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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奴隶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新史学阐释》

﹝美国﹞山姆·班·梅尔（Sam Ben-Meir）[1]

2026年2月19日
马城 译


《奴隶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新史学阐释》
加州大学出版社，奥克兰，2025年，368页，精装本，售价32.95美元，ISBN 9780520415973


　　原文链接：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22518_slavery-and-capitalism-a-new-marxist-history-by-david-mcnally-reviewed-by-sam-ben-meir/


　　在《奴隶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新史学阐释》（Slavery and Capitalism: A New Marxist History）一书中，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提出了一个鲜明而有力的核心论点：种族化动产奴隶制[2]并非资本主义的古老残余或外部附属物，而是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核心条件之一。麦克纳利驳斥了将奴隶制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终将消解的道德遗留的主流论调，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就诞生于极端高压、种族统治与系统性剥削的制度土壤之中。在这一框架下，奴隶制绝非对所谓“进步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可悲偏离，而是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核心机制。该书立场鲜明、史料扎实、理论厚重，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戳破了“资本主义暴力仅存于历史早期”的虚妄迷思。

　　这种对理论自觉的坚守绝非偶然，而是麦克纳利此次学术介入的核心要义。他直接挑战了自由主义史学根深蒂固的方法论弊病——惯于以论带史、削史适论。正如麦克纳利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化——即被塑造成一种无需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社会常识——往往伴随着对事实的拜物教式崇拜，以及对“事实能够自我言说”这一经验主义谬误的复归。与这种方法论上的沉默主义相对，《奴隶制与资本主义》深刻揭示：脱离理论指导的历史细节，不过是在无意识地再生产其声称要客观呈现的意识形态预设。同时，该书系统整合了大西洋奴隶制、政治经济学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有力证明了严谨的理论建构与扎实的实证研究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麦克纳利核心论点的关键，在于彻底摒弃了资本主义的“过渡神话”——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从非自由劳动走向自由劳动、从强制劳动走向契约劳动的线性进步过程。麦克纳利指出，这一神话长期笼罩着自由主义史学乃至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导致人们将奴隶制简单视为道德上的过时之物或效率低下的历史残余，认定其终将被雇佣劳动所取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奴隶制与资本主义》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种植园奴隶制不仅具有极高的盈利能力，更在17至19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早期资本积累进程中占据着结构性的核心地位。“过渡神话”的危害绝不仅限于历史叙事的失实，更在于它建构了资本主义的道德自我想象——即强制劳动只是资本主义的过去式，而“自由”才是其本质规定的虚妄幻想。

　　麦克纳利的分析进一步将种植园定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创新场域。种植园绝非经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残余，恰恰相反，它率先发明并系统运用了劳动纪律、空间规训、全程监控与生产力量化评估等一系列管理技术，而这些技术后来被工业资本主义全面继承并推广。该书第二章以拥有奴隶的资产阶级种植园主乔治·华盛顿为例——他“痴迷于将时间视为他人亏欠自己的货币”（44页）——生动展现了“时钟与鞭子如何共同成为种植园纪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规训技术”（45页）。在麦克纳利的论述中，计时管理、任务包干制、劳动规范的暴力执行，以及将劳动者彻底异化为可量化的生产单位，绝非对资本主义理性的偏离，恰恰是资本主义理性在早期的典型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种植园绝非资本主义的“他者”，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验室”。

　　该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始终依赖于一种差异化的劳动制度这一本质特征。雇佣劳动从未真正取代强迫劳动，二者始终并存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奴隶制、契约劳役、债务奴役与殖民强制劳动，绝非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偶然异常，而是资本主义为解决劳动力短缺、土地掠夺与快速资本积累等周期性问题而采取的结构性手段。在这一分析框架中，种族绝非附加于阶级之上的次要意识形态外衣，而是一种实质性的统治技术——它通过将特定人群永久标记为可抛弃、可剥夺、可侵犯的对象，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麦克纳利摒弃了自由主义史学中依然盛行的情感化叙事——这种叙事惯于将被奴役者描绘成被全能体系彻底压垮的被动受害者。他坚定地指出：“只要仔细梳理大西洋奴隶制的历史记录，就会发现被奴役者从未停止过对奴役制度的反抗”（1页）。在麦克纳利看来，反抗绝非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贯穿大西洋奴隶制始终的普遍存在：武装起义、集体逃亡、生产破坏，以及被奴役者通过无数日常行为展开的无声抗争。即便是那些通常被视为轻微违法行为的举动，比如偷窃，也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涵。正如麦克纳利所言：“从奴隶主阶级手中窃取财物，本质上不仅是对自身劳动成果的夺回，更是对时间与空间的重新占有”（206页）。这些反抗行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仅动摇了种植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场所的属性，更瓦解了其作为全方位人身控制体系的存在基础。被奴役者持续不断的反抗，不断扰乱着种植园的纪律体系，迫使奴隶主不得不持续创新监视、惩罚与劳动管理的技术手段。通过突出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麦克纳利彻底摒弃了对奴隶制的静态化、功能主义解释。资本主义并非一个无懈可击的、可以强加于被动主体之上的封闭系统，而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动中的社会关系——它始终遭受着来自底层的反抗与冲击，因而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并在这种对抗中不断被重塑。

　　在理论层面，《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对当代学界围绕“种族资本主义”展开的激烈辩论作出了极具分量的学术介入。麦克纳利与一众学者共同主张：种族统治绝非资本主义的偶然副产品，而是其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他也坚决反对将种族问题拔高为独立于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核心解释原则。他指出，这类理论框架极易将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误认作其根本动力。与这种倾向针锋相对，麦克纳利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剥削与资本积累依然是理解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而种族化的强制、掠夺与剥夺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实现剥削与积累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一理论坚守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指明了重要方向。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麦克纳利得以深刻揭露自由主义的虚伪道德叙事：这类叙事一面谴责奴隶制是道德上的异常偏差，一面却对孕育了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该书论点清晰、逻辑严密，这是其最突出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理论局限。麦克纳利在驳斥那些将意识形态、话语或身份政治置于核心地位，却未能将其与政治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文化主义与多元主义观点时，态度十分坚决。这种理论立场保证了其论点的内在一致性与强大说服力，但有时也难免显得有所偏颇。倾向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读者可能会发现，麦克纳利有时低估了法律、宗教与文化体系在塑造种族统治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其局限并不在于完全忽视了这些因素，而在于更多地将它们视为政治经济基础的派生性结果，而非具有独立作用的原因。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争议点，关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差异性问题。麦克纳利的分析框架在解释大西洋种植园奴隶制，尤其是加勒比地区与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时，最具解释力与说服力。问题并不在于这一论点在其他地区是否完全错误，而在于其普遍化应用过程中可能会遮蔽哪些具体的历史特殊性。尽管麦克纳利谨慎地避免宣称所有资本主义形式都完全同质，但他对资本主义结构连续性的过度强调，有时难免会遮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不平衡性。早期现代商业资本主义与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诸多差异——包括劳动制度、国家建构方式的差异——可能会因此被淡化甚至忽视。这一倾向的危险之处，主要不在于经验层面的不够精确，而在于理论层面的潜在不足：它容易以牺牲系统内部的差异性为代价，过度追求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从而忽视了历史偶然性、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这些差异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不断演变的统治形式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与战略意义。

　　与此相关，部分历史学家对麦克纳利“资本主义依赖奴隶制”的核心观点提出了反驳，他们指出，在一些奴隶制并未发挥核心作用的地区，资本主义同样得到了发展。对此，麦克纳利的回应十分有力：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体系，而非孤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任何特定地区的资本积累，都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剥削过程紧密相连。然而，这一回应尽管有力，却未能完全化解由此引发的理论矛盾。如果过分强调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统一性，就容易将不同地区融入该体系的具体路径视为次要的变体，而非具有独立历史决定性的过程。由此，当前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资本主义是否通过奴隶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建构”，而在于“区域发展模式、国家形成和劳动纪律如何以不平衡甚至有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这一结构”。因此，系统性解释与地区特殊性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这并非该书的理论缺陷，而是一个富有生产性的理论张力点，该书在此留下了诸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开放性结论。

　　麦克纳利著作中鲜明的论辩风格，既是其突出的优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其理论局限。在拒绝无原则的折中共识的同时，《奴隶制与资本主义》正确地摒弃了自由主义的虚假多元主义；然而，这种做法有时也会使其自身构建的理论框架显得过于封闭，而非充分辩证的。书中对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都进行了果断的驳斥，但却很少进一步追问这些解释本身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哪些意识形态或法律形式。这里的危险并非通俗意义上的教条主义，而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封闭：仿佛一旦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最终裁决，其他所有解释框架就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补充的空间。是否接受这种理论倾向，与其说取决于个人的学术性情，不如说取决于研究者对“阶级剥削与再生产这种剥削的上层建筑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根本理解。

　　归根结底，上述这些批评丝毫没有削弱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在当前学界依然盛行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由“不断扩大的自由”所推动、其间仅偶有“令人遗憾的偏离”的进步叙事的学术环境中，麦克纳利的著作以其坚定的理论立场，揭示了一个更为黑暗也更为深刻的真相：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自由、种族恐怖与系统性暴力得以诞生和发展的——而这些历史根源至今仍在深刻塑造着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该书拒绝让读者获得一种置身事外的道德优越感。奴隶制绝非一个已经终结的历史篇章，而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遗产，持续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归根结底，《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它对奴隶制提出了新颖的道德谴责——这一点如今已几乎无人质疑——而在于它彻底重构了我们进行这种道德谴责所依赖的历史与理论基础。通过将奴隶制重新置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核心位置，麦克纳利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其内在运作机制，以及种族统治为何能够如此根深蒂固、经久不衰。该书最终带给读者一个艰难却至关重要的理论洞见：真正严肃地对待奴隶制的历史，就必须真正严肃地对待资本主义本身。

　　这是它持久的理论锋芒，也是它不朽的学术价值。



[1] 纽约市立大学科技学院的哲学助理兼任教授

[2] 种族化的动产奴隶制（Racialized Chattel Slavery），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极端、独特且影响深远的奴役制度，特指将特定种族的人完全视为可交易的私有财产（动产），并通过法律与暴力将这种奴役状态永久化、世袭化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