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 1947年第15期
（书评）中国四大家族
作者：唐盛 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李星按：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在解放战争时期出版，对揭露蒋党统治起到了较大作用。直到今天，这本书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惜解放以后似乎从未再版，到了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读过它了。
本文是关于它的一篇书评，主要内容是指出蒋党统治下的民国，从抗战前到解放战争，经历的急剧垄断化，证明民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与书的作者陈同志展开辩论。说起来，蒋党的统治，是值得21世纪工人阶级仔细研究的，因为它完整展现了“到底什么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书评作者指出，陈同志谈到蒋党的工业垄断时，居然只谈资产阶级，而闭口不谈工人阶级。这确实很有趣……
《中国四大家族》陈伯达著，长江出版社出版，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政论界已经渐渐从浮泛的政治分析进而为更切实的经济研究了。人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经过八年战争，尤其两年胜利之后，已经认识得相当充分了，现在急欲进一步知道做这个政治基础的中国经济究竟是甚么。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本是十余年前热烈辩论过的，至今这个问题仍能引起人兴趣。但现在人们需要的，还不是那种属于社会学的，「学术性的」，比较抽象的问题，而是另一种问题，更切实的，更具体的，更直接与政治和行动有关的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美国开发中国问题，四大家族或五大集团问题，以及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有无功效问题等等，特别引起人们注意。这些问题是有相互关系的，可以说是同一问题之几个方面。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据我们所知，要算陈伯达先生著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写得最好了。此书的好处就在于搜集了极广博的材料，加以分析和排比，由此得出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独占统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这个结论。书中既有这样的真凭实据，我们对于这个结论就毫无怀疑余地了。
中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事业，完全操在四大家族手中！——或者说操在「五大集团」手中，如陈翰笙先生在美国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的。所谓「五大集团」，乃是在那四大家族之外再添加一个「政学系集团」。这点虽与陈伯达先生所说有点出入，但在我们今天注意之点上是无关宏旨的。总之，现在中国经济乃是独占的经济，乃是操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的独占经济，而国家内政，外交以及文化事业，则是这个独占经济所施行的政策，即都是符合于它的利益的。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们毫不怀疑其正确性），那么由此我们就应当断言：现在中国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且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了，中国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到独占阶段了。
可是，这里，陈伯达先生就与我们背道而驰了。他也承认四大家族所代表的是「金融资本」，但他说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活动，是完全不同的。」（见二页）他又认为四大家族所凭藉的央中交农四大银行，其业务「不是资本主义的性质，而是更集中的封建与买办的性质；其发展并不是反映国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恰是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破产与资本主义的不得发展。」（见二五页）总之，陈伯达先生认为中国的「金融资本」是封建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时，陈翰笙先生在上引的文章中也认为「五大集团」所代表的官僚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的」。这两位陈先生都否认中国现在已到资本主义阶段，都以为资本主义尚在中国发展路上的前面，即都幻想中国能够从独占退回到自由竞争去，或能够从金融资本退回到工商业资本去的。
金融资本支配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事业，如陈伯达先生竭力向我们证明的，——这样一个社会，难道还是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么？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么？一个社会，无论有多少封建残余，无论封建势力尚在活跃，但既然城市支配了乡村，工商业支配了农业，金融又支配了工商业，而且直接去支配农业，那么这个社会便是道地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所有「封建的」「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成分，或者是在迅速消灭之中，或者正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利益扶植起来的，与资本主义本身结不解缘的。把这样一个社会说做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那就是把次要的性质视为主要的性质，而把主要的性质视为次要的性质，或简直闭眼不视这主要的性质。
说中国是半殖民地，说中国「金融资本」是买办性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金融资本之附属物，——这话并没有人否认，而且不能否认。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还是封建的社会，反而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有了买办性的金融资本，为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之附属物，——这是表示甚么呢？这是表示资本帝国主义已经如此深入中国，如此动摇了毁坏了中国旧时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而支配之了，已经能够为资本主义利益去保存甚至发展若干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成分了。殖民地资产阶级，买办与否，总是模拟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好像中国电影模拟好莱坞一般。中国金融资本照样地独占工商业和农业，照样地把「经济的和政治的直接合而为一」，照样地独占文化事业，照样地压迫和剥削境内弱小民族。
但若以为中国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毫无区别，那也是错误的。二者之间确有区别。区别在那里呢？区别仅仅在于二者发展条件不同。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是独立发展起来，而中国金融资本则是过迟的，在外国金融资本「扶持」下发展起来的。譬如两株苹果树，一株是在沃土之上阳光之下生长起来的，另一株则是在瘠土之上，或暗室之中，或其他大苹果树遮蔽之下生长起来的。后一株树也许不会夭折，也许能够开花而且结果，但是同前一株树毕究有所区别，例如高低相差得很厉害。一切区别归根结柢都是由于发展条件不同。可是后一株树毕竟结了果了，虽然是苦涩的，不中吃的，我们总不能否认它是果，总不能幻想：变更一下环境可以使这果还原为花，使这结果的树还原为幼苗。中国金融资本比起美国的来，是小巫比大巫。美国统治菲律滨好久不出乱子，中国统治台湾不到一年半就闹出那场大祸了。虽然如此，我们仍当把中国资本主义看做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了的，已经成熟了的，再不能退回到开花时代了，再不能退回到幼苗时代了。又譬如早种的麦子和迟种的麦子，虽然相差很多日，但迟种的如果能够成熟，即使成色差些，二者收获的日子也是不会相隔多远的。
既然明白了中国是在四大家族所代表的金融资本支配之下，就应当做出结论说：中国资本主义不仅发展了，而且成熟了。由此又应当定出革命斗争上适宜的战略和策略。可是陈伯达先生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以为中国还在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社会，还未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大错特错的。
陈伯达先生的错误，不是他自己的错误，乃是他的党的错误。把一国的统治阶级还原为若干「家族」，如法国的「二百家族」，美国的「六十家族」，以及中国的「四大家族」，这在我们看来不过说明资本愈加集中和集合，愈加独占化罢了，别无何种意义。但在陈伯达先生和他的党看来，则除此意义以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即把统治的资产阶级强分为「独占的」和「自由的」两个部分，而图谋与自由的资产阶级联盟去反对独占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所谓「人民阵线」的路线。「二百家族」「六十家族」等等，正是「人民阵线」时代喊出来的，或那个时代喊得最响的，——可见这并非偶然的事情。中国××党现在走的正是「人民阵线」路线。它起初要同整个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共同建国」（周恩来说），换一句话说，即它要同「四大家族」联盟来统治中国。此时陈伯达先生决不会著作他的「中国四大家族」的。政治协商了一年之后，证明这种联盟不能实现了，于是中国××党便要联合「四大家族」以外的资产阶级来反对「四大家族」，于是陈伯达先生才写他这本著作。书中一开始就攻击三种幻想：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能（一）放弃内战实行和平，（二）放弃法西斯专政实行民主，（三）不当美国帝国主义工具实行民族独立。他说有不少的人抱有这三种幻想，所以他才写这本书。可是他忘记了抱这三种幻想，而且散布这三种幻想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党自身，而且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书中九八页至九九页很明白地说出那个新路线：「事实完全证明，这种罪恶的四大家族，这些完全寄生的腐烂的东西，是不能够有甚么生命的，而民族自由工业，虽然是被美国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所摧残，然而它们却具有历史进步性，是有一定历史生命的东西。……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之下，对于民族自由工业正在不顾一切地加以毁灭，而民族自由工业要战胜这被毁灭的恶运，就必须与农业的农民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依赖农民解放的基础，以保证民族解放，以广大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这才是民族自由工业的唯一出路，再没有也不能够有别的出路。」可是这段话又是幻想，并不减于开始时所攻击的那三种幻想呀。四大家族乃是中国资本主义成熟的果实，如果这果实掉落下来，树株本身也就要枯萎的，决不会再退回去发展民族自由工业的。而且现在帝国主义独占统治的世界也不容许中国发展民族自由工业。希望四大家族让位于民族自由工业，就等于幻想世界各国金融资本能退回到工商业资本去一般。
事实上现在中国所谓「民族自由工业」究竟是甚么？它不是别的，只是抗战以前时代中国资本主义旧形态之残余物。陈翰笙先生那篇文章虽然材料少些，但有一点比陈伯达先生更正确些，即陈翰笙先生认为现在若干家族支配全国经济这种形态，并非古已有之，也不是国民党专政以来就是这样的。陈翰笙先生认为这种新形态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这年起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话很对，我们可以说，抗战以前中国是英日美法德诸国共同开发的殖民地，那时在诸帝国主义国家竞争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还未曾像现在这般集中和集合，还有更多的「自由」活动余地。一九三八年以后，除沦陷区归日本独占外，「自由区」也渐渐落入美国独占了，因为德法英诸国先后退出了。胜利之后，连沦陷区也落入美国之手。战前在多国竞争下的资本主义形态，当然必须改造，使之适应于一国独占。四大家族独占就是这个改造的产物。但改造是困难的过程，旧形态并不能立即消除而完全让位于新形态。旧形态挣扎着，代表旧形态的人物走到反政府的阵营中来，他们向农民和工人献殷勤，以左派姿态出现于政治舞台，希望得到工农赞助取四大家族地位而代之，如同二十年前国民党所经历的。这就是诸中间党派，尤其民主同盟领袖们，所走的路线。四大家族固然没有甚么生命力，民族自由工业也不见得有更多的生命力。
惟有工人以及工人领导下的农民，才能代表一种历史进步性的有生命力的经济。惟有工农联合的努力才能推翻四大家族而在中国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很奇怪的，陈伯达先生在他的书中记起了农民，却忘记了工人。他在论农业独占一章中指示农民斗争的出路，在论工业独占一章中却仅仅指示民族资产阶级斗争的出路，而未曾指示工人斗争的出路。他号召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却不号召工农联合。他简单忘记了中国工人。他殷勤搜集材料，仔细分析和排比，只为了替民族资产阶级服务，而非为了替无产阶级服务。
陈伯达先生这本书，以其广博的材料和仔细的分析，让我们知道中国资本主义集中化和独占化到了甚么程度，但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主张工农联合的人做出的结论，是与他们主张资农联合的人做出的结论，几乎是没有一点相同的，由此可见他和他的党所代表的是哪一阶级的利益了。
（唐盛）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