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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社会主义VS“欧洲共产主义” （1977年6月28日） ……不过，彼此间上述或大或小的分歧，并不至于取消了日渐增长的、在政治与理论上的近似性过程。从这一近似性过程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正产生一种新的、颇为有机性的倾向。把这个倾向界定为“欧洲共产主义”，我们大体上可以接纳，除开这个定义在地理方面不够明确之外。（曾有人正确指出，日共在许多方面也卷入同一轨道）。以历史根源的理由来说，这个定义是可以接纳的，同时也因为，不管法共如何抗拒，现在正在出现的东西，乃是向洲际扩展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一方面代替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与社会民主党，另方面代替苏联及它的势力范围内其它国家的“模型” 。 一个共同战略的总路线卡里略在该书中说：“包括在欧洲共产主义潮流中的各个政党，一致同意：必需朝社会主义走，这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多党制的，议会代理制的，经由普选权经常行使的人民最高主权，工会脱离国家与政党而独立，人民有组织反对党派的权利，基本人权、宗教信仰及文化、科学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在所有层面中，在所有社会活动的部门中必须扩展人民最广泛参与活动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些政党要求独立于任何可能存在的国际中心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虽然它们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国际主义者。它们应大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现在正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争取国际关系中的更多民主”。[1] 上述卡里略给“欧洲共产主义”下的定义是相当清楚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把作为它的基础的中心前提加以综合，以下这些前提是法共与意共的著作中也有的： 一、在理论的平面上，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工人运动的理论家们曾在不少场合发表过的意见，从一八七二年马克思的演说，恩格斯替法国阶级斗争一八九五年版写的序言，到一九一七年四月的“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列宁主义的假设。 二、马、恩甚至到列宁在一般论述中所指的国家，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的，后者已经负担起更广泛的任务，本质上再不能算是镇压机关。 三、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形势已经演变到对保存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势力不利了。照法共这这三位作者的意见，甚至可以说“全世界社会主义势力，已经压倒了资本主义势力”。 （见该书第五十八页） 四、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所具有的日增的压迫性质，已经在垄断集团与其余整个社会之间造成更加尖锐的矛盾对抗。（见卡里略书第三十三页）法共作者说：“在垄断势力统治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从这个制度，从投机性的资产阶级和有组织性罪恶中，得到特权和利润的一小撮人。” 意共早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已提出同样的理论，虽然说得稍为含糊些。 五、“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家们有这样的说法，说“主要的矛盾”使垄断集团与反垄断势力相对抗。他们从这个说法中，得出一个阶段的战略假设，其中垄断集团权力成为主要的敌对目标，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会通过阶级力量的渐变而达到。就意共来说，这里所牵涉到的，是一种更加明确的“民主反法西斯革命的新阶段”；而就西共来说，则是“政治的与经济的民主阶段”（见卡里略书第九十九页）；就法共来说，则是左派联盟的共同纲领的补充部分，即“一种在最初阶段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民主之全面观念在实际上的应用，它用来对抗并立即取代垄断权力，它并要通过坚决的反垄断行动重新吸收垄断政权的悲剧性的遗产”（见法共该书第一百五十五页）。在60年代;由于当时担任法共书记的莱之·朗哥（Luigi Longio）提出“公平利润”（ 即所谓非垄断利润）的说法，便给予这一方面的内容以详细的解说了。今天，人们是这样解释的：垄断集团将会继续存在一整个时期，跨国公司的利益甚至会受到尊重。（见法共书第一七四页，西共书一三五页。同时必须注意，意共一九七六年大选纲领已删去了任何关于国有化的要求。） 六、新的民主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的口号是“进步的民主” ）之特点将在于由所有非垄断势力组织的一个“新的历史集团”居于统治地位。正如以前已提及的，“历史集团”这个讲法是意共提出的——在葛兰西 （Gramsci）的非正统解释的基础上提出——现在连卡里略也接受了。法共对这个公式继续采取保留的态度（出于颇特殊的理由），但它却同意它的实质。（见法共书二二五页。）在西共书记（卡里略语）的书中我们发现以下的观念：一个“由社会中的劳工与文化的实力的集团居统治地位的观念相关联的新的政治组织”。他并推想这个观念是体现在“各种政党与社会团体的一种联合体的某些东西，这个联合体通过共同意志及尊重各政党各团体的的尊严与独立而活动。”（见西共书一三○页。）换言之，此中牵涉到的，实即法共现在主张的左翼联盟与一九四八年时代的意大利式的民主人民阵线之间的东西。 七、这儿假设的“新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的进程，曾与国家有关各方面的民主的转变，同时进行。由此引起的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本身，将通过一次逐渐的转变而进行，不会有剧烈的跳跃，也不会破坏既存的机关。卡里略最明白地肯定“在各方面发展斗争的可能性与必需性，可以改变国家的意识机关，从而利用它们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完成强制机关本身的“转变”。（见该书六六页至六七页）在意共与法共理论家的著作中，类似的观念再度出现了。而且，根据“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在国家与社会的转变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将是特别着重利用国家的经济部门，作为整个经济中的指导部门。 在这个前景中，革命暴力不再有任何地位了。所能预见的，最多也只是在统治阶级本身诉之武装行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采取某些防卫性的暴力而已。（见法共书一○七页、卡里略书九八页、一一九页及一六八页；至于意共方面，在一九五六年的争论及其后几年中，这类题目占有重要地位。） 八、在共同市场及在它计划中的扩展范围内的国家——西班牙是其中之一——的现实局面中，改革与民主化的行动，将带有向洲际扩展的趋势。意共在这方面首先发动工作，立定共同市场的机关“民主化”的目标。法共则几年来抱持不同立场，用一种掺杂有民族保守主义的观点，来反对共同市场[2]。不过，后来它已经转变到向意共作更大的战略性的接近，虽然双方之间仍不免有些后院的小磨擦。至于卡里略，他对一国社会主义观念表示某种保留，但没有由此得到结论，他已肯定地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苏联与美国之外的欧洲，一个朝向社会主义方向走的欧洲，在这个欧洲内部，我国将保有自己的人格。”（见该书一三四页） 使马列主义变了态迄今许多年来，构成“欧洲共产主义”的财产的许多分析与观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在各个共产党的理论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已给予它们有系统的批评。一篇简短的文章是不可能讨论所提出的所有问题。[3]因此，我们只能就少数几个主要的现在及将来可能的争论焦点加以说明。 第一点，这三本书所引证的马克思、恩格思与列宁著作，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大会时，已由苏联官僚层的支持者与各个共产党的成员，加以引用。 在此，我们仅须把当时我们的文字意见加以覆述即可，并提醒我们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必须在语言学方面搞得更加明确些。（他们尤其应加注意这一事实：马克思的演说有两种版本，对于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替法兰西阶级门争写的序言，曾被社会民主党加以伪造这一事实，也不应默不作声。）此外，不要忘记，正如列宁本人所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作出他那个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假设，是针对像英国与美国而言，而且仅仅是建基于这一观察之上，即这些国家当时，既无军国主义，也无官僚主义存在。依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这两种制度的存在，使夺取政权时不得不运用革命暴力。难道“欧洲共产主义者”会认为，西班牙、意大利与法国，竟已奇迹地出现了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与美国所出现的状况？当然，他们自己的分析都从未如此表示过。（例如，卡里略所大力地正确地强调的，是西班牙政治斗争中军队所具有的决定性份量。） 再说，拿一九一七年列宁四月提纲作为类比，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不能与马克思上述假设并没有实现这一事实，相提并论。事实上，列宁当时所指的，不是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体制上的和平演变，而是指在表现出一个全面双重政权局势的一个革命的民主机关，即苏维埃的体制上的和平演变。他当时写道：“要向群众解释：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苏维埃共和国。”要想把这儿的列宁说成是一个“欧洲共产主义者”式的新改良主义，是太过轻率了。[4] 最后，依然是在古典著作的引证的范围内，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法国与西班牙作者仍要乞助于恩格斯的上述序言，因为这一直是许多年来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口号之一，而“欧洲共产主义者”恰恰是用像社会民主党的同样精神提出来。（见《共产主义与国家》四四页四五页五六页；《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一八到一二二页）。为什么他们一点也不反省以下历史事实：正是伪造恩格斯著名的序言这类行为，才把工人运动这一重要部分自陷于议会主义的泥潭中，使自身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并使自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可耻的向帝国主义投降？或许，我们必须期望某些较一贯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自身终于有日会对一九一四年事变的列宁主义解释，作出急剧的修正？ 第二点，新改良主义理论家们的活动的某一方面，至少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他们一方面宣称要用较“具体的”方式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另方面却很少关心吸收真实历史经验。当他们在无法避免谈及重大的革命战斗的范围内，他们就集中注意于说明这些革命战斗的特殊与绝对不会重复的性质。他们全然忽视这个事实：不但列宁，而且整个共产国际，都从俄国革命中吸收战略性与方法上的教训，这个教训是并非仅限于像俄国的落后国家才有效的。卡里略，从积极方面肯定了一九一七年俄国经验的特殊价值，他宣布在列宁主义意义下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对“落后国家”仍然证明是必需的。（见一九五页。）他指责“那些向越南、寮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荐一种多中心论与议会主义发展的人，等如是在“吠月”的空想中。（见二五页。） 卡里略本人提出这样的论据，说事实上和平的道路之从未曾试验过，这一点本身是无关紧要的。（见一八九页。）对此一明白的看法，还未有人与之争辩过，不过，如果人们若要超越普通常识的平面，就应该问清楚：“和平”道路这种东西之所以从未实现这个事实，仅仅出于特殊的或偶然的因素呢？还者出于更深刻与更特久的原因呢？就我们来说，我们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甚至考茨基等，在他们在生之日，都对这个问题，给过清楚的答案的，都是依照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显然相反的方向给过答案的。事实上，顺便说说，在“欧洲共产主义者”内部流行的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降低成为一种分析方法与一般观点的阐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好，两者同样是（并非次要地）从对已然存在的历史潮流之及时分析，从对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的发现中，取得在社会经济学，与较严格意义的政治的平面上的，一般原理的一种有机综合。[5] 一些历史教训如果记着以下三类问题，那末，对“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回答，就会更加具体了： 首先，我们要记住，他们建议的那个战略——与社会主义阶段分割开来的先进民主的阶段，不是完全新的东西，即使那个理论现在比较清楚与系统化，最后分析起来，一九三○年人民阵线的观念，特别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间进步民主的观念，都是朝着同一方向的。（事实上，“欧洲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是坚持这个路线上的继承性。）不过，这个战略上的建议，从未付之实现，虽然，在革命前夜的危机时期，或者在代表着工人阶段及其它非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的多数政党之间发生严重政治与社会冲突的时期，已把这个建议提了出来。在一九三六年的法国与西班牙，在第二次大战刚结束时的法国与意大利，这个战略引向一条死巷里去，并因此招致一次失败，或者至少可以说，使保守势力得到重新稳定。我们这些作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从这些事变中吸收教训呢？即使是一个最简要的教训也好。为什么他们大家都宁可集中注意于那些次要问题上，例如在一九三六年[6]会导致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政府的各种因素上？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几位作者，对智利人民阵线这种较新经验，避而不谈？这种类比毕竟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九七○年智利，虽然是一个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家，但在经济社会结构方面则相当发展。城市工业经济远比农业经济占优势，有一支相当强大与集中的工人阶级。该国具有深厚的根源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一个现代的政治组织，包括强大的工人政党、工会，以及有相当丰富的学生运动的传统和其他被剥削社会层份活动的传统。智利资产阶级并非完全反对改良主义潮流（其实，基督教民主党本身就曾以它在国会的的票数，让阿连德当上总统），即使是军队，直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以前，还被智共领导人之一伏洛迪亚·铁德波（Volodia Teitelboim）说成为“民主的”军队，说它有别于“盲动主义”而加以赞扬。意共、西共与法共之曾竞相吹嘘智利经验的重要意义，说它是在先进民主制下的一次先锋性试验，说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前奏，是决非偶然的。 或许有人说，贝林格已吸收智利——在一九七三年九月那可悲的月份中——的教训。麻烦在于，他恰恰背道而驰。他，不去对和平道路的可行性、在内部变革国家的前途的可行性等进行自我批评的思考，反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避免与统治阶级冲突，寻求达成一个长期的妥协，也是必需的。他把这种妥协定义为“历史性的”，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换言之，为了避免冒险，最好放弃把夺取政权与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即行任务而放在议事日程上。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疑难的问题，法共与西共两书并未忽视这个疑难。（见法共书一二一页及卡里略书三二页。）自从垄断资本主义抬头以来发生着作用的基本潮流，使议会代表制的内容抽空、使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受到限制。这一潮流由于资本集中与国家对经济之日增的干预之故，已经逐渐加强。这就是走向集权国家的、有争论性的与有时也是被错误地解释的倾向的客观基础。在全面危机的局面中，当“正常的”统治机器难于见效时，这个潮流更受鼓励。如果人们考虑到过去三十年中基本的政治与经济决策——诸如采纳所谓马歇尔计划及其经济政策、北大西洋公约的结论，引起在朝鲜、阿尔及利亚及越南的各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动机——就很难否认这些决策都是在理论上具有人民主权的制度之外作出的。事实上，这些议会制度大多都已降至橡皮图章，循例替已作出的决策盖章的程度。这些议会机关竟能奇迹地改变它们的性质到如此地步，以至它们能保证建立一个“先进民主制”，跟着社会主义过渡？ 在国家内部完成转换？我们将得到的答复是，特别是在一九六八年起（“欧洲共产主义者”现在是承认这一年的爆炸性的冲击力，——见《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三至一○四页，《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六七页至六八页），这些议会制度已经并继续在各方面遭受更加深刻的危机，他们无法抵挡群众运动的压力。 社会力量关系的改变，事实上已部分地反映在这些议会制度中，而在立法范围也已有具体的改变。（例如，意大利劳动法，是意大利工厂中改变了的力量关系的结晶，已保证了工人的生活保障，虽然还只是形式的保障，但在以前是从未享受过的。）在议会制度结构中所取得的部分结果，已有助于集中工人阶级本身的注意力于选举之上，而选举似乎提供了最自然的，可能带来一个明显的政治解决的场所，经济危机已更强烈地显示出这个政治解决的迫切性。（在这一点上，意大利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又供一个好的例子）。换言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结构，再一次表明出它们的吸引力与弹性，最后分析起来，证实了这个事实：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结构所起的职能是为了在最紧急时机保存那个制度的机器，是为了吸收群众运动的压力。更加一般地说，更要紧的是，永远不要忘记在“民主化”时期产生的潮流与现象之相对的与暂时的性质。即使在制度的平面上，这些“民主化”时期也是不可避免地跟着出现退潮时期，群众所取得的成果会减缩或结合起来。一九四七年之后的意大利经验，以及同期的法国经验，而且特别是一九六八年的法国经验，就是对这一点的有说服力的证明。 正如已经指出过的，正是卡里略，他特别强调在国家内部转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特别地从意识形态机构的史无前例的危机中产生的：“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极端情形下，为了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架构，为了努力使它们言听计从，使它们不至于出来阻碍，反而加速现已进行中的进程，这就是一切现代革命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见四三页。）卡里略这种说法倒并非毫无根据的——因为在某些国家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政治危机已确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不过，这种说法，最后看来，是值得怀疑与片面的。最近的经验证实了，即使在最爆炸性危机中，统治阶级的机关仍掌握着无穷的力量，在这个机关本身被清除之前，总是能够成功地被运用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葡萄牙便提供一个例证，特别是在八月至十一月中这段时间）。其次，说有可能在一个持久的时期内有系统地利用意识形态机关去达到把镇压机关转变的目的，这样一个建议是荒谬可笑的，理由很简单：想要控制前者（意识形态机关），是大大地决定于对后者（镇压机关）的控制权（这一控制权通常是控制在国家领导者手中的）。最后在暂时利用敌人机关中的内部矛盾的真实可能性，与在反映乏革命暴力之下，把行政权力结构的阶级性质加以质的改变之不可能性，是不能混淆的。 在这方面，历史经验也指出同一方向。不管他们最初的主观意图如何，那些抱有国家能够在内部加以转变的幻想的人，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便退缩并迁就现制度的运转。难道卡里略集团会以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真的是一开始就想运用莱翁·勃鲁姆的著名说法，把自已加入资本主义机关并充当其忠实的行政人员吗？共产党自已又怎可忘记他们过去担任政府阁员时不得不作的决定或签认的承诺呢？法共以它的阁员为代表，不是非要参加一九四五年轰炸阿尔及利亚不可吗？法共理论家们当时不是要承认由此而加于他们自己党身上的压力吗？多年之前，意共领袖们，例如当时在联合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的斯可赛马洛（Scoccimarro），不是已作出类似的总结：他发觉难以实施他认为紧急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其他部长也口称赞同的。 卡里略本人甚至在他所提议的战略已开始实施之前，无意中对他的政策的逻辑的运用，作出一点提示。被他的效忠于“新历史集团”的热情所推使，他提出争取官员、警员、工业领袖等一般称为行政人员的问题，他甚至设法给这些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可是，他所提的意见，一点也不新鲜，仅仅是很少修正过的的版本的翻版而已。卡里略想象，在民主阶段，甚至在社会主义阶段，军队和警察具有的职能与现在是相似的。他向官员们保证，他们的“社会威望”将会保留不变，主要是基于他们的技术与科学方面的资历。换言之，卡里略倡议由领导的工作人员所组成的一枝隔离的团队之无限度的存在下去，他们继续享有特权。至于“行政人员”，他们将能享受“内部的满足，他们的劳力能够被社会所利用，这一点不但那个垄断集团承认，而且连整个社会集团也都承认。”（见八七至九○页及一○四页。）真的，对一个继续普遍存在有如此的“价值”的社会，是没有理由过分热心的。 关于民主的一个超历史观念最后分析起来，这些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理论，是建筑在关于民主的一个超历史观念的基础之上，这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表明，意共理论家们曾巧妙地用观念上与名词上的诡辩来部分掩饰这个观念的本质，而卡里略至少具有较为坦率的美德，他写道：“事实上，民主，以这一形式或其它形式，在时间上是早于此类资产阶级而存在的，而且将来会超越阶级社会、国家及社会主义而存在下去。”（见一八六页）换言之，民主是独立于社会范围而存在，它超越历史。必然的推论就是：卡里略认为民主制度是能够填以各种不同内容的形式。我们不知道卡里略是否自信上述说法是原始的意见，而且是相当大胆的说法。但真理却在于：他只不过鹦鹉学舌地重复刻划着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假设与前提。他只不过贩卖用新招牌包装的破烂货。 但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观念的类比，又在另一平面上出现了。向新的民主方面的“和平”过渡，以及由此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被认为是可能的，理由是客观条件已逐渐地成熟——照社会民主党的那种古典的说法，因为这些条件现在是“成熟”了。正是在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卡里略与其它的人才提出多中心的渐进主义。这个渐进主义，在我们本文曾加以分析的所有文件中是很清楚的，不但是政治与思想方面的渐进主义，而且是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渐进主义（不但政党与政治制度要多中心，而且在多多少少与新的“历史集团”相结合的经济部门，阶级与社会性组织方面也要多中心）。卡里略曾无数次指出：“克服社会差别，将作为一种自然过程而进行，它并非强制措施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社会服务的发展的结果。”（见一○三页） 这个演进观念，与其它方面一样，还带有在社会实际与政治动力方面的一种不可理解的地方。它所表达出来的前后关系——一种简单分析的说法就是，在一方面一小撮垄断资本家与另方面人民真正绝大多数的整体之间的那种极端对立分化——造成以下的后果；把那个重要的中间阶层（更不用说非垄断的资本家阶层了）存在的事实加以低估，这个中间阶层，其行为是决定于他们自身的具体利益，这个阶层之成为统治阶级政党的后盾，是不仅仅由于他们遭受政治与思想故弄玄虚之累。结果就是，工人阶级在争取它自身的主权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冲突，就被低估了。国际上，这种渐进主义的设想，不但带有对和平共存蓝图的不予批判地接纳，而且更具体地导向工人阶级在西欧国家夺取政权所产生的惊人后果，予以忽略或完全低估。事实上，这一夺取政权的事变势必展开一次巨大的对抗，由此对抗只有两个可能出路：把革命扩张到其它国家，或者在这些暂脱离旧制度轨道的国家中，恢复资本主义。 最后，从方法的观点看，“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暴露出一种新实证主义式的机械观念，这种观念是异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7] 伊格莱亚的理论到此为止，我们的分析几乎绝大部分集中在法共三位作者与西共作者卡里略身上，这是由于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大部分早在其它共党之前，已加以发挥，可以从超过二十年以来的许多文件、论文及演说中，加以追溯，而不仅限于最近的出版物。意共伊格莱亚（Ingrao）的著作之值得注意，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多年来在意共内部讨论中，已获得一定的声誉，另方面则是由于：一。他所作某些分析较为严格；二。他表达某种立场较为尖锐，而对策略与鼓励则较为轻视；三，他所列举出来的某些紧急要求，本质属于较敏感的直接民主要求。 在伊格莱亚的“群众与权力”的序言中（该序言显然是比该书[8]本身较迟写成的），作者阐明意共对国家的特殊看法，这点我们在本文已有提及。他认为，必须排斥那个认为“在旧式国家与新共和国之间具有‘继承性’的理论”，而必须肯定的，是那个认为“由于抵抗运动的突破性进展与法西斯主义失败，带来一个新局势。这一局势打破社会平衡，促使广大群众觉悟，催生了社会与国家的‘新机构’的理论（见一○页）。这就是陶格里亚蒂主义之所以出现的一个动机。伊格莱亚之接纳陶里亚蒂主义，又一次在序言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不管是否说得清楚，在这个宪法的字里行间，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分工，另方面又默认一个改变阶级基础的社会重组的纲领。”（见三八页）我们不必太过重视伊格莱亚这一解释的太过武断的地方，我们应重视他在这章节中的全盘意义。对那个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法西斯主义与前期法西斯主义），与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之间的区别，人们愈加以强调、愈加以突出，人们就愈容易推论出一种继承性出来，一种由灾祸性的破裂所带来不间断的演变，在当前的现实与“民主的反法西斯革命的新局面”之间的破裂，这反法西斯革命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序幕。 伊格莱亚提出第三点步骤，完成了他的理论的全面的体系：“对选举产生的代表会议（尤其是国会）的态度，构成了意共现行战略的真实的新特征之一，构成了意共在割裂社会的阶级矛盾中寻求一条民主出路的态度之一。新的微妙之点，正在于此。选举产生的政治代议制组织必不可避免地表示出（虽然存在歪曲，这点我们曾予指斥），在社会内部运行的，又在政党中找到媒介工具的不同层面的矛盾。确认代议制的代表会议是在这矛盾中一个主要因素（虽然并非唯一的因素），它的发展表示出在阶级辩证法推动下，接纳某种体制。”（见三八三页）说某种特定的议会真正走和平的道路，很少像他说得如此严格，如此明确地强调争论中的症结所在：必须让“阶级辩证法”，亦即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各种机构内开展。 这了综合界定意共的分析性与战略性的方案，是同样值得研究他提出的某些进一步措施的。去年二月，伊格莱亚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把我们目前的战略，与那类社会演变联系起来，那类演变已改变了必然投身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集团的范围。因而，我们所面对的，就是群众觉悟的具体形式问题，利用群众觉悟的具体组织，在工人阶级监督下，一个权力集团就会锻炼出来了。根据我们的分析，各种新的社会集团之参加社会主义斗争，不是通过以前最适合最先进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与组织形式而发生的。而这些社会集团（这是新的可能性），即使在他们自己的旗帜之下，也能朝向一个新社会前进，这乃是历史性分工的崩溃与争取进步的伟大战斗所带来的演变的结果，这一伟大战斗在过去在世界范围已进行了五十年之久……所以，我们便作出假设，我们要把担任历史主角的范围加以变动，这些主角是能够投身社会主义斗争，一如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各组织形式献身于这个斗争一样。伊格莱亚用这种态度继续分析，他认为新多中心主义的价值，是生根“在社会的深处，在生产过程，生产关系与由此引发的斗争中。”（见二四○页至二四一页）由此，由以上所述的政治多中心主义的渐进主义与社会多中心主义的渐进主义之间的互相渗透，在伊的书中，比之法共与卡里略书中，显得更加清楚了。伊颇具知识分子的诚实，他承认如此一个方案“已朝着霸权与历史集团的观念的新公式走，沿着超越列宁的路线的发展下去”（也超越葛兰西Gransci的路线）。 伊格莱亚有一个个意见，许多年来他经常论述过，但意共正式理论仅予部分采纳。这个意见竟被人抹杀，可见伊的思想是被人们不公平地过分简单化了。伊认为，重要的是“在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中介物”。如何建立呢？就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把人民阵线的永久方案，移植到国家中来，以此来使国家转变。”（见九一页及三○九页，一八五页至一八六页）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伊格莱亚作了一次演讲。在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与最终在“重建国家”（见二七一页至二七二页）中提出计划性政策之总体中，下层发动的运动所能提出的目标是什么呢，他说得相当明确。这些目标，由于在一九六九年的伟大斗争浪潮中得到实现，替作者的政治直觉作了很好的辩护。（这些目标，包括：在工厂斗争中争取更有利条件，争取群众更高觉悟的条件，扩大工会的订立集体合同的权力，工人对生产方针，环境污染与工作条件等问题“取态”的讨论与决定的权力。）可是，属于全盘政治方案的问题，则在一九六九年及以后数年，都未解决。并非由于（或仅仅由于）犯了部分错误或估计错误之故，而是出于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一个政治重大危机与群众动员的阶段中，在现存制度内，在一定的议会制结构中，虽然确能取得部分成果，甚至是重要的成果，可是，政治方面的成果，用政权这个名词来代表，则在现在制度内总是无法保证取得的。可是在这一点上，暴露出伊关于议会民主与直接民主两者的补充性的说法，绝不恰当。公式所能掩盖的，实践就完全予以揭露。只要仍然维持现存制度的话，直接民主就会无可避免地臣服于议会民主。可是，从夺取政权（及其后行政权）的观点来看，只有这个时候，整个旧统治结构才不再起作用了。[9] 由于伊格莱亚所赋有的分析能力及丰富经验，他某个时候便能代表一个生动形象，代表一个在“抵抗运动中诞生的”共和国的议会制的真正职能的生动形象。对于把议会职能降低成为“部分补偿作用”，即仅只关心部分的利益与赞助人的利益，他曾加以有效的抨击（见三九页）。在该书后面部分，他给读者一整页的简要评述： “即使这样说可能流于图式化，人们仍可肯定地说，在过去几十年内，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权力扩展与腐蚀的矛盾过程：集中化的大工业的决定权增强了，最广泛意义的国家机器的干涉范围也扩大了。从这一角度看，用“腐蚀”来说明，就不太确切了。说国家一向极力掌握的权力已“失去”，是言过其实的；事实只不过是对国家干涉的性质，予以较严格的判断而已。虽然，由于国家对直接生产机关的干涉之扩大，加强了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政治权力在一定意义上已组合化了：实际上，它已自限于担任组合的辅助工具的任务。主要的决策，都是由垄断集团的集中组织（总是带有国际性质）作出，虽然垄断组织愈来愈要求国家负担一定的责任，但国家机器再也不能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了（即使在国家参与投资的企业也是如此。）同时，对于垄断组合从上面所作出决定对于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影响，政府想从下面加以平衡与调协，也就愈益感到复杂与吃力。在这一前后关系中，选举产生的代表会议便仍然具有活动的余地，只不过这类活动仅限于那些次要的范围。从这一观点来看，选举产生的代表会议便面临一个危机，不过，这类代表会议之被取消，则并非由于这个危机造成。”（见三二九页）
上述引文很长，但值得一读，因为它对于国家职能，提供一种及时的看法。不过，由于它分析严谨，使它列难于接纳这样的假设：为了工人阶级利益，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利用这个国家，使它逐渐转变。 在该书序文中，这个问题再次提出：“生产过程愈加社会化，经济对国家的干涉便愈多，便愈多改变国家的职能，国家便愈难重新安排其全部任务，终至无法评估本身的职能。”（见二四页）又一次出于伊格莱亚的设想之外，这里牵涉到的，并非是一个“特种矛盾”。毋宁说，这里牵涉到的，是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是议会的“继承性”的鼓吹者，向新的国家机构过渡，而非打破旧机构而从头到尾重新建设的鼓吹者，所永远不能解决的。现代国家在各个平面上，实践其更加巨大的职能。这已是现时的老生常谈了。但国家的职能并非抽象地建立在客观需要之上，建立在“国家”或“民族”的总利益之上。毋宁说，国家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与有机的职能相配合，以便保证资本积累过程能够继承下去，无论在动荡时期与危机时期。怎能设想，如此一种“机构”竟被感动而逐步地和平地实行过渡，以便替正相对立的目标服务，达成与它过去建立的阶级内容正相对立的阶级内容？ 对于新改良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它如何在主要理论上脱离正轨，现在，我们要作最后分析了。或许可以说，是伊格莱亚，使这个问题暴露得最清楚，这是由于他的分析较为严谨，他处理群众与制度的辩证关系，较为清楚。（他的书，名之为《群众与权力》，当非偶然）我们要再次指出：首先，笼统地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任务在于保证占有生产手段的一个剥削阶级的崛起与统治权的政治机构，是绝不可能替本质上不同的阶级服务，替后者走上政权，取得行政权而服务，而这另一阶级却是一个剥削者的少数，它是不应再享有统治权的了。今天可以更加明确地说，我们怎能设想，这样的统治机构竟能有助于有机的经济愈加迫切需要的计划？对于这个经济的计划，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是群众之直接与积极的参与。 这种新改良主义观念，像各种古典的改良主义一样，就这样走到排斥苏维埃式组织实现之可能性。这苏维埃式的组织，是巴黎公社之后，成为马克思思想的中心，我认为，也是全部列宁主义思想的中心。说苏维埃只适合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微弱的那类国家，这个奇特的说法，法勃、欣奇和塞费还毫不犹疑地加以引申呢。事实却是如此：如果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依照一个渐变过程而进行，则所谓革命危机，或本质性的革命跳跃，就不会出现，或者失去其内容了；而支持苏维埃式机关的客观基础，因此也就动摇了。恰恰相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苏维埃式的组织，绝对并未过时。事实上，只有这种形式的组织，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在一个革命的民主机体中把群众运动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才能够跟着通过社会组织的最大干预，通过最大的灵活，保证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真正行使其权力。此外，由于苏维埃的根源及其行使职权的方式，使它较之其它组织或制度，更加能够避免群众被统治阶级及其制度与思想所支配。 在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及工人涌起的时期，苏维埃式的组织，已经不断地产生了，即使这些苏维埃尚属胚胎阶段。这一事实，不是没有意思的。葡萄牙就是这方面的最新例子，虽然其中尚有好多局限性。为什么欧洲共产主义者不把葡萄牙这个实验反映出来呢？这个实验证明，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使在它的机构遭受进一步肢解的条件，即使面对一个工人政党占有多数的代表机构，当它能够把那个最能刺激群众的动员与群众的革命的组织机关，在刚诞生时加以扼杀，并把政治辩证法带回到传统的机构中来，它就能够重新稳定下来，虽然这种稳定仅属相对性的稳定。 不过，新改良主义的所有理论与政治的矛盾，又可以归结成为一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最后分析起来，将会激发成为新机会主义者的一个危机。在某一方面，特别在那些主要共产党处于活跃地位，而亟需革命解决的国家中，他们现在倡议一种机动的改良主义战略。甚至在“欧洲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分析的前提中，就存在着荒谬的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确曾指出在现制度的危机之结构性与全面的性质，而法共三位作者甚至还确认：“遭到挑战的，不但是一个政策，而且是一个制度：正是社会制度本身，已走到它的历史的终点了。”（见第八页）不过，虽然他们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们提出的战略的假设，却是一个新的“民主”范畴，在这个范畴内，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机器，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结构，仍将继续起作用。（还要记住，甚至连垄断资本也仍未被消灭，至少在一定时期之内，仍未被消灭。）社会主义的前景，只限于无限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呢）。在他们的前提与结合之间，不是存在着刺眼的对照吗？ 作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作者引用的「卡里略书」指：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法共书」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文中引述的页数指西文版，并非中译本。 [1] 关于卡里略书中批评斯大林主义与苏联官僚政制的部分，本文不拟讨论，读者可参阅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第四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曼德尔的《卡里略与苏联国家性质》一文。 [2] 法共的特点之一，是向沙文主义让步，它时时应用“法兰西色彩的社会主义”这个庸俗的爱国主义口号。 [3] 就意共的经验而论，这经验较之其它共党的经验，是较早引起人们注意，我们愿在此介绍我们的一本书：《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意共：斯大林主义与机会主义》，沙玛纳与沙维利着，一九六九年出版。 [4] 法勃、欣奇和塞费，为了“能够把旧公式加以完整化与改正”的需要，毫不犹疑地引用列宁的文章。可惜他们并未指出，列宁在该文章中所指的，并非革命暴力，而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个观念。这个观念甚至已明显地被事变所超越，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仍予支持。 [5] 注四提及的三位作者在他们的书中说：“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所一般建立的理论，乃是确认资产阶级机构的基本上的压迫性质；乃是革命夺权并接着不屈不挠地保卫该政权的必要，乃是国家把阶级性质加以根本改变的必要，并在这个基础上把生产关系乃一切社会生产加以根本改变的必要，这样做，其目的是在于开始去建立一种无阶级的社会；乃是工人阶级在所有这些变革中负担领导作用的必要。”（见该书六三页）如果人们注意到，所谓“革命夺取政权”，在这三位作者来说，等于“和平道路”，同时，马克思并不是说转变，而是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则显然可见，这儿是关系到对马列主义的不合逻辑的曲解了。 [6] 正是卡里略本人，已提出这个假设，说如果共产党一开始就参加政府，则西班牙革命过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他对法国也有同样的看法。（见一五三至一五四页） [7] 顺便指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曾予正确驳斥的传统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的一个因素，恰恰就是把封建向资本主义统治的变革形式，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变革形式，作出类比。卡里略最近的著作，恰恰又犯了这个毛病。（见该书六二页至一0七页） [8] 伊格莱亚这本书，收集了一九***年到一九七七年间的文章与演讲。他现在担任下议院主席。 [9] 就一般的印象来说，伊格莱亚的观念，并非没有某些与这些左派改良主义者的立场相类似之处，这些左派改良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立即鼓吹把议会机构与苏维埃式的机关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