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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战友之死（广东通信）
作者：孙桂华 来源：《新旗》1947年第13期
李星按：本文是广东革命工人陈仲禧的一篇悼文，大概也是唯一对他的奋斗经历有所总结的文字。像陈同志这样的革命工人，在20年代的广东和全中国，曾经成千上万。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关于他和他的同类，可说的实在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
值得指出的两点：
1．在抗战中的军事斗争时期，陈常常“单独行动”，最后被有产者的暗杀团伏击。这种单独行动，其实是乡村游击活动的常见做法。八路军的指挥员在反围剿时，需要分散突围的时候，经常也是指挥员自己或一两个人走出包围圈，到了外线再与队伍汇合。
陈同志之死的真正问题，是他的活动威胁了本地有产者的利益，从而面临后者的“清扫”。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2．在二十多年前，我读郑超麟回忆录里，看到他关于“五个香港工人来开了会就回香港”的只言片语，对比他对瞿秋白如何作诗、苏兆征如何拼酒的描写，当时感到作者对革命工人有着天然的隔膜。这种隔膜来自对社会分工的自然接受，在郑同志的时代，思想上很难打破。
××兄：
战争隔离了我们这么久，最近才转辗从友人处得到你的消息，早两天又看到了你们所办的「新旗」，使我快活极了。过去几年真是艰难的！战争以及它带来的一切苦难，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把人压得死去活来，喘不过气。我个人，几年来的生活自然是想像以外的艰苦；不过你知道，物质的苦难对我从来不算一回事，最难熬的倒还是那精神上的隔绝与孤单，——这在漫长的岁月中，确实害得我够苦。虽然我深信：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我的朋友存在，而且在继续奋斗；虽然我又深信：战争总会过去，光明总要来，革命总要到。可是一种离群的寂寞总给了我无可比拟的烦恼，这烦恼一直延续到知道了你们的消息，读到了你们办的「新旗」。
「新旗」证实了我的所信：不但你们存在，而且全世界我们的朋友都存在；不但你们和他们都存在，而且你们和他们都生长与发展了。这是多么开心的事呢？世界是有希望的，人类的苦不是白吃的，——我当时就如此自言自语。
不过我想，在艰苦的几年中，我们这些为现制度所最不欢喜的「叛徒」，这些个对现制度及其罪恶反抗得最激烈的战士，纵然渡过来了，一定是大有损失的。我约略听到了陈××同志在日敌手中的壮烈死难，也听到了别的一些朋友的英勇牺牲……。我想知道他们的详情，我要把他们的榜样告诉我所团聚的一些青年朋友，使他们的名字与事业永远活在他们心中。
这里，我要先告诉你一位朋友的消息：
你也和他相熟的，这位陈仲禧同志。那年你到香港来，一位黑瘦个子，面皮略麻的造船厂工人，招待你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时期的，便是他。
过去几年我就是和他在一起，在广东的中山县里组织了农民武装队，始终打击着日敌的力量！
不过还是先让我告诉你仲禧的生平吧。他原名陈子，是广东中山县濠冲乡人，死年三十八岁。他是一个贫农之子，没有受过教育，早年在乡耕地为活，但由于他自己的努力，也居然能读书写字。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唤醒了广东的农民，仲禧成了他们的领袖之一，他和自己的兄长都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了当地的农民运动，他积极组织农民协会，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因此他们兄弟俩成了地主恶霸的死敌，贫苦农民的救星。在斗争中，仲禧一度受人狙击，后虽治愈，他身上却始终留着一颗子弹；但他的兄长，则不幸在那时候牺牲了。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在乡不能立足，仲禧亡命南洋吧城，入机器厂学习，一九三〇年回香港入太古厂作工。此时他受了当时共产党左派（即托派）的影响，参加反对派活动；以后六年，他始终留在香港，传播托派思想，并从事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华南支部的组织工作，一九三六年，他在港编印「火星」报，在香港工人中发生了相当影响。
中日战争爆发后，仲禧潜回故乡，组织自卫队。凭了他往日的信仰，很顺利地团集了农民中的年青分子，组成了一支坚强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在中山县麻子及横门一带，与日敌作战多次。仲禧每战总是身先战友，每退总是亲自断后。在一次战役中，仲禧于全部队伍匆忙退过桥梁后，冒着敌人的枪弹，亲自炸毁了渡桥，几致受伤……。此种英勇善战精神，博得了当地民众与全体战友的敬仰。
不过，我必须马上指出，我们的仲禧同志绝对不是一勇之夫，不是张飞型的好汉，而且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是「抗日第一」的信徒。他始终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如此英勇地领导农民抗日，却丝毫不缓和了他对国内敌人与阶级敌人的对立，他顾到贫农的利益，而且首先为了他们的利益。在他的「解放区」里，虽然力量还不足以进行土地革命，但不断在扶助阶级斗争的。
这一点，不但引起了土豪劣绅的不满，不但引起了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的不满，甚至也引起了史大林主义者的不满。在这些人看来，阶级合作乃是抗日的前提。
后来中山失陷，接着香港也失陷了，日敌的势焰更张，跟着汉奸的力量也大起来。过去，高叫「抗日第一」，认为主张阶级斗争便是汉奸的那些先生们，现在却先后做「识时务的俊杰」，竞向「大事已成」的日帝献媚了。仲禧的一点力量于是受到了多方面的迫害，他本人隐蔽起来了，躲在邻近中由县的珊洲坑，秘密指挥着农民们的抗敌肃奸工作；他极其正确地执行着一个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来完成这些工作。
这样，他更引起了全体敌人们的仇恨，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
一个阴谋与暗杀的网撒布出来了：当地的地主们，党棍们，会同了日帝汉奸，组织了一个暗杀团，他们散布在珊洲坑附近，三三两两地伏埋着，想一有机会就除去这个共同敌人。仲禧很精灵，你知道，他料得到他们的把戏。敌人的诡计简直无法实行。不过他太大胆，太自信，也可以说太大意，他还是那样轻易出去，而且时常是只身独行的。一九四四年夏天，有一次，他为了一件工作到蒲山乡去，步行到半路上，冷不防有人对他开了一枪，不幸竟射中了要害。着了枪，他立即拔枪回击，但因受了重伤，不准，两个凶手一起冲上来，对他放了六枪，我们的仲禧同志便这样地完结了。
中山那几乡抗日的贫农们抬回了他的尸体，替他厚葬，还举行了盛大追悼。这些贫苦斗士们立誓要复仇，发愿要继承死去领袖的思想与事业。
多少年来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参加了他的斗争，共尝了他的艰苦，最后，我看见了这位亲爱的同志的死，也看见了他的事功如何深深感动了一些青年战士们的心灵。我不沮丧，虽然我悲哀；我相信着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虽然我眼见了我们队伍中一员大将的损折！
仲禧身后，除了他一生的光荣事迹之外，没有留下什么，他没有妻，自然没有小孩。那年，当你在港的时候，我记得你跟他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讨老婆，他开始笑着回答：「我不要」；你再问，他就比较严肃地说：「何必叫人作寡妇」。这话虽然带着几分儿戏，但又多么清楚地透露着他献身于革命的真诚与坚定！
仲禧死了，你读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一定会十分难过的；怎么能不呢？我们这里的朋友全都刻骨镂心地悲痛过了。这是个多么大的损失呀！一个贫农与工人的结合，一位有经验有勇气的战斗员，一个最忠诚的国际主义的社会革命家，多么难于寻找呀！同时，我们这事业，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又是何等迫切地需要着这样的同志呢？我们损失不起，但是竟损失了。……但愿仲禧的事迹能替我们感召更多的工农斗士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为了死了的朋友，也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希望你能把我这封写得拙劣的信，登载在「新旗」上。
孙桂华上 十二月十三日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