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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
（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大专青年先锋营演讲）
张其昀
按：四十年代末期，长期统治中国大陆的蒋帮残匪东窜入海，苟活于台湾。在整个西方的物质支援下，在美国资产阶级的指挥下，他们垂死挣扎，梦想着在大陆恢复失去的人上人秩序。
在50年代，国民党已经在精心准备“文化反攻”。大批文化人被动员起来，与特务机关深度勾兑，推动了非常系统的心理战、文化战，统称“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张其昀是这支队伍里的一个重量级打手。
工人阶级要消灭敌人，就要知道敌人在哪里，在想什么、做什么。这是我们录入这类文字的目的。
感谢废物神父，录入这么一大篇狗屁倒灶的东西，对正常青年的精神力是一个繁重的考验。天行健，废物神父以自强不息！
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
一、引言
四十三年八月，总统手书《革命教育的基础》，刊行公世。这部书的主旨，就是我们有志的青年都要具有“以哲学为基准的品格修养，以科学为基准的治事方法，以兵学为基准的战斗技能。”这几句话，提示了新的教育哲学的宏旨，也是今后实施革命教育的最高准绳。
除了上述三大原则之外，多年以来，总统对史学和法学也极为重视。他屡次恳切训示，要我们昌明史学，来唤醒国魂；要究明法学，来厉行法治。总括起来说，哲学、史学、法学、科学和兵学，是现代国家领导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思想与学识，其相互关系好比是五个手指，缺一不可的。
四十三年年底，总统又亲切的昭示我们，要策定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的具体计划，他说道：“这几年以来，我一直在无形中提倡精神动员运动，不断指示领导思想的途径，但未收到什么实效，明年一定要盯定一个具体的推行计划和工作方案。”
这一次青年先锋营的举办，可以说集合了自由中国青年们的菁英，有极重要的意义，兄弟想来乘此机会，对总统的指示有所阐释，并想把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努力的方向，作一有系统的讲明。
大学自由与思想领导的协调，革命救国与潜心学业的兼顾，早在民国二十三年总统驻节庐山时，已经有过明确的指示。他对大学教育，指出了三个重要方针：就是（一）应使教育计划与政治设施相呼应，俾学校为政府之研究部，政府为学校之试验场；（二）应使学术理论与实际工作相贯通，俾言不空谈，行无妄学；（三）应使人格修养与知能传习相协进，俾青年所得智识，能于其精神生活中发挥伟大之道德力量。
现代大学的趋势，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互为表里，应该兼修并重。我们所欲造就的大学生，不仅是一种学有专长的专门学者，同时也必须成为建设国家的领导人才。因此，一个完备的大学，虽然内部分为几十院系，设置了几百个学程，仿佛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可是那哲学、史学、法学、科学和兵学的五种基本训练，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必须具备的。由于这种基本的思想熏陶和精神修养，才能构成完整的大学规模，发扬崇高的大学精神。
总统曾说:“大家须知我们所能自持，而最足自信的，唯有其精神修养上一点上，能胜过敌人；亦唯有精神修养胜过敌人，然后反共抗俄的战争，才能真有最后胜利的把握。”可以说，思想领导乃是今天中兴大业的基本工作，精神动员乃是今天国家总动员运动的基本任务。这两者的相互关系，略如下表:
（思想领导）（精神动员）
（甲）哲学思想——社会建设
（乙）史学思想——文化建设
（丙）法学思想——政治建设
（丁）科学思想——经济建设
（戊）兵学思想——军事建设 |
前面已经说过，这五种思想犹如掌中五指，密切相连。至于五大建设也是需要错综联系，密切配合的。上列表示，无非是在解释的时候容易有条理脉络之可循，使他们对今后努力的方向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已。试分述如下:
二、哲学思想与社会建设
总统把哲学解释为“穷理明德”之学，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在研究人的问题，第一研究如何才得称之为人，第二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孔子哲学可称之为“人本哲学”，这是两千五百年来我国思想界的大动脉，也是今天我全国同胞安身立命之所在。美国杜威博士尝谓:“哲学应力求人本化，哲学家应常住于人间。”此正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从来没有把人和自然分开，也从未想到有离群索居的个人。可以说，民族的成立由于伦理，国家的基础在于社会。
中国传统哲学和固有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天人合一”“心物和一”“知行合一”的思想。这不但是我国自古立国的命脉，而亦符合于世界最新的思潮。我们今天要完成反共抗俄的任务，建立自由安全的社会，其道非此莫由。略述如下：
① 天人合一的思想 总统说“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乃道源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又说“这天人合一的哲理，亦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占有高尚地位的文化基础所在。”中国儒家思想认为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当吾人一呼一吸之际，而生命与自然已经交织为一，不可分割。中国思想的大经大脉在能深知宇宙人生浑然一体；故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乃油然而生，不能自已。人就是人类伟大的同情心，代表着互助合作与社会正义。仁就是“民吾同胞”的观念，也就是“一视同仁”的雅量，而泯除一切门第、地域、阶级、种族的歧视。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对内则民主，对外则和平。民族生活，活泼祥和，有如大海波涛起伏自如。这种崇高博大的理想，中国古代称为大同，就是“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则反是，对内则阶级斗争，对外则国际侵略，真是麻木不仁，残酷不仁，狂妄偏执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精神是冰炭不能相容的。
② 心物合一的思想 总统又说：“由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而为我们国父心物一体轮。于是中国传统哲学就很自然的超脱了唯心唯物的圈子，而自成一体，崭然独立与世界。”现在原子时代科学研究之所证明，心物之分不复存在，无所谓物，无所谓心，心物两者实为浑然一体流行不息的两方面。心与物的关系，之如一个手掌之有手心与手背之分而已。本体乃超乎心物之上，心物同源，物质与精神，非为二元之对立，而为一元之相连。现代哲学家称此统一的本体曰事素，即实际发生之事。背孔子赞易，以乾元为万物之所资始，乾元便是仁，其德为生生与力行。故曰“生生之谓易，”又曰“力行近乎仁。”国父继承了中国固有思想，特创生元之名，以为万物肇始于生元，此即宇宙的实体及本质，超心物而存在。曰仁，曰生，曰行，曰事，名称虽有不同，但其思想渊源，则是前后一贯，完全一致的。这和共产主义辩证唯物论比较之下，是何等光明灿烂的思想。共产主义粗陋陈腐的谬论，在这种光明照耀之下已经达与摧陷廓清的地步了。这是自由世界对俄帝共匪攻心奋斗最大的胜利。以我国固有哲学为出发点，社会生活是要有人格，有生命，有志趣，有理想，能够创业垂统，而不受机械定律所支配的自由社会。他是相信人定胜天，有志竟成，而是一种乐观积极，轩昂奋发，自强不息，希望无穷的社会。凡此种种优美的德性，可总称之曰革命精神。革命的真意，就是革除旧生命，创造新生命，推陈出新，生生不已。唯有此种革命精神，才能支撑我们中兴建国、为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的勇气。
③ 知行合一的思想 中国正统哲学对于知行关系本来一向主张沟通，有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大步骤，其分析之精细，系统之完整，实为极可宝贵的训示。中国向来以为思想非遗世独立的冥想，而为政治与社会生产之动力。明代王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谓“知而不行，是为不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与国父“知难行易”之说，都是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绝非重行轻知，流于盲动；亦非重知轻行，归于空寂。二说不同之点，即在阳明着眼于人性，即良知良能之自明自觉，偏于先天的。国父着眼于近代科学的发明与发现，偏于后天的。以中国古语来解释，阳明偏于尊德性，国父偏于遵问学，二说实应互相补充，不容偏废。总统因之而提倡力行哲学，乃益趋于发扬光大。他认为阳明学说不唯和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无冲突，且可辅益国父的学说。他提出阳明知行合一与良知全着重在一个“行”字，所谓“千证万言，落叶归根，总是一个行字。”一切知识起于实行，也成于实行。正确的理论一定能收实际的效用，能收实际效用的理论一定是正确的。国父告诉我们“天下无论什么艰巨的事业，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抱着坚定正确的目标，不断地前进努力，最后一定可以成功。”总统倡导力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人奋发有为，躬行实践，切实去做。即不但要以言论来阐明主义，还要有行动来证明主义的价值。他过去在国立中正大学对学生训话有云：“其尤有望于本校之学生者，必须知学业事功本为一物，必须于实际服务中求参验。则所学始不流于琐碎与空虚；必于基层工作中求贡献，而后吾人努力乃能确实达成民族复兴与进步。”要之力行哲学的确立，实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础，最近总统训示：“希望大家都能认识中国革命哲学的传统精神，力行革命实践的信条，万众一心，百韧不废，以消灭朱毛共匪，争取国民革命的最后成功。”
1．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本哲学） 建立自由的社会
2．心物合一的思想（生元哲学） 发扬革命的精神
3．知行合一的思想（力行哲学） 倡导时间的风气
三、史学思想与文化建设
国史的教育，乃青年自觉的源泉；救国之道，必反求之于国史。明兴亡之大义，知立国之纲维，导民力于正轨，均非读史不为功。一部中华民族努力奋斗的光辉历史，即为中国青年有志竟成的保证书。兹提出下列三点，以说明中国文化真正精神之所在。
① 民治的思想 尚书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明威；又言：天降下民而后为之作君作师。天意民心合为一义，此为中国立国之根本。制度可革，方法可改，而此敬天爱民之义永不可变。忠之古义为忠于民，“夏尚忠，”大禹治水，即忠于民的明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证以战国策所载赵威后问齐王使者之语：“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解之曰：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可见民主思想，不徒为学者之空言。自战国时，贵族政治渐转入于平民之手，秦汉承之，封建制度久已废止。唐宋以后，科学盛行，虽方法未必尽善，要其精义所在，则为委政权于负民望之士人。草野之士，考试及第，即可执政中枢。且考试之制普及全国，主试者来自四方，畛域之见尽泯。故中国之政治，为学人之政治，亦即平民之政治。中国古代虽无成文宪法，而先民之心术与规模，处处皆为民治着想，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义谛。
② 均富的思想 用人民之力生国家之财，取国家之财以供政府之费，主要目的在于平均财富。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据悉全国户口多少，盈虚得失之数，诚以综覆名实，均平和调，最为要事。唐开元中成之唐六典，弘网钜旨，粲然明备。当时行计口授田之法，清理经界，均田均赋，务以均富的精神，为理财的要道。农业生产之外，分配方面如时间之调剂，均极为重视。前者如义仓之法，维持民食，使粮价常平，既可预防灾荒，且免谷贱伤农。后者如秦汉之驰道，远达边疆，唐宋之运河，沟通南北，此尤今日开通铁路，国防经济两得其益，其根本思想，在于求地理之均平调和，借以巩固地基。
③ 统一的思想 我国私家讲学，始于孔子，当时各国分立，孔子秉“有教无类”之旨，教化所及，南及北淮，西及山陕，故中国之文化统一先于政治统一。东汉时太学生最盛有三万人，其弘毅之力足以澄清政治。顾亭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宋明理学更盛，自国学及府县之学而外，民间书院林立。书院系自由自由讲学性质。而讲明修身为人之道，人师之多，人格之高，隐然为国家统一的中心势力。明代虽亡，而流风余损不能泯灭。亭林梨洲船山诸大儒之学说，遂成为近六十年革命思想之前躯。民族主义，远承孔子之作春秋，其精义为内修外攘，即内求统一，外抗侵略。春秋知我罪我之旨，即为爱国志士必须奖进，卖国叛逆必须讨伐。汉奸傀儡为国人所共弃，春秋大义，其权威有甚于武力者。
总统向来重视昌明国史，振起民族精神。在“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的讲词里（三十九年十月），有极为精辟的指示。历史教育是革命教育的中心科目，历史研究是文化建设的基本工作。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必须于国史大业相贯通。以文艺、美术、戏剧、电影、广播等为利器，以上述民主思想（民权）、均富思想（民生）、统一思想（民族）为核心，表里相应，以期民众耳濡目染，深入民心。对于我们中国过去与现在，有明确的认识，对于中国的前途，有坚决的自信。
四、法学思想与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以公民教育为其保障，公民教育又以法学思想为其中坚。法学精义非仅为熟悉政治制度和法律条文，而为能深识字里行间的立法原意。此类法意，概括言之，则有下列三端：
① 责任的观念 中国目前最为亟需者，即为共和国民的精神。共和精神非他，即国民本于自动自发的精神，以国事为己任，有服务社会、尽瘁国家的兴趣与热枕。自由必与责任相结合，方为民治与法治的本原，自由与责任实是同物而异名，唯负责而后有真自由，亦唯自由而后可以真负责。国父对地方自治特为重视，以此为中华民国的真正基础。国民对政治的责任心，当自实行地方自治开始。地方自治就是乡村建设和都市建设，也就是实行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意。大学生应自勉为地方建设的领导人才。为一乡之领导者，不但须有学识能力，尤须有高尚之道德节操，为群众所敬服。学校应为社会的中心，负有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责任。此为民力的源泉，亦为国族所托命。
② 组织的观念 美国杜威博士有言：“组织的重要性在过去一百年里增加很多，以致“组织”这一名词在现在很普遍的用作“联合”和“社会”的同义词。”最近美国经济顾问团报告书亦谓:“政府欲维持自由经济制度，并非仅采“放任主义”，实须执行若干重要任务。”此种意见，颇可纠正一般人的误解。自由并非散漫混乱的代名词，而为有纪律、有秩序、有生机、一种高度的组织，欲明组织的真义莫如近取诸身。国父尝谓：“古人有言‘人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为一小天地，无宁谓之一小国家也。尽体内各脏腑分司全体之功用，无异于国家各职司分全国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机能，其组织之完善，运用之灵巧，迥非今世之国家所能及；而人身之奥妙，尚非今日人类之知识所能穷也。”（孙文学说第一章）组织乃联合与配合之义。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前后左右上下，无不密切联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之严密有若是者。总统曾昭示我们：“民主不是散漫，自由更不是混乱，一个散漫无纪的国家，才便利共匪渗透工作的发展；一个放纵恣肆的社会，才是培养共产主义的温床。反共抗俄的战争也可说是一种组织战。组织的精义则在于能去我去私，大公至正，分工合作，团结互助，不同的观点与意见，可以并行并育，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对于少数亦须予以宽容。组织战的胜利，当有赖于民主法治精神的陶养与科学办事方法的训练。”
③ 应变的观念 荀子曰：“夫道者，体常而尽变。”（解蔽篇）法治善于体常，人治善于尽变，两者果能折中至当，使国家法制体常应变，兼有其妙，是即建国的宏规远模。美国建国之始，杰斐逊总统力言当采主动精神使自由制度趋于“合理化”。杰氏本于四十年的从政经验，曾说道：“政治家贵能审度局势，去活用制度，否则叫一个大人老是穿着孩童衣服，茫然不知适应之方，必致辜负了制度原有的良法美意。”我们深信果欲贯彻法治精神，就必须对法律能灵活运用，以符于“守经达变”的宏旨，法律必须稳定，而不可呆滞。如果墨守成规，不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以不变应万变，则亦不能达成建国的理想。三民主义是建国的理想，也就是立法的本意，一切法令，其目的在于建设自由安全的社会，富强康乐的国家。
五、科学思想与经济建设
科学之精义，即中国古时所谓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近代欧美之文明实为科学之产品，科学对于经济建设贡献尤大。科学为工业革命的原动力，而工业革命使人类生活突飞猛进。总统曾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科学化，也就是工业化。科学精神曰求是、求实、求新。略述如下：
① 求是的精神 在目前科学昌明之世，凡为学人，必须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所谓科学精神，其首要者，曰惟真是求，以真理为生命，以求是为目的。科学家之治学治事，贵于虚里考察，独立探讨，深思远虑，其心廓然大公，而无一毫之偏私。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并无门户之见，更无所谓调停。有了这种察真求是，明辨是非的精神，故能不随波逐流，不党同伐异，不立异以鸣高，不哗众以取宠。如其不然，有了入主出奴之见，便无法明事物之真相，穷宇宙的奥秘了。科学家探究事理，常带有批评精神，此心有如天马行空，自作主宰。诸如偶像观念，公式主义，都没有存在的余地。所谓“自由之心”实为古今来发明新事实，、发现新学理之先决条件。要而言之，科学家的态度，不拘于故常，不扭于私意，发言务求正确，不作妄诞之辞，最富于自由的空气与真挚的精神。
② 求实的精神 希腊人于几何学多有发明，无几何学与演绎法，则近世科学之萌芽为不可能。但希腊人对于科学的贡献仅为片面的，由观察个别事实以应用归纳法，非其所长。近代科学又称归纳科学（Inductive Science）或实验科学。培根为近代归纳法的建立者，因实验冷藏法受寒而死。但科学家从事工作，演绎法与归纳法必须并用，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至于有计划的实验，是归纳法最有效的工具，而为中国历史上所感欠缺的。美国康普顿博士（A.H.Compton）尝谓：“科学非仅以试验管与电子为尽其能事也，科学之任务又在于人与事事物物之各得其所，已解决人生问题。”科学之所以异于他种学术者，不在其材料而在其方法。故有过去未列科学之林，如心理学、民族学等，一经严密方法之应用，遂成科学之新领土。科学之范围无限，取材无穷，宁凡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文化发展之过去未来，皆可为科学之资料。自今以往，我们一切日常生活，乃至修平治齐之大道，莫不为科学精神之所笼罩。且将由是而定成败利钝之准则。科学之精义是为求实，理论与实验必须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确定事实责在实验，整理思想责在理论。由新实验引起新学说，复由新学说引起新实验。本不倦的研究，为有恒的前进，研究无穷，发明无穷，这就是现代科学的特色。
③ 求新的精神 科学研究是现代文明的与源泉，富国之道在此，强兵之道亦在此。国父尝谓真知特识必自科学而来，又谓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为实行家，而为理想家与计划家。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新的工程和技术，成为世界生产激剧增加的最大关键。目前美国对世界各国的“技术援助”，即指此而言。最近艾森豪威尔总统国情咨文里曾说：“协助保持我们的经济，使其强盛和拓展，因此，能够支持我们在国际上的力量，并确保每一个公民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机会。”我们要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要加强人民生产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必要的条件。惟有把中国成为一个大工业国，才能从贫穷、愚昧、散漫和疾病中解救出来。总统最近亲切指示我们必须确定“四年工业计划”的详细方案与进行步骤，克服所有困难，以期如期完成这个十分重要的自力更生计划。我们今天必须认识工程技术的重要性，但尤须深深认识科学教育才是原因，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都是结果。根深则叶茂，源远而流长。明乎此，而后可普遍兴办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我们要力行建教合作的计划，使学生进工厂，下农场，人人皆有一技之长。并需提倡劳动服务的精神，养成建设创造的风气。又须知科学在德育工作上足以培养独立的精神，与高远的理想。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二者要使其坚凝为一，是即“科学的人文主义。”我们深信由于科学的人文主义的倡导，必将造成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
六、兵学思想与军事建设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极为深刻著名的教训，就是在兵民合一的时代，中国是统一的、强盛的、繁荣的；这是独立自由的时代，也是国威远震，创造光荣璀璨历史的伟大时代。反之，当兵民分离的时期，中国是分崩离析、衰弱凋敝的，这是外族入侵的屈辱时代，民族流离转徙受尽苦难折磨的黑暗时代。不但中国历史如此，全部人类的历史，都不能逃出此公律。
兵学思想与军事建设，包含着三种重要的意义，就是兵民合一、兵农合一、文武合一，分述如下：
①兵民合一的涵义 就是征兵制度的实行。全国人民一律有服兵役的义务。如史书所载，宰相之子，徒步戍边。虽贵为首相，其子弟亦须到边疆上去从军。人人是平等，不能有例外全国青年都是国家的干城，要牺牲奋斗，急国家之难，为了民族全体永远的生存，慷慨地贡献出个人的生命。最近学生的普遍军训，和预备军官教育与军士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青年从军运动的高潮，都是青年捍卫国家，献身革命的具体表现。此不特为我国兵役史上开一新纪元，亦为我国社会风气转移的契机。
②兵农合一的涵义 就是要足食足兵，把国防与民生合而为一，以建立富国强兵的大业。农业为古来国民经济的基本力量，但并非以农产为限。要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凡林牧渔矿工商之类，统统要与军事需要密切配合。惟有把全国经济与国防计划表里相应，令其设计有系统，用物有准度，才能发挥国家伟大的潜力，而收保国卫民的实效。国父著作《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开宗明义，就揭出这个道理。他尝谓建设新中国的伟业必须由“具有军事上组织才能者，用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用意何在，诚足令人深长思之了。
③文武合一的涵义 就是要把军事与民事融会贯通，联合在一起中国历史上论兵法的书，千言万语而不能尽，其中有一句最概括精粹的话：“兵法无他，人情而已，物理而已。”果能精通人情，穷究物理，则可以建军，亦可以建国。文武之道本无二致，不过军事尤为纷繁错综，变动不居，故必须“精密周到，迅速彻底，”用最活泼的思想，最进步的方法，方能掌握全局，指挥若定，自立于不败之地，而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文武合一，不仅是指教育而言，乃是包括一般生活，尤其重要的，是指政治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无一不是文武合一的实践者，近代如王阳明、曾文正公，皆是其代表人物。总统曾说：“军事化就是科学化，就是现代化。”他又说：“军事与民主，军事与法治，非相反而实相成。”这种说法，真是精研历史，深造有得的名论。
共匪虽然侥幸猖獗于一时，其最后失败是毫无疑义的。共匪失败的主要原因，显而易见的由于他们不懂兵法，即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人情及物理。凡是毁灭人性，抹杀人情，暴弃物力，违反物理，绝对不会有成功的可能。他们的阴谋毒计，无一不与历史上兵民合一的公律背道而驰。民怨沸腾，灾害遍地，尔诈我虞，人人自危，到处都是一片萧条肃杀之气。共匪的政权，完全建筑在刀光剑影里，种种迹象，无一不表示出兵民分离，向着总崩溃的末路而奔驰。
救国之事，全国同胞人人有责，而大学生应为其先导，而又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循序为之，持之以恒。夫先觉者，感人之所同感，而较深切，其表见也又较著名。大学生应自勉为国人之先觉，凡政治社会问题之关系较大者，宜本于学理之研究，发为言论，其心廓然大公，惟以高贵之精神，崇伟之心理，与国人相见。如布种然，使其潜增暗长，历时既久，动机自生。历观中外历史上的大改革，其发动之机，皆在于是。我们深知三民主义思想的重心，就是“兵民合一，兵农合一，文武合一”的观念。我们果能以此为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的指针，使全国同胞人人皆知此意，从而实践笃行，则反共必胜，建国必成，我青天白日的国旗，必能在神州大陆、海阔天空之上，永远飘扬着。
对共匪的思想战
一、引言
从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1924~1927），黄埔建军已见成效，南方各省初告平定，但以共党分子肆意捣乱，破坏革命，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当做共产国际阴谋诡计的试验场。当时，总统与中国国民党诸先进，揭破了他们的阴谋，制止了他们的暴行；最后至十六年四月（1927），乃毅然从事于清党。清党一举，在革命史上为巩固北伐的基础；此后国民革命的势力，得以群策群力，直捣平津者，实皆以此役为枢纽。可是清党的意义，首在于肃清共党的思想；今后反共抗俄最后胜利的把握，尤在于把共党狂妄的思想，穷本讨源，摧陷而廓清。近年以来，我国思想界学术界人士，本于世道人心的深忧远虑，对共党荒谬的学说，作殊死的奋斗者，实繁有徒；摘奸发伏，贡献良多。本篇乃广采名家的论著，运以作者研究之一得，综述要旨，而题之曰《对共匪的思想战》。不但欲使读者对于当年清党之役，增进其认识；而且对于反共抗俄的前途，愈益增强其信心。本于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肃清共党的谬论，实为当前至关重要的思想战。
二、“中共”不是中国的
《党的建设》一书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后订定的策略与方法。其中第二章《党的组织》里说道：“党的中央领导，直接对产生他的全国大会和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扶助之下诞生的，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除开陈独秀主义及李立三路线两个短时期以外）是忠实于共产国际的指导的。陈独秀主义及李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央，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使革命遇到失败与极大的损失。执行国际路线，忠实于国际路线的中央，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中共究竟是什么东西，没有比他们自己所说的更明白清楚的了。
中共的本质是苏俄支配下的真正共产党。共产主义第一个大前提是世界主义。他们要遵守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共产主义者宣言》的格言，共产主义者是没有国家的；国家只是他们的锁链。到了列宁手里，共产主义是有祖国的，那就是苏俄，但除了苏俄之外，就不承认有国家观念的存在。这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点。在上述《党的建设》这本书第三章《党的组织原则》里说道：“党的组织原则上有个确定的列宁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像一个铁链一样，贯穿党的组织一切形式。”又说：“列宁主义，是在组织上使俄国布尔什维克别于孟什维克，共产党别于社会主义党的原则。中共从他的诞生之日起，就是在这个原则之上组织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共奉行这个铁一样的原则所以只承认有苏俄，不承认有中国；抛弃了祖国之后，再根据了这一个铁则，这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第三国际才有资格来充当中国共产党的总司令部。
中共有祖国吗？他的祖国就是苏俄。在二次大战时，苏俄竭力发扬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当作振奋士气的原动力；甚至说这个战争是伟大的爱国战争。史达林高喊“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和“我们祖国的自由与独立万岁！”等口号。他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给莫斯科市的祝词里，盛赞莫斯科是两件事物的中心，一方面是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世界运动的中心。中央集权的意思，就是严守纪律的统一。在史达林看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的国家无非是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分支罢了。
共产国际的新机构叫做共产主义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简称共产情报局（Cominform），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月五日宣布成立；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为了祛除英美的疑惧，曾经一度解散的第三国际的复活。苏俄凭借这个共产情报局，对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的国家，都要更进一步严密地控制，以期达到中央集权化的大一统；倘使其中有一个国家偶然发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就要被俄帝立即加以扑灭。
假使中共政权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不是受史达林指挥的傀儡，那么他绝不会标榜“一面倒”。正因为它站不起来，所以要以俄帝的利益为前提。在这一个前提之下，中共一定要认贼作父，保持史达林及其帝国的最大尊严；还要依照史达林的密旨，消灭中国文字，代以俄帝在海参崴为便利使役华侨而创造的拉丁化中国字。国语拉丁化已在北平得到积极推行，其目的就是想把我数千年来巍然独立的民族精神从根铲除，澌灭净尽，这是石敬瑭、汪精卫辈所不能为、不敢为的。据此一例，已可断定中共是不是中国人了。
也许中共会“辩证地”说，民族主义太狭隘了，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才是最新最好的；我们实行世界主义，不算是卖国。但是为何苏俄本国不是这样做呢、为何苏俄现在还要高唱祖国，修改国歌，恢复宗教，特别注重历史教育呢？苏俄为何要振起民族精神，甚至把俄国史上伊凡暴君（Ivan the Terrible），尊之为民族英雄，称之为伊凡大帝（Ivan the Great）呢！国父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曾说，苏俄革命无非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至于世界主义只是苏俄帝国主义侵略外国的一种武器。在民国十三年，国父明白指出苏俄为什么要反对民族主义，提倡世界主义，为的是要拿帝国主义把人家征服，做世界的主人翁，使全世界都表示服从。他把俄国的帝国主义和英国的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实在是再透彻没有了。
三、共党理论的荒谬
共产党对于理论是异常重视的，在上述《党的建设》一书第六章《干部政策》里说道：“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须用马克思、列宁、史达林的理论全副武装起来。只有这种理论，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决定方向，能够明白认识我们的前途，给我们以自信心、与胜利的把握。”又说：“这种理论，对于我们需要正如空气之于人体一样，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必须获得这有效无穷的强有力的武器。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而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综合起来的经验。对于我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共产党是多么重视理论，多么重视主义和思想的力量，但一方面却又承认“存在决定思维，而思维不能决定存在。”这句话是共产党的根本理论。共产党认为哲学上有两个基本阵营，两个基本派别，过去和现在始终进行着互不妥协的斗争，就是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个派别。唯心论主张“思维决定存在”，唯物论者主张“存在决定思维”。唯心论者主张精神先于物质，唯物论者主张物质先于精神。共产党明明是属于唯物论的阵营，把唯心论当成反动的东西；然而他自己，却偏偏要特别注重理论，把理论看做是社会发展的伟大力量，真正是矛盾极了。
可是，共产党是不怕矛盾的，他们可以承认每一句话都是矛盾，而他们却依然要说话，要辩论的。他们可以把他们矛盾的言论解释为辩证的，例如“存在决定思维，而思维不能决定存在”这句话即被解释为辩证的。这就是说：“虽然思维不能决定存在，但他却能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让我们来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就是量变吗？量变，依据共党的理论，不是可以引起质变吗？这样一来，不就是等于说，思想可改变存在吗？说思想可改变存在，和说思想可决定存在，这其间也有区别吗？何不索性一口气说了“思维不能决定存在，而思维又能决定存在”的矛盾的话呢？
对于承认矛盾，不怕矛盾的人们，一切话都是白说的。因为说话的唯一条件在于不矛盾，说话矛盾，这话等于没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共产党所说的话，不惟没有驳斥的价值，也没有驳斥的必要。你驳斥他们这句话时，他们说这一句话是辩证的；你驳斥他们那一句话时，他们又说那一句话是辩证的。旧式的唯物论，无论其有何种缺点，究竟还深信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普遍真实性。到了共产党辩证的唯物论，一切都是辩证的，就是一切都是矛盾的。肯定了一切都是矛盾，甚至说话也是矛盾，试问这种人尚有理性吗？这种人到底还有人性吗？
我们知道，不谈思想问题则已，要谈思想，就得先承认思想上的毋矛盾律。不承认这一律，我们便无法判定任何思想的真伪。当我们判断某一思想或某一学说，是真的或是假的时，我们所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是：它不和事实矛盾吗？如和事实矛盾，它就不是真的；如不和事实矛盾，它就是真的。其次，我们的问题是，它不和自身矛盾吗？如和自身矛盾，它就不是真的；如不和自身矛盾，它便可能是真的。真伪的标准，就是要看矛盾不矛盾。如果不承认这样的标准，思想的真伪即无法判定；不能判定思想的真伪，还有什么思想可谈呢。
共党理论的乖谬，就是因为他们否定了思想的毋矛盾律，所以他们的思想，便无往而不矛盾。一方面说思想不能决定存在，另一方面又说思想可以影响存在。一方面以思想为环境的产物，历史演进全为经济状况的变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却又极看重思想的力量，以为没有革命理论，便不能有革命行动；表面上倾向于唯物，骨子里倾向于唯心。要之，共党的根本理论，无往而不矛盾，真可说是荒谬之至。
三民主义的历史观，博大宏通，兼顾思想、人物与经济三者，而无偏枯之病。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历来言人物之重要性者，当以此语为最有力。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系指古今大思想家所贡献的总成就，可称为人类的精神遗产，虽系无形的潜力，实为创化的重心。国父的三民主义乃是全人类的精神遗产所陶养而成，不偏于唯物，亦不偏于唯心，超乎心物之上，而以谋精神与物质之统一为其旨趣。我们深信历史因素首为思想，次为人物，至于经济则仅为助力而非主力，自不能与思想人物相提并论。所谓经济者，指自然环境与生产方法而言，思想与经济原有密切之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经济背景，能影响思想的轮廓；思想固不能离经济而独立，但亦不致为经济所束缚。中国思想重视“利用厚生”的观念，但仍以为精神胜于物质，理想先于事实，这实在是健全的思想。思想家的责任在于根据现实环境解决具体问题，以主动的精神，指导人生，改变世局，创造命运，以达到人定胜天的目的，这就是“革命”二字的真正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不合于史实
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的历史是由一连串的阶级斗争所组成。他认为新社会的产生，只有用暴力推翻现有制度，并由无产阶级专政，将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才可以造成一个平等的无产阶级的新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旨。《共产主义者宣言》于一八四八年发表，资本论第一册于一八六七年出版。马克思的理论是根据于十九世纪中叶对于西欧工业发达国家所作的观察。他认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欧各国，是共产主义的孕育所，准此而言，西欧应该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可是历史事实否定了他的结论，第一个应用马克思主义发生共产革命的倒是产业落后的俄国。
德国俾斯麦的社会立法，于一八七八至一八九〇年间实行，其结果打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西欧工业化与民治的抬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强有力的政党。因此，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标榜的马克思学说在德国不受欢迎。社会民主党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其要点是（一）社会全体的利益超过任何阶级的利益；（二）工业集中并非代表财富的集中；（三）资本主义无崩溃的迹象；（四）劳工生活并非永远贫困，而在逐渐改善中。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德国社会立法，国父曾经予以介绍，并且说道，我国的民生主义相当于西方的国家社会主义。
英国的费边学社（Fabias Society）成立于一八八三年，发起者为韦伯（Sidney Webb）夫妇等。他们不喜欢马克思的辩证玄理，而提倡一种实验的社会主义。费边社的主张，在于运用普选制度与代议政治，逐渐改造社会，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费边（Fabias）原是西元前第三世纪一个罗马统帅之名，别号“持重”（Conotator）因为他对汉尼拔作战，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终于获胜。韦伯等以费边名学社，意思是说，实行之前必经审慎考虑。一九〇〇年，英国工党方从费边社脱颖而出。那时候国父正在英国研究考察。
韦伯一派把社会主义当做一种有关分配的理论，其宗旨在于使国民收入趋于平均。他们的思想渊源于利嘉图（Ricardo）的租金定律。利氏以为地主的财富起于土地之独占与各种土地生产价值之差异。譬如都市地价远较农田为高，因之都市地主获利亦较优厚，但此并非由于地主个人之努力，而为社会进步与繁荣之所致。土地如此，资本亦然。费边派主张由于独占及额外收入所得之利益，应该归于共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即为如何化私为公。国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理论，与这一派的思想是脉络相通的。
英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道扬镳，共产主义为马克思的传统，其思想趋于极权政治，其弊在重平等而忽自由，牺牲至钜，代价过高。英国工党的传统则为费边主义，一面拥护社会正义，力图社会安全，一面于公民基本权利，无所侵犯，平等与自由能够双方兼顾。有人问工党是否是革命党，拉斯基教授答云：“余心目中所谓革命家者，乃依合法之步骤，本于人民之公意，而经过议会之程序，凡生产工具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利益者，斟酌缓急，收归国有。但国有政策并非没收之谓，对原有业主，仍须予以适当之赔偿，工党于私人财产与个人储蓄，向来加以尊重；但欲使金钱不为社会之主人。而为社会之奴隶，则节制资本自属应由之义。”
美国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状况，对于马克思主义更是格格不相入。自由的政治制度，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广泛的社会迁升的可能性，确已实现了“机会平等”，阻止了社会阶层的划分。劳工神圣，工人无自卑心理，人人希望变成布尔乔亚。资本家亦无为我独尊的傲态。实际上美国许多大企业，很多股东就是工人；他们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发生兴趣。今天在美国，自由和权威，有相反相成之势，这是世界上崭新的事实。美国的情形是革命以后的，不是革命以前的。假使世界上真有剥削劳工阶级的国家，在今天那可不是美国而是苏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能够得到像美国那么多的高度生产的利益。
自从一八四八年《共产主义者宣言》发表以后，至今已经过了一百周年。整整一世纪中人类智识随着科学与工业发展而进步，可说是穷宇宙之奥秘，发千古所未发，远非马克思时代所能想象。马克思预期的共产革命，依其理论分析，原应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首先发生，可是英美等国因民治与科学化二大势力的迈进，不但没有共产革命的徽象，反而成为今日抵抗共产主义洪流的堡垒。而那些愚昧贫困与工业落后的地方，乃成为共产主义势力的温床。马克思如果生于今日，把理论与事实对照起来，不知作何感想？马克思最大的错误，在于不知人力可以改造环境，创造命运。历史事实的证明，不是以存在来决定思想，而是以思想来决定存在。马克思自称其学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实际正是相反，他的学说，已经被科学所否定，被时代所淘汰。
十九世纪陈旧的马克思学说显然已经落伍。他的资本论里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死亡的“客观法则”，事实上并未应验。工业上的先进国家，革命不但未接近，反而日渐远离了。可是共产主义是不准备被人家反对的，并且是不可以被反对的。马克思的徒众不得已只有用一手握刀、一手拿经的强迫方式，以大规模的饥馑杀戮，来推行他的主义。马克思会把宗教譬作鸦片，结果自身乃被捧作教主，以仇恨斗争武力征服为镇压异教徒的工具了。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诚然是一种反人性反科学的反动思想，它已经变为玄之又玄、莫名其妙的东西了。
五、所谓马恩列史主义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唯一途径，是流血革命。共产主义者宣言曾说：“他们的目的，只有使用暴力，推翻了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这种主张，到了晚年，因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与英国议会立法的成功，他自己实际已经予以修正。一八七二年九月他在第一国际大会席上的演说中，告诉大家不要误会，以为达到同一目的必须使用同样的手段。各国的制度、习惯、传统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像英美这些国家的劳动者，也许可以用和缓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标。马氏好友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文里也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终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及经济状况的结果。这种研究又使马氏相信在英国这个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可能完全依靠和平合法的手段来实行。由此可见马恩二氏也承认世界至为繁颐，仅凭一种尺度，作为衡量世界的尺度是大有问题的。
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劳动阶级的逐渐贫困，与资本主义之无法解决其分配问题而崩溃。反之，英国费边派，却能证明劳动阶级的经济地位，并非逐渐贫困，而在不断改进之中。英国种种社会立法，如工厂法、矿业法、住宅法、教育法等，都是社会主义的实行；又如最低工资法，高度累进所得税法，都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开端。进一步就是钢铁、煤矿、电气等重工业的国有，这些都是经过立法程序，来实现经济平等，比群众大会感情用事的清算斗争，高明得多了。
国父三民主义，起于十九世纪末期，远在苏俄革命之前。国父是明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贫困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中国号称资本家的，和外国资本家比，远是望尘莫及，因为大家都贫，所以解决中国民生问题，要从救贫做起。只有开发富源，增加生产，并使所增加的财富，有公平合理的分配，社会革命是可以消弭于无形的。马氏知道价值论的重要，而不知价值的决定，包含供求两方面，马氏重视供给（supply）而忽视需要（demand）。忽视社会决定价值的真实性质，其所犯错误，均属严重而基本的错误。国父称他是社会病理学者，可以说是最恰当的批评。国父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他称马克思主义为陈旧而不合科学的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
国父三民主义的演讲。对于民族民权两部分，都是直抒所见，而加以旁证；唯有在民生主义，是用比较法，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异同之点，反复解释。因为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已在中国萌芽，要在中国制造阶级斗争。所以国父苦口婆心的说道：“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所谓师其意，就是民生主义分配社会化的主义，用其法则是以阶级斗争为革命手段，其危害我民族国家是不堪设想的。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本错误，是工人本身没有专政的知识和能力；无产阶级大众是无法专政的，其结果政治权力的控制和运行仍落在少数人手里，造成少数人的专政。试看今天所有共产国家，都是共产党（大多是知识分子）专政的事实，就可以明白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布尔什维克应用于俄国的革命，演变而为列宁主义。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共产党专政。他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质上，便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有觉悟的少数人专政。他又说，专政就是无限制的、凭借于强力，而非凭借于法律的政权。这是多么狂妄的暴力论！因此列宁才创设了人类历史上最无人道的警察国家，亦无足异了。列宁觉得共产党中央人民委员会人数还是嫌多，故设立了中央政治局来代替共产党专政，到此为止，一般人民、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都成为专政的对象了。
无产阶级专政到了史达林的手里而登峰造极。列宁死后，史达林把政治局的反对派完全清除了，变成了史达林的个人专政。全党的全国人民对他只有绝对服从，极权专制于是完成。“史达林主义”，对内主极权，对外主侵略。侵略与极权是不可分的。今天苏俄，自己正在高唱祖国，但不许附庸国家有爱国思想与民族意识。苏俄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论，作为奴役其他民族的理论根据。史达林主义的要点如下：一、共产党的目标是世界革命；二、革命是要用暴力的；三、苏联是革命的主力；四、苏联以外共产党是后进的附庸国；五、利用冷战方法，发动各国内战，以削弱所有敌人的力量；六、防止非共产国家联合，需设法分化之；七、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必须用强权方式而不是用商谈方式以求解决；八、不相信持久的世界和平，而预期有更大规模的战争。
中共是世界共产党的一部分，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完全相同，无论在主义上、政策上、组织上、人事上与活动上，无不如是。它是尊奉着马、恩、列、史的教条，它的领袖们大都受到莫斯科的训练。它的政略和战略，完全秉承着史达林的指挥。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世纪以来无时不忠于克林姆林路线的每一曲折。中共的本质与特性，在国际间尤其在美国，曾经有过很多的争辩，而反映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现在证据确凿，真相大明，中共公开说明它是对共产国际负责的，过去无谓的争辩，已无存在的余地了。
六、唯物论的没落
中国正统思想上无纯粹的唯物论，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段话，好像是以格物为根本。但大学里格物二字的用意，乃在即物而穷其理，虽不否认物之存在，而所重实在理，而不在物。盖儒家思想认物之上有心、有性、有理。格物之目的，在于格之、役之、以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决非反客于主，为物所役，其理甚明。
近数十年来，由于西洋思想之输入，唯物论（Materialism）随之俱来。唯物论亦名自然主义（Naturalism），主张以自然为实在之全部。其中又分为三大派，一曰唯物论，此派有两个信条，一为物质乃唯一实在，一为自然律之宰制一切。二曰能力论（Energism），此派不以物质概念为究竟，而思以能力概念代替之。盖物质的形状可变，而其重量不变，重量就是能力的表现。三曰实证论（Positivism），此派对宇宙之究竟实在，为物质抑为能力，不下断语，但认为凡是真实之物都在因果关系下而联络起来，因之可以为某一实证科学所观察；科学高于一切，科学的结论，即为此派的结论。以上三派，各有理由，在未能深思之常人，自易为其所惑，但细加分析，即不难一一予以驳斥。
生命的生殖现象，乃唯物论所无法说明者。生殖为生命之特征。一胚胎之孕育，桃仍为桃，李仍为李，牛仍为牛，马仍为马。物理化学的变化，原子电子的结合，何足以说明之？生殖乃一种奇迹，然一认为奇迹，即非科学所能尽明；唯物论对此实无满意的解释。再则唯物论以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之变化，悉依于定律，其变化为机械式的变化，绝无自由之可言。故正面主张自然律为独尊，反面则否认意志的自由。然而人类有意志的自由，乃无法否认者。在物理世界内，有某一种刺激，常有某一种反应；但在人类，则相同的刺激，不必有相同的反应，或相同的效力。道德需要相当的自由；绝无自由，即无道德之可言。吾人不能以风起云涌，水流花谢，为或善或恶。任何人身之经验，均可证明生命与意识实保留相当之自由，不能全为定律所预测。
最近原子物理学的新发展，使唯物论完全趋于没落。原子时代的出现，不仅结束了世界第二次大战，且给哲学中一向争论不决的唯心唯物之辩，予以彻底的澄清。新的哲学称为中立的一元论，谓本体乃超乎心物之上，调解自然与精神的对立，而得到有机的统一。现代哲学家称此统一的本体曰事素（Eevnt），即实际发生之事。由此事素之一种结合为心，另一种结合为物，心物同源，而非异体，故可曰唯事论。心与物之关系，譬如手背之与手心，只是一种整体不同的两面而已。物不离心而独立，心不离物而空寂，二者不能须臾分离。从今以后，唯心论或唯物论，都是时代的旧说而归于淘汰。
以上驳斥唯物论的主张，本可即此而止，然而仍有说者，即马克思所持辩证的唯物论（Dialectical Meterialism）是否与一般唯物论相同，此为尚待解决之问题。盖马氏等之唯物论，如与一般唯物论相同，则吾人自无另加批评之必要，如有不同，则吾人不能不指出其不同之点而加以批评。那些辩证唯物论者，必谓他们所倡的是新唯物论，与旧式机械的唯物论不同。但按之实际，辩证唯物论者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加入于唯物论中，着重点在辩证法，而不在唯物论。故辩证唯物论如有特殊之点，亦为辩证法，而非唯物论的本体。
辩证唯物论所喜言之一种主张为：存在先思维而实有，思维为存在所决定。其矛盾乖谬之处，前面已有批评。实在之全部并非限于自然。吾人承认存在能影响思维，然同时不能不承认思维亦可影响存在。马克思本人亦尝承认此点。其言曰：“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世界，但问题是在改变世界呀。”试问哲学家如何能改变世界呢？岂不是有赖于思维吗？共产党对宣传的注重，及其对唯心论的猛烈攻击，岂非是重视思维所能发生的影响吗？可见辩证唯物论与旧式唯物论比较，并无新奇之处，即有新奇，亦毫无是处。
其次，辩证唯物论所喜言之另一主张，即认物质为一种变迁，一种运动，一种过程。此种学说，亦非新创，上述能力论一派，就是着眼于此点。即退一步言，承认此为辩证唯物论所特有的，就是说，物质除了变化与运动外，即无其他。变化与运动等于物质。但是现代反对唯物论者，如怀黑德氏（A.N.Whitehead）也是把实在看做是一种过程，可是怀氏并不认此种过程为物质。像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与柏格森所谓“生命的冲动”，同样可以加于过程之上。故以变化、运动、与过程为物质，只是一种空名而已；其与难心论之争，亦只为名辞之争而已。故辩证唯物论此种主张，决非新奇，亦不能依据此说以成立唯物论。
复次，辩证唯物论所自以为新奇之主张，在认物质之运动以矛盾为原理。谓矛盾乃物质运动的源泉，乃一切发展的原动力。如恩格斯所云：“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辩证法以其矛盾为其根本概念。列宁亦云：“矛盾为辩证法之盐。”姑不论矛盾之说是否为真理，假定所说为真理，吾人亦不认为此点足以支持唯物论。盖辩证唯物论者之辩证法，明明自黑格尔得来，而黑氏哲学并非唯物论。黑氏以辩证法说明其唯心主张，马氏等则以辩证法说明其唯物主张，可见辩证法纵使极为正确，唯物论者不能据为独有。一种方法苟可为两种相反的哲学所适用。则此一方法即不能用以支持其哲学。故辩证法之确否为一事，而唯物论者能否藉以支持其哲学，又为一事。持辩证唯物论者，实不能以辩证法而证明其唯物论。辩证法即非错误，而唯物论仍可错误。
唯物论视物为独尊，而以心为附属品，其在道德上之影响，当然是极不好的。中国古代哲学，言致知格物后，必继言正心诚意。盖无正心诚意一套功夫，则心逐于物，心不自主，格物致知之结果，是徒知物而不知有心，不知有心，则心失其养，心为物役而不知返。西洋科学，生人多，杀人亦多。此非科学之过，乃不知养其心以用科学之过；亦即知有格物致知，而不知有正心诚意之过。以物质为实在之全，自然谈不到正心诚意；不知有正心诚意之一事，尚何有道德之可言。且一切唯物，则人也是物，以人为物，则资本主义与赤色帝国主义以人类为工具，视民命如草芥，而任其宰割与驱使，又何足怪呢？国父所称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其枢机实在于此。
七、唯物史观的缺憾
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一样，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中共自称：“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它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区别于一切其他阶级的。”（引刘少奇语，见《论党》一书）历史唯物论通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黑格尔相似，都想以一套理论来解释一切史实，不过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观念”换成“生产方法”而已。黑氏认为宇宙发展的源动力是绝对精神；所以促使人类历史依照辩证阶段而发展着，乃人类理性的发散。他有一句名言：“一切的现实，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因之黑氏以为一切历史都是以思想史为中心。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辩证法之公式，但谓推动宇宙之大力乃为物质而非精神。马氏所谓物质者，有其特殊的意义，系指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而言。
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的变迁，是历史变迁唯一的主因。人类历史任何时期的哲学、政治、宗教、艺术，即马氏所谓上层结构者，悉为此种生产工具与方式所决定。这种观点，不能说其中没有道理，但是要拿这种理论来说明全部历史，那是极大的错误。试看美国从建国之始至于今日，生产工具已经有了四次变革，即由手工业、蒸汽机工业、电气工业，而正走向原子能的时代了。在这四个阶段中，美国社会制度并没有被推翻过一次，也没有发生四次革命。这一客观事实已经粉碎了生产工具决定论。
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原因包括思想、人物与经济三方面，马克思的错误，是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即以苏俄革命而论，如果没有列宁其人，则其成功未必能如是之速。罗素曾就马克思学说加以推演：“余可提议下列一种工业革命原因之新的理论：即工业革命原因由于近代科学，近代科学由于伽利略，伽利略由于哥白尼，哥白尼由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由于土耳其人的移居，土耳其人的移居由于中亚细亚气候逐渐趋于干燥化。故寻觅历史原因之主要研究为水文学。”其所以挖苦马克思者，极为显明。
在我们看来，生产工具毕竟是一种工具，上层结构才是生活的目的。我们固不否认工具的重要，我们尤须注意生活本身的重要。中国古语说，一丝一粟当思来处不易，可见经济上的财富，一定要经过精神的努力，劳心加上劳力，才能达到。所谓物质文明，也是道德和智识能力的收获。经济资源非经人类的开发利用，则货弃于地，等于乌有。究极言之，不是经济在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经济。
马克思拿了历史唯物论来做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以为一部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初期社会为自由与奴隶之争，封建社会为地主与农奴之争，至近代工业社会则为资本与劳工之争，整个历史始终有着两个敌对阶级在斗争。这种笼统的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历史上的斗争，并不限于阶级，其中有观念的斗争，民族的斗争，不一而足。即以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来说，很难以阶级斗争四字来解释清楚。苏俄在其对德宣战之后，所谓帝国主义的战争就一变而为神圣的工人的战争了。何况历史并非必须重演。我们有选择途径的自由。成功的机运在于智慧，我们要凭借自身的努力来开创前所未有的世局。
国父对于唯物史观的影响，攻击甚烈，他赞同美国威廉博士（Maurice William）的“社会史观”（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国父说道：“照这位美国学者的主张，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中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又说：“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而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民生二字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生活，包含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国父的民生史观，乃综合思想、人物与经济三者，而谓精神胜于物质，人定可以胜天。辛亥革命，国父从海外归来，在上海语记者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这种革命精神，就是后来用来北伐的基础、抗战的基础，也就是今后救国、复国、建国的真正基础。
八、对辩证法的批判
辩证法一名问答法，乃柏拉图语录中苏格拉底所常用者，原是哲学中一个主要思想方法，为哲学家所共有，而非任何一派所独有。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有过很大的贡献，故其在哲学史上之地位很高。马克思只是应用黑格尔现成的方法，并没有创新发明。我们要研究辩证法还当求之于黑格尔的著作。通常所称辩证法的三大定律，一曰对立的统一，二曰否定的否定，三曰质量互变说，分述如下：
黑格尔认为现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要经过三个阶段，即正（Thesis）、反（Antithesis）与合（Synthesis）。黑氏称此三阶段为“三位论”（Triade）。其说的本义，谓凡一偏的见执，若充类至尽，必归入于其反面，因而陷于自相矛盾。原来的见执可称为正，其反面可称为反，于是可有一种立说超于二者之上而兼容并纳之，是谓合。若此种立说仍为一偏的见执，则正、反、合的历程仍可继续推演，至于无可反而止。黑格尔以为一切一偏的见执，皆可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术破之，此即所谓辩证法。当然许多谬说可用辩证法破之，但若谓一切谬说均可用此法破之，则黑氏未尝予吾人以证明，吾人亦无理由信其为然。
以辩证法来解释历史，其说如下：社会党任何历史阶段趋于全盛时，可视为一“正”，即辩证法三阶段之第一阶段。然此阶段的进展中，乃孕育与之对抗的势力。此势力逐渐长成，逐渐显著，可视为一“反”。此一正一反，相激相荡的结果，乃消灭于一新的全体中。正反两方无一得仍其原状，然亦无一尽毁，惟经过交融汇合之后而成为新的东西。这个新的全体即是“合”。所谓历史的辩证法大略如此。
马克思自承为传黑格尔的衣钵，应用辩证法以建立他的唯物史观，视封建社会为正，资本主义为反，而共产主义为合。他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既起于内部的矛盾，而矛盾必须由斗争来解决。这样，就奠定了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理论。马氏以为人类史上的经济组成，都包含对待的两阶级，此两阶级对抗之结果为社会革命，而最后乃产生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将对抗的两势力销蚀，于是阶级斗争暂时止歇，是谓“合”。经济组织改变，则政治法律甚至哲学艺术亦随之改变。这种看法证诸中国历史，显与事实不符。中国立国之基本精神，基于孔子“有教无类”的明训，即谓但问教育，不分种类，不分阶级。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大体为一平等自由的民族，无世袭的贵族，亦无固定的特权阶级。民族生活喻如大海波涛，起伏自如，活泼调和。国父学说，根据于民族优良的传统，明言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中国。国父以为阶级冲突固有其例，而非历史演进的必然定律。人类文化之可贵，在能避免人与人互相斗争的方法，而用调和全民利益的方法，以互助与服务精神，促进社会的进化，这样才是人类的幸福。
辩证法的第二个原则即所谓否定的否定。实际上否定作用是有止境的，否定至“合”而止，至“合”而矛盾解除。所以只有真否定伪，伪不能否定真；全体否定部分，部分不能否定全体。辩证法的第三原则则是质量互变，量的渐变，到了相当阶段就会引起质的突变。如积劳成疾，积怨成仇，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例子。其实质与量是相对的，有质必有量，有量必有质，质与量相反而相成，质与量的统一，也是可从第一原则引出来的。罗素曾说：哲学上的问题大都可以用辩证法以解答之，但此法有其限度。辩证法的优点在于凭借相反相成的原理，以达于逻辑上的一贯，但不能以之发现新事实。
马克思把辩证法当作共产主义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以为社会的进化，到了质变的阶级，势非利用暴力不可，而社会主义更非经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不能实现。我们现在可以欧美国家过去一百年的经历，证明此一理论未能切合事实，前已言之，无待重述。国父曾论及革命与进化之分别，两者皆为由旧转新之道。惟进化过程是受物竞天择自然律的支配，是被动的、无目的的。而革命则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发展。国父谓物种进化是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又谓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级：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的时期；第二、文明渐进，为行而后知的时期；第三、自从近代文明发达以后，为知而后行的时期。因为人类具有合群的天性，至知而后行的阶段，可使理性胜过物欲，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享受，以成就群体的共同幸福由共同的自觉，使社会能避免冲突而调和进步，以渐达于大同的境界。我们要知道辩证的唯物论是陈旧的学说，人类进化未必能为一种公式所概括无遗，到了现代科学昌明、知而后行的时代，人类应有选择途径、创造命运的自由。
国父的革命观念，是继承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儒学有六经，而易为其原。易有三义，曰变易、不易、与简易，远较正反合之说为高明而圆融。易经所讲变易之方式，由四（元亨利贞）而六（六爻）以至于无穷，决非限于对偶式之单调。简易则为以简驭繁之法则，驭至勋与至颐，有种种之易象，而不落于呆板之窠臼，非深明历史哲学之奥义者，孰能致此？易经的论“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较之辩证法，涵义更为丰富。
水非仅为氢气与氧气之总和，而别成一种创造。乐曲所具之性质，由其全体而生，而非部分总和所能代表，无机物尚且如此，人类高尚之精神，当然更有无穷之希望。此正“生生之谓易”之大义。荷兰狄富礼教授（Hugo de Vries），于二十世纪初年，宣布其“突变”学说。谓物种之变异，非为变异之连续，而为突然之出现。新变种可突然发生，此在生物学上确有根据。十九世纪机械唯物论，到了现代原子时代，已证明其为落伍之谬说。静的宇宙观已一变而为动的宇宙观。原子时代的新哲学，是一种人定胜天积极创造的新思想，而足以予辩证唯物论以致命的打击。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简单的公式和信条，决不能代表真正学术的兴趣，满足青年真正的求知欲。欲在理论方面要求贯彻，在精神方面要求满足，那只有三民主义崇高博大的思想。三民主义一方面继承中国思想的大动脉，一方面接受西洋的思想主潮，而使两者融汇贯通，同流并进。易繁辞说：“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圣德。”能够网罗众家，囊括大典，所以谓之富有。教化流行，有进无止，所以谓之日新。三民主义的盛德大业，便是消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最有效的精神武器。
对俄帝的思想战
一、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
目前反共抗俄神圣的战争，究其本质，实为主义的战争，思想的战争。共产主义，违反人性，蹂躏正义，抹杀社会公益，这种狂妄的反动思想，乃为人类空前浩劫的由来。现在俄帝已成为世界人类的公敌，从暗无天日的铁幕世界，更可反映出我三民主义的无限光明。而证明三民主义实为救中国救人类的康庄大道。因而坚信侵略必败，汉奸必灭，暴政必亡，与我们建国中兴大业必胜必成的至理。兹就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分析研讨如左：
总理所谓三民主义起于爱，共产主义起于恨，爱是人性，恨是兽性，两者如冰炭之不能相容。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俄国发生革命，他们也提倡自由平等，宣称人人都是同胞，可是一切都是假的，世界人士对之由失望而至绝望。所谓“社会主义的天堂”，事实是怎样？它是庞大的集中营或奴工营。在俄帝统治之中，凡居住，通讯，集会，言论，信仰等自由绝不存在，基本人权剥夺无余。人类天性，莫不喜欢自己用思想，来了解事实，但在共产党看来，这就是危险份子。他们所谓和平，指的是战争，所谓友好，指的是宰割，所谓民主，指的是奴役。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往往昨天视为真理，今天可一变而为罪恶；反复无常，不知所云。共产主义实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但究竟善可胜恶，光明可以消灭黑暗，全世界人类包括俄国人民在内，是无法永远骗下去的。
二、民族主义对帝国主义
国父曾说：“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绝不会把他当作路人，也绝不会把路人当作其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姓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是发于情感，基于理性，一种不可磨灭的信仰。共产主义因为要消灭民族主义以达其征服世界的目的，故提倡一种谬论，说世界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俄帝以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The Proleterian internationalism）为标榜，国父在民国十三年民族主义演讲中，曾断然予以驳斥。他认为这种世界主义实际就是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假面具，目的在以共产主义为工具，实行世界革命，达到征服世界的最后目的。这种见解，真是一针见血，深刻极了。三十年来世局的激荡，证明民族主义为共产主义唯一的劲敌。今日世界，唯有民族主义的力量，能够对共产帝国主义的野心，予以迎头痛击，力挽狂澜。
统一与和平是 国父在民国成立时所宣布的大致方针，统一与和平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俄帝不知有和平，自不能有真正的统一。苏维埃联邦由于武力吞并而成，故外力一去，随时可以瓦解。苏联本国土地约为八百万方英里，人口二亿一千五百万人，其中大俄罗斯人仅占半数，其余像乌克兰，波罗的海，高加索山，中亚细亚等地，都为异族所居。俄帝自称为多民族的国家。那些异族，并非如一般所称的少数民族。按照一九一九年国际条约的规定，少数民族（Minorities)具有三种条件：一，人数少而散居各处，二，大都分布在边疆地区，三，他们都有祖国，因割裂在外，而至于寄人篱下。这些条件，就不合于俄国的情况。以乌克兰为例，它是一个完全发展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语言与政治传统，与大俄罗斯迥乎不同。帝俄时代，国内各民族为沙皇所宰割，实际并未同化。第一次大战以后，帝国崩溃，境内各民族纷纷独立，像乌克兰，阿美尼亚，乔治亚等国都曾经为国际间所承认。后来俄帝用武力强迫他们取消自主，组成联邦，大俄罗斯只是苏联十六联邦之一，在宪法里也规定各邦都有自由退出之权。可是大俄罗斯采取高压政策，连外人游历都不允许，可见其防范之严。但各邦离心力强大，危机四伏，解放运动一触即发。四十二年七月十日俄帝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贝利亚被整肃的罪状，说他对国内各民族煽动离异，制造纠纷，不问事实真相如何，要之，民族间隙实在是俄帝心腹之患。
二次大战以后，西起易北河，东至鸭绿江，关入铁幕的约有六亿人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俄帝土地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四十，造成了空前无比的大帝国，其中东欧附庸国家，人口达七千万。至于中国大陆的沉沦，尤为对于世界文化最大的挑战。忠恕之道是中国几千年来立国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但当施于人与人间，亦当施于国与国间。俄帝是怎样呢？他是绝对不讲信义。一九一七年，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于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即所谓第三国际，亦创共产国际情报局（Cominform)的前身，他们暗中做间谍，做第五纵队，以达其对敌人制造叛乱，破坏统一，颠覆政府的目的。这种分化离间工作，更与外交战相配合。例如雅尔达，波茨坦等会议，种种阴谋和罪行，已使国际道德扫地以尽。民国四十一年二月一日，我国控苏联案终于在联合国大会正是通过，从此俄帝之为破坏和平的侵略者，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今天民主国家饱经忧患，深切感觉，认情报为国防的第一线。美国近年来有所谓马加锡主义(McCarthy参议员之名），即为一种自清运动，并要进一步，加强心理作战。而俄帝集团以内的离心力量，远较自由世界为大，这是我们所可断言的。
俄帝大言不惭，高唱和平滥调，从一九四三年以来，已有十五次之多。四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马伦可夫又说，各种国际间问题可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但是试问，铁幕的存在，难道就是和平竞争的方式吗？铁幕是俄帝最大的矛盾。他们自己说，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前进的，共产主义的制度是优胜的，为何不让人前去观光呢？孔子论政，曰“近者悦，远者来”。即谓为政之道，要使人民心悦诚服，衷心拥护。对于邻邦，也要讲信修睦，使其幕义闻风，自然来归。这是中国政治的道理。而今俄帝深沟固垒把铁幕筑起来，不是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吗？这明白表示共产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倘铁幕一经破裂，俄帝便将无能为力，观于最近东德的粮食战，俄帝可谓狼狈不堪，窘态毕露了。
最近俄帝的新宣言，自称与共匪的团结，是神圣的义务。中国大陆却是异常重要，大陆光复的时候，就是帝俄总崩溃的日子到了。匪伪政权自四十二年七月起，以一年半的时间，发动全党干部学习俄共党史，想从思想与组织两方面，做到彻底的俄化，以期“改变大地的外表和人民的内心”。可是外表的改革易，人心的转移难。这无非是心劳日拙罢了。总统在“反共抗俄基本论”里曾说：“俄共在民族大义与民族正气号召的前面，面临了它所必须控制而无法控制的人心；更在世界明眼人的前面，又揭露了他狞恶的面目，和残忍的手段，因此不论他再怎样诡诈，怎样恐怖，再怎样坐大，而他终必无法避免其覆亡的命运。不过反共抗俄战争的必胜，并不是建立在敌人自己崩溃的上面。唯有民主国家能够警惕于俄共流毒的可怖，能够了解于这种反共抗俄态势的形成，加紧民主阵线间的组织和团结，那才能加速共同敌人的失败和灭亡”。这一段话，是我们复国建国的南针。
三、民权主义对极权主义
其次讲到民权主义。苏俄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苏俄并不能实行苏维埃制度。国父曾说：中华民国的基础是分权自治，这是说明民主政治的精神是由下而上的。照苏维埃的组织，应该是由地方一级一级上去，达到最高苏维埃。可是这完全是空文，俄帝一切是自上而下。苏维埃实际并不能有何种选举，并不能做何种决策，这里不是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吗？就最高苏维埃而论，主席团的主席，相当于民主国家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装饰品，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时候，其作用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不错，苏俄是一个共产党专政的国家。可是共产党本身也不能决策，不能辩论，不能批评，生杀予夺的大权均操于史魔一人之手，他是深居宫中，过着秘密生活，极难得有机会站在群众面前，更不用说与群众接近。克里姆林宫本身就是一个铁幕。史魔执政二十九年，整个共产党只是把史魔的意旨传达到下层去的工具。这是官治，而非民治。俄帝领导的方法很单纯，史魔控制着政治局，政治局控制者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来控制全党，然后透过军队，警察，报纸，无线电等种种方法来控制人民。极权政治是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官僚主义的暴政，苏俄的真相如此。
民主政治还有一种最重要的精神曰异中求同。国父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意义，谓在决策以前，大家都有参与讨论，贡献意见的权利，但一经决议之后，大家就有绝对服从和执行的义务。民主政治的特点是讨论多，但它是坚固的，经久的，活泼的，无须乎控诉，无须乎清算。极权政治则反是，它是不能容忍异己的，它要用清算斗争来消灭反对派。俄帝也讲民主集中制（Democraic-Centralism），按其实，则但有集中，而无民主。因长期斗争的结果，形成一种无穷无尽的神经战。一九二六年至二八年，史达林大举清党的时候，高级干部被杀者五十人，中下级干部更是不计其数。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一次不动声色的清党，被驱逐者达三十万人。在这种恐怖政治之下，即使在政治局或主席团里面，他们讲一句话，就要想到后来会被引用作为整肃资料之可能。畏首畏尾，自顾不暇，那还有怎么民主之可言呢？
民主政治与法治不可须臾分离，无法治即无民治。民国十年，国父在广州发表宣言，以法治二字来解释民权主义，他以为当时国内淘淘，其根本原因由于大法未立。近六十年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为民主宪政而奋斗的历史。俄帝也有史达林宪法，那只是一付空架子，例如对于领袖继承的根本大法，即无明文规定。极权政治与民主最大不同之点在此。名位的继承，既无宪政的常规可循，于是只有出于阴谋篡夺流血之一途了。史达林在四十二年三月二日晚上中风，莫斯科的静寂，有如北冰洋的寒夜。史魔逝世的一天，新政府名单发表后，莫斯科电台整天广播，呼吁统一与团结。三天以后，马林科夫在送葬演说里，说道对于国内的敌人，如同对国外的敌人一样，必须坚决应付，丝毫不容宽恕。他并且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混乱与恐怖”的危机。极权政治真是最不稳定的政治，无往而非敌人，无往而非恐怖。民主国家则有免于恐怖的自由。试看史蒂文生并不会因竞选总统失败而坐牢，杜鲁门总统任期届满退为平民，驾车出游，何等逍遥自在。其在东方，像国父的逝世，甘地的被刺，并不会因领袖的继承，发生什么混乱与恐怖。俄帝是怎么样呢？果然到了四十二年六月廿七日，莫斯科大军云集，坐第二把交椅的贝利亚就此失踪，七月十日，把一切的罪恶都套在他的头上。一位指挥几十万秘密警察、炙手可热的巨头，乃至不能自保其首领，情节的离奇如此。贝利亚原是整肃的老手，但最后不免于被整肃。现在马魔又垮台了。这并不是克林姆林宫内斗的终结。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诛锄异己，永无已时，势必至于同归于尽而后已。
贝利亚的被摈，表示史达林帝国已告覆亡。于是集体领导的论调，乃应运而兴，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俄共发布的文告就是把个人领导与英雄崇拜的观念，极力使之冲淡。这里面曾说：领导二次大战达成最后胜利者，是党的力量，而非任何人的力量。史达林在世的时候，这种话会说得出吗？要证明这种新的说法，乃不得不跳过列宁、史达林，而回到他们老祖宗马克思，想从马克思教条找规矩，来排斥领袖的优越性，可谓用心良苦了。但集体领导谈何容易？在民主政治的国家里可以行，其在极权政治简直是行不通的。民治之义为法治，为文治，故政治家同流并进，新陈代谢，有一种秩序与和谐。极权政治是一种强权政治，暴力政治，以力对力，终必出于火并。一部俄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力争夺的历史。谣言诽谤，阴谋陷害，侮辱名誉，污蔑人格，无所不用其极。以莫须有的罪状，自相残杀，血流愈多，株连愈广，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列宁曾说共产党赖党内的清算斗争而壮大。真可谓惨不忍闻了。俄帝的势力寄托在党军警三者（共党红军与特务警察）的平衡上面，而他们内部又各有矛盾倾轧的现象。现在共产党员总数为六百三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他们可说是不穿军服的军人。史达林的地位，以党的总书记，兼任内阁总理，马林科夫做了总理，在四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就把党的总书记让出来。史魔担任一辈子的职务，马林科夫却不能继续担任下去，这是什么缘故呢？贝利亚以内政部长掌管秘密警察和奴工营。这些秘密警察从大都市到小村庄，遍布全国，人数七十五万，并有坦克飞机和大炮。自从贝利亚俯首就擒，军警消长之势已显然可见。红军总数三百四十万人，集体领导之结果，将来是否会变为军事独裁？倘使红色拿破仑一经出现，世界战争是否迫于眉睫？都是未可预料的。但有一点可以注意的，在极权国家里面，军队里面可能埋伏着民主的潜势力，因为人民对于军队，比较还容易接近些。将来民主国家反共抗俄的义师，推演激荡，倘能在俄帝内部掀起了民主革命的高潮，，那就是世界人民安危祸福的大关键了。
四、民生主义对奴役主义
复次，讲到民生主义。国父曾以民生二字解释民生主义，现在世界经济的潮流是从自由主义趋向公益经济（Welfare economy）。那是一种政府与人民协力共谋的经济。即以企业自由来刺激事业之发展，完成建设计划之实施。至于俄帝的经济无以名之，名之曰不公道的经济，也就是惨无人道的经济。四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俄帝新宣言中，声言要为苏俄人民谋物质利益的不断进步，尤其要为工人谋求快乐而富裕的生活。俄帝以促进工业化为急务，工人应该是苏俄人民中最幸福的了。事实并非如此。工人不是主人，而是奴隶，根本俄帝是一个奴隶的国家。奴工制是苏俄经济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奴工一且取消，苏俄经济计划就失去了凭藉。远在一九二三年，已有集中营的设立。他们都是被清算斗争了的，不问男女，不问老幼，一律罚作奴工。五年计划实行以后，新兴事业多在新开辟的地区，政府需要大量廉价的工人，并且要强迫迁移，于是奴工之数目动以百万计。不问有罪无罪，亦不需附以任何理由，就赶到荒漠地方，去建筑铁路公路，砍伐木材，兴修水利，以及从事其他事业。劫夺了人家的孩子，拆散了人家的夫妇，教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做奴工，受苦难。这不是惨无人道的经济吗？这些奴工都是由秘密警察来管理，所以俄国的特务变成了全世界的雇主。共匪在大陆，尤而效之，共计有集中营五千一百余座所，奴工之数达一千八百万人。奴工制是蹂躏人权的暴政，引起全世界人士的愤怒。共产帝国，由奴工而建立，最后亦必为奴工群起而扑灭之。
国父一生革命，所最注重的就是实行土地政策。土地改革之根本目的为实行耕者有其田，使人人有田种，以达均富之目的。这与共产主义不顾人民一切利害，直接没收土地而尽归公有，完全不同。农业的萎缩是俄帝经济上的致命伤，危害了他立国的基础。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史达林，对于农民是否甘心做共产主义的工具，始终是缺乏信心，所以不得不求农民的集体化。上述俄帝的新宣言，还把国有农场置于集体农场的前面。集体化的用意，无非是便于控制，使农民血汗所得的资金尽量搜刮出来，投资在重工业方面，来制造杀人的武器。真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俄帝宣称其政策在谋工农的永久联合，可是工农生产无法得一平衡。农产方面增加的速度不能够适应重工业的发展与人口增加的需要，粮食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对于自己耕种的土地发生情感，而集体农场违反人性，当然农民不会快乐而起劲的工作。在共产帝国里面，工是工奴，农是农奴，“免于匮乏的自由”，永无希望。目前俄国人民的生活程度，较之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五年计划开始时并未提高，共产主义的本质，只是一种破产主义而已。
俄帝自称为工农联合的政府，是劳工阶级的先锋，四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柏林工人首举义旗，告诉世界说，铁幕里面的世界已经不堪忍受了。东欧原为产粮地带，可是现在人民沦于饥饿线，对于工作丧失了兴趣，对于将来也不寄以任何希望了。这一次柏林工人革命起义，其重要性较之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狄托事件，尤远过之。不但东欧各附庸国已成野火燎原之势，并且要影响到俄帝国本国的居民。那些工人以赤手空拳来和钢铁相搏斗，从前认为不可想象者，今已成为事实。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仅有的储蓄已为俄帝掠夺无余，生活困苦，无以复加，而食品比战时更为稀少，粮价则不断上涨，衣服与房子都极度缺乏，日用必需品也无从买到。因此遂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由都市而蔓延到农村，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铁幕里面，情形如此，西欧方面相形之下，却有逐渐繁荣之象。俄帝的经济政策，已经注定失败了。莫斯科的报纸，把柏林工人的反抗归咎于外来的势力。其实这种革命运动，是人民自发自动的，完全由于生活的压迫而起。秘密警察的暴行，更使人民怀恨在心。至于西方国家无线电广播，对于事态的发展，亦有很大作用。柏林原为首都所在，民族精神深入人心，故国之思，何能忘怀？事变发生以后，俄帝允许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允许增加消费物品的生产，所谓实遇如此，这真是大革命的开端。其他附庸国家里，像匈牙利已经看到惊人的退却，不得已而回到当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旧观。四十二年七月十日，美国宣布要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粮食来救济东德难民，颇使俄帝进退失据，不知所措。铁幕里面所以如此穷困者，一由于集体主义之为害，二为清算斗争的恶果，三为穷兵黩武的消耗，最近民主国家战略物资的禁运，对俄帝重大的打击。国父曾说：“建国之道首要在民生”。俄帝的现状乃是民不聊生，而有岌岌不能终日之势。反之，民主国家则能注重人民衣食住行四大要素。用言论来宣传，何如用行动来宣传更为有效呢？
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其所谓知，尤重科学之知。总裁亦谓科学是达到民生目的的方法，我们要宣行科学的民生主义。科学的精义是求真求实，尊理性，贵实验，注重证据，注重讨论，与共产主义的武断一切，绝然相反。共产主义是反科学的，反真理的，而足以阻碍思想的发展。俄帝最大的罪恶，不惜以共产主义的教条，来牺牲科学的真理。学术文化是国家的命脉，而为俄帝的魔掌所扼杀。关于遗传学的论争，即为一显著的例证。但是不合于真理的学说，亦不能产生实际的功效。大体言之，从一九二八年到现在，俄帝无论在纯粹科学或是应用科学方面，都很少发明与贡献。科学为现代文明之母，当然直接影响于人类的生活。照现在的情形，要使平均每个俄国人的生产量，达到美国人的标准，到一九八〇年方能赶上。何况美国又在突飞猛进呢？自由世界的经济资源，尤其道德与精神力量，足以战胜敌人，这是确然而无疑的。
五、结论
总之，俄帝铁幕以内，由于政治的恐慌，经济的破产，而造成人间地狱的悲惨世界。俄帝好战而又不能不停战，此其最大之矛盾一。实行极权政治，而否认有一领袖，此其最大之矛盾二。五年计划已经到了第五次，而最近柏林的粮食战，乃至一败涂地，此其最大之矛盾三。共产主义，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至今已经破绽百出，弱点毕露了。俄帝喜谈辩证法，欲于矛盾中求统一，实则矛盾永远无法解决，统一永远无法达到，此为俄帝的悲哀，亦为共产主义的悲剧。中国之政治哲学，则光明正大，本于智仁勇三达德，而贯之以诚。诚就是不矛盾，其方法为折衷至当，止于至善，决不依违，决不彷徨。这种思想就是孔子集大成的思想。国父阐释其义，曰：“集中外之精华，防一切之流弊。”由于这种崇高伟大的精神，而创造了三民主义。所以三民主义乃为世界上最进步、最健全、最完整统一的思想。民族精神之重振，必于国家之最危难之时；亦惟当国家最危难之时，方能充分发扬我民族文化的光辉。从雅尔达以后漫漫长夜，现在总算到了黎明时期，光明在望，黑暗渐渐消逝。世界不能一半自由，一半奴役。民主国家必须团结一致，把握时机，冲进铁幕，消灭人类公敌的俄帝，及为虎作伥的傀儡政权。我们今日反共抗俄中兴建国的大业，不但是救中国、救亚洲，亦且为世界人类安危存亡荣辱祸福而奋斗。
【附录】
国民党中宣部长张其昀《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讨论 （一组对话）
A:
张其昀是20世纪中国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经历了2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反革命，蒋系南京政府、抗战以及40年代末，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灭亡。追随国民党去台湾后，张其昀在教育界继续活动，办过‘中国文化大学’，请钱穆、陈立夫等人讲学。也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55年，他在一个官办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班上，举办了名为《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的讲座，并出版了繁体竖版的单行本。在65年后，一个叫‘高加索的废物神父索索’的ID，把它整理为简体版，发布网上。
这篇讲座稿颇有趣味，它几乎包罗了数十年后，中国互联网上反共产主义文宣的主要思路，有“共产不合人性”说、“苏俄侵华说”、“马列唯物论被科学证明破产说”、“马列非真左、民主社会主义循序渐进才有效”说，当然还有今天铺天盖地的“儒家思想万岁”说。在此，需要介绍这篇讲稿的历史背景。
40年代末，美国主导的对苏冷战，时刻准备转为实战。当时西方指挥的全球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东欧以及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进行了大规模的特种战，比如侦察、暗杀、传播谣言、搜集军事情报等等，但效果并不好。同时，在苏中等国，由旧有产阶级残余组成、由西方境外指挥的地下网络，随着频繁活动而被大片铲除。苏联有了原子弹后，军事摊牌变得复杂起来，西方转而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开展经济战，包括破坏工业目标、毁坏经济物资、阻挠国际贸易，等等。但冲在一线的地下反共网络，继续因为积极活动而不断被苏中国家连根拔起。因此，西方统治者的谋士们，开始提出思想战、文化战的建议；苏联、中国也在蓬勃建设的同时，开始暴露社会矛盾、思想矛盾。1961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西方的反共‘特种战’开启了新的一页。
张其昀的这本讲稿，公布于1955年，但已经包含了后来思想战的多种元素，很可能是西方有关部门参与炮制的产物。到了今天，冷战早已结束，资本主义全面胜利了。今天的工人阶级需要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过程里，是如何在文化领域维持它的统治、打击工人阶级的？这也是我们整理这本讲稿的主要目的。
B:
在1955年，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尚处于统治地位，还没有垮台的迹象。不过，一个政权的巩固，不仅需要阶级与军事的支持，还需要文化的认同。只有以一种独特的文化为旗帜，才能使政权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受到统合，这种统合是对内，而其收效表现于外。
如果中国代表着一个独特并且异于甚至优于其它民族的文化体系，那么，中国文化是不是内在地有一个发展的事业？作为血缘上的承继者，我们汉族是不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作为这种特殊人群的一员，我们是不是应将全身心投入这个事业？这一思路的收效，有些是对内：“马克思主义者将颠覆我国家、毁败我文化”，于是乎阶级矛盾变成了保卫文化、祖宗与愚昧野蛮之间的矛盾；有些是对外，知识阶层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归宿，而不流寓外国，成为政权可调用的资源。也许，我可以补充一下，当个人受到民族歧视时，激发出的自尊心，也要求为自己“寻根”，找到一个辉煌壮伟的历史文化。至于这种文化的真伪，便无足轻重。
张其昀在讲“仁”时，毕竟压制了中国历代攻伐的记忆；新儒者在谈“民治”时，把“学人”政治等同于民众政治，也压制了士大夫与民众分离的历史记忆。文彦博固云“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正在此等处也。”
又文中有“背孔子赞易，以乾元为万物之所资始，乾元便是仁，其德威生生与力行。”也许，我应该提醒一下，《周易乾鑿度》中说：“於是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柔万物之情。”儒家的观点，或依据阴阳五行、天象知识，或依据先王前圣的神异；口必称先王之法言，身必服先王之法服，即是如此。而在当时乃至现在的流俗观点中，都既否定思想的知识基础，又肯定思想本身。这令对思想的认同的本质，暴露出来。失去知识基础的思想，只能成立在传统上。卫道士们保卫的不是思想，而是伪装成思想的既有生活。
对于张其昀来说，同时标举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是必然的，并且也是偏枯不实的。他谈到‘西方’时，所依据的，并非是严肃的社会学考察，却是理想的社会——倒是更接近卢梭用来批判西方社会的虚构的善良原始人。西方必定的民主、自由和富裕，苏俄与大陆则是极权高压，军队和官僚挤榨着的社会。他举的事例中自然有事实，但事实由整体的文章组织起来，才能发生作用。在此进行的，不是准确的制度和哲学讨论，而是展示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轮廓，最终要求通过两者，在中共与国民党两个具体政权之间做出选择，表示拥护或者反对。
他继续说，古代中国是平等和无阶级的社会。由事实而言，这不值一驳。但从儒家的观点，这种说法也不准确。说过“有教无类”的那位圣人，也曾说过“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儒家是要求上下等差的家派。在民国发生的事，儒流的西学化，西学的儒流化。知识分子既想护持传统资源，又想与西方的启蒙思想妥协，如此才有不伦不类的新儒家。这是形式上的买办思想，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实质的买办政权。
C:
这本讲稿反映了主流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现象，对苏联丑恶的现象，反共文人是津津乐道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丑恶是违反天道和反自然的，需要快快去推翻消灭。而阶级社会的等级尊卑与压迫，对主流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操纵的舆论来说，则是天道，是永远不变的人性，也就是自然选择。
B:
补充一句，张部长虽然也称赞王阳明，但对概念的解释都承自朱熹。这是民国时期，对儒家资源的一种调和观点。
C：
B的逻辑并不全面。你虽然说，这种儒家观点用文化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却没有指出，它是如何让国民党政权能够合法地代表传统中国。国民党政权把儒家思想等同于古代中国思想，又通过三民主义中的儒学成分与儒家绾合，因此才能在顺理成章地承继古代中国。而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国际，才会出现你所说的思想中的买办现象。
反驳这种观点的必要途径是，指出儒家不能代表古代中国，反驳古代中国思想统一的幻想；象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同时指出，如你所说，民国以来的新儒家是西方化的产物，历史上的儒家和祖宗从来不是如此理性。胡适曾说：“儒学已死，儒学万岁！”要通过让儒学回归历史来反对意识形态的反动攻势。
A:
要指出的是，张其昀是台湾“江湖文人”×××发迹的第一个贵人。在80年代，这位×××从台湾回到大陆，混的风生水起。他瞄准大陆的小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大规模宣讲‘中国文化’，广收门徒，打下一片文化江山。而且，几十年里玩遍美妞，可谓网络爽文主角模板的现实人物，真是羡煞旁人……
类似×××这样的台湾登陆的国学大师，有整整一只军团，威力惊人。而中国国民党中宣部长张其昀，从几十年的历史深处，为了这只军团，早已运筹帷幄多时了。
A:
张部长的讲稿，一方面热衷于粉饰阶级社会的过去，比如这两句——「 仁就是“民吾同胞”的观念，也就是“一视同仁”的雅量，而泯除一切门第、地域、阶级、种族的歧视。」这段让我想起关于法律的那句谚语：“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
此外，张部长也喜欢向大众指出光明的未来，比如这两句：
“我们要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要加强人民生产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必要的条件。惟有把中国成为一个大工业国，才能从贫穷、愚昧、散漫和疾病中解救出来。”
这听上去跟解放后大陆的很多官方说法，貌似没有区别。
另外，他对青年也关怀的很呢，看这句：“我们要力行建教合作的计划，使学生进工厂，下农场，人人皆有一技之长。”
B:
你发现的这些内容，反映的是20世纪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现象：自由派，左翼和有产精英，常常说的话都差不多。有产精英也要谈“大同”社会，自由派也要谈国族认同，左翼也很知趣，并不一味怒吼阶级斗争。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可以看到，他们互相之间已经融合的差不多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资产阶级秩序的一部分了。
C:
结果就是大家都去拥抱“国粹“……
D:
工业化是为了谁？哪个阶级从中得利最大、哪个阶级要为工业化付出主要牺牲？这些问题掰开了说，就清楚张部长的工业党激情宣言，是为谁站台。阶级敌人并不总是青面獠牙的，你看他还想让你有一技之长呢！但他绝不会指出，你的一技之长除了给自己挣个温饱，是不是让另一群人发了大财。
B:
张部长挺骚的，把孙中山“联共”的内容加以认同，但是不谈起源，不谈阶级斗争，大谈阶级福利和空泛的民主政治。他鼓吹的改良，比如均田之类的，让我想起跑到台湾去的政学系官僚，当初也是操着这样的一套话术，搞反对派政治，比如"自由中国运动"。
张部长推广的，可以说是一种传统主义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争取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他知道，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不能摆在门面上，他大骂中共，说了那么长的一串，也不敢攻击大陆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敢说共产党欺骗工农。他没说土改什么的都是暴民，这与老国民党针对苏区农民“人要换种、石头也要过刀”的老式统治思想，变化很大。
C:
这种思路能不能概括成：完全排斥左翼政治力量以及影响下群众运动的参与，在某个“波拿巴”的领导下，由资产阶级内部的技术精英执行，为了反共产主义的胜利，进行社会改良？就是“技术统制”（technocracy）那一套？
D:
1965年印尼930事件后，杀光了共产党，右翼军人执政，也是走技术官僚治国路线。当时印尼陆军的学术机构开了一个会，讨论印尼的工业发展和社会治理。看来，这个技术官僚治国，当时是世界性的联动，台湾、韩国、印尼都是如此。也就是说，灭绝共产党，预防无产阶级革命，也与社民党、工党的群众性改良实践拉开距离，实施"技术官僚改良主义“。对了，60年代第三世界的绿色革命，从农业技术入手推动农业增产，本质上也可以说是反共战争的产物。
我越发觉得张部长、张大师的后边，站着一群美国专家了。
B:
对，靠数据和行政压力主导改良，而排斥无产阶级自主运动。事实证明，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作为反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是真的行而有效的。要指出的是，依靠技术官僚压制社会矛盾的思路，是法西斯主义给予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政治遗产，美国、西欧、东亚都吸收了法西斯主义的不少实践思路。统治者不再是一味野蛮残杀的面孔，而追求让革命和反革命都"下课"，换上改良面具，精细操作。
当然，专家治国的配套措施，是完备的暴力机器。
A:
“早在民国二十三年 总统驻节庐山时，已经有过明确的指示。他对大学教育，指出了三个重要方针：就是（一）应使教育计划与政治设施相呼应，俾学校为政府之研究部，政府为学校之试验场；（二）应使学术理论与实际工作相贯通，俾言不空谈，行无妄学；（三）应使人格修养与知能传习相协进，俾青年所得智识，能于其精神生活中发挥伟大之道德力量。”
这第一项，就是要使学校成为给政府培养人才的基地，换句话说，使学校彻底失去独立性吧。这一条是有历史事实印证的，比如在大陆，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和三青团向学校的渗透。
阶级社会的统治，有很多经验是互相借鉴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台湾是做的比较成功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台湾人，虽然不再认同中国，但他们信奉的一整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实还是国民党打下的老底子。
B:
前几年刘×楓和甘×组织国学学生读西学，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跟孔子是接近的。他们为首的一批重量级学者牵头，大量翻译古典学的文献，开研讨班，找那些在西方被左派学生砸过场的、读古希腊思想研究的哲学教授，过来讲学。
最近20年，资本主义统治经验自西向东的承接工作，在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进展，硕果累累。
C:
社会学领域，磨合儒教与资本主义的尝试也非常多，都是从鼓吹韦伯思想开始的。中国这些重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基本都是韦伯的复读机，想办法在社会学领域，给中国文化磨合资本主义背书，尤其是台湾学者，这个领域下了不少功夫。
儒家思想，要重新捡起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护航，需要与资本主义完成磨合，所谓旧瓶装新酒。从威尼斯共和国起，基督教都跟资本主义磨合了上千年了，经验那是大大的有。所以“新儒家”反而难免要“以基为师”，学习欧洲的一神教如何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重新诠释自己的旧内容。
D:
我看蒋介石遗书的时候，左一句耶稣基督，右一句中华传统，就感觉很缝合。我初中的时候，学校发的那个弟子规读物，也是基督徒写的，这可能也是一种相通性。
我初中的时候读过《论语》，主要是跟风，为了装逼…… 那时候，我还参加过短期的国学班，坐车拉到一个地方，吃住人家都包了，然后听国学大师讲课，非常恶臭。记得主要内容有鼓吹“戒色”、基于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还有女德，反正是五毒俱全的玩意了。记得有大学老师参与这个讲学活动。那还是在七八年前了。
A:
这种精神上的“向后看”，反映了鼓吹者得不到新鲜的、有活力的精神资源，所以只好从故纸堆（甚至垃圾堆）里翻找……
但这股复古的风潮，不可能只是为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秩序，它在坐大之后，不可避免地要插手秩序下的利益分配。
B:
是的，事实上这一幕已经在台湾上演过了。
张部长谈及公益社会/现代化/自由中国和传统社会主义的那一番话，放在1955年还是国民党喉舌的标准音，再过几年，就是台湾鼓吹自由化的反对派言论了。台湾最早的民主运动，就是前政学系官僚借用国民党“反攻大陆”的那套意识形态而创造的。最后在八十年代，国民党由于自身的腐朽，被更适合改良的资产阶级势力借助（吞噬）群众运动，给推翻了，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的核心内容。
C:
学术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就以台湾的国民党小朝廷来说，蒋经国的爱将王×曾跟随×××学习佛教，就是张部长曾提携过的那个×××。据传蒋经国后来怀疑×××可能谋划成为新政学系的领袖，干预经国传大位给儿子的宫廷政治。
1983年，王×遭到经国授意的党内清洗。王×出事后，×××前往北美避祸，后来辗转来了中国大陆，从此开辟了新天地。
D:
大师、宫廷、资本，在今天似乎越发的密不可分……
感谢 高加索的废物神父索索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