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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22年度选书
﹝英国﹞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
2022年12月22日
志愿者 译、日土兀 校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对我评论过的那些书进行回顾。我会从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的著作《无精打采地迈向乌托邦》（Slouching towards Utopia）开始，因为这本书曾被看作是本年度最佳的经济史书籍。
德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之一。在2016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我与他进行过辩论。在那场辩论中，德龙批评了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就只会等待戈多”（语出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意指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说，在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无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我们只能等着它自行崩塌。与之相对，他和其它的凯恩斯主义者则不会一味等待。人们现在可以用正确的经济学决策来处理世界难题。
嗯，在他的新书中，德龙似乎对他的观点显得有点没那么乐观了。德龙宣称，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运作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命运，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骇人的世界大战，有着持续不断的局部冲突，还存在着跨国公司的高度剥削。不过，这个“漫长的二十世纪”于2010年结束，那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已“无力按照自1870年就成惯例的平均速度恢复经济增长，就连趋近也已无法做到”。看来，在二十世纪无所不能的资本主义现已经慢下步伐，以至匍匐前进，而在21世纪漫长萧条的阴影中，乌托邦似乎成了一个更加遥远，乃至永远消失的愿景。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毕竟就连德龙也说“因为它只关注财产权而不关注人类基本的权利”。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德龙表示，不应该去寻找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恰恰相反，“政府必须进行管控，有力地管控”。
针对世界经济危机，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继续占据着主流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最近一次试图宣称凯恩斯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的，是史蒂夫·马格林（Steve Marglin）。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长期成员。当代最重要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像马格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的书《凯恩斯在崛起》（Raising Keynes）应当进行广泛探讨。”像萨默斯一样把马格林称作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滥用。即使是马格林也说，自己“只有在不反对马克思的意义上”才能被叫做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马格林在新书《凯恩斯在崛起：21世纪通论》中表示，凯恩斯的激进观点已在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下被埋没、失了真。《凯恩斯在崛起》展现了如何以及为何对凯恩斯的正统解读是错误的，它还证实了凯恩斯的洞见，即就算你把资本主义身上的毒瘤全拔光，你还是会得到一个没有能可靠地提供足够工作岗位的机制的系统。因此“我们需要政府，不是偶尔、断断续续地需要，而是一直、长期地，危机中亦然。”
这和传统的凯恩斯式做法有作什么根本性决裂吗？没有多少。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马格林为达成充分就业所提出的解决政策是什么呢？“政府必须运用其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并驾齐驱。”因而，他所提出的方法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替代，不是终结私人利益与社会需求间存在的矛盾冲突。相反，政府还必须要助力资本主义生产做得更好。正如奥地利学派〔注：原文为Austrian School，但熊彼得从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成员——译者按〕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一次评论过的，“既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凯恩斯化的，又存在着凯恩斯主义马克思化的尝试……事实上这些（指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作家用对方的观点去充实自身的思想的行为，确实是可行的，（但是）分析起来，他们在决定性的命题上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与其像马格林那样试图复兴凯恩斯的思想，不如就让它归于沉寂。
来自最近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世界正朝气候灾害方向一路狂飙。我已经争辩过，提议的市场式解决方式，如碳定价、征税或是发展新能源，在化石能源产业被允许继续运营而免受惩处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公有化与全球化规划是能把我们从已经在我们当中出现的环境灾害拯救出来的唯一出路。
苏格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和阿林·科特雷尔（Alin Cottrell）以及简·菲利普·达普利奇（Jan Philip Dapprich）在他们的新书《在气候危机下的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 in an Age of Climate Crisis）中，就着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阐述了代替了市场的计划会如何行得通。
现如今，障碍并不来自于按计划对资源和劳动力进行分配来满足社会需求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来自于资产阶级为了阶级利益而施加的政治阻力。这本书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计划政策，以应对气候危机。
即使是在单一的经济体中，计划经济也能使情况变得更好吗？这个疑问提出了计划以及现存的“计划经济体”的成功性问题。阿尔贝托·加布里埃尔（Alberto Gabriele）和埃利亚斯·贾布尔（Elias Jabbour）的新书，《21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发展》（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便宣称要“针对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与败提供一个新颖的、平衡的、基于历史的解释方式”。这本书获得了关于中国的最佳外国图书奖——中国特别图书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的年度奖项。这本书也是第一本获得此奖的政治经济学书籍。因此很明显，这本书因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的看法而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支持。
诚然，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体和国家，无论其是民主还是专制，都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腾飞并非是资本主义的成果，而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结果。这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经济形态（SEF）。”中国和其余的像越南和老挝这样的国家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古巴、朝鲜或二战后的东欧并不相像。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社会经济形态，其可被称作“市场社会主义”。这才是中国非凡的经济腾飞的基础，而不是苏联的，存在微乎其微或是根本不存在“私人财产形式”的计划经济。与苏联相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导向的、在宏观层面进行规划的国度，而在微观层面上，资本主义与市场以一种基本和谐的方式进行统治。这个新社会经济形态是推翻了资本主义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的未来模范。
依我之见，加布里埃尔和贾布尔是将中国转型之路中的日渐增长的矛盾尽数忽视的。大型资本主义部门的“特洛伊木马”和在“社会主义导向”的中国经济中神秘莫测的中国共产党，都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大威胁。确实，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的压力在下个十年的持续，以及中国共产党中的亲资本主义分子把经济向资本主义“开放”的行动，中国依旧存在着掉头倒转至资本主义的重大风险。
全球气候变暖确实是21世纪的燃眉之急。但，是什么致使全球气温呈指数级增长？在日本的一本超级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中，马克思主义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对资本主义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本书传达出的信息是清晰明了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索求正在将地球摧残殆尽，而只有“去增长”才能够通过减缓社会生产与分享财富来修复这种破坏。人类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要取代资本主义。斋藤的书的副标题是“走向去增长化的共产主义”（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去增长在诸多环保人士与左翼主义者中变得越来越流行。去增长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人类想要避免生态的崩溃，就绝不能跨越那绝对的“行星极限”与固定的“承载能力”。
这个观点并没有对社会产生的极限与自然本身的极限进行区别与划分。然而，破坏自然、物种灭绝、与破坏地球大气层的威胁产生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而不是来自某种存在于体系外的威胁。污染与环境恶化加速发生是因为资本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利润，而不是因为技术本身。社会主义者应当把生产资料本身以及它们在资本主义下的运用区分开来。
在社会主义式的去增长的图景中，目标将为减少生态破坏与社会中必要性较低的生产（一些人可能称之为经济的交换价值部分），同时将保护甚至加强围绕人类福祉和生态再生（经济的使用价值部分）进行组织的经济成分。
今年还存在着暴露出来的另外两个关键问题：新冠疫情与经济数字化之后，工作领域会发生什么变化？在美帝及其盟友和俄罗斯与中国等与之对抗的崛起的经济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下，将会发生何种事件？
关于第一个问题，约翰·迈克尔·罗伯茨（John Michael Roberts）（与本文作者并无关联）在他的新书《在新冠疫情之前与期间的数字化、阶级、工作》（Digital，Class，Work :Before and During COVID-19）中指出，疫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中的诸多社会实践。但罗伯茨批评了一些理论家，他们声称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意味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理论不再能解释现代社会阶级关系与压迫的本质。
一些人认为，新的数字技术带来了新的剥削方式，它模糊了人们曾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界限，比如工作与消费之间的界限。其它人就没有那么关注新的剥削形式，而是声称数字技术创造了工人和用户之间的新型合作与“协同创造”模式。罗伯茨总结道，这两种观点都是对于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工作流程的片面化描述。相比于数字劳动与工作的分析方式，罗伯茨更偏向于使用基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分析框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数字时代以劳动力的异化与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的形式延续。
关于第二个问题，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的《芯片战争》（Chip War）一书就大有关联了。这本书赢得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米勒在书中勾勒了半导体的发展，以及台积电和其它几家制造商如何主导全球先进芯片的供应。他所传达出的主要信息是令人不安的，尽管在美国与苏联的“冷战”期间，核武器和互相确保毁灭的潜力创造出了某种有平衡的休战，避免了彻底的冲突。但在美国与中国间的这场“冷战”，并不存在什么平衡，只有无限制的竞赛。芯片开发和生产现在是美国试图孤立、削弱中国，消减中国以及其它被认为是反对美国的全球利益的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关键领域。
也请让我提一嘴英国全国总工会的前首席经济学家邓肯·韦尔登（Duncan Weldon）写的一本简短但中肯的书。这本书是关于“英国例外论”的。在《蒙混过关的两百年：英国经济从繁荣到萧条再到衰退的惊人故事》（Two Hundred Years of Muddling Through: The surprising story of Britain’s economy from boom to bust and back again）中，韦尔登描述了英国资本主义衰落与崩溃的悲惨故事，从19世纪的霸权国家沦落为21世纪20年代表现最差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虽然英国有一些地区是整个西欧最为富裕的，如英格兰东南部，但也有一些地区是整个西欧最为贫困的，如东北部或威尔士。“就经济而言，将英国描述成‘底下是新加坡的葡萄牙’，这一点都不夸张。”韦尔登的书让我们对英国的灭亡有了深刻的了解。不幸的是，它并没有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何如此低迷做出任何值得我们注意的解释。例如，韦尔登指出，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目前正在经历所谓“生产率难题”，即生产率低增长问题。英国也是其中表现最差的国家。但韦尔登难以解释缘何如此。
我也敦请读者注意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巨著的最新版本。里克·库恩（Rick Kuhn）是格罗斯曼的传记作者，也是他的作品的复原者，他发布了另一本格罗斯曼作品集。这次，人们期待已久的格罗斯曼的《积累与分解定律》（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完整版首次被译成英语。这是格罗斯曼作品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但也最受谴责与诋毁的作品。它不仅复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崩溃趋势所做的重要阐释，而且恢复了他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方法。去年，Brill出版社将这一最新版本以昂贵的精装版的形式出版。现在，Haymarket出版社出版了平装本。我将与里克·库恩（Rick Kuhn）一起参加一月新版的国际发布会。
最后，古列尔莫·卡切迪（Guglielmo Carchedi）和我本人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也将由Pluto出版社出版。开启预订后已过了些许时日，不过下周就承索即印了。这本书“透过价值的棱镜”对危机、通货膨胀、帝国主义、环境、科技与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探讨。我预计将在2023年的帖子中对每一章的看法做进一步的阐释。新书的发布会也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