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 第十三章 自由党的得势 一、新救贫法与铁路时代辉格党资产阶级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案的斗争中，曾不得不接受工人作为他们的同盟者，而在1832年以后的年代里，他们却深沟高垒，牺牲地主和工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把1832年取得的胜利扩张到地方管理的范围。如果说议会制度是过时的和混乱的，那末市镇的政治可以说更为恶劣。城镇虽则在选举的机构控制之下，但这个机构通常代表当地的地主或城镇内一派有势力的人们的利益。许多新兴的，过去一两世代才从乡村发展起来的城镇根本没有真正的行政机构。乡区是在治安法官的专制统治之下。同时有一些随时设立的，职能上不协调并且持有互相冲突的主张的极其混乱的委员会，处理一些特殊的问题。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贪污与无能便盛极一时了。 1833年苏格兰的市镇条例，和1835年英格兰的市政改革条例扫除了这些机构的大部分，并代之以前者由收入达十镑的家长和后者由所有纳税人选举出来的机构。实际上，这些条例保证了辉格党的中等阶级对大多数的较大城镇的控制，因为工人阶级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参加市政。 农村地区仍在托利党乡绅们的手里，正如1688年以后辉格党被迫将农村地区仍留给托利党一样。到了1888年，郡参议会才设立起来，为市镇以外的地区规定了地方自治的形式。这种地方行政上的两重性使地主阶级在整个工业资产阶级得势的时期，得以继续保持它的社会基础。这种两重性使他们在谷物法上能作长期的斗争，并且使议会中的两党制度成为英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的一种反映。 在这个英国选举制度改革以后的第一任辉格党内阁的其他许多措施之中，有1833年的工厂法，这个我们已经叙述过了，而关于黑奴制的废除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叙述（参见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作者注）。这些改革发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这项阶级斗争亦将在以后叙述，但必须把这些事时刻记在心里。再也没有比1834年的救贫法更猛烈地激起阶级感情，或更完全地暴露辉格党统治的阶级本质，辉格党在救贫法中用当时正统派的政治学家的原则，来解决地方管理的各种问题中争论得最厉害的问题。 对统治阶级说来，有两个理由使救贫法的修改成为必要的。首先，因为一个全国性的和地方的财政危机似乎快要到来了。1815年，总预算为六千七百五十万镑，其中大约有二千五百五十万镑征自直接税，而有一千四百万镑以上来自所得税。战后资产阶级设法废除了所得税，并且在1831年的全国总收入四千七百万镑中，直接税仅占一千一百五十万镑。这个数目只等于国债持券人所得的利息的五分之二。其结果则为一系列的不平衡的预算和加在人民大众身上的一个完全不相称的税捐负担。 斯品汉姆兰制度在各地日益不适合于一个工业国家的需要，已经使许多教区濒于破产。救贫税在二十年代的中叶下跌到几乎只有四百五十万镑左右，以后在1831-1832财政年度，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又升到七百万镑以上。 斯品汉姆兰制度不仅是不经济的，而且它也延长了小规模的手工业对工厂工业的斗争，阻碍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而工厂主则希望廉价劳动力流入工业市镇。手工织工和小手工业者曾经为了逃避进入工厂而拚命挣扎了一个世代。他们的收入逐年下降，直到一个成年工人在整整一个星期的工作里已不能赚取五个或六个先令以上的收入。即使领到救贫法项下的补助，这种工资也是饥饿线上的工资，但是，织工以及失业的和偶尔就业的农业工人至少是在外面挨饿的。在1834年他们只好在工厂和救贫院之间作选择了。这样，救贫法既取消了院外救济，就把新的工人队伍带进了赚取利润的行业之中，宛如本世纪末叶的茅屋税使非洲的黑人加入这种行业一样。 新救贫法的原则是简单的．即是每个需要救济的人都必须在救贫院内领受救济。在实行斯品汉姆兰制度的时期，救贫院主要是收容老人、残废人和儿童以及一切没有办法和没有保障而不能免于被收留在这里的人们的地方。这些救贫院曾被视为模范，许多新的贫民院也依照这个样子建立起来了，它不是象现在一样由各个教区分别建立的，而是由各个教区联合建立起来的“联合院”。为了使新制度充分发生效力，因此必须使贫民的状况比外面的最不幸的工人的状况“更不合适”些。1834年救贫法委员会带有恶意的报告说：体力强壮的住院贫民必须“经受懒汉和恶棍所望而却步的劳作和训练的课程”。在千百万的人民濒于饿死的时候，只有把贫民院弄成可以想象得到的各式各样的卑鄙和残暴行为的中心，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救贫院里家庭是被拆散了，食物是不够而且恶劣的，所派给的工作是下贱的和无意义的，其中最经常的工作是选捡粗麻和打碎石块。 政府故意使救贫法的施行尽可能地不为群众所控制，任命了三个实际上不负责任的委员，即所谓“萨默塞特宫的三个王爷”，他们在整整十年中和他们的秘书埃德文·查得威克成了英格兰最可恶的人了。这种做法及其理由和1934年国家联合内阁所设立的失业救济局颇相类似。 科贝特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始在下议院展开了反对“救贫法牢狱”的斗争，而继续这个斗争并且把它和宪章主义的伟大的阶级运动汇合起来，是由另外一些人来进行的。救贫法使辉格党大大地失去了人心，并且使人民确信他们自己在选举制度的改革法案上受了欺骗。人民举行巨大而愤怒的示威游行来欢呼象奥斯特勒或美以美会牧师约瑟夫·雷纳·斯提芬斯等演说家的演说。斯提芬斯在纽卡斯尔宣称：“我们不能让妻子和丈夫、父亲和儿子拆散、坐牢和喝稀粥——不能让妻子和女儿穿上囚衣——不要这些——纽卡斯尔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一片烈火，而要扑灭这烈火只有一个办法，即是要用支持这个措施的人们的血来扑灭它”。 有些地方，在人民和军队的剧烈的冲突之后，救贫院被袭击和烧毁了。在许多北部的市镇里，十年或十多年以后，新的法律才能正式实行。托德默登的一所救贫院在三十年之后才建立起来。然而，群众的鼓动却随着1839年前后的宪章主义活动的第一个阶段的结束而消逝了，于是救贫法能在农村和工业地区达到它的主要目的。三十年代之末，救贫税下降到四百万镑与四百五十万镑之间。 关于这一点，还有种种外在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即是铁路时代的到来。1823年斯托克顿到达林顿的铁路通车了。1829年那远为重要的铁道，即连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铁路也修通了。最初，铁路是主要地被视为运货的工具的，但不久就发现蒸汽机的速力远非当初想象所能及，而且用火车载运旅客，比之马车既快而又省。 建筑铁路的热潮带动了投机事业的活跃，关于证券和地价的投机买卖亦因之而增多。在1834年至1836年之间，为了建筑铁路而募集的款项约达七千万镑。首先在工业地区，其次在由伦敦向四周扩展的许多干线上，再次在许多小的支线上，铺下了几千英里的路轨。投在这些工程上的资金多不能即刻产生利润，因此，在1845年发生了一个波及许多工业部门，影响大部分的银行的严重经济危机。这一次危机与其说是由于铁路公司的任何真正的不稳而引起的，毋宁说是由于投机热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危机很快便消失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大的筑路热潮。 它的结果几乎可以称做第二个产业革命。铁路时代标志着工业的各个部门的巨大增长的开始，英国工厂主垄断的加强和现代重工业的开始。英国的出口总值从1830年的六千九百万镑增至1850年的一亿九千七百万镑，而比这种数量上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某些重要的工业，特别是煤矿业和铁业部门所受到的刺激。1830年的生铁产量为六十七万八千吨，而到1852年则增至二百七十万零一千吨。煤的产量也从1800年的一千万吨增加到1865年的一亿吨。 英国不仅是第一个为它自己建造完整的铁路系统的国家，而且立即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没有足够稠密的人口或没有充足的集中了的资本以建造自己的铁路的国家中开始建筑铁路，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在这种情形之下，许多铁路通常不仅由英国的承办人来建筑，而且资金也是用债款的方式募自伦敦的。这样，英国的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国的出口商品直到1850年左右为止绝大部分是属于消费用的各种商品，特别是棉织品。自从1850年起，棉织品虽然仍是出口商品中的最大的一项，不过数量愈来愈大的铁制品，铁轨，火车头和货车以及各种机器己经运往海外去了。英国已经开始输出生产资料，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重心亦已开始从曼彻斯特转移。 铁路勃兴的直接的国内影响是创造了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条件。直接的在铁路建筑方面，间接的在煤矿，钢铁和其他工业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自从1830年起千千万万的筑路工人在工作，工人的数目不断地在增加，到了1848年约有将近二十万。工人中间有许多是爱尔兰人，但是估计其中绝大多数是1834年的救贫法所“释放”的英格兰工人。另外的一些人流入矿区，他们走投无路，又没有组织，因此能和原来的在业工人竞争。因此，有人说，1843年斯塔福德煤矿的监工们“很容易从农场或其他行业招募工人到矿坑做工，这些人愿意拿每日比一般的矿工少三辨士或四辨士的工资而来工作”。 其次，铁路使工人们更易于从此处移往彼处，使他们易于离开乡村而寻找有工可做的工厂市镇。救贫法委员会在他们的1835年和1836年的报告中认为：他们成功地帮助了东盎格利亚和英格兰南部的“灾害地区”的居民移往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 另外一种移民，由于有了铁路和与之相辅而发展起来的轮船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1837年在新西兰的殖民开始了。1840年澳大利亚移民数目众多，，以致使澳大利亚在事实上不能再用作罪犯拘禁站了。许多移民到加拿大去，同时美国建筑铁路（1840年达二千五百英里）开辟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辽阔新地。1840年时每年的移民约有七万人，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五十年代中叶每年移民的数目比1840年几乎又增加了一倍（参见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 辉格党内阁在1840年时已摇摇欲坠了。五年不平衡的预算和一个长期的不景气使它的威信扫地。救贫法不仅为没有选举权的工人们所厌恶，而且也为有选举权的大部分中等阶级下层所不喜欢。对于其他部分的资产阶级来说，鉴于以要求宪章为中心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似乎需要结束社会改良的尝试而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动的内阁。 此外，辉格党由于它的特殊的阶级构成而不能处理谷物法的问题，但是谷物法的废除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构成辉格党的骨干的工业家决定要废除谷物法，但是古老的辉格党的地主家族仍占着许多重要的位置，他们无法实施一种将大大地削减地主的，亦即他们自己的收入的措施。把谷物法搁置起来，双方都不满意，而且大家都正确地认为这正是衰弱的兆征。 在这种情形之下，1841年选举结果托利党获胜，并组成了以皮尔为首的内阁。地主们如释重负，但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不久即迫使新的内阁走上了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的道路。 二、谷物法1815年的谷物法是英国的地主们作为一个阶级的最后一次彻底的胜利，但是它是一种自杀性的胜利，因为谷物法不可避免地使地主和所有的其他阶级隔离起来，并且使工业家得以装作（虽然是伪善的）是全民的保卫者，反对自私的和垄断的少数派。谷物法的目的明显地是要保持小麦的价格，达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波兰和法国的谷物全部或一部分不能运到英国时的缺粮年份的水平（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甚至在战事最剧烈的1811年，拿破仑也迫于法国北部农民的穷困而不得不任令谷物运往英国。在其他年份，当局对于这种贸易往往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作者注）。当着价格低于每夸特五十先令的时候，便禁止任何小麦的进口。 从谷物法成立的一天起，除了地主和农民而外，没有一个人不恨它，甚至农民也发现，实际上小麦价格的波动非常之大，市场经常为人所操纵，以至夺去了他们可能获得的利润。1828年和1842年曾企图采用调节制（按这种制度，如国内谷价高，对进口的谷物所征的谷物税就降低，如国内谷价低，所征的谷物税就调高——校订者注）来改进谷物法，但是并没有成功。反对谷物法与要求改革议会制度的运动紧相联系着，曾在彼得卢时期广泛地展开，但在1820年以后即归熄灭，而到了1837年开始到来的工业不景气时期又重新复活起来。这次的运动与其说是出于人民大众，倒不如说是出之于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急切地希望减低劳动费用。 1838年科布顿和布莱特组织了反谷物法同盟，它和宪章派争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马克思在1847年写道：“人民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看成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 页——校订者注）宪章派组织了反对反谷物法同盟的示威游行，用他们的生活状况中的许多事实质问反谷物法同盟的发言人，这样在若干工业市镇中使反谷物法同盟除了召开他们的拥护者凭券入场的集会以外，不能举行任何集会。最近研究谷物法的历史专家费伊叙述1842年夏季兰开夏大罢工时候的情况说：“那些反谷物法同盟的面红耳赤的演说家都变成了脸色灰白的警察。代表们都离开伦敦而去英格兰北部，去为女皇陛下维持治安，而皮尔和格莱安（托利党内阁的内务大臣）都是为女王服务的”。 尽管如此，宪章派的斗争使反谷物法同盟和托利党之间的争吵宛如儿童的饶舌不休，它是促成废除谷物法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在革命的威胁之下，统治阶级的各个敌对的集团被迫暂时不提他们的争执，并且除了通过废除谷物法而外，还通过了一个工厂法，一个煤矿法和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阶级比“腐烂的马铃薯”更“使皮尔吓得要命”。 如果认为反谷物法同盟的宣传鼓动在工人中间没有发生影响，那也是同样错误的。反谷物法同盟运动的规模是空前的，而且也是不惜重资的( 1843年募集的款项即达十万镑，散发的传单达九百万份），还享有铁路、廉价报纸和一辨士邮政制等等所能提供的一切便利。任何时候，科布顿或布莱特发言以后，许多报纸都广泛地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同时，反谷物法同盟的演说家能够迅速容易地在全国各地走动。他们有着皮姆、甚至科贝特所永远想象不到的便利，来传播自由贸易的说教。 我们必须根据这不断的外来压力，和那众所周知的明显事实，即人口的增长使英国的粮食不能自足，来探索1841年以后皮尔迟疑不决地走向自由贸易的各步骤的根源。 其中的第一步是由于皮尔从辉格党手中接收过来的紊乱的财政所导致的。他废除了各式各样的捐税和关税而代之以一种所得税，所得税在管理上既较简单而在收益上反较为丰富，而且到底减轻了工业的负担。这些捐税是属于工业方面的，支持皮尔的地主们并不维护它们。且不间废除这些捐税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但由于废除这些捐税的结果，使谷物法成为一种孤立的反常的现象，愈益显得突出和难以维护。 这些年里，皮尔似乎曾经彻底地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并且认识到，地主们通常相信的所谓波罗的海沿岸的谷仓里的巨量小麦已准备向英国倾销，乃是一种无稽之谈。他知道双方很少人知道的情况，即任何国家能输出的余粮，在数量上仍旧是很小的，废除谷物法的最大效果是可以防止那种否则不可避免的物价的上涨，而物价的上涨可能酿成革命的后果。因此，他胸有成竹，当爱尔兰的饥荒给他提供一个借口的时候，便准备违反大多数的支持他的人的意志而强行通过谷物法废除案。 但是，在做到这一点以前，英国发生了一个产生重大的后果的政治危机。1845年冬皮尔遭到了托利党内部的反抗而辞职。辉格党曾迫于反谷物法同盟所提出的步骤而声明主张彻底废除谷物法，并在着手组织内阁。突然之间，约翰·罗素勋爵凭着细小的借口，宣称他不能组阁而把组阁的责任交还给皮尔。这种政治上无耻的卑怯的行为此次受到了极大的报应。罗素迫使皮尔在辉格党的支持之下废除了谷物法，促成托利党内部的分裂，因而使它在以后的二十年间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一个年青的和不很出名的犹太人政治家本杰明·迪斯累里领导了对皮尔的反抗，迪斯累里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初期重建了托利党，从此托利党已经主要地不再是地主的政党而是新势力财政资本家的政党了（参看本章第四节——作者注）。1850年皮尔去世的时候，有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分子加入了辉格党。其中有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当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 谷物法在1846年6月废除，少数的临时性的捐税还保留到1849年。它的结果远非当初所能料及。粮价并没有降落，事实上从1851-1855年的五年之间的平均粮价为五十六先令，而1841-1845年的五年之间的则为五十四先令九辨士。这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例如：人口的增加和由于工业的复兴而形成的需要量的增大，历年的歉收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阻碍了波兰的小麦输入英国。在土耳其、美国和其他地区虽然开辟了新的谷物来源，但是这些国家的供给量仍是比较小的，事实显然，假如谷物法还没有废除，则粮价势将更加高涨。以后，美国的南北战争使谷物的输出中断了若干年，直到1870年铁路打开了美国中西部的广大的产麦区以后，真正大量的谷物才开始输入英国。 工厂主们在力图争取民众支持时曾强调废除谷物法会降低粮价，但在废除谷物法以后他们所得到的好处，却不是由于粮食降价而是由于进口的增加和他们自己的产品的市场的不断的扩大。这样，随着东方公司输入的小麦量的增涨，兰开夏棉织品的输出也从1843年的十四万一千镑增至1854年的一百万镑了。 关于这一方面，谷物法的废除必须视作整个的自由贸易的立法的一部分，这种立法助成了1845年至1875年间的工厂主的黄金时代。谷物的自由贸易以后，继之而起的是食糖的自由贸易，和最后在1860年的木材的自由贸易。在海外的工业发达起来以前，这时英国的工厂主和世界市场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 恩格斯在总结这整个时期时写道： “无论如何，紧接着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是证实了对于随这个胜利而来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1848年到1866年期间不列颠工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但是，也不仅是这个原因。同时还发生了其他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促进了这一发展。在这些年代中，发现并开采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手段；在这些年代中，用蒸汽－发动的运输工具最后战胜了其他各种运愉工具；在海洋上，轮船现在已经排挤了帆船；在陆地上，铁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占第一位，碎石公路次之；运输现在变得比过去快三倍，而过去的运费比现在贵三倍；因此，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业，依靠损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外国家庭工业而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这就不足为怪了。”（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16-417页——校订者注）
时机对于英国的资本家是有利的，因此他们把他们的幸运看做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并且希望它永远是如此。废除谷物法对于农业的影响如果不和工厂法对于工业的影响作比拟，则是远为惊人的。它的结果，不是破产而是更加繁荣，不是缩小耕地面积而是扩大耕地面积。仅是外国竞争的威胁就导致许多技术上的改进。作为废除谷物法以后的损失的补偿，地主们在议会里以很低的利息，为他们自己借到了改良农业用的款项，这样，使他们得以增加土地的价值并且从农民身上获取巨大的利润，而农民在农业改良方面则须负担较高的费用。 1845年发明了制造水管的机器，从而使大规模的农田排水工程成为可能。农田排水工程增加了土壤粘性重的产麦地区的生产量，它使耕作易于进行，并且使施用人工肥料有利可图。这时候，硫酸按、海鸟粪磷肥和骨肥都成为常用的肥料了。农业上还采用了许多新的机器，1853年英国皇家农学会的博览会上所陈列的农具即不下二千种。由于开矿、建筑铁路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结果，1845年至1859年之间农场工人的工资也增高了，而农场工人工资的增高更直接地刺激农业上机器的使用。在相当时候，这种农业上使用机器数目的增加使雇用的农场工人的数目减少了，但是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五十万英亩，而农业总产量更相应地大为增加了。 资本的更大量地应用于农业，使农场的面积更为加大了。自1851年至1871年之间，一百英亩以下的各种面积的农场减少了，而三百英亩以上的农场却增加了，由一万一千零十八个增至一万三千零六个，其中在比例上增加最多的乃是五百英亩以上的农场。 这个繁荣的时期一直持续到普法战争结束以后的那个短期景气的末尾。然后景气时期突然告终，随着大批的美国小麦和澳洲羊毛而来的乃是一个长期的不景气。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早已终止了，当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入英国致使物价高涨的时候，工人的实际工资已大为降低了。 英国的工业和农业的同时繁荣，说明了为什么在谷物法废除以后的二十年间工厂主与地主之间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直到六十年代改革运动重新起来以前，没有使英国的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分裂的重大政治间题。与十八世纪相类似，政治变成了愉快的赌博，而代表辉格党的一切最守旧的方面的帕麦斯顿则是主宰英国政治的夭才。1851年的大博览会原来是希望导致一个世界和平的时代的，但事实上却带来了一场新的欧洲的战争。尽管如此，这个博览会在英国导致一个社会异常稳定的时期，这时政治事件的详情远不如对出口货进口货不断上升的统计表和对跳跃式增长的所得税的统计表那样使人感兴趣。这就是无与伦比的维多利亚时代。 三、对外政策：从帕麦斯顿到迪斯累里十九世纪中叶自由党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非常简单。这些原则是“有灵感的行商”的原则，亦即是商人有货要卖的原则。英国用远比它的任何竞争者为强大的海军作掩护，努力在经济上渗入它的殖民地和远东国家。它在欧洲事务上，尽可能避免一切严重的纠纷，英国的势力仅仅用来防止任何强国取得显然的优势地位。英国对待势力强大的国家极为慎重；而对于弱小的国家，只要用威吓欺诈可以得利的时候便加以威吓欺诈。 帕麦斯顿勋爵是这种政策的代表人，他从1830年到1865年儿乎没有间断地支配着英国的外交部。在内政方面，他属于辉格党的最反动的集团。在外交方面，他享有他完全不配享的自由主义的名望。1853年马克思在仔细研究了当时一切可能得到的资料以后，率直地宣称，帕麦斯顿被俄国欺骗了几十年。不管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如何，而且至今还无法得出定论，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显然的，即帕麦斯顿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是有利于俄国的。 帕麦斯顿鼓动波兰人在指望英国的援助的情况下起义，然后出卖了他们，一如他在1864年鼓动和出卖丹麦人一样。他赞成派遣俄国兵去镇压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他之所以支持意大利革命也许是认为意大利的统一将削弱奥地利，因而间接地加强俄国。1850年前后，高加索北部塞加西亚的山区部落起义的时候，帕麦斯顿所扮演的角色和近时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时塞缪尔·霍尔爵士所扮演的并无不同之处。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以后，帕麦斯顿赶紧承认了拿破仑三世，1840年和1860年英国对中国所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应当注意到本书作者观察历史的视角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录入者注），帕麦斯顿也负有最重大的责任。 然而，在1850年以后，英国与俄国的冲突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了。全欧洲各个国家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俄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没有劲敌了，而这次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俄国的干涉的结果。奥地利是衰落和破产了，德意志仍旧是分散的、未归普鲁士统率的许多小国，法国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仍处于骚动的状态。俄国则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 而英国最关切的重要问题乃是俄国的扩张在两个方向威胁着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首先在亚洲，俄国在一大块又一大块地吞并土耳克斯坦（即今天的中亚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当时分别属于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中国——录入者注）。俄国向印度的扩张已经使英国人震惊起来，因为印度正在成为英国的工业和财政的全部结构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自从1850年前后起，英国在排除俄国利益的对亚洲腹地区的愉出贸易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作者注） 。 1850年，俄国对印度的直接威胁也许是遥远的事，但是通过土耳其而来的威胁却是比较直接的。随着轮船的发达，经由地中海通往印度和东方国家的路线又复成为重要的了。轮船航行于好望角路线仍有很大的困难，因为那里缺乏加煤站的设备。因此，大约自从1835年起，轮船的定期航线是从英国到亚历山大，然后再由苏伊士到印度。开凿苏伊士运河计划虽早已提出，但是直到1869年才通航。地中海的这一角的日益重要至少是1850年前后英国与俄国对耶路撒冷圣地发生重大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俄国侵入土耳其，那末俄国不仅会控制通往印度的路线，而且也会在英国和法国享有相当的直接利益的东部地中海取得优势；同时，如果俄国军队出现于多瑙河上，那末它在中欧的强大的地位便将变成无可置疑的霸主地位。土耳其帝国在这时候仍拥有整个巴尔干半岛，但是它的统治正在衰落，在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兴起了强大的民族起义运动。沙皇的政策之一是控制这些运动的，并且利用它们来削弱土耳其和奥地利。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和法国的动机完全是自私的，但是如果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则将成为全欧洲的进步与民主势力的灾难。英国领会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战争完全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而主要的反对则来自布莱特-科布顿集团。自然，由那些剥削印度和爱尔兰的剥削者，或那些支持小拿破仑（即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录入者注）的骗子和冒险家来痛斥沙皇的暴政是可笑的也是虚伪的。不过，在群众中间，人们对波兰和匈牙利的命运记忆犹新，群众憎恨沙皇政府是真实的，也是强烈的。 发动战争的借口，象保卫圣地和土耳其的基督教少数民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疆域内居住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族群，多为东仪天主教、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正统教会、科普特正教会、亚述教会等东方基督教信徒，与英国常见的普世圣公宗、天主教、长老会等西方基督教属于不同的教派——录入者注）的待遇问题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战争爆发以前的长时期的谈判的特点是，英国政府既同意俄国所提出的条款，却又引诱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些条款，它通过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非正式地向土耳其保证，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将予以海军和陆军的支援。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许多军事占领，以围攻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和要塞为中心的军事占领乃是一系列的错误。在阿尔马战斗（1854年9月20日）结束以后的六个星期内，塞瓦斯托波尔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取下来的，但是英法两国的统帅却过分小心地采取了正式的围攻，而他们在正式围攻下却又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有效的攻击。围攻的部队不久即发现严寒的隆冬突然来临，既没有必要的组织，又缺乏应有的装备。后来据佛洛伦斯·南丁格尔（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南丁格尔参与了对伤者的护理——录入者注）的记载，在英国军队中死亡者达二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万六千人是由于军事组织的无能而死亡的（国内居民得到关于战事经过的正确报道，这次战争是唯一的一次。由于电报的应用而出现了战地记者，同时他们还没有受到军事检查制度的损害。因此，罗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通讯，引起了强烈的激动——作者注）。 这次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俄国的将军们和官吏们更加无能。俄国的严重弱点，过去为外界所没有想象到的，现在都暴露出来了。这些弱点，后来在日俄战争中和1914年暴露得更为明显。俄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仍处于十八世纪，无力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而日益机械化的战争是要求以机器工业为基础的。1854年战争开始的时候，双方使用的武器，战术和军事组织还是和拿破仑战争时代所用的差不多。 1855年9月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以后，不久即缔结了和约，这个和约把在巴尔干的土耳其统治的实际问题搁置在一边避而不谈，土耳其帝国又被拼凑起来而俄国则被禁止在黑海中的任何港口设防或驻留海军。、 这个和约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即阻止了俄国的扩张，直到1870年普鲁士战胜法国改变了欧洲整个均势的时候为止。此后，俄国即宣布废除和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开始实行新的扩张政策，终于酿成1876年的俄土战争。这次战争中，迪斯累里命令英国海军举行示威演习，制止了俄国的前进而没有使英国卷入实际的战争；按照1878年的圣斯特法诺条约，在从土耳其帝国的巴尔干省份划分出来的土地上，几个新的国家（指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黑山——录入者注）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地区并没有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却成了俄国和奥国的争执的地区。 克里米亚战争是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所自然产生的一系列欧洲战争中的第一个战争（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欧洲正在兴起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变成军事专制国家）。继克里米亚战争而起的有1864年的施勒斯维希-霍尔斯坦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与意大利的统一相关联的一系列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1871年以后，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许多强固的侵略国家已经形成了，并且这些国家已开始组成了互相敌对的集团。这是帝国主义时期，它导致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叙述（参见本书第十六章）。在这一系列的欧洲的战争中，英国仅仅起了微小的直接作用，而它们对于这个时期的英国历史的影响也不大。在1861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在各个方面都是远较重要的。归根结底，这个战争决定美国将来的发展：是成为工业的国家，还是成为种植园经济的，用奴隶劳动生产粮食和原料运销国外，并由蓄养奴隶的贵族来统治的国家。在某种限度以外，这两种经济是不能并存的，所以这个战争是地主贵族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战争乃是在欧洲由法国革命开始的那种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正如美国的奴隶制度从某些方面看来乃是特殊的美国式的封建主义。 英国把美国南北战争看做是阶级斗争，而在支持北方抑或南方的问题上明显地表现出阶级的区别。差不多整个的统治阶级是坚决支持南方的奴隶主的（不过，科布顿‘布莱特和他们的党徒却始终支持着北方——作者注），地主是出于自然的同情，棉业界和航业界的巨头则因为北方封锁南方港口致使棉花不能到达兰开夏。他们曾要求正式承认南方联盟政府，并利用各种机会妨害和激怒北方。当走私船“亚拉巴马号”准予离开利物浦以蹂瑙北方的商船的时候，局势已发展到顶点了。 整个工人阶级也同样坚决一致地支持北方。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人的斗争是最值得注意的。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人因为失业而陷于十分穷困的境地，但是他们拒绝参加雇主们用各种方法拉拢他们参加的迫使北方解除棉花封锁的运动。由于美国南北战争而引起的阶级冲突，第一次打破了自从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以来工人运动完全停滞的状况。它是导致1867年的英国选举制度改革法，社会主义的再生和爱尔兰的芬尼亚主义兴起的运动的开始。这些发展将在本书以下各章节叙述，这里只须略述美国南北战争在经济上发生的影响。 棉纺织业在1861年仍是英国的最重要的工业，而兰开夏纺纱所用的棉花，绝大部分来自美国。1860年自美国输入英国的棉花为十一亿一千五百万磅，而从印度输入的则为二亿零四百万磅。1863年秋季棉荒达到高峰的时候，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的棉纺织工人是失业的。在业的纺织工人的工资也被大大地削减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棉纺织厂用品质低下的印度棉花代替了美国棉花，而更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雇主趁着营业萧条的机会，强减工资，在有些情况下工资甚至降低到每周四先令到五先令。对工人们说来，棉荒乃是一种不可挽救的悲剧，而雇主们到头来却能把它变成赚取更多的利润的源泉。新的棉产区已经在印度和埃及建立起来了（到1865年，从印度输入的棉花增至四亿四千六百万磅）。埃及则出产品质优良的长绒棉。这些棉田的利润完全属于英国的资本家，而不归属于美国的资本家。这种新的商业上的经济作物的输入更加限制了印度和埃及的粮食作物的栽种面积，而印度和埃及的粮食作物的栽种面积早已不能满足它们增加了的人口的需要了。这就是造成历年的饥荒和农民负债日益增多的因素之一。 同时，棉荒淘汰了一批规模较小利润较低的棉纺织厂，并且促使其余的棉纺织厂也广泛地采用了合理化措施。到了1868年，棉纺织业再一次回复到正常状态的时候，开工的工厂数目减少了，但锭子增多了，产量增大了，而棉纺织工人却减少了五万人。在棉织部门，出产量实际上是增加了而织机的数目却减少了。 美国南北战争的长远后果却不是那样令人满意。北方胜利之后，因战争而造成的混乱一旦消除，在提高关税的保护政策之下，大规模的纺织工业首先在新英格兰；而后在南方各州都发展起来了。兰开夏入口的印度和埃及棉花的增多自然也会迫使美国相应地提高它自己的原棉消费量。美国南北战争终于破坏了兰开夏的垄断，并且如上文所述，促使英国工业的重心自曼彻斯特移往伯明翰，随着这种转移，相应的政治上的变化接踵而来。 四、第二次选举法改革案帕麦斯顿于1865年去世，他从1810年以来就几乎连续不断地担任了首先是托利党的、后来是辉格党的内阁阁员。他的去世完成了辉格党转向自由主义的演化过程，使工业家们得以摆脱地主贵族集团的模棱两可的领导而获得了自由。由于帕麦斯顿的去世和约翰·罗素勋爵的日益衰老，辉格党的领导权便落于格莱斯顿之手了，格莱斯顿与辉格党的领导分子和以布莱特为首的资产阶级急进派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关系表明工业家们已居于显然的优势地位。 格莱斯顿与资产阶级急进派联盟以后，他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扩大议会选举权的要求。我们在上节所叙述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后果之一，即工人阶级重新加强了的战斗性，在这个运动之中显现出来了。早在1861年有一些工会便提出了议会选举制度改革问题。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于1864年创立，它不久即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早在1865年初科布顿派在国会选举制度改革运动中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要求合作。1866年伦敦各业工会理事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伦敦各业工会理事会是1860年为了配合对于建筑工人大罢工的支持而成立的。伦敦工人联合会也成立了。这样就有了两个平行的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主张，一个是科布顿（科布顿于1865年去世——作者注）、布莱特和资产阶级急进派。分子所领导的，另一个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重大的政治影响之下的工会所领导的。这是将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工人阶级组织关心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由于资产阶级急进派企图冲淡工会提出的男子普遍选举权的要求，两派的运动有时联合，有时分离。1866年格莱斯顿提出了一个把选邑中的选民的财产资格从十镑降为七镑的议案，致使左派大为失望。而在帕麦斯顿死后的辉格党的残余分子看来，即使是这样的议案也是过分的，于是在罗伯特·洛领导之下的阿达拉姆集团便加入了托利党，使内阁遭到失败。这个集团的退出大大地加强了资产阶级急进派在自由党中的地位。 这件事还产生了一个没有人预料到的结果。格莱斯顿的议案引起了些微的热情，但是洛却公然反对，说在原则上工人既是工人，即不配享有选举权。这种横蛮无理的论调立即使改革选举制度问题成为一个阶级问题和名誉问题（1866年的何尔贝-克洛斯案的判决书危及了工会的蓦金，促使工会领袖认识到自卫的政治活动的必要——作者注）。1866年秋季，统治阶级被由这种论调激起的愤慨弄得惊慌失措。许多工业市镇举行了巨大的示威游行，几乎所有的工人和中等阶级下层都参加了。工会通常举起他们的旗帜，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而参加了这些示威游行。群众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和海德公园举行了巨大的集会，在海德公园的集会酿成了一个大暴动，那里的长达半英重的栏杆也被毁坏了。这正是迪斯累里组织托利党内阁的直接的后果。 迪斯累里曾将切关于要求扩大选举权的议论称之为“托马斯·倍恩的学说”，但是他并没有估计到这个运动的严重性。选举制度改革运动，第一国际的诞生，工会的复活以及芬尼亚的活动等等使托利党察觉革命的危机迫在眉睫，所以迪斯累里于1867年提出了他的选举制度改革案，作为一种让步借以避开革命。 这个法案规定，在选邑中，除了寄宿的工人而外，所有的户主以及其他的某些人均得享有选举权；在这个法案之下，农业工人和不住在选邑中的产业工人，包括矿工的大部分，都没有选举权。1885年始将选举权普及于各选邑和各郡的居民。几乎同等重要的是1872年的投票条例，它废除了在议员竞选演说的场所的公开投票。如果没有这个条例，所谓把选举权普及于农业工人只不过是个笑话。 1867年的选举制度改革法的重大意义乃是它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在议会内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奠定了基础。宪章派乃是代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活动的党派，它的景况随着活动的环境的有利与否而常有剧烈的变动。工党由于它是从资产阶级急进派发展起来的，以及由于它的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在发展上遇到阻碍，但是它是一只脚站在工会里而另一只脚站在议会里而成长起来的，所以它是稳固的，这是宪章派所从来没有做到的。 这个新的政党的产生需要整整一个世代，而在一个独立的工人运动兴起以前的过渡时期，眼前的利益归于资产阶级急进分子，这个急进派反映了维多利亚中叶中等阶级与工人在政治上的联盟。自然，这个联盟主要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这个联盟密切地维系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集团也迫切需要为彻底实现自由的和民主的改革而斗争。甚至在1867-1875年的大改革以后，工厂主的政治地位仍旧不能和他们在产业界的势力相称，1880年的内阁才是第一任有重要的急进派代表的内阁，这个内阁的成员中有张伯伦和狄尔克二人。 然而，当着这些年的主要改革已经完成而象布莱特之流的急进主义分子已不甚热心的时候，一种远较进步的急进主义出现了，它从各个方面来说，在政治上乃是工人运动的直接的先驱者。这个急进主义在各郡主要是具有不从国教的独立教派性质，但甚至在各郡，而尤其在伦敦，它常常表现为大胆的共和主义和现世主义。在那些成为运动的组织形式的急进俱乐部里，早年存留下来的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找到了他们安身之所。最有名的人物是无神论者查理·布莱特拉甫，他因为不肯宣誓而被排除出议会，这件事成了八十年代初期的主要的流行论题。这些急进俱乐部在伦敦甚至拒绝与自由党组织合并，降至1887年首都急进联盟还号召了特腊法耳加广场上的“流血星期日”示威游行。 这个急进主义运动参加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步改革，即是完成了地方政府的改组工作。在许多地方，它实际上是以各种地方团体的名义而出现的，例如各地选出的教育委员会是执行1870年的教育条例的机构。随着独立的工人运动重新发展起来，急进分子中间也分化了。资产阶级的领袖象张伯伦之流在帝国主义分子中间找到了归宿；其他象布莱特拉甫和富特之流，继续倡导现世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但大多数郡的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和伦教的现世主义者（secularists）却逐渐地加入了工人运动。 在1868年的选举中，自由党占多数。辉格党分子则已被淘汰，资产阶级急进派的势力则由于许多工业城市的急进派分子当选而增强了，当格莱斯顿组阁的时候，布莱特首次在内阁中占得一席地位。政府在以后的几年中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改革。统治阶级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作出让步，而1866年群众的怒火犹未忘记。在扩大了选举权的情况之下，两个政党都不得不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所以无论是1868年至1874年的自由党内阁，抑或1874年至1880年的托利党内阁，在对内政策方面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差别的。 根据与福斯特的名字相关联的1870年的教育条例而建立的一种普及的初等教育制度，乃是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种措施也是在新的时代工业上的需要所迫切要求的。在过去，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并不重要，但是，现在正处于剧烈的外国的竞争之中，而且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所以这个措施显然是必要的了。同时，英国已经成了世界的商业和财政的中心，职员和管理人员的需要日益增多，而这些人员必须从工人阶级之中选取。最后，工人已经表现出一种使人不安的自学倾向，而这种自学是难保不沿着颠覆的路线发展下去的。 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也应归功于自由主义的胜利。过去政府各部门的文官职务都是由贵族及其党徒把持的。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贪污无能的官僚政治。1870年政府开放所有的职务，通过公开的考试制度录取文官，从而政府的文官大部分是由中等阶级来充任了。但是，在某些部门，特别是外交部和外交使团的人员，社会资格仍旧成为重要的条件，甚至在今天，这些官职仍在上层阶级的掌握之中。1871年在军队中捐官的惯例也废除了，它的效果和它的局限性也和文官制度的改革相同。 这些改革都是自由党完成的，其目的是反对贵族和反对英国国教会，使国教会完全丧失了对初等教育的垄断。可以料想得到的，托利党却集中它的注意力于工厂立法，住宅问题和卫生问题。工业革命期间，许多城市无限制地和无计划地发展起来，变成了极其丑恶而严重有碍卫生的地方。直到1831年和以后的几年，那可怕的流行性的霍乱病给有钱的人们当头一棒，使他们察觉瘟疫的灾害不完全限于贫民窟，他们才做一点保证适当的排水或供给净洁的用水的事。1849年和1854年再次暴发的瘟疫，使市镇当局在清洁卫生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而1875年的公共卫生条例更将卫生事业方面的成就加以调整和扩大。 格莱斯顿执政时期，爱尔兰问题由于芬尼亚社的活动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1868年他奉命组阁的时候说：“我的任务是绥靖爱尔兰”。格莱斯顿这个有名的誓言是再露骨也没有了。这里的“绥靖”两个字是要害所在。对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来说，爱尔兰是一块被征服的领土，要根据他们的利益来统治，如果可能，就用和平的方法，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用暴力来统治。十九世纪末自由党和托利党在爱尔兰间题上所进行的全部斗争，都没有超越这个概念的范畴。他们的分歧乃是纯粹属于策略方面的，而只有在工人阶级中间，才有人支持这种信念，即认为爱尔兰是一个民族，它有权利来决定它自己的命运（参看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作者注）。 这个时期里的一个突出的事件，明确地标志着向一个新的时期的转变，将在下面一章里较详叙述。这就是在1875年经迪斯累里的动议和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但这不代表宋鸿兵所著《货币战争》所渲染的阴谋论是真实的——录入者注），英国政府购买埃及国王所掌有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的事件。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一则在英帝国的发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再则暴露出托利党内阁与强大的国际财政寡头之间的密切的合作。 英国出现许多新人物，象郭兴，卡塞尔等，同那些已经站住了脚的贝林和罗思柴尔德进行抗衡，他们对英国的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大，并且改变了英国的政策而转入了一个新的方向。一方面是这些人的力量日益增长，同时银行对工业的影响也扩大了；另一方面自由党日益成为中等阶级的政党，当着工党兴起夺取了它在工人中的群众基础以后，自由党的威望也削弱了（但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相反的趋势，即自由党内帝国主义分子集团的成长是值得注意的，说也奇怪，这个集团中如约瑟夫·张伯伦之流常常带有急进主义的色彩。这个集团在1914年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除了西门爵士的一个集团象古玩一样的保持着旧观而外，其他托利党人最能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服务——作者注）。当托利党不再真正代表地主们的利益的时候，它却沿用了一种虚张声势的口号“快乐的英格兰”，这是十足表现他们的特点的。而迪斯累里的特殊任务却是使英国贵族自安于帝国主义无限公司中小伙伴的地位。 确实，英国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学习新的方法，因为七十年代的后期他们面临着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严重危机，而这个危机并不象那自由主义统治的时期的周期性的危机那样易于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