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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福尔给英国工党的一封信
（1940年3月15日）
陈永平 译
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七辑
译者按：保尔·福尔是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写这封信时任法国社会党的总书记。当时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已进入战争。法国社会党的右翼领袖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内外政策，反对共产党所主张的统一行动政策。福尔的这封信，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法国共产党的看法，代表了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的权威观点，是研究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的一件重要史料。
英国工党在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将其译成英文，并加上“共产党在法国的活动”的标题，作为附录收在该党的年会的会议记录中，这种处理充分地表明它对这封信的内容的重视。
本件根据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收藏的《英国工党年会》（1940年）译出。
亲爱的英国同志们：
你们告诉我们，在英国有人对法国的政策提出若干非议。特别是，有人认为法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半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说这里的一切自由已被废除，议会政府已不复存在，工会已被取缔，它们的领导人已被监禁，云云。因此，人们对英国的民主制跟法国的独裁制之间结成同盟这点表现出明显的惊讶。
难道需要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对这种绝不符合事实的非议感到有点惊讶和困惑吗？
毫无疑问，目前在法兰西共和国存在着一种倾向于限制某种自由的局面，这是由于战时实行国家非常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许多场合下，军事当局代替了民政当局。确实也可以看到一些滥用职权的现象，人们对此提出抗议，以减轻其后果。
说议会已不复存在，这是错误的。议会在自由地商讨问题；政府从属于议会并回答各种问题。讨论国防问题时需要慎重从事，政府和各党派都同意在秘密会议上进行。
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新闻检查制度一度很粗暴专横；但经过报刊的反对并且经过议会的正式辩论后，已经大有改进，政治性的检查业已取消。
然而，在英国引起非议的问题，并不是我在上面简单地谈到的情况。应当在其他方面找一找原因，毫无疑问，原因在于采取了反对共产党人的措施，我不否认，这些措施是严厉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成其为合法的呢？这实际上便有必要了解一下共产党人在法国给我们所造成的危险之大。
如果他们是一个为了国防而从事活动的党，如果这个党是以国防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态度的话，那么，不管它的社会理论和革命原则是什么，目前法国政府和两院所一致采取的态度都会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难道不应当记住，共产党人是外国势力的直接代理人吗？难道不应当记住，共产党在国民议会以至全国各地都充当一个外国政府的喉舌吗？而正是这个外国政府，跟另一个目前正同法国交战的外国政府勾结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十分清楚了。只需要断定一下：一个听命于外国并接受它的津贴的政党，在战争期间，是否可以参加法国国民议会并进行讨论、表决和立法呢？是否可以在议会委员会或参众两院的秘密委员会中，听取有关国家的军事外交形势的报告或是得到一切有关国防的秘密情报呢？
有一种说法是，把共产党议员驱逐出议会，这在宪法中找不到依据。也许如此。然而，宪法也并没有预见到会有一个心怀叵测的叛党打入众议院，打入议会委员会；它占有反对党议席，那么有朝一日它为什么就不能占据执政党的议席呢？在一些情况下，自然权利可以弥补成文法的缺憾和漏洞，自卫的本能决定个人和社会采取自卫和安全的措施。
还应当注意到，法国政府和议会在这方面是慎重从事的，它采用了宽严结合的方法。它给共产党议员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考虑，以便使他们能够自行脱离希特勒—斯大林的勾结活动，而对于那些脱离了的人——已有这样的先例——则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职务。由此可见，这种宽大已经达到迹近轻率的地步。对于那些悬崖勒马的共产党人来说，他们便可体会到民主制的方法对布尔什维主义方法的优越性。如果在俄国，他们会不经解释和不经审判地被成批枪杀，面对于那些想替他们辩护和开脱的人，也会给他们每个人送上一颗子弹，而且这个事件早在6个月以前就会发生。因此，法兰西共和国是懂得怎样处理问题的。
还有一些事情是英国同志们需要了解和考虑到的。那就是由于共产党人20年来在外国资助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他们已经在巴黎地区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在作为国家的腹地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巴黎地区，他们在所有工厂里都建立了支部。他们把手插到大部分的工会机关里。在选举方面，由于在第二轮投票中弃权制度的实行和“人民阵线”的活动，他们占了塞纳地区的60个议会席位中的33个；有很多郊区的区政府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把这些区政府变成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心。
今天，没有人能够怀疑共产党人自外于国家并听命于一个外国政府；如果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也令人难以认可的话，那么在战争时期则成为绝对不能容忍的了。
让我再说一遍：没有人能够怀疑共产党人一直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他们从1920年以来的演变便可分晓。当然，这个党的生命有过若干转折，经历过几个阶段，然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外国所制订的政策的种种考虑来决定的。
最初，他们企图建立一个同时进行合法和地下活动的政党。他们对当时一直作为工人阶级的行动和宣传基础的一切事物进行攻击。他们宣称自己主要是世界革命的鼓动者，说什么改良的时代已经过去，说议会主义和民主制是属于过去的事物，而武装叛乱的时期已经来到。
事实上这些新理论都经不起经验的检验，于是他们摇身一变而为改良主义者，同时却继续利用一种最为耸人听闻的蛊惑手段。与此同时，他们企图引起殖民地的暴动；他们支持阿尔萨斯的分立主义分子，并在摩洛哥战争期间向阿卜—德尔—克里姆拍发贺电。接着，他们突然又变得非常有民族感和非常民主。他们跟民主党派一道参加各种群众性示威活动。他们学会唱《马赛曲》。他们加入“人民阵线”，为的是破坏它的国内政策并将它的对外政策推向战争。他们拥护战争，无论在西班牙、捷克或波兰的问题上都是如此。他们甚至拥护起“国联”来。还有，他们不知道真的还是故意忘记他们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的公式，虚情假意地向他们的天主教弟兄们伸出手来。
然后，又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们一反常态，指控法国和英国应对战争负责。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人都被说成像羔羊一样温顺和新生婴儿那样的天真无辜；点燃战火的只是张伯伦和达拉第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资本主义集团和社会党的走狗”（指名道姓地骂）。光荣的俄国军队则胜任愉快地结束这些人的起先在波兰、如今则在芬兰的剥削。在芬兰，那些暴民们竟胆大包天，敢于保卫自己，起来反对那种以史无前例的残酷屠杀的恐怖手段给他们带来的解放。
这种宣传是在跟柏林和莫斯科配合之下进行的。可是，它并不总是那么尖酸刻薄和赤裸裸，有时候它采取一种比较隐蔽的，更有背叛性、更加危险的形式。这种宣传是要利用受战争的灾难最为深重的那部分人民的痛苦和不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制造混乱，其第一个后果是瓦解我们的军队的抵抗。
一个令人厌恶的散发地下传单的运动正在进行，这个运动把目前的战争说成仅仅是英国资本主义所渴望的。就是这样，共产党人正设法把法国的舆论转向反对英国，瓦解人民群众和军队的斗志，以便引起人心涣散，从而为制造混乱的局面作准备。
然后，毫无疑问，希特勒和斯大林就会担负起恢复秩序的使命。
形势就是这样。
这就再一次证明，在这样一个时刻，法国所采取的反对叛党的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这是法国和英国的命运的之所关，一切民主和自由的希望之所系。
保尔·福尔
1940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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