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美国入侵波多黎各：占领与对殖民化的抵制（1898年至今）
迈克尔·贡萨莱斯-克鲁斯*
西美战争更确切地说，是西班牙—美国—菲律宾—波多黎各战争，是美国扩张主义和西班牙帝国没落的产物。美国统治阶级从东到西占领了北美大陆大片土地（包括一度在墨西哥控制下的西南地区），一步步落实着从其首次夺占美洲土著人土地以来的一种殖民计划。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使其出口经济全球化和用关税保护国内市场。过去100年里，这个统治阶级通过直接将其他国家殖民地化和应用治外法权（这种治外法权和其他一些措施向所谓发展中国家推行一种现代化模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波多黎各是美国实施殖民地化、现代化和新自由主义霸权计划的第一个受害者。本文拟对美国霸权计划实现的进程做一考察，并阐明这一进程时如何使波多黎各岛的政治形势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西班牙为了偿还战争债务而把波多黎各当作美国的战利品交给了美国。这个岛屿的独立政体被废除后就建立了一个军政权。时至今日，美国对波多黎各的占领及随后作为一个自治领地的“兼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这一兼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文章拟考察自由邦形成过程中抵制、镇压和现代化同时发生的状况，以及这些因素如何有计划地阻止民族国家的形成，如何使殖民地统治取代最初的军事占领政权。本文拟用大量资料阐述美帝国主义将波多黎各变成殖民地的手法，并考察当地统治阶级（或权贵）被培养起来管理这个殖民地政府的状况。本文看重探讨反对派在发动阶级斗争、谋求成立民族国家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入侵和占领：所谓主权转移
1898年前，波多黎各人民就已揭竿而起，反对没落的西班牙殖民帝国，首先在拉雷斯（1868年）然后在亚乌科（1897年）。除了这些力图脱离西班牙统治的行动外，当地权贵中有许多人都赞同这个岛屿应该享有更多独立和公民自由权的想法。经过一番努力，波多黎各第一个自治政府于1898年3月成立，但只持续到同年7月25日美国军队对该岛的占领。
美国之所以能使该岛成为殖民地是因为有这么几个政治、军事因素：首先，美国由于与岛上的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有贸易关系[1]，所以熟悉这一地区，从而便于它招募情报人员和间谍。其次，岛上的分裂主义情绪十分高涨，知识界的一些人士羡慕美国的共和制政府。再次，西班牙国王1898年6月面临战争威胁时，终止了《自治宪章》所授予的所有个人自由权。入侵者的头目使他们的扩张计划适应那些主张自治者的需要（自治者们的政治纲领在于实现代表当地权贵利益的改革）。侵略军司令纳尔逊·迈尔斯将军在正式占领的公告中保证推翻西班牙当局，保障当地人的个人自由。但是当一万五千多名美国士兵占领该岛后，自治政府体制被更换了。约翰·R.布鲁克将军成为了第一任军事总督时，立即解散了岛上的议会和中止了地方代表的权力。美国对该岛的占领或再殖民化并没有改进诸如保健或劳动条件之类的基本权利，反而加深了岛上居民间不平等的鸿沟。
新秩序和抵制
军政府的成立迅速遭到了抵制。新政权说是要给波多黎各岛带来公正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公共机构。尽管这次入侵目的是赶走西班牙人，但他们却是惟一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直到1917年，《琼斯法案》才使波多黎各人成为美国公民。再者，美国部队保护西班牙地主，使其免遭原先致力于脱离西班牙和 赢得独立的秘密社团成员（当地人称他们为黑炭头，因为他们晚上出没行动时用煤灰把自己的脸抹黑）的攻击。这时黑炭头们不仅反抗先前的殖民者，也反对新的军政府：他们用砍刀、一些火器武装起来，分布在深山老林，成了波多黎各人的第一支游击队组织。他们在熟悉的地区来去无踪，轻装上阵，能攻能守。他们的活动经费来自对地主们的食品、财产和其他物品的没收。军政府把他们看做是煽动性的组织，因为害怕他们的叛乱行为会扩展到全岛各地。占领军政府觉得受到了这种非正规战争的威胁。全岛陷入了危机，有产阶级失去了政治控制工具。旨在粉碎这些“煽动性的组织”的镇压活动扩展到整个岛屿；地主们被解除武装，以切断叛乱分子的武器来源，同时也可确保这些地主们没有暴乱的武器。这就使地主们完全依靠入侵部队来保障他们的安全了。在该岛北部的阿蒂略，当局逮捕了19名男子和儿童，说他们是煽动性组织的成员。当局指出他们有罪的惟一证据是他们中的一个人拥有一把大砍刀。这是大多数波多黎各人经常携带的主要工具和防御武器。被告们被宣告无罪释放。
克里奥尔人的新闻界和一些记者以不同方式进行抵制。新军政府除追捕那些叛乱者外，还致力于镇压对入侵和占领批评的新闻界。《炮弹报》指出美国军队的暴行时，被勒令停刊，文章作者伊斯科亚·迪亚斯被囚禁。其他记者也因为报道占领军的暴行而被大肆追捕、罚款和逮捕。新殖民政府为了巩固其军事、政治权力，对可能破坏其稳定和威胁其经济利益的任何活动都进行大肆镇压。
其他两类抵抗活动尚无全面的描述。首府圣胡安发生了一起冲突和城市抵抗运动，因为美国为了建立海军基地而强行把埃尔拉贝蒂诺、萨尔西普埃德斯和维纳西亚居民区的居民搬迁转移。波多黎各历史学家费尔南多·皮克描述了当时市政权力配置的方式。美国军队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该岛重建市级政府，这种对地方权力结构的直接干预旨在把那些赞同合并的政治领导人安插在地方政府中。那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商人和地主们在市政府中占据着首要位置。军方利用地主阶级、商业阶层和专业人员集团之间存在着的矛盾，防止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当地许多政客完全将其对西班牙国王的效忠改成了对军政府的效忠。政府的策略就是承认各地区在军事当局监管下的市政当局。但在阿瓜迪利亚，当地的美军司令亲自担任市长，并任命市政委员会成员。在其他城市，军方虽然恪守军政分离的原则，但仍然对一系列广泛的公共事务具有影响力。
军政府在扶持一个稳定的地主集团和维护公共秩序方面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例如，乌图亚多和亚乌科市发生了当地警察和美国军队直接对抗事件。乌图亚多市市长善待当地人，使他们得以安然向山区转移。美军司令听到这一消息时说，他们是“鱼肉百姓的土匪”。此外，还有市长还在诸如牲畜放牧、逮捕犯人、公共卫生和保健之类问题上与军方对抗。军政府操纵市政府中最有影响的阶层人物，以确保自己的权力。诚如尤赫尼奥·马丽亚·德奥斯托斯所说：“尽管麦金利总统一再宣称兼并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古巴是个犯罪行为，但美国军政府仍承继了专制主义的西班牙传统。军事行动、占领以及重建市政府成了扩展殖民控制的基础。
军政权的建立确保了北美统治阶级在其新近强行占领、而尚未并入合众国的领土上的政治稳定。美国的军事和商业利益得到了新殖民权力结构的保护；军事结构造就了殖民地国家。
这一时期（一些研究者称之为“主权转移”时期）的特征是阶级冲突激烈、暴力行动强劲和一些最基本的公民权的丧失。这一时期有五种措施引人注目：一是军事化，二是控制通讯工具，三是保护特权阶级，四是镇压批评和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五是建立新的地方政府机构。
再殖民化、依附状态和国家的形成
1900年5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福勒克法案》，从而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并通过制定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文人政权体制，开始了再殖民化的进程，《福勒克法案》根据美国向加勒比海进行经济、政治扩张的计划，为美国政府及其商业利益留在岛上打下了基础。该法案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把波多黎各岛的政府置于中央管辖之下，即置于美国总统和国会的管辖之下。从此，农业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变化。小生产者、农民和手艺人经历了波多黎各历史上最紧张的发展进程之一（无产阶级化）。该岛成了美国利益控制的市场，陷入了长期的依附状态。
在再殖民化的头30年（1900-1930），许多小农因为岛上经济发展的方向而陷于贫困。政府倡导甘蔗种植业，发展单一作物，从而破坏了山区的咖啡和烟草经济。大型糖业公司垄断着土地及其买卖业务。到1910年，他们已经控制了60%以上的可耕地。与小农一样，种植甘蔗的工人也要受甘蔗生长周期的影响，从而被迫在农闲季节（收割期过后的几个月）靠向老板借债度日。农业工人和临时工不再像西班牙统治时期那样必须带着计工薄了，但现代甘蔗种植园却通过一种打白条、不付现金、不借贷的制度把工人栓住。
根据《福勒克法案》成立的殖民地政府只不过是改变一下政府的主要机制，目的是用文人政府取代军人政府。《琼斯法案》除了强迫所有的波多黎各人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外，还将该岛与宗主国的商业关系固定下来。根据这种新型殖民关系的定式，波多黎各人将选出一个参议院。政治领域的这一变化导致了该岛政党力量的强化。但是华盛顿委任的总督仍享有否决权，岛屿的主权仍归美国国会管辖。
波多黎各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大公司规定面包和煤气的价格，确定工资标准。糖厂工人的劳动条件糟透了。1934年爆发了该岛历史上最大的罢工之一，即糖厂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标志着岛上开始了新形式的斗争。糖厂工人对由“劳工自由联盟”（美国劳联的地方分支机构）进行的谈判不满，要求阿尔维苏·坎波斯（当时为国民党主席）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国民党是个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强烈要求独立自治的政党。
面对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一挑战，美国统治阶级和波多黎各的权贵阶层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联合起来。虽然岛上没有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有些部门的经济活动明显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并完全靠与美国公司进行交易。地主阶级将其农村经济活动与同美国有密切联系的商业活动联结到一起。因此，岛上的银行体系不是作为独立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是作为确保特权阶级生存的一种方式兴起的。
镇压和反帝民族主义
糖厂工人与国民党竭力把罢工扩大到整个岛屿。胡安·安东尼奥·科雷杰说：“1934年1-5月的糖厂工人罢工给美帝国造成了一次危机，是最重要的农业部门的生产陷于瘫痪。”科雷杰进一步指出，这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具有革命意义的联合的开始。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工人阶级诞生后形成的这种联合未能赢得罢工的胜利呢？首先，殖民政府命令波多黎各警察局长弗朗西斯·里格斯上校镇压罢工，迫使国民党保持中立。其次，美国统治阶级和波多黎各的特权阶层联手恢复秩序。
美国政府最经常使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利用当地政客影响舆论，让他们参加“国外引进的”工会组织（诸如美国劳联）。例如，劳联领导人萨缪尔·龚帕斯及其在波多黎各的门徒圣地亚哥·伊格莱西亚斯·潘廷向亨特总督保证，他们在岛上倡导的这种工会是非激进主义的。伊格莱西亚斯这位经济改革社会党领袖在谈判中一味偏袒蔗糖公司和华盛顿的利益。在社会党和共和党（后者主要由大地主组成）的帮助下，美国政府和蔗糖公司竭力维持工商企业界和官僚阶层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潘托哈斯-加西亚说，糖厂工人罢工是对殖民政府以及社会党-共和党联盟的一大挑战。
但是，殖民主义者及其盟友低估了工人阶级运动和国民党的实力和政治影响。阿尔维苏·坎波斯领导的国民党通过出席国际论坛、成立地方组织和利用岛上的媒体宣传其政治主张等方式促进独立运动。从20世纪30年代起，殖民政府一直与之发生着激烈的冲突，残酷迫害国民党党员及其同情者，最著名的事件有1935年皮埃德拉斯大屠杀、1937年发生在波多黎各各大学校门前的事件和发生在庞塞的事件。庞塞事件中，岛上的警察向纪念废除奴隶制的游行队伍开火，打死19名示威者（包括妇女和儿童）。
殖民政府对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了长达20年左右的迫害、监禁和暗杀。与此同时，政府也实施旨在振兴岛上经济以保持稳定的计划。例如，创建于1935年的波多黎各重建管理局采取了一整套紧急措施，目的是消除大萧条引起的阶级分化所导致的群众不满。
民众主义和新政：新殖民国家的形成
罗斯福政府把新政计划推行到波多黎各，其中“联邦紧急救援署”就是要在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恢复经济活力。这些凯恩斯主义措施增强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促进了好像是一种仁慈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末，当地的政客（尤其是那些人民民主党的成员）对他们在波多黎各岛议会中所起的有限作用表示不满。这个由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领导的“人民民主党”不满政府的政策，着手扩大其在政治领域的活动范围。波多黎各社会科学家安赫尔·G．金特罗说：“人民民主党是根据这一信念组织起来的。地主阶级具有独特的霸权传统，这一传统的继承人表明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阶层、经济中介或提供服务者，而且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阶级。”换句话说，大庄园主成了殖民地政府的专职行政人员，因此也成了统治阶级。金特罗指出，人民民主党成员通过民众对话，批评糖业公司为代表的外在资本主义，参与经济规划，从而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此外，他们把组建新国家也列入了以阶级为基础的计划，以此为民众打开一条民主大道，以提高其低下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阶段，政府正处于由美国相关政府部门草拟的三个体制层面上的发展过程中；这三个层面是：政府规划中的有关实体；参与选举的政党中的政治家；包括警察和刑罚制度在内的安全机制。这三个层面或公共领域的发展受到了现代化（以公共服务业崛起为标志）和工业化（有助于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推动，而工人阶级在独立运动中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又需要建立一套机制，使美国统治阶级的权力长期留在岛上成为合法化。
尽管新政计划使波多黎各专职人员更多地参与殖民地政府的活动，但各阶层仍在不断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由于国民党的反殖民斗争，1943年支持独立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来自联合国的国际压力，美国国会通过了第600号法案，规定由当地政治家组成一个立宪政府。然而，自治政府的建立并不就是主权国家的成立，因为这只是把波多黎各限定为美国的一块领地，使其无望取得独立。这种自治政区（commonwealth）模式虽然超越了《琼斯法案》的界限，却把波多黎各事实上的殖民地位固定了下来。
针对1952年7月自治政府的建立，国民党下令向美国国会发起攻击。1954年3月一个五人小组的国民党人闯入美国众议院会场后开枪扫射。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向世界表明，波多黎各问题的解决只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波多黎各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五名国民党人被长期关押，殖民政权则继续造就出这样的总督，这些总督所代表的政治结构至今一直控制着该岛的公共生活。
发展和工业化
在波多黎各，工业化和建立公共服务机构是两个同时进行的计划。这个民众主义的全国工业化计划开始于1954年的“工业促进法”。该法案制定了旨在改变岛上基础设施的三大方案：即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靴带行动”（积极鼓励北美企业家到岛上投资的计划）、“500英亩法”（在全岛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旨在利用廉价劳动力、出口岛上产品、为美国消费品提供市场的模式，更加深了波多黎各的依赖性。
用进口替代工业化鼓励当地生产的办法只持续了6年，因为私人部门对之十分反感；但进口替代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为造就当地企业家打下了基础。后来，根据“靴带行动”，政府开发银行大力鼓励北美资本家；他们对经济的最大贡献在于创造了就业机会。生产出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而企业利润并没有再投资到当地经济的其他部门。在1940—1970年期间，人民民主党通过了推进工业化进程、实施引进资本模式及出口加工产品，确保了其改革主义计划的推行。这一模式改变了这个岛上的政治经济结构，为美国跨国公司各分公司的建立开辟了天地。
工业的发展使这些人很快变为工人，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例如，成千上万的妇女进入了制造业和石油化工行业的劳动大军。出口模式的进一步实施把人们吸引到城市中心的边缘。政府成了教育、住房及医疗保健等服务的提供者。这是该岛现代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靴带行动”促使农村无产者向城市地区迁徙，寻找靠近位于这些地区的职业中心及公共服务的住房。20世纪60年代初，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和冲突（其中有工人运动的兴起、夺地斗争及环境保护斗争）已经很明显。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社区开始组织起来，保卫它们的居住权、卫生保健权和无污染的环境享有权。
争取独立的新斗争和民众团体的兴起
1956年，大学生组织了“大学生争取独立联合会”；这一组织成了培训“争取独立运动”（后来改组为“波多黎各社会党”）领导人的基地。独立运动的这一演变被看做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派别的结合。这一时期开展了几个层面上的斗争，其中包括议会反对派的抗争、公民抵抗运动和地下武装斗争。20世纪60年代末，岛上和美国有六七个武装组织在活动。这些组织代表着反帝斗争激进的左翼力量。
这些组织继承了民族主义传统，竭力反对统治阶级的霸权和殖民地政府的镇压机器。这一新斗争包括一系列社区的抗议活动，反对维埃格斯岛和古莱布拉岛的军事化（美军把这两个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射击场）。“大学生争取独立联合会”、波多黎各社会党和波多黎各独立党（大体上是一个自称主张社会民主的中产阶级政党）参加学生游行，主张大学改革，反对用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形式把课程军事化。波多黎各社会党和独立党通过提供法律援助、举行游行示威、与世俗和宗教组织结成同盟的方式来支持夺地斗争。反对军事机构在岛上扩展的斗争为20世纪90年代的保护环境运动和波多黎各民众团体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镇压与分化
这场争取独立的新斗争具备了演变为大规模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可能性，但与殖民地政府的镇压机器无法匹敌。通过20世纪60年代为镇压美国国内激进主义而制定的联邦调查局反情报计划，当局收集了有关独立运动中成千上万积极分子的个人和政治情报，目的不仅是要摧毁激进运动，而且还要摧毁较为温和的波多黎各独立党。
1967年7月举行了一次决定该岛的未来地位的公民投票。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维持自治政区现状。美国联邦调查局显然通过渗入“爱国阵线委员会”（为联合社会党和独立党而组建的组织），对投票进行了干预。虽然我们难以确切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程序，但是完全可以指出，殖民地政府是密谋反对那些依法成立的机构的，这些机构的目标就是参与公民表决。美国政府的三次镇压行动（第一次在占领时期；第二次是反对国民党；最后一次是围剿新左派）可能都是为本世纪末的正式兼并做准备的。
民众主义的衰落
人民民主党政府完全依附于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组织，拿不出面向被剥削阶级并为之服务的纲领，因而这一民众主义政权也就开始丧失了对群众的吸引力。殖民地政府为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修建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同时支持那些需要利用这一环境的公司。福特制和泰罗制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极度剥削，这使得反霸劳工运动向劳联—产联和人民民主党的特权地位提出了挑战。人民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中仍然有人以对党的忠诚换取政治实惠，但这些劳动部门失去了影响。该党的依附性纲领帮助那些集中在新进步党内的兼并主义者们在1990年上台执政。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成立于1968年的新进步党一直统治着这个岛屿。它的纲领符合美国长远利益和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新进步党继续执行20世纪80年代末人民民主党制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经济模式直接有益于坚决支持新进步党的资本家（包括现总督彼德罗·罗塞略）。新进步党从第一任期（1990—1994）开始放弃了福利社会制度，实行了公共服务私有化。
波多黎各现代化进程中由民众主义者们设立的政府开发银行，今天在新进步党的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已成为大公司、联合企业和金融家们（他们要求对公共企业实行私有化所需要的结构性改革）的房地产经纪人，政府正在对以前由政府经营的公共卫生、教育、电信、供水及其他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民众团体做出的反应
工人运动再度兴起，批评和反对那些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政府政策。波多黎各工会与各种宗教、社区和政治组织联手发起了一场反对将公共服务业私有化的广泛运动。“大学争取独立联合会”比其他一些团体突出，已把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岛上的几乎所有公共教育领域，甚至在中等教育领域也组织了一个“学生争取独立联合会”。“大学争取独立联合会”完全支持公共教育、与当地劳工组织有着战斗性的团结、公开反对将公共服务设施私有化。
受私有化影响最深的部门是住房、卫生、电信，还有最近的教育体制（包括波多黎各大学）。成千上万的人游行示威，反对美国军事势力的扩张和出售电话公司及其他服务业。新进步党政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进行了有力的处罚。1998年春，罗塞略总督通过立法，将大学的预算经费削减4000万美元；这显然是对大学反对政府纲领的报复。他还建议停止实施一些重要的环保措施；他批准了新劳工法，进步劳工领袖们指责新法限制过严；他还打着镇压犯罪的幌子在住宅区继续使用武力。
新进步党不战而胜。在1990年的选举中，大多数人赞成换政府，企盼能改善工人阶级的保健条件和就业机会。投新进步党的票实际上就是反对人民民主党政府。人民民主党1990年后在两次重要的投票中败北：第一次是关于修改宪法的公决；第二次是上面提到的1993年关于该岛地位的公民表决。新进步党政府没有提出创造就业或增加工人阶级购买力的新模式。由于地位问题尚未确定，所以赞成兼并的政府把该岛带向了新自由主义模式，这样，州的地位问题就不会给美国带来额外的负担。这一模式将导致福利社会制度的解体，为实行私有化准备了条件。例如，新进步党的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弹性工作时间制，还根据新自由主义模式投票废除了环境法及其他一些法案。
尽管有着这些报复和威胁，一些民众团体仍然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政府。例如，波多黎各人民军破坏了向圣胡安供水的水上输水管。此前人民大众曾以环保和卫生为由极力发对这一工程，并宣称这是反对私有化的第一次人民运动。波多黎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导致了暴力活动的再度显现。
1998年关于地位问题的辩论：联合及预测
新进步党继续支持关于波多黎各地位的全民公决。该党的选举机器花了上万美元向美国国会游说，要求支持关于地位问题的投票。1998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偏向于使波多黎各享有州地位的法案。人民民主党及美国国内保守分子则不赞成就该岛的地位举行投票的议案。美国国内提倡只用英语的组织也反对在任何一个以西班牙语为主的地区成立一个州。
40年前，人民民主党提供补贴，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从而把握住了一个将该岛引向依附程度较低模式的机会，但是该党的现代化纲领只对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利。该党很善于用诸如国旗、语言和国歌这样的民族象征来表明其所谓的民族主义，但是它的行动一直是以有利于大公司的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显然，自治政区的福利制度不利于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如果要进行全民公决的话，人民民主党将同兼并主义者结成联盟，或沿着争取更高程度的独立方向勇往直前。
人民民主党的地位问题委员会现正对提交给美国参议院的几个最终可能会导致非殖民化的提案进行评估。其中一个提案就是扩大波多黎各在不受美国法律约束下，与其他国家建立商业关系的权力，扩大波多黎各与主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力，同时保留现有的社会保障和退伍军人工资等福利，继续把美元作为货币，把防务交给美国。根据这一提案，波多黎各与美国的关系不能被单方面改变，这就明确规定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关系。这一提案虽然扩大了该岛的主权和自治权限，但仍没有把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在内。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无法保证肯定会被终结。尽管一些人民民主党的领袖曾提出，一旦该党重新执政，它将把电话公司重新国有化，但这并不是官方立场。这个提案最有争议的地方是把不属防务体系的联邦财产移交给波多黎各公共部门。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政府职权的丧失；其他人则要求彻底非军事化，而不是部分权力的移交。当然，统治阶级会支持保护他们利益的军事基地永久存在。
北美战略利益的重新评定使波多黎各更加重要了。巴拿马南方司令部的关闭加上美国继续在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干预行动，使波多黎各成了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及美国航空和航天局进行各种试验计划的重要基地。美国国防机构直接和间接雇佣了约10万人。主张独立的人们永远不会同意与美国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如果该条约不包括彻底停止或大幅度减少美国机构利用波多黎各的资源。
兼并主义政府赢得了与房地产、金融及诸如旅游这样的服务行业有关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这些人认为，把这个岛屿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将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和利润的提高。同时，该岛50%以上的居民所收到的联邦转账付款又重新回流到北美市场。经济的高度依赖和美国的军事存在为波多黎各成为一个州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成为一个州并不意味着为独立和社会正义而斗争的终结，事实上只不过是改变了力量的平衡，因为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求保持波多黎各民族特性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新进步党政府及赞成变为州的新自由主义纲领与广大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
自治政区的联邦化是取得州地位的一个步骤
自治政区为美国统治阶级转移经济政策和在波多黎各建立生产、市场和资本积累体系提供了一种框架。政治作用有限的“自治”政府构成了福利制度的基础，于是便成了跨国公司的保护者。福利制度推动阶级斗争的方法之一就是支持中产阶级参与同经济发展计划有关的各个政府领域活动。同时，这一制度还建立了基础设施，后来为工业所利用；而工业的发展又造成了不平等和结构上的不平衡，进而导致了当今社会运动的兴起。
新进步党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弱当地政府的作用，推进私有企业的发展，废除补贴制，解除对劳工的管制，减少对环境的保护。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波多黎各变成一个州并入美国。对劳工法的破坏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非正规部门的扩大以及犯罪率的上升。这个岛的新政治现实造成了阶级的两极分化，为此，激进的公民社会得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社区及知识分子的强大支持。还有人在试图把四分五裂的左派集团联合起来。奥斯托斯全国代表大会由十几个赞成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公民组织组成。大会除了作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论坛外，还在岛上各城镇举行年会，在团结各种力量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能力。例如，在它的刊物《祖国在前进》上，成千上万的波多黎各人发表声明：波多黎各人民不愿并入美国。《民族认同》杂志是另一个在学术上、从严肃的分析角度来讨论局势和对波多黎各现实进行不同的社会政治阐释的地方。
民众团体：发展前途和各种出路
由于新进步党的失策，社会运动重又兴起，提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劳工运动中引人注目的组织有“波多黎各教师联合会”、“电力灌溉业工人协会”以及其他一些独立的工会组织。参加运动的还有宗教团体（卡瓜斯的天主教会、岛上西南部的长老会）、学生组织和全国性及地方性的环保运动。
有可能与新进步党在政治上相抗衡的各参选党派内部存在着一些派系。例如，20世纪90年代人民民主党内部要求自制的派别公开对该党保守派进行挑战，但是没有对新自由主义和该党的兼并计划提出反对意见。波多黎各独立党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保护环境和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但是该党主要从事议会斗争，不再有20世纪70年代的那种战斗性了。不过，在波多黎各参、众议院的各独立党的代表十分关注政府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波多黎各独立党议员传统上就是该党领导层的一部分，在选举中他们通常能得到25万张选票。但是波多黎各独立党参加总督竞选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少得很。该党一直保持着在国会中的反对党地位，支持有利于劳工和环保的立法，但还没有拿出一个联合其他组织的有效方案。这种方案将使它摆脱目前只是求生的状态。波多黎各独立党参与民众团体的活动对维护工人阶级和社会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至关重要。
宪法对非特权阶层的医疗和环境提供了保障（第9号法），而兼并主义政府正在就如何废除这一保障进行谈判。大多数新进步党的众议员力图通过立法建立一种“快速”批准制度。以取消对某些项目的环境影响的研究，因为这些项目可能会危及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当地社区和生态体系。环保运动已成为公众对殖民地政府和美国政府发展政策所做出的最为关键性的反应之一。兼并主义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公然损害致力于在各地和全岛范围内维护保健事业和保护环境的社区和组织的利益。生态运动吸取了工人运动、新近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世俗和宗教组织的经验教训。新进步党正试图剥夺民众团体参与公共政策辩论的机会。
小结
波多黎各成了一个未并入美利坚合众国版图的自治地区，这种兼并方式形成了一种殖民地状态。这种状态使美国得以控制公共事务，使依附性的经济得以发展。自治政区在某种程度上使表现在文化和工人运动及民众团体发展上的整体民族性得以形成。民众抵抗运动自被占领以来一直进行着。这种抵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了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游行和斗争；这种演变显然表明：对波多黎各的兼并还不是既成事实。反对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反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主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存在是促使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中坚力量很可能就在社会运动和独立运动的传统中。随着新独立运动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不在全国人口的各个阶层中建立更为平等的关系，要想取得完整的主权是不可能的。
（原文载自《拉美透视》1998年第5期）
*迈克尔·贡萨莱斯-克鲁斯，波多黎各争取独立联邦大学前校长。
[1] 克里奥尔人（Creoles）又译“土生白人”，是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移民的后代，以区别于从宗主国来的白人（半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