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第五章 经济上的教条主义 一共产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共产主义政权本身从革命的专政到反动的专制政治这一发展的基础，而是这一发展的反映。这一发展是通过斗争与争论而形成的，它表明在初期所必需的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如何逐渐变成统治的官僚集团图谋私利的极重要的手段。最初，国家攫取所有的生产资料，以便控制一切投资来加速工业化。后来，经济进一步的发展，终于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其它类型的财产所有者，其行动方式并无根本不同：他们也总是追求某种私人利益；但这个新阶级与其它类型的财产所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多少掌握着国家全部资源，并以一种周密及有组织的方式发展其经济势力。一个周密的统一制度，诸如政治及经济上的种种机构，也为其它阶级所利用。但因为财产所有者既为数众多、财产之形式也各种各样，而且彼此间互相冲突，因而在共产主义经济以前的一切经济中，至少在正常或和平情况下，仍保持自发性及竞争性。 即使共产主义经济未能有效地抑制自发性，但与其它制度对照起来，它却不断地坚持应实现自发精神。 这一做法有其理论根据。共产党领袖们深信他们懂得经济规律，并能以科学的准确性来管理生产。其实，他们唯一所能懂得的，只是如何攫取对经济的控制权。他们攫取经济控制权的这套本事，正如他们在革命中获致胜利，已在他们的脑子里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们之所以获致成功，是由于他们非凡的科学才能。 由于深信其理论的正确，因而他们管理经济大多依照这套理论。因此共产党必先将一项措施说成与马克思的某一观念相符合，然后才付诸实行，这真是大笑话。在南斯拉夫，官方曾宣称它的计划是依照马克思的理论来推行的；但马克思既非一计划者，也非一计划专家。事实上他们并无一事是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行事的。虽然，自称一切计划都按照马克思理论，其目的无非使人民在意识上得到满足，并用来说明暴政及经济统制是为着“理想的”目的和根据“科学的”发现。 经济上的教条主义，是共产主义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可是硬将经济按入教条主义的模型，却并非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显著的特点，因为在这种经济制度中，领袖们在“适应”理论方面掌握主动权，当他们觉得于其本身有利时，往往也可以背弃理论。 除由于加速工业化的历史性需要的动机外，共产党的官僚们已被迫建立一种经济制度，来保证其本身权势之持续，以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和废除剥削为口实，它已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经济制度，而其财产的形式有利于党的统治与袭断。最初，共产党人为了客观的理由，必须采取“集体化”形式。 目前，他们继续加强这一形式，并未考虑这一做法是否有利于国家经济及进一步的工业化，而只为其本身的利益，为共产党阶级本身的目的。最初，他们管理并控制整个经济，是为了所谓理想的目标；但后来，他们却完全为了保持绝对控制与统治的目的。这是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中所以采取这种广泛而硬性 的政治措施的真正原因。 1956年，铁托在一次访问谈话中，承认西方各国经济制度中有“社会主义的成份”，但他认为这些成份并非“有周密计划地”导入西方经济。这一说法道出共产党的全部观念：正因为在他们国家的经济中“社会主义”是“有周密计划地”——由有组织的强迫行动——建立起来的，所以共产党必须维持其残暴的统治方法，及其对财产所有权的垄断。 对于经济及社会发展中这种“周密的计划性”给予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这表现出共产党经济政策的强制性及自私性，否则，坚持这种周密的计划性有什么必要呢？ 除了他们认为合于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的形式外，共产党强烈反对一切所有权的形式，这最能说明他们具有夺取及维持政权的不可抑制的欲望。但是，当这种激烈的态度有损于其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放弃或改变，因此，他们对于其所提出的理论往往无法自圆其说。如在南斯拉夫，共产党起初建立集体农场以及后来解散集体农场都是在“不会有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名目下进行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南共又在实行第三条混乱的中间路线。类似的实例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都有。无论如何，除了他们本身的所有权外，废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所有权则是他们不变的目标。 每一种政治制度均表现经济力量并企图管理经济力量。共产党人对于生产虽然不能达到全部的控制，但他们的控制力，已达到使生产继续服从其意识形态及政治目标的程度。关于这一点，共产主义是与所有其它政治制度不问的。 二共产党常以全体所有制一词来解释生产者的特别地位，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常以思想在经济中之超越地位来解释生产者的特别地位。 苏联在革命成功后，其人民就业自由立即被剥夺。但这一政权的急需工业化，使这种自由未能完全被剥夺。就业自由的完全被剥夺，只是在工业革命成功，新阶级建立后才发生。1940年，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就业自由，并规定对擅离职守者予以惩处。在这一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奴隶劳动制度（即劳动营）开始发展。况且，劳动营的劳动与工厂间的劳动之间几乎毫无差别。 劳动营与各种“自顾的”工作活动只不过是最坏的、最极端的强迫劳动的形式。在其他制度中，这种情形可能是暂时性现象，但在共产主义下的强迫劳动，却保持一种永久性的形态。在其它共产党国家中，强迫劳动虽不采取相同形式，也未曾发展到苏联那样程度，但这些国家里都没有完全的就业自由。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强迫劳动是垄断全部或几乎全部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结果。工人发觉自己处于不仅要出卖劳动力的境地，而且必须在其不能控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无法找寻另一较好的雇主。全国只有—个雇主即国家。工人除接受这一雇主的条件外，已无选挥的余地。早期资本主义最坏及最有害的因素，从工人立场而言，就是劳动市场，已被新阶级对劳动力所有权的垄断所代替。这种情形并未使工人更为自由。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不同于古代那种奴隶，甚至在强迫劳动营里的工人，也与古代奴隶不同： 古代的奴隶，在理论及实际上，都被视为物件。甚至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也相信人们生而为自由人或奴隶。他虽相信对奴隶应予人道待遇，并主张改革奴隶制度，但他仍把奴隶看作生产工具。在现代技术制度中，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工人，因为只有一个受过教育并对工作有兴趣的工人才能做要求他做的工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强迫劳动，与古代及历史后期的奴隶制度大不相同。它是所有权及政治关系发展的结果，并不是（或者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 由于现代的技术要求一个工人享有充分自由，因而它与强迫劳动，或所有权的垄断及共产主义的政治极权主义根本上极不相容。在共产主义之下，工人在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使用自由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对自由的正式限制虽非共产主义固有的恃性，但却是共产主义下所发生的一种现象。关于工作及劳动力本身，这种情形尤其明显。 在一个一切财物均被一集团垄断的社会中，劳动力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劳动力间接成为这个集团的财产——纵然不完全如此，因为工人究竟是一个人，他本身也用掉他的部份劳动力。就抽象意义言，劳动力作为一整体，是整个社会产生中的一个要素。新统治阶级既具有物质上及政治上之垄断权，就能将此项因素使用到与其它全国性的物资及生产要素几乎相同的程度，并作同样的对待，而不顾及人的因素。 把劳动力看作生产中的一个因素，于是各企业中的工作条件，或工资与利润间的关系，就不被官僚集团所关心。工资及工作条件是依照抽象的劳动力观点决定的，或依照个人的资格，很少或者根本不顾及各企业或各工业部门实际的生产成果。这只是一般的规律；根据不同情况及需要，也有例外。但这一制度必然导致实际生产者（即工人）对其工作缺乏兴趣。并且也造成质量的低劣，实际生产率的降低与技术进步的停滞，以及工厂的腐败。共产党人只知争取个别工人方面生产率的提高，而简直不注意于整个劳动力的生产率。 在这种制度下，鼓励工人的种种努力是经常不可缺少的手段。官僚集团提出各种奖金及补贴，以消除工人缺乏工作兴趣的现象。但只要共产党人不改变其制度的本身，并继续维持对一切所有权及政府的垄断，他们便无法鼓励个别工人工作的热忱，更谈不到刺激整个劳动力。 在南斯拉夫，已煞费苦心实施许多办法将利润拨一部份给工人；在东欧其它国家也正在作此打算。但官僚集团很快地就以遏制通货膨胀、并将金钱作明智投资为辞，将“超额的利润”保留在手内。留下给工人的部份微乎其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数额以及一种建议的“权利”，建议如何通过党和工会组织（就是通过官僚集团）进行投资。工人们既无罢工权利，又无权决定谁享有什么，因而不可能有很多机会来分享利润中的应得部分。这已是显然的，所有这些权利是与各项政治自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与其它权利分开了，便无法获得。 在这种制度下，自由工会组织决不可能存在。像1954年在东德和l956年在波兹南因工人不满而爆发的罢工，都是极难得发生的事情。 共产党对于压制罢工运动的解释是：“工人阶级”已经当家做主，并通过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如果工人举行罢工，那就等于对自己罢工。这种天真的解释是根据下列的事实：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财产已不为个人所有，而是如大家所知道的，被巧妙地曲解为财产所有者是集体的与表面上无法单独辨认的。 最重要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因为只有一个所有者掌握着所有财产及全部劳动力，因而罢工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全体工人的参加，对这一个所有者很难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某一企业或某些企业的罢工——假定在极权专制制度之下如此事件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话——也不可能真正威胁这一所有者。因其财产并非由这些个别企业构成，而是包括全部生产机器。在几个个别企业中的损失，并不足以使这一所有者受到创伤，因为生产者或整个社会势必要补偿这些损失的。因此，对共产党人来说，罢工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 个别的罢工就其可能的结果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与无望的。同时总罢工的发生，缺乏适当的政治条件，而它们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能发生。每当个别的罢工发生时，它们常会转变为总罢工，并且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此外，共产党政权不断地分化离间工人阶级，其手段是：把那些“教育”工人阶级，“提高其思想意识”，并指导其日常生活的人，从工人队伍中提拔出来并授予官职。 工会组织与其他职业团体，由于其目的与作用，只能视为单一的所有者与当政的寡头政体的附属物。因此，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或增加生产。此外，它们的其他作用是在工人中传播种种错觉及培养使工人驯服的情绪。这些组织只起一种重要的作用——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组织，实在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行会”或“黄色”组织。此处所以用“一种特殊形态”一词，因为它们的雇主是政府，同时又是主要意识形态的代表人。在其它制度中，这两个因素通常彼此割裂，因而工人纵不能倚赖一方面，至少也可利用双方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政权主要的关切对象，这绝不是偶然的；那不是为了理想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理由，而仅仅因为这是个生产和新阶级的兴起与存在都要依靠它的阶级。 三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虽无自由就业与自由的工人组织，但对工人的剥削也有其限度。对此种限度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及具体的分析。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只是它的最重要的方面。 除政治上的限制——对工人不满的恐惧，及对易引起变化的其它考虑——之外，对工人的剥削尚有许多经常性的限制：剥削的形式程度如果使这一制度付出过高代价时，则迟早必须予以废弃。 因此，根据苏联1956年4月25日的一项命令，把惩处工人迟到或离职的规定都废除了。同时许多工人从劳动营中获释；在这些获释的工人中，不可能区别出哪些是政治犯，哪些是由于政权需要劳动力而被关进劳动营的。此项命令虽未能使劳动力全部解放，因为许多限制仍旧存在，但这一行动，确是斯大林死后最重要的进展。 强迫性的奴隶劳动给共产党政权带来许多政治上的困难，而且当进步的技术传入苏联以后，这更变得代价过高。一个奴隶劳工不论你供给他的食物是多么少，但若将监督与管理机构的一切费用计算在内，其成本仍然要超过其所能生产的价值因此，其劳动力已变成毫无意义且无法继续下去。现代的生产，在其它方面，也限制着剥削。机器不能由精疲力竭的强迫性的劳工予以有效率的运转；而且适当的健康与文化条件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这种对剥削的限制与对劳动力自由的限制同时并存。这些自由是由所有权及政府的性质所决定。除非所有权及政府发生变化，劳动力不可能获得自由，而必须继续遭到温和的或严厉的经济上及行政上的压力。 由于生产上的需要，一个共产党政权规定了劳动的条件及劳动力的地位。他们采取多方面和无所不包的社会措施：如规定工时、假期、保险、教育、女工及童工劳动等等。但许多这些措施多半是虚有其名；还有许多甚至含有渐进的损害性。在一个共产主义制度下，约束劳工各种关系及保持生产上的秩序和安定是一不可变的趋势。这个独一无二的集体所有者负责解决全面劳动力问题。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在劳动力方面尤其如此。它必须管理劳动力，正如它必须管理生产中其它各方面一样。 共产党大吹大擂，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已充分就业，但这种夸口并不能掩盖只要人们细加观察便可看出的伤痕。一切资财，一旦为一个集团所控制，则这些资财，如人力的需要，就必然成为其计划的主要部份。政治需要在计划上既占重要地位，这样必然造成一种结果，即为了保持若干工业部门的存在，必须使其它部门付出代价。这样，计划便掩盖了真正的失业。一旦经济的各个部门能获得较自由的活动，或共产党政权不必为维持和加强某一工业部门而牺牲另一部门时，失业现象便会重现。而且和世界市场维持更为广泛的联系也会引起这种趋势。 因此，充分就业并非共产党“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是以命令推行经济政策的结果；归根结底，充分就业是不协调与生产无效率的结果，它并不能表现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力量，而只能暴露其弱点。南斯拉夫在其生产效率没有达到满意程度前，一直缺乏劳工。自从其生产效率提高后，失业随即出现。如果南斯拉夫的生产效率达到最高峰，失业情形或将更加严重。 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充分就业掩饰了失业现象。普遍的贫困掩饰着部份的失业，正如其若干经济部门的长足进步掩饰了其它部门的落后一样。 而且，这种垄断的所有权及政府，可以防止经济的崩溃，但却无力防止慢性的危机，新阶级的自私自利，经济制度之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性质，使它不可能维持一个健全而和谐的制度。 四马克思并非第一个想象未来社会的经济必须建立于计划的基础上的人，但他却是第—个（或是首倡者之一）认为现代的经济不可避免地趋向计划化的人，因为除社会的理由外，现代经济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垄断经济是首先根据庞大的全国性及国际性规模而计划的经济。今天，计划经济已成为一普遍现象，也是大多数政府经济政策之一项要素，虽然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与工业落后的国家中，其性质并不相同。当生产达到了先进阶段，社会的、国际的及其它条件，均面临相似趋势时，计划经济即成为必需。计划经济与任何人的理论均无多大关系，与马克思那些理论的关系更少，因为那些理论都建立在一个较低水平的社会关系及经济关系之上。 当苏联成为第一个着手执行全国性计划的国家时，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们就将这项计划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马克思的学说不只成为俄国革命的理想基础，而且还成为苏联领袖们后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护身符。 为苏联计划经济而找寻的一切历史的及特殊的理由，是与好些理论相关联的。但因社会的基础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关系，却以马克思的理论最为接近，也最易接受。 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在开始时虽极借助于马克思，但有其更深厚的意识形态上及物质上的背景。当一种经济制度已经或即将变为只有一个唯一的所有者时，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将如何来管理其经济？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它们又如何能进行巨额的投资，以实现其工业化的目的？必先有某事物之需要，然后它才能变成一种理想。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由需要而来的理想。计划经济是用来发展那些足以巩固政权的经济部门。这是一般的规律，可是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有例外，尤其是那些不受莫斯科控制的国家更是如此。 由于不可能长期将生产中某一部门的进展与其它部门分开，因此，为了加强政权地位，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自然极为重要。在每一共产主义制度中，计划的重点往往集中那些些对维持政权的稳定有决定性的重要经济部门。这些部门也就是那些能提高官僚集团的地位、权势及特权的部门。这些部门并且能加强这一政权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而使其工业化能达到更高的程度。到目前为止，这些部门大多是重工业及军事工业，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情形在每个国家里永远不变。近来原子能，特别是在苏联，已开始在计划中占首要地位，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发生，出于军事上，外交上及政治上的考虑，要比其它考虑来得大。 任何事物都从属于这些目标。结果，许多经济部门显著落后，且工作缺乏效率；各种脱节与困难必然产生；而生产成本的高昂与慢性的通货膨胀更是普遍现象。据菲力浦(Andre-Philipe) 1956年10月1日在美国《新领袖》周刊上的报道：苏联对重工业的投资，已由1954年占总投资53.3%增加到1955年的60%。虽然在苏联每人平均收入的增加额中，每年从重工业方面只获得7.4%，其中只有6.4%是由于产量的增加，但苏联每年投入工业的资金占其国民净收入21%，其中大部分投于重工业。 在这种情形下，不难了解新的所有者为什么对于生活水平最不关切，尽管马克思本人也认为人是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据与英国工党有密切关系的克兰克肖的报道：在苏联，每月收入在六百卢布以下的人，必须为生存作殊死的斗争，而据《纽约时报》苏联问题专家史华兹的估计，苏联有将近八百万工人，每月收入在三百卢布以下，代表英工党左翼观点的《论坛报》曾对这方面加以评论，认为这是苏联大批妇女在粗重工作中就业的原因，而与男女平等无关。最近苏联增加30%的工资，已用在这些低工资阶层。 这是苏联方面的情况。至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情形也大同小异，甚至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过去南斯拉夫曾经是农产品的输出国，现在已变成为输入国。根据官方的统计， 南斯拉夫的蓝领与白领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竟低于第二次大战以前，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 共产党以政治阶级利益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其极权的独裁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为着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共产党人对某些经济部门进行大量的投资。所有计划都环绕这些部门进行。这就导致经济上深刻的变动，从资本家及大地主手中接收来的土地建立的国营农场，其收入竟不足偿补由变动造成的损失，结果这种变动造成的损失主要反需利用低工资及用强迫收购谷物制度等榨取农民的方式来偿补。 有人会这样说：假如苏联不实施这种计划，不集中发展重工业，那便会赤手空拳地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希特勒侵略下很容易被征服和受奴役。这种就法虽属不错，但也只有某种限度的正确性。因为大炮与坦克并非一个国家唯一的力量。如果斯大林过去在对外政策上没有帝国主义目的，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推行暴政的企图，那末强国集团自不会使苏联单独对付侵略者。 很明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说明计划经济与经济发展，发展战争工业并不是必要的。将此付诸实施是出于权力的掌握者需要在国内外保持独立地位 ；至于防御的需要，虽为一国所不可缺，只是一种附属性的需要而已。俄国如果推行不同的计划，保持与国外市场更为密切的联系，也照样可获得相同数量的军备。可是对国外市场倚赖较多，则需要一个不同的对外政策。在当前情形下，全世界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而战争也是总体性的，在发动战争时，牛油与大炮几乎是同等重要。这种情形甚至在苏联业已获得证实。由美国输入的粮食，对战争的胜利，其重要性几与战争物资相同。 在农业方面，情形也是如此。在当前情况下，进步的农业也就是工业化。但进步的农业并不保证一个共产党政权不依赖外界。它在国内将使这一政权依赖农民，即令农民是自由合作社的社员。因此，尽管集体农庄的生产极低，而在经济计划中，钢铁却占有优先地位。这由于政治权力之策划必优先于经济的发展。 苏维埃或共产党的计划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计划。它既非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也非“社会主义”创始者的意识发展的结果。相反地，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及所有权发展的结果。今天，技术及其它因素正在影响这种类型的计划，但这些其它因素从未停止其对这种类型计划发展的影响。这一点极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了解这一类型计划的性质，以及了解共产主义经济能力之性质的主要关键。 这种经济与计划能达成不同的结果。由于集中一切手段来这成某一特殊目的，因而使权力的行使者能对某些经济部门作高速度的发展。苏联在某些部门已获致的成就是世界任何地方至今所未达到的。但是，从全面的经济观点着眼，当我们考虑到其它部门的落后情况时，就看出这种突出的成就显然并不合理。 诚然，一度落后的俄国，就其若干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而论，在世界产量方面已跃居第二位， 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大陆国 家。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一个广大的技术知识阶层，以及为生产消费品所需的物资均已创造出来。独裁政治既并未因此受到多大削弱，也没有理由相信其生活水平不可能随其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改善。 计划只是所有权及政治上种种考虑的一种工具，而所有权和这些考虑使计划不能丝毫削弱政治上的独裁，也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在一个唯一的集团的完全垄断下，经济上的计划与政治上的计划都以扩大其国内及全世界的权势与利益为目的，因而继续阻碍生活水平的改善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自由的缺乏，无疑地是这种停滞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最后及最重要的原因。在共产主义制度，自由已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般性的问题。 五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掩盖着其本身内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共产党的经济是计划的，它可能是人类社会史中一种最浪费的经济制度。这种说法似乎很奇怪，尤其是想到其若干个别经济部门与整个经济相对的迅速发展时，更令人觉得这一说法言过其实。但这一说法却有其确切的根据。 一个垄断性的集团，纵然不由其狭隘的所有权及意识形态的观点考虑任何事物，包括经济在内，也无法避免惊人的大量浪费。这样一种集团，如何能够有效而节约地管理一个复杂万分的现代化经济？这一种经济，不论计划拟得如何周密，天天总是出现内部和外部种种互相冲突的趋势。既缺乏任何形式的批评，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重要的建议，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浪费与停滞。 由于此种政治的及经济的万能主义，即使是最好的意图，也无法避免浪费的行为。这些浪费使整个经济要付出多少代价，并无人加以注意。由于迷信的共产党对农民的恐惧及其对于重工业不合理的投资，而使农业陷于停滞，这对一个农业国家是多么大的损失？将资金投放在无效率的工业要付出多少代价？一个迟滞的运输系统所付代价又如何？因工资过低而致工人“偷懒”与怠工，其代价又是多少？产品质量低劣又付多少代价？所有这些代价均无人计算，也无法计算。 共产党领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往往与他们自己的教条相反，那就是说，只从个人的观点出发。他们管理经济的情形也是如此。但经济是最不容忍武断行事的一个领域。即使他们希望做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不能顾及整个经济的利益。为了政治上的理由，统治集团常常决定什么是，“最为必需”，“最关重要”，或什么是一个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它推行某项工作，因为这一个集团并不害怕失掉权势或财产。 当某些事情停止进展已很明显，或当大量浪费成为显著事实时，共产党的领袖们也不时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并总结出经验。赫鲁晓夫曾批评斯大林的农业政策。铁托批评过自己的政权投资过多，并浪费了很多的钱。奥哈布也曾批评自己“有条件的”忽视了生活水平。但其本质依然未变。同样的人运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同样的制度，直至罪行及“违法行为”昭彰为止。但损失一经发生即不能弥补，因而政权及党对于这些损失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他们曾“注意”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也应予“纠正”。于是一切又再从头干起！ 从未看到哪个共产党领袖，因非生产性的耗费或惊人的浪费而受到处分。但许多领袖却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而遭免职。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盗窃与侵吞公款是不可避免的。躯使人们盗窃“国家财产”的原因并不只是由于穷困，而事实上是由于这些财产似乎不属于任何人。—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无价值，因而创造一种有利于盗窃与浪费的气氛。1954年，仅南斯拉夫一国即发现两万件以上的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案件。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处理国家财产时，就像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同时他们在浪费这些财产时又像是属于别人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权与政府的性质。 最大的浪费还是那些无形的浪费。这就是人力的浪费。千百万人民在无兴趣的情况下从事迟缓而不出活的工作，加上那些被认为非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之停止进行，这些都属于可计算而不可见的巨大浪费，而这种浪费从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能够避免。即使他们是亚当斯密“劳动创造价值”学说的信徒（这一理论其后为马克思所采取），但这些权力的掌握者，对劳动及人力的使用却极少注意，认为它们不值一文，随时可以由其它事物来代替。 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惧，以及对由其狭隘的阶级“意识的”动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恐惧，已浪费了国家巨大的财富并阻碍财富的发展。由于国家并不能维持或发展全部工业，因而全部工业已遭受摧毁：只有那些属于国家的工业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工业。 像这样的政策，一个国家究能推行多远和多久？起初共产主义虽然必需工业化，但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就会使共产主义的政府及所有权的形式成为多余的，这一时刻即将来到。 由于共产主义经济的孤立性质，浪费非常惊人。每一个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只是一种自足性经济，其所以要达成自足的理由是由于它的政府及所有权的性质。 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曾经使其对外贸易超过传统商品交换的范围；甚至南斯拉夫，由于与莫斯科的冲突而必须与非共产党国家保持更广泛的合作，也未能超过传统易货的范围。与其它国家合作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生产尚未办到。 在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中，尤其极少顾及世界市场或其它国家的生产。由于这一原因，及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及其它动机，共产党政府极少顾及自然条件对生产的影响。他们时常建设许多工厂而无足够的原料供应，他们几乎从不注意世界的物价及生产水平。他们所制造的若干产品，其成本往往数倍于其它国家。同样地对于那些在生产力上可以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或生产成本可以低干世界平均水平的工业部门，他们也未加注意。对一切新工业都加以发展，即使世界市场已充斥他们将制造的这类产品。为达成这种寡头专政的“独立”，这些代价都要由劳动人民来支付。 这是所有共产党政权共同问题之一。另一问题是“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一种无意识的竞争，以期超越世界上最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一竞争要付出多少代价？并导致什么后果？ 在某些经济部门中，苏联或能超越最先进国家。由于无限制浪费人力，由于低微的工资，及忽略其它工业部门的发展，这一点也许能做到。但在经济上是否合理，那是另一问题。 这样的计划本身就具有侵略性。苏联决定将钢铁及原油的生产放在第一位，而不惜降低生活水平，非共产主义世界对于这一事实不知有何看法？如果他们继续从事重工业竞争而只能进行极小额的贸易，则所谓“共处”与“爱好和平的合作”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共产主义的经济发展成为自足性经济，并且主要是为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向世界渗透，则合作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浪费国内和世界的人力与财富的经济计划及经济关系，除从共产主义寡头政治的观点出发外，无论从任何角度观察，均属不合理。技术的进步与主要需要的变化，使经济中某一部门在某一时期显得重要，而在另一时期则其它部门又显得重要；无论就某些国家或就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如果从现在算起的五十年中，钢铁及石油丧失其今日所占的重要性，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这一问题及其它许多问题，都不加考虑。 将共产主义经济，尤其是苏联经济，与世界其它国家联系起来，并使这些经济向世界渗透的种种努力，实在是远落于这些经济制度的实际技术能力及其它能力之后。在目前阶段，这些经济制度可以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比实际上已实现的合作大得多的合作。共产党国家之所以不能利用其能力与外界进行合作，而拼命为了意识形态理由及其它理由向外界渗透，追究其根源是在于共产党对经济的垄断以及他们必须维持本身权力。 列宁曾说，政治就是一种“集中的经济”，这话说得很对。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情形完全相反，经济已成为集中的政治；即政治在经济中起几乎决定性的作用。 斯大林曾将苏联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而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市场。苏联的领袖们，至今仍效忠于此项计划，这可能成为世界紧张及世界性浪费现象的主要原因。 所有权的垄断与生产方法的陈旧——不论是属于哪个国家或哪种形式——均与世界经济的需要相矛盾， 自由与所有权的对立已成为一世界性问题。 在落后的共产党国家中，废除私人或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使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也许不是平稳的发展。这些国家已成为不平凡的新兴强国，由自大与狂妄的阶级尝着权威与所有权的果实。但这种发展并不能解决与十九世纪正统的社会主义有关的任何问题，甚至也无法解决与列宁有关的问题，更不能保证在不发生国内困难与动乱的情形下促使经济进展。 尽管共产党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并在经济上也有迅速的，也许是不平衡的成就，但自从它获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起，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即已暴露出很深的裂缝与弱点。虽然它还没有达到权力的最高峰，但已陷入困难局面。它的前途越来越不稳定；为着生存，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必须在国内外从事激烈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