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九章 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1750—1850年）
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加速了商业资本在欧洲和更广阔世界的传播速度。与其并生的是一场资本主义在其家乡进行的激烈转变的开始：工业革命。
我们已经领教了商业资本主义在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资本积累的疯狂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但它们没有能够改变生产。在18世纪，对于商品的需要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但产品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经济依然为依靠手工劳动而不是机器的庄园所支配，依然被个体工匠操作的小工场所支配。
在1750到1800年间，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工厂制——首先在英国出现。在1800到1850年间，这个体系开始改变世界经济，其激烈程度堪比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任何变革。正因为这样，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工业无产者。而这些人迅速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协作和抵抗能力。
两个年轻的莱茵兰知识分子——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将他们对这些社会新现象的理解，同德国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经济学结合起来。其综合结果——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世界革命指南，它要把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剥削、暴力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工业革命
1814年，滑铁卢之战的前一年，一个德国访问者描写了一个城市，在这里，他看到了“数百座工厂……远远超过了五六层楼的高度。在这些建筑物的一侧，巨大的烟囱喷出黑色的煤烟，这一切告诉我们，强有力的蒸汽机正在使用”。他描述的正是曼彻斯特，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城市。
在1773到1801年间，这座城市的人口膨胀了3倍，从2.3万增长到7万。到1799年，它为拥有33家纺织工厂而自豪，而到了181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86。半个世纪之后，曼城人口增加到了30万，而172座工厂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建了起来。这个城市的棉纺织业在本国占有极大的支配地位，当纺织品被销售到地球的另一端时，它们被当地人简单地认为是“曼彻斯特产品”。
交汇的河流，为曼城提供了水能和运输联系。一个由运河、码头及仓库组成的网络，为曼城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提供了很多便利。接着，蒸汽动力和铁路的建设，保证了第二阶段的发展需要。早在1789年，曼城的第一座蒸汽动力工厂就建成投产，到了1830年，一条连接利物浦的铁路也顺利通车。
产业革新的速度和商品生产的大规模增长，都是史无前例的，曼城代表了一种经济革命——一种自从大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以来，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更彻底地改变人类生活经验的革命。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这里？在17世纪，英格兰终结了一个很可能会成为绝对专制君主的国王，以及支持他的上院议员和主教们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立宪君主制度，其控制者是一个由乡绅和商人所支配的议员大会。
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使得商业化农业、海外贸易和帝国建设的快速扩张成为可能。大量财富迅速流入了伦敦、布里斯托和利物浦等港口城市。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角贸易：英国商品首先出口到非洲西岸交换奴隶；这些奴隶被穿越大洋，运送到美洲的庶糖、棉花和烟草种植园，而种植园的产品则用轮船运回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销售。1750年，布里斯托是英格兰第二大城市，有4.5万居民，这个城市到处都有商业资本家的造船厂、仓库以及豪华联排别墅。布里斯托在奴隶贸易中肥了自己。
商业资本的积累，并不单单使地主、商人和银行家等英国新兴统治阶级致富。它同样抚育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他们的创造性开始为更进一步的致富创造了新机遇。古希腊人曾经掌握了蒸汽机的原理，但从来没有制造一个。这个主意仅仅是一个大胆设想，光有独创性是不够的。一个竞争性积累的过程，有必要将一个奇思妙想变成可制造和使用的生产设备。这就是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事情。一个稳定的日积月累的量变——不断增加的商业财富——最终转变成一个由革命和投资所推动的、工业增长的新动力。
早在1698年，英格兰发明家和企业家托马斯·萨弗利就设计了一台简单蒸汽引擎并取得了专利。更为有效的引擎紧跟着不断出现。托马斯·纽可门的引擎，大约设计于1710年，被用于煤矿中控制摇臂泵。当詹姆斯·瓦特在1763-1765年开发出一种更加有效的引擎，减少了75％的耗煤量，更加广泛的工业用途才变得经济合算。瓦特与伯明翰金属制品生产商马休·博尔顿一道，开发、取得专利并销售了一系列的引擎。
大约在同一时期，理查德·阿克莱特，一位在纺织业中使用水能的先行者，在曼彻斯特制造了最早试验性使用的蒸汽机。阿克莱特已经发明了细纱机和刷毛机。他在纺织工厂中，率先将动力、机器设备和半熟练劳动力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是工厂制度的起源。
在过去，曼彻斯特的棉花大亨发家致富，靠的是外包系统——在自己家中用纺纱机和织布机生产。而他们的家位于小镇或者曼城周围的乡村之中。18世纪中期，曼城是一个遍布商业排屋和工场民居的城市。后者是三层的建筑，其顶层被设计成一个独立的车间，一面墙壁全是窗，让阳光尽可能多地照进来，以便一个熟练工人操作手摇织布机或者珍妮纺纱机。
相反，工厂制度提供了庞大的经济规模。基于机械动力、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和廉价劳动力（由半熟练操作工，包括许多妇女和孩子）的批量生产，使得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成为可能。
竞争的压力降低了手纺机工人的工资，并挤压了依旧依靠外包系统的棉花商的利润。工人们最终被迫进入工厂。商人们则在蒸汽机和精纺机上投资。
曼彻斯特从一座住宅工场、运河及滨水区的城市，转变成一个房屋、纺织厂和铁路密集交错的大都会。当它完成这个转变之时，人口迅速增长。而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工业革命更加阴暗的一面，对一个22岁的德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在曼城有一座纺织厂，安排其子在这个家族企业工作。1844年，在观察这座城市的过程中，他得出了结论：“曼彻斯特及其周围的35万劳动人口，几乎他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可怜的、潮湿的而且肮脏的小屋子之中。他们周围的街区，通常都处在最悲惨和最污秽的环境中，房屋的陈列丝毫没有考虑通风，唯一想到的是从能签约者身上得到的利润。”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派他去曼彻斯特，部分原因是希望能除去他的激进学识。但曼城之行却起了反作用。很快将成为卡尔·马克思一生挚友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转变成了革命社会主义者。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英格兰工人阶级现状》中，详细描述了新工业无产阶级，在他们身上，他发现了一些单纯悲惨的特质。在工厂和贫民区中聚集在一起的工人，已经是一种政治力量。
恩格斯来到英格兰时，这个国家正被工业无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震动。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集会支持宪章运动人士。恩格斯在曼城发现的贫困和反抗的有力混合，将融入他和马克思对历史、人类冲突，以及社会转变机制的理解。其成果将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慈善组织及工人运动的起源
法国革命曾经被一个劳工阶层的民众运动所推进。它激发了对更广泛的民主制度和社会改革的期望。但在热月政变之后，群众性的激进运动渐渐走向消亡。
这些群众运动的发起者，曾经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阶级联盟。雅各宾派领袖们，代表资产阶级中一个激进的少数派别，大部分革命活动的参与者根本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律师及其他职业的城市中产阶层，或者是艺术家和小商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工资劳动者，并没有形成一个有自己政治身份的，能清晰定义的社会阶层。几乎所有人都在小工场中就业。许多人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小业主。大多数人追随与他们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群众的无套裤汉，因此成为小业主和工薪族的一个混合体。
农民有类似的特征。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贫困农民和农村工薪族追随富裕农民的领导。革命的村庄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征税官。接着，造成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军队如此强大的，是这样的事实：他们是由农民士兵组成，保卫的是从村庄的城堡中抢来的收益。士兵们是为防止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战。
但他们的收获也有局限性。法国革命的承诺依旧未能兑现，因为它从来只是个资产阶级革命，承担着保卫私有产权的使命；而无论是社会公平还是真正的民主，都与私有制无法兼容。
热月政变之后，群众运动被法国统治者压制，但并没有完全毁灭。革命让整整一代人变得激进，即使在远离1794年以后，数以千计的活跃分子依旧被革命理念所鼓舞。
人们激烈讨论失败的教训。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1796年，格拉古·巴贝夫和他的平等派密谋者们试图通过一场政变来推翻督政府。但激进分子的图谋并不能取代群众运动。恐怖分子无法打倒国家政权。巴贝夫被逮捕和审判，在1797年被处决。
但他的革命理念幸存了下来。“大自然给了每个人权力，去平等地分享所有财富。”他曾经宣称。这里简单地说，是一个可以把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分开的问题。
没有运动的理念是无力的。没有理念的运动是盲目的。激进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称的“双元革命”——法国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组合——的实质，是其代表了理念与运动的一种融合，这样一来所有实质性的社会转变就成为可能。宪章派就是充分表现了这种融合的第一批人。
法国革命对英国有着强有力的冲击。托马斯·潘恩为法国革命原则辩护的作品《人权论》，销出去了十万册。支待雅各宾派政治的激进组织，如伦敦通信委员会等，享受了蘑菇升腾般的发展。1797年，皇家海军因叛乱而瘫痪。1798年，爱尔兰爆发了革命。
镇压粉碎了反抗。但是，正如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解释的，18世纪90年代的骚乱造就了一个激进传统，19世纪早期，当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时，这个传统与一波高涨的阶级斗争啮合了：一个工资劳动者的无产阶级集中在了工厂和城市。
“少数人的垄断和可怕的资本积聚”，1796年，激进的领导人约翰·塞沃尔写道：
带进他们自己灾难的是治愈的种子……不管怎样，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对知识的传播是有益的，并最终增进了人类自由。因此，每个大型工场和制造厂都是一种政治社会，没有议会的行动无法压制，地方法官无法驱散。
不同于法国的有产者或者渴求财产的无套裤汉，工业革命产生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集体所有制解放自己。蒸汽机、煤矿、运河驳船和纺织厂都无法分割。如果工厂推翻了雇主，他们必须按照合作社方式管理工作场所。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都是一个集体阶级。工人的斗争，趋向于废除私有制——就是说，趋向于创造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前提，这是法国革命未能实现的。
英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斗争采取了许多形式。有卢德运动，以捣毁机器来防止非技能化、削减工资和失业。有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如1819年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发起的彼德卢战争，被骑在马上的自卫队用马刀攻击。有罢工和工会运动的一波波浪潮，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接着在30年代中期。1834年，大国家联合工会吸收了50万成员。而当6个多赛特农场工人（托尔普德尔受难者）因为加入一个工会组织而被驱逐出境的那一年，10万人参加了在国王十字区的一场联合示威。
工人的斗争如潮水般上涨，其顶点是1838—1848年的宪章派风潮。这个运动产生于一个双重失败。首先，1832年的《改革法案》给了所有中产阶级投票权，但把工人阶级依然挡在投票权之外。为改革而斗争的跨阶级联盟在分歧中解体。第二，当一波罢工被粉碎，工人组织被内部争吵破坏时，革命的工会组织——大国家联合工会解体了。无论是与自由派中产阶级的联合，还是号召一场总罢工，都不能推进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但19世纪30年代的骚乱，证明了广泛的激进情绪之存在。
1838年，新组成的伦敦工人协会发表了一份包括六点要求的《人民宪章》：平等划分选区；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男性普选权；议会任期一年；无计名投票；为议员支付工资。宪章为规模庞大的露天集会所认可：格拉斯哥有20万人参加，纽卡斯尔有8万人，利兹有25万人，曼彻斯特有30万人。一场新的群众运动诞生了。
1839年，一场支待宪章的请愿，征集到了128万份签名以及一次在伦敦举行的宪章派大会，但议会拒绝了宪章并命令镇压这场运动。随后就是大规模的逮捕。来自伦敦的警察将伯明翰的斗牛场变成了战场。纽波特的一场宪章派矿工的武装示威被英军伏击，不少人被枪杀或打伤。
然而，宪章运动迅速恢复，并且能够在1842年发起一场新的请愿，这一次得到了331.5万份签名。同样，这一次又被议会拒绝。一波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风潮，很快转变成一场保卫宪章的政治总罢工。但再一次，镇压中断了这场运动。
1848年产生了第三次高潮，但这一次要弱一些。组织者原本希望征集500万份签名，但最终只有197.5万。而一场计划中的肯宁顿公园大示威，也比预期的要小得多。毫无疑问，许多人打消念头是因为受到了国家暴力的威胁，后者在一排排反对示威的警察、附属人员、军队甚至火炮的部署中，已经暗示出来。但真正的问题，是革命意愿的一次失败：宪章运动领袖们没有做好与政府进行直接对抗的准备。
毫无疑问，宪章运动受害于制度弱点。运动的高潮与经济衰退相一致。当就业率和工资上升时，示威就下降了。而在1848年之后，英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繁荣期。
在19世纪40年代，工人阶级依旧处于胚胎状态。大多数人继续住在乡村，许多住在城镇中的人，是工场主或者自营工匠，而非工厂工人。这就是宪章派中一个地区差异的基础：在伦敦一个更加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和北方新工业一个更加无产阶级的运动。
但政治弱点是更重要的。一些领袖是相对保守的“道德力量”主张者。另一些赞成“物质力量”——示威、罢工，甚至是暴动——但通常易变和犹豫不决。在希望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工作的改革派，和相信这个国家必须被推翻的革命分子——一些人比另一些更加坚定——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鸿沟。
然而，尽管有错误和失败，宪章运动代表了一个新的和革命的阶级爆发性地进入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马克思所说的“它自己的掘墓人”。
1848年革命
尽管欧洲强国们做出了最大努力，拿破仑在1813-1815年的失败并没有让旧制度重新恢复。所谓的“双重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展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变革。
欧洲没有全方位的反动——也就是说，回到一个国王、主教和有头衔的地主的绝对专制中，这有两个无法克服的障碍。首先，是新兴有产者阶层的力量：在商业和殖民贸易中致富的商人；接管了教会土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摆脱了封建枷锁的自由农民。其次，是民族国家为支撑日益增长的人口而增加税收、改善基础设施、发展近代工业和促进繁荣的压力。这种压力采取了军备竞争的形式。强大的军队依赖金融和工业实力。
1815年欧洲被强加的“王座和祭坛”式政权，在形式上是完全反动的，但在内容上并不完全这样。例如，德国在1789年被分割成300个国家。1806年，拿破仑创建了一个莱茵同盟，在这里废除了农奴制，保障了通商自由，并引入了一套单一的法律条例。根据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条款，列强将莱茵同盟交给普鲁士，但其自由改革仍在继续，而且德意志的全部独立国家数量减少到了39个。
因此，德国的政治进步并没有被反转，它不过是被拖延了30年。同时，经济发展在继续，而由普鲁士容克阶层（有官职的贵族）统治下的专制警察国家，与莱茵兰资产阶级的财富及自信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
同样的紧张关系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发现。风暴终于在1848年暴发。一如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惯例，这次又是高卢[1]雄鸡宣告了新的黎明。回溯到1789年，巴黎就庇护了无法打破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最近一次被运用，是在1830年7月。查理十世，1815年上台的波帝王朝国王，在一场为期四天、由他的绝对专制虚荣所导致的城市暴动中被推翻，他被路易·菲利浦代替，后者是王室家庭的奥尔良分支，承诺作为立宪君主而统治。
1830年革命，把权力从旧式贵族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金融资本家那里。七月王朝是一个银行家的王朝——仅有最富裕的1％拥有投票权。
1848年2月，学生和中产阶级要求共和制的抗议受到了警察的攻击。这是巴黎东区城市贫民发起大暴动的一个信号。无套裤汉再次发起示威并打倒了一个国王。
在柏林、布达佩斯、米兰、巴勒墨、布拉格、罗马、威尼斯，及数十座遍布欧洲的其他城市的成功暴动，都是对法国革命的效仿。英国和俄国是没有被“人民的春天”传染的仅存大国。
无论何处，旧制度都被打碎。专制王权撤回了他们的军队，批准了自由宪法，并允许在政府大楼设置新的议会大会。
1848年革命的动力类似于1789年革命。旧制度的警察和军队被工匠、小商人和劳动者的大规模动员赶出了街道，正是由普遍不幸引发的对社会改革的要求，激活了大众。自从1845年以来，欧洲正被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困扰，数百万人失业并陷入穷困。但权力主要转移到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君主立宪派，他们都看到了两个方向，既害怕君主专制复辟，又担心群众性的激进主义。结果是犹豫和无力——这对一场革命是致命的。
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巴黎的新共和国政府宣布，关闭二月建于首都、用以缓解失业的国家工厂。失业者被要求返回他们的乡村，或者加入军队。巴黎的劳动人民再次站了出来。但4万名起义者发现，他们面对的是3万士兵和大约10万名民兵。经过6月23到26日四天可怕的日子，卡芬雅克将军的军队，一个街垒接一个街垒地杀出了一条血路，进入东部郊区，镇压了抵抗者。
六月事件为全欧洲的反革命吹响了嘹亮的号角，1848年下半年和1849年，在每个地方，专制军队攻击激进革命，然而自由派政治家——如组成德意志法兰克福议会的律师和土地所有者——只是发表演说和通过决议。
1848年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几个因素起了作用。1848年的自由派，不过仅仅是英国和法国革命中他们前辈苍白无力的映象。然而，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已经准备将他们的革命向前推进到战胜王室专制的一个决定时刻，1848年的资产阶级领袖们被证明是没有骨气的。
每一次成功的革命——1566年的荷兰，1642年的英格兰，1775年的美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的驱动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这不仅对战胜旧制度，而且对克服资产阶级的保守性，都是有必要的。但1848年还处于胚胎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其所代表的力量对于私人产权还没有构成存在性威胁。小资产阶级在其最有革命意识的时刻，青睐一个小财产所有者的激进民主。相反，无产阶级具体表达了工人控制工厂，以及对社会财富行使集体所有制的可能性。
1848年，无产阶级（除了英国）相对弱小，没有组织，缺少政治意识。对于初期的无产阶级，想要成长为一个能够领导运动过程的、起作用的主角来说，这一年的革命结束得太迅速。但资产阶级已经放弃了舞台。他们害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幽灵”。
在法国，二月革命已经摧毁了君主制度，但六月反革命接着摧毁了群众运动。之后，在1848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一场总统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三年之后，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在一场军事政变后取得了独裁权力。第二年，他宣布建立一个第二帝国，并声称自己是拿破仑三世。
1789和1848年革命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农民的角色。在1789年，农民要交纳封建捐税，因此革命传播到了乡村。而在1848年，封建制度已经被废除，因此乡村依旧平静。这意味着红色巴黎有可能被孤立和粉碎。农民士兵首先打垮了革命者，然后再投票选出路易·波拿巴。
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欧洲其他部分。反革命的乡村习惯于压倒革命的城市。但正如1815年并没有将时钟拨回到1789，在1848年，六月反革命同样不能抹去二月革命的冲击。农奴制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被废除了。有限的宪法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颁布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运动得到了牵引力。从此，民族主义的萌芽不可能继续留在有多种语言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
另一条断裂线已经打开。从爱尔兰到波兰和马其顿，民族主义和社会不满情绪凝聚成一剂烈酒。而经过1848-1873年的经济长期繁荣，一种新的力量将出现，这种力量，有可能使下一次“人民的春天”变成一起真正震动世界的伟大行动。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有时被描述为一种德国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混合体。这是正确的，但不完全。它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纯粹的、与实践脱离的理论问题，而这就忽略了它的核心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由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43到1847年间明确表达出来的。他们的联合成果代表了一种思想革命，堪比艾萨克·牛顿、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成就。他们创建了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范式。
但精确地讲，因为他们知识革命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其实验室也必须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俗。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可能，仅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活跃的革命家，深入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群众斗争之中。特别是在1848年革命的政治熔炉中，他们检验和提炼了自己的理念。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科隆一份革命报纸的编辑。恩格斯在革命军队中充当一名士兵，保卫莱茵兰·巴列丁奈特抵抗普鲁士的入侵。在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二人都被迫流亡国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同时代有关哲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学的观点，并在他们具体现实的直接经验基础上转化它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唯物主义”（其对立面是“唯心主义”——不基于实际经验，在现实中从未被证明的理论）是正确的。
两人都接受过德国哲学的熏陶。在那时德国哲学被乔治·黑格尔（1770-1831）的观点所支配。其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黑格尔辩证法基于两个观念：既“一切事物自身都存在矛盾”；及“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活的基础，而且，一切事物正是因为包含了矛盾，才处在运动之中，并有推动力和反作用力”。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他思考的主要是人类思维的变化。特别的，他把历史看作是自己所称作的“绝对精神”的演变。绝对精神是个重要的概念，它通过自身与一个无法符合其标准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来改变世界。通过将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马克思“骑在了黑格尔头上”。他的要点非常简单：重要的矛盾存在于真实世界而不是人的大脑中，因此真实社会力量的冲突推动历史前进。思考的角色是理解这些力量，以便人们的干预能够更有方向和更加有效。
认真处理现实世界，意味着要学习从其中浮现出的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已经起了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最强烈的是大卫·李嘉图（1772-1823）。李嘉图有了两个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发现。第一是：“一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其的必要劳动的相对数量。”也就是说，人类劳动——而不是资本——是所有财富的源泉。第二，他意识到：“没有利润的下跌，就没有劳动价值的上升。”换句话说，劳动的收益就是资本的损失，反之亦然。工资和利润逆相关。
李嘉图理论的暗示是：有关收入分配的冲突——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李嘉图因此也就揭露了这个系统的高度矛盾性及潜在爆炸性。因为这些，他代表了主流古典经济学的高峰。他的继承者们，从他们自己学科的革命性暗示中倒退，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慢慢地退化成为其如今的贪婪和自由市场的混乱而辩护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马克思继续研究李嘉图经济学的科学洞察力。他的最高成就是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第二和第三卷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从他的论文编辑而成，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这些文章，依旧是对当代世界经济进行严肃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法国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三个知识影响。诞生于伟大的法国革命期间，并被它对人类解放的失败承诺所抚育，法国社会主义分裂成为改革派乌托邦和革命共产主义两个派别。乌托邦主义者——像孔德·德·圣-西门，查尔斯·傅立叶，以及在英国的欧文——相信理性的辩论，好的样板，以及渐进的改革就足以带来社会变革。共产主义者——以格拉古·巴贝夫和奥古斯特·布朗基为代表——没有这些幻想，坚持主张武装暴动是推翻剥削阶级的必要手段。他们的错误是认为一场秘密的地下暴动，就足以引发大众的总暴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对剥削和贫困的憎恨。像乌托邦主义者一样，他们能够想象一个远为美好的世界，而像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们对革命行动是实现它的必须的观点毫不怀疑。但他们与两者有着深远的区别。他们批评乌托邦主义者，因为其天真地相信，富人将自愿地交出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他们抨击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其设想拥有军队、警察及监狱的国家，可以通过一场预谋政变被推翻。只有一场能够动员数百万人的群众运动才能粉碎这个国家，剥夺财产所有者阶级，并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平等与合作的新秩序。
法国大革命在规模上已经足够了，但仅仅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剥削社会。其所缺失的，是一个有普遍利益的革命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已经为他们自己争得了想要的权力。无套裤汉及农民都是小财产所有者。即使最穷的人的也盼望一间作坊或者一个农场。但曼彻斯特的新兴工业无产阶级则完全不同。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缺少财富的工资劳动者阶级，集中在纺织工厂和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它又是这样一个阶级：环境迫使它依据集体选择来思考人类的解放问题。而英格兰的宪章运动已经显示，工人阶级事实上是潜在的革命者。
1789年的教训，1848年的经验，以及恩格斯对于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研究，这一切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朝着一个解决历史之谜的方案。
历史之谜在这里。有史以来人类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意味着消除贫困能力的持续增加。但一小部分人继续享受惊人的财富，而数百万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个谜语可归结为一个机制的问题：谁有能力重新规范世界，使得人类的劳动服务于自己的需要？
答案就在于工人阶级。这部分是因为，它是一个被剥削阶级，在这个体制中没有既得利益，“除了锁链，什么都不会失去”。但对于古罗马的奴隶和中世纪的农奴来说，这也曾经是事实。第二个因素是决定性的。通过个别占有私人财产，工人不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们内在于一个巨大和增长中的全球分工，这样一来，只有集体控制生产、分配和消费手段，才能为资本主义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品。因此，工业劳动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全人类总体解放作为一般利益的阶级。它登上历史舞台，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智力成果之一。
什么是资本主义
为了掌握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社会转变的规模，提醒我们自己注意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另外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的冲击是有用的。这终结了一个稍早时期的基于在荒野中捕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它创造了一个农民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生产他们自己的食物，而农业使生产力和产量的巨大增长成为可能。
这反过来使剩余的积累能够支撑非生产的社会阶层。这些剩余被用于维持军队和从事政治-军事竞争。在这方面，尽管有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还是有一个重要的相似性。比如说，存在于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文明，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以及1700年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之间。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占用农业产生的剩余，并利用它们来资助战争、纪念物，以及奢侈的生活方式。
军国主义与显赫地位都是竞争性的，这个体系是有动力的。它同样也是高度浪费的。战车和寺庙，披挂的武士和城堡，大炮和宫殿从生产性经济部门中消耗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剩余并没有投资在技术革新与进步方面。因此，在前工业社会，人类劳动生产力的增加进展缓慢。
这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一个著名的段落描述了它：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并通过它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所有早期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持续的革命性变革，一切社会条件不停的干扰，永远的不确定和变动，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世界人口在2500年前左右达到了大约2亿。直到200年前才达到10亿。从那时起，它一直增加到了70亿。这意味着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长已经加快了18倍。
据估计，罗马帝国每年生产大约8.5万吨铁。到了1900年，5个主要的生产国，每天就可以生产出这个吨位。今天，5个最大生产国，每小时就可以生产出同样的吨位。
我们如何解释这个转变？答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商品——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基本构件——开始，并解释了它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基于其满足需要的能力，因此一只香蕉的使用价值，内在于其营养成分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基于其与所有其他商品所拥有的共性，工人要求为市场需要而生产它，而这个价值由其市场价格所表示。这时，立即有一个潜在的分离出现：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正在生成的矛盾。人们可能需要香蕉也能得到它，但穷人却买不起。
在前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中，使用价值处于支配地位，商人仅仅是销售剩余的生产者及有需求的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一位约曼农也许会销售他剩余的谷物，为的是买一台新犁。一位富裕的地主也会买下谷物来供给自己的家臣。商人创造了利润，但他的社会角色仅仅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一个经济中间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价值处于主导地位。商人仅仅是为了出售获利而买，他们的原则是为自己使用而交换。当商人的原则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之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就完成了。
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英国的商业资本主义，正是商人通过贸易积聚财富的资本主义。但接着，商业资本的积累也可以在工业革命中的运河、机器和工厂投资中实现。而工业化反过来使更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
到了1800年，资本主义经历了一场指数增长的自动供给过程，是竞争给了它动力——并非古代城邦和中世纪王国的政治-军事竞争，而是互为对手的资本家之间的经济竞争。
珍妮纺纱机意味着一个工人可以生产出8个工人单独完成的纱线。动力织布机能使一个操作者完成6个手织机工人的工作。那些不愿意在新技术上投资的资本家，很快就会因为竞争者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带来的低成本，导致自己定价过高而被逐出市场。他们发现了市场的铁率：经济竞争的压力，迫使每个人都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并且降低价格。利润是衡量成功的标准。更成功的资本家，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了更多利润。这些利润接着被再次投入商业中，以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那么，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竞争性资本积累的体系。这是三种元素动态融合的结果：为出售盈利而买进的商业原则；通过工业革命而实现的劳动生产率转变；以及将经济分割成资本的不同竞争单元。
当然，这个过程的原材料是劳动力。它如今凭借自身力量独立地成为商品，这有一个独特的性质，即消费者可以经常以低于其真实价值的市场价格买到它。两者之间——资本家所付的工资和工人获得的作为回报的商品的价值——的差异，就是利润的源泉。
是马克思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他对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贡献，是总结了：工人的工资，并非其劳动的报酬，而只是其劳动力——他们工作能力的报酬。这个区别就是这个系统的内在机密：如果是前者那样的话，工人将得到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而不会有利润产生；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因为自己的受雇而得到解决一个市场价格，并接着被要求完成更高价值的工作。
要点就在这里。在资本主义下，劳动生产出的财富被工资和利润代表。因此，工资不能代表在生产过程中增大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资本家作为工资购买的，是工人在一个特定时间，以一定水平的技能进行劳动的能力。他所希望获得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量，超过以工资形式支付的价值。两者的区别是“剩余价值”或者利润。
因此，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既被疏离又受剥削。他们的被疏离，源于他们缺少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他们的被剥削，是因为他们不能享受自己劳动的全部价值。经常性的阶级冲突就是其后果。在生产点上，资本家和工人在一场无休止的对过程和回报的争夺中相持。
在其他方面，资本主义也是矛盾的。经济竞争处于盲目和无政府状态。投资的激增导致生产过剩、产品积压，以及倒闭风潮。兴旺变成了萧条。气泡破裂并成为不良债务的黑洞。财富被浪费，而财富的创造机制衰竭了。
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并创造了如此丰富的物质财富，以至于人类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已经有了实际可行性。但这个承诺却被资本主义体系所否认。一方面，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经济的严重矛盾，使其遭受崩溃、衰落和大规模贫困。另一方面，工人的被疏离和被剥削，意味着大部分人的生活被辛苦、贫穷和压迫所毁坏。
工人阶级的形成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阶层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中世纪的农民，有时作为独立的所有者，有时作为集体农庄的一员，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生活所依赖的土地、牧场、林地和犁地。中世纪的工匠，在城市工场中独立从事交易，使用自己的工具，并且是独立行会的成员。
早期资本主义从这种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更高水准上产生。富裕农民变成了农业企业家。最成功的资深工匠变成了大商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由17世纪英格兰被称为“中等阶层”的那部分人推动的。因此，产出和增加以及市场的扩大提高了致富的机会。那些有能力进行土地改良和创建新工场的人，就获得了竞争优势。最富有的商人及农场主，与最贫困的劳动者之间，差距不断扩大。
特别是从17世纪晚期开始，当资本的集中加快时，它首先采取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外加工系统。工匠们继续在自己的住处或者经营场所工作，但如今他是为了商业资本家的订单，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
工厂体制改变了所有一切。从18世纪晚期开始，工业化使得资本积聚速度大大加快。当它这么做时，中等阶层分裂成一小部分工厂主和大多数工资劳动者。后者与大量的一般劳动者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采用这个指代古罗马城市贫民的拉丁术语）。
这个阶级形成的过程——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暴力的过程。农民顽强地依附于其土地。工匠珍视独立工艺品生产的自由和尊严。为制造无产阶级，必须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驱逐、剥夺和贫困化的历史。
英国农民的毁灭从中世纪开始，在16和17世纪被强化，在18和19世纪达到高潮，其首要机制是圈地运动。
中世纪农业以公地为基础。两三块较大的地块被分成条状，分给农民家庭耕作。但既然更多的农业劳动是集体完成，这些条块是没有栅栏的。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多种共同的权利，例如使用林地采集燃料和捕猎，以及利用公地来放牧。
圈地运动给了一个或者多个大农场主挡住土地并将其作为私人财产的权利。因此，圈地意味着驱逐农民。因为这个原因，经过几个世纪之后，在英格兰乡下，圈地依旧是一场充满仇恨的阶级战争的焦点。
一位同时代的匿名诗篇说明了一切：
他们吊起了男人，并鞭打女人，
因他们从公地上偷走了鹅；
但却让更大的恶棍逍遥法外，
而他们从鹅身边偷走了公地。 |
土地掠夺者通常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早期，圈地被一系列议会的《圈地法案》所驱动。这时候的议会，是一个有产者的大聚会。
同时，1814到1820年，在一波旨在创建有利可图的绵羊牧场的清除运动中，萨瑟兰的女公爵雇佣英国士兵去驱逐1.5万名农民，烧掉他们的村庄，并使13万只绵羊重新住入80万英亩族田。
其他人的抵抗因为贫穷而停止。机动纺织机最终使80万手摇织机工人失业。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来自工厂生产的不断增长的威胁，导致了计件价格呈现一个稳固的下滑趋势。
手织机工人并没有平静地离开。他们发起了一场不顾一切的全力行动，形成了一个由神秘的“尼德·卢德将军”领导的秘密运动，并在工厂中展开捣毁机器的攻击行动，在国家镇压下，卢德派被挫败了。1812年，一个大规模的摆样子审讯导致了处决和流放。手织机工人最终因为饥饿而屈服并被驱赶到快速增长的工业城市以寻找工作。
爱尔兰人的无产阶级化则更加残暴。爱尔兰是一个英国殖民地，每个爱尔兰天主教农民都被一个盎格鲁-爱尔兰的新教地主阶级控制。爱尔兰人以巨大的恢复力战斗，但一次又一次，他们的暴动被先进的武器和残酷的镇压所抵制。
从1845到1852年，爱尔兰农民的主要作物，马铃薯，因为枯萎而毁坏。然而地主们为了利润继续出口食物，饥荒杀死了100万人，并迫使另100万人移民海外，总人口减少了25%。
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十多个其他北方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是由英格兰圈地运动、高地清除运动、爱尔兰饥荒，以及手纺机工人及其他手工业工人的贫困所创造出来的。这是饥饿的产物。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必然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强行剥夺农民和工匠对生产手段的控制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引诱去为资本劳动。“这个过程的历史，”马克思解释说，“是用血和火的字母，写在人类年鉴之上的。”
过去250年，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和工匠团体被剥夺产业，被拖入贫困，并转变成工资劳动者。但那样的活力继续影响现存的工人阶级。旧的产业衰退而新产业崛起。今天，格拉斯哥呼叫中心的员工，和一个世纪前的机械工人一样多。
随着工人阶级反复地被竞争性资本积累重新配置，其特征和成分同样也在变化，因此阶级身份、团结和组织的建立过程也必须更新。当马克思讨论这些时，他对比了术语“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就第一个来说，他指的是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关系和经济过程的简单事实，不管工人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身份。就第二个来说，他指的是阶级意识的发展，工会组织，以及主动的抵抗。
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后者是主观决策的结果。工人们可能依旧无知、分裂和消极——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或者他们可能寻求理解自己的处境，团结他们的伙伴，并参加一场改变世界的斗争——成为历史的代理人。
在“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的区别上，人类的未来翻转了。
[1] 法国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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