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一章 猎人和农夫
（250万年前—公元前3000年）
故事一开始，我们将快速纵览一个漫长时段：从大约250万年前到公元前3000年。在这一时期，作为生物、文化和社会演变的一个结果，四种根本的变化得以产生。第一，在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一些猿进化成了最早的类人猿——能够直立行走，从而可以将双手解放出来使用工具。第二，大约20万年前，依然在非洲，一些类人猿进化成为近代人类，也就是有更大的脑袋、更大的脑容量，能满足制造工具、协作劳动和群体交流的需要，以及对不同环境的文化适应性。第三，大约1万年前，在气候变化和食品短缺的冲击下，一些群体开始了由狩猎和采集向农业的转变。第四，大约6000年前，土地开垦和集约农业的新技术，使一些处于丰饶地域的群体，通过由锄耕农业向犁耕的转化，得以显著地提高了产出。
我将这些转变称为革命，是为了暗示了这个事实：它们都是相当突然的转变：历史中的某些时刻，曾经是稳定的、一点一滴的改良，突然被推向了质变——从四肢着地行走到双腿直立行走；从一种智力有限的类人猿到一种有特殊才能的个体；从一种基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到基于生产动植物的生活；以及从锄耕为主的农业过渡到以犁耕为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这一时段的末期，种植业能够供给人类社会足够的剩余农产品，来支撑祭祀、战争，以及供给专业人员群体的需要。从篡夺了剩余控制权的后者之中，将出现最早的剥削阶级。
原始人革命
320万年前，一种新型的古猿，游荡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尔法洼地，它们被称为阿尔法南方古猿（阿尔法南部的古猿）。1974年，人类学家发现了一只这种古猿的47块骨头化石，大约是一个完整骨架的40%。根据这些细长纤弱的骨头，人类学家们估计其为雌性，并称她为“露西”。但事实上，她可能是名雄性。
露西死时，她的直立身高大约只有1.1米，体重29千克左右，年龄在20岁上下。因其腿短、胳膊长、脑容量小，露西看起来很可能非常像一头当代黑猩猩。但她与后者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她是直立行走的；她骨盆和双腿的形状，以及在这个物种的另一成员的膝关节中发现的很小间距，都证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露西可能是一个小规模采集团体中的一员。他们四处奔走，采集水果、坚果、种子、蛋类，以及其他食物。当气候的变化让森林面积缩小并产生稀树大草原时，自然选择法则青睐的，是能够为寻找食物奔走很长距离的一个物种。露西的二足运动（用两条腿走路），已经有了革命性的暗示。这样就解放了双手和前臂，使它们可以从事工具制造及其他形式的劳动。这相应地鼓励了自然选择法则垂青于更大的脑容量。一个强有力的生物进化模式从此启动了。双手和大脑，劳动和智力，技能和思维，开始了一个爆发性的交互作用，这种作用最终在近代人类身上达到了高潮。
我们不知道露西是否会制造工具。无论在她还是她同伴的遗物中，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有发现。但很显然，250万年前，露西的后代们可以制造工具。用粗糙碎裂的鹅卵石制成的石斧，体现的是一个被工具制造行为所定义的物种族群——原始人——在考古学上的印记。工具体现了概念思维、事先计划，以及手工操作的灵巧性。它们能够运用智力和技巧来改变自然界，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而其他动物，仅仅能够在工具出现时抓住它。
如同之前的南方古猿一样，类人猿在非洲进化，而且在大约150万年内他们主要都在这里。尽管在濒临黑海的格鲁吉亚已经发现了距今180万年的类人猿化石，但这似乎只能说明他们对西亚有过一次短暂入侵。直到大约100万年前，才有早期人类的一个物种——直立猿人——从非洲迁移出来，在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地区开拓领地。再后来，一个更加成熟的物种——海德堡人，在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定居。但这些人口是相当稀少且不稳定的。
类人猿是生活于冰河纪的生物，而冰河纪开始于250万年前。冰河纪的气候变化多端，在寒冷的冰川期与相对温暖的间冰期之间变动。当前[1]生活在一个间冰期，但在2万年以前，欧洲北部和北美处于冰川期中段，大部分地区被厚达4000米的冰原覆盖。冬季可以持续9个多月，连续多个星期的温度都在零下20℃以下。早期的类人猿无法适应这样的寒冷，因此在气候温暖之时就向北方迁移，而当冰川期即将来临之时，他们再次迁移到南方。例如，至迟在7万年前，他们就踏上了英国的土地，随后却有至少8次撤离与重返。在旧石器时代（距今大约7万-1万年前），不列颠有人类活动的时间可能只占20%。
[1] 指本书出版时的2012年，本书的注解全为译者注。
海德堡人似乎已经在海滨与河口一带定居，这些地方的动物资源相当丰富，种类繁多。他们的经典工具，或者是一把阿舍利手斧，实际上就是一把斧头，或者是一把克拉克顿薄片——种切刀。这些通用工具是根据需要大批量制造的。在英格兰的鲍克斯格鲁夫发现了大约300把手斧，以及与之相关的更多燧石敲击碎片，这些工具距今大约5万年，在当时可能类似于稀树草原的沿海平原上，它们用来捕杀马、鹿和犀牛。
然而，在最后一个冰河期，并没有大规模的撤离发生。尼安德特人作为一种能适应寒冷的原始人类，在两万年前由欧洲和西亚的海德堡人进化而来。尼人的适应性，大概既是因为生理进化，也得益于新技术的帮助。有了大脑袋、大鼻子、突出的眉毛、更低的前额、更小的下巴，以及更加矮小、壮实及有力的身躯，尼人进化的目的，是能够适应低到零下10℃的严冬天气。但文化上的进化更加重要，这与大脑的能量密切相关。
类人猿的大脑已经增大了许多。这种特征的选择是郑重其事的。大脑组织比其他任何器官都昂贵：它只占我们体重的大约2%，却消费了多达20%的食物能量。它同样有高度风险。人类适应了直立行走，这需要一个更窄的骨盆。但一个更大的脑壳在妇女生育时，却对其骨盆施加了一种压力，导致了分娩过程的缓慢、痛苦，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但更大的大脑，其优势也显而易见：它使得现代人类能够与大约150人创造和维持复杂的社会交往，这是其重要特色。人类不仅是社会动物，而且是极度社会化的动物，为了这个目的，其大脑特别大也非常复杂。
善于交际给了人类极大的进化益处。原始人类的捕猎一采集团体规模可能很小，大约三四十人。但他们与其他群体，大约五六个类似的组织会有联系，可以和他们分享配偶、资源、劳动、信息和主意。交际、合作与文化紧密相连，而实现它们需要较高的智力水平：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则是需要较发达的脑组织。
尼安德特人当然是聪明的，根据一项对法国西南部考古发现的著名研究，典型尼人的“莫斯特时代”工具箱内包括一系列特殊的箭头、小刀和刮刀，可以多达63种不同类型。头脑聪明、有组织网络，而且装备良好，尼人非常适应冰河时代的极端情况，他们修建住所、制作衣服，并且将自己组织起来在冰冻的平原上进行大规模捕猎。英格兰的林恩福德是一个可以追溯到6万年前的打猎地点。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工具，以及猛犸象的骨头、长牙和牙齿。
但相比其完美进化，他们的自然有机体是保守的。尼安德特人尽管能够很好地适应，却已经进入了一个生物学上的死胡同。同时，在非洲这个物种的坩埚中，一种新型的超级原始人类，其进化已经超越了古代直立人的路线。他们拥有的创造力、集体组织能力和文化适应性，导致了在8.5万年前走出非洲之后，他们迅速地扩展到了全世界，最终在其涉足的最偏远角落也能定居。这个新物种是智人，即现代人类，而它注定胜过所有其他原始人类，并将他们驱赶到灭绝的境地。
大约在250万年前开始的原始人革命，以一个物种的出现达到最高峰。它的进一步发展将决定于生物进化，而且决定于智力、文化、社会组织，以及有计划的集体劳动。
捕猎革命
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某个地方生活着一位女性，她是今天地球上每个人的共同始祖。她是所有智人物种——即现代人类——的初始祖先。我们称她是“非洲夏娃”。正是对她的DNA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并且确认和完善了一些科学家基于骨头化石所得出的结论。
DNA是细胞中的化学编码，它为有机生命提供了蓝图。研究其相似与不同，可以看到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联系多么紧密。突变以一个相当平稳的速度发生和积聚。这就使得遗传学者不仅能在同一物种内和不同物种间评估生物多样性，而且能估算两个族群分离和停止异种交配之后，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因此，我们DNA中的突变构成了隐藏在生命组织中关于我们过去的“化石”证据。
非洲夏娃DNA的生活年代，与我们所知的最早“智人”化石的年代相符合。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奥马发现的两个头骨和部分骨架，可以追溯到19.5万BP（距今，当讨论人类进化时的通用说法）。
这个新物种看上去不一样。早期的人类有又长又低的头盖骨，倾斜的前额，突出的眉弓，以及沉重的下巴。现代人类拥有大的、屋顶形的头盖骨，更扁平的脸庞，以及更小的下巴。这个变化主要是由脑容量增大引起的：智人更加聪明。更大的脑容量使储存信息、创造性的思考，以及用复杂方式交流成为可能。语言是所有一切的关键。通过语亏，人类分类、分析和讨论这个世界。非洲夏娃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话痨。正因如此，依据进化论原则，她的适应能力强，精力充沛。
智人有这样独一无二的特征：不像所有其他动物，包括其他人种，她没有被生理特征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深思熟虑，对人倾诉，一起工作，智人几乎可以适应任何地方的生活。因此，文化进化取代了生物进化，而这个进化步伐也加快了。使用石斧的直立人依旧在非洲存在了150万年。在这漫长时间的一个小片段中，非洲夏娃的后代，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在四处迁移。基因证据似乎能够显示，整个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都被大约3000代之前，即距今85000年左右离开非洲的一群“捕猎一采集者”的后代所殖民。他们在距今5万年前殖民到南亚和澳洲，4万年前到亚洲和欧洲北部，1.5万年前到美洲。
人们为什么要迁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捕猎一采集者，他们从事食物搜寻，以回应资源枯竭、人口压力和气候变化。他们已经适应了这些——为了改变而适应。他们的身体为持久的行走和奔跑而设计，能够长距离移动。他们灵巧的双手，使自己成为制造工具的高手。他们更大的脑袋，使自己能够进行抽象思维、详细计划、语言交流，以及社会组织。
他们形成了小规模、组织紧密、相互协作的团体。这些团队被基于亲属关系、相互交换和共同支持的，松散却又广泛的网络联系在一起。就考古学家使用“团体”一词的意义而言，他们就是“有教化的”：他们的一切行为方式：获得食物、共同生活、分配任务、制造工具、装饰自己、埋葬死者，以及其他，都要在团队内部征得同意，并遵守既定规则。
这就揭示了更多一些事情：他们正在作出有意识的、集体的选择。你将问题充分说清楚，然后你作决定。无休止搜寻食物的挑战通常会形成其他替代方案。一些团队将作出更为保守的选择：待在原来的地方，因袭前例，等待转机。另一些团队将变得更有进取精神，也许会迁入未知的土地，尝试新的捕猎技术，或者与其他团体发生联系以积蓄知识、资源和劳动力。
因此，智人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就是适应多种多样且不断改变的环境需求的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起初，他们可能会沿着资源丰富的海滨或者河道网迁移。但他们似乎很快就会在内陆分散开来，而且不管迁往哪里，他们都能适应并安居。在北极，他们猎取驯鹿；在冰冻的平原，他们围攻猛犸象；在草原，他们捕捉野鹿和野马；在热带地区，他们又去对野猪、猴子和蜥蜴下手。
工具随着环境改变而多样化。他们不再仅有手斧和石片，而是制造出了一系列“刀片"——比过去更长的、有锋利刀刃的石制工具，是从特别准备的棱柱核心中打造出来的。他们同样根据环境的要求制作衣服和庇护之所。他们使用火，以取暖、做饭及防护自己。他们还创造了艺术——为其捕获的动物绘画和雕塑。最重要的是，他们试验和创新，分享和复制成功经验。文化并非静止，而是变化和可积累的。智人用处理事情的新方式来应对环境挑战。而他们学到的经验教训，成为储备越来越多的知识和秘诀的一部分。
当环境条件变化时，现代人类不是进行生物学范畴的演化，也不是衰亡，他们在更好的住所、更暖和的衣物和更锋利的工具中找到了解决方案。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而通过这种作用，人类日益变得善于谋生。
在一些地区，智人与早期人类曾暂时共同生存。在距今大约4万到3万年前，欧洲同时居住着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DNA证据显示，他们有一些异血缘交配——而且，还暗示出他们有社会互动——但故事主线似乎还是一个物种被另一个缓慢取代。尼安德特人最终灭绝了，因为当气候变化、智人人数增长，以及所有人类都依靠的大型猎物被过度捕杀时，他们既不能适应，又无力与智人竞争。
石制技术似乎遮掩了这场人种代替。尼安德特人化石与莫斯特燧石联系在一起。克鲁马努人化石（欧洲考古学所知的智人遗骸）与一系列复杂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刀片密切相连。这些术语反映了考古记录中认可的两种工具制造传统。但这还不是全部。新的文化是多元和充满活力的，经过一段时间，生产出了投掷梭镖、鱼叉以及弓，并驯化狗用于捕猎。尼安德特人曾处在食物链的顶部，但这些新来者迫使他们加入了一场“文化上的军备竞赛”。他们是不可能取胜的。
位于英格兰切达峡谷的高夫洞，是一个典型的智人遗址。从这里已经挖掘出了人类遗骸、动物骨头、上千件石制工具，以及由骨头和鹿角制成的加工品。这些发现的年代距今大约14000年，属于一个猎马群落。洞穴提供了藏身之处，以及一个远眺马群和鹿群定期通过的有利位置。这就是一个智人群落，它适应了一处非常特殊的生态区位：在最后一次大冰河期的后半程，在野生动物迁徙路线上的一个自然漏斗。
从250万年前，开始制造工具起，到距今1万年前，这段时间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或者旧石器时期。其最后阶段，即上旧石器时期，是智人的阶段。上旧石器时代革命既是生物的又是文化的。一个超级人类的新物种从非洲出现并席卷了全世界。在这场首次全球化中，这个物种通过创造许多有特色的“文化”——工具系统、工作方法、社会风俗和仪式惯例，适应了多样的环境和机遇。
但距今1万年前，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型猎物因为人类以往的太过成功而趋于灭绝：猛犸、大鹿和野马已经被猎杀殆尽。同时，地球变暖，开放平原消失，被再生的森林所代替。上旧石器时代走到了一个僵局。现有的生存方式不再能确保人类生存。智人面临着进化适应度的一个最重要考验。
农业革命
大约两万年之前，最后一次冰川期形成的坚冰开始融化。大约公元前8000年，全球气温已经稳定在与今天大体相当的水平上。大约公元前5000年，世界已经呈现出与今天相差无几的面貌。例如，当上升的海平面突破了大陆桥，海水充满波罗的海、北海和黑海之时，欧洲就形成了。这个结果对（当时）世界上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缓慢演变的生态危机。在北方，开阔的冻土带被茂密的森林所代替，减少了大约75%可用于捕猎的生物量。在中亚和西亚，危机更加严重：气候的变化把大片地域变成了沙漠，人们的生活沿着潮湿高地、河谷和绿洲退却。
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冰川纪的250万年里，冰河曾经多次侵袭和退却。如今的不同在于，原始人类面临一个变暖世界的挑战。智人相比他们的祖先，无论在智力水平还是文化发展上都有更好的装备，更有能力对抗生态危机。
在北方草木丛生的土地上，大多数人类沿着河流、湖泊、三角洲、河口及海滨定居，这些地方食物丰富且品种多样。大约公元前7500年，每到春末和夏季，（英国）约克郡的斯塔卡就成为一个季节性扎营点。中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中期），人们利用石器捕猎野牛、麋鹿、马鹿、狗子和野猪，以及一些较小的动物，如松貂、赤狐和海狸。围捕和近距离伏击是他们精选的方法。他们的工具包装有用鹿角制成的带刺矛头，还有刮刀、钻孔器及其他石制工具。
斯塔卡的居民过着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打猎和采集的熟练技术，使他们能够占有这个气候潮湿、树木繁盛地带的最新食物资源。但是在亚洲的干旱地区，一种更激进方式的产生是必须的：不是食物采集的新变化，而是食物的生产。
猎人与他们的猎物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创造空地，引导迁移，提供食物，挡住食肉动物，并且饶恕幼畜——因为在附近维持充足的猎物是对自己有利的。从捕猎到放牧（在牧场上饲养驯化了的动物）的转变，很可能是逐渐的和无缝对接的。
植物由种子长成，这是人类一个重要的发现。因此，人类为收获植物而播下种子，应该不是一场大跃进的过程。但其中涉及一个选择——而且并不必然是受欢迎的。耕种是一项辛苦工作，它涉及长期、重复和累断背的辛劳——清扫土地，整理土壤，地面翻土，播下种子，清除杂草，消灭害虫，田地浇灌或排水，收割庄稼；而在操作这一切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干旱、洪水或者荒芜的危险。然后是同样的情况，年复一年又一年。耕作很少是个理想的选择，打猎或捕鱼，采集和清扫，都要容易得多。
因此，农业革命是人类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范例，但这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下进行的。在一个耗尽了天然食物供应、日益干燥的环境下，他们迫不得已，只好从事耕种和动物养殖这样的艰苦劳动。例如，在今天的约旦，靠近佩特拉古城的艾尔•贝达哈，是大约公元前6000年早期新石器时代一个农业部落的聚居地。他们居住在由石头、木材和泥巴搭建的公共“走廊”式房屋中，用鞍形磨（将石头磨成马鞍形）研磨谷物以制作面粉，并且用燧石片制作各种工具，包括箭头、小刀和刮刀等。
地理和气候因素与人类智慧相结合，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农业在西亚和中亚能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这里更加干燥，食物资源方面的压力增加，另一因素是关键物种的野生类型——大麦和二粒小麦，以及牛、绵羊、山羊和猪等——适合驯养。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广泛分隔的地域，各地居民独立发明了不同的农业类型。例如大约公元前7000年，在新几内亚岛的巴布亚高原，一个以甘蔗、香蕉、坚果、芋头、牧草、根茎和绿色蔬菜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经济发展起来。直到20世纪，它都基本上保持不变。最早的欧洲农民，是公元前7500到公元前6500年间，穿越爱琴海进入希腊东部的亚洲先行者。他们随身带来了“新石器时代大礼包”——可耕种谷物和驯化的动物，永久定居地点和方形房屋；纺纱和织布技术；锄头、镰刀和磨光的斧头；陶器和磨石；还有代表生育女神的陶制“维纳斯”或“丰满女性”。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出现在有“亚洲"特色DNA的死者墓葬群的考古记录中。
农业的传播经历了数千年时间，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不普及。从公元前7500年起，打猎一采集、畜牧业和种植业就已经同时并存。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部落经营了一种包含所有这三种成分的混合经济。另一些部落则完全抵制农业。在公元前5500年之前，农业已经传播到了巴尔干，穿过匈牙利平原，到达了西欧和北欧。在这里它的传播再度受到限制。在1000年时间里，在波罗的海、北海沿岸、大西洋边缘及英伦诸岛，中石器时代的猎人一直在抵制，不过，在公元前4300到公元前3800年间，他们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而另一些部落，如澳洲土著或喀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直到如今依旧维持着一种捕猎一采集经济。
农业总是被当作一种不情愿的选择，不过一旦开始，就再没有回到过去的途径。因为农业对土地的利用更加集中，它可以比捕猎一采集供养多得多的人口。这意味着如果农夫想放弃他们的工作，其群落就会遭受饥饿威胁，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不能简单地依靠荒野生活。人类被自己的胜利引诱到了辛劳之中。
公元前5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农夫（考古学家称之为欧洲考古文化）已经在整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定居。他们住在由二三十个木质长屋组成的村子中，长屋最大可以达到三四十米长、五米宽。搭建它们可能要求集体的努力。每间屋子应该能容纳一个大家族集体居住。无论是屋子还是墓地，都不能提供任何社会不平等的迹象；有人猜想，每个人的贡献和消耗，都是根据其能力大小，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因此，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社会，既没有阶级差别，也没有核心家庭。任何一项都没有什么“本质”的事情。与捕猎——采集一样，最早的农夫，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的“原始共产主义者”。
但这是一个短缺的共产主义。早期的农业是浪费的：土地被清理、耕作、耗尽，然后放弃。使土地保持“好的质量”的休耕和施肥，在当时还不是普遍做法。而当人口膨胀之时，土地的易接近性和可耕作性都开始耗尽。早期新石器时代经济的这些矛盾，终于促发了战争。
战争和宗教的起源
34具尸体，其中一半为孩子，被倾倒在一条3米宽的深坑里。两个成年人被箭射中头部。其他20个人，包括孩子，是被棒子打死的。人类学家丝毫不怀疑，这是一个屠杀的地点。德国西南塔尔海姆死亡坑[1]揭露了公元前5000年早期新石器世界的一个可怕事实：人类已经开始从事战争。
[1] 译者注：位于德国西南的巴登、符腾堡州。
起初，世界上并没有战争。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250万年里，小群的原始人在大陆上游荡，通过捕猎、采集和清除来寻找食物。不同的群落很少相遇，任何形式的冲突就更加罕见。只是到了后期，随着地球上人数的增加，出现了争夺资源的偶然冲突。岩画艺术显示，手持长弓的猎人不仅仅射杀猎物，有时还互相发射。但就其本身而论，这还不能算是战争。战争是对立的群体之间大规模的、持久的、有组织的暴力冲突。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开始的农业革命之前，没有发生战争的证据。
就获取食物的效率面言，农业是远比打猎高效的方式。因此在新石器时代，地球上的人口大量增加。今天人类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化石不过数百，而新石器时代骨架却有上万具。但这个时代依然存在问题——技术原始，生产率低下，剩余产品相当有限。人们生活在灭绝的边缘，对作物枯萎、动物死亡及恶劣天气等自然灾害相当敏感。新石器早期的农业社区，总是为灾荒、饥饿与死亡的幽灵所困扰。
在早期新石器时代发展良好的阶段，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埋下了。因为人口持续增长，而土地是有限的。由于营养物是取自土壤而不能自我补充，就必须在荒野中不断开垦新的土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现有的村庄无法供养每一个人，于是成群的拓荒者就转头寻找新的居住地。当最早的拓荒者在荒野中能够利用的土地也被开垦光时，不经济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就达到了其极限。于是对土地和食物的渴求，推动着邻近的部落陷入冲突。
早期的农夫，在艰难时日有共同财产——土地、牲畜、仓库、永久住宅——来保护自己。这种贫困与富裕、短缺与剩余的联合，是那些最早战争的根源。通过占有相邻部落的谷物和绵羊，饥饿就能得以消除。塔尔海姆死人坑似乎恰恰证明了这样一场原始斗争的存在。
但如果你想发动战争，就需要士兵、同盟，以及防御工事。在这些方面准备充足的部落，就会打败那些准备少的。将剩余产品投资于战争的部落，将会支配那些不这么做的。如今，考古学家将公元前3500年左右，看作是（例如）不列颠第一次发生战争的时候。这时，距那里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不过仅仅几个世纪。在山顶上，筑有堤道的大规模营地建立起来了。威尔特郡的风车山，由3个堤岸和沟渠组成的同心圆围成，占地有15个足球场那么大。它也许是用于政治集会、宗教仪式，以及防卫。它象征着一种新秩序——一种将来自遥远村庄的居民团结在一个单一部落的秩序。同时，死者被埋葬在由石板做成纪念碑和土丘组成的坟墓中。威尔特郡的古代肯尼特长坟[1]有100米长和20米宽。它是为了宣示而建，是对土地控制的一个声明。这个长坟成为必需，显示了其控制权是有争议的。
[1] 译者注：长坟（longbarrow）是史前的一种矩形或梯形集体公墓。肯尼特（kennet）长坟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尔特郡。
像风车山那样筑有堤道的营地都是宗教场所，像肯尼特西部那样的长坟是安息之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较大部落，都被共同的信仰和仪式紧密团结在了一起。巫术和宗教承担了新的功能，转变成创建更强大的社会集团，与其他部落更好地竞争以控制土地和稀有资源的两种机制。
巫术（一种通过模仿得到欲求之物的尝试）和宗教（一种通过恳请更高权威以达到目的的尝试）都有相当长的历史。早期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已经在他们岩洞黑暗深处的墙壁上，描画他们捕捉野兽的情形。在史前人类的思维中，这些符号，这些描绘的图像，似乎已经在召唤现实及未来的杀戮。巫术不仅在艺术中展示，还通过舞蹈、音乐和个人装饰来完成。舞蹈动作、有节奏的音响，以及服饰都体现了共同的愿景和希望。通过仪式给心灵充电，猎人们就重拾信心，再度开始对食物的追求。
人类团体———其凝聚力、生产力及幸存———同样是一个祭仪的问题。图腾是一个巫术和宗教的原始混合物：它将人类团体与动物等同起来，接着为保证这个群体的安全而崇敬那个动物。祖先崇拜同样是古老的：它设想已经死去的死人是仁慈的神明，盘旋在活着的后人周围并保护他们。但是，羽毛丰满的宗教涉及的是对神的崇拜：太阳、月亮、大地母亲。异化———对自然缺少控制———则相应地要求其最详尽的表达。人们寻求保护他们不受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之害，其方式是对那些他们认为可以控制的力量，进行恳求（祈祷）和贿赂（牺牲和祭品）。
早期的宗教形式一一图腾、崇敬祖先、崇拜太阳、月亮和大地一一在后期的崇拜中“化石般”地存留了下来。我们所知的宗教多数发源于此。希腊的自然女神，在古代雅典被装扮成母熊的舞女们祭拜。卢波库斯，一个意大利的乡村之神，被年轻贵族们崇敬。他们开始在一个洞穴中聚餐，随后又穿着山羊皮，环绕城市赛跑。
当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与部落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宗教承担了新的意义。围绕土地的争夺和战争迫使小群体向更大的单元寻求安全。对于图腾、祖先和神明的普遍崇拜，创造出了新的社会认同。共同的信念和宗教仪式促进了团结。但其结果可能是竞争群体之间凶残的冲突。早期新石器时代，位于格洛斯特郡克瑞克利山[1]的筑堤营地就被攻击和烧毁。在周边发现了400个以上的燧石箭头。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长坟坑中发现的许多死者，要么葬身于箭下，要么被棍子、锄头、斧子或石头杀死。
[1] 译者注：克瑞克利山（CrickleyHill）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基于碳14在机体内残余的衰减）和贝叶斯统计学的配合，已经发现了这些事件的新数据。筑堤营地和长坟坑的建设，与大规模杀戮的出现明显是同步的。在公元前3700到公元前3400年，一种基于土地控制、部落联盟、大规模祭礼和战争的新秩序，在不列颠建立起来了。这个秩序加强了一个由战争统帅和高级教士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从他们那里，经过一定的时间，一个统治阶级将出现。
专业人员的兴起
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充斥着难以处理的矛盾，是不被看好的。技术是原始和浪费的。社会缺少能帮助人们战胜自然灾害和艰难时期的资源。当休耕地被耗竭且人口增长时，处女地又被开垦一空。
战争是这些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为一些部落提供了通过夺取他人财富而摆脱贫穷的方法。但这并不是个解决方案，因为这对于提高生产率没有任何帮助；它仅仅再分配了土地、牲畜和谷物存储。
“智人”的一个定义特征是其创造性。面对挑战，近代人类的反应是发展新的工具和技术。他们让自己改变以适应。他们通过文化创新而兴旺。农业、运输业和工具制造业领域的创新，打破了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僵局。
以犁为基础的“农业”（对田地的耕作）取代了以锄为基础的“园艺”（小块土地上的栽培）。一台牛牵犁使农民可以去耕作大片田地，去打碎土壤，以及将土地隔开以储备养分。作为牵引力的动物还能产生肥沃土壤的粪肥。
灌溉系统为干旱的土地引水。当群落的农民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水坝、运河及水闸网络的开挖、维护和经营时，他们就弥补了降水不规律的风险，并将肥沃的土地变成永久的栽培场所。另一方面，排水系统将沼泽变成了田地，使养分丰富的土地成为以前不存在的耕作带。无论是开挖运河还是使其保持清洁，都再一次需要劳动力。
陆路运输被车轮的发明及驮兽（公牛、驴、马和骆驼）的繁殖与饲养所改变。装载量不再局限于一个人所能搬运或者拖动的极限。水运被船帆所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风能可以用来代替（或者补充）桨手的肌肉力量。
由石头、骨头和木头制作的工具功能有限。只有通过一点点地打磨，才能将它们制作出来。它们一旦破裂，就只能扔掉。相比之下，金属似乎有魔力。它们可以被熔化、混合，并加工成无数不同形状。经过冷却，它们成为固体，坚硬耐用，而且不存在浪费：废金属可以循环使用。
铜是人类使用的第一种金属。后来，人们将它与其他金融混合以制造更坚硬的合金。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铜与锡混合加工成青铜。在以后的两个千年中，这是用来制造武器、装饰和祭祀用品的首选材料。
总的说来，金属加工技术是崭新的。陶瓷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但随着陶工旋盘的采用，它现在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个耐用的——而且，如果需要，一个品质更好更加美观——的容器，可以用手在旋盘上通过对黏土的盘绕和平铺，很短时间内就能制出模具，从而加工成形。
总而言之，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的西亚，一系列的革新改变了农民的工作。通过灌溉和排水，土地得到了再利用，更容易使用犁耕，并因为定期施肥改善了土质。加工品中增加了金属产品，制陶艺人使用轮子来制造更多更好的容器。驮兽、有轮车辆和航船，使重物得以运输到其他地方，货物得到交易。
尽管许多新想法起源于西亚，一些创意其实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中亚游牧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和制造马车的人。好主意很快就变得流行。在后期新石器时代，改进的农业方法很快从西亚传到了欧洲。在更遥远的区域，以后的年代里有了独立的发展。例如，中国人发明了独轮手推车、连栋房屋，并且率先开始了水稻秧苗的勤劳种植和耕作。
新技术带来了社会变化。早期新石器时代技术含量低的经济，并不需要专业化的劳动，每个人都能参与。技术含量高的后期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铜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则依赖一系列的专业人员。犁、马车和船只需要熟练的木匠来制造。陶工通过大量生产轮抛容器以换取部分农产品。金属工匠要长期充当学徒，学习熔解和锻造的神秘门道。
专门化将劳动力与家园分开。商人们长途旅行，装带着高价值的铜矿、黑曜石、火山岩、装饰贝壳以及不太珍贵的石头。许多史前的工艺师，如同他们历史上的后代一样游走四方，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出售他们的技能。结果，家庭、宗族和部落的联系都减弱了。社会联系除了亲属关系为基础，还有了基于赞助和商业的新形式。
两性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社会团体的生存和繁荣，需要成年人和年青人的一种稳定供应，以作为经济劳动力。为了提供这些，又因为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妇女一生中不得不花费更多更好时间用来生育或哺乳。但是，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锄地可以跟抚养孩子结合起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犁耕却不允许。
在捕猎一采集和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妇女已经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地位。这是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但没有对女性的压迫。男人打猎，女人采集，每个人都对什么时候移动营地有发言权。现代形式的核子家庭并不存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长屋为扩大的家庭提供住宿。群婚可能已经是很普通的行为。从母居（男人同其妻子的家庭一起生活）和母系继嗣（通过女性的世系来追踪家庭成员）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但晚期新石器时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畜牧、耕地、长距离贩运及做流动工匠，不可能与抚养孩子同步。犁、牛车以及锻铁炉，为男性的支配地位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二次农业“革命”——更精确地说，一场激进革新的缓慢积累——已经改变了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并颠覆了其社会秩序。锄头和临时的园地被犁和经过灌溉与施肥的耕地所代替。正因为这样，母系氏族、基于家庭以及平等的部落组织，正在被权威和等级制度的新观念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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