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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逝世六周年的诗人王独清
作者：张芸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录入者按：大致的感想就是这样的：整个世界的大环境会推着知识分子的认识而走，所以对照今日来看，很多知识分子看似是在过所谓小资产阶级生活，但一旦到了变化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拥有阶级的文艺意识：从个人的艺术走向改变世界的艺术。
具体点来说就是马克思的套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者的生活被战争摧毁了，得以闲情逸致的生活经济基础没有了，那么就迫使作者对世界模糊的感情化的艺术家的眼光变成了具体的分析和具体的愤怒，而这样具体的愤怒是可以和无产阶级产生共鸣的。我想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也是如此，只有社会陷入了不再能够通过经济发展来麻醉人们的意识粉饰太平的时候，才会有人会真正开始愤怒的思考眼前的不公的世界。）
一九四零年九月一日在申报的角落里发现了诗人王独清在沪逝世消息。几年来韬晦了的姓名，忽然显现在人间，姓名回复到人间，本人却已远飏到人世间以外。一时生离的恻恻与死别的吞声，凑而为一，好不令人伤神啊！
当时敌外敌伪盘踞上海四周，租界之内，除却敌伪的新威胁之外，犹有传统下来的旧罗网；以至于两天之后，报上虽有治丧处发出的“追悼会”的通告，终以自愿不暇，接受了朋友的劝告，没有踏进那个“是非之场”，和老友作一次最后的快别。
这遗憾，一直闷在胸中，到今天已经是六年。六年来报章杂志上各色各样几年故人的文字多着，独没有人纪念这位诗人王独清。难道他真的已从一般人的记中消失了？还是有人像宋降臣留梦炎之对文天祥一样：“昔忌其生，今忌其死”么？还是有人格于形与势，有话不敢说么？自问这三者都不是，因而蕴藏于心中的六年来的积郁，在这喊过“胜利万岁！”年余之后的今日，拟稍为杼泻其什一。
要纪念这个卓绝的诗人要怎么说呢？说他的诗在中国新诗中的浪漫派，象征派，未来派以及革命诗的各方面，都有极大的成就，极大的影响，该不是过分的罢？说他的工作，在创造社，广东大学，上海艺术大学，都有极大的贡献，极大的影响，该不是过分的罢？说他的持身，在封建军阀，买办政权，帝国主义，伪组织及其他方面各种各式的威胁利诱之下，没有变节，没有屈膝，该不是虚捧的罢？有人有文而无行，有人有行而无文；而他，是一位文行兼备的诗人，怎么能够不纪念他呢？
诗人的身世
他的出身，是古都长安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王鼎，在鸦片之战为谏阻清廷革林则徐的职而自杀的。他的叔祖王益谦，也做过盐务大官。他生在庚子之乱的前夜，那时的家境，因为他父亲是个不治生产的名士，已经式微。所以民国三四年间，他虽说是十余龄的少年，不得不向报馆投稿，以维持求学的生活费。这一段生活，详载于他的“长安城中的少年”一书中。后来写稿触犯了当局的忌讳，亡命远走日本。民国八年“五四”事件爆发，他带了愤怒由日本跑回中国。那时在时事新报的“学灯”，“少年中国”，以及救国日报的“新文化”做文章；后来又以勤工俭学的姿态，远游到了欧洲。
在欧洲，他过了一大段的流浪时光。到过法兰西，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德意志许多国家；研究过生物学，考古学，希腊文学等等的学科；闹过失恋，颓废，自杀等等的故事；做过工厂零工，植物园园丁，图书馆助手等等的工作。这一段生活，载在他的“我在欧洲的生活”一书中。
民国十四年，国内发生了“五卅”大事变，这事变震惊了中国全土，也震惊了流浪海外而热爱祖国的灵魂，他匆遽地回来。回来以后，与郭沫若，郁达夫一同到广州，担任广东大学教授，后来又任文学院院长。北伐到了黄河，革命告一段落，他被“清党”的扫帚清除出了广东。
再托身到上海租界，主持创造社社务，担任上海艺术大学的教务主任，时间都不十分久长；因为这两个机关，都因清除的关系，贴了封条。
他从此变了亡巢之燕，在租界兜来兜去，毛羽脱落，形容无光；一直继续了十年，一直到他流亡到他界。
最后的三年，生活最为惨淡。一方面出于战事发生后物价高涨，旧友星散，出版界不景气等等，生活无从设法。一方面居住的问题，比以前更严重数倍。以前单是要避巡捕和特务的眼睛，现在更要避朋友熟人的眼睛；因为朋友熟人，好些都掉进了敌伪的毛厕，他们都来拉他一同堕落。而房间难得找到，比现在的上海，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这时每回见他，都是轻声低气，唯恐露出面目；和以前的高谈大笑，判若两人。
一度住在沪西犹太人家的亭子间，那真小得转不过身。他在那里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每天叫茶房买一角小洋的蔬菜，轻容易不走出门外。后来汪精卫的“公馆”就在他旁边，他感到出入不便，连这亭子间也自动放弃。奔走了好些时，才得了一个落脚地点，不料不久就在那个地点一病不起。
据说他害病已经一个多月，因为经济的关系，老困在家里自然疗养；最后送到同仁医院第二院（那时的难民医院），就在当天，在许多受难的难民中间，呼吸了最后的一口空气。
二、诗人的前期作品
余慕陶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写过了一篇“王独清论”，那时正是一大圈的人向诗人围剿的时候。他这篇论文中，关于诗人的作品，是以公正的态度，说得相当详尽。那时候诗人在诗歌方面的著作，还只出版了《死前》《威尼市》《埃及人》及《十二月十一》几种。除最后一种而外，都是大革命以前，即诗人前期的作品。根据这些作品，慕陶先生列举诗人足以代表浪漫派，象征派以及革命时的杰出的诗。那些派别的诗，在欧洲是跨过了好长一段时期；但在中国，因为社会的急剧变化，在十几年之中，便是接二连三地递变。敏感而又富于天才的诗人，他能飞跃地迎头赶上。慕陶先生说：
“王君本身的文学史便是中国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史。……”
“我们晓得：诗歌的历史，在西欧是古典主义过了便是浪漫派主义，浪漫派主义过了便是象征主义，象征主义过了便是目前的新写实主义的革命的诗歌。西欧在每一种运动由开始到结末总得有几十年的时光，因此，要一个作家能一身包括几种运动而且要是这几种运动的独创者或参加者和完成者，实在是没有的。……但是，王君却不为时代所界限，这点当然因为中国的环境根本上就和西欧的不同。”
因为中国的环境不同，所以诗人王独清能够在他的短短岁月中，参加了并完成了这几种运动的诗。他前期的诗成熟到了若何的境地，随便读他哪一本诗集，都可以知道，现在且举一首：
我从Cafè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向那一处走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我从Cafè中出来，
在带着泥醉
无言地
独走；
我的内心
感着一种，要失了故国的
浪人的哀愁……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
这首诗，无论在情调，形式，韵律各点上，与同时期其他人的颓废的象征诗一比较，就可看出他的杰出，无怪郑伯奇先生耍大赞美而特赞美。
三、诗人后期的作品
但是诗人王独清最大的成就，还是后期的作品。后期的作品，一扫感伤的，颓废的，浪漫的各种个人主义的情绪，代之以阶级意识的革命的斗争的情绪。不但内容，连形式都有绝大的变化。他的转换点的“十二月十一”，祝秀侠先生曾经给以这样的评论：
“11 Dec.”是一首正在中国向来诗坛上另开一道路的新体诗。作者想创做新的无产诗的形体以倾发他新的内容。虽然无产诗的形式，未必一定要这样，但这种新的方向却无疑地可以作为诸种表现形式中之一。因为它的火花一般的音调，强有力的颜色，是足以表示无产者的粗暴与勇敢的。”
但因环境关系，自“十二月十一”和“煆炼”以后，除散散落落地发表在杂志以外，就没有见过他的诗集。他在“煆炼”的第一篇“改变”上，自己这么宣言：
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再和你们纠缠！
你们底无聊和感伤，
可惜我再也不能慰安！
……
……
我不是诗人，请你们再莫夸赞，
至少对于你们，我是再不能慰安。
要是我真是诗人，那就再让我煆炼，
煆炼到，我底诗歌能传布到农工中间！ |
诗集“煆炼”中好诗很多，如同“上海的忧郁”，如同“滚开罢，白俄！”都是脍炙人口。以后他便一直煆炼，煆炼，煆炼到死。
死之前的几年中，因为环境关系，简直没有见过他发表的诗。只有一种杂志“破晓”，篇首刊着一首“破晓”的诗，那个作者署名“野佬”，据L君说，就是诗人的假名。
L君虽是一个青年，对于诗有相当的认识；而且也去过法国，这两种关系使他和诗人王独清非常亲近。诗人未曾发表过的新诗，留在他那里的很多，我把我抄来的录几首在下面。
他在一九三六年的“九一八”之后，寄给L君一封信，并附以一首诗，诗没有题名，我想就可以以他第一句“啊，二十九军底士兵！”为名。他的信这么写的：
当“九一八”上海的警察拼命在打着游行的群众的时候，北方丰台却发生了二十九军底士兵与日本军队冲突的事件。但一天之内却有很快地解决了。原来是二十九军底士兵列队向日本军队致敬，然后全体撤退，把丰台全都交给日本军队占领。
他妈的，这哪里像是人做的事！
于是附着下面这首诗：
啊，二十九军底士兵！
这屈服，这耻辱，——
难道不会使你们热血冲上了头顶？
难道不会是你们悲愤交迸的湿泪涨满眼睛？
难道不会使你们气得全身打颤，气得连牙齿都咬出了响声？
啊，二十九军底士兵！
这屈服，这耻辱，——
难道不能使你们底手上添些蛮劲？
难道不能使你们自动地把你们的枪头举平？难道不能使你们自动地瞄准敌人，同时也瞄准你们底上层？——
啊，快违抗命令！啊，快违抗命令！啊，快违抗命令！
二十九军底士兵——北方底士兵！——全国中底士兵！ |
第二年的“七七”，二十九军底士兵果然与敌人开战了，北方的士兵，全国的士兵总动员了，然而他们没有读到这首诗；读到了这首诗，我想我们的战斗意识是要大两样的。
在这诗之后不久的日期中，他又有一首“秋风”：
秋风，秋风，
吹得人遍身生痛……
外国营房顶上的扬威的国旗在闪动，闪动，
更引起了使人遍身生痛的秋风……
这是安南底风，是朝鲜底风，
唵，道地的殖民地底秋风！……
秋风，秋风，
吹得人心头震痛……
外国底军用卡车在马路上到处出动，出动，
更煽起了使人心头震痛的秋风……
但这已经不是中国人底风，
这是印度底风，是埃及底风，
唵，道地的殖民地底秋风！…… |
唉！“秋风！”在秋风里读故人的“秋风”，是多么的难堪啊！
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诗人的故乡长安，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事，报上载着有飞机要去轰炸，于是诗人又写了一首火一般的诗，现在只录他的第二节：
轰炸？谁有权利轰炸？
吹雪的暴风狂扫着的荒废农村……
轰炸？谁有权利轰炸？
刮起的黄沙掩埋着的忍苦呻吟……
轰炸？谁有权利轰炸？
聚集着被剥夺者底悲哀的大地……
轰炸？谁有权利轰炸？
冻在黑色泥土中的饥饿的足迹……
哎！“轰炸！”在这轰炸声中谁又堪读这篇“轰炸”呢？ |
他这些诗，是燃起我们的热情的火焰，同时又是我们心灵上莫大的慰安。但是L君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离开了上海，我就没有机会再读到诗人的怒吼的诗篇。
可是另外有一位民国元勋黄老乡，他和诗人有近三十年的交情。他善于作旧诗，诗人在死前的两三年中，因为世道险恶，朋友寥寥，就常和这位可信赖的黄老乡往来，黄老乡也是满腹不平，他有一首“感怀”，是“八一三”事变后写的。
辛劳开国坐看亡，应比人多泪几行。释手河山成破碎，痛心民物重彫伤。早知未早投闲地，何用余生出战场？事急不问征宿将，中宵闹耳炮声狂。
因为黄老乡只能作旧诗，欣赏旧诗，诗人王独清少年时本有旧诗的修养，于是他们的往还之中，诗人写了不少的旧诗。据黄老乡说：诗人不愿意写旧诗，寄给他的旧诗只是给他看看。我在那里抄下来的很多很多，现录几首于后。
不眠
炮满黑天鼾满楼，一身风病梦难留。尚余热血总思动，便受冷嘲未肯休。复楚不闻兴大业，帝秦偏是旧同游。自怜终被读书误，死把贤奸分到头。
怀鲁迅
平生只三面，匆匆话未长。当公被剿时，我被捧为王。公刀屡向我，我不还一枪。人事难逆料，文坛见沧桑：公忽就王位，我竟变逃亡。大军复剿我，人人倒戈忙。我枪乃相对，公刀不我扬。分明此恩怨，行藏何堂皇！只此一小节，愧杀彼汾阳。爱敌不爱友，为公一回肠。
自挽
自知命似破身船，风浪横冲四十年，片片残骸留旧迹，未曾繁碇高楼前。
这三首诗依诗人自己著名的日期，前两首是作于一九三七年沪战方酣之时，后一首是作于一九三八年冠盖云集陪都之日，离他的逝世不过年余。
抗战发生以后的岁月，是一切人们的思想与节操的试金石。有的人在这巨石之前被碾得四分五裂，有的人则仍旧屹然直立。诗人王独清，则是属于后一类的。他那种劲节高风，我们无须特别表扬，因为我们不属于历史家一类。编排（毋宁说是描写）史实的历史家，才用得着他们那一褒一贬的特殊天才。那些“天才”在敌伪时代的中华日报，时有以“创造社”的史家的姿态而大骂诗人王独清的；而在喊过胜利万岁之后的今日，仍然可以看到。
我们不骂诗人王独清作史，不为他向那些“忌生忌死”之辈辩论。但当他的逝世六周年后的今日，我们要纪念他短短的四十一年的生命史中对于中国诗坛的贡献。
“处在我们现代的文艺家正应该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地域。现代绝不是个人的时代，个人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文学史上自浪漫派以来都是个人的文学，一直到了颓废派，个人主义是达到了熟烂的时期，正和现在的巴黎代表最末的拉丁文明一样。在文艺本身上来说，结果只是走上了“自杀”与“灭亡”的一条路。正因为浪漫派的时代，个人主义还可存在，像拜伦一类的人物也正可以作他英雄的事业，及至到了近代，社会已不能容许这种个人主义的行动，所以摆伦式的人物便再也不能产生，要在近代履行个人主义，那是只有在咖啡馆，只有在贝博场，只有慢性的自杀了。我们据此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觉悟，可以明白现代个人的文艺已失了他的权威，我们所要求的的是民众的文艺家，是置身于普罗列塔利亚中的文艺家。我们愿把文艺献给民众，去安慰他们底灵魂与鼓舞他们底勇气。……”
——选自独清诗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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