的。正如托洛茨基当时所描述的，1923年曾出现过类似的“剪刀差危机”，当时工业产品的生产不足导致的其价格上涨，并进一步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到1923年底，农产品价格仅为战前水平的89%，而工艺品的价格则几乎是战前水平的三倍。这意味着农民因为买不起工艺品而导致农业收入下降，并陷入循环：许多人停止出售农产品，回归自然经济，又导致了粮食短缺。1927年出现了类似的危机，到夏末，许多城市出现了食品短缺现象，因为农民无法承受工艺品价格上涨，开始减少农产品供应：在最后的两个月，市面上的农产品仅为一年前的一半——而乌克兰冬小麦歉收又使之雪上加霜。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1928年1月，斯大林下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亲自前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三周，要求地方领导人在“粮食”战线上实施“紧急措施”。中央委员会成员和3万名忠诚的干部遍布苏联各地，被授予权力设立粮食采购三人小组（三人委员会），清洗抵抗分子，逮捕农民，打击囤货居奇者——即故意不向市场提供粮食的人。
这表面上是针对“富农”（kulaks），但是1928年初的严厉措施实际上打击的是中农。正如莫舍·莱文（Moshe Lewin）所揭示的，较富裕的农民大多以较低价格的出售了粮食，承受了损失，而中农则寄希望于更高价格而持有粮食。在西伯利亚，斯大林痛斥地方官员是“富农”代理人，但莱文表明这是一项针对整个农民阶级的政策。“富农”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不是一个阶级，与其他村民也没有显著区别。在当时，只有1%的农民雇佣了超过一名工人，而较富裕农民的收入也仅是最贫困农民的五倍。V.P.丹尼洛夫从1927年苏联人口普查中注意到，扣除租种土地后，“富农”的平均土地面积仅为贫农的四倍。为此，农民抵抗斯大林的进攻的规模是巨大的，仅1928年就出现了700多次大规模叛乱。后来，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期间，更是组织了数百万人的集体抵抗，涵盖数千个村庄。正如E.H.卡尔首先提出的，“阶级分析决定政策”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不再正确：相反，是政策决定“在特定情况下你是什么阶级。”政权的反富农政策的荒谬性在随后两年只会加剧。林恩·维奥拉（Lynne Viola）的档案研究证明，整个村庄无论贫富都在面对国家进攻时表现出团结：“我们这里没有富农”成为1920年代末的口头禅。稍富裕的农民为避免被打成富农，经常逃往城市或故意降低生产水平以避免国家镇压。1930年1月的一项政治局法令甚至设定了消灭富农的人数配额，包括乌克兰的15000人。在1930年残酷的消灭富农运动前夕，俄罗斯联邦的负责人谢尔盖·瑟尔佐夫承认，一些地方官员认为如果找不到足够的富农，“那我们就将指认一些。”有时农民不得不自己承认自己为富农，抽签以满足政权的配额。1930年3月的一份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承认，包括中农、贫农、无地雇农、前红色游击队员和红军士兵都已被流放，此类案件“几乎到处都在发生…”
这一“非常措施”得到了托洛茨基和民主集中派领袖萨普罗诺夫截然不同的回应。在1928年5月9日给支持者的一封信中，托洛茨基谈到了支持斯大林官方转向的问题。“我们是无条件地支持它的，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和资源。”托洛茨基认为，虽然他们将保持独立，但这一转变将增加改革党（使党左倾）的可能性，他们将协助这一过程，“尽我们所能。”但是在申库尔斯克，萨普罗诺夫写信给托洛茨基派的支持者涅恰耶夫是，“我们一致反对所谓的“左倾转向”。”在《七月全会的结果》（Results of the July Plenum）中，N.巴斯卡科夫认为，托洛茨基派将斯大林的转向定性为“左倾”是错误的，不过是种“伪左翼”的伎俩，根本没有任何重新评估的必要。三个月后，这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工农联盟已经破裂，工农群众中反苏情绪日益增长，在许多地方都威胁要爆发叛乱。”对巴斯卡科夫而言，“自上而下的动作”和“改良主义妥协”不足以阻止甚至缓解困局：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工人阶级强大的群众抗议浪潮。”他坚持认为，七月全会标志着“中央委员会向富农投降的新阶段，比十五大的前四年期间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和机会主义。”粮食斗争“揭示了党和苏维埃国家前所未有的腐败和退化。”虽然他的论点不如托洛茨基关于“富农”的极端，但他确实断言富农在抵抗党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和税收方面会“更加肆无忌惮”。
民主集中派的声明《面对富农，背对工人》同样聚焦于斯大林主义。它指出，富农的粮食采购价格提高了，而“关于贫农的法令却没有得到执行。”它引用了《真理报》上拉布林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莫斯科省，按照规定应有38%的贫农免税，实际上只有23%——有些村庄甚至低至15%。它指控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是政治阴谋家，因为他们口口声声“打击右派”却“执行他们的路线”。文章宣称“只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才能击退日益增长的压力”。四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重申了“非常措施”，并升级了对农民的攻击。到夏天，两个党的领导集团之间的对抗迫在眉睫。尽管在七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表面上维持了团结，斯大林及布哈林派之间的裂痕已达到极点——细节最终传到了托洛茨基那里。7月11日，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前盟友加米涅夫秘密会面，后来他又会见了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他们将加米涅夫的消息转达给了在阿拉木图流放的托洛茨基。
布哈林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比托洛茨基好得多——斯大林正在朝着的方向，即与整个苏联农民进行的长期斗争，不是针对富农的。斯大林在全会上的论点是，为了发展工业，需要农民缴纳“贡赋”。布哈林告诉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政策将带来灾难和与农民的内战，斯大林将不得不“淹没在血泊中”。虽然布哈林派“为富农和新经济政策辩护”，但在闭门会议中斯大林派也承认了更大的问题。米高扬承认剪刀差危机将持续很长时间，“剪刀差无法合拢。”莫洛托夫声称“中农已经变得强大”，而斯大林则嘲笑托姆斯基建议向中农让步。“如果中农要求在外贸垄断或农民联盟问题上让步呢。那里也要让步吗？”整个1928年及此后多年，托洛茨基将布哈林派（据称是“富农”的倡导者）视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尽管批评了2月15日的《真理报》社论，他也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为之鼓掌。社论承认“工业落后”和“极端的富农危险”。他认为，尽管与“仍然掌握国家机器的”中间派斯大林主义者存在分歧，反对派的任务仍然是“支持每一个向左的步骤，即使是半心半意的。”在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期间，所谓的“右派”领导人李可夫、布哈林等人——主张继续新经济政策并对农民采取较少对抗性的方法。斯大林巧妙地做出让步，以给人党内团结的表象以积蓄力量，以便日后攻击布哈林的支持者。布哈林，正如加米涅夫对他的描述，看起来像一个“已经知道自己注定要完蛋的人”，他警告加米涅夫，斯大林将把苏联变成“警察国家”。在全会期间，斯大林否认“紧急措施”是一项永久政策，宣布暂停强制征购，并同意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托洛茨基完全误读了斯大林的谋略，声称所谓的“右派”竟然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对托洛茨基而言，布哈林派代表着朝向热月乃至反革命方向的“右派危险”，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托洛茨基很少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证明这一指控。“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每个推行这一政策的人都自觉地想一直走到热月。不，热月党人，更不用说半热月党人，从来就不以广阔的历史意识著称。”对托洛茨基而言，“右派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公开的、完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危险，不如说是热月的危险，即向反动的转变和动荡”。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控制了党的机器（正如托洛茨基所承认的），但托洛茨基还是认为可以改革这一机器。在与博罗代的交流中，正是改革的可能性支撑了他关于苏维埃的权力仍然是完整的结论。因此，托洛茨基将改革是否可能的整个分析建立在谁将赢得领导权斗争的基础上，他认为斯大林的胜利将是好得多的结果，能够使改革的保持活力。
1928年末工人战斗热情的高涨有助于我们理解基层托洛茨基派和民主集中派之间对合作甚至团结的呼声。给斯大林的绝密报告包括了数百页记录苏联各地抗议的文件。到1928年秋，正如弗拉基米尔·布罗夫金（Vladimir Brovkin）所总结的，“工厂和企业里民怨沸腾。”这种新的工人激进化范围从苏联首都相对享有特权的金属工人的愤怒，蔓延到伊万诺沃纺织工人的有组织罢工和最终公开的叛乱。在9月的一次车间招募会议上，莫斯科镰刀锤子工厂的一名工人宣称，“我不会入党，因为党员都是贪污犯和小偷。”在另一次会议上，一名女工问道，“党是在经营教养院吗？为什么你们接受各种垃圾并保留那些恶棍？”镰刀锤子工厂的党委声誉如此糟糕，以至于连报纸也承认，“由于工作日延长和政权的“农村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反党情绪。”在《为什么我们是非党人士》中，镰刀锤子工厂的工人抱怨“我们不想为已经预定的事情投票”，一人抱怨说“党员宁愿骂你也不愿解释事情”，另一人则抗议说，一个支部秘书不停地抹黑他的对手有“白卫军观点”。三名妇女解释说，她们拒绝入党“因为我们的舌头是完整的”，“只有那些沉默的人才会受到欢迎。”工厂的其他女工还抱怨来自党员的性侵犯，甚至报告了一起妇女被谋杀的案件。党的声誉受损如此严重，以至于在1928年国际妇女节，女工们打断了男发言人的报告，并被强行带走。
斯大林1928年的自我批评（samokritika）运动是政权为转移对其增加剥削的注意力而采用的许多花招之一。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承认了1928年运动的操纵性质，说最好“放松缰绳”，允许“工人批评我们”，以避免采取行动。正如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所说明的，镰刀锤子工厂的工人也同情农民的困境。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一名发言人收到一张匿名的纸条说，“我们从你那里听到的都是农村有富农…我告诉你，如果你对比一下农民和你自己的财产，数字将显示谁才是富农。”其他抗议者则追问为什么政府在粮食危机期间仍在出口粮食。偶尔，工人对党的强硬政策如此愤怒，以至于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1928年2月，螺栓车间工人因工资削减20%而罢工。罢工后的特别会议上，工厂党书记写了一份谴责罢工行动的决议，但他的提案“没有获得一票”，而“发言的工人将停工归咎于工厂委员会和管理层”，并认为他们的罢工是正当的。工厂报纸承认，对报复的恐惧使许多工人不敢在会议上公开发言。然而在12月的集体会议上，许多人忍无可忍了：几名工人认为生产节约“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拿出来的”，而一名党员因抱怨“他们压迫我们，吸干我们的血”而受到训斥。在12月的全厂代表会议上，一名党的忠诚分子试图中止工资增长的讨论，认为“提出加薪问题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提高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他声称工资讨论是反对派人士为破坏我们的集体协议”而提出的，这立即被下一位发言者否认了：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车间内等级森严。
我们必须记住，这种不满情绪还仅仅是在苏联首都，那里的金属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特权。抵抗斯大林主义的另一个代表是纺织工人，特别是在伊万诺沃。那里组织更好，但工资更低。1928年，有超过15000名纺织工人罢工，远高于任何苏联行业的罢工参与率。杰弗里·罗斯曼的著作《斯大林统治下的工人反抗》就是聚焦于伊万诺沃的纺织工人，他表明极高的劳动强度和极低的工资导致伊万诺沃发生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工人叛乱。
托洛茨基派帮助在纺织工人中建立抵抗并在后来动摇政权的1932年叛乱中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纺织工人自1925年来就处于罢工运动的中心，是任何行业中抵抗最激进的部门。1927年12月——在托洛茨基派被开除出党的同一个月，纺织工人会议的代表赞扬托洛茨基预见到七小时工作日将允许管理层“给工人摊派额外工作。”1929年3月全苏纺织工人工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1928年罢工的规模和强度增加，操作工的不满不断情绪上升。报告提到了五名工人的名字，包括莫斯科地区一名在工人中“非常受欢迎的”托洛茨基派。1930年在柳扎纺纱厂，托洛茨基派不断地散发传单，称“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他们剥削我们，不给我们一片面包，而我们的收入每天都在下降。”呼吁最后说，“我们必须集体说：给我们面包、自由贸易、降低物价、增加工资！这就是托洛茨基为之奋斗的——为此，他被无耻地开除出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惊慌地注意到，“许多工人正在引用这些传单”，并得出结论，“托洛茨基已经叛党。”1931年在基涅什马一家工厂散发的一份传单宣称，“我们苏联的统治者比资产阶级更虚弱…打倒苏联统治者！托洛茨基主义万岁！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道路万岁！”关于1932年泰科沃叛乱的一份报告称，由于新的配给制度和供应机构的缺陷，“某些工人群体中出现了不健康情绪”，他们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利用，他们成功地煽动了大量落后的工人，并组织罢工运动攻击党和苏维埃组织。”
然而工人的激进化未被托洛茨基提及。1928年6月从莫斯科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显示，“群众与集体协议有关的情绪显然是敌对的...是对官方工会组织展现轻蔑的敌对...在所有的问题上...工人都直接去找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想直接与管理者打交道，而不是前台。”报告指出，工人对反对派“非常感兴趣”，目前只有三十多人投降。然而，直到1928年10月，托洛茨基仍继续提到“群众目前的被动性”云云。
与托洛茨基不同，到夏末，呼吁托洛茨基派和民主集中派团结的呼声出现了。萨普罗诺夫8月5日给托洛茨基派反对派人士涅恰耶夫的信证明了托洛茨基派（而不是托洛茨基本人）对统一的兴趣。涅恰耶夫表示，“谈论统一是可能和必要的”，对此萨普罗诺夫回答说，“你的立场虽然被你的团体中的许多同志认同，但在思想上尚未占主导地位。”萨普罗诺夫说，他经常收到该组织成员的来信，一位同志表示支持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7月和8月）发布联合声明。萨普罗诺夫则回答说，“联合声明是团结的开始，而你们的领导人显然不想要团结。”民主集中派领袖V. M. 斯米尔诺夫和托洛茨基也各自努力说服他们的队伍不要与另一团体联合。斯米尔诺夫与托洛茨基一样反对统一：在8月14日给民主集中派同志的信中，他认为“与这种倾向的联合是无用和有害的。”与托洛茨基一样，他承认托洛茨基派中有“好人”，“必须把他们从这片沼泽中拉出来”，但不是通过“向这片沼泽的情绪和观点做出任何让步，而是通过强烈谴责。”对斯米尔诺夫而言，托洛茨基派的战略破坏了战斗性。“他们准备让大众成为他们臭名昭著的改革的武器，但害怕真正的阶级斗争，担心群众会越过他们模棱两可的指导方针。”8月30日，托洛茨基写道，“斯米尔诺夫等人正在激烈批评我们的投降主义....必须对他们采取明确反击。”
工人抵抗的浪潮推动了这些团结的呼吁。在10月21日一篇关于波拿巴主义的文章中，托洛茨基承认，在他的支持者中，有些人认为民主集中派是“相当好的朋友”，但他认为他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借助他们自己的文件从他们中间夺走最好的分子”（这里他特别指V.斯米尔诺夫的著作）。第二天，托洛茨基再次承认，他的一些支持者“不仅赞成与民主集中派联合工作，甚至赞成完全合并。”艾萨克·多伊彻提供了一个视角，展示了托洛茨基支持者中发展起来的代际断层——这蕴含着深远的政治影响。到1928年春，“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潮流。”更保守的“调和派”不打算直接向斯大林投降，“但他们希望反对派缓和对其派别的敌意，并准备在左倾的基础上与之体面和解。”虽然多伊彻承认“几乎不可能理清他们的动机”，但这些大多是老一代人，对他们来说“党的怀旧感极为强烈。”他们也更保守，对反对派的工业化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兴趣胜过党内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一波又一波的保守派实际上已经准备好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相对地，这些“不可调和的托洛茨基派”（irreconcilable Trotskyists）大多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被开除出党对生活的打击比对他们长辈要小。”他们在政治上被反对派的民主的呼吁所吸引，是官僚机构的死敌，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多伊彻认为，这个群体中的人“发现他们与民主集中派有很多共同点”。重要的是，多伊彻指出，在党的政策在七月中央委员会全会改变后，更激进的托洛茨基派在“几乎所有的反对派中心”都占了上风。
到1928年10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政治流放者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大概是奉斯大林之命。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因为斯大林不再担心对反对派的迫害可能产生任何反响。这一转变说明了斯大林对在政治上消灭对手日益增长的信心。托洛茨基无法再收到朋友和追随者的来信。阿拉木图与莫斯科之间的秘密邮件消失得无影无踪。国家政治保卫局加强了对更激进的托洛茨基派和民主集中派的镇压。6000至8000名左翼反对派人士被监禁和流放，往往是年轻的活动分子，他们宁愿选择监狱也不愿投降。他们的大胆是基于苏联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愤怒，它蔓延到了《真理报》上。《真理报》发表了一份关于斯摩棱斯克一家木工工厂猖獗的工头虐待的报告，包括贿赂和性侵犯。工人嘲笑政权所谓的“左倾路线”和“自我批评”口号，这些口号“未能阻止不满情绪的增长。”在镰刀锤子工厂的集体协议运动，一名党的忠诚分子承认有“一大群反对派人士。”尽管国家镇压加剧，1929年初的党报告也指出，“最近反对派已经将他们的工作发展到了足以在不同的车间建立支部”，甚至在1928年12月还组织了自己的会议。伊莎贝尔·隆盖表明，对反对派的支持在莫斯科如此广泛，以至于甚至非党工人也分发了数万份他们的传单，反对流放反对派人士，要求在集体协议中增加工资，并声援罢工——这些活动与反对派领导人的官方政策直接背道而驰。
托洛茨基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流放到阿斯特拉罕的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很大程度上错过了这种日益增长的激进化，即使收到了有关于工人对反对派热烈欢迎的报告。10月，托洛茨基继续谈论他归因于“旧方式”的“群众被动性”，“这些方式让他们失望，而新的方式尚未找到。”拉科夫斯基对苏联工人的战斗能力也更加悲观。在1928年8月给尼古拉·瓦伦丁诺夫的一封信中，拉科夫斯基宣称，反对派正确地“对工人阶级斗争精神可怕的下降，以及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国家命运日益的漠不关心敲响了警钟。”据拉科夫斯基称，“丑闻的泛滥”不是运动的高潮，而是“群众被动性”的直接结果。到11月，显然，终于有足够来自工厂反对派人士的报告抵达了托洛茨基手中，因此，他终于还是改变了对工人激进化的立场：“某些症状已经出现”，如斯大林的“自我批评”，这表明“政治复兴已经开始。”尽管这早已经被民主集中派提出。
到1928年底，托洛茨基开始更多关注民主集中派，他此前一直忽视他们。他在1928年末的著作中八次提到了民主集中派，对其关注超过了对整个苏联工人阶级一年的关注。10月22日，托洛茨基承认，民主集中派“现在在所有流放者团体当中都提上了议程。他说，“一方面，我们将通过在重大问题上采取勇敢而坚定的政策，另一方面则通过开展澄清性质的宣传活动，来赢得工人的支持。”
工人博罗代，一位民主集中派支持者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交流，长期以来一直令研究者着迷。鉴于两个团体之间重新呼吁团结的背景，托洛茨基的回应现在也可以被解读为试图将托洛茨基派与民主集中派隔离开来。博罗代的信指出了对反对派观点日益增长的接受度。“我们正在观察到，在党的下层，即其工人阶级的部分，以及在广泛的非党员的工人群众中，对反对派观点的同情和支持正在增长。它们是真实的。”但是，博罗代与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同志般的讨论”没有得到托洛茨基本人的回应。他指责博罗代不理解辩证法，并反复抱怨博罗代提问不当。托洛茨基特别恼怒于哈尔科夫的民主集中派在传单中声称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清除了。他强调这一断言“明显是错误的”，并宣称这些民主集中派“对反对派造成了很大伤害”。他还表示，V.斯米尔诺夫的评论“听起来好像是专门计算好的，以防止和解并不惜代价地维持一个独立的宗派。”
托洛茨基对博罗代提出的第四个问题特别生气：“因此，你是否会将你曾经提议以所有力量和所有手段支持的“左倾路线”（the Left course）和“转向”完全悬置起来？”托洛茨基完全理解这个问题，但他反击到，“这是你们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左倾路线（the Left course）。我说的是转向和左倾的折线（Left zig-zag）。”然后他回答了博罗代信的实质：“一个严肃和聪明的反对派人士会在任何工人支部、任何的工人会议上说：我们的使命就是与右派作斗争——是我们一直在呼吁你们这样做。”在这里，托洛茨基暗示像博罗代这样的民主集中派人士并不懂得策略，因为他们将全部火力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
（讽刺地是，）在1935年2月的文章《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The Workers” State, Thermidor and Bonapartism）中，托洛茨基迟来地承认，“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热月不是将要到来的，而是已经到来的。热月党人在今天大约可以庆祝他们胜利的十周年了。”他现在得出了民主集中派在1926年得出的相同结论。当然，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在嘲笑民主集中派“热月是既成事实！”的观点。“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拥护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断然否认这一断言，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他们发生了分裂。”他没有承认自己在挑起这一分裂上是错误的，而只是偷偷修改了他对工人国家的定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预言…得到了完全证实。...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通过恢复私有财产，而是在社会化的基础上，通过有计划的管理进行的。”另一方面，民主集中派虽然正确地理解了斯大林对党和管理机构日益扩大的控制，但错误地将这种控制与他不断变化的社会政策联系起来。虽然民主集中派正确地指出斯大林是反对党内民主的热月领袖，但他们也继续断言斯大林是“富农”的领袖，而无视他实际上正在为他“摧毁私人农业”的集体化奠定基础。然而，民主集中派的错误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错误之间存在根本区别。民主集中派后来纠正了他们的分析，转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托洛茨基对布哈林和所谓“右派”而非斯大林的关注则持续多年，导致他仍然支持农业集体化。他未能彻底重新评估他的错误，这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反对者来说是一场灾难。
（一个例子是，）1929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土耳其普林基波后，拉科夫斯基——作为他最信任的合作者——成为内部反对派人士事实上的领袖。虽然通信变得困难，拉科夫斯基与M. 奥库扎瓦和弗拉迪斯拉夫·科西奥尔仍发表了以下惊人声明。应该强调的是，这篇文章出现在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反对派公报》1929年10月号上，没有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
“反对派的职责是将工人阶级的诉求纳入工会和党的合法性框架，拒绝那些损害于工业和国家，从而有害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斗争形式，例如罢工。列宁主义的反对派必须坚决击退小资产阶级甚至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劳动群众不满为其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企图。”
拉科夫斯基、奥库扎瓦和科西奥尔将他们拒绝罢工的承诺置于他们改革框架内：“我们赞成改革，坚决反对任何冒险主义。我们的立场并非源于关于“权力性质”的愚蠢理论，它并没有为可靠的改良主义战术提供基础（provides no basis for reliable reformist tactics）。”但它也是以党的忠诚来表述的：“既然我们可以影响非党员的劳动群众，我们的职责就是将他们导向与右派和富农作斗争。为了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建设！”因此，“每个有觉悟的列宁主义反对派人士的职责是坚决反对偏离我们党的改良主义路线的倾向，无论它是导致投降还是死亡。”这份声明的作者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提供对这种改革战略如何运作的衡量，尽管作者承认他们的战略是“复杂的…像走钢丝一样。”他们的任务据说是同时“加强苏维埃国家的权威，保卫它免受所有公开和隐蔽的敌人的侵害，支持中间派领导层旨在确保联盟安全的所有措施，同时反对中间派领导层对党和工人阶级使用的暴力。”
关于组织罢工问题，1927年9月的《左翼反对派纲领》只包含关于罢工的简短声明，称“在国家工业中，列宁的十一大决议仍然有效。至于在特许行业（concession industries）中的罢工，后者应被视为私人企业。”10月21日，在他1928年关于罢工的唯一声明中，托洛茨基（像民主集中派一样）指出，罢工仍然是合法的，并引用了十一大关于工会作用的论述。虽然罢工是“极端措施”，但在某些情况下，当“所有其他要求的手段都已用尽”时，支持它“是党的职责”。但是托洛茨基强调的是通过官方工会和党的渠道。问题在于，实际上，晚期新经济政策的大多数罢工都是绕过官方渠道的野猫罢工——因为国家对工人的敌意和工会组织的投降。托洛茨基没有公开呼吁工人使用俄国工人历史上的激进分子的主要武器——罢工——来对抗国家对工人阶级的进攻。
民主集中派对利用罢工有非常不同的方法。民主集中派在1927年5月的声明，《在列宁旗帜下》中提出了这一论点。他们认为，“以前的工会可以在任何冲突中迫使所有者（资方）服从仲裁法院，但是现在的所有者（资方），无论工会是否同意，都可以擅自将案件移交仲裁法院。由于这种情况，罢工期间通常只能选举选举非法的罢工委员会，作为非法工会的萌芽（例如互助基金会）。”回顾新经济政策下的罢工活动（特别是1925年的罢工浪潮），他们还抱怨工人“在国有企业中仍被剥夺罢工行动的可能性，即使所有其他手段都已用尽。”允许工人在国有企业罢工将“增强工人对工会的信心”，但对这些提议的反对“仍然是个谜团。”《在列宁旗帜下》还批评托洛茨基派“对工人阶级毫无根据的悲观主义，据说其“地方利益”目前压倒了阶级利益。”这阻碍了他们“提出能够真正赢得工人阶级对反对派的同情和积极支持的口号。”他们声称，自1925年10月以来，工资停止增长，最近还有所下降，而“这一时期每个工人的产出至少增长了15%。”虽然失业人数在“前半年增加了38.5万人，即36%。”但是“被十月革命消除或削弱的阶级：新经济政策分子、富农还有官僚却正在增长和繁殖。”民主集中派感到，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正在崛起，“国家和经济机器被一群不可移除的官员牢牢掌握。这些官员已经作为新的统治阶级与劳动群众对峙，这体现了工人国家已经被官僚扭曲到了空前地步。”在他们有影响力的地方，民主集中派都试图促进罢工行动。一份民主集中派传单，致“1928年红色十月工厂的男女工人”，表明他们在糖果厂有一个支部，并鼓励罢工行动。它说，“我们的官僚正在以不懈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正在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在我们的工厂新引进的“技术”里喷吐出红色的革命口号。但在“我们自己的工厂”，生产率虽然提高了24%，却这完全是以工人为代价。”工人不应该再像“绵羊”一样对“无耻的官僚”的要求无动于衷。传单呼吁工人，“拒绝按照新的规范工作！利用罢工行动，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你们手中！围绕真正的反对派，无产阶级的党组织起来。同志们，我们呼吁你们进行罢工。”
同样，1929年9月20日，在莫斯科各区发现了受民主集中派影响的托洛茨基主义传单，署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萨普罗诺夫派的索科尔尼基小组”，据莫斯科地区委员会称。传单是致“所有工人”的。它称“工人不得不艰苦的劳动，因为他们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负担下，在官僚的鞭子下。”它指出，有三个“叛徒”——拉狄克、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已向斯大林投降。它还提到，两年前“监狱里只有几个工人布尔什维克，而现在则有数千人被监禁，但托洛茨基派仍然认为正在实现的是他自己的纲领。”它以恳求结束，“同志们！团结起来，释放你们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出狱。列宁主义反对派万岁！”
民主集中派使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萨普罗诺夫派”（Bolshevik-Leninists (Trotskyists, KM) Sapronovists）的称谓，而非他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反对派，是非常不寻常的——这也是我们迄今发现的唯一此类表达。看来，基层的反对派人士面对日益增加的逮捕，在他们队伍减少的情况下，与托洛茨基派进行了一个妥协，即民主集中派将在托洛茨基派的旗帜下工作，同时理论上的保持独立。然而，它也嘲笑了正式的托洛茨基派立场，声称尽管有成千上万人被捕，但托洛茨基还在幻想左倾。呼吁工人团结以释放同志的部分读起来几乎是一个被碾碎的革命团体最后的绝望恳求——他们在与镇压机器的绝望战斗中失败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越来越少的革命者还保持自由，因为档案中没有透露1932年后任何还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的证据。 将民主集中派与托洛茨基派对比，在许多问题上，民主集中派的论点和行动都更有说服力。对党采取改良主义还是革命的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动员工人团结和组织罢工方面。拉科夫斯基的宣言，即“反对派的职责是将工人阶级的诉求纳入工会和党的合法性的框架”，不过是呼应了托洛茨基1924年5月在十三大上的效忠：“我们只能与党一起，并通过党，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其他正确的途径。”
至此，两个团体战斗力量之间的钦佩与合作偏离了他们的领导人的预期。我们只能推测，一个更激进和团结的反对派是否可能影响历史的轨迹，但我们已经知道，莫斯科是托洛茨基派和民主集中派公共的据点，他们在那里有数千名工人的支持。我们还知道，近年来，一些关键节点上的斗争将一再提高工人战斗的信心，将蓄势待发的愤怒转化为阶级斗争甚至革命。这已经发生在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1912年的勒拿大屠杀，1915年9月杜马休会时，以及1917年的国际妇女节——当时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妇女纺织工人无视党的领导，发起了将推翻沙皇的叛乱。
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较少教条主义，更愿意批判性地评估托洛茨基的实际立场的人，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导致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分裂的根源。民主集中派，最一致和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许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大林主义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