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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位女工友的谈话
作者：小记者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的内容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集中体现了旧社会的苦难，而后一部分则是对斗争的反思。两位女工友互为补充地完成了行文。就个人观点来看，后一部分要比前一部分更为重要。两位女工友通过一个基层提供的视角，对工会的问题提出了批判，说明工会作为一个代表工人的机构必须要体现代表性，必须要民主的结构和普遍的监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工会反过来是要危害工人运动的。
李星按：本文是对两位上海女工的访谈，可能经过了编者的后期加工。篇幅不是太长，但谈了不少事。工资和物价，在今天也是工人最关心的。抗战初期的“劳资合作”，疑似暗指中共当时推动的阶级合作/“民族救亡”路线。也谈到了抗战中期，上海工人为了生存的罢工。抗战胜利的喜悦，被工厂停工的生存恐慌取代，通货膨胀引发的罢工，工会领导对工人行动的把持。都谈了一点，但也都很浅。
值得说的一点，就是工会的民主问题。工人在工会里，常常是消极的，几个头目说了算。工人对会务的消极，由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下社会生产里的被动地位所决定，而工会本身，是劳动力市场的议价机关，既然是议价，工人的精神状态也就会跟平时保持一致，也就是消极。只有集体行动的震荡，生活的艰难，生产的打破，比如裁人、关厂，可能迫使工人积极起来。也就是说，工会会员的消极，是他们的阶级身份决定的，一般不会被投票的民主形式所改变。本文旁敲侧击的“工会需要民主”，恐怕还是配合前面指出的，彭述之一方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真民主派”姿态，对工人本身的斗争，包括在工会内推动积极行动的斗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和两位女工友的谈话
早上，送爽的秋风，把晴空吹得比平常更高，一面又把Y君和我吹送到一间狭小的女工家庭。经过Y君的介绍，我认识了这房子的主人，李少英和她的妹妹。她姊妹俩是在一间绸厂里做工的，昨天晚上开夜工，今早回家刚睡了三个钟头，就给我们的敲门声喊醒了。
“真不该这样来打扰人家的甜梦！”我带着不安的心情跟着Y君坐了下来。寒暄之后，略谈了片刻；开始时的不安很快便给她们的爽直和热情赶走，特别是她的妹妹的谈锋，更比我们来得爽利。于是我们道明了来意，请她们从老远的过去开始，把生活的话匣子打开。
“我和她”，少英用手指指比她少一岁的妹妹，开始说：“两人都做了十年左右的绸厂工了。起初，在抗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每天总有一元多，遇到小夜班工作十四五小时，而且生活又容易做，我们就时常可以得到二元，但那时东西很便宜，一个人总可以维持两三人的生活，过得还算好……”
“可是，”妹妹打断了她的话，“这情形并不长久呀！‘八一三’以后，很多厂都停了。大约过了两个多月重新开工的时候，物价已经涨了一倍，而工资却没有加，不但生活不易维持，而且找工做也不易了。工友们要费很大气力才得到增加一点工资，一成也不到。那时工会虽然已经有，但加的工资只是连交会费也不够哩！何况工会不顾我们同意与否便答应对厂方让步了。有些平素好像代表工人说话的人也替他们辩护说：‘现在抗战期间，应该劳资合作，谁要求改善待遇，谁就是汉奸！’不错，合作是很好的，但资方根本没有诚意和我们穷工人合作，他们为了发国难财，才需要我们的合作，等到不需要时便把我们一脚踢开了。所以，我们厂里的工友都不满意工会的让步，因为大家都被生活所迫的没有办法，便自己团结起来，罢工了。结果工资增加到二成，我们得到了第一次的大胜利！”
她的红润的脸上浮起了一丝丝的微笑，旧时的欢乐使她的思潮呆滞了一会。
“胜利后可好得多了，”Y君不愿让沉寂来支配我们这个狭小的空间。她的姊姊继续说了下去：
“但我们厂的代表却受了威胁，到‘一二•八’日本占领租界后，所有绸厂便在当天停了下来，老板不发工资，只是每人给二十元叫我们回乡下去。后来同业公会决定一律发给三十元路费，却用卖不掉的衣料来抵付。那时三十元也不过买两斗多米，教我们怎样回乡，回乡又怎样生活？我们有苦无处诉，而一向劝我们‘劳资合作’的人也不作声了。”
“好在不久有些厂复工了，但从前当过代表的很多都给厂方排除了，工人也只能做临时工，还要写保单，不得要求加工资……这时物价天天都在涨，生活苦到顶点，一人做工几乎连自己也难维持，起初有钱也买不到米，每顿吃苞米粉，更谈不到缝件衣裳了。”
“工人在这种困苦的生活底下，可有什么表示吗？”我插进了一个问题。
“工人不能生活下去，当然要迫得起来要求。但当时的代表都采取妥协的态度，幻想汉奸当局来调解、来改善工人生活；所以叫大家捐出很多钱去‘运动’什么‘七十六号’以及社会局等机关。结果差不多每次罢工都失败了，即使偶然加了一点点工资，也万难赶上物价的速度；另方面在日本鬼子和他的走狗的高压下，一向敢替工人说话的代表却不敢露头角了。”妹妹静静地听，好像有点悲愤了。
“那么，忍受不了痛苦的人都要找‘出路’去吧”！我稍为转换了视线。
“是的，有些不耐烦的工友都以为内地是天堂，所以跑到内地去了，但也有些到苏北去的。”
“有没有回来的呢？”Y君仿佛感到兴趣似的追问一句。
“她们抱着这么大的希望去，当然碰了满鼻子的灰；内地也不见得没有苦吃。于是她们失望地回来了。更坏的，有些离开工厂流浪了几年之后，就变坏了，堕落了，她们不做工而做向导女去了，但也偶然有几个嫁给别人做姨太太的。”
跟着，姊姊代她说下去了：
“但变了的只是少数人。我们和大多数其他的工友一样，都在沦陷区工厂中捱过了最苦难的几年。唯一安慰我们的，是希望重庆政府早日反攻，把东洋人赶去，就有好日子过了。好容易等得有点疲倦时，日本投降的消息才传到我们的耳鼓里。”
“这一天，你们该是空前的高兴了！”我仿佛要故意使她们跌入甜蜜的回忆里似的。
“不消说，开始时我们欢喜得跳跳叫叫，生活也没有心绪去做了，晚上放了工大家都到马路上趁热闹，挤在人山人海中看彩牌楼。谁知‘乐极生悲’，胜利一来，反使大部分的工厂关门了。这次停的时间，比抗战发生时停的还要长久，有些厂停了整整一年，现在还不能复工。现在的法币，和汉奸政府倒台时的法币一样买不到什么东西。谁说我们胜利了呢？”妹妹的疑问表现出有点失望的样子。
“东洋人赶走了，失业工人反而更多，那她们怎样过活？”我问。
“那时，她们大都做女单帮去了，现在连这条路也不能走，于是有家乡的回家乡去了，走投无路的恐怕只好出卖肉体，当什么‘神女’了吧”！
“这样说来，可知‘神女’也是失了业的女子被生活逼迫而成的。最近上海和各地方当局都在捕捉她们，而且说要剃光她们的头发才能使她们改行，好像她们愿意做‘神女’而不愿做其他职业一样！这些先生们多么的慈悲！”Y君显然是气得发抖了。
“现在，你们有工做，待遇又怎样呢？”我把头转向了她的姊姊。
“我们的底薪现在是一元六角，每月按生活指数计算。但大多数工友都做不到这么标准的工资，只有极少数偶然超过了，也要靠原料和机子的便利才能够。现在我们除厂方供膳外，每月大约可以拿到二十元左右。但拿它来开销，却比不上战前的工资哩！”
“工作时间又怎样，休息和读书的机会多吗？”
“我们每天工作十一小时半，中间只有半小时是吃饭和休息的。近两月来因为生意好转，我们每星期轮流开夜工了。但以前每逢星期日休息（纱厂现在还是这样），现在却只有每月一号和十六号两天；而且放假应该是工资照给的，现在却比平日减少一元一角，只照五角底薪来计算。你们想想，要休息就要减少工资，工友们自然要顾着家庭的重担而不顾自己的休息时间了。每月休息哪里谈得上读书，所以现在工友们健康一天天变坏，做上几年工，人便衰老了许多，但智识却没有增加，总是睁大了眼睛也看不懂报纸。……”
“不要说报纸，很多工友就是家里寄来的信，也要请别人来读哩！”妹妹忍不住插了一口。
“那样的待遇，可不是违背了劳工法的规定吗？”Y君怪天真地发问了。
“劳工法不过是白纸上写的黑字。在工人表现得没有力量时，资方当然会违背它。”
“他们违背了，你们可服帖吗？”
“当然不。在半年前，全上海的绸厂就为了争取改良待遇，发动了五十多天的大罢工。当时我们提出要求工资底薪为二元二角，按生活指数计算；每天工作十小时，逢星期日放假，工资照给；女工生产期内，按劳工法规给假八星期，工资照给；等等。结果，争持了将近两个月，经过了无数的压迫、困苦甚至流血，才得到资方小小的让步：底薪从二元二角减到一元六角；每月只放假两天，五角底薪计算；女工生产只给假四星期……。这种让步是很表面的，因为第一，工资按生活指数计算，但生活指数的编制，并没有让工会方面知道，每月公布的指数都与实际生活差得很远。东西一天天在涨，而且一涨就是五成或一倍（例如上月的米价），但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却只增加了些少。这种指数，无论谁都不相信的。其次，四星期的生产给假，很多厂到现在还没有实行。而且还要特别歧视女工，尤其是结了婚的女工更不肯招请，为的是怕她们生产。这样一来，迫得我们女工为了做工就不敢结婚，不敢生育了。”姊姊如数家珍地说了一大堆。
“你们起初能够全市一致罢工，而且支持了五十多天，这种精神实在令人佩服，同时你们生活的痛苦也实在令人同情。但这样有力量的团结为什么不能争取到多点的胜利就结束呢？”我进一步问。
“这事情说起来又是‘一言难尽’了。最初，全市的绸厂工友都被生活所迫，于是经过民主的方式，一致赞成用罢工来争取最低限度的要求，不得到胜利就不复工。正因为是全体一致愿意的，所以才能坚持了这么久。在罢工当中，工会负责人只顾和资方及当局谈判，而不去争取社会及其他工会的同情和援助，以致斗争变成孤立无力；他们又只顾把大权独揽在几个人手上，而不去征求大多数的意见，以致养成工友们依赖几个人独断独行的坏习惯，不能积极起来发挥每个工友的力量；以致当局把这罢工看作是工会几个人所领导和包办的，于是用压力迫他们几个人叫工友复工，他们也不得不‘遵命’。结果，工会几个负责人开会决定让步，劝工友复工了。照我看来，如果他们不把责任包揽在自己身上，一切都让全体工友自己决定，那当局也无法威迫他们，他们也没有权力决定工友复工的。”妹妹这意见当然也有她的独到之处。
“这么团结的行动，换来那么可怜的结果，真可惜！最先由全体一致赞成，最后却由几个人来决定，真不民主！”Y君禁不住大摇其头起来了。
“是的，我们随时地都听见人家在叫民主，争民主。尤其是工会里的人，更是民主前，民主后，几乎是三句不离民主哩！他们天天都在骂别人不民主，有几个甚至在大家面前表示愿为民主而死，因为他们说：‘不民主，毋宁死’！但正是这些民主先生，一向都不让我们工友过问和自己利益有关的事，不让我们发表意见，有时发表了他们也不接受。我们工友已经给人们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什么都好像只能由别人来安排，不管安排得怎样。难道我们应该这样，愿意这样吗？……”
我看见她的妹妹这种越谈越健，但又越想越气的样子，便中途截断了她的话：
“工会这样干法，工友们有反感吗？”
“大多数人都不满意工会这次的决定，而且渐渐产生了很明显的反感。他们甚至要打倒它，另外组织新的。这意见多少是受破坏工人组织的工贼煽动的。分裂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几个月完全拒绝交会费的人却有很多。这种不交会费的行动是消极的，而且可能给破坏工会的人利用来分裂工会。工会是我们工人的母亲，是我们工人团结和力量的表现。如果工会今天不能代表工人谋利益，那只是替工会办事的几个负责人做错或做得不够之故。我们工人可以在自己厂内开会提出意见，由厂代表带去和其他的厂交换意见，开各厂联合会议来改组工会，改正它的政策，推选勇敢和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友去负责，这样工会就可以真正替全体工友利益服务，接受大多数工友的一致意见去做了。”……
少英说到这里，壁钟刚敲了十二声，我们已耽搁了她们两个半钟头，而且知道很多事情了。于是便像满载而归的渔翁一样，深深感激地向她们道了一声：“谢谢你们，再会吧！”
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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