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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1920年代初

围绕“出版自由”问题的一场论战


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Г·米雅斯尼科夫,1921年5月2日)
伤脑筋的问题(节选)(Г·米雅斯尼科夫,1921年7月27日)
我的回信(Г·米雅斯尼科夫,1921年8月6日)
中央委员会决定(1921年8月23日)
莫托维利哈区全体党员大会的决议

  编者按:列宁1921年8月5日写给Γ.II.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就米雅斯尼科夫主张的“出版自由”口号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注:参见中马库:关于“出版自由”给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1921年8月5日)。长期以来我们对这场论战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
  米雅斯尼科夫(1889—194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曾多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后他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工作,是以亚·柯伦泰、亚·施略普尼柯夫为首的“工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他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和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以及一系列讲话中一再要求恢复企业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带领工人战胜经济破坏的指挥员,组织农民协会并给予工会和农民协会以工农检查院的权力,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俄共中央将他从彼尔姆省调至彼得格勒工作后,他仍拒不服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继续进行反对派活动。1921年7月29日,俄共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讨论了他的问题,认为他的言行具有反党性质,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他进行审查。8月5日,列宁针对他的观点,写信剖析了他提出的“出版自由”口号的阶级实质。米雅斯尼科夫给列宁写了两封回信,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8月22日,中央组织局根据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就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作出了决定。但他对中央组织局的决定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1922年2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关于将米雅斯尼科夫开除出党的决定。但米雅斯尼科夫并未就此改弦易辙,他与Н·库兹涅佐夫等人于1923年春夏之交组织了一个秘密集团“俄共工人小组”,继续进行活动。1923年俄共中央九月全会认定该小组进行“反共反苏活动”。同年12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将这一小组的积极参加者全部开除出党。1924年初这个小组停止活动。30年代米雅斯尼科夫流亡国外。



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


彼得格勒的复苏


  中央组织局派我前往彼得格勒(后来我才弄明白,我是被发配到那里去改过的)。
  当我刚来彼得格勒时,这里充满着节日的气氛。所有的报纸都写道,“沉睡的城市苏醒了”,彼得格勒的工业重又开始充满活力:它舒展开因长期无所事事而麻木了的四肢,伟大的劳动共和国很快将感觉到这个巨人的强劲有力、令人振奋的呼吸。报纸的消息令人目不暇接,谈的都是被动员来的工人来到重新开工的工厂的情况,这些报纸争先恐后代表无产阶级政权拥抱工人,接受他们加入无产阶级大家庭。这是10月底的情况。
  ……然而这一切都是波将金村。当我深入仔细观察时,我才发现(大吃一惊)彼得格勒并不是那么美好:工厂经常罢工;共产党在那里没有影响,人们感觉不到政权是自己的,而感觉到的却是造成工人痛苦的混乱不堪的政权。人们感到政权是有的,但不是自己的,可望而不可即。要想从这个政权中得到些什么,就必须“施压”:“不施压就什么也没有”。任何一点点小事都会引发意大利式的罢工。

彼得格勒的军事共产主义


  战时建立的管理体制根本不会去关心工厂里的情绪,而只会紧跟中央,紧跟上面。这一时期培养出了一种特殊的共产党员。这种党员不拘小节,精明强干,见多识广,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巴结领导,一段时间以来领导人已乐此不疲。至于他在工人中是否有威信,这与他有何相干?领导喜欢就行了。

彼得格勒组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着出席三个区(斯莫尔尼区、第一城区和莫斯科区)共同举行的党的会议的许多同志的面对我说:“您不要再说了,不然我们就把您开除出党。您如果不是个社会革命党人,那也是个有病的人”。这是彼得格勒组织定的调子。如果您不赞同一贯正确的教皇,那就革出教门。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世面当然见得多的我尚且如此,对一个普通党员又会怎样呢?对非党人士又会怎样呢?凡是胆敢提出批评的人,都将被划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列,并带来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在这种背景下,上层领导正在腐败。酗酒成风,再加上官官相护、徇私舞弊、机关门禁森严、杂乱无章、办事拖拉等都有所发展。任命工作人员的原则是任人唯亲。靠机枪保护的“历史”成了笑柄——这是醉生梦死的历史。

上级和下级


  有一次,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会上,似乎是在全俄代表会议上夸口说,彼得格勒没有上下级之分。的确,那种互相谩骂、彼此动肝火和互相批评的上下级是没有的,因此有什么可骂的呢?……哪能这样呢!我们如此有教养,有什么……可批评的?干嘛要动肝火呢?……如果谁还胆敢有自己的见解,他不是个损人利已之徒,或许更糟,就是个反革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喀琅施塔得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切平安无事,突然一声不吭就迎面一下子。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芬兰事件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几百个共产党员起来反对我们。这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坏党员?那么好党员又上哪儿去找呢,总不能从国外去请来吧。这样的共产党员到处都有,绝不仅仅限于彼得格勒一地。他们真是这样坏吗?上层领导人不仅同非党群众没有共同语言,而且同普通党员也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互相不理解,以致拿起武器来斗,这些都是谁的过错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已经到顶了。脱离自己的下级已经到了最严重的程度。要明白这一点——需要头脑,需要头脑。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机关的工作,这些机关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必须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工人们不相信这些机关的工作……

怎么办?


  首先应该把国家基层权力机构——工厂工人代表苏维埃很好地建立起来。……要想弄清楚这一组织的神奇力量,就必须了解其产生的奥秘。苏维埃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地方产生的?苏维埃是在群众性革命运动最高涨的时刻产生的。苏维埃是在一些大工厂里诞生的,每个车间的工人选出代表来向行政当局和政府反映并提出要求。各车间的代表们为协调行动凑在一起开会。这便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一新出现的救世主的神奇力量表现在哪里呢?苏维埃诞生于工厂之中并尽力表达出工人阶级的愿望的实质。
  苏维埃成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制伏了所有的仇敌之后,仍然应该是工厂的组织,应该保持其从事生产的实质,应该将工人阶级的愿望变成国家的法律。在政权已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情况下,企业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似乎还应该是劳动战线上的指挥员——领头人,还应该是国家的基层权力机构。然而我们却把这些苏维埃消灭了。现在我们苏维埃的代表同杜马的议员没有什么区别,苏维埃从生产组织变成了地域性组织。这是工人阶级在伟大斗争中的损失的实质,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胜利。

言论和出版自由


  我们在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并建成国家唯一的政权之后,一镇压高尔察克就应该立即废除死刑,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谁都未曾见到过。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措施来加强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广大群众中以及在全世界的影响。
  ……到现在为止我也只是提出了两点措施:组建苏维埃和农民协会,但是却不让我对此加以论证,不让我讲出要讲的话,同时因为我持不同意见而千方百计地污辱我(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有病的人即疯子)。我没有提出第三点措施来,是因为我已感觉到第三点措施将会遭到比前两点措施更强烈的敌视。但是我现在确信,不能沉默。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却没有马上提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完全错了。
  党中央应该清楚,如果我们现在不马上这样做,那么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也被迫要这样去做,而到那时这些措施就会从打击我们敌人的武器变成打击我们的武器了……
  至于我,我会像我们党内通常那样为这些措施的实施在党内做工作和进行鼓动,即使是在中央认为这些措施不值得注意,或者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时也同样如此。
  我讲这番话,目的是要中央在对我的任免问题上不犯错误。我已获准休假,假期结束后,我听从中央的安排。彼得格勒改变不了我的观点。

Г·米雅斯尼科夫
1921年5月2日




伤脑筋的问题(节选)



  不言而喻、工人民主不仅要求有选举权,而且要求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如果那些管理国家、管理工厂的工人们没有言论自由,这当然是不正常的。
  ……“无产者受尽了折磨,吃不饱、穿不暖;他们遍体鳞伤,疲惫不堪,容易冲动。把他们这些受尽折磨、痛苦万分的人推向死路、推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岂不是轻而易举的吗?除了无产者我们还有一部分人数可观的居民,那就是农民,他们的日子过得也不快活,同样也在受苦受难。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一言论去把农民组织成反革命力量呢?不会的,只要我们让工人有东西吃,农民有东西得,以后的事就清楚了,而现在用不着去想”。这大致就是那些极其温和的共产党员的想法。
  还有一种共产党员,当他们听说我建议为言论和出版自由立法之后,不容分说地直接就把我划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列。这是因为他们以前听说过社会革命党人缠着苏维埃政权要言论自由,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共产党员也建议实行“这种”自由。他们马上就断定:这个人准是在干社会革命党的勾当了。这就像他们至今还在叫喊国内战争万岁一样。
  ……的确,我们无产者受尽了折磨,的确,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确,我们已疲惫不堪,但是我们面临的那些任务,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个居民群体能替我们去完成,这些任务只有我们才能完成。如果您能证明我们工人面临的任务可以由知识分子,甚至是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话,那么我同意把无产者自己的命运交给知识分子去掌握,然而谁也证明不了这一点。因此,说无产阶级已疲惫不堪,因而不需要了解一切,也不需要亲自去完成这些任务,这个论据不能成立。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形势不同于1918-1920年,那么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也就应该有所不同。
  目前,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拉尔的所有的工厂都对共产党员极端不信任。车间里的非党群众一群群地聚在一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他们交谈;只要一看到共产党员走过来,他们不是马上散开,就是改变话题。这是怎么回事?伊若拉工厂罢工时把所有的共产党员,包括在本厂工作的党员都从会场上撵了出去。喀琅施塔得暴动前彼得格勒举行了一次接近总罢工的罢工,在此之前我们居然一无所知。尽管我们知道,罢工正在酝酿之中,有人在领导这场罢工,那又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尽管在我们所有的车间里几乎都有共产党员。这说明了什么?工人阶级用一道铜墙铁壁把自己和共产党隔开、共产党员什么都不知道,正如当年的密探一样。工人们把共产党员不是称作党支部,而是称作党探子,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您是否会说工人阶级平白无故地惩治共产党员?您是否会说工人阶级从前和现在都有言论自由?我要说这是谎言。工人阶级之所以要惩治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在1921年把1918—1920年间对付资产者的办法(肃反委员会)用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一切应该收场了。应该让工人共产党员深入到非党群众中去。用自己的言行去争取他们。使他们不再把党员看作党探子,而看作党支部,看作当年带领工人阶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支部。
  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混乱现象而害怕言论自由的话,那么混乱现象并不会因为不实行言论自由而有所减少。我们在市场上、车站上、火车里、码头上都有言论自由,而在工厂里和农村里却没有。在这些地方肃反委员会通过共产党员来紧紧盯着工人和农民的“品行”。还有一个论据:假使我们实行言论自由,那么非党群众和苏维埃的敌人一下子就会知道一切迄今对他们保密的东西了。我指的是罢工、暴动、饥荒等问题。
  以为非党群众不了解这些混乱现象的想法并不对、这些现象他们不是从我们的报纸上,而是从活生生的人们那里得知的。非但如此,非党群众知道的情况要比省里领导人知道的还要多。省肃反委员会经常因散布谣言罪逮捕一些人,而这些人无非比他们多知道一些情况而已。这种“保密”带来一个结果:人们不再相信我们的报纸。秘密外交屡遭失败,而我们的敌人知道的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谁害怕工人阶级和农民思考,害怕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谁就总是提心吊胆,认为到处都是反革命。
  既然我们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就绝对不要依靠知识分子这根绳索,而必须真正成为起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工人阶级才会把党看作是自己最亲的政党。我们掌握了政权的国家能从法规上得到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祖国从而有可能在这些法规范围内和平地渐进地发展,这才是我们无产者的利益所在。
  1921年,当无产阶级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建成了全国政权后,言论自由已不同于1918—1920年的言论自由,因为当时的任务是镇压剥削者和建立政权;当时言论自由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力量,而现在言论自由则成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力量,言论自由是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完成新任务时的组织基础。
  新的时代新的歌。春兰秋菊各有时。

Г·米雅斯尼科夫
1921年7月27日




我的回信

1921年8月6日



列宁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我现在没有时间给您写回信。我就要到莫托维利哈的工厂去了,在那儿我再给您写信,但是我又忍不住要问:您信中说这像是要另组新党或者像是要自杀,这是什么话?
  您说我想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是想给我这个有15年党龄,从没有出过国而一直在国内工作,从来都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出版自由。1917年前,我入党11年就有7年半是在坐牢和服苦役,其间有75天(累计)为抗议而进行绝食。
  我曾遭到无情的严刑拷打。其余的3年半是在逃跑中度过的:我曾3次从永久流放地逃跑,但不像托洛茨基同志那样能驾着鹿逃,不,我是像“兔子”那样跑的,不是往国外跑,而是跑回俄国开展党的工作。是否能“拨给”我一点点出版自由?哪怕是党内出版自由也好。莫非在评价各种力量(不是慌张,而是坚信自己的力量)时刚一不同意您的看法,就要说“再见”吗?这是解决问题的简单化方法。又能怎样呢?我再想一想,随后将详细地对您所有的论断作出答复。我
  同党血肉相连。我认为过去和将来无产阶级都不会有更出色的政党了。
  我认为,改正党内大大小小一切错误,是一个加入了党组织的无产者的义务。我要求把我的那篇《伤脑筋的问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我希望不要禁止我在党的会议上发言。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Г·米雅斯尼科夫



列宁同志:
  我无论如何也没能作好给您回信的准备。现在我又来到莫斯科,是委员会把我从莫托维利哈叫回来的。
  您在第一个便函中曾问我:(1)您想要什么样的出版自由?(2)是否合法?(3)是给社会革命党人工人和孟什维克工人的吗?从第二封信中可以看出,您似乎在《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和《伤脑筋的问题》一文中已找到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在给您回信时,顺便对这些问题一并作出答复。
  您说,“我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不仅如此,而且在国内战争和国内和平的问题上,在我们过去怎样争取和今后如何继续争取农民(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问题上,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涉及世界政治的实质的)问题上,我采取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但突然间却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
  您对这一现象的解释相当独特:我神经不正常,张皇失措,我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压垮了,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因此本来想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我本想医治共产党,却开了一个要割掉它脑袋的药方,并投入了资产阶级怀抱。
  难道真是这样吗?您说您要尽力说服我,可是结果又怎样呢?——正如哈姆雷特所说的,都是些空话,空话。您自己明白,这并不当真。话说得响哨当,头头是道,但没有说服力。
  我认为,根据我从生活中所学到的实际东西、要我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要比投入任何一个最优秀最杰出的思想家、其中也包括您(尽管您没有过一个无产者对这些伤脑筋的问题亲身直接感受的实际经历)的怀抱更困难。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性、我要再重申一遍:话说得响当当,但没有说服力。
  然而谁又从来没有过过失和不幸呢?我愿意不讲面子或抛开真正的自尊心来检查自己。(爱面子的看法您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也能算论据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我说过:“1917年以前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一回事。1917年的言论自由是另一回事,1918—1920年的言论自由又不一样了,1921年的言论自由是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第四种态度”。(我希望这不是绝对的东西,不是纯粹的民主?)……
  我努力去理解(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由您来判断)的那个社会进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1)1917年2月前是社会革命的序幕;(2)1917年10月25日前是社会革命的第一天;(3)1918—1921年(含1921年)这一时期是社会革命的第二天(压制反抗和建立政权);最后,从1921年起是社会革命的第三天。
  这一辩证过程包括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问题,这一问题在每个阶段的解决方法都不同,因为产生这一问题的形势本身是不同的。
  您说我忘记了一些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在这里您开始同这一“收买报纸、收买作家,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
  “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
  您说我张皇失措,这是怎么回事?
  我既没有忘记国际资产阶级,也没有忘记我国的资产阶级(我们正在加紧扶植这一阶级)。对我来说下面这个事实是清楚的:整个国际资产阶级无一例外地全都在用言论或行动来帮助我国的资产阶级推翻我们:我国的战争整整延续了三年,这一事实表明、国际资产阶级为了推翻我们干了很多很多,结果又怎么样呢?推翻不了!非但如此,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承认我们是事实上存在的政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国际范围内各种力量的对比。
  国际资产阶级是否更强些?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也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才是这样,而在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们有第三国际和跟着国际走的无产者以及掌握在俄国无产阶级手中的国家政权。
  您猛烈打击世界资产阶级,这很好,但糟糕的是您向资产者抡起了拳头,却打到了工人身上。现在各地因为反革命罪被捕最多的是谁?是工人和农民,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我们没有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有的只是工人阶级,其中既有君主派、无政府主义者,又有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并不一定都入了党,只是就其思想而言)。如何对待这个阶级呢?同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律师、医生、教授没什么好说的,对他们只有击一猛掌这一剂良药。对工人阶级就不同了。我们不能老是让他们心惊胆战,而是要从思想上对他们施加影响,引导他们跟我们走,因此不要强制,而要说服——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这就是我们的法则。
  当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其他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要做到这一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要费很大的精力,但是我们能够做到(我的想法同您的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精力充沛”,我们能够赢得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尽管困难重重、历经坎坷,这样就什么都不怕了。
  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掌握印刷厂和纸张的情况下,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成为那些作家之类收买和出卖的基础。您宣称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而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您还说,您不信奉绝对的东西(也许是在目前的条件下)?
  我说这一口号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进步的,我希望我已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无产者在必要时彼此是不讲客气的,对那些妨碍我们打败资产阶级的人,我们也不完全会用同志式的态度去说服,而是把他们投进监狱,有时也会把他们枪毙。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资产阶级就会打败我们整个工人阶级;他们就会从精神和肉体上长期奴役全人类。现在是另一个时代:我们需要争取农民,从思想上征服他们。
  如果您能证明1918—1920年和从1921年开始的这一时期无论就任务、工作方法,还是组织形式都不应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自然也就证明了我不对,但是您没有做到这一点。
  下面谈谈一些“可悲的事实”。您不能否认公开性将消除这些事实。您甚至想象不出,受贿及其他一些不良行为有多大的规模,所以您才让我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讨伐所有这些丑恶行为、您还因为我没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写过信而责备我。我以为公开性将大大地、比监察委员会还要多地消除这些事实;因此我认为,您也应该好好想一想。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致越轨。必须把国内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像罗马皇帝一样,用自己的钱供养起诽谤它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如果我们在外省(叶卡捷琳堡、彼得格勒、巴库、喀山等地)着手办一个星期版或开辟一个“读者来信”专栏,这就是目前能做到的一切。
  撒谎、诽谤、号召不执行某个法律——应受到法律的惩治,但法律不应惩治那些为了向政府、报刊和社会各界等施加影响而说出的想法。
  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真正和主要为遵守宪法的人所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
  我们就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
  ……还有关于资产阶级收买比我们更多的力量的问题。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除了已经收买了的之外再也收买不到了,我们的出版自由法对此不能作任何增减。
  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您不相信他们的阶级政治,而相信官吏,这就是您的不幸了。我不知道您收到了我的便函没有,我在其中以自己为例,然而这个例子只是对我所有的论断的一个说明。难道您不知道,就因为说了像我说的那一番话,有多少无产者锒铛入狱?而资产者却一个也没有,因为他们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提。如果说我还没有失去自由,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有1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历经苦难才形成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而且工人群众都了解我,否则,要是我只是那个工厂的一个共产党员钳工的话,那我会呆在什么地方呢?不仅如此,肃反委员会“躲着”我:就像从前“我躲着”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一样,就像人们“躲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一样。您又一次向资产阶级抡起了拳头,可是我的牙缝却流着血,我们工人的颧骨却阵阵作痛。
  您把委员会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作为“行动计划”,请您看一看,这是什么货色?交待给奴才(我无法用别的说法)一个任务:找一个将米雅斯尼科夫开除出党的理由,他找到了,可是竟是这样找的,我真替中央委员会害羞。您总还收到了我请求《真理报》发表我的文章开展辩论那个便函吧;请党考虑一下这些问题,请党权衡自己的力量,在代表大会上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季诺维也夫把我称作蹩脚文人,也许他说得万分正确)不是文人,写得也许不如应该的和可能的那么清楚,但是,对于我表达不好的那个真理,我的感觉也许比包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内的很多人要强烈得多。
  当然,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及任何一个笔杆子都比我说得好,说得清楚,会使您和中央的全体同志更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而现在简直是开玩笑:报告书在中央委员会放了三个月,谁都不去动它一下,除了索柯罗夫和伊兹莱洛维奇(他们因担任的职务而不得不读)谁也不去读它,而糟糕的是,组织局会议上大家都说读过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这不是别人的过错,而是我的过错,因为我不会写(我想写好,可是不会)。我认为由于我不会,您才把我划入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之列。
  关于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企业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问题您谈得太少,或者更确切些说您根本就没谈到,而这个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要是我会写,而我写的东西又将发表,那么我在党代表大会之前,会努力写出一本小册子,但不是就一个问题,而是就全部三个问题。
  我还想,我们如果不是一提出这三个问题就张皇失措的话,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会一致起来的。再说一下代表苏维埃的问题:让我们在彼尔姆省的一些工厂,例如莫托维利哈、沃特金斯克、丘索瓦亚、基泽尔、雷西瓦等地的一些工厂里试验一下,组织起这些苏维埃来?我保证,在其他条件相同(材料、原料、粮食)的情况下生产率不会下降。假使我失败了呢?那该怎么办?如果需要的话,您就把我枪毙好了,切切实实地把我的这种想法嘲笑一番。
  土耳其斯坦建立了农民协会。我想,您不会把我革出教门,对吗?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Γ·米雅斯尼科夫




中央委员会决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莫斯科,1921年8月23日


第4771号

致米雅斯尼科夫同志

摘自1921年8月22日俄共中央
组织局会议记录第61号


  决定如下:
  21.(1)认为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提纲不符合党的利益。
  (2)责令米雅斯尼科夫同志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自己的提纲。
  (3)当着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面初步审订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之后,连同对该文的答复一并在争论之页上刊登出来。
  (4)从彼尔姆省委抽调一名代表,从莫托维利哈区委抽调两名代表(一名多数派代表,一名少数派代表),以查明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和莫托维利哈区委会的行径。
  (5)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留下由中央安排。

中央委员会书记 莫洛托夫




莫托维利哈区全体党员大会的决议



  莫托维利哈区全体党员大会听取了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报告后认为:
  1.宣布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提纲完全不符合党的利益,这是中央组织局对此事态度不严肃的表现,看来中央组织局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任何一种不同观点说成是有害的,不符合党的利益的。
  2.不准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发言,这并没有解决其《报告书》和《伤脑筋的问题》一文所提出的问题,没有解决工厂和农村的共产党员时时刻刻面临的问题。
  3.只允许在争论之页上批评中央的路线和维护自己的观点,这表明中央防备并管束党员,不让这些“有害的问题”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4.莫托维利哈区全体党员大会支持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观点,因此坚决要求,无论对米雅斯尼科夫,还是对我们所有这些与他的立场相同的人都要给予党内言论和出版自由(党内批评的自由)。
  5.我们认为把米雅斯尼科夫同志调出莫托维利哈是因为他坚持不同意见而对他的又一次流放,我们请求中央将他留在我们这里,留在莫托维利哈。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