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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杀与软绑
作者：木君 来源：《新旗》1946年第7期
录入者按：引用得书摘太多了，打字的时候万分痛苦。切入角度不错，按理来讲可以促进人们的深思，这就是好的。录入时的感觉总得而言比录入彭述之派的文章好多了。不幸，我现在离那个时代太远了，很多东西感觉起码隔了一层。
这篇文章没有简单地（也可能是“流俗地”）去纪念李闻惨案，而是去深挖一个相对无闻的孙中原案，从而让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看透特务机构的力量：它不只会直接暗杀，而更会在将目标绑架后在精神上把它毁灭，这要更加厉害。
文章里边有一句话，大意就是，对于那些被特务机构在精神上打垮的人，人们往往扣一个叛徒帽子就了事了，既没有同情，更没有去深挖这背后的道理。这种反思精神，我觉得很好。
李星按：这篇文章谈的内容很重要，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特务机器的本质。作者可能是经历过特务迫害的王凡西。确如录入者所说，这样的文字录入起来，比彭述之一派的许多虚伪说教【当然，也不是全部如此，即便彭本人的文字也不都是虚伪说教】，要有启发的多。）
硬杀与软绑
同在七月中旬，同一个特殊势力，在不同的两个地方，用了不同的两种方法，对付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三个领袖。
人们用手枪在昆明打死了李公朴闻一多，又在北平用汽车请走了孙中原。前者是硬干的，是铁与血的事件，所以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波动了全世界；后者是软做的，是扑朔迷离的，所以不会引起同样反响，甚至为许多人所忽视。
其实前后二者，不过是一个制度的两种手法，一块盾牌的两面。“硬干”固然可恶，“软做”却是尤其可怕的。杀人见血是惨事，但谁能说杀人不见血不更惨些？一颗子弹穿进了血肉之躯，被射击的人倒了，事情清清楚楚：一边是卑劣无耻的凶手，另一边是求仁得仁的烈士。人们的感情也容易安排的：痛恶杀人犯，同情牺牲者。就被害人所代表的思想事业言，一两个人的血往往能换得来更多的代价。可是“软做”方法的情形就不同了，也是凶手对被害人的射击，但他所用的手枪非但无声，而且无形。给击中了的人并不流血，身体还是好好的，顶多不过“神经失常”，可是他一样地倒下来了，精神上倒下来了，甚至被毁灭了。放射这支无声无形枪的人不算凶手，而是“导师”“保母”或“教育者”，而那个被射中的人呢？自然也不是烈士，而是“忏悔者”“改宗者”或者“叛徒”了。这时候人们的感情是如此的：不痛恶凶手，却尽情地鄙视那个被害者，连带甚至也鄙视那个被害者所代表的思想事业。
如此说来，“软做”不是比“硬干”好得多、高明得多、有效得多吗？
所以实在说，硬干早已是过时的方法了，早已不是“科学的”特务制度的正宗。有时还偶一用之者，那不过是占着次要地位罢了，或者，济“软做”方法之穷而已。
我们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起过“软做”，即“再教育”的内容，这里要借孙中原案做个实例，让读者多多欣赏一下这个现代特务制度的高妙艺术。
孙中原案就报纸上的消息看，它的发展经过如下：
一、“七月十八日民盟北平市委孙中原在南池子街被绑失踪。”
二、“十九日民盟华北负责人张东荪、刘清扬联名致函李主任、熊市长，要求营救孙中原。”
三、二十九日，“据政府高级官员二十七日告合众社记者称，孙中原失踪一案，实系其本人主动，孙氏现由政府保护监视。因渠最近曾作反共言论，深恐共党加以不利，故请求政府予以保护……又称：孙氏现患精神失常症，正由医士诊视中，据渠报告医士称，渠渴望与政治绝缘，俾专心办理实业。”
四、卅一日申报驻平记者电：“报载孙中原刻在东城什坊院五十四号休息，记者今日上午十时按址去找，见一位穿黄卡基裤的中年人出来开门，要求见孙中原，他说：‘孙先生洗澡去了’，问何时回来，答：‘孙先生还要去看病’，问害的什么病，说是肠胃病。据说这个地方不是孙中原的家，而是他的朋友的住处，问这个朋友姓什么，那位先生说不知道。”
五、同日据中央社记者说，他曾晤及孙中原，据说孙中原“身体颇健”，又说他并未被绑，实系“七月十八日行至东安门附近，忽遇十年未见老友宝世来，于倾谈时突然病发晕倒，乃由其友送往什坊院五十四号自宅。”
六、同日，北平世界日报公布一封孙中原给李主任的信，说：“因病后苦恼，复因家事万端，一时气愤，避居友人家中疗养……愿于近期返籍，今后继续实业，决不作非法行为……”
七、八月一日，“孙中原专机飞往西安转蓉，行前留书张东荪，声明退出民盟，并指民盟为‘共党尾巴’。”
八、同日据文汇报讯：“闻孙中原已于一日晨避居西苑某处，对外宣传则为返回成都，并自即日起脱离民盟。”
九、八月五日，“民盟华北支部负责人张东荪氏特电蒋主席，要求保护孙氏安全……请电令川省当局邀集各党派无党派人士证明其确为安全与自由……”
十、八月二十日，文汇报南京电，“民盟北平市委孙中原，自失去自由后，正被监视于成都孙氏私宅，传曾受刑，已手足麻木，不能行动。生命安全殊为可虑。”
仅仅上面摘引的一些公开消息，已经达到了自相矛盾的极致：忽而“自请政府保护”，忽而“遇见十年未见老友，由其送往自宅休息”，又忽而是“一时气愤，避居友人家中”。一个申报的记者说他“患病去见医生”，同一天的中央社记者却见他“身体颇健”。更可笑的，孙中原既然“自动”到朋友家去养了几天病，为什么要写信给“李主任”表示“今后决不作非法行为”？更为什么要烦劳行营用“专机”将此“病人”送赴成都？这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宣传，真所谓是欲盖弥彰。
美国的新闻记者见了这些前后的报道弄得莫名其妙，只能说是“谜”，也许是中国式特有的谜，其实这何尝是谜呢？拆穿“西洋镜”，特务制度这杆“无形手枪”在作祟罢了。
我们没有兴趣从这消息中细找矛盾，籍以揭破它们的虚伪与欺骗。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些矛盾太清楚，毋需乎找。我们也毋需采取法学家或实验主义者的态度，从这些矛盾中找“证据”，籍以证明这个“事件”究竟是谁干的。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最近一二十年由成千成万“孙中原”用生命来证明了的事，再不必找什么证据了。我们可以断定，凭事件的本身就可以断定，这是中国现统治者所直辖的特务机关的杰作。
我们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个问题：
特务机关究竟用什么方法完成它的杰作？它有什么法术，能使一个政敌在短短几日内“神经失常”、“灰心政治”、“认罪悔过”、“留书退盟”。并且“专机回籍”呢？
我们知道，特务的第一步是所谓“调查统计”，那就是尾随、盯梢、绑架，无论对什么人，根据一个密告或简单被特务认为形迹可疑，就放一只“眼睛”在他身上，调查他的关系，记录他的往来，然后等一个时期，当特务们认为“统计”已经完毕时，就来一个“一网打尽”，把全数被“调查”到的人不穿制服、不配证章、不拿拘票、不说明机关，就这么简单地将你“干”去了。
第二步是审问，即所谓“疲劳审问”，或所谓“轮番审问”。“干”了来的人立刻有人跟你“谈话”，调着班谈，每班一人或二三人，每班延长二三小时，一班接着一班，不让你有片刻休息。用种种问题：从你的家常谈到国事，从组织谈到理论；用种种方法：从利诱到威吓，从欺骗到硬敲，从送烟递茶吃大菜一直到老虎凳、荷兰水、三上吊；用种种角色：从朋友亲人似的“好好先生”一直到满脸杀气的打手……这样地谈话，这样的审问，毫不间断地，从早晨到晚上，从黑夜到黎明，六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九十六小时……总之，一直跟你谈过去、缠下去，他们是以逸待劳，轮番出战，有似“牛头山”上滚下来的“滑车”，而你呢，给弄得心力交瘁、疲惫难支，有似那个被碾死的“高宠”。
被如此审问的“犯人”，很多会在第一个“遭遇战”中就完全败下阵来的，他缴出武器，满足了人们的要求：“招供机关”与“登报悔过”。
但也有许多人熬下来了，那末暂时把你“优待”起来（把你绝对地孤立起来，使你同家属、同外界、甚至同相等的犯人、更甚至同任何书本隔绝），特务们一方面对外散播你“投降”的谣言，另方面间隔一个相当的日子，再来“疲劳”你一次，或叫你出去，毫没来由地，弄几个粗小子狠狠地揍你一顿，接着一年、二年……最后总有一天解除你精神上的末道防线。如果你这样还不倒下来，那末会有一天，往往是夜间，请你出去，花费一颗“国家”的子弹！没有罪状，没有宣判，自然毋需乎通知家属，你便从此“失踪”了。
孙中原大概在第一次“疲劳”中就“精神失常”、就“悔过认罪”、就“留书退盟”的；不过更可能，孙中原还不曾“倒下来”，他致“李主任”与张东荪的书信都是特务伪造的，所以还不让他自由，还要用“专机押解”赴蓉。
孙中原事件是一个例，一个小小的例；但是特务们的全盘的面目已可以看出来了。它是多么的恶毒、阴险、“违反人道”与“违反理性”呀，但它偏偏是“礼义廉耻”的真实内容！
人们注意李公朴与闻一多的惨死，提出了抗议，举行了追悼，并且要求彻查；对于孙中原事件却淡然地让它过去了，除了张东荪的一个电报之外，我们不见有任何抗议与评论。其实这是错的。
反对特务，首先要反对那“软做”的特务！
提审法的严格执行，人身的切实保障，一切政党合法存在，一切罪犯必须由法院审理，这是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力量首先加以争取的。
不过在为反对特务而从事斗争的时候，我们不愿人们陷入一种错误的见解，仿佛特务制度只是现当局中几个反动的“顽固分子”所发明所主持的，只叫去掉了这几个人，就可以根绝特务了。这是一种错误。
中国的特务制度非但不是某几个“顽固分子”所创造，甚至还不是本国自造的。特务制度这门“科学”与其他的一切科学一样，是从外国学来的。从纳粹的德国，从法西斯的意大利，甚至从堕落以后的史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我们的执政党学来了它；不过抄袭加上了独创，舶来的加上了中国古有的，以致一二十年来，中国的一切科学遭到了摧残，萎缩着，奄奄无生气，唯有这门特务与警察的“科学”，发扬光大着，冶中西文明于一炉，竟是青出于蓝了。
发生特务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大不同的。德意的特务制度建筑在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身上，而目前苏联的特务则为了那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的利益。但它们乃是社会矛盾达到了最尖锐，被压下去的革命尚在威胁，统治层对下层群众十分恐惧时候的产物，却是一样。
中国大资产阶级在二十年前利用了群众的革命，中途又屠杀了群众，出卖了革命，因而获得了政权。这情形使它和广大群众始终立于最不可调和的地位，使它自身始终陷于矛盾威胁与恐惧之中，因而使它向外国去输入了特务制度这门“科学”。
既然中国统治阶级存在的条件决定了特务制度的存在，那末想从现统治的机构中单独挖去这个特务制度，可见是绝不可能的。统治阶级与特务制度是“共存共荣”、“同生共死”的，它只能在一种情形下倒台，即是统治阶级整个倒台的时候。它不能用改良的方法来除去，只能用革命方法来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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