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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派”的一次考验
作者：凤冈〔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8年第13期
李星按：本文中，王凡西对解放战争初期，民盟等主流反对派的摇摆，做了分析。值得注意的一点：
代表中共发言的潘梓年，是党报的一个主持者，潘汉年的兄弟。潘梓年的发言，从内容看是挺无语的，属于对“开明资产阶级”一往情深的政治呼唤。难怪王凡西骂他。但今天我们知道，地下党对民盟之类的组织，渗透很深。1950年给美国通报志愿军入朝情报的某民盟大人物，身边的几个得力干部，其实都是地下党。就是说，在40年代后期，中共看待民盟之类的组织，很大程度是当做一个道具，并不当真。可以说，40年代的中共，政治实用主义护体神功已经练到了第九层……
当时的王凡西不知道这些。他把中共当成一般意义的亲苏共产主义政党，深深嵌入资产阶级主流政治而遵从后者的规则。所以，王的判断难免失误。
「国大」直前的最后一次和谈中，所谓「中间派」的政团遭到了一次不很严重的考验，但这考验已经显出了某些「中间派」的原形，打破了不少好心肠的民主人士的幻想，迷糊了最大多数民主派下层群众的意识，因而相当减低了这些群众的热情；不过在另一方面，这考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认识，同时也暴露了史大林主义者在这问题上的执迷不悟。
「中间派」这次考验，对于我们倒不失为一个宝贵的实例教训。
对于这个「中间派」的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使然，它之参加到中间派的民主运动中来，与其说是领导这个运动，倒毋宁说是来控制这个运动，利用这个运动的。他们所以要这样干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被屏于金融官僚买办的集团之外，不得不用略左的姿态来要挟一下吧了。将来，他们或者控制不了这个运动，或者业已利用了它而得到了相当让步，那末这个「民族资产阶级」都会与国民党立即妥协的。」（见本刊第八期论「中间派」）
在同一篇文字的另一个地方，关于整个「中间派」的前途，我们又说过如下的话：
「或者，被上层「民族资产阶级」所出卖，中间派的政治运动在硬压与软骗之下给扑灭下去；或者，中间派的群众在向左急进的路上，逐层舍弃其上面的妥协分子，以致最后剩着城乡劳苦小资产者大众，他们团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实行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建立工业政权，以此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各个难题。」
我们这些个论断原没有什么希奇，只是些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但因史大林主义者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将人们的思想导入了最庸俗的阶级合作理论，以致我们这点点常识性的分析，在乌烟瘴气的政论空气中，竟显得是可贵的预见了。
此次「第三方面」的散伙，正只是「中间派」发展路上的第一步，因之也只是部分地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即：「业已利用了它而得到了相当让步」，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已经「与国民党妥协」了。
此后，请读者们记住我们上引的论断，真实的事变还会一再加以证实。
不过一个革命者决不是「预言家」，他的责任绝不在于等待「预见」之被消极的证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与宿命论无缘，他的全部责任是要发见「天定」的法则，由此以「人定胜天」。既然民主派的发展业已部分证验了我们的预见，那我们的责任就不许我们站在旁边冷看等「全部预见」被证验了再来说「先知」式的风凉话。我们不能这样做，也不忍见民主派的大众被这样对待。当此事变第一次打击了民主派的脑壳之时，革命者的良心只准他对人再度提出积极的警告，再度指出正确的道路。
不过先让我们看看中国的史大林主义者对此事件是如何说法的。在十三卷七期的群众周刊上，有两篇专文关于「第三方面」，其中主要的意思有如下的一些：
「……经过这一次参加国大问题的试炼，民主同盟却愈显出其精神。……」
「……其他诚心投考不幸落第考生（指民社党——冈）只要用功上进……人民决不绝人之路，这次落第了，以后还会有投考的机会，还会有录取的希望！」
「落第的所以会把考题看漏，是因为他们各人都有某种心理作祟；一念之差，竟遗终身之恨！其中最大最凶的一种病，是有意要对中共立异。……」
「我们祈求中国民主同盟必须继承和发挥它自己的光荣传统……学习上海民主促进会与香港民主促进会结成一体的好榜样，以便集中力量……」
中国的史大林主义者从「民主派」上层的第一次分裂上得出了这样的教训。他们不肯「绝」张君劢之「路」，希望他和他的同志们「用功上进」，准备第二次的「投考」。他们指出「民主派」资产阶级之投向国民党，仅仅是「一念之差」，不过是要「对中共立异」，他们认为经过这次分裂之后，「第三方面新生了」，「更显出了精神」，最后，他们希望各个「民主力量」，要像蔡廷锴将军的「民主促进会」一样，能够「结成一体」。
多么可怜与错误的思想！
在史大林主义者的头脑里，阶级是没有的，群众也是没有的。以青年党及民社党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地主的官僚政客，其所以在「国大问题」上「投考落第」，在他们看来，不是因为阶级关系，即不是因为国民党和这些党派同属于中国上层的占有阶级之故，而是因为「一念之差」！就是要对「中共立异」；从这里，作者潘梓年先生便得出一个「大经验大教训」，向那「落第」的考生们说教道：
「一人做事，最要紧是要有自己的是非；不问是非而随声附和，固然是丧失了自己，不问是非而居心立异，不也一样是丧失了自己吗？」
「书生党魁」张君劢读到了这段文字，一定会打个大哈哈，取笑这更加书生气的潘梓年吧。张君劢完全懂得自己的一套，很清楚自己的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应该在什么问题上与在何种限度内对国民党「立异」，或对中共「附和」。他绝对不需要潘梓年替他规定下「凡人…必须…」的教条。
「民主派」领袖们作此种戏剧式的分裂与投降，使得「民主派」群众迷惘而苦闷了。对于他们，一个革命者是应该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给他们以满意的解释与指示的。可是中国的史大林主义者只对他们说：「民主同盟愈显出其精神」了，不要「绝人之路」，这些「变节」的领袖们不过是「一念之差」，只要他们以后听我们的话：「一人做事，最要紧」……如何如何，再把各个领袖的「民主团体」，像蔡廷锴将军的组织一样团结起来，那末「民主派就可以接近胜利」了。
比任何诳骗更有毒的诳骗！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地必须告诉民主派的群众们：绝对不要相信史大林主义者给你们指出的那个「大经验与大教训」。你们从「民主派」一部分领袖的变节与投降中，必须看出所谓「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与国民党代表的所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血脉相通的亲兄弟，是心和面不和的俏冤家，他们之有时对国民党「立异」是完全不足恃的，他们对你们有时说起的民主空话，不过是利用你们作敲门砖时的一些欺骗；在目前这次考验中，虽然某一些领袖动摇了，某一些仍旧坚持着，但这只因为所争者微，将来，如果问题牵涉到了整个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利益时，这些高贵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领袖们，全数会跑向国民党的。中国史大林主义者美化了这些领袖，用唯心的说法来辩护这些人的变节，只证明了他们自己也是「中间派」领袖的同类，他们也不是工农大众的真正代表。在未来的大决斗中经得起试验，而且真正担当得起中国革命之重任的，只有工人贫农以及他们的代表——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目前团集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的。民主派的群众自然与其资产阶级的领袖们不同，你们是真正反对国民党及其代表的阶级的，你们真正要求中国的民主改造，但必须明白，这个改造只能在工农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因此，你们只能围绕在「中共同盟」而非「民盟」周遭，才能解决这些任务。
这是我们从此次「民主派」考验所能得出的真正的「大经验，大教训」！
十二月十五日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