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古代文明的终结（公元前3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四章古代文明的终结

（公元前30—公元650年）

· 古代晚期的危机
· 匈奴人、哥特人、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 圣母与万能之神
·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 阿拉伯、波斯与拜占庭

　　罗马帝国呈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铁器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其衰落和灭亡具有世界意义。从这个超级帝国的解体中浮现出的新社会力量和地缘政治秩序，将形成中世纪欧洲的基础。
　　铁器时代的帝国，尽管在地图上显而易见，却继承了他们青铜时代前辈的许多弱点。政治统一是军事权力的功能，而不是经济、社会或者文化同质性的作用。帝国统治者逐步加重剥削以积累剩余并将其浪费在战争上。社会由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阶层的等级构成。创造力和革新被压制，而普通人成为微不足道的伐木者和拉水人。技术停滞，贫困恶化，异化传播。最终证明铁器时代的帝国，和青铜时代的前辈们同样保守。
　　因此，尽管罗马帝国的崩溃代表了一个完整社会秩序的结束，这个过程并没有引起能够将人文科学提升到一个更高文化水准的新生力量。它仅仅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竞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本章中，我们分析毁灭了罗马帝国的内部矛盾，取代它的统治阶级（主要是日耳曼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的特征，以及在罗马危机的背景中，三种伟大的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立。

古代晚期的危机

　　罗马帝国表现了公民权与帝国主义政策的有力结合。公民权规定了一种利益相关人和士兵为主体的、扩大的社会基础。被征服地区的精英缓慢地被吸收并适应文化：他们被允许成为“罗马人”并分享帝国统治的好处。同时，帝国主义确保了战利品、奴隶和土地的持续流入。这样就使国家力量增强，统治阶级更加富有，被征服精英的忠诚得到确保，并为进入这个体系的食客集团提供资助。
　　但它的实施也有沉重的代价。帝国和文明是昂贵的。有所得必有所失。罗马统治保卫了财产和权力。但是，军队、城镇和别墅主人的财富，依靠一个剥削系统从农村人口中抽取税收、租金、应付利息和劳役。
　　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居民作为农民、劳工、农奴，或者奴隶，在土地上劳动。他们是支撑帝国和文明建造的“驼兽”。首先，这个负担——剥削比率——是相对温和并可以忍受的。大部分是被拿走了，但留下的足够农民家庭养活自己，耕种土地，保养牧场，并在当地市场上得到铁器时代农村生活的必需品。这些成为可能，是因为另一些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帝国依靠征服战争来维持。对失败者的剥夺，使胜利者致富。受害者为维持国家、军队和富人，支付了大部分的费用。只要帝国继续扩张，对内的掠夺就会因对外掠夺而有所节制。
　　这个制度有其固有的扩张性。它依靠对外国剩余产品的军事掠夺而供养。因此，其生命力依靠这种剩余的持续获得。帝国在每一次飞跃之后，如果这个系统不想面临停滞和危机，另一次飞跃就变得必不可少。但外部剩余也是一种有限资源。到了公元1世纪，罗马军事帝国主义的继续扩张遇到了障碍。
　　希腊——罗马帝国文明的局限性，与铁器时代农业的局限性是一致的。铁器时代的技术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犁耕农业区域，从不列颠南部延伸到叙利亚，从欧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延伸到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这是一片丰饶的土地，处处是开垦出来的土地、村庄，以及辛勤劳动的农民。剩余很多。那些将自己组织起来去夺取这些剩余的人，能够建立军队和城市。但在耕地之外却是荒野：不列颠北部的群山，德意志的森林，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沙漠。而当帝国军队行军进入这些荒野时，他们将陷入没有希望获胜的游击战之中，对抗分散及难以捉摸的对手。后者过于贫穷，就算征服他们也无法得到收益。
　　公元前53年，在叙利亚的卡莱战役中，一支3万人的罗马军队曾被帕提亚人的马上弓手摧毁。公元9年，另一支3万人的罗马军队在条顿堡林山被日耳曼部落成员歼灭。公元208—211年，罗马征服不列颠北部的最后努力被游击抵抗所挫败。“谁也不能从我们手中逃脱，”这是罗马皇帝塞普蒂默斯·西弗勒斯对他的士兵下的冰冷禁令，“如果他是男人，不能让一个婴儿依旧在其母亲的子宫里，逃脱他的命运。”但他们确实逃脱了。西弗勒斯死于约克，而苏格兰从未被征服。在不列颠岛北部的沼泽和峡谷中，帝国的庞然大物，在薄雾和细雨中被猛烈攻击，被穿着蓝色服装的小队散兵逼到绝望。
　　因此，罗马帝国也有局限性。它的基石是铁器时代的农业。这依赖于开垦过的土地，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去生产必要的大量剩余，以维持军队、统治阶级，以及道路、要塞和城镇等基础设施。在犁可以使用的地方，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但在那些无法开垦的土地上，战争是一种浪费。而当军队到达荒野之时，帝国就变得扩张过度了。
　　扩张的高峰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急剧放缓，而在公元2世纪早期之后，几乎完全停止。战利品从此不再流入。外部的补贴停止了。罗马帝国变得完全依赖于内部生产的资源。
　　但帝国和文明的负担并没有减少。为了保卫绵延数千英里的空旷边界，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大量防御工事是必需的。帝国精英的凝聚力，以及其委托人团体，首先是军队中的普通成员的忠诚度，依赖于奢侈品消费和国家慷慨的赠与。
　　从公元1世纪开始，特别是从2世纪起，帝国政府遭遇了长期的金融危机。增加农业剩余提取以维持其政治——军事基础设施的应对措施无情地导致了一个经济衰退的缓慢漩涡。增加税收，强制劳动，以及军事征用，造成被边缘化的个体农民破产。收缩课税基础——这样一来，在下一次循环中，税收被提升得更高，将另外一部分农民推向破产边缘。罗马帝国后期，日益军事化和极权主义化，最后消费了自己的社会经济资本，以努力维持其基本支出。这头食肉动物已经开始变得吃同类了。
　　这些压力有三个主要的政治效果。第一，统治阶级沿着旧的地区界限屡次分裂，每个集团都企图维持自己的剩余和军队。内战成了地方病，通常是由敌对的皇帝们领导帝国的不同部分的军队派系之间进行。
　　第二，外国入侵变得更加频繁而且日益险恶。在欧洲边疆地带，他们包括庞大的野蛮人部落联盟；而在东部边界，是以伊朗和伊拉克为基地的萨珊帝国。两场战役标志着罗马的军事衰落。公元378年，在色雷斯的阿德里亚堡（保加利亚），东罗马帝国的全部野战军被哥特人歼灭。6年之后，在意大利东北边界尤利安阿尔卑斯山下的冰冷河水中，重建的东罗马帝国军队被歼灭，这支军队大部分由哥特雇佣兵组成。罗马帝国内部的金融和人力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要依靠“野蛮人”士兵。
　　帝国金融危机的第三个结果，是阶级斗争的再起。本地农民被军事官僚当局的需要所压榨，沦为农奴，并遭受越发严酷的剥削，想尽办法来抵抗。许多庄园荒废了。社会上的土匪潜入了大部分乡村。对收税官、强征入伍和地方长官的抵制相当普遍。而有时，不满情绪升级成了农民暴动，以及农村公社的建立。
　　古代贵族作家讲述了多种叫作“巴高达”的神秘农村暴动。在其统治下，人民依据受他们欢迎的法律生活，农民发表演说，死刑在一棵橡树下宣布并记录在一块骨头上，而且“怎么都行”。很显然，在巴高达统治下，“布列塔尼人成了他们自己仆人的奴隶”。在这里，通过朦胧的理解和模糊的描述，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一个没有地主和收税官的世界。
　　分裂、入侵和国内暴动——这些帝国的症状反映了这个系统的腐烂。因此，在公元410到476年间，西罗马帝国解体，其继承的大块土地被野蛮的战争团伙所占据，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
　　到了5世纪末期，欧洲已经被分割成形形色色的独立原生国家。在古典时代晚期的火光中，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酝酿之中。这个转变的主要实施者，是来自欧洲中西部和亚洲中部的部落联盟。

匈奴人、哥特人、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欧亚大陆的大草原是一条几百英里宽的陆地带，从匈牙利平原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个草原的气候特殊，树木稀少，从史前最早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主要都是游牧民族在此生活。
　　草原游牧者从他们家乡发动的入侵，使欧洲、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都不时被军事危机所打断。但在公元370到450年间，加速了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正是匈奴人。
　　匈奴人将捕猎和采集与畜养马、牛、绵羊和山羊结合起来。大草原的荒芜，生活方式的原始，意味着匈奴人数少而且分散，社会组织松散，不存在社会等级。专门化发展到了极致。匈奴人是一流的驯马师。作为装备有组合弓、套索和剑的骑兵，他们从事部落战争。弓和套索是草原人自己的装备，剑是在货物贸易中得到的奖品。
　　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中期开始西迁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确知。但是，他们的贫穷，意味着自己没有安全边界；干旱意味着死在草原上。所以，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次生态危机而开始迁移。对于一个财富耗尽、人口过剩的家园来说，暴力、征服和向西扩张，都是摆脱危机的路径。
　　到达乌克兰时，他们赶走了东哥特人（东部的哥特人）。当继续向西挺进时，他们又迫使西哥特人（西部的哥特人）进入东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随后，哥特人与罗马人因关系紧张而爆发战争。在公元378年，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东罗马帝国，其军队在阿德里亚堡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个游牧民族，开始间接地重塑世界。
　　这么做时，他们是改变了的自己。哥特人，如同生活在更西部的罗马帝国莱茵河上多瑙河边境的日耳曼部落一样，是兴旺的个体小农。当被匈奴人征服之后，他们被迫向新主人缴纳贡赋。这样一来，游牧民族就因农业剩余而致富，他们将这些剩余产品用于扩充军事人员，于是就有能力进行更多的征服。
　　但是在罗马帝国境内，有更大的奖励等着他们。而且，如同哥特人在阿德里亚堡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帝国在军事上已经虚弱了很多。罗马各省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农奴。剥削和异化已经使作为罗马军事帝国主义基础的传统人力枯竭。罗马皇帝们日益依靠贿赂和野蛮的雇佣兵来保卫自己的国境，而不是公民军团。匈奴人也偶尔会被罗马联军雇用。有时他们可能会被收买。无论哪种方式，罗马的财富都增加到了哥特人的贡品之中，使匈奴人完成了由游牧部落到称霸欧洲大陆两端的军国主义者的转变：其标志是公元434年阿提拉就任匈奴国王。
　　在其高峰时，阿提拉的帝国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了阿尔卑斯山，从莱茵河扩展到了里海。
　　在匈奴的都城——一半是永久的乡村，另一半是游牧部落的营地，帝国境内的贡物和帝国之外的津贴与贿赂不断流入。半个世纪之前，匈奴人不过是在选举出的战时长官领导下、只有数百人的部落武装。现在，战争是一个永久条件，军国主义化已经完成，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掌握了绝对权力。
　　匈奴的战争政权从罗马帝国的腐朽中肥了自己，吞食着铁器时代技术革命可能产生的剩余。在罗马军事帝国主义的强盛时期，其剩余供养了以自由的农村公民士兵构成的军队。在其衰落时，它进化成一种雇佣兵军事帝国主义，其剩余供养了一个以匈牙利平原为中心、巨大的游牧帝国。
　　作为一个战争领袖，阿提拉控制着军事剩余，而且因为现在战争成为永久，他的权威也永恒不变。这个国王能够割断部落义务和社会约束的锚链，而这些曾限制了任何单独个体的权力。一个广阔赞助网络，约束着阿提拉的国王委托人、从属头领和主要家臣。但这个网络依赖贡品和补贴、战利品和声望物品的源源流入。因此阿提拉是一个强盗式贵族，一个战争贩子，一个永不停息的征服推动者。匈奴政权有着与生俱来的侵略性。
　　对罗马帝国晚期的统治者来说，阿提拉是“上帝之鞭”。许多穷人对他则有不同看法。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匈奴和哥特“巴高达”有时会组成联盟，以对抗罗马——哥特地主。但匈奴王国过于粗鲁、掠夺成性，因此并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一支进步力量。当451年，阿提拉攻击高卢（法国和比利时）时，他的向西攻势缺少外交策略。巴高达已经被疏远，没有行动，而罗马——哥特地主和西哥特自由农民加入了军队。因此西部短暂联合起来，在沙隆战役中给予了阿提拉决定性的挫败。他被迫撤退到自己的中欧心脏地带。两年后他死了，他的帝国解体，毁于其继承人之间的领土争端，以及来自底层的被压迫民众的暴动。
　　草原游牧民族的介入是突然和灾难性的，但他们对历史阶段没有积极贡献。西罗马帝国分裂成无数由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统治的野蛮人王国。东罗马帝国固化了，成为官僚体制的、保守的和内敛的政权。但匈奴帝国只不过是从地球表面上消失而已。
　　为什么罗马帝国的崩溃既突然又彻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匈奴人已经从游牧民转变成军事掠夺者，他们不再拥有任何自己的生产力，完全依赖从外部侵占必需的贡品、津贴和掠夺物，来支撑自己的政体。
　　他们人数很少，但版图很大，因此他们是一个过于扩张的帝国，易于被极度的人力缺乏所制约。恐惧和强迫使得他们能够维持这个体系，只要它能显得强有力。但扩张的停止将切断外部剩余的流入，而这是政权供养酋长、家臣和武士的底层结构所必需。因此，内生于一个缺少自己的生产基础，依靠暴力掠夺的动力系统中，他们过分扩张了。没有压舱物，仅有一台引擎飞驰着通过历史，奔向自己的毁灭。但这台引擎运动的暴力驱使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确保了帝国国家机器的最终崩溃，以及被一系列蛮族国王统治的新国家所代替。
　　然而，这个变化小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许多古代文明被蛮族的国王接受，因此罗马对中世纪世界的建立贡献很大。文化转变的主要车辆是天主教会。为了掌握这个重要性，我们必须回溯，去分析植根于过去的一种古代异教文化的子宫中、一神论宗教的成长过程。

圣母与万能之神

　　神话、仪式和宗教都是多层面的。它们最深重的根源，在于原始捕猎和采集生活的不确定性。对于食物追求的焦虑，由于在艺术、舞蹈、音乐和个人装饰中猎取动物的神奇表现所缓和。
　　早期的农夫，同样受制于大自然的变化无常，将大地想象为一个“女神母亲”，一个丰收和食物的源泉，她能够接受人们的祈求和贿赂，表现她的慷慨。早期农夫的丰饶之神都是女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女人——月经来潮，怀孕生子，哺育后代——都是自然繁殖力的明显符号。但其为女性，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前阶级社会，女性是强有力的。人们的血统往往是母系的（通过母亲的家庭脉络），住处是入赘的（住在妻子而不是丈夫的村子），而且权力也是母系氏族的（在这里，女性的发言权居于支配地位）。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一个基于共同劳动和集体拥有财物的单一社会中，女性起到了固定点的作用。生育孩子和哺乳的职责，使得她们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社会地位上，都较少变动，而私有财产及因其带来的个人权利的缺乏，也就限制了社会力量的替代来源。女性是社会的中心。男人围绕她们运行。早期农夫伟大的大地母亲之神，正是社会现实的镜像。
　　私有财产、阶级分化和国家权力几乎是同时形成的。它们之间相互依赖。分享和大致平等，是公有制的本性。但是，将土地分割为私人农场，或者将牲畜分割为不同的畜群，就使得一些人以牺牲他人为前提而致富。如果不想让社会走向分裂，随之而来的紧张关系需要某些程度的控制。国家——暴力基础上的人类实体——的建立，正是为了保护这个以财富为基础的社会之现状。而且，现在是男人在掌权。因为放牧家畜和耕作田地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当牲畜和土地为公共所有时，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当它们被私人控制时，只能让那些使用它们的少数人增加财富和权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的“女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失败”，在神话和仪式中有所体现。旧的圣母之神从她们的宝座上被驱逐，取代她们的是新一代的男性权力之神。放眼世界，希腊的天地被宙斯所主宰，罗马的世界被朱庇特所控制，犹太人听命于耶和华，阿拉伯人信奉真主安拉，诸如此类。而且，正如旧的大地母亲象征自然的力量，新的权力之神是部落、城邦和帝国力量的化身。如同人们在现实中建立的军事体制一样，在他们的思维中，也构建起了一个神话的上层建筑。
　　在古希腊最神圣的地点奥林匹斯山，最古老的礼拜都属于那些圣母之神，如盖亚、瑞亚、赫拉和德墨忒尔。但到了古典年代，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她们已经被取代了许久。荣获最丰富的祭品，最辉煌的神庙，以及最著名猎物的，正是男神宙斯。在“巨人之战”的神话中，宙斯领导一批新神，战胜了泰坦——他的父亲克隆那斯和其他旧神。宙斯代表的是秩序、父权制和文明。克隆那斯是野蛮的化身：他的世界，是一个混乱和母权制的世界。母权制成了一个无序世界的神话符号。当希腊英雄阿伽门农从特洛伊战争凯旋时，他被自己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所杀。后者选择了另一个男人做她的丈夫和国王。世界完全颠倒，道德秩序崩溃。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给父亲报仇杀死了克吕泰墨斯特拉。谋杀导致了下一次谋杀。一系列的屠杀就是妇权制度的代价。
　　仇视女性的神话，使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希腊文明神圣化。男性支配的家庭网（一种家庭财产所有制）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构件。城邦由市民、家族元老和小财产所有者的联合体来管理。对于女性的政治排斥、社会隔离和家庭压迫，这些矛盾一点也不妨碍希腊民主的前途。
　　在古代民族的神话世界中，还可以发现其他社会学说。神话是易于联想的。它们提供了描绘、陈述和分析社会矛盾的方式。它们代表和影射了社会规范。但当它们受到质疑时，也会引起争辩。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又是我们的敌人？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上，规范和团结我们的又是什么？在古代世界中，文化认同是在斗争中锻造的，而且正是神话、仪式和宗教，给了它们方式和措辞。
　　罗马是一个阶级分化的、崇尚武力的帝国。我们毫不怀疑其最高神明一定是个战神。最好和最伟大的万能之王朱庇特是罗马城邦的保护神。就其本身而言，他以一只老鹰的图腾形式，印在军旗上，供每一个罗马军团带入战场。同样的，在帝国的每一个军营中，他都在特殊的祭坛上受到礼拜。正因为如此，在每一次罗马胜利的高潮中，当获胜的部队和被俘虏的奴隶游行走过大街时，以及被击败的敌军将领依据仪式被掐死在讲坛上时，他都是祭品和荣誉的接受者。
　　但如果帝国的暴力和剥削有它们的宗教表达方式，被压迫者的反抗同样也有。神话既能够使社会秩序合法化，也能鼓舞对其的反抗。在这方面，一个古代的信仰特别突出。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它被制成一个反文化抵抗的棍棒——有弹力、根深蒂固，植根于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心中和意识里。后来，它将产下两个后代，同样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而在它们之间，这三种宗教信仰将最终征服半个世界。它们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尽管能作为极度保守的意识形态无休无止地重铸，这三种由古代世界的矛盾所产生的伟大一神论宗教，其非凡的能力归功于：它们都起源于被压迫者的神话和仪式。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公元前537年，居鲁士大帝，巴比伦（今天伊拉克）的波斯统治者，准许一群身为犹太贵族后代的流犯返回他们的家乡。为了控制新兼并的帝国土地，居鲁士需要忠于他的人。这些犹太流亡者渴望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在犹太——基督教历史传统中，巴比伦之囚的返乡是一个核心事件。事实是，犹太精英集团作为一个超级帝国的内奸，在巴勒斯坦扎根生长。但是随他们而来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火药桶。经过数十年的分裂、失败和分散，一个犹太教崇拜的最高权力之神——耶和华，已经转变成为一个褊狭的唯一真神，否定了其他任何神灵的存在。
　　在过去，犹太先知们一直在反对虚假的偶像，但徒劳无益。现在，一个被驱逐的领导集团挫败的民族主义，在耶和华要求统治世界的宣示中发现了措辞。政治上的虚弱有其宗教上的对等物，即耶和华的狂妄自大。如果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代替一个互相争斗的神灵的万神殿，那么历史就会朝着一个单一的神灵目的运动，而那些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人，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只要他们保持忠诚和顺从。
　　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神话，以及扫罗和所罗门的传说，大体上建构了公元前6世纪：犹太历史的一次重新书写，并宣告了一套新的宗教“事实”，用来使一个新成立的、声称是这些开国英雄之后代的犹太精英政权，对权力岌岌可危的控制合法化。这是一群四面楚歌的精英，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战的好斗神话史。
　　因此，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犹太人是他的选民，巴勒斯坦是他们的“迦南^[1]”。尽管这只是一个边缘宗派、一个小的流亡团体的观点，其复国雄心采用了宗教幻想的形式。独自一人时，他们除了期盼和祈祷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正是波斯帝国主义让他们避免了被历史遗忘，并将其推上了世界舞台。正是居鲁士大帝在巴勒斯坦培植了新的犹太教，并允许它茁壮成长。

　　^[1] 即承诺之地，上帝允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

　　犹太人被证明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犹太人生活在伟大民族的阴影之下——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巴勒斯坦是个小国，偶尔会获得不稳定的独立，通常更有可能被一个外来帝国征服。因此，犹太贵族在为独立而战和与帝国合作之间左右为难。战斗的风险是很高的。一旦失败，意味着失去一切，但如果为独立而战的群众动员魔术般地形成一个来自底层的大众革命运动，这样就胜利了。犹太农民也同样纠结——在害怕权威，一种无力感，及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侵略者的仇恨之间摇摆。这样，犹太教就分裂成了相互竞争的教派，一部分是贵族和通敌者，其他是民众的、激进的，以及号召公开抵抗的教派。
　　在至少四种场合，宗教将犹太大众焊接成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当一个塞琉古帝国的希腊国王企图用对宙斯的崇拜代替耶和华时，他遭到了全国性抵制。而公元前167——公元前142年的马加比起义，最终确保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
　　当罗马的统治更加严酷时，在公元66—73年，115—117年，以及132—136年，犹太人又起来进行了三次反抗。每一次的反抗都是长期、艰苦和血腥的。每一次，上万犹太人都被杀害，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罗马人对最后一次反抗的镇压称得上是种族灭绝式的暴行，以至于犹太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零头。从此之后，古代世界的1000万犹太人几乎成了一个完全散居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沿东地中海的城镇。
　　在参加犹太人反帝运动的人中有一个来自拿撒勒的传教士，名叫耶稣。作为一名有超凡魅力的激进分子，他在乡村穷苦人中吸收了不断增长的追随者，因此他被逮捕、审判和处死。他所建立的组织，作为一个小教派幸存了下来，但很快分裂成两股明显的倾向。一股继续坚持犹太革命运动。这个群体在公元66—73年的第一次犹太人暴动中被摧毁。另一股在塔苏斯的保罗，一个在希腊受教育的犹太商人领导下，采取了一种心灵（而非物质）救赎的保守意识形态。而保罗的信徒们声称，这是一个神启，不单是为犹太人，而是为了所有人。
　　记录了耶稣的布道和教会早期历史的《新约》，是一个修正的产品，是在第一次暴动失败之后，离散的犹太人中的保罗信徒写下的。它指出，耶稣既是人又是神，他的王国不在地球而在天堂。他的使命是全世界的和精神层面的，而非革命的。《福音书》的作者们创造了一个非政治化和非民族化的耶稣，他能够在横扫罗马帝国、紧随反抗而来的“反恐战争”中生存。
　　然而，一些原始材料保留了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异教的万神殿不可能有的、让人敬畏的强大神明，这个全能的、极其仁慈的基督教之神，为信徒们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无心世界中的真心”——对于罗马帝国的被压迫者来说，这是一个有强烈吸引力的布道。
　　保罗的基督教教义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综合体。它代表了犹太预言及流行说教与事实上的希腊救赎崇拜的融合。作为犹太先知的耶稣，转变成作为整个世界救世主的耶稣。为了做到这一点，保罗增加了两个特殊的基督教元素，它们都来源于犹太革命运动的宗教根源：一个理想化的平等和民主的共同体，与罗马社会森严的阶级等级相反；一个强调同情与合作的教义，代替了主流多神教的贪婪与暴力合法化。
　　罗马帝国的剥削和压迫给数百万人带来了不幸，但政权的暴力通常会阻止有效的反抗，正是这种矛盾使基督教堂能够逐步发展。因为从奴隶、妇女和穷人中发展教徒，基督教堂被政府深深怀疑，并且一再受到迫害。男人和女人被烧伤，被动物吃掉，或者被钉死在木制十字架上，给早期基督教会留下了众多有名有姓的烈士——和历史上其他任何迫害一样让人印象深刻。
　　但到了公元4世纪早期，基督教会成了地中海世界最有效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有一个遍布整个帝国的教士、集会和会场的地下网络，许多军队将领、政府官员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最终也皈依其中。到了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决定接受基督教，使这种宗教合法化，并使国家成为都会的保护者和赞助方。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君士坦丁的继承者狄奥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违法，并将它们的庙宇财产转交给基督教堂。
　　犹太——基督一神教现在彻底转变成为一种有关国家权力、帝国和战争的意识形态。罗马帝国也马上变成了一个反对野蛮的文明捍卫者，一支力挺教会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以及一个捍卫基督教正统反对多神教的急先锋。因此，由于其包含的社会矛盾，基督教不可避免地和犹太教一样分裂。不同教派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敌对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毁掉了一个单一的、全世界的教派。
　　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核心的西罗马帝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分歧——公元395年之后，这个分裂永久性地完成——反映在东部正教和西部天主教传统的分离上。类似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也体现在更保守的天主教会和北非更激进的多纳图派之间的分裂上。每一个团体，追求不同有时甚至冲突的目标，声称一个全能的上帝是其盟友。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上，意识形态的发酵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新产物。正如犹太教曾经产生基督教，类似的一种发展注定会产生另一种伟大的世界宗教。
　　从两个阿拉伯篷车城市的文化坩埚中^[1]，来自沙漠的异教传统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变种相混合，产生了一个新的一神教综合体——伊斯兰教。这种信仰将阿拉伯沙漠的商人和游牧部落聚合在一起，并将他们转变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在短短数年时间里，通过旋风般的军事行动打垮东罗马人和波斯人的古代帝国，然后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将阿拉伯的语言和宗教，与从古典时代继承来的城市、技术、学问和艺术相融合。

　　^[1] 译者注：指麦加和麦地那。

阿拉伯、波斯与拜占庭

　　从智力上来说，混乱是大有益处的。它创造了每一种伟大的宗教。在公元前6世纪的巴勒斯坦，在与一个严阵以待的统治阶级的抗争过程中，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从被压迫者的憎恨中孕育了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从同一个源头产生的第三个分支。它的早期发展在公元7世纪20年代，当时不为历史所重视，不过是阿拉伯中西部汉志地区两个边远城镇的一种小小争吵。但它的猛烈爆发，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
　　匈奴人一直是没有留下任何城镇、商人和城市文化的游牧民族。脱离了草原生活方式，他们就无足轻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军事攻击如同流星般划过垂死的古代文明，而且同样消失得非常突然，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但阿拉伯人却不是这样。这个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绵羊和山羊的放牧者，骆驼和马匹的饲养者，是很像匈奴人的。但最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被驯化的骆驼，能够负载沉重的货物在沙漠中穿越漫长的距离，因此许多骆驼主都成为了商人。奢侈品被送到伊拉克海滨、阿拉伯半岛南部及红海沿岸，接着经阿拉伯商人由陆上向北和向西运送。麦加、麦地那以及其他阿拉伯城镇在这种贸易中致富。这些城市，以及沙漠通道上的绿洲，同样也是工匠和耕作者团体的家园。
　　简而言之，阿拉伯半岛与中亚的草原不同，这里有复杂的定居点，有社会阶层和城市文化。特别地，与部落风俗、口头传统和沙漠游牧民的多神信仰相共存的，是商人和市民书面的阿拉伯语，以及犹太——基督教信仰。
　　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冲突。长距离贸易损害了亲属关系和部落忠诚。沙漠袭击对部落成员来说是战利品，对商人来说则是抢劫。部落封地对本地亲属提供保护，但对一个遥远城镇的商人什么都不提供。
　　在类似麦加和麦地那的地区，游牧民和农民以货易货，部落成员与商人争吵，沙漠和城镇的传统存在冲突，男人和女人讨论世界如何运转——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觉得世界应该如何运转。当他们做这些时，是在一种宗教框架下观察事物。因为，在中世纪早期的世界，考虑这些事情，就是在思考上帝的意图。
　　在这个动乱中，一个麦地那小商人家庭的年轻人，体验它并将其当作内在精神上的痛苦。他想象到也相信上帝——阿拉伯人的安拉——直接与他对话。他说服一小群追随者，相信他讲的是事实，而其中一些人，开始记录下安拉同他沟通时所说的话语。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而他所陈述的安拉话语，成为了《古兰经》。
　　伊斯兰保留了许多犹太——基督教的神话和传统。亚伯拉罕和摩西是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共同先知。三种宗教同样相同的是它们的普遍主义。伊斯兰教绕过了部落规章，也规避了阶级的不同。现在，一个至高神明，代替了敌对部落的那些相互矛盾的神，在部落忠诚和家族仇恨支配的地方，现在有了普遍性的行为规则。代替对被压迫者——妇女、奴隶、穷人和边缘人——的虐待的，是道德律令的一系列不加区分、同情、背叛和保护的措施。穆斯林基于形式平等、普遍权利和一种统一的法律，组成了共同体（乌玛）。伊斯兰教是在分裂的世界建立秩序的一种努力。
　　穆罕默德遭遇到了激烈反对，这不需要什么怀疑。他的布道大约开始于公元620年，但在622年他被赶出麦加，被迫在麦地那寻找避难之所。在这里，他缔造了即将成为一场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寻找商业机会的商人，下决心抢夺的部落领袖，以及渴望和平与世间秩序的市民和农民，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都加入了他的政治一宗教骨干中。公元630年，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带着一支军队返回麦加，而穆斯林则控制了阿拉伯半岛中西部。
　　当穆罕默德在632年死去时，他的运动本应该解体，被沙漠部落传统的袭击和争执推向分裂，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最初的两个哈里发（继承人），阿布·巴克尔和乌玛尔，将阿拉伯人的暴力能量对准了外部目标：波斯和拜占庭（东罗马）帝国。
　　当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出击时，旧式帝国纷纷崩溃。古代世纪的城市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公元636年，伊拉克的泰西封在637年，埃及的巴比仑——开罗在639年，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在642年。在穆罕默德死去10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已经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中东帝国。
　　正如匈奴人和哥特人两个世纪前已经在欧洲经历过的那样，阿拉伯人发现这些旧帝国，虽然它们个个浮华和壮观，内部都是空虚的。波斯和拜占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最终却是没有结果的战争。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公元613到628年，双方都精疲力尽，他们的财富耗尽，人员大批死亡，而民众则对税捐、强制征兵和征收财物愤愤不平。
　　旧帝国有防御工事，有装甲武士，还有复杂的武器系统。阿拉伯人则有沙漠和骆驼。阿拉伯沙漠向北延伸，西到叙利亚，东到伊拉克，遍布沙子和碎石。在这样的荒漠中，骆驼是最重要的，骑着骆驼的军队，能够像轮船在大海中一般活动。阿拉伯人会从沙漠中，突然地、无处不在地冲出。当这样做时，他们装备简单，高度机动，在一阵尘土般的旋风式战斗之后，他们就能摧毁派来攻击自己的、紧绑战靴、骑着重装战马的笨重军队。
　　叙利亚和伊拉克沉闷的农民，对于自己主人的失败丝毫也不上心。他们还经常把阿拉伯人当成解放者来欢迎。许多从前的地主逃跑了。租税降低了。犹太教、天主教和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得到了默许；而许多人很快转向了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统治，通常意味着最低限度的生活改善。
　　阿拉伯的征服在继续。他们的军队席卷北非海岸，在最终跨过地中海并入侵西班牙之前，他们占领了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在公元711年完全被征服。其他军队向东推进。早在664年，阿富汗的喀布尔就成为伊斯兰教城市。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突然、最有变革意义的军事行动之一。但是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征服者也改变了他们自己；这两个进程是高度矛盾和让人质疑的。荒漠中的民众——游牧民、商人和入侵者——首先沿中东和北非激增，然后，在继承了古代帝国的财富之后，接着向内破裂，陷入苛政、谋杀和内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