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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间派”（下）
作者：凤冈〔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6年第8期
李星按：本文继续谈“中间派”，即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何前景。这部份文字的缺陷比较明显，是我们多次说过的，一是第四国际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前景的估计完全错误，二是对中共的革命潜力估计完全错误。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大量事实证明，彭述之等人确实主要关注如何钻进战后的资产阶级选票政治，为自己谋一杯羹，而在进军主流暂时无望之余，想方设法聚拢住手底下的一批追随者，作为未来进军主流的一笔资本，王凡西、郑超麟肯定是以推进工人斗争为主要目标的。不能简单的用“如果中共也能革命，还要我们托派干嘛？所以中共必须不能革命”来解释他们对中共革命潜力的质疑。
进一步说，本文也难以免俗的“主流共产主义堕落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危机需要解决——我们托派没有堕落——我们来领导不就行了吗？”的套话，它内在的逻辑，是对工人阶级本身的轻视，让第四国际的主流派很容易就转向更公开的靠拢主流政治，附和左翼改良主义。而像王凡西这样不想跟着跑的人，长时间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
政策与前途
那末怎样产生出目前声势相当浩大的中间派的政治运动来呢？难道它没有社会基础吗？不，它是有社会基础的。我们说它「终于会悬挂在半空中」者，只因这个社会基础虽能造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却不能凝成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之故。目前中间派这个相当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因为下面这三个暂时凑成的条件：一、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政治上初步觉醒，开始寻找道路，他们已开始左倾，但他们的反抗尚限制在和平与合法的范围内；二、工人阶级开始抬头，但在政治上尚未发言，尚未有一个真正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其斗争尚未构成对有产阶级的严重威胁；三、中国共产党远离着城市，同时主张阶级合作，倡言改良，向「民族资产阶级」伸出了手。这三个条件造成了一个合法和平的反国民党运动，这运动恰恰投合了一些不满意国民党统治的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不在位的国民党的军人政客。
可是很显然，这样的条件是易变的，暂时性的。运动如果不中途夭折，那末稍一前进，情形就会两样的。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很快就会缩小起来，它的政治运动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而「民族资产阶级」将首先从这个运动中退开去。
我们说中间派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将首先脱离中间派的运动，那是很少与民主派人士的操守或气节有关的。这是阶级关系，是阶级斗争，个人的性格在此地起着不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虽然对于民主派某些个别的战士表示着尊敬，却必须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的弱点。由于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这个阶级的地位使然，它之参加到中间派的民主运动中来，与其说是领导这个运动，倒毋宁说是来控制这个运动，利用这个运动的。他们所以要这样干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被屏于金融官僚买办的集团之外，不得不用略左的姿态来要挟一下吧了。将来，他们或者控制不了这个运动，或者业已利用了它而得到了相当让步，那末这个「民族资产阶级」都会与国民党立即妥协的。
中间派的人士会觉得我们这估量太泄气，太不尊重「民族资产阶级」吗？那末他们的政治意见便是我们这估量的最好证明。依施复亮先生说，他们的基本立场如下：
一、对内方面：……「一切政策必须能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尤其不能超过今天民族资本家所能接受的程度；」二、对外方面………「支持联合国！……；」三……行动方面……「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
这短短的三点已经说得太明白了：「绝对不能超过今天民族资本家所能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民族资本家」的利益至高无上，一切应该为了「民族资本家」。再换句话说，中间派的广大群众，应该替民族资本家争取利益，保障利益。如果不能遵守这一条「政纲」呢？「民族资本家」就要请他的「敌人」国民党来镇压了。
对外方面，中间派在美苏之间不作左右袒，他们主张「支持联合国」。联合国是什么？一句话，是美国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舆论动员机器吧了。支持联合国即等于支持美国。支持联合国即等于反对苏联。
行动方面之公开标出「和平，改良」，令人想起了甘地先生，他是绝对反对暴力的。如果他所领导的群众越出了「和平斗争」的范围，他老人家宁可对敌人「忏悔」，投降，而不肯作「暴徒」的俘虏。国民党是否比英帝国主义更尊重「和平」些，「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的心里是雪亮的。
目前中间派运动尚在形成阶段，广大群众还只是激于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含糊地憧憬着民主的前途。但是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却是十分清醒的，他们赶紧定下了范围：「民族资本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支持联合国」，「和平，改良」。
兴起后的中间派群众，一旦踏上了真实的斗争道路，能否遵守着领导者的范围呢？绝对不会。群众斗争有其自己的逻辑：或者在萌芽状态就被自己的「领导者」会同敌人将它摘去了，或者一直发展下去，首先越出领导层给设下的圈子，然后逐步左倾，不断深化，一直走到现代社会的革命极限，即打击私产制度，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目前的中间派也逃不出这两个前途：或者，被上层「民族资产阶级」所出卖，中间派群众的政治运动在硬压与软骗之下给扑灭下去；或者，中间派的群众在向左急进的路上，逐层舍弃其上面的妥协分子，以致最后剩着城乡劳苦小资产者大众，他们团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实行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以此根本解决中国的各个难题。可是无论循前一或后一道路发展，中间派要想以一个政治力量独立地长期存在，都于此证明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种力量的政治形态
中间派这一不可避免的分化，在政治组织上，是否一定分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呢？这是不一定的。中间派的上层右翼虽然在政治方向上与国民党同路，但若革命势力澎湃起来，国民党这个原有的政治组织在民众眼中显得太丑恶了的时候，那末一些「民族企业家」，会同了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很可能组织一个新的「民主」政党，有似日本的民政党与政友会，改组为「自由党」与「进步党」一样。
下层左翼方面，很可能转向到共产党去，同时也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政党，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其主要基础，藉以蓄积那些反国民党的广大群众。不过无论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实现出来，结果还是一样：解决不了问题，打不开中国所陷入的僵局。为什么？因为就阶级基础说，中国共产党或类似的新组织都就是中间派，都仍是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大众。这些群众和大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的斗争，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早就表现着了，不管它具有多么进步的意义，但总是沉闷，纠结与无出路的。目前的僵局正是那个斗争的结果，而我们今天的任务正是要打开僵局的。
所以必须有个新的力量出来，同时必须有个新的政治组织出来领导它的斗争。这个新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这个新的组织便是一个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党。
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新的力量？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打开中国的僵局？说起来话长，我们只能简单地从两方面解释这个问题。第一、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与性质使然，因为在中国各阶级中，只有它，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地主完全没有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瓜葛，完全与他们立于反对地位；只有它，与城乡下层小资产阶级没有利益冲突，能够领导他们的斗争直到最后；只有它，控制着全国的生产与运输，也就是控制着全国点与线上的经济命脉；只有它，本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队伍异常集中；只有它，凭生活知道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社会主义的必要。第二、由于中国革命的任务使然。因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与解决土地问题；但要解决这两个任务，首先要用工农政权来代替那与帝国主义及地主结不解缘的资产阶级政府。谁能为工农政权而斗争呢？当然只有无产阶级了。
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然是革命的力量，但他们本身既是复合与庞大的一群，缺乏上述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任何特点，所以他们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革命作用，而绝不能起领导作用。
最后我们要谈到新的政治组织了。在中国具有长年斗争历史的共产党，可不可以取得这个资格？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能否从农民群众的党再度成为无产阶级的党？对这问题，我们的答覆是否定的。一个政党的阶级基础不能随意改变。二十年来始终依靠着农民，迎合着农民，浸透着农民意识，追随着农民路线，以农民群众为基本干部，活动于农村区域的一个政党，即使有好些真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占着领导地位，也不能回复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了，何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又都已在思想上堕落成三民主义者，苏联官僚主义的附庸，服膺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者」了。将来群众运动发展下去，共产党可能移转一部分势力到城市中来，也可能去接近工人阶级，甚至，我们退一步承认，有可能企图把自己的基础重筑在无产阶级身上，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共再度成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它还是不能代替我们所要求的那个新的政治组织，即能够率领无产阶级及城乡劳苦群众去建立工农政权，藉以完成中国的历史任务的。
并非每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都能够忠于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必须武装着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纲领。否则，它仍只能替资本主义服务。所以一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固然重要，但依据着这个基础，建立一个正确的革命纲领却是更重要的。近代史上不少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也有不少自命为「社会主义的」，但真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却只有列宁与托洛次基领导时代的俄国布尔雪维克党。其他如第一次大战终了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权落到了手里，却拿来镇压社会主义的革命，拯救资本主义。英国工党已经多次拿到过政权，但它的作用却是替「他们的陛下」服务，唯一出色的地方，只是他们比保守党服务得更加好些。第三国际转入了史太林时代的各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它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用机会主义帮助中国国民党走上了政权，一九二六年在英国以同样策略帮助工联会的工贼们解决总罢工，一九三三年在德国以「社会法西斯」口号抬上了希特勒，一九三六年在法国用「人民阵线」的策略放过了革命形势，同时期以同样方法在西班牙便利了佛朗哥的胜利。大战期间，以最坏的民族爱国主义帮助了帝国主义的大屠杀，战后，它们又各自以腐败的改良主义，帮助着各个统治者渡过危机，稳定统治，以此来避免革命，并以此来准备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基础上不及法德等国共产党的纯正，而在政策上却与兄弟们同样地掉入了阶级合作与改良主义的泥淖。整个共产党的再生是不可能的，它们再不能自拔于沉溺了二十年的堕落道路了。部分的共产党员，那些真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在未来革命的打击与影响之下，一定会挣脱那无望的史大林主义的，但这将不是表示共产党的再生，而只能构成中国新的革命党的一部分基础。
要领导中国无产阶级从事斗争，要领导这个斗争去打开目前中国的僵局，要发展这个斗争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并最后达到胜利，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具有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工人阶级的新党。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必须团结在这个党内，站在它的旗帜之下。只有这样的政治集团才是目前中国迫切需要的第三种力量。也只有这个力量才有存在基础，才有发展前途，才有胜利把握。这个力量的位置显然不介于国共二党之间，而处于共党之左；不是中间派而是左派。
左派政党的形成与核心
这样一个左派，倘就完成的组织形式言，中国还没有存在；但就政治思想说，它却久已存在了。上面我们说过，当中国共产党离开城市转向农村的时候，党内有一个左派，以中共的创建人陈独秀为首，坚持着原来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要基础的革命路线，并且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左派，即托洛次基派的政纲，成了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一个部分。二十年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最深刻的机会主义的堕落。它由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一往不复地变成了民族的，阶级合作的，拥护资本主义的改良政党。这中间唯有它的左派，在一九三三年以后独立存在，一九三八年以后正式称为第四国际的，始终信守着共产主义的传统，始终忠实于十月革命的遗教。因之，在目前世界上，只有第四国际才是具有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工人阶级的党了。它分享着世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渡过了反动压迫与战争摧残的黑暗几年，现在正在全世界发挥其力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者。这个国际运动的中国分支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它因中国工人阶级之退出政治舞台而陷于衰落无力，它忍受了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屠杀与迫害，但虽如此，它却始终高举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纛。
如今全世界是处在完全毁灭或社会主义胜利的决择中，中国的命运尤其要在这个决择中受到决定。中国如果不经由一场彻底革命而建立了工农政府，由此而解决一切对外的难题，则行将毁灭人类的第三次大战，多半要把中国首先毁灭。因此，我们可以说，要救中国，也正像要救世界一样，必须有一次彻底而广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要实行这种革命，必须有一个能领导这个革命的党。可是在中国现有的诸党派中，唯一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却只有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即十八年前由中共派生出来的所谓「托派」，亦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所以这个组织，在未来中国新的革命党的形成上，一定要占着核心地位。至于共产党以及民主同盟则不能起这个作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中间道路，也就是过渡道路，在未来的真正决斗中它们如果不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方面，必然要回到十足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方面去的。就上层说，这些「中间派」的右倾与反动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对他们存什么幻想。不过就下层的群众说，「中间派」的庞大恰恰表示出革命局势的来临。任何革命少了他们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寄以莫大的希望与同情。我们应该藉行动与言语之助，让中间派的广大群众觉悟到他们所希望的民主和平，土地与民族独立等等要求，只有靠最左的方法，即由工人领导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获得解决与保障，这个觉悟将引导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来参加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并团集其中最大部分于那个革命党的周围。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