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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ssian Opposition Replies to the Capitulators
苏联反对派对投降派的回应
﹝苏联﹞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
1929
小狼 翻译、jq 校对
《战士报》按：在起草宣言的同时，拉科夫斯基、奥库德加（Okudjava）和科西尔（Kossior）还完成了一份内容广泛、原则性的文章，在其中描述了国家和党内的状况，确定了七月二十二日宣言的意义和任务。这些文章以手稿的形式在流放地和国家中广泛传播。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收到两份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鉴于它的篇幅，我们只能在这里摘录一部分内容。
鉴于一些非常“激进”的批评家认为拉科夫斯基的声明几乎是一种投降，在文中，我们把拉科夫斯基对投降派（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和投降倾向的特点的一般化描述。
投降者脱离反对派意味着在反对派内部酝酿的危机已经成熟（大规模逮捕、当权派四处挑衅、单独监禁、津贴减半导致流放犯们的物质条件艰苦、列·托洛茨基被驱逐等等，以及另一方面，中派领导人的 “左翼路线 ”也在反对派中造成了某种分裂）。如果没有严重的迫害，“左转”会把新的同情者推到反对派的队伍中，因为它实际上标志着中派在思想上的破产。不过实际上，如果没有“左转”，之前的迫害也不会达到它实际取得的效果。所谓的”左转”成了中派的腐朽和机会主义的遮羞布。
腹背受敌的反对派
对迫害手段的描述是多余的。我们只想说，它不仅仅表现在公开的暴力上，而且被剥夺了最基本的通信的权利，而格别乌对投降者展现了特殊的慷慨，为他们提供“技术援助”，有些地方的机关甚至自己出面分发他们的文件。那些留在反对派内的投降者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伊斯特岑科）或根据与机关达成的初步协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雅罗斯拉夫斯基或奥尔忠尼启则）行事，对反对派的“轰炸”是从两个方面发出的：中派和反对派过去的成员。我们现在腹背受敌。著名的“通信自由”实际上只是投降者的自由，“抽象的自由”留给了列宁主义反对派。应当注意到，即使在这里也对邮递政策进行了区别对待，投降者的文件不允许被送到那些他们认为会坚决抵抗的同志手中。对投降者的答复则被完全压制。
思想危机在去年四月就已经开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是“重估价值”的推动者。前者的行为有一定连续性，而后者就像往常一样，从极左立场动摇跳到了极右，然后再跳回来。不得不说的是，拉狄克还指责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谈判。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致这样讲过：
“‘中派’领导人已经开始实现我们纲领中的经济部分；至于政治部分——它将由生活本身来实现。左翼反对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已不再有价值。现在应当回到党内，跟随事件的自然进程前进。”
因此，根据对于纲领的解读分出了两个阵营：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们一如既往地为了完全实现它而斗争。而机会主义投降者则表示，他们愿意满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根本不考虑如果不实现纲领的政治部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无从谈起。
反对派的缺点
在某些方面，从党内产生的反对派并没有摆脱年复一年的机关生活中形成的缺点和习惯。首先，它始终有某种实利主义。在那些曾经最接近党的领导层和苏维埃机关的反对派之间，官僚主义的陋习尤其难以消灭。他们部分地感染了对党组织的拜物教，这与对党本身忠诚，忠于它的理想，它的历史任务相矛盾——只有那些仍想着为改革党而进一步斗争的人才拥有这种忠诚。最后，它也没有摆脱由同一机器培养出来，属于伪列宁主义者的最有害的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离开反对派的投降者都不会放过对托洛茨基落井下石的机会，这些石头正是由雅罗斯拉夫斯基-拉狄克（Yaroslavsky-Radek）工厂开采。如果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旧习气很容易被摆脱。可是在残酷的镇压之下，这种思想就在反对派中造成了大量投降者。斗争不可避免地淘汰了那些没有准备把纲领贯彻到底，梦想着安逸，天真地把它隐藏在参加“伟大的斗争”的愿望下的人。不过，筛选可能对反对派的队伍产生有益的影响，留下的人都不会把我们的纲领当作一道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挑选的菜。这纲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列宁主义的战斗旗帜，只有对它的完全实现，才能带党和无产阶级走出中派领导使他们陷入的困境。
那些明白反对派的斗争正是一场“伟大的斗争”的人，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都取决于它——这样的人不会抛弃自己的岗位。
我们必须回到党内，投降者的文章里一再重复这一主旋律。不了解反对派被逐出党的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是我们自己离开的党，自愿流放。这种说法意味着把我们被迫离党并被流放的责任从中右派联盟领导层转移到反对派身上。
我们曾经在党内，直到现在也希望留在党内，即使在中右派联盟否认制定任何形式的五年计划的必要性，并若无其事地鼓励“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因为此时党正在左转（哪怕只是部分的），它面对巨大的任务。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性质完全不同：我们会同意脱离列宁主义路线来取悦中派的机会主义吗？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敌人正是对自己的信念不诚实的态度。如果党的领导层模仿天主教会在临终前强迫无神论者皈依天主教的做法，要求反对派对承认根本不存在的错误，否定他们自己的列宁主义信念的话，反对派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尊重它。同样，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信念的反对派只配得到完全的蔑视。这种做法造成了拿着列宁主义哗众取宠，对它轻描淡写的怀疑态度。因为慷慨地向右翼和左翼散布关于“一切要适度”的虚伪箴言，拉狄克再次成了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谢德林（Shchedrin）塑造的形象没有褪色 ，它们在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关系都在重现，只不过历史装束有所改变。
投降者的论点
投降者最喜欢说，现在正处于“喀琅施塔德的前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此来散布恐慌情绪。在伊希姆车站，去莫斯科的路上，拉狄克把右派合和中派之间的斗争与法国热月前国民议会中的斗争相提并论。他说：“他们都准备着逮捕对方。”他还认为右派可能会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获得多数，不顾他们上次在全会三百多名代表中只获得了几十张票的事实。可正是这个人在七月十三日的声明中却说出了完全相反的东西，认为中派领导已经完全阻止了右转的趋势（为了照顾领导层的面子，他们表达的十分微妙），这很难以置信吗？况且，哪怕接受第一个假设，难道我们就该牺牲列宁主义投向中派机会主义吗？当然不行！
在拉狄克短暂的思想清楚的时刻，他完全明白这一点。去年，七月全会以后他给身在阿斯特拉罕的拉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斯大林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右派将夺取政权，热月即将来临，列宁主义反对派要做的是维护“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产”。一个政治家必须考虑到事件在未来可能的变化，但如果策略只是建立在混乱的假设之上，它就会变成冒险主义。有一个小例子说明了这种混乱是多么不可容忍，斯米尔诺夫（I.N.Smirnov）认为，鉴于国内困难的情况，中央不会要求三驾马车投降。但看到谈判进展缓慢，斯米尔诺夫在7月12日的明信片里写道：“我认为，危机的缓解（丰收）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投降者还自己散布谣言，表示中派对右派的温和情绪也与上面提到的丰收有关。这种态度是否长久本身就值得怀疑。清理右派领导人，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似乎已成定局。
拉狄克“时刻准备着！”
中派领导为自己清除了通往左边或右边的道路。如果他们下定决心右转，罢免右派领导人就保证了他们不失去自己的权力。同样，它必须除掉左翼反对派：除掉这个站在党的最左边，现在为反对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的官僚主义的整顿方法而斗争的政治派别。为了回应托洛茨基，在伊希姆时拉狄克写道：“我们对农民让步，托洛茨基却指责这是热月。”这是不是意味着类似的传言进入了这双训练有素的耳朵里，还是说，为了取悦中派领导人隐秘的愿望，这个政治上的“共产主义青年”提前大喊：“时刻准备着！”如果发生新的粮食罢工，很难保证中派领导人不会从对付富农的107条跳到新的新经济政策。与此相反，它们很有可能会这样。
这三人在七月十三日的声明是一份虚伪的、机会主义的文件。一方面来说，这是他们去年就开始的工作的延续，特别在最近几个月，他们散布了错误的观念，使人对大部分反对派的观点产生误解。通过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提出指控，说这些人声称工人阶级的权力不在自己手中，托洛茨基修正列宁主义，整个反对派正倾向于组建新党，三个投降者为党的领导层提供了进一步迫害反对派的新武器。另一方面，这份声明不仅试图恢复中央委员的多数，还想要回到中右集团过去的政策。他们的政策加强了阶级敌人的力量，现在却被称为“列宁主义的”政策；相反，影响了党的路线（即使只是部分的）的列宁主义反对派的政策却只是——﹝文字遗失﹞
在六月的声明中，三个人公开﹝文字遗失﹞列宁主义的腐败，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投降者们不是对苏维埃国家存在期间发生的具体变化（其经济，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文字遗失﹞中的阶级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而是形而上学的争论无产阶级专政总的“性质”和“本质”。他们模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品中的每一页和每一行所反对的那些筛糠的形而上学家、学究和诡辩家。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无意义的讨论是为了达成一个明确的实际目的。毫不客气地歪曲论敌的文章，用“苏维埃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取代“中派主义”和“中派领导”，投降者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直到最后他们可以把中派主义成为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这种论战方法除了是理论上的造假之外什么都不是。
拉狄克和Co.忽略了什么？
在他们的文件中，投降者写道。“我们忽视了（！）这一事实，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曾是，现在也是列宁主义的”。怎么会“曾”是列宁主义的呢？这些政策有一半都由右派制定，而就在同一份文件中投降者还要求与他们斗争。但你不能要求那些已经放弃自己原则的人符合逻辑。甚至在实际提出声明之前，大家就已经预感到了他们的“演变”。在5月21日拉狄克寄到巴尔瑙尔的信中，“中派主义”一词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斯大林主义核心"，据说它比党内的工人部分更左。在文件《问题与回答》（ Questions and Answers ）——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带着去莫斯科的声明草案的评论中—“中派主义”一词已经被打上了引号。但在由中央委员会批准之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已经把这个引号和这个属于一起扔掉了。但是有些人断言，这个草稿从来没有最初的那个版本。也许普罗布拉任斯基不想为他的社会学“本性”注定的迅速蜕变留下任何物质痕迹。斯米尔加在从米努辛斯克到莫斯科的旅途中，也没有留下任何反对中间派的英雄主义姿态。
投降者和列宁主义反对派之间的基本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派主义。对于那些记忆力差的人来说，有必要回顾一下纲领是如何定义中派主义的。中派主义，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代表了一种“坐井观天”的倾向。它既没有一贯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折衷正是它的特点。中派主义往共产主义里塞进了自己的东西，比如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冲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培养中农，以及类似的发明。以及许多类似的发明。纲领将“上层”（upravlentzy）——党和苏维埃官僚机构视为中派主义的基础，它们越来越多地脱离工人阶级，渴望获得终身职位，或者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问题与回答》中的所说——“世袭”的职位。
根据我们的纲领，中派机关的第三个特性是，它渴望以机关取代党，将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自己手中。它以轻蔑和鄙夷的态度对待广大群众——特别是非熟练工人和农业工人，对讨论毫不容忍，以及对左翼反对派进行迫害。（“向左派开火！”）
投降者的诽谤
由于无力与有着纲领支持的列宁主义反对派进行斗争，投降者转向了诽谤——这是所有在理论层面被击败的运动最喜欢的方法。他们指责托洛茨基玩弄造反的“思想”和“与派别集团合作的思想”。这是一种双重的虚伪，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不仅对苏维埃政府，而且对党内的敌人有着完全和持久的忠实。他们以这样蛊惑人心的指责掩盖自己对右派的同情。拉狄克尤其是这样的人，有迹象表明，他在流亡期间并没有掩饰对布兰德勒（Brandler）追随者的关切。不久以后，他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一个相关的解释，类似于发现在1928年一月份，是他拉狄克，而不是别人，坚持让托洛茨基接受《柏林晚报》（Berliner Tageblatt）在莫斯科的通讯员一次全面的采访（不如说全面的政治宣言）时说的那样。现在，这些伪装成右派敌人的人现在试图与右派和中派一起扼死列宁主义反对派。
驱逐托洛茨基将中右联盟领导层与投降者联合起来。从布哈林，这个给驱逐投了赞成票的人，到拉狄克和斯米尔加，一个反对列宁主义反对派的联合整线形成了。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这种联合是热月的行径。中派领导人准备给投降者安排工作。反过来，拉狄克和斯米尔加发起了一场与托洛茨基决裂的运动，他们正在拯救党的领导人。如果后者不给投降者确定的支持，他们不会进行如此疯狂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