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Trotsky, Krupskaya, and the Bolshevik Tradition

托洛茨基、克鲁普斯卡娅和布尔什维克传统[1]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2021年8月29日
李玥 翻译、韩达 校定



　　关于托洛茨基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关系的讨论将基于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的反思，她是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领导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三十年的亲密战友和伴侣。列夫·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将在本报告的主要部分进行介绍。但在此之前，我想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克鲁普斯卡娅身上。[2]

印象与现实


　　众所周知，人们对她的了解程度不断减弱。我们可以从1904年一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尼古拉·瓦伦蒂诺夫（Nikolay Valentinov）的态度中看出这一点，他后来成为了一名老孟什维克知识分子。多年以后回想起他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关系时（在其《邂逅列宁》（Encounters with Lenin）一书中），他用简短九个词表述其当时的想法：“列宁令我十分感兴趣，而克鲁普斯卡娅则不然。”[3]

　　在瓦连连诺夫看来，克鲁普斯卡娅平庸才智的一方面反映在她革命性的陈词滥调中。他写道：“每当克鲁普斯卡娅以学校女教师的口吻，特别强调诸如‘俄罗斯工人生活糟糕’、‘我们的农民没有权利’、‘独裁政府是人民的敌人’之类的老生常谈之事时，我就会畏缩。”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这些陈词滥调——缺乏可能使他感兴趣的有趣的知性润色——与她的日常观念密不可分，为她所选择的生活增添了活力。”[4]

　　瓦伦蒂诺夫对这些东西没有耐心。“列宁是我唯一愿意与克鲁普斯卡娅讨论的话题，”他告诉我们，“我尊重她，但我认为在智力上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她没有任何引人注目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说这句话时，他似乎忽略了她在协调俄罗斯境内外布尔什维克活动家网络内的沟通和组织工作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对他来说，涉及这些实际问题的基本途径可能远不如更有趣的论战和理论途径重要。他继续分享这些具有启发性的评论：“毫无疑问，像她这样的女革命家有数百名：我应该说，她属于其中没有女性气质的那一类女性。……列佩申斯基（Lepeshinsky）认为大约五年前克鲁普斯卡娅流亡西伯利亚期间是非常漂亮的。不知怎的，我不相信这一点……”[5]

　　很明显，瓦伦蒂诺夫没有看过克鲁普斯卡娅1890年代的照片，正如她的传记作者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 McNeal）所说，照片中的年轻女子，“从根本上来说很漂亮。[6]她的脸上几乎没有时尚或化妆品的痕迹，似乎总是散发着智慧、严肃和热情的承诺。传统的吸引力很快被一种称为格雷病（Grey’s Disease）（通常称为甲状腺肿）的甲状腺疾病所破坏——但多年后，这种承诺、严肃和智慧继续在照片中闪耀。事实证明，她的聪明才智是瓦伦蒂诺夫失败的原因。

　　瓦伦蒂诺夫向我们保证，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注意到我觉得她很无聊。”他解释说：“由于我非常重视与列宁的‘接触’，而且我知道妻子们已经或可能会对她们的丈夫产生影响，所以我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激怒或冒犯克鲁普斯卡娅的事情，从而导致列宁对我的态度发生变化。”他强调说：“克鲁普斯卡娅没有理由抱怨我缺乏外在的尊重和关注。”几乎是在下一口气之后，他不得不补充说：“然而，没有明显的原因，我注意到克鲁普斯卡娅对我的好感正在减弱并转变为敌意。这是逐渐发生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列宁与他的讨论逐渐增多从而减少了与克鲁普斯卡娅的探讨致使其妒意横生，但仍然可能存在更直接的原因。在描述克鲁普斯卡娅时，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将她描述为“善于观察、精明、不受奉承、怀疑自命不凡”的人。[7]

　　后来的评论家跟随瓦伦蒂诺夫贬低克鲁普斯卡娅。以德米特里·沃尔科加诺夫将军（General Dmitri Volkoganov）为例——他的职业生涯从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转变为后苏联叶利钦政权的反共产主义理论家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列宁传记中，他明确地将她（用他的话来说）置于“列宁的阴影中”，“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她与他有联系”。但认真审视她的实际生活，却与此不符。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受到批评沙皇秩序的父母的影响——她与列夫·托尔斯泰就社会不平等、解放斗争和大众教育等问题进行了通信。早在她遇到列宁之前，她就被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所吸引。她吸引列宁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共同的承诺。虽然在她的余生中深受列宁思想和实践取向的影响，但她的角色是一名激进的活动家——传记作家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 McNeal）恰当地将她描述为多年来肩负着巨大责任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书记”。[8]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她成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专注于教育和文化。在俄语中，它是由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的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Narodnyy Komissariat Prosveshchinya，标记为“Narkompros”）。在描述该委员会的工作时，卢那察尔斯基解释说，“劳动群众渴求教育”，政权的责任是提供“学校、书籍、剧院等”， 使“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他们自己的民主控制下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借鉴过去的艺术，才能创造出自己的艺术。”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克鲁普斯卡娅是“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灵魂。”[9]她本人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教师，受到托尔斯泰和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相关方法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末，杜威本人提供了一份亲历者报告《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印象》（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部分描述了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在与他和其它人的广泛讨论中，克鲁普斯卡亚试图总结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他受到了这种方式的启发。以下是杜威的解释：

　　它的目的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个人修养。已经发生的经济和政治革命并没有结束；这是文化发展仍有待实现的手段和基础。这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因为没有经济自由和平等，全面发展所有个体的可能性就无法实现。但是，经济变革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够充分享有赋予人类生命价值的一切事物。[10]

　　然而，事实证明，克鲁普斯卡娅最大的名气来自她的列宁回忆录以及她与列宁一起生活的经历。克鲁普斯卡娅的传记作者罗伯特·麦克尼尔评论道：“作为对列宁生活的叙述，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内容丰富，总体准确。”。尽管这本书从明确支持列宁的立场来看是带有党派色彩的，他评论说，这种党派色彩很少带有私人恩怨或夸张的论战，而她的叙述整体上坦诚和客观实在令人钦佩。[11]

　　现在我们应该谈谈她对托洛茨基的看法。

列宁与托洛茨基


　　在一项经过充分研究的调查中，简·麦克德米德（Jane McDermid）和安雅·希利亚尔（Anya Hillyar）得出结论，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忠于职守的革命者，不但使得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迁移外国的艰难岁月中得以幸存，而且在1917年从基层开始创建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与列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互动远比人们有时所承认的更为警觉。

　　多年来，这使她能够对它的演变提供深刻的解释，并通过对与之相关的许多活跃人士的评估而丰富。其中大部分反映在她杰出的回忆录中，回忆录有两种不同的英文译本：《回忆列宁》（Memories of Lenin）（基于1930年的第二版）和1970年出版的《列宁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Lenin）（基于1933年的第三版）。[13]

　　在克鲁普斯卡亚与其它人分享的一些内容中可以发现更多的想法。她与德国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早些年是罗莎·卢森堡的亲密伙伴和知己）关系密切。蔡特金在1924年3月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与克鲁普斯卡娅的一次谈话。“她最近对我说，﹝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所断言的列宁从未信任托洛茨基是错误的，”她在列宁死后俄罗斯共产党高层发起的反托运动中写道。“恰恰相反：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喜欢托洛茨基，并对他非常尊敬。在列宁去世后，她也曾写信给托洛茨基表达这种印象。”[14] 以下是克鲁普斯卡亚的短笺：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写信告诉你，在他去世前大约一个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翻阅你的书，他在你总结马克思和列宁的地方停了下来，让我再给他读一遍；他仔细地听着，然后自己又看了一遍。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自你从西伯利亚来到伦敦与我们碰面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你的态度一直未曾改变，直至他去世。N.克鲁普斯卡亚[15]

　　在1930年版的回忆录中，克鲁普斯卡娅描述了1902年秋托洛茨基第一次在他们伦敦的公寓里拜访列宁时与列宁展开的热烈讨论。克鲁普斯卡亚回忆道：“这只‘雏鹰’衷心的建议和第一次谈话都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注这位新来者。”“他和托洛茨基谈了很多话，还和他一起散步。”列宁很满意托洛茨基明确表达自己立场的方式，也很欣赏托洛茨基能够把握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歧的实质。“列宁的学生”是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对他的看法。[16]

托洛茨基的反列宁阶段


　　托洛茨基当时坚定地致力于帮助建立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其成为一个协调良好、中央集权的组织，其核心是《火星报》（Iskra）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在1903年第二次党代会期间，《火星报》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分歧，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消极倾向感到厌恶，因为这伤害了一些德高望重的火星派成员——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Pavel Akselrod）和薇拉·查苏里奇（Vera Zasulich）的感情。克鲁普斯卡娅指出，大部分代表“支持‘被冒犯’的人，但仅仅看到事件中的人身攻击就忽略了讨论的全部实质内容”，并补充道：“托洛茨基也没有抓住实质内容。”[17]她解释说：

　　其实质就是——围绕在列宁周围的同志们更加认真地致力于各项原则，他们希望看到这些原则不惜一切代价地得到贯彻，并在所有的实际工作当中执行。另一组人则更多地抱着普通人的心态，在原则上做出妥协和让步，更加尊重他人。[18]

　　另一个政治分歧很快加深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派系分裂。在预计将推翻沙皇俄国君主专制主义的剧变中，即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坚持需要工农联盟，而孟什维克则主张自由主义导向的工农-资本主义联盟。尽管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更接近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但他基于乐观的革命宿命论，在组织问题上继续坚持和解的态度。他后来这样解释：

　　我相信阶级斗争的逻辑会迫使两个派系走同一条革命路线。当时我还不清楚列宁立场的重大历史意义，他那种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划分政策，必要时还有分裂政策，目的是团结和锻炼革命政党的忠实骨干。[19]

　　从1904年到1917年，这种差异导致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论战。在1905年革命高潮期间，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出现了强大的融合趋势。卢那察尔斯基记得有人在列宁面前说过，托洛茨基正逐渐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民主工人委员会──彼得堡苏维埃的领导人。“列宁的脸色阴沉了一会儿,”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但“他随即说道：‘好吧，托洛茨基凭借他卓越而赢得了这一切的’”[20]正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开始阐述他的不断革命理论，多年以后（正如布尔什维克党人阿道夫·越飞后来告诉托洛茨基的那样），“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即使在1905年，你，而不是他，是对的。”[21]

　　然而，在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里，托洛茨基坚持他的宿命论的调和主义，而列宁则倾向于发展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双方产生了激烈的相互指责。在十五年令人沮丧的经历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成长和品质给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果断地拒绝了调和主义者的观点，促使列宁评论说：“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22]

托洛茨基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


　　克鲁普斯卡娅在1924年参加关于托洛茨基那篇才华横溢但颇具争议的文章《十月的教训》的辩论时，坚持强调其积极的一面。她对托洛茨基的重要批评（我们将在这里进行考察）是通过一篇评论作为开端，这与季诺维耶夫、斯大林和其他更具敌意的批评者的断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写道，“托洛茨基同志在革命的关键时期，竭尽所能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指的不仅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10月所起的核心作用，还有他在1918-1921年俄国内战期间组织和领导红军取得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克鲁普斯卡娅继续说道：“他在艰难且责任重大的职位上英勇地坚持下去”。 “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他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工作并创造了奇迹。党不会忘记这一点。”[23]

　　然而，他多年的独立自主以及他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相对孤立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影响了托洛茨基在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如何倾向于与该党合作。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托洛茨基“极度傲慢，无法或不愿表现出任何人性的善良或对人的关心，缺乏列宁一贯的魅力，使托洛茨基陷入某种孤独。”这可以被证明是言过其实，但不能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在政治团体中工作的天赋微乎其微，”卢那察尔斯基继续说（用另一种夸张的说法），并承认“在政治事件的汪洋大海中，这些个人特征完全不重要，托洛茨基的完全积极的天赋脱颖而出。”[24]

　　必须正视卢那察尔斯基批评中的真相。托洛茨基对其它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列宁除外）的完全蔑视态度让人震惊——不仅在《十月的教训》中，甚至在他的经典回忆录《我的生平》以及其他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关于《我的生平》，艾萨克·多伊彻认为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仍然太新颖”，托洛茨基的叙述“由于战术考虑和缺乏远见而受到阻碍。”正如多伊彻所指出的那样，“书中充满了大量的深刻洞见、插曲和人物刻画，”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内心生活的讨论，由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观点（包括季诺维也夫、卡米涅夫、克鲁普斯卡亚、斯大林等人物），“显然需要将自己与托洛茨基认为是俄国革命真正英雄的列宁最接近，这似乎阻碍了他的发展。”[25]

克鲁普斯卡娅的批评


　　这让我们想到克鲁普斯卡娅对《十月的教训》的批评，其中反复强调了将布尔什维克视为一个革命集体的必要性。她指出：“托洛茨基阐述了许多关于党的事情，但对他来说党就是一个领导班子，是头脑”。但她坚持认为“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中央委员会（‘领导班子）没有与党隔绝，党的最低组织的成员每天都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保持联系……这场胜利之所以有可能，正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和集体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她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如果领导班子知道集体组织的意愿，而不仅仅是从决议出发，并且按照这种意愿开展工作，那么领导班子中的个别成员的动摇或错误就不具有托洛茨基同志所赋予它们的决定性意义。”[26]

　　提到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的主要针对目标格利高里·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时，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当我们党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紧急情况时，大家不能对形势作出一致的估计，这是很自然的，那么找到正确的共同路线就是组织的任务。”

　　她强调：“列宁始终非常重视党的集体组织。他与党代会的关系就是基于此。每次党代会上，他都把自上次党代会以来他所想到的一切都提出来。他认为自己对党代会和整个组织负有主要责任。”[27]

　　她抱怨说，“托洛茨基没有认识到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她强调说：“的确，领导人的个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成员中挑选最有天赋、最优秀、性格最坚定的成员担任我们的管理人员。”但她坚持认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工作人员是否与整个组织紧密联系的问题。”[28]

反对斯大林主义


　　1926年，克鲁普斯卡亚与昔日的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一起成为联合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反对派的政纲强调了托洛茨基分析报告的关键点。其中之一是不斷革命的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将在我国取得胜利，这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及东方反对帝国主义枷锁的斗争密不可分。”[29]另一点涉及对日益增长的官僚独裁的批判：

　　党内危机日益严重的直接原因是官僚主义，自列宁去世以来，官僚主义的发展令人震惊，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经济政策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感情在方向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高压手段的需要，并赋予了一切政治的行政官僚性质……列宁多次提到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主义变形，以及工会需要经常保护工人不受苏维埃政权的侵害。但是……官僚主义在各个领域——在党、经济、家庭生活和文化方面——都对工人进行了沉重打击......[30]

　　反对派的政纲也反映了克鲁普斯卡亚所表达的组织敏感性：

　　“很明显，领导层越来越难以用党內民主的方法来执行其政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越不认为这些政策是自己的。高层的荒诞行为问题与对批评的压制密切相关。对列宁死后建立的共产党政权的深刻不满，以及对政策转变的更大不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对情绪，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只有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健全的集体领导制度。没有别的办法了。”[31]

　　事实证明，联合反对派无法承受不断加剧的威胁和压力、组织间的相互指责、人身攻击，以及斯大林政权策划的日益严厉的政府镇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投降并公然抨击自己的观点，但最终遭到清洗、逮捕、羞辱和杀害。许多不妥协的人被逮捕并送往西伯利亚监狱集中营，最终在那里被处决。托洛茨基被流放，最后于1940年被谋杀。几个月后，克鲁普斯卡娅放弃了反对派，但她勇敢地写下并出版了关于列宁的回忆录。直到1935年，托洛茨基还说起克鲁普斯卡娅“始终坚定地拒绝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32]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后四年里，斯大林政权甚至能够从她身上夺走这一点——迫使她接受她所反对的一切，正式批准对老同志的诽谤和屠杀。[33]

　　在流亡期间，托洛茨基继续向布尔什维克传统中的革命集体主义致敬，但在他的回顾性分析中（例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中），他也重提了对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个人主义”的摒弃，克鲁普斯卡娅在之前也对此有过批判。然而，托洛茨基的弱点也可能被证明是一种优势——使他能够更好地抵制、批判和动员起来反对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暴政。与此同时，他试图保留克鲁普斯卡亚和他所代表的革命组织的遗产，以供后代使用。[34]

2021年8月29日



　　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是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位教育家、历史学家和长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他的最新著作《革命的集体：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同志、批评家和动力》（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Comrades, Critics and Dynamics in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将于2022年晚些时候由美国Haymarket Books出版。

　　原文链接：https://johnriddell.com/2021/08/29/trotsky-krupskaya-and-the-bolshevik-tradition/


注释

[1] 这篇文章的早期简短版本出现在澳洲《连结：国际社会主义复兴杂志》（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2021年8月1日（http://links.org.au/trotsky-krupskaya-bolshevik-tradition）. 它是在为2021年8月2日至6日在巴西举行的在线会议“托洛茨基的永久性”（Trotsky em Permanencia）准备的一个更短的演示文稿的同时准备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4l_KYDPVQ&t=777s）.

[2] 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见Paul Le Blanc，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5）。关于托洛茨基，见Paul Le Blanc，Leon Trotsky（伦敦：Reaktion Books，2015）。关于克鲁普斯卡娅的基本信息和判断可参见Georges Haupt和Jean-Jacques Marie，Make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Biographies of Bolshevik Lead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56-158; Robert H. 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Krupskaya and Leni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72); Jane McDermiad and Anya Hillyar, "In Lenin's Shadow: Nadezhda Krupskaya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 in Ian Thatcher, ed., Reinterpreting Revolutionary Rus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另见Barbara Evans Clement, Bolshevik Wome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启蒙运动的粮食：卢那察尔斯基领导下的苏联教育和艺术组织》（1917-1921）（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讨论了克鲁普斯卡亚在教育人民委员会中的工作。

[3] 尼古拉·瓦伦蒂诺夫，《邂逅列宁》（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43页

[4] 瓦伦蒂诺夫，第142页。

[5] 瓦伦蒂诺夫，第141页。

[6] 麦克尼尔，第51页。

[7] 瓦伦蒂诺夫，第142页; 菲茨帕特里克，第54页。

[8] 麦克尼尔，第88-129页。

[9] 菲茨帕特里克，第十二页，第26页。

[10] 约翰·杜威，《苏联和革命世界印象》（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纽约：新共和国，1929年），第112页。

[11] 麦克尼尔，第267-268页。

[12] 麦克德米德和希尔亚尔，第161页。

[13] 克鲁普斯卡亚，《Memories of Lenin》，2卷。（纽约：国际出版商，1930年）和克鲁普斯卡亚，《Reminiscences of Lenin》（纽约：国际出版商，1970年）。

[14] 见蔡特金，《致Yelena Stasova的信》（1924年1月9日和1924年3月29日），摘自蔡特金《信件与著作》（伦敦：Merlin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15]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自传的尝试》（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0年），第510页。

[16] 克鲁普斯卡亚，《列宁的记忆》，第85页。

[17] 同上，第104页。

[18] 克鲁普斯卡亚，《列宁的回忆》，第96页。

[19]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总结与展望》（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8年），第173页。

[20] 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纽约：希尔和王，1967年），第60页。

[21] Adolf Joffe，“致托洛茨基的信”（1927年11月16日），国际新闻通讯，1928年1月19日，第8卷，第3期，页83; 见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joffe/1927/letter.htm

[22]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第105页。

[23] 克鲁普斯卡亚，“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伦敦：英国共产党，1925年），第370-371页。托洛茨基10月份的教训和雪崩般的批评（包括克鲁普斯卡亚的批评）在弗雷德里克·C·科尼主编的Trotsky’s Challenge: The “Literary Discussion” of 1924 and the Fight fo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7）中转载，并附有大量的学术评论和文献。。

[24] 卢那察尔斯基，第67页。

[25] Isaac Deutscher，《被驱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221、222、229页。

[26] Krupskaya，“十月的教训”，第366-367页。

[27] 同上，第367-368页。

[28] 同上，第368页。

[29] 《十三人声明》（1926年7月）载于《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6-1927年），编辑Naomi Allen 和 George Saunders（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30] 同上，74、76、81、82。

[31] 同上，76、84、89。

[32] 利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流亡日记》（纽约：雅典人，1963年），第35页。

[33] 麦克尼尔，第281-288页；Katy Turton, Forgotten Lives: The Role of Lenin’s Sister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07），第122-123页，第125-127页。

[34] 见Dianne Feeley、Paul Le Blanc、Thomas Twiss，Leon Trotsk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