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 一历史告诉我们，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政党也都不满现状，最显著的例子是俄国，除共产党外，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还有其他政党。 然而，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 为什么这些政党在它们的纲领中一定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呢？其原因不那么明显。在帝俄的落后环境中，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不只显得不足以迅速完成工业化，而且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一个极端强有力的封建关系依然存在的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同时这个原料丰富、市场广大的国家一直是在其他比它先进的国家的控制之下。 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工业革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不得不姗姗来迟。在欧洲国家中，俄国是唯一没有经过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国家。它同欧洲中世纪时的城市国家没有一处相似。落后，半封建，君主专制，政府集权，有些地方的无产者人数激增，俄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卷入近代资本主义漩涡，而成为世界各国大银行中心攫取其经济利益的目标。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俄国大银行的资本有四分之三是外国资本家的。托洛茨基也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外国资本家握有俄国工业资金的40%，在某些重要工业上的百分比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就南斯拉夫来说，在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外国人有决定性的势力。这些事实的本身并不说明甚么。但是，它们表明，外国资本家用他们的权力来阻止这些国家的进步，他们把这些地区当作他们所需要的原料和廉价劳力的供应地，结果使这些国家不会进步，甚至还开始衰落。 在这些国家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 再就内部的情况说，本国资本是软弱无力的，并且大部分是外国资本的工具或附属物，因而，对工业革命真正有兴趣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从日益贫困的农村中走出来的无产阶级。就像消除残酷的剥削是那些已经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一样，工业化运动是那些即将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代表这两类人的运动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说，在观念上、口号上和诺言上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除非革命的政党能控制国内一切资源，特别是那些因实行严厉的剥削和使用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众痛恨的本国资本家的资源，否则，革命党就不能认真地计划实行工业革命。同时，革命党还得对国外资本家采取同样的对策。 其他政党不能采用类似的政纲。它们不是想恢复从前的旧制度，就是想保持既得利益，或者最多也不过是谋求逐步地和平发展。甚至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如俄国的社会革命党，都想把社会拉回到古时农人的田园生活。甚至像俄国的孟什维克这类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只不过是想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孟什维克党人的观点是，为了这到日后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先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然而，事实上，问题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些国家中，复古或者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行不通。在特定的国内外条件限制下，两者都不能解决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问题，即工业革命问题。 只有既主张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又主张迅速推行工业化运动的政党才有成功的希望。此外，很明显，这个党必须确信社会主义。不过，由于这个政党必须在既有的一般条件下，以及在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中活动，所以在意识形态上，这样的一个政党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已经存在，只须稍加修改就行了。这种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的革命的一面。于是，它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以及工业先进国家在组织上的变动，这个党又必须与欧洲社会主义的改良派分手。 革命和迅速的工业化的不可避免，曾造成巨大的牺牲和采用暴力手段，这就不只需要诺言，而且对人间天国到来的可能性要有信心。革命和工业化运动的信徒和其他人的行动一样，循着阻力最少的路线前进，他们常常离弃已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而另辟途径。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是适当的、而且在特定的时间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式与技术，社会可以通过它们表达其需要和愿望，以谋求生产改进与扩大。在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中，资本主义使生产有了改进和扩大。正像英国的工业家为了扩大生产而不得不摧毁农民的利益一样，俄国的工业家或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成为工业革命的牺牲品。参与人和形式井不相同，但规律却完全一样。 不论是在英国或俄国，社会主义总是不可避免地被用作口号和誓言，被当作一种信念和高尚的理想，并且在事实上被作为一种特别的政府形式和所有权形式，这种形式将便利工业革命并且使生产作可能的改进与扩大。 二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 所有这些革命者是要摧毁旧有的政治形式，并为旧社会中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在某些革命中，革命者甚至要求得多点，例如，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中曾试图以武力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但是他们不得不失败并且很快被消灭。 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与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即使在进行革命时，武力与暴力超出了适当的限度，然而最后，革命的力量总不得不被导向一个积极的并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与专制也许在所难免，但只是暂时的现象。 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不论是由于下层的支持而取得成功，例如由群众参加的法国革命，或是像德国俾士麦时代的来自上层的政变，都必然以政治民主告终。那是可以了解的事。那些革命者的任务主要是摧毁旧的专制政体，建立一种将能适合现有经济及其他需要的政治关系，特别是适合商品自由生产的需要。 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能力使自己工业化。 在法国，在革命开始以前，资本主义早已存在于法国的经济领域内，社会关系上，甚至公众的良知中。这很难和俄国、中国或南斯拉夫等国的社会主义相比。 俄国革命的领袖们是明白这一事实的。当革命还在进行时，列宁曾于1918年3月7日在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引述了列宁的话，但我还可以引录任何一个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及其他许多作者的话来证实一项事实，即新社会中并无既定的关系存在，不过总有人必须来建立这种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由“苏维埃政权”来建立。如果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在共产主义革命趋向胜利的国家里有最充分的发展，那就无须环绕“建设社会主义”而作那么多的保证、论证和努力了。“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越落后，它由旧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越困难。……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层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页。——译者〕 这一事实导致我们发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矛盾。如果一个新社会所需要的条件还未充分具备，那末，是谁要革命的呢？再则，革命又怎么可能呢？新的社会关系既然在旧社会中尚未成形，革命又如何能维持下去呢？ 过去从未有任何革命或政党把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 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们虽不比其他的革命领袖更熟知支配社会的规律，他们却发现，在有可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实行工业化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当他们使社会的改选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进行时，更有此可能。革命在“不利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就加强了他们的幻觉，以致他们自以为深知社会发展的规律。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合乎他们的计划。 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工业化作为一种不可避免而合理的社会需要，便和共产主义的完成工业化的方式结合起来了。 革命与工业化虽在平行的轨道上齐头并进，然而，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不能在一夜间完成。在革命成功后，必须有人肩负工业化的责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 在以前的革命中，在旧秩序被推翻后，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便成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在以前的革命者看来，武力和暴力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害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在过去，构成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和力量早在革命发生前就已存在。而共产主义革命却是第一个不得不创造新社会和新的社会力量的革命。 正像西方国家的革命经过一番“偏差”与“撤退”后必然以民主告终一样，东方国家的革命则必然形成专制。在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而在东方国家，情形则恰恰相反。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问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 三在共产主义革命和以前的革命之间还有其他的基本差别。以前的革命虽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已达到准备就绪的阶段，但如果没有有利条件，是不会爆发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革命爆发和成功所必需的一般条件。然而，除了这些一般条件之外，每次革命都还得有些特殊的条件才能使其计划和实行成为可能。 战争，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整个国家组织的崩溃，对于过去的革命，至少对那些较大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然而现在，这却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所必需的一个基本条件。对中国来说甚至是行之有效的，不错，中国的革命开始于日本侵略中国之前，但它经过整整十年的时间来继续扩大实力，终于在战后取得了胜利。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可能是一个例外，但由于它未有足够时间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未获成功。 共产主义革命或打碎国家机器之所以需要战争，必然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条件不成熟。在一个制度土崩瓦解时，特别是当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国家制度在战争中失利时，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小团体必然能够取得政权。 因此，当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共产党只有八万名党员。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41年开始革命时只有一万名党员。为了夺取政权，至少必须有一部分人民的支持和积极的参与，但是，不论在哪一次革命中，领导革命并掌握权力的政党总是一些完全依靠非常有利条件的少数人。而且，在这个党的政权尚未稳固以前，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多数人的集团的。 要完成这样一种艰巨的工作——在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摧毁旧秩序，建设一个新社会——只能吸引少数人，并且只有那些对它的可能性抱有狂热信心的人才会被吸引。 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 任何革命的成功以及战争的胜利都要求一切力量的集中。根据马尔萨斯的说法，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把“一个民族的一切资源——人民，食物，服装——在战争中都交给当局”的革命。可是，在共产主义的“不成熟的”革命中，集中的程度却超过法国的革命，不只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连一切智力资源在内都得交给党，而党的本身，作为一个组织，又必须在政治上充分地集中权力。只有共产党由于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坚定地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并具有一致的思想意识，才能实现这样的革命。 一切力量和资源的集中以及革命政党的某种性质的团结，是任何成功的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对共产主义革命来说，这些条件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共产党人在一开始就排斥其他独立的政治团体或政党，不让他党与之为友。同时，他们要求一切观点一致，包括实用的政治观点以及理论的、哲学的观点，甚至道德观点都得—致。俄国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参加十月革命，以及其他政党的个人或团体的参加中国和南斯拉夫的革命的事实，非但没有否定而且反而证实这一理论：这些团体只是共产党的合作者，而且只是在斗争中进行一定限度的合作。革命后，这些与它合作的政党都得解散，不然就是自行解散而并入共产党。当社会革命党左翼想独立时，布尔什维克立刻将它击溃，而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支持革命的非共产党团体，也得放弃各自的政治活动。 以前的革命都不是单由一个政治团体来完成的。诚然，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各个团体不免相互倾轧和破坏；不过，整个说来，革命并不只是一个团体的工作。在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独裁只维持一个很短的时期。从革命中出现的拿破仑的独裁，一方面表明雅各宾党人革命的结束，同时也表明资产阶级统治的开始。不论怎样，在以前的革命中，虽然有一个政党会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他政党绝非附庸。虽然有压制和解散的事，但这些事只能在短时期内强制执行。其他的政党并不能被摧毁，并且常常会东山再起。甚至被共产党人认为是他们的革命与国家先驱的巴黎公社，也是一个多党的革命。 在革命的某一个特定阶段中，可能由某一个党派扮演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角色。不过，在以前的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或在组织上集中到像共产党那样的程度。不论是英国革命中的清教徒或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在哲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尽管清教徒还是个宗教派别。从组织的观点看，雅各宾党只是俱乐部的一个联盟，清教徒甚至连联盟都说可不上。只有当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一元化。 不论怎样，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在以前的革命中，随着内战以及国外干预战事的结果，革命手段和革命政党的需要就消失了，这些手段和政党也不得不消逝。但在共产主义革命完成后，共产党人依然保持革命的手段和形式，并且他们的党立即在行政的集权上和意识形态的划一上达到最高的程度。 在革命时期，列宁在列举他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曾公然强调这一点： “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5页。——译者〕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又为列宁的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在取得政权后，革命的气氛和警惕性，意识形态的继续保持统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央集权等现象都未终止。恰恰相反，这些现象甚至更加强烈。“关于争得专政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杜1956年版，第159页。——译者〕 在以前的革命中，手段的残暴、思想的统一以及权力的集中差不多总是与革命同时结束的。然而，由于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革命只是一个集团的专制极权当局的第一个行动，所以就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 在以前的革命中，包括法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内，从表面上看，注意力总是放在消灭真正的反对者上面，没有人去注意消灭未来可能的反对者：只有在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时期，才有对某些社会团体或意识形态不同的团体加以清除和迫害的事。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的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中，一夜之间曾有数千人遭到清算，原因是查出他们以前曾持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数千波兰官员在卡亭森林被屠杀也是类似性质的事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和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如对富农的清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革命后，意识形态的统一与不容忍是加强了，即使当肉体的迫害能够减少时，执政党还倾向于加强规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前的革命，特别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很重视在革命的恐怖停止后立即建立个人自由，甚至革命者还认为保证公民的合法地位甚为重要。司法独立是所有这些革命必有的最后结果。苏联革命已经四十年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司法独立的实现尚遥遥无期。以前历次革命的最后结果往往是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多的公民自由。共产主义革命是谈不上这一切的。 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差别。以前的革命，特别是那些较大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可是，革命的最后果实则落在智力上并且常常是在组织上领导革命成功的另一个阶级手中，在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农民和贫苦大众的斗争果实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享有。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内的群众也参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实并未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现革命的革命运动没有被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它们全部吃光。 事实上，在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完成时，在对未来路线持异议的各派系间，总不免使用无情而卑鄙的手段。 彼此的攻击总是围绕着教条，它们指责对方在“客观上”或“主观上”是反革命分子或国内外“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不管这些异议在何种方式下解决，得胜的必然是最坚决而一贯地支持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进行工业化的那一派，而共产主义原则也就是以党的彻底垄断、特别是由国家机构控制生产为基础，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了解革命能在社会、政治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取得权力并以此作为推行未来工业改革的工具的那一派总是胜利的。 革命者及其盟友，特别是行使权力的集团，在革命后还依然存在，这种事实，只见于共产主义革命。在以前的革命中，类似的集团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革命是第一个为革命者带来好处的革命。革命者以及围绕他们而形成的官僚集团共享革命的果实。于是，这在革命者中以及在更广大的党的外围群众中便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的革命是历史上第一个一直忠于它所标榜的口号的革命。 四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真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经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各种关系，并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以前的革命当然也不免带来或大或小的财产关系的变动。不过，那只是在一种私有财产制之下的所有权的更迭。而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变动则不是这样，变动是彻底的、根本的，这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 当共产主义革命还在发展过程中时，它就已经在摧毁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的和私人的所有权，也即利用外国劳动力的所有权。这立刻造成一种信念，以为革命所允诺的一个新的平等而公正的社会已经实现。同时，党或者在党控制下的国家权力机构在采取广泛的工业化措施。这也使群众更加以为丰衣足食的日子终于来临。专制与压迫是有的，但人们认为那只是暂时的现象，财产被充公的以前有势力的人们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反抗一旦被消除，工业化一经完成，专制与压迫就会结束。 在工业化过程中，有几项根本的变化发生了。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如果它没有得到援助和遭受外力的阻碍时，必然要求一切资源的集中。工业财产及土地的国有化，是集中财产于新政权手中的第一步。 然而，它并不就此止步，而且也不能就此止步。 这种新创立的所有权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形式的所有权冲突。新的所有权又以强力加在那些不雇工或雇工不多的小有产者身上，如手工业者，工人，小商人和农民。在剥夺小有产者的所有权时，甚至并不是由于经济动机，即并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 在工业化过程中，连那些不反对革命甚至对革命出过力的人们的财产也不免被政府没收。在形式上，国家是这些财产的主人，由国家来经管这些财产。私有财产制被废除了，或者降到次要的地位，但它的完全被消灭却完全要看新当政者的兴致。 共产党人及一部分群众认为这是阶级的彻底消灭，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实现。事实上，工业化和集体化实现以后，革命前的旧阶级的确是被消灭了。群众中依然存在着不满，这种不满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既未终止，亦未减轻。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尽管如此，他们却以为用这些手段实现了长期梦想着的无阶级社会，至少对共产党人自己来说这种幻想是完整的。 每一次革命，甚至每一次战争，总会制造出一些幻想，并且是借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来进行的。在进行斗争的时期，战斗员们把这些理想看成真像是若有其事；可是到革命结束时，理想往往就破灭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并不如此，在武装战斗终止很久以后，参与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和那些贫苦大众仍保持着他们的幻想。某些人，特别是共产党人，依然把他们的幻想保留在口号中，而对于压迫、专制、公开的没收财产，以及统治者享有特权等，则视若无睹。 虽然在开始发动共产主义革命时可能是仗着最理想的观念，号召神奇的英雄主义与巨大的努力。但它所播种的却是最辽阔最经久的幻想。 在国家的生命史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可能以专政告终，可是它也把国家带上以前走不通的道路。 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实现任何一种标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的理想。可是，共产主义革命却为欧亚两洲广阔的地区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 这样，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已为未来更自由的社会创造了物质基础。因此，共产主义革命虽带来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就像十九世纪把近代工业引给西方一样，二十世纪将把近代工业带给东方。列宁的影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笼罩在欧洲和亚洲的辽阔的土地上。在中国是专制形式，在印度和缅甸则是民主形式，不论怎样，所有其余的亚洲国家及其他各国正无可避免地进入工业革命。俄国的革命是这个过程的先导。这一过程仍然是革命中不可估计的和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 五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历史上的骗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没有其他任何革命许诺得如此之多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领袖的言论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词，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而许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废除一切剥削”。 然而，我们并不能说共产党人欺骗了人民。这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故意言行不符，所做的与所许诺的完全两样。事实很简单：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甚至当他们被迫去执行一种违反革命前及革命中所作诺言的政策时，他们还不承认这一点。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 一场社会斗争所得到的最后结果永远不会如斗争推动者当初的理想。有些斗争取决于人的智力和行动所不能控制的一连串无限复杂的环境。要求超人的努力并要在社会上实行迅速而彻底的变化的革命尤其如此。这类革命必然得制造绝对的信心。坚信革命胜利后，人类繁荣和自由终将出现。法国革命是在常识性的口号下，在相信自由、平等、博爱终于要出现的情况下发动的。俄国的革命是在为创造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纯科学"的世界观号召下进行的。如果革命者和一部分人民不信仰他们的理想目标，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出现。 共产党人对革命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的幻想比一般附从的群众更为强烈。共产党人可能已经知道，事实上，他们也确实知道工业化的不可避免，不过，他们对于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关系，只能猜测而已。 苏联和南斯拉夫官方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把革命描写成好像完全是共产党领导人事先计划好的行动的结果。事实上只有革命本身和武装斗争是有意识地计划的，至于革命所采取的形式则完全是从突然发生的事件和直接行动中产生的。毫无疑问，列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甚至在俄国革命快爆发时，他都不能预见到革命何时发生，或以何种形式发生。l9l7年1月，即距“二月革命”爆发只一个月，距使列宁取得政权的“十月革命”爆发仅十个月，列宁在瑞士社会主义青年的一个集会上致词说：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活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那个时候了。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不仅会幸运地参加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会在这个革命中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杜1961年版，第259页。——译者〕
怎么能说列宁或其他任何人能预见到长期而复杂的革命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呢？尽管共产主义的理想本身并不真实，可是，共产党人却和以前的革命者不同，他们在创建可能办到的事物时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用唯一可能的办法去尝试——行使绝对的极权主义的权威。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只革命者仍据守政治舞台，并且就最实际的意义来说，他们还在建立一种与他们的信念和诺言完全相反的社会关系，这样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在稍后的工业的发展和改革时期，共产主义革命把革命者转化为新社会的创造者和主人。 马克思所作的具体预测已被证明为不准确。列宁也曾期待在独裁制度的帮助下，一个自由的或无阶级的社会将被创造出来，这当然更不准确。不过，使革命必然发生的需要已经实现了，也就是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推行工业改革这一点已经实现了。 六用抽象的逻辑可以推出，当共产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政府的强制力得到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所得到的同样东西时，共产主义革命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关系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当我们发现新政府还管理一切政治、劳工等及其他关系时，更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新政权还负责分配国家总收入、利润以及实际已变为国家的财产的物资。 苏联以及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各种关系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或社会主义关系或是其他关系呢?讨论这些问题是相当武断的。可是，这种讨论却具有基本意义。 尽管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我们可以假定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前厅”，或者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这依然丝毫不能让呻吟于共产主义专政下的人民稍感舒适，觉得日子容易挨一点。如果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财产和社会关系的特性有了更为肯定而明确的说明，那末人民从这种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就会变得更实际一些。如果人民不明白他们生存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或者说，如果人民找不出如何改变它们的方法，那末他们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不管共产主义革命的诺言和幻想如何，如果共产主义革命只是依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行事的国家资本主义，那末工作人员所能采取的唯一合法而积极的行动，必然是改进工作并且减少国家行政当局的压力和不负责任的情形，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并不承认他们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可是，他们的领袖却在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行事。他们不断地白吹自擂，夸口如何改进行政工作和领导“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再则，实际的关系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关系并不提供从基本上改进国家行政系统的方法。 为了确定兴起于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并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终于建立了起来的各种关系的性质，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活动方式。这里，我们所要指出的只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家机器并不是真正决定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工具，它只是保护这些关系的工具。实际上，每种事物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下并通过国家的约束完成的。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切行动。 正式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物资。社会关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而且由于工业化的实现并非得力于资本家的帮助，而是得力于国家机器的帮助，就更显得如此。事实上，是这个特权阶级在推行工业化，国家机器不过是它的护身和工具。 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如果有人把阶级利益解释为这种权利，那么分析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国家正有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在兴起，或者说，正有一个新的统治剥削阶级在兴起。 实质上共产党人的行动无法与以往的任何统治阶级不同。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社会，他们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方式为自己进行建设。他们的革命与他们的社会看来并非偶然，也非不自然，这只是某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中必然发生的事。因此，不管共产主义的暴政是如何广泛和不人道，在继续推行工业化的这个时期中，社会中的人民不得不忍受并且也能够忍受共产主义的暴政。再则，这种暴政已不再俨然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完全是为了保障一个新阶级的掠夺和特权。 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