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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机会主义者之利用民主口号
作者：Ernest Germain〔曼德尔〕 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李星按：据录入者考证，本文作者是曼德尔。本文的背景似乎是二战结束后，第四国际内部迅速出现了适应现实、要求在资产阶级政治里寻找自己位置的公开呼声。于是曼德尔在那里“保卫托洛茨基主义”…… 本文的观点，就不评论了，因为基本正确。但是，显然不具有启发性。就是说，一个读者看了以后，不太可能变得更理解阶级现实。为什么呢？至少写作的角度，这个主义者，那个主义者，符合辩证法，不符合辩证法，云云。这个写作角度，以我的浅薄认识，是抽离于阶级斗争，而更接近思维的抽象“运作”。它可能原则上挑不出毛病，但它从目的上，就不追求启发读者的自觉意识，而满足于“我写了正确的话”。
这个写作角度，或者说方式，长期以来，恰好是极为普遍的……
又：本文的翻译风格晦涩难懂，文白杂糅，而时间已经是1948年了。也许，译者以为“理论”就该如此？
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是革命运动中两个对称的倾向，其发生都是由于同样不了解列宁主义战略和列宁主义策略之间的关系。此外，不幸的，这两种倾向又能互相助长。过去一切的革命党中，在反对教派斗争过程内，都发生了中央派的倾向，反之亦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第三国际的历史不过是此类连续性经验之一种悲剧的覆演罢了。我们的运动也不会逃脱此类经验的。领导者的任务就在于如何细心去教育干部，为了防止个别同志付出太多的代价去重覆过去那一切痛苦的经验，为了制止传染病的扩大，当病症终于出现了时候。
教派主义者常常利用列宁主义那些反对机会主义的论据，为的把他们对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之无知输入革命运动中来。反之，机会主义者则常常利用列宁主义那些反对教派主义的论据做外衣，来遮掩他们的理论裸体。显然的，那些论据是决不会减少其正确性的，倘若是一个布尔雪维克党来使用它们，即是说，倘若是在一种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之下来使用它们。但如此，革命的论争者，于解释一个策略问题时候，就负有责任，来仔细斟酌他的一般论据，为的向极左派打击一下时必须跟着向右派打击一下。否则，他自己就有朝相反方向走得太远之危险。工人运动历史教训了我们，这种危险，对于那些以「反对教派主义」为专业的倾向和人物，是特别重大的。因为，我们常说的「教派主义跟随机会主义，如影之随形」，这话如果是对的，那么就有好多的人，他们开始向这个影子作战，不久自己就与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联盟，来反对革命纲领本身了。
列宁主义者，说到利用民主口号问题时候，是从估量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一般的客观局势出发的，又是从由此估量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出发的。策略的问题不过是关于领导群众去接受这个纲领时候必需经过的道路问题，……并非关于群众尚未「了解」这个纲领以前叫群众走其他道路的问题！在列宁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不过是动员劳动阶级用的一些工具罢了。
机会主义者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民主口号问题。他们说，「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尚未提出议事日程」，或「已退出议事日程」了。最好是「这几年间不必空谈它」，而应转向于「更具体的」问题。其次，这些「更具体的」问题切不可时时刻刻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着提出来，而应当离开革命纲领而独立提出来。换一句话说，在这个全时期中，不能为革命要求而斗争的群众，就要仅仅为民主要求而斗争，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以后，当群众意识又「成熟了」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方可以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试在欧洲浏览一下，就可以显示大西洋彼岸那些机会主义者：他们的论据每一点都近似于史大林派领袖们的论据，在欧洲大陆上中央派群中也可以听到这种论据之忠实的回声。
列宁主义对于民主口号之观念和机会主义对于民主口号之观念，其间根本的差异可以概括如下：对于列宁主义者，民主口号不过是发动群众革命行动而用的一些工具罢了，其目的是要创立双权政制；对于机会主义者，则民主口号就成了他们的藉口，为的无限期地把群众革命动员搁置起来，而代之以巧妙的，选举的，议会行动的，党团活动的工作，在「群众组织」中做这工作。列宁主义者规定现阶段性质为一种宣传的和组织的准备阶段，准备群众去从事革命任务；机会主义者则规定现阶段性质为一种「真空」，一种「两出戏间的休息时期」，一种必需的「过渡阶段」，诸如此类。
群众的「民主幻想」
从上述不同的前提就产生不同的结论。在列宁主义者看来，群众的民主幻想乃是偶然性的行情性的历史因素之次要的产物，决不会障碍群众革命行动的。反之，我们现在特别能够利用民主口号，正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独裁倾向面前，这些口号能促进群众动员去反对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目标！机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认为群众既有民主幻想，那就是表示群众将有一个全时期「注目着」议会，将不肯在议会工作范围以外行动。在机会主义看来，群众既有民主幻想，就不能进行革命行动了的。
过去二年欧洲全部经验已经证明机会主义者这般提出问题是如何错误的了。群众跟议会制度（比前都更衰颓的，腐败的和瘫痪的议会制度）渡过短暂的「蜜月」之后，就到处对于议会内的事情失去一切兴趣了。欧洲发生的，没有一件重要的问题，尤其一件「民主」的问题，群众不是自发地采取议会外的行动道路，即胚胎中的革命道路，去解决的。自然，史大林派和改良派要阻止这种行动发生。但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应当解释一下呀：为甚么，由于群众「不了解」之结果，这些运动必须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内呢？
当萨伏衣家的翁伯特（译者按：即意大利国王）迟疑不肯退位时，米兰工人便要以直接行动来回答他。教派主义者此时如果发出「不要君主国，也不要共和国，只要苏维埃」口号，那是有罪的。事实上，那就是等于告诉群众说：「人家在那里准备绳子来吊死你们，你们不必去管它，你们只要耐心读书，等到明白了学问是我们专有物时候，才起来行动。」可是此时如果发出下面的口号：「要求制宪会议迅速行动，叫共产党和社会党立即投票罢免国王，等等」，那就是更加有罪的了。那就是等于摧残了群众的行动的意志，等于把群众推回议会范围内去，群众却是已经走出了这个范围的。唯一恰当的方式提出问题，就是号召群众实行一次总罢工，组织斗争委员会，反对翁伯特和君主国，要求共和国；这就是说，号召群众起来设立那从民主口号出来的革命政权机关。在此条件之下，凡不肯提出行动口号的人，不肯将民主口号联系于斗争委员会口号的人，就不是领袖了，而是运动的绊脚石。恶意的机会主义者将要反驳说：「可是，你们自己，与教派主义者斗争的时候，也曾坚持指出现阶段群众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指出群众尚不能自觉地提出进一步为苏维埃斗争问题。」不错，但是第四国际的全部任务，正是在于解决客观革命局势和群众落后意识之间的矛盾，而非在于简单地提出这个矛盾。闭起眼睛不看这个矛盾，而继续念诵共产主义经文，（如教派主义者所做的），固然是错误的：但是让自己给群众一种过渡性的精神状态所催眠，不将政治路线建立在帮助群众起来担负其历史使命的任务上，反而降低自己的纲领去适应群众中最落后层次之水平（如机会主义者所做的），那也是同样的错误。
无产阶级革命，其客观条件成熟性和主观条件不成熟性，这个矛盾之一种特殊的表现，就是群众意识和群众经验间的矛盾，就是群众思想方式和群众行动方式间的矛盾。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水平自然是低于一九二〇年时候，那时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比现在更加普遍，更加为群众所接受的。反之，第二次大战后，意大利群众行动水平则比第一次大战后更高得多，因为此次行动于一九四三年开始时就采取了成立苏维埃和武装自卫军形式。群众继续投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票，继续留在两党里面，这不过表示群众未曾陷入于政治的怀疑主义罢了；一旦，行动时候到来，无论是为了反对莫索里尼的，或为了反对生活高昂的，或为了反对君主国的，群众行动就更多符合于托洛次基主义纲领，而更少符合于那些出卖阶级的「领袖们」的训令了。自然，这个矛盾一天不得解决，即使有最广大的最坚决的行动也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但是，阻碍着道路，使群众不能走向第四国际的，并非那些「民主幻想」，实是工人运动之全部活动遗产，实是群众对于目前「领袖们」之「革命」作用的幻想，实是惰性和传统的重量，实是托洛次基派组织之物质上的薄弱，实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底狭小，——这一切因素配合起来，就阻止了群众，使之不能迅速投向于第四国际欧洲各国支部。我们自己深信，在工人斗争现时期中，革命党将充分迅速而坚定地强大起来，于无产阶级未曾被人击败以前，就领导之获得胜利。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党首先必须保持其自己的面貌，其自己的旗帜，切不可同那些替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颂扬的人相混处。
民主口号的代数性
机会主义者，从现阶段不可能以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这一点出发，彻底推论下去，便要说：目前的斗争必须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以抵御资产阶级的独裁企图。资产阶级民主之临死挣扎，机会主义者对着，只想借助一些无效的药方去拖延它的生命；列宁主义者对着，则是要借助民主口号来催促它断气。
托洛次基，在与「第三时期」的史大林主义教派作坚韧斗争时候，顺带着也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保卫「腐朽的魏马民主」以抵御纳粹攻击；正是这个「民主」的腐朽产生了希勒特，以后还要产生更多的希特勒的。问题仅在于保卫「工人民主」这个核心，它存在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外壳之内。以这保卫为跳板，从此由守势转为攻势，目的在于结果希特勒之后再结果魏马政制，正如结果了哥尼洛夫之后再结果克伦斯基一般。
重覆以上的话好像是多余的，可是民主口号的「代数性」正可以从以上的话推论出来。当我们努力动员群众去反对君主国（这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完全解体路上的一个障碍物）时候，我们并不告诉群众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比资产阶级君主国「好些」。我们号召群众为之斗争的共和国，其「阶级性质」是我们有意虚悬着的，并非为了我们认为能成立一个「既非资产阶级的又非无产阶级的」共和国，而是为了这类口号恰恰适应于真实斗争中的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群众已经自觉地向一个障碍物进攻了，却不明白知道他们究竟为了甚么而斗争。我们要把共和国口号与整个过渡纲领联系起来，以此努力促进他们去了解他们的斗争的「积极目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把共和国同一连串其他口号联系起来，这些口号都是越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以外去的。次一阶段是甚么，则将由活的历史过程自身来决定。如果，在为「共和国」的斗争中，有斗争委员会出现了，我们就要拿这些委员会的政权去对抗任何民主共和国；然后我们又要为「委员会的共和国」而斗争。如果在这个斗争阶段，委员会尚未曾产生出来，那么我们就要与那巩固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企图分开，我们就要向群众说明：他们并不要在新的商标之下继续他们的贫困生活。此时群众一定会了解我们的。但是我们虽然配合着每一阶段发出适当的口号，我们仍旧是不可和解地仇视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形式的，仇视它的每一机构的，我们并不隐瞒这个仇视态度，并不藉口什么「策略」来遮掩它。
反之，机会主义者，当援引「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时候，当郑重提示资产阶级共和国「较优于」君主国，或一院制国家「较优于」两院制国家时候，就是明白显示他们的思想的来源了。不错，当讨论宪法问题时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最急进的最进步的解决法提出来，向群众解释，让群众知晓，正如当讨论军费预算时候，我们必须批评种种细目，要求缩短军役期限，增加士兵薪饷等等；但这并不阻止我们排斥整个的资产阶级宪法，正如我们始终排斥整个的军费预算案，不管其中采纳了甚么「革新方案」。
固然不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共和国之下比在君主国之下，在一院制之下比在两院制之下，都「更容易」发展些。但现在提到无产阶级面前来的问题，并非挑选一个「容易的」和理想的框壳让它在其中斗争的问题，而是自卫问题，而是保卫自己的阶级生存以抵御贫困，失业，法西斯和战争所招致的灾害问题。这些灾害，这些加于无产阶级头上的灾害，是从一个本源生出来的，即从资本主义衰颓生出来的，无论在意大利君主国中，或在西班牙共和国中，无论在两院制国家（如战前巴尔干诸国）中，或在一院制国家（如战前德国）中，都是一样。在衰颓的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创立一些不同的框壳，仍是不能避免灾害的。若有人只为创立这些不同的框壳，而号召群众起来耗费其宝贵的精力，那就不配称为革命者。列宁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原则上坚定，而所采取的策略无论如何富于伸缩性，仍是有原则的策略。反之，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则经过几次「策略的」跳跃，就走出革命纲领以外去了。
机会主义者既然附加一种「真实的进步的」价值于衰颓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上，而把民主口号看做一种议会式的纲领，为了获取群众的选票或同情，而不看做发动群众行动的手段，那么最后他们自然要抛弃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差别表现最清楚。对于列宁主义者说来，基本的战略仍旧是阶级斗争战略。民主口号得到一种新的重要性，仅仅在其帮助革命党去动员群众以反对资产阶级的限度内，仅仅在其为补助的手段以扩大工人和资本家间思想鸿沟的限度内，这种手段之重要，我们是第一个认识的，——同时也在于它能暴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全部的罪恶，其中最可耻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之公然消失。但所有这些要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即民主口号必须放在反资本主义的公开宣传和鼓动之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必须坚决攻击资产阶级，视之为应替各种自由之消失负责任。
反之，机会主义者则是从分析一种「退兵」或一种「未成熟」出发的，他们看无产阶级不过是争取「最基本民主」的「各种民众」间一种空泛的「士敏土」罢了。同时他们闭口不言这些民众的阶级性。他们不说起资产阶级的罪责，资本主义的罪责，他们叫群众行动去反对某一替罪羔羊，如外国「帝国主义」，「反动」或国王。在这时代，连落后国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也不能为最低限度的「民主」而斗争哩，只能趁群众无力抵抗时在外国帝国主义卵翼下建立其最野蛮的独裁哩，此时机会主义者竟企图在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内寻觅资产阶级「同路人」，竟以为这些「同路人」是向着「真正的民主」走去的。在衰颓的资本主义时代，图谋将资本家（他们要求「自由地」剥削工人）和工人（他们要求废除一切剥削）团结在同一旗帜之下，那正如过渡纲领所说的，是要将民主口号转变为一种绳圈去吊死无产阶级的。实际上，这个「绳圈」体现为一种「同盟」或一种「阵线」或一种「人民运动」，人们奉此名义邀请无产阶级与它的阶级敌人联合一起，来「保卫民主权利」。向那些自称为「托派」的「革命者」覆述以上粗浅的道理，是很不愉快的事情。……
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
教派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民主口号问题上所用的推论方法，其对称性是非常显著的。在教派主义者看来，「现时代」不可以使用民主口号；在机会主义者看来，「现时代」政治上只可以使用民主口号。在教派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本身就是要不得的；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本身就有「进步性」。在教派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加强了」群众的民主幻想；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民主幻想又抬高了民主口号身价，使得「暂时」无革命可能。教派主义者责列宁主义者不该「偏爱」民主口号过于苏维埃；机会主义者则责列宁主义者不该「联系」民主口号于苏维埃。在教派主义者看来，任务在于「先教育群众」，同时避免行动；机会主义者，根本上，重覆同一思想，但他们并不是提出一种解毒剂，而建议一种「免疫法」，即要群众屡犯错误，来「教育」群众。事实上，教派主义者要走入书斋去；机会主义者要走上议会演说台去。如果来不及了，二者都要以自己的罪过指责群众的。二者都很自满，都要指责群众无能了解一种「聪明的」策略，都永不会从事变学得甚么。
这些机械的，图式的思想，是教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所共有的，却根本违反布尔雪维克派的辩证法，这辩证法表现了当代历史基本法则，即配合发展法则。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现在即使在最前进的国家，也是要经过最基本的民主法则的；但是这些要求，即使在最落后的国家，也只有经过无产阶级胜利和资本主义推翻才能实现。
然而，人民仅仅知道现实中有矛盾的因素存在，那还是未能超出思想上经验阶段以外去的，——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起源于这个思想阶段的。须待思想能在无量数的矛盾运动表皮下发现出根本倾向时候，马克思主义方才开始。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最前进的国家，也认识民主口号的重要性，当这些口号被纳入于过渡纲领整体内时候。所以马克思主义者须将这些口号隶属于整个纲领，如同人们将一种补助性的任务隶属于一种基本性的任务那样。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这些口号的插话性和过渡性，认识它们能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从群众运动之发动机转为群众运动之制动机；他方面，只要我们是在衰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是在革命前的条件中生活的，则动员群众以建立双权政制之任务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民主口号不过是解决此任务时所用的许多手段当中的一种手段罢了，没有什么别的意义了。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