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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安全空间”的终结？
一篇给西蒙·乔伊斯的回复
马丁·阿普彻奇（Martin Upchurch）
2015年春
第一星际 翻译
西蒙·乔伊斯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设法解释英国罢工记录处于历史新低的原因。西蒙的论点是，与国际工人运动相关的罢工“自信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当代的罢工。西蒙并没有否定工人自信作为强劲罢工的一个条件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过于乐观地认定，工人的自信会在很长的罢工活动衰退期内增长。西蒙为此提供了一个解释，强调了在工会领导下的机构的限制力。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工作场所的工会愈发将自己的能力限制在采用“合法”的罢工行动。西蒙认为，结果是立法的限制削弱了工会成员的自主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工会成员手中的罢工武器基本已被夺走。”此外，“工会成员手中罢工武器被夺走意味着再去激发他们的怒火和/或自信，将其转化为更汹涌的罢工浪潮将极其困难。”
在举例说明时，西蒙给出了一个复杂的分析，深入研究了经济结构变化、工会官僚机构的压制作用以及工会的主要失败等斗争过程，这可能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罢工的衰落。西蒙说得比较收敛，他避开了就“阶级力量的天平”或是工人政治与阶级意识的整体状况来谈论自己的观点，而更倾向于给出“一个关于为何罢工这么少的分析”。尽管西蒙闪烁其词，但需解决的正是后面这些因素。我想就两个层面回应西蒙的论点，二者都不是试图批判或是诋毁他的分析，而是加上一些评论与见解。首先，有必要再重提评估“阶级力量的天平”的重要性。第二，我们需要批判地探讨在英国出现的罢工潮，这不仅扎根在结构性因素，还在于意识的辩证法里。
阶级力量的天平
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工人罢工倾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工人对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与矛盾冲突的意识的动态变化。我们需要理解这些意识是怎样冲破资本主义工作制度下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而转变为工人们认清自己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的根本对立的意识。用葛兰西的话讲，这意味着打破媒体、教育体系等提供的对于世界的“常识”观点，转变为一种工人基于自己的集体力量与对资本与劳动的对抗的理解来运用“理性”的世界观。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我们不应该掉进从过去推断现在与未来的死板陷阱，因为正如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认为的那样，意识不会线性地发展或消失。工人从将他们自己看作、在自己的劳动能力范围内被囚禁和商品化的客体或低等人，到成为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有意识的主体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正如理查德·海曼（Richard Hyman）在他1972年的作品Strikes中写的那样：
为了公正评判其复杂性，工业社会学者必须适应这个结构与意识之间的互动。静止或单向的分析必然扭曲社会现实，并且因此不是一个理解工业的特点或是预测其发展的充分的基础。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假设任何停滞，而必须遵循一种运动，在这个运动里，由于压力和负担的积累，逐渐增长的内力将带来突破，变化就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发生，就像自然科学中可能发生的量子跃迁一样，有时在表象之下积累着看不见的张力。这个过程将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塑造的一对矛盾压力的产物，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紧张局势产生临界点。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尽管生产力在我们的劳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生产关系通过相互作用创造了行动发生或不发生的条件。我们或许能肯定的说，资产阶级正在不断加紧剥削工人，这是劳资利益内在矛盾和资本家们之间竞争的产物。但正如约翰·莫利诺克斯（John Molyneux）在杂志里陈述的那样：
当谈到无产阶级一方时，我们不能说像牛顿力学那样，每个资产阶级的行动都会遇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回应。事实证明，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总是存在着对剥削压迫的反抗（即使是在纳粹德国与斯大林主义苏俄，甚至是在死亡集中营与古拉格）。但此时也总是存在着默许乃至合作，这也是事实。这些不同回应的相对比例变化巨大，且与经济条件没有任何固定或机械的联系。
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工人暴动时期或浪潮并不能由追溯不远的过去预测到，而通常是不可预测而被意识上的跨越与现状的崩溃所决定的。随着长时间的罢工，这种意识的跨越便成为可能。从生产力内部转移角度而言，这样的波动通常跟随着漫长的资本重组。此时正当旧部门产能持续衰退时，资本寻求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去实现超额利润率的生产。在这些衰落的生产部门里，资本被迫通过科技或裁员来加强剥削链，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投资于设备、机械等的资本与投资于劳动力的资本之比）愈发迅速的增长，盈利危机进一步加剧。
在其他部门，例如汽车行业里，由于竞争对手的制造商在更恰当的时机过度扩张以超越他们的对手，产能过剩就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随后对产能的调整导致了一个残酷的创造力破坏进程，其特征不仅是重组、兼并和接管，还包括对工人的加剧剥削。
因此我们看到，雇主们努力去引入精益生产方法和机器人，这加大了工作强度并且使劳动者的力量分裂。英国整体汽车生产并未衰落。英国还有30多家制造商生产70多种车型。同样，2017年英国汽车产量预计将达到历史新高。重组使得生产力提高来弥补劳动力流失。此外，这个部门微观层面的“阶级力量的天平”受到雇主们的集中攻势来粉碎工人自主性并减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保罗·斯图尔特（Paul Stewart）与他的合著者们在汽车行业的研究里引用了沃克斯豪尔埃尔斯米尔港前召集人彼得·蒂瑟林顿（Peter Titherington）的话。他在1992年的讲话中说：“在计件制下，我们直接出售我们的劳动成果。在计时制下我们出售我们的时间。在精益管理下，管理层抱着复仇的心态决定我们的劳动投入和时间。”
雇主攻势中的一部分当然是在劳资关系管理上调整策略。1979年，英国利兰公司长桥工厂召集人德雷克·罗宾逊（Derek Robinson）的被解雇预示着管理层不再尝试将工会成员“官僚化”和制度化，而是将工会边缘化。在接下来的20年里，整个工程部门都出现了工会普通代表的受迫害和解雇，伴随生产合理化与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技巧（如内包、外包和个人绩效工资）被引入，就业规模逐渐缩小。1989年，为了推动企业层面谈判和增加“灵活性”，雇主们放弃了工程行业的全国工资谈判。安迪·丹福德（Andy Danford），麦克·理查德森（Mike Richardson）和我在英格兰西南部工厂做的研究突出了这个灾难：
1995年的裁员期间，AEEU（合并工程与电气联盟，现为Unite联合工会的一部分）失去了它在英国航空航天系统里所有的工作场所代表；1991—92年，它在劳斯莱斯75％的代表都被裁员……同时许多领导MSF（制造业、科学和金融业，现在也被并入Unite）的左翼活动家被选中裁员……在1991年，整个MSF代表委员会在英国航空航天中被解散……工会随后也被撤销。
但除了这段令人警醒的经验，正如上文引到的两项研究指出，在许多工厂中的工会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工会面临的问题不是人们对它冷漠或不感兴趣，而是工会积极分子一直在努力超越“盈利需要”的管理意识形态（这里的斗争通常是与工会官僚机构的斗争）；认识到在管理层攻势（例如精益生产和外包）下重新定位、思考工会管理策略的必要性；再加上培养一批年轻成员来实施策略的需要。西蒙在他研究时当然很完整地了解了这段经历。但却在提出制造业罢工衰退的结构性约束原因时，强调了罢工暴露在产品的市场竞争与敌对性立法的风险中是这个衰退的关键原因，弱化了评估“阶级力量的天平”作为定性变量的重要性。
那么生命力复苏的前景如何，以及自信如何参与到这一局面之中？正如我一开始希望阐述的那样，这个过程既取决于对阶级力量天平的定性评估，也取决于结构性因素。我们需要评估生产力转移变化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回应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会帮助我们洞察未来前景。1979年，托尼·克里夫在这本杂志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他提到传统的激进工人，例如矿工、码头工人、船坞工人和火车司机的斗争的水平低下，同时还指出加入斗争的新部门，例如油罐车司机、面包师、记者和消防员。英国氧气公司（BOC）的工人们因他们组织的流动纠察队而闻名，铂金斯柴油公司的工人们因使用占领策略而闻名。但他拒绝随波逐流，写道：
把福特、英国氧气公司工人和货车司机们的成功和1972、1973年矿工们的胜利相提并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矿工们的胜利改变了全国阶级力量的天平，使其彻底倒向工人阶级。福特、英国氧气公司工人和货车司机们的胜利则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比例感是把握现实的关键。辩证法的精髓是量变质变规律这一重要概念，即使被滥用。
当然，正如西蒙自己所说，上世纪8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钢铁工人、公务员、印刷工人尤其是矿工的失败深刻影响了英国“阶级力量的天平”。这种对雇主们的天平变化涉及到部分普通活动家的“自信心”的消减以及工会权力权威重新转向工会官僚机构，还有他们新采纳的“合作关系”与“第三道路”之类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口头禅。这两个趋势携手并进，创造了这样一个未来：工会内普通成员与官僚的斗争不仅仅集中在活动家独立于官员的组织能力上，还集中在挑战将市场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上。这强调了一个基于普通成员的“政治工会主义”的重要性，以应对新的挑战。
我们甚至可以开始推测，总资本积累的“变化”如何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探讨了资本积累战略中的这些变化，并描述了一种“钟摆”效应，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盈利危机（1870年代到1970年代），国家与雇主们开始发起对抗劳工的新的攻势开始到以工人对“既定社会契约的破裂、劳工的再商品化和日益加剧的阶级差距”的抵制为特征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 在“崛起”的新部门如零售或食品分销等中，工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潜力呈上升趋势。正如西蒙的罢工表清楚显示的那样，正是在这些行业（运输、分销等）罢工水平保持相对稳定，而在采矿业（在英国基本上被摧毁至不再是一个行业）和制造业（在广泛重组和工会边缘化的长期雇主攻势过程中），罢工统计数字大幅下降。在食品和零售配送等许多行业，罢工行动的潜力相对较新，但这一可能性无疑是真实的，最近英国在阿尔戈斯和霍维斯的罢工，以及在德国亚马逊配送站和美国反对沃尔玛的罢工都证明了这一点。
重点是，任何罢工数据的分析都必须考虑到资本积累策略的长期影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被修改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结果。我们不应专注于英国罢工数据下降趋势的制度性解释，而应当把我们的研究置入更宽广的政治经济与资本积累结构变化框架。在这样做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末后的盈利危机以来，我们见证了生产力上的巨大变化，伴随着长期以来雇主对劳工的攻势，而劳工们却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能量重整并在统一战线上反击。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罢工中本质的变化。国家集体工资协议（在过去是最常见的罢工原因）引起的罢工随着雇主们将同样的协议扔进垃圾堆而减少。正如克斯汀·哈曼和同事们在数据中展示的那样，我们看到了（一天内的）协调的公共部门罢工和大罢工的兴起，这两种罢工已经成为西欧罢工趋势的主导形式。这些罢工通常由官僚控制且仅限于一天，预示着一场更广泛的政治斗争以对抗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紧缩。事实上，2010-11年全球更广泛范围内的工业骚乱浪潮，以及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以及现在激进左翼政党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我们能”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在更长时间的激烈抵抗中的初步小规模冲突。
工会官僚制
阶级斗争的进程不只是“阶级力量的天平”的产物，还是制度中介作用的产物，即葛兰西所说的围绕资本要塞的“土工作业”，它可以通过偏转或遏制的过程来破坏意识的发展。这样的“土工作业”，至少当葛兰西在意大利牢房里写作时，可能不仅仅是包括媒体（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言论等等），还包括例如教堂的机构，其作用是将工人阶级的异议转向对于“更高”的神秘权威的崇拜。工会官僚和所谓“劳动党”的“社会民主”领导人，例如英国工党、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或是德国社民党都充当了偏转者的角色。然而，尽管西蒙的确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工会官僚机构的潜在扼杀作用，但他的分析只是顺便一提，因此通常被掩盖了。官僚机构作为限制并决定普通成员自信的一个因素，其作用需要充分展开的解释来证明其重要性。
在保守党和社民政府执政的框架内，作为资本力量的国家可能会寻求与工会官僚机构的和解，因为工会官僚机构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以使工人运动去极端化。他们向工会提供让步，在体制内赋予工会一些“合法性”，这作为工人寻求补救的一个办法，为争端的正常化创造了空间，同时也将结束争端的责任交到工会领导人们的手中。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普通民众骚乱加剧，政府鼓励的国家集体谈判也被大部分雇主所接受，作为一种压制和“制度化”劳资冲突的手段。同样，1968年多诺万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普通成员领导非正式行动的刺激的建议（“专业”人事管理、ACAS调解，正式而“通过”的纪律和申诉程序等） 但更敏感的是，工会领导人在体制内充当了官僚的死手，将工会“作为整体”的利益置于激进派利益之上。工会官僚的社会民主意识形态倾向体现在他们与工党领导层的有机联系，也将做出行动来确保“国家”利益（即“国家”资本）在关键临界点优先于阶级团结。
当“阶级力量的天平”在劳工斗争的时期倒向普通民众时，临界点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制造一个“临界点”来压制民众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迫害工会领袖。反过来，政府可能会引入新的立法权力，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将工会内部的权力集中在官僚机构手中。TUC（英国劳工联合会）在1926年大罢工中背叛矿工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罢工期间的工会总书记，沃尔特·西特林（Walter Citrine）厚颜无耻地在30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不认为总罢工是失败的”。他的借口很简单：“从来没人想清楚过总罢工的理论”，而更尖锐的是，当TUC通过谈判结束争端时，它的权威地位仍然完好无损。西特林试图使工会运动“现代化”，并在1928年蒙德-特纳（Mond Turner）与雇主的会谈中代表TUC作为合作者，旨在建立一个“共识”的劳资关系体系。TUC的路失败了，因为大部分雇主组织察觉到阶级力量的天平正倒向他们，并希望对有组织的工人发起一次无情攻势，包括提高工作强度和迫害工会活动家。政府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出台了1927年的《贸易争端和工会法》，宣布大多数一般罢工和同情行动为非法，并限制工会加入工党，同时审判并监禁了许多共产党激进分子。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压迫政权之下，工程师工会通过集体化因同一雇主攻势产生的不满而成功恢复了会员资格。这个工会远不像西蒙宣称的那样，在良性立法之下运作，而是面临着包括立法力量在内的全方面不断增长的敌意，却仍然成功使成员从1933年的19万人达到了1945年的90万人。这一增长是由普通成员（学徒和其他人）的行动和围绕《推进者》（Propellor）（后改名为《新推进者》（New Propellor））等论文展开的活动家网络发展驱动的，火车司机工会中的共产党领导层和独立工作场所中的关键多数共产主义激进者履行了支持的义务。事实上，共产党活动家在激发和巩固普通成员的自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理查德·克拉彻（Richard Croucher）在《火车司机战争》（Engineers at War）中回忆的那样，“他们……准备好去任何聪明人害怕去的地方。”
第二个关键阶段正好在上世纪70年代产业斗争的大逆转之前。事实上可以说，随着战后经济繁荣的崩溃，20世纪60年代末，政治体制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70年代蓬勃发展。第一个打击工会的正是一届工党政府。这体现在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对全国海员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Seamen）滔滔不绝的攻击上， 正如他的内阁同僚威格勋爵回忆的那样：“威尔逊的行为达到了极点……他一手粉碎了罢工。”威尔逊的阴谋是，工党不仅要粉碎普通民众，还要羞辱桀骜的工会领袖。国家集体谈判和相对自由的工会立法的旧“共识”福利政策让位于显然更激进的资本主义（包括寻找新的国际市场和劳动力）以对抗发达工业国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大背景。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雇主对工作条件、社会福利和薪酬的长期协同攻击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包括撒切尔在80年代对工会权力要塞的突击。正是这种对工会“安全空间”的否定严重影响了工会领导人们从雇主和国家那里取得让步的能力，导致了一次特殊形式的“社民工团主义”与劳工主义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否定了工会行动的合法性（例如通过立法改革），还使工会活动家们在工党右转到社会自由主义后，在他们熟悉的议会代表渠道中迷失。这一政治变化与以“灵活性”为幌子的合同预期交易上的大量结构性变化有关，这个变化不仅包括雇主驱动的制造业国家集体谈判的崩溃，还包括公共部门服务的私有化。工党政府再次热情地实现了这个目标。注意，例如，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对1998年《工作公平白皮书》（Fairness at Work White Paper）的傲慢介绍，“英国将拥有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中监管最为宽松的劳动力市场”。这形成了西蒙文章所述时期背景，如果我们要解释罢工的低水平，就必须全面理解其含义。
克里夫早在1971年，写下革命者在工作场所面临的任务时就察觉到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工人阶级支离破碎，并被不同生产部门利益所驱使。他记录道：“改革主义的老林子正在凋零。树叶脱落，树干朽蚀。但在社会上，除非用新思想替代旧思想，它们就不会被扫除殆尽。”以新代旧的任务的确在70年代初结出了果实。克里夫甚至似乎被事件转折的惊喜冲昏了头。两年后的1973年，他对罢工天数“损失”上的迅速回升很感兴趣。他毫不留情的攻击工会领导人们的奸诈。他们对罢工的作用是阻碍而非帮助。在1972年的矿工罢工时他写道：
工会官僚们奸诈无比……（矿工领袖）乔·戈姆利（Joe Gormley）在罢工前夕宣称如果政府提高哪怕一点价钱，就不会发生罢工——他恐怕签了3英镑的价钱……正是普通矿工们的创新精神帮了大忙，他们在发电站外游行，而不是浪费精力在矿井周围游行。得益于铁路工人、货车司机和能源行业工人的帮助，他们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
在码头工人为释放根据保守党反工会法被监禁的彭顿维尔五君子而开展的斗争中，克里夫写道：
再看看码头工人的斗争。五名码头工人获释，这是对政府的一次伟大胜利。罢工是非官方的。（运输工人领袖）杰克·乔伊斯保持沉默，没有为码头工人提供任何帮助。影子劳工部长雷格·普伦蒂斯（Reg Prentice）抨击五名码头工人违反法律，只是沽名钓誉。
随着那些工会领导人（包括共产党麾下的，如塔斯公司(TASS)制造业员工工会的肯·吉尔（Ken Gill））再次通过与工党政府达成“社会契约”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1972的巅峰回落到低迷期。然而有人指出，工党与工会官僚都在与普通成员利益相反的利益斗争中处于高位。他们会压制激进派进而严重伤害普通成员罢工胜利的能力与自信。
对普通成员的重视于国际社会主义传统而言是其核心。然而这不是由于一些工团主义者对于斗争的狂热，而是由于认识到雇主权力和国家只能由工作场所的大规模行动战胜的事实。这样的大规模行动是由普通成员的信心驱动的，反过来也取决于独立于工会领导人和工党的行动能力。这需要政治方向与领导，既要解释并揭露传统工会领导人的作用，又要在意识不均衡时总结斗争。这不是说工会领导人是无所不能的，而是说资本力量、工会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联系是流动的。正如克里夫在1988年简明指出的那样：
工会官僚机构总是在两个主要力量——工人与雇主之间摇摆不定。如果他们完全支持雇主，就会失去他们的根基。他们有时因害怕失去一切而支持工人对抗雇主的斗争。普通成员对官僚机构的独立程度与普通成员对雇主的信任程度成正比。如果工人们十分自信，他们能够对官僚机构说，尽管你们存在，我们也不关心你。
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教训是不能凭空召唤出必要的自信。它必须通过普通成员激进派重建，有时和工会官僚们并肩，有时又对付他们。我们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困难越来越多。事实上，或许西蒙在文章中发现的正是这些增多的困难。不仅经济的结构性巨变阻碍了劳工斗争，经济因素（低通胀和高失业率）也让罢工的利刃变钝。我尽力在这篇回复中从政治经济变化、社民体制衰落等更长远的视角出发，做出更进一步的思考以重塑我们可能期望看到普通民众信心恢复的理论框架。我认为，雇主与国家都在利用新的环境并在长期内行动以巩固对他们有利的阶级天平。但在此存在一个矛盾，因为正是这场资本主义攻势剥夺了他们权威的合法性根基并且加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政治经济与社会）。正是从这种特殊的矛盾中，反对和异议的根源继续蓬勃发展。然而，如何将愤怒和异议转化为工业斗争的辩证法仍然是无法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