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一、一种悬空的专政 在十月革命的发动者的眼中看来，这个革命要是撇开在国际上起催化剂和雷管的作用，那它就失去意义而且也没有前途：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第一个火花导向建立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一定不会象俄国那样，而是经济基础结构和文化基础都很发达的国家。要是它不能起着这种职能，那末苏维埃政权甚至能否生存都成问题。列宁往往强调这种信念，甚至在经过好几年之后，对他的期望毫无任何肯定的迹象，他还是坚持这种解释。他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宣称，社会主义共和国可以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存下来，但是，“当然不是长期的”。[3]一九二二年二月，他还是和过去一样非常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4] 俄国单独走上革命的道路因而从开始起就是相当孤立的，但有两种因素阻止了人们对这种形势的真正认识：其一是领导人头脑里的国际主义思想，其二是一个时期以来在欧洲存在的社会骚动。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俄国为求生存不得不面对一种资本主义国际的情况下，苏维埃领导人也没有认清他们国家所处的孤立状况。只有到了战争结尾时期，他们中间比较现实和国际主义情绪较少的人，这种幻念才开始消失。终于他们才全都承认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列宁在他生平所作最后所作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宣称： “‘单干吧’，我们对自己这样说。‘单干吧’，同我们作过某种买卖、缔结过某种条约或者进行过某种谈判的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都对我们这样说。特殊的困难也就在这里。”[5]
但是这种单干的事实及其难以估计的长期后果， 也会引起一定的前所未料的情况和对某些原则的修订。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广泛的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第一个成功的革命的行政管理方法，应该在一个工人阶级构成人口中大多数的国家里建立。这样，工人阶级就是对微不足道的少数实行专政。在俄国却没有这种可能，但布尔什维克事实上比起孟什维克来则不难承认这一点。布尔什维克承认马克思的这种解释，认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落后的德国有可能在“由一场农民战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获得社会主义的成功。没有什么理由对俄国革命的基础结构表示担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容易展开一场革命，而它很快就会扩展到其它国家，并把运动的趋向转移到其他更加适合的兄弟党。但是尽管第二种说法证明靠不住，那末第一种则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其结果。工人毫无疑问在布尔什维克取政权中起着主要作用。在整个国内战争中，继续从工人当中向苏军和行政机关提供最干练的干部。但是这场战争带来了生命和设施的不可估量的损失。许多工厂遭到破坏，生产陷入停滞。在各个活动方面带头进行斗争的工人所遭损失最为惨重，许多幸存者流散各地并在乡间寻求庇护。与此同时，他们中间最干练和最有天才的则受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关动员参加工作。行政机关使工人阶级的队伍人数显见减少，特别是在那些将其最优秀的干部征调出去的那些部门，即冶金工人、铁路工人和矿工部门。行政机关对工人的调用可能是俄国无产阶级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原有差不多三百万产业工人。列宁自已说过，首先由于国家机器的建立使得无产阶级的力量削弱了，他又补充说，工人阶级失掉了阶级性，那就是说他们脱出了自己的阶级轨道。[6]不论是深受斗争锻炼的工人被行政机关所吸收，或者是由于物资匮乏从事黑市活动以求生存而致道德败坏，[7]在每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很悲惨的。代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这个革命事实上也基本上是这样的——在国内战争终了时，由于战争的结果无产阶级先锋队大多已被消灭掉，因而出现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局面。十月革命的两年之后，苏维埃已经丧失了对政权的直接掌握。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列宁深深感到懊恼地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又极其坦率地承认，那是由于群众的教育水平低得可怜：“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8] 不久在事实上就得承认无产阶级业已消失，因而专政就必然丧失了其原来所赋有的各种特性。专政的权力便只能由“先进工人中一个狭隘的阶层”来掌握，在这种基础上的专政本身是不能维持多久的。于是党取代了无产阶级，而在党里面工人为数并不是很多的；党变成了革命国家的刀枪武器。列宁说道：“资产阶级正确地估计到，‘工人阶级’的实际‘力量’，现在是由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俄国共产党……）……组成的。”[9] 在另—种情况下他写道：党是专政的最强大的根子——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组织良好、领导有方和纪律严明的地方小组和队部，向各条战线上进行了斗争和向各个行政机构及经济事业方面提供了领导干部和执行者。一位算不得是共产主义同情者的美国历史学家写道：“(白军)……要同这样一种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里面虽然存在着背叛变节、腐化变质和破坏秩序种种困难，但它在全国仍保有采取共产党的形式组织来的一支训练有素和受纪律约束的队伍。”[10]这确是对由列宁所锻造起来的强大工具的颂扬，这个工具现在可能正以一种他所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在发展。党掌握了实权，并在负责执行这种权力。实际上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甚至在国内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发生之前，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阶级已经单独不能管理国家，甚至无能管理他们所在的工厂。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工人监督这些东西都是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完全合法化的，它们是在紧接着夺取政权之后由于自由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情绪的结果的那种革命热情而真正自发地形成的，但是它们的特点则是有某种程度的混乱和效率不高，能使全国生产机构瘫痪。因而有必要抛弃这种方法而采取另外一种；许多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但是列宁却竭尽全力坚持他的要求，要求维护纪律，而一长制和行政力方面的优势将能保证这一点。即使在国内战争大规模屠杀工人之前，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业已显出了巨大的裂痕。于是其它问题跟踪而来。 在前面的一段引文中我们看到列宁在写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时使用了引号。党的先锋队再也得不到它的队伍中群众的支持；它的社会基础现在是处于引号当中。党内比较清醒的人士业已认识到，他们正处于某种意义的悬空之中，但是一些理论家们还抱有一种幻想，相信这种情况可以维持相当长久。这种社会空白不久就会由前所未料的不同力量所填补。 在工业管理制度开始出现的时候，——尽管工业还十分薄弱，还是感到在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关中出现了为数庞大的官吏。按照列宁的说法，他们就是原沙皇政府的官僚分子，他们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按照列宁的另一种说法，要是没有这样一套行政机构，现政权也肯定维持不下去，但这套机构并不是苏维埃；那只是一种可耻的变体。这些沙皇政府的官史——俄语称之为“чиновники”，其性质带有意味深长的特殊意义——在开始的时候抵制新政权，但后来则决定同它合作。列宁说：“于是他们都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不幸。”[11]我们不知道，假如他们不回来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情况却是这样的：“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的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儿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反对我们，一部分是自觉的，一部分是不自觉的。”[12]面对着这样的结构，苏维埃势力简直毫无办法，列宁感到束手无策和被夺去武器。此外，他的分析也不见得完全正确，因为这部机器违反了其本身的各种职能，变成了对国家的真正社会支持；它或多或少是有效地在执行国家所指定给它的任务，由于事实上它至少包括有忠于新政体的某些分子，不管怎么说，它同国家还是联结在一起的。托洛茨基对这个主题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意见：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官僚制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胜利的指挥员们在地方苏维埃、在经济和教育方面都占居了领导岗位，他们坚决地到处都把在国内战争中取胜的一套制度加以推行。因此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把群众撇在一边，使其无法实际参与国家的领导。”[13]
这些前红军干部所占据的位置，远远比列宁所提到的在行政机关上层的几万共产党员的数目大得多，因为他们在各级机关里都同大批旧官吏混杂在一起。实际上列宁对这种行政方式深为关怀并且很不喜欢，整个说来这个政权就是这样行使的，而且在对待其日常事务上不管本身成分如何也都是这样照办的。他经常批判那些无能搞好和平时期工作的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们，只有他是唯一的能这样做而不遭殃的政治领袖。即使在数以万计的最优秀共产党员干部集中的莫斯科，他也发现并要求消除那些官样文章和因循苟且。[14]共产党员竟容许自己被一帮异己分子所扼杀而不能够有效地来办事。 “究竟还缺少什么呢？缺什么，很明显：作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的四千七百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在领导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人物，我是很怀疑的。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15]
所有这些现象对政权机构起着深远的影响：在实践中，现在由党掌握着绝对权力，而它是超出任何社会势力之控制的。由于劳动阶级日益衰弱，而党员人数又有所扩增。这些新党员中当然有些是工人，但也还有相当大数目的农民和其它成分，首先是知识分子和政治背景极不相同的一些机关人员。同那些开创者意识形态的联系松弛下来了，有时一些庸俗的野心家受到执政党所拥有的特权的吸引而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那就可能完全抛弃这些联系。在短短几年里，党的政治和文化方面整个说显见沉沦。“……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悟、独立参与阶级政治的情况下，为了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一般说来（如果从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说来），我党在政治教育上还是比较差的。”[16]事实上，即使在党内工人的数目占居多数，还是没有多大差别。他们还是无法阻止党的小资产阶级偏向。列宁懂得这一点，[17]他所最担心的是党可能受到最强大的俄国小资产阶级巨大浪潮的淹没。另方面，他对来自完全不同方向所出现的一种危险则很少警觉。 党还要管理那些留在党外的工人，党对这些工人采取和那些业已入党的工人一视同仁的态度，在对待业已被接纳的其他社会阶级的成员的情况下，这种统治就更为明显。许多工人，甚至连那些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以及那些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国家最坚强柱石的工人，对于有效地参与政治决定或者管理政府也都完全无知。这种论断当然是指作为一个集团的工人来说的，而从个人来讲则他们业已占据党的最高岗位。在这方面，党还是信守它的原则而从劳动阶级当中吸收党的干部，甚至有时超出范围几乎找不到适当的申请人。正是这样一些内部杰出人物才能够承担指导各种事务以及党员的教育，不管其出身于工人或者其它社会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外界环境的压力而变成一个社会成分不同的少数分子的专政，不久就变成了党的专政。但是在这个阶段权力核心变得越来越狭，这种过程尚未终结。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宁在写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一封信中作了进一步陈述。他说“……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分，而是决定于可以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的威信。”[18]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就止于此。把国家推向越来越集权于非常少的个人手中的这种奇怪的动力在继续发挥作用。乍看起来，苏维埃政权似乎不幸而陷于这个地步，但是应该更精确地追寻这种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特殊困难条件下综合起来而形成的原因。国内战争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并对这个政权带来持久的影响，远较一般所相信的更为深远。这个政权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在当它尚处于其组织和方法一切都不稳定的阶段，它只好集中全力于单一的目标，那就是谋取本身的生存。因而不能过分强调在现在进行讨论的这个时期，这个政权是由国内战争造成的，并且是受战争所塑造的，正如同它取决于党的各项学说，或者取决于党的某一学说，即许多历史学家把这认作是列宁的“原罪”的那种学说。 面对着受几个西方国家支持的、装备精良的庞大的“白”军，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和专制主义是有绝对必要的。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党内的争议并未停止；只是出于团结起来反对敌人的需要才能使争议受到约束。只有到了战后才禁止各种派别和对基本问题的任何争论。国家经常处于紧急状况和受到威胁的非常形势下，需要不断调动干部，把他们从一条战线调到另一条，或从一项军事任务抽调到经济战线，或者相反。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民主程序可循，而只有采用权威手段，即用命令、指派或者解职的办法才有可能。这些方法无论是从理论上或者从法令方而来讲都是不能认可的，然而在三年来的实践中，在党内生活里成为一种现实。从上级指派—个党组织的书记变成自然而合理的事。地方组织本身缺乏干练的干部有时就向上级申请，给他们选派领导干部。差不多全国所有重要的党外岗位都是由党的领导来选派。恢复和平以后，这些习惯做法并未放弃，而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分配工作的“分配登记部”根据国家的需要仍旧在这样干。这种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但却引起各方的抗议。因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很容易把一个政治上很难对付的人——也许只是某一特殊方面或者为某个领导人所反对的——从一个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或者调到较次要或较遥远的岗位上。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抗议之声频起，人们反对这种不民主的程序， 认为这违反了党章所规定的选举原则，这些抗议仍旧无济于事。这种局面使中央组织局在党内拥有大权。要想结束这种局面就必须彻底改组整个体制，也就是要对革命的最关键部门之一进行改组。[19]但是由于施行新经济政策，在饥荒和农民暴动的时候，在背后还有喀琅施塔特背叛的幽灵存在的时候，还不宜于放松控制。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情势有些恶化起来，担心党将发生瘫痪危险的列宁——只有党是他所能支配的可以充分信赖的力量——倡议禁止派别活动，并使中央委员会有权把搞分裂派别活动的党员开除出党。不管这个决定是对某种紧急状况的急速反应，或者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措施，[20]或者甚至是一种错误判断和缺乏洞察能力的结果，但它对党和国家的未来都起了重大影响。它把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的作用更加增强了。而中央委员会本身的地位相形之下有所削弱。每件事都越来越多地要通过政治局，高级行政领导和人民委员们凡是自己不愿作主的问题都提到这个最高当局来。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曾激忿地诉说了这种事实。 由于列宁身在人民委员会，便把这种情况至少是部分地掩盖起来了，只要他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那末政治局就更多地致力于制订有关国家政策的大政方针和解决一些原则性问题。但是列宁本人却在政治局里讨论许多实际上属于人民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日常问题，而当他病重的时期，政治局便成为国家的关键性机构。负责处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日常事务和行政工作的书记处便成为一个仅仅是次要的机构了，但是由于党内逐渐形成的一套新的实践，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清楚地可以看出许多权力是可以由其首长自己扩张的。 一九二二年四月，斯大林受命担任总书记，即党的总书记。与此同时，他还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有一个时期又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这样高度的职权集于一身，只有慧敏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才能认真地加以顶撞。在这个阶段我们差不多看到了托洛茨基早在一九Ｏ三——一九Ｏ四年就预见到的那种情况，他对列宁有关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曾给以批判。他认为：“党的组织取代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21]托洛茨基的唯一错误是把列宁的集中主义看作是“自我中心主义”：列宁的观点并不能掩盖其对个人权力的欲望，而实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致力建立的党的机器却调转过来反对他们两人。 为了更加充分地了解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的政治思想，我们现在还应该转过来看看集权现象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们是深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由党来取代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明显的断然事实，被毫不含糊地纳入理论中去。但这本来是当作一种暂时现象，一旦当大工业中的工人组织起来了，而工业也以其未来的成就加强起来的时候，这个现象就会消失。实际上，由于它在全国的工厂中倡行一套管理制度，于是官僚制便大展宏图了。列宁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说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这种假说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欧洲的革命大有前途，可是后来发生的障碍却证明是悲剧性的。 列宁说过，尽管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体制，但它却未能成功地创立一套国家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基础的这种明显空白几乎意味着没有什么肯定的成就：“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指‘权力’——中译者）夺回去”。[22]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又由它的最忠诚的信徒给颠倒过来了。实现国家官方目的所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基础却偏偏没有。新的国家处于一种“双重悬空状态”中，首先这是指没有无产阶级，其次是说缺乏经济基础结构。正如E.H.卡尔所说的，这个专政只能说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实际的“存在”。[23]这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表露的那种乐观的、简单化的乌托邦构想相去甚远，在那里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遵循巴黎公社的先例而加以解决。一些斗士们往往从他们在混乱情况下所看到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中推断出政治结论，在这里缺乏任何社会基础的杰出统治人物体现了一种“纯政权”，而把他的愿望强加于一个社会身上，而这个社会的自发的动力在新经济政策之下所追寻的目的和党所追寻的目的适得其反。 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学说需要使自己适应于这种新的情况。有两件事情有助于其实现这一点：政治意识应起的作用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并不是自发的；党所承担的唤醒这种意识的任务的某种概念。在列宁主义的策略中，党所处于的中心地位以及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某种唯意志论的解释，不应该使我们得出象有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把造成政权逐渐退缩而终于最后形成一种专制独裁局面的现象的所有责任归之于它。列宁主义学说最初并没有设想一个单一的国家，甚至也没有想到严格单一的党；而党取代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也决不是列宁原计划的一部分，这只是由于一系列没有预料到的情势全然意想不到地掺合在一起的结果。尽管托洛茨基预先警觉地有所发现，但是如果把斯大林时代权力集中到最高峰看作是一九Ｏ三——一九Ｏ四年党内不同观点和分裂的结果，那是不对的。在后期的历史中，在十月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和它们影响理论的方式中，可以找到其根源。不论是“战时共产主义”理论，或是新经济政策所依据的恰恰相反的一些思想，同革命前的一些偏见和理论都没有任何关联。一旦国内战争取得胜利重建和平的时候，列宁就着手来巩固政权，他通过建立一种经济基础结构并提高干部和人民的文化水平，即着手解决文盲问题，以达到上述目的。列宁懂得在他的政体所处的情势下，政治优先于经济，但是这种优势可能会一成不变的想法并不能使他放心。他仍旧长久不变地采用这种手段，即单独运用政治权力，而在我们这个时期许多人认为这是最强大的和最有决定性的力量。[24] 在这一点上，这些斗士们在从他们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中摆脱出来的时候还要面临另外一种假象。需要建立起社会大厦所缺乏的基础，排出了任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过渡到共产主义了。列宁在安抚这种迫不及待的情绪时，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开始，在这种时候他将同意延长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期。但是他对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可怕危险看得很清楚，即外部威胁和内部的不稳(特别是在农民中间)，他也看见共产党员本身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压力下蜕化变质可能性的危险。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陈述他的关于共产党员不再是领导人而是在被领导这个观点时说： “这真象我们小时候听人讲的历史故事。据说：一个民族攻打另一个民族，攻打人家的民族成为征服者，而挨打的则成为被征服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得。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问题就不简单了。如果出征的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的民族，出征的民族就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形呢？四千七百个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制于别人的文化呢？不错，这里可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25]
这篇演讲说明列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政权所面临的危险。即使说后来的历史发展与他所预料的大有不同，但还是必须承认列宁是这样—种人，他能够事先分析形势然后把他所看到的平凡的真实情况告诉党和全国。[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442页。 [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177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96页，《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 [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4页。 [7] 同上书，第1—4页。 [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56页。 [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7页。 [10] D.W. 特雷德戈尔德《二十世纪的俄国》，芝加哥，Rand Mc Nally公司，1959年版，第181页。 [1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87页。 [12] 同上。 [13] 列·托洛茨基：《被出卖了的革命》，纽约1937年，英译本，第89—90页。 [14] 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346—347页。 [1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4页。 [1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25页。 [17] 同上。 [18]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26页[中译者按，这段引文里的“党员成分”（coctaB），更确切地译法是“党员群众”或“全体党员”（英译为：rank and file）] 。 [19] 参看E.H.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1924—1926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58—59年版，第二卷，第19页，特别是第20l—204页论干部任命制度一节。 [20] 参看E.H.卡尔的《1923—24年的空位期》，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4年版，附录，托洛茨基的《被出卖了的革命》，第96页：“禁止派别活动再次被当作一当形势大见改善的时候就要放弃的一种非常措施。” [21] E.D.沃尔夫：《掀起一声革命的三个人》，波士顿，Boacon Press, 1955年版，第253页。 [2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176页。 [23] 《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一卷，第103-104页。 [24] 政治优先于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肯定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点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1—435页）中讲得很清楚（另参看本书附录九）。再请参看E.H.卡尔的《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一卷，第130—131页。 [2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